病理学原理概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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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胰腺炎/流行病学;，广东

摘要: 【目的】了解急性胰腺炎在广州地区的发病规律和特点。【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6年至2004年9年间所有住院治疗的27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的发病时间、季节，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的分布以及疾病转归和证候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广州地区急性胰腺炎的发病规律和特点。【结果】从时间分布上看，广州地区的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发病季节上看，夏季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相对较少，而冬季的发病率明显升高;从性别分布上看，广州地区急性胰腺炎的性别比例接近1∶1，男女没有明显差别;从年龄分布上看，20岁以下青少年发病率很低，20～39岁年龄段的发病率最高，40～79岁相对处于一个平台期，发病率有所下降，80岁以上发病率急剧下降;从病程来看，其频数峰值在1周左右，即大多数1～2周内可好转出院;从疾病转归来看，经过中西医结合及时救治，72.9%痊愈，病死率为2.9%;从中医证候特点来看，广州地区的急性胰腺炎患者大多表现为肝胆湿热（69.9%），其次为肝郁气滞（11.7%），痰瘀阻络、中脏虚寒和阳明腑实证型最少（分别为7.8%、7.3%和3.4%）。【结论】广州地区急性胰腺炎在近10年中发病呈逐年上升趋势;发病年龄集中在中青年;中医证候大部分表现为肝胆湿热型;发病的季节多在冬春寒凉及节假日集中的季节，表明该病发病与地区经济发展后饮食不节的生活方式有关，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 胰腺炎/流行病学; 广东

急性胰腺炎是因胰液分泌异常亢进或胰酶在胰管内被激活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而引起的急性局部炎症反应 ［1］ 。其轻症属于中医“胃脘痛、腹痛、胁痛、呕吐”范畴，重症属于中医“结胸、厥逆”的范畴。为了解急性胰腺炎在本地区的发病规律及特点，以利于采集证据来完善和调整今后的防治对策，我们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273例患者进行了全面分析总结。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资料均来源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6年1月至2004年9年间所有住院治疗的273例急性胰腺炎病例。 1.2 研究方法 在病案室进行检索及查阅，资料完整。共收集到急性胰腺炎病历273份。参加人员均为在校研究生，包括外籍研究生，进行国内外学生共同合作。他们均接受过专业基础课程的培训和考核。使用软件为SPSS，所有原始资料均有数码照片存档。

2 结果

2.1 时间分布 结果见图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6年至2004年9年间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中，1996年累计发 1997胰腺炎发病时间分布图病8例，占2.9%;1997年累计发病10例，占3.7%;1998年累计发病15例，占5.5%;1999年累计发病27例，占9.9%;2000年累计发病33例，占12.1%;2001年累计发病36例，占13.2%;2002年累计发病26例，占9.5%;2003年累计发病69例，占25.3%;2004年累计发病49例，占17.9%。

2.2 季节分布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27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季节分布极为明显。1月发病29例，占10.6%;2月发病24例，占8.8%;3月发病32例，占11.7%;4月发病21例，占7.7%;5月发病16例，占5.9%;6月发病17例，占6.2%;7月发病16例，占5.9%;8月发病17例，占6.2%;9月发病25例，占9.2%;10月发病18例，占6.6%;11月发病31例，占11.4%;12月发病27例，占9.9%。结果见图2。

2.3 性别分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1996年至2004年9年间病房收治的27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男性患者135例，占49.5%，女性患者138例，占50.5%，男女性别在发病率上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见图3。

2.4 年龄分布 收入本院的273例病人中没有10岁以下者，其中10～19岁13例，占4.8%;20～29岁49例，占17.9%;30～39岁54例，占19.8%;40～49岁33例，占12.1%;50～59岁36例，占13.2%;60～69岁40例，占14.7%;70～79岁35例，占12.6%;80～89岁10例，占3.7%;90岁以上3例，占1.1%。结果见图4。

2.5 病程 从病程统计图可以看出，急性胰腺炎的病程呈偏态分布，7d的累计百分比为35.2%

2.6 疾病转归

2.6.1 疗效标准 ［2］ 治愈:急性胰腺炎症状、体征消失，淀粉酶正常;好转:急性胰腺炎经治疗后腹痛减轻，淀粉酶正常;未愈:急性胰腺炎症状、体征及淀粉酶均无好转;死亡:生命体征消失。 　 2.6.2 预后结果 治愈199例，占72.9%;好转61例，占22.3%;未愈5例，占1.8%;死亡8例，占2.9%。

2.7 证型特点 除去以手术为主者外，在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例中，证型特点规律如下:

2.7.1 证型类型及分型标准 ［3］ （1）肝郁气滞:腹中阵痛或串痛，有恶心或呕吐，腹胀，舌质淡红，苔薄白或薄黄，脉弦细或紧;（2）痰瘀阻络:脘腹疼痛，呕恶纳呆，痛处固定不移，或腹中有痞块，疼痛拒按，坚硬或固定不移，肌肤粗糙失润，或伴有身体黄染，舌质紫黯或有瘀斑，苔白腻，脉滑或涩;（3）肝胆湿热:上腹胀痛，拒按，纳呆呕恶，口干而粘，肢体沉重，或发黄疸，大便不爽或干结，尿短赤，多有黄疸，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或数;（4）阳明腑实:脘腹痞满胀痛而拒按，腹胀，大便不通，可伴有身热、口干渴、小便黄赤，舌红，苔黄燥或厚腻，脉洪大或滑数;（5）中脏虚寒:面色苍白，口唇无华，呼吸微弱，肢冷汗出，舌淡苔白，脉沉微细。

2.7.2 证型分布 肝郁气滞27例，占11.7%;痰瘀阻络18例，占7.8%;肝胆湿热160例，占69.9%;阳明腑实8例，占3.4%;中脏虚寒17例，占7.3%。 3 小结与分析 既往研究认为急性胰腺炎多见于青壮年或50～59岁男性和60～69岁女性，发病率女性高于男性（约2∶1），但重症胰腺炎则男性高于女性（4∶1） ［4］ ，病情凶险，并发症多，死亡率高 ［5］ ，可达25%～40% ［6］ 。而本组病例的发病特点与上述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从病例数据我们总结出广州地区急性胰腺炎患者特有的发病规律:其发病自1996年以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随着广州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饮食消费不断增加，以及暴饮暴食和嗜酒的不良生活习惯诱发该病有关，这点与其他文献报道相符，如赵芝蓉 ［7］ 报道饮酒占急性胰腺炎发病因素的37%。李淑增 ［8］ 也认为脂质在胰腺内沉积及血脂增高可引起血液粘稠度增加而致胰腺微循环障碍，使胰腺灌注量减少，血流量下降甚 至缺血，破坏细胞膜功能，使腺泡膜稳定性下降，血管通透性增加，氧自由基增加，从而激活血小板活化因子，血小板聚集，血栓素A释放而导致发病;酒精及暴饮暴食所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近几年亦有增加。因此，避免大量饮酒及暴饮暴食是减少急性胰腺炎的有力措施之一。在我院住院的27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季节分布极为明显，夏季的发病率相对较少，而冬季的发病率明显升高。从10月末开始到第2年3月是一个高发时间，从3月气温升高开始，发病率便急剧下降，在5、6、7月天气最炎热的夏季达到一个低谷，形成一个平台期，在夏秋交界的8、9月份开始上升，到冬季再次达到一个高峰，形成一个循环。广州夏季气候炎热潮湿，食欲下降致使暴饮暴食和酗酒等现象减少，从而急性胰腺炎发生率也相应减少。而当气温寒凉时，不良的饮食习惯又会出现，加上主要节日多集中于冬季，所以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也明显升高。本组27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性别比例接近1∶1，男女性别在发病率上差别不大，这与文献报道中年组女性多见发病，年龄以40～60岁为多不符 ［7］ 。这可能因为广东男女饮食习惯基本相似，社交状况趋于平等，从而导致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性别比例接近1∶1。在发病年龄方面，20岁以下青少年发病率很低，20～39岁年龄段发病最高，40～79岁相对处于一个平台期，发病率有所下降，而80岁以上急性胰腺炎发病率急剧下降，这种趋势符合社会和经济学的一般规律。20岁以下发病率很低，是因为青少年受到经济上的限制，极少有暴饮暴食、酗酒等现象。20～39岁年龄段社会应酬多，食欲旺盛，极易成为急性胰腺炎的诱发因素，故其发病率最高。40～79岁相对处于一个平台期，发病率有所下降，因为此年龄段自制力强，保健意识提高，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80岁以上急性胰腺炎发病率急剧下降，是因为老年人不再有过多的社会活动且具有强烈的自我保健意识。急性胰腺炎发病急而且严重，但经过及时治疗治愈也快，大部分1～2周内好转出院，其频数峰值位于1周左右;而且经过及时救治，转归良好，大部分可以痊愈。本组资料显示，急性胰腺炎的病程呈偏态分布，7d的累计百分比为35.2%，13d高达68.5%，15d高达74.4%。也就是说，高于1/3的病人7d内出院，高于2/3的病人13d内出院，接近3/4的病人15d内出院。这体现了急性胰腺炎发病快而严重，经过及时治疗治愈也快的特点。张喜平 ［9］ 认为在急性阶段，针对肝郁气滞，郁久化热，中焦实热，采用通腑导滞、疏肝退黄等攻邪措施，有助于疾病趋缓;在炎症消退阶段则多采用活血化瘀和益气养阴药物而取效。但我院绝大部分患者的中医证型以肝胆湿热为主，故治疗也以清肝利胆、通腑泻下为最多，这可能是广州气候炎热潮湿和饮食甘肥厚腻，易于生湿化热之故。我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取得较好疗效，治愈率达72.9%，病死率仅为2.9%。以上资料对今后广州地区急性胰腺炎的诊疗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更确切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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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芝蓉.不同年龄组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J］.华西医学，2001，16（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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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孤独症；结构磁共振成像；扩散张量成像；磁共振波谱成像；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是幼儿时期一种异质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1]，核心症状主要为语言及社会交往障碍、参与度和沟通度降低以及活动受限的重复刻板行为[2-3]，其高发病率及高致残率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健康问题[4-6]。研究证实ASD患儿早期神经结构具有可塑性，及早诊断并行有效的干预治疗对患儿的预后具有深远的影响。神经影像学技术因其在探索大脑结构和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被广大学者用于ASD诊断中，通过评估脑结构形态、脑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物质代谢等方面来显示ASD病理生理学的改变，为临床对ASD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更可靠、更客观的依据。笔者就儿童孤独症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ASD概述

ASD的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其可能的假说涵盖遗传学、代谢组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等多方面，有研究表明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7]影响大脑神经发育，导致神经元连接不足。研究证实CYFIP1基因的缺失与ASD患者的脑功能和结构连接障碍息息相关[8]。陈永红等[9]认为结构连接和功能连接的神经环路异常导致ASD临床核心症状的重复行为增加及社交行为障碍，推测神经环路异常可能与ASD发病机制相关。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ASD的发病机制，更好地认识疾病并为临床诊断及早期干预治疗提供可行的方案。

2临床评估ASD的手段

临床对ASD的诊断主要依靠患儿的行为表现和症状分析，评估ASD儿童行为特征的方法是基于各种量表工具以及对影响因素复杂性的定性分析，临床应用较广泛的筛查量表主要包括孤独症行为检查量表、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以及儿童孤独症量表；诊断量表包括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诊断量表和孤独症诊断访谈问卷修订版[10]。这些量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ASD的阳性诊断率，但因其主要依赖于临床症状的观察和医生的临床经验，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缺乏客观的神经解剖学及功能方面的依据。神经影像学技术可减少主观影响因素，以更客观的影像学证据提高ASD的诊断符合率。

3神经影像学评估ASD

近年来神经影像学飞速发展，结构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sMRI)、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tensorimaging，DTI)、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resonancespectroscopy，MRS)、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oxygenationleveldependent-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BOLD-fMRI)及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unctionalnear-infraredspectroscopy，fNIRS)技术的应用，能够安全无创、客观地检测ASD患儿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对临床ASD诊断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孤独症患儿存在脑结构和功能异常，包括脑体积异常、脑白质纤维束连接异常、脑组织代谢物质紊乱等神经病理学变化。

3.1sMRI

sMRI采集高分辨率的3DT1图像，通过后处理技术对脑体积测量、脑表面皱褶等进行研究。常用分析方法包括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和基于表层的形态学分析[11]。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可反映孤独症患儿脑体积的变化，ASD儿童的神经生长轨迹存在早期差异，他们的大脑似乎比正常发育大脑增长得更快，脑体积增加约10%[12]。储康康等[13]通过纵向对比分析发现ASD患儿额叶和颞叶的脑白质体积增大，而这些脑区主要与社交情感、语言表达等相关，推测这些区域的变化可能是ASD儿童社交和认知障碍的潜在病理基础[14]。一项Meta分析提出，ASD患儿中央后回和颞上回等多个脑区灰质体积增大，且灰质体积的变化与患者的平均智商显著相关，推测这些变化可能是导致ASD患儿智力低下因素[15]。基于表层的形态学分析主要反映微结构的改变，例如脑表面皱褶程度、皮层厚度等。Kohli等[16]研究发现，ASD患儿某些皮质区域的皮层折叠数量趋向于升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这可能与ASD患儿早期脑过度发育所致。研究发现ASD患儿的纹状体、额叶皮层和颞叶皮层等情感与认知相关脑区的皮层较正常儿童增厚[17-18]，提示脑皮质的增厚或许与ASD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综上所述，sMRI主要通过脑体积和脑表面皱褶细微结构改变观察ASD患儿脑结构的变化，进而辅助临床诊断ASD。

3.2DTI

DTI技术是目前唯一能够无创性在活体内定量评估脑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和方向性的检测方法，对生物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十分敏感，能够直观地显示脑白质纤维束的宏观和微观结构以及白质纤维束的传导通路及其发育变化情况[11,19]，是当前研究大脑白质结构性连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Steinbrink等[20]首次对ASD儿童行DTI研究发现ASD组腹侧前额叶皮层附近、扣带回前部以及颞顶交界处的白质中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anisotropy，FA)降低，在双侧靠近杏仁核的颞叶、胼胝体和双侧邻近颞上沟附近也可见FA降低的其他簇。近年来许多学者[21-24]的研究也发现ASD患儿脑白质FA降低，包括弓状束、扣带束、上纵束、内囊和胼胝体压部等，推测ASD相关神经通路的髓鞘和轴突体积较小及密度降低，导致轴突完整性缺陷和髓磷脂存在受限，进而引起ASD患儿相应临床症状的出现，众多研究结果提示白质结构在ASD患儿发育中似乎特别受影响，表现出髓鞘形成减少，FA值降低，这都表明ASD有一种独特的神经发育模式，并且这种潜在的结构差异可能影响学习和社交沟通能力。DTI通过评估脑白质纤维束的完整性及相关参数变化，可观察纤维束是否损伤及损伤程度，或可为ASD的诊断提供新的见解。

3.3MRS

MRS利用磁共振现象和化学位移作用，以非侵入性技术测量活体脑组织内特定神经化学产物的稳态浓度及其代谢活性，间接反映脑功能状态。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1H-MRS成像，其主要检测的代谢产物包括N-乙酰天冬氨酸(N-acetylaspartate，NAA)、谷氨酸(glutamate，Glu)、γ-氨基酸(gamma-aminobutyricacid，GABA)等。NAA仅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中，是衡量神经密度、完整性及灵敏度的指标，NAA浓度的降低提示中枢神经元结构的完整性及功能的损伤[11]。有学者[25]发现ASD患者丘脑、扣带回前部区域的NAA浓度降低，且NAA浓度越低，核心症状越严重，推测神经元的损伤可能与ASD的临床症状相关。而Glu、GABA分别是中枢神经系统重要的抑制性和兴奋性神经递质，Puts等[26]研究发现ASD患儿感觉运动区GABA水平降低，并认为这可能是ASD患儿触觉功能改变的基础。而Umesawa等[27]发现ASD患者较对照组患者有更严重的感觉超反应性，ASD患者左侧辅助运动区和左侧腹侧前运动皮层的GABA浓度降低，与感觉超反应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表明高阶运动区抑制性神经传递GABA减少可能是ASD感觉超反应的基础。另有学者[28]发现ASD儿童双侧视皮层中的GABA浓度与更有效的视觉搜索能力相关，GABA值降低会导致ASD患儿社交障碍症状加重。他们还发现在右颞顶叶交界处的GABA、Glu、GABA/Glu均减少，提示关键网络中枢的神经元功能受损。MRS通过分析中枢神经系统代谢产物含量的变化来反映脑组织损伤程度，在探测ASD患儿神经元发育及损伤情况具有独特的优势。

3.4BOLD-fMRI

BOLD-fMRI是最基本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其原理是脑组织在执行任务时，相应脑功能区神经元被激活，组织血流量和耗氧量增多，氧合血红蛋白/脱氧血红蛋白比值变化，其T2缩短效应减弱，在加权像上表现为信号增强，形成BOLD-fMRI信号。BOLD-fMRI包括静息态及任务态，在ASD患儿的诊疗中研究较多的是静息态，主要通过患儿脑功能连接情况反映相关脑功能的变化。大量研究显示ASD患儿的神经活动存在异常，他们在认知、语言等区域的脑功能连接较正常儿童减少[29-33]。在一项基于局部一致性(regionalhomogeneity，ReHo)的研究中，学者发现ASD患儿存在多个脑区的自发活动改变，特别是ASD的视觉和语言相关区域的改变[30]。Chen等[31]发现ASD默认网络的影像学标志物与社会反应度的原始评分和模型因子呈负相关。Borras-Ferris等[32]发现ASD儿童默认网络区域之间的低连接性，并且左侧颞中回与右侧颞极之间、左侧眶额前额皮质与右侧额上回之间的脑功能连接降低程度往往与患者社交沟通能力呈正相关。Kim等[33]研究ASD患儿对日常用语的理解能力时发现，患儿右侧额下回的脑激活程度较对照组明显减少，提示语言功能相关的额叶受损。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杏仁核-背侧前扣带回/内侧前额叶皮层连通性降低与ASD社交障碍严重程度相关，而杏仁核纹状体连接与ASD个体的限制性、重复症状严重程度相关[34]。由上可知，BOLD-fMRI可发现ASD患儿脑功能连接中的异常，推测相关区域之间的低连接性与ASD的发病有关。

3.5fNIRS

fNIRS是一种新兴的非侵入性脑功能神经影像学技术，通过向特定脑功能区照射近红外光(650～950nm)，利用近红外光窗口内生物组织的相对透明度，以神经元激活后局部血氧浓度的变化观察神经活动，进而探测大脑功能[35-36]。fNIRS具有设备便携、可移动的优点，可在更自然的环境中研究大脑活动，这意味着fNISR可以更准确地探索ASD的社交沟通障碍[37]。Mazzoni等[37]发现与对照组相比，ASD儿童具有更高的半球间连通性，两侧血流动力学活动有0.02Hz的波动。有学者[38]发现ASD儿童在额中下回及颞上中回皮质激活与ASD严重程度相关，与对照组儿童显示双侧对称激活不同，ASD的儿童在额中下回显示出更多的左侧激活，在颞上中回显示右侧化激活。此外，左额中下回较低的激活和更严重的重复的行为相关联。另有学者[39]发现右半球的血流动力学信号在ASD和正常儿童之间的差异性比左半球更高。Haweel等[40]也发现ASD幼儿的血氧饱和水平检测信号呈偏侧化，在左侧前侧的颞上叶皮层出现低活化，并且这种异常偏侧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fNIRS可探测神经活动引起的局部脑血流变化评估大脑活动状态，因其具有便携和较低的环境要求，在婴幼儿ASD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4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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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银屑病； 中医体质； 个体化防治； 思路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R758.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1-004-01

中医体质理论源于《内经》，历代医家多有发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医家对体质学说开展了广泛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独具中医特色的理论，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个体差异。银屑病中医称之为“白”，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顽固性、难治性、慢性皮肤病。学界普遍认为其发病是一个多因素参与、多基因改变及多阶段发展的复杂病变过程。其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方兴未艾，结合中医传统理论及体质学说对银屑病开展中医体质研究及其相关因素关联性分析，有望为银屑病的防治研究另辟蹊径。本文旨对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意义、路线及存在的问题和前景作一简要概述。

1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渊源 《灵枢・论痛》：“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理之疏各不同……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素问・逆调论》：“是人者，素肾气胜”、《素问・厥论》“是人者，质壮，秋冬夺所用”，上述条文所提的“素”与“质”，即中医体质学理论的最早论述。张仲景《伤寒论》所述喘家、淋家、汗家等表示各种宿疾的体质特点，并认为体质因素与疾病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发病方面，还体现于疾病的发展及治疗诸方面，同时也充分强调体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以及治疗、预后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辨体论治”思想埋下了伏笔。王叔和《脉经》明确指出不同“性气”或“形性”的人，因禀性不同，脉象上有迟、速、大、小、长、短之别，虽无“体质”之名，实为中医体质理论的重要内容。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漆疮候》中云：“人有察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较早地描述了皮肤病中过敏体质对漆过敏的现象。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云：“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是对小儿体质特点的概括，用药强调：“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疮”等，此则以小儿脾弱的体质特征所立的治则与治法[1]。金元四大家从体质影响疾病易感性做了不同的阐述，以及明清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等在著述中对体质特点的论述，乃近代体质学说发展之滥觞。历代医家不仅重视体质在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把人体体质特点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进而更有效地指导辨证处方用药。

体质学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发展，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从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日益深入，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如1982年，王琦编著的《中医体质学说》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医体质学说”这一概念，中医体质学说即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病变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学说[2]。并概括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体质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3]。王琦等[4]提出人体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九种基本体质类型的概念及分类方法，为中医体质研究开创了新篇章，同时也为体质学说在各科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皮肤科体质学说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得发展，如谢氏等[5]对97名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进行中医体质分类，发现平和质、湿热质、气郁质人数较多,共占总数的67.1%，其中平和质PASI评分最低，湿热质、气郁质患寻常型银屑病的机率较其他体质类型高,且发病时多表现为血热型,病情较重，平和质虽也可患病,但多表现为血燥型,病情较轻。

2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意义 随着中医体质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体质分类标准逐步客观化，中医体质与疾病发生发展、辨证与辨体结合用药、运用体质学说指导疾病预防保健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中医体质学说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如中医体质特点与疾病特征、实验室检查、临床实验研究及动物实验研究等不同层面进行了有益地结合，探索其关联性，为疾病的预防提供多条途径，为更多的临床学科开展疾病体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研究方向。

银屑病为皮肤科常见病，发病因素复杂，治疗棘手，通过对银屑病患者体质研究探索该病患人群体质分类、影响因素、形态结构、心理特点等方面的科学规律，更好地运用辨病、辨体、辨证三维有机结合的中医特色诊疗模式，为疾病诊治、缓解期调养、高危易感人群预防提供有益的指导。贯彻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的疾病防治精神，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特色优势。同时，借助现代科学中的生理学、临床流行病学、免疫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病因学等，实现中医体质多学科交叉研究，延伸其研究范围，促进其与科学前沿的对接。

多学科交叉、多层面研究、多中心观察的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必定给银屑病的防治带来广阔的前景，笔者认为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①在学术思想上深化“病理体质学说”、“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辨质调养”等理论在皮肤科疾病中的运用；②在全国范围内将实现大规模的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引入多种相关因素，开展分层次、多中心、纵横结合的综合流调策略，尽量做到调查数据真实、客观、典型、可重复性；③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检测及早期实验室诊断等条目引入银屑病易感相关因素的分析中，以期提供发病微观层面的实验室依据；④计划制定有中医特色的银屑病个性化的防治调养方案及健康管理模式，积极面向临床推广，方便医护人员，造福广大患者。

3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思路 当前中医体质学说的临床研究主要为：中医体质与证得关系研究、体质与疾病相关研究、体质与药物治疗及调体研究、体质与防治保健研究四个方面。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3.1 流行病学调查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医诊断学术语规范》等文献，并结合历代文献调查结果及征询专家意见，拟订的《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表》。参照王琦编制的《中医九种基本体质分类量表》和《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制定《体质分型设计表》、《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调查表》、《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积分评价表》。在国内选取9大调查区域，分属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中南地区、云贵川地区、两广地区、青藏新疆高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台湾海南海岛地区等9大中心，每个中心选取1-2家医院筛选不同类型银屑病患者150-200例，展开银屑病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通过中医四诊资料及皮损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统计银屑病患病体质类型的特异性。

3.2 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通过对银屑病患者进行：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电话等)、发病相关因素(既往病史、家族史、病程、发病缓急)、患病症状体征(皮疹形态、数目、大小、色泽、部位、自觉症状)、舌脉、皮肤专科检查、中医辨证分型、西医分类分期、辅助检查(常规检查、肝肾功能、组织病理)、药物治疗情况、体质类型等条目的统计。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银屑病流行病学数据库》中数据条目进行统计学处理，先进行指标的频数分析，所有相关因素、症状、舌脉等条目均变换为分类变量(0、1)，删除出现频率小于5%或虽大于5%但辨证意义不大的条目，保留30个常变量。分析频数较高的发病相关因素与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的关联性，分析总结银屑病易感危险因素及其权重系数。对所收集的中医症状及体质分析条目等进行系统聚类法样品聚类分析，列出各聚类症状、舌脉、体质指标频数及百分比分布，结合中医理论确定各聚类类别的中医证型和中医病理体质。

3.3 典型银屑病体质微观层面研究 采集银屑病患者皮损或血液组织，采用免疫组化、基因芯片等蛋白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银屑病特异蛋白、易感基因、miRNA、炎性细胞因子网络等方面的检测，或采用皮肤屏障仪检测银屑病皮肤屏障指标等，并将银屑病病症特点、相关易感因素与实验室微观层面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其关联性。

3.4 个性化综合防治方案的制定 根据上述流行病学研究、中医体质调查及银屑病发病相关因素分析结果，并结合微观层面实验室数据，综合分析，适当取舍，制定出初步的规范、量化、操作性强的银屑病中医病理体质诊断标准和银屑病有中医学特色的个性化综合防治方案，同时在临床上根据不同的患者的实际情况建立广泛实用的银屑病健康管理体系。

4 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虽然银屑病中医体质研究及其应用有广阔的前景，然而在实际当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①中医体质分类涉及因素众多，需要建立在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遗传背景、社会心理因素、生活环境差异、职业因素、地域因素、饮食因素、形体气质因素等，所以目前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尚存争议，需要进一步完善，形成相对科学化、规范化的国家标准；②银屑病体质病理学研究为使具有典型性，需要经过多层次、分区域、按病程、大规模、跟踪式的调查研究，需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③制定《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表》和《中医体质量化表》，并在不同地区完成一定数量的病例统计，以及后期进行数理统计，全过程需要精细操作和复杂统计；④研究探索银屑病与体质的相关性，从而指导银屑病高危人群的预防、发病患者的个体化诊疗及缓解期患者的辨体调养，加强该病的防治的可操作性，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银屑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模式，最终实现成果转化，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其周期长、难度大。

由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居处环境的恶化，银屑病的发病率近年来有明显增高的趋势。随着银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工作的深入，从多角度、分层次、多中心、微宏、纵横等方面研究银屑病发病及防治成为当前及今后临床及实验研究的主方向。制定银屑病个性化的防治调养方案及健康管理模式，对广大银屑病患者控制病情、预防复发、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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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宫颈癌 微转移检测 研究进展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中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肿瘤的浸润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特征，也是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I B-11A期的宫颈癌患者若无盆腔淋巴结转移，其5年生存率可达85 %～90 %，而一旦有区域淋巴结转移，其5年生存率则降为30 %～60 %。即使常规病理检查无淋巴结癌转移等高危因素的患者，仍有10 %的患者出现复发和转移。目前对子宫颈癌复发和转移的诊断技术仍然停留在传统病理组织学水平，但是常规HE染色病理检查对于淋巴结微小的转移病灶(

近年来，随着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宫颈癌的微转移检测成为可能[1]。临床上提出了“肿瘤分子分期”的观点，即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与肿瘤的临床分期有机地结合起来，来诊断那些常规检查方法不能诊断的存在于全身各系统中的亚临床转移，使肿瘤的分期更加准确，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宫颈癌微转移检测的价值就在于有助于准确的分期，从而更加有针对性的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减少复发和远处转移，改善患者的预后。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和荧光定量PCR(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FQ-PCR)技术检测CK-19和CK-20 mRNA表达来诊断宫颈癌转移成为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1 微转移概述

自1869年Asworth首次在外周血中发现癌细胞以来，肿瘤微转移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微转移(micrometastases，MM)又称隐性转移(occult metastasis)，一般指非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在发展过程中，播散并存活于淋巴系统、血循环、骨髓、肝、肺等组织器官中的微小肿瘤细胞灶。它可以是单个瘤细胞或独立的瘤细胞灶，无特殊血供，直径小于2 mm，常无任何临床表现，能够逃脱免疫监视、侵犯血管和发展成为肉眼可见的病变。常规检查方法如CT、MRI、单抗放射显影技术、普通病理检查都很难发现。文献中对MM也有下列不同的称谓，如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潜伏肿瘤细胞(occult tumor cell，OTC)、微小残存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播散肿瘤细胞(disseminated tumor cell，DTC)、游离肿瘤细胞(isolated tumor cell，ITC)等。在不同的组织中这一概念又有具体的含义，如淋巴结MM指常规组织学水平淋巴结切片未能检出的转移;在血液中，常规方法不能检测出肿瘤细胞，故任何能检出的血循环中的瘤细胞均属MM;骨髓的MM则指在骨髓抽吸和活检标本中检出了瘤细胞，而患者无任何临床上和放射影像上远处或骨髓转移的证据[2]。研究认为，临床转移一般由MM发展而来，但仅少数MM最终能发展为临床转移。MM的瘤细胞灶常以单个细胞或微小细胞团形式存在，通过淋巴系统、血液循环转移至其它组织器官。也可以直接侵袭周围组织或种植于体腔。MM发展成为临床转移至少经过4个阶段：(1)微量肿瘤细胞自原发灶脱离;(2)适应新宿主代谢环境，逃避宿主机体免疫监控;(3)侵袭正常组织，在新宿主组织中存活并增殖;(4)在新宿主中新血管形成，肿瘤生长。MM的转归取决于癌细胞的细胞生物学特性、机体的免疫状态及宿主器官的微环境。动物实验表明血循环中至少有10 000个肿瘤细胞才可以显性转移，多数发生凋亡，少数进入休眠期，极少数发生增殖。MM灶可长期处于G0期，其增殖与死亡处于平衡状态，只有当机体遭受种种打击或免疫力下降时，休眠中的肿瘤细胞摆脱抑制状态而持续增殖并发展为临床显性转移。

2 MM检测研究现状

2.1 MM检测方法

2.1.1 连续切片 连续切片是最早用于检测淋巴结转移的一种粗略方法，主要是针对手术切除的淋巴结，可使阳性率增加20 %，但缺点是敏感性差且工作量大、粗糙，不适用于血循环、骨髓的MM检测，难以推广。还有应用淋巴结廓清术(clearance technique)(二甲苯-乙醇清除术)和组织培养法、组织微阵列(tissue microarray，TMA)等技术进行MM检测的报道[3]。

2.1.2 免疫学技术 免疫学技术大约有免疫组织化学技术(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IHC)、免疫荧光法(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放射免疫导向法(radioimmunoguided surgery，RIGS)、流式细胞分析法(flow cytometry，FCM)，这些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但是由于抗体的标化和选择、单抗的质量、交叉反应、机体产生自身抗体、结果判断缺乏客观统一标准等因素影响其敏感性和特异性。

2.1.3 免疫磁珠分离技术(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IMS) IMS是新近建立的方法，用以改进血循环中单个瘤细胞的检测。经此方法得到的细胞再进行mRNA分离。富集的样本可以准备作IHC、FCM、IFA、RT-PCR检测，比传统的采用全血直接用于RT-PCR的方法敏感性提高约10倍，可有效检出107个全细胞中的一个肿瘤细胞。另外，通过IMS分离得到的细胞进行PT-PCR研究，可以有效避免由血液不正常转录而导致的假阳性的产生，提高RT-PCR检测方法的特异性。

2.1.4 分子生物学方法 检测MM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有核酸杂交法(如Southern、Northern印迹杂交法)、突变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法(mutant allele-specific amplification，MASA)、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及近年出现的荧光定量PCR技术(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FQ-PCR)。PCR技术又称体外基因扩增方法，由美国的Kary Mullis博士在1983年发明，并于1985年公开报道，1993年荣获诺贝尔奖。1991年Smith等首次应用PCR技术检测到血循环中存在转移的肿瘤细胞。之后PCR技术被广泛应用于MM的研究。PCR、RT-PCR检测具有高度敏感性、特异性，可准确检测1 g组织或1 mL液体中的1个癌细胞[4]，被认为是目前检测MM的最有效的方法。RT-PCR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检测时间相对较短，能在24～48 h内得出结果，同时可检测多个标本;免疫组化法仅能反映标本的局部，而RT-PCR能反映整个标本的情况;RT-PCR操作方法固定，相对易标准化和易控制，人为干扰因素少，且判断结果较形态学方法客观且准确。其缺点是技术要求较高，严格要求新鲜标本及其迅速处理，易受污染。还有PCR结合单链DNA构型多肽分析(PCR-SSCP)、异源双链分析法(HA)、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杂交法(PCR-ASO)、PCR产物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肽分析法(PCR-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 assay，PCR-RFLP)、DNA直接测序技术(DS)。FQ-PCR技术是由美国Applied Biosystems公司在1996年率先研制成功的荧光定量技术。该技术是根据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FRET)原理，设计相应的荧光标记核酸探针，通过PCR反应对相应靶DNA进行均相定性定量测定的技术[5]，具有操作简便、快速、结果判断客观、重复性能好、定量范围宽(可包括0～1 014个拷贝/L)、无需样品梯度稀释、高灵敏性、高特异性、高精确性的特点，采用完全封闭式的操作系统，不需PCR后处理，克服了传统的PCR技术易受污染、造成假阳性等诸多缺点。配以相应的荧光PCR仪，整个PCR过程可实现自动化，且耗时短、操作方便，较之传统的定量方法劳动强度小，易于标准化和推广应用。因此，FQ-PCR技术是基因诊断、疗效评价、技术创新和临床研究的高新技术手段，具有广泛的开发应用前景。

2.2 MM检测的标志物 当今，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肿瘤标志物种类众多，MM检测的特异性取决于检测的标志物。标志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特异性基因:包括染色体异常、基因点突变、基因缺失等。正常组织一般不伴有这些改变，检测相关特异性基因可诊断MM，如p53、ras、DCC、erbB-2等。(2)肿瘤特异性标志物:指在肿瘤细胞中存在而在正常细胞中不存在，如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酪氨酸酶、前列腺特异抗原(PSA)、人瘤病毒(HPV)、易位融合基因EWS-FLI1等。RT-PCR或者FQ-PCR法检测CEA mRNA常用来检测各种消化道肿瘤和乳腺癌的MM。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细胞和黑色素瘤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关键酶，此酶基因转录物的检出可提示转移性黑色素瘤的存在。(3)组织特异性标志物:指在肿瘤起源组织中存在，而在其他组织中不存在，特别是在淋巴细胞和血细胞中不存在，如粘蛋白(mucin)、细胞角化蛋白(cytokeratin，CK)、雌激素受体(ER)及肿瘤抑制基因maspin等。组织特异性标志物及其基因只在特定的组织中表达，如CK仅在上皮组织中表达，正常情况下不存在于间质组织中。如果在间质组织中扩增出CK的表达，则表明有上皮源性肿瘤细胞播散到间质组织中。文献报道，CK19、CK20、多形上皮粘蛋白的核心蛋白(MUC1)这几种标志物都在上皮组织以及上皮来源的肿瘤中高度表达，在正常淋巴结和外周血中均无表达，显示了较好的特异性，因此可作为乳腺癌、胃癌、肺癌、结直肠癌及官颈癌等起源于上皮组织肿瘤的组织特异性标志物[5]。(4)转移特异性基因。(5)肿瘤伴随的病毒。利用任何一种标志物虽然都可能建立一种检测MM的方法，但理想的标志物应同时具备敏感性和特异性。

3 宫颈癌MM的研究

MM的检测在多种肿瘤的研究中显示出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在乳腺癌、肺癌、胃肠癌、肝癌、胰腺癌、食管癌等实体瘤的研究中，人们已发现MM的阳性检出率与患者的预后有密切关系，并可早期诊断肿瘤的复发和远处转移[6]。研究表明由于90 %以上的宫颈癌患者可检测到人瘤病毒(HPV) DNA，HPV DNA的E6/E7基因整合到宿主基因并稳定表达与宫颈癌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对宫颈癌MM的研究，多年来人们主要将焦点放在盆腔淋巴结及外周血中HPV基因的检测上。

研究报道宫颈癌淋巴结HPV检出率为14 %～71 %，宫颈鳞癌转移灶HPV16的阳性率为71 %(5/7)。Burnett采用PCR技术检测了21例IB期宫颈癌患者盆腔淋巴结HPV的表达，常规组织病理学证实阴性的74个淋巴结中，复发患者的HPV DNA检出率71 %，显著高于未复发患者35 %，提示该指标是复发的高危因素。Ikenberg等[7]检测了21例IB～IIB期HPV16阳性宫颈癌患者的淋巴结，常规病理组织学证实淋巴结均无癌转移，随访后发现淋巴结显示HPV强阳性的12例患者中，8例患者于3年内死亡，而无HPV强阳性的患者均长期存活。从而提示HPV DNA有助于早期判断高危患者，指导术后辅助治疗。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报道，Czegledy等[8]检测了31例宫颈癌患者的157枚淋巴结HPV16 DNA的表达，阳性率为71 %(22/31)，其中复发组的检出率为75 %(6/8)，而无复发组为70 %(16/23)，研究者认为HPV16 DNA的表达尚不能用于判断预后。

研究报道宫颈癌外周血HPV的检出率为20.0 %～92.3 %。Liu等[9]检测了60例宫颈癌患者治疗前的外周血HPV DNA，阳性率为20 %(12/60)。Pao等[10]应用巢式RT-PCR技术检测15例Ⅳ期宫颈癌患者外周血的MM，结果显示15例患者的癌组织中HPV16阳性率为86.7 %(13/15)，这13例癌组织HPV16阳性患者外周血的HPV16检出率为92.3 %(12/13)，而HPV阴性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均未检测到HPV16，从而提示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HPV16 mRNA的存在可作为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敏感指标。Tseng等[11]检测了35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外周血HPV16、HPV18 mRNA的表达，阳性率为51.4 %(18/35)，随访22个月，18例阳性者中10例复发，而17例阴性者中仅3例复发，结果提示外周血HPV E6可用于预测远处转移。但由于并非所有的宫颈癌患者均有HPV16、HPV18感染，而且其他肿瘤如鼻咽癌、乳腺癌也发现与HPV感染有关，因此将HPV作为MM的检测尚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组织特异性标志物。Czegledy等[12]报道宫颈癌淋巴结CK mRNA的阳性率为27.5 %(16/69)。Van Trappen等[13]采用实时定量RT-PCR技术检测了宫颈癌患者的CK19 mRNA的表达。研究发现常规组织病理方法显示无癌转移的淋巴结中44 %(66/150)检测到了CK19表达，而良性病变对照组32枚淋巴结中只有1枚呈现CK19低水平表达。研究提示早期宫颈癌中约有50 %盆腔淋巴结存在MM，远高于常规病理诊断阳性率16 %～33 %。Juretzka等[14]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了49例IA2～IB2宫颈癌患者的976枚盆腔淋巴结标本，这些患者的淋巴结经常规病理检测均为阴性，研究结果显示8.1 %(4/49)的淋巴结病理阴性患者免疫组化法显示有MM，淋巴结阳性率为0.41 %(4/976)。随访结果显示50 %MM的患者出现复发，而无MM的患者中复发率为6.7 %。Yuan等[15]则采用RT-PCR技术检测了84例I B～II B期宫颈癌患者的外周血中的MM，在排除假基因的干扰后，分析结果显示21.4 %的患者外周血中CK19 mRNA呈现阳性，而良性病变患者的阳性率为5.7 %，正常对照者为0。但分析结果并未显示检出率与分期、盆腔淋巴结转移等预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陈雅卿等[16]采用RT-PCR法术前检测250例Ⅰ A～Ⅱ A期宫颈癌患者和50例妇科良性肿瘤患者及18名健康自愿者外周血中CK19、CK20 mRNA的表达，250例早期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CK19、CK20 mRNA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36 %和24 %，而在妇科良性肿瘤中分别为3.0 %和0 %，18例健康自愿者无1例表达CK19、CK20 mRNA阳性;CK19、CK20 mRNA的单独阳性表达率除与脉管瘤栓显著相关外，与宫颈癌的预后因素如分期、分化、组织类型、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均无关，而CK19、CK20 mRNA双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和脉管浸润及近期盆腔外的转移显著相关，表明外周血中CK19、CK20 mRNA的表达可以作为检测早期宫颈癌MM的生物学指标，但对预后的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程玺等[17]采用RT-PCR技术检测Ⅰ～Ⅱ期宫颈癌患者盆腔淋巴结CK19 mRNA的转录，对32例宫颈癌患者共检测淋巴结标本206枚，经常规病理组织学方法检测到24枚淋巴结有癌转移，阳性率为12 %(24/206);经RT-PCR法检测到44枚淋巴结表达CK19 mRNA，检出率为21 %(44/206)，RT—PCR法与常规病理组织学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常规HE染色阴性的182枚淋巴结中，29枚检测到CK19 mRNA的特异性条带，MM的检出率为15.9 %(29/182);低分化患者的淋巴结CK19检出率为87.5 %(7/8)显著高于中、高分化患者的检出率33.3 %(8/24);而淋巴结CK19的检出率与年龄、临床分期、组织学类型、宫颈肿瘤大小、肌层浸润深度、宫旁浸润、脉管癌栓均无明显关系。淋巴结CK19 mRNA阳性患者的4年无瘤生存率为58 %;而淋巴结CK19 mRNA阴性患者的4年无瘤生存率为76.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传统的病理组织学比较，采用RT-PCR技术检测CK19 mRNA转录能显著提高淋巴结MM的检出率，预后判断有待增大病例数进一步研究。

Wang等[18]利用RT-PCR和IHC检测早期宫颈癌前哨淋巴结(SLN)的MM比常规的病理学方法敏感，RT-PCR检测CK19的阳性率是42.85 %，IHC检测是20 %，RT-PCR检测早期宫颈癌前哨淋巴结(SLN)比IHC敏感，因此SLN分子评价是补充常规组织学检查一个有价值的工具。Bats等[19]认为前哨淋巴结(SLN)活检可以提高早期宫颈癌的分期，但需大量人口研究来评价SLN活检的临床意义。

也有研究者以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Ag)为标志物检测宫颈癌患者外周血。Duk等[20]采用酶联免疫检测法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血清SCCAg阳性率为55.7 %(295/52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CCAg可作为宫颈癌的独立预后指标。Stenman等[21]采用RT-PCT技术检测15例患者的外周血SCCAg的阳性率为40 %(6/15)，随访2年，6例SCCAg阳性者中3例复发，而9例阴性者1例复发，1例病情进展，结果显示该指标有助于宫颈癌的分期和预后判断。

4 结语

宫颈癌治疗失败往往与一些临床病理因素有关，其中淋巴结转移被公认为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但我们对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技术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病理组织学水平，如果能够尽早地诊断淋巴结和脉管中的MM，就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个体化的术后辅助治疗，减少复发和转移，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基因标志物的选择是MM得以准确检出的关键。细胞角蛋白家族中的CK20和CK19作为上皮组织来源的组织特异性标志，是文献报道中检测MM应用最多的基因标志。但研究报道结果不同，甚至相反，这是由于CK19基因表达时存在假基因的干扰。进行引物重新设计和检测后，解决了假基因干扰这一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由于肿瘤转移过程机制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不少地方尚存在争议，MM的临床意义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检测的方法有待统一，检测结果有待标准化。MM的转归取决于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机体的免疫状态及宿主器官微环境，即MM不是必然发生肿瘤的复发和转移，但它提示发生复发和转移的可能性大。普通PCR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缺点，如：(1)因未直接见到癌细胞，既使存在突变型基因或基因产物，也不一定存在活的肿瘤细胞;(2)PCR技术极为敏感，需要有经验的技术操作;(3)污染基因物质可产生假阳性结果;(4)扩增mRNA常需新鲜标本，库存的石蜡包埋块有时不适用于RT-PCR测定;(5)激素干扰可下调标记基因的表达，因之产生假阴性结果。另外，PCR检测费用昂贵，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研究，对早期的诊断意义也不大。肿瘤的复发、转移是多阶段过程，故肿瘤MM的确切意义和临床价值尚待进一步商讨，与预后的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观察。宫颈癌MM的检测有待于大规模的前瞻性随机研究证实。这些都是宫颈癌MM检测有待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宫颈癌癌基因和肿瘤相关抗原研究的深入，对MM检测的不断认识和研究，将建立更科学的检测方法，揭示MM的机制，会逐步确定CK20、CK19在宫颈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明确MM与临床转移、复发、生存期的关系，为临床恶性肿瘤的病情判断、治疗以及预后评估提供更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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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组织培养；新技术；应用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Q9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322-01

引言

植物组织培养是20世纪之初，以植物细胞全能性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是指在无菌条件下，将离体的植物器官、组织、细胞以及原生质体，在人工配制的环境里培养成完整的植株，也称离体培养或植物克隆。自1902年德国科学家Haberlandt提出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理论, 到1934 年美国White 等用番茄根进行离体培养证实这一观点以来,植物离体培养技术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已广泛应用到植物生理学、病理学、药学、遗传学、育种以及生物化学等各个研究领域, 成为生物学科中的重要研究技术和手段之一[1]。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植物组织培养新方法和新技术不断涌现，研究重点也由器官、细胞水平向分子、基因方向转移。21世纪，生物技术是最有生命力的一门学科，而植物组织培养作为一种基本的试验技术和基础的研究手段，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

一、植物组织培养新技术的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一些新的培养方法和技术不断出现，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型光源的应用。

光是植物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光照长短、光质、光周期对植物的生长、形态建成、光合作用、新陈代谢以及基因表达均有调控作用。传统的组织培养光源灯普遍存在寿命短、发热量大且不均以及发光效率不理想等缺点。LED作为植物组织培养光源早在1991年就有栽培试验。研究发现, 光质比例和光照强度可调的LED 光源比通常植物组织培养使用的荧光灯更能有效地促进试管苗的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蒋要卫利用LED作为大花蕙兰组培苗光源的研究发现, LED光源可以显著改善大花惠兰试管苗的生长状况和提高其品质[2]。日本的田中道男等运用阴极荧光灯( CCFL)作为文心兰试管苗光源, 结果表明其地上部干、鲜重和试管苗的高度都有显著提高。另外田中道男等利用SILHOS作为生菜组织培养光源, 获得了高质量的组织培养苗。目前LED是组织培养中最有效的人工照明光源，而CCFL等新型光源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2.开放组织培养技术。

传统的植物组织培养属于严格的封闭式培养，因而造成灭菌成本偏高、培养基易污染、外界环境调控难度大等缺点。而开放组织培养新技术是在外加抗菌剂的条件下，使植物组织培养脱离严格无菌的操作环境，在自然开放的有菌环境中进行，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赵青华等采用开放式组培技术，在培养基中添加抑菌剂，克服了非灭菌条件下魔芋组织培养污染问题，有效地简化了实验步骤，降低了生产成本[3]。何松林的研究表明在添加抗菌剂的开放式组培中，文心兰试管苗可正常生长[4]。开放式组织培养突破了封闭式培养的限制，从根本上简化了组织培养环节，使将来规模化开放式组织培养成为可能。

3.光独立培养技术。

光独立培养法又称无糖培养法，是指利用CO2代替葡萄糖作为植物组织培养的碳源，人工控制组织培养苗生长所需的光、温、水、气、营养等条件，促使组织培养苗快速转变为自养型的培养方式。一方面避免了由葡萄糖引起的杂菌污染；另一方面，增强了组织培养微环境的人工调控能力。屈云慧等以虎眼万年青为对象的无糖培养研究表明万年青再生芽的生根率高, 种苗质量也优于常规培养[5]。肖玉兰、丁永前等设计的全套无糖组织培养设备培育出的苗具有抽叶多、植株健壮、节间距短、根系发达、干物重积累多、光合自养能力强等更优良的生物学性状。目前，无糖培养法还处于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开始阶段，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相关配套技术的不断完善， 必将成为组织培养技术的一种重要手段。

4.多因子综合控制技术。

近年来，随着对植物组织培养机理的深入研究和交叉学科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多因子综合控制的环境调控设施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大大降低了组织培养成本, 促进了组织培养苗商品化的进程。崔谨等运用CO2 监控系统对甘薯组培苗进行调控的结果表明, 在CO2监控系统方式下培养的甘薯组培苗, 具有生长迅速、光合产物积累明显、叶色深绿、根系发达等特点[6]。刘文科等设计了一种新型密闭式组培室, 并研制出一套用于该组培室的综合环境控制系统[7]。李传业等设计的一套能对组培箱内CO2浓度、相对湿度进行调控的组织培养微环境控制系统试验结果表明, 组织培养箱内CO2摩尔分数和相对湿度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植物组织培养的应用研究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主要理论基础有两方面。一是细胞全能性，植物修复与完善、快繁脱毒苗、育种、种子和种质资源保存、植物检疫等都是其发展和应用的成果。二是悬浮培养液，主要应用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提取。

1.“全能性”的应用。

植物修复与完善是模拟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器官形成和细胞增殖形成的一套全新理论， 植物脱毒和离体快速繁殖是目前植物组织培养应用最多、最有效的一个方面，因其快速、无毒的特点，已经广泛应用于观赏植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无性繁殖作物，并已形成产业化、商品化。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为培育优良作物品种开辟了新的途径，利用该技术，通过花药和花粉培养、胚胎培养与细胞融合、细胞无性系变异、基因工程及突变体筛选等手段，已经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优良性状的植株。借助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保存种子和种质资源，因其优于常规方法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在1000多种植物种和品种上得到应用, 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2.愈伤组织或悬浮培养液的应用。

植物次生代谢物如蛋白质、脂肪、糖类、药物、香料、生物碱及其他活性化合物是许多医药、食品、香料、色素、农药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 其需求量逐年增加。目前，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提取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因其高效率、高产量的优势已成为主流。用组织培养方法生产微生物以及人工不能合成的药物或有效成分的研究, 正在不断深入, 有些已投入工业化生产,预计今后将有更大发展。

三、展望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仅是植物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分子生物学和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一方面植物组织培养会借助更多的高新新技术向高效化、智能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生产应用上会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但是, 长期以来, 组织培养几乎停留在试验研究上, 在应用生产方面仍有许多局限性。因此, 今后对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应用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充分发挥它的应用潜力。

参考文献：

[1]吴桂容. 植物组织培养的应用及存在问题[J]. 高教论坛,

[2]蒋要卫.大花惠兰、蝴蝶兰试管苗光合自养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硕士论文].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3]赵青华，陈永波，杨朝柱.魔芋开放式组织培养技术初探[J].氨基酸和生物资源，

[4]何松林.高分子树脂膜培养容器在瘤瓣兰( 文心兰) 试管苗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博士论文].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5]屈云慧, 熊丽等.虎眼万年青离体快繁体系及无糖生根培养[J].中南林学院学报,

篇6

关键词：盆栽花卉；土传病害；防治技术

中图分类号：S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7-0181-04

1 引言

山东省潍坊市，是全国花卉重要的产销大市。潍坊市下辖的青州市，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是中国著名的花卉之乡，素有“东方花都”之美誉，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盆栽花卉集散中心、花木集散中心、花卉物流中心和盆栽花卉价格形成中心。“中国（青州）花卉博览交易会”是国内著名的花卉展会，从2001年开始，每年的九月份定期在“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6届。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的中部，地跨北纬35°41′～37°26′，东经118°10′～120°01′。潍坊市气候特点：潍坊地处北温带季风区，背陆面海，属暖温带，季风型，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2.6 ℃，年平均降水量615.3 mm，年平均风速3.0 m/s；光照充足，无霜期为198 d。这样的气候特别适合各种北方盆栽花卉的栽培N植，也非常适宜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发生。

潍坊市栽培种植的盆栽花卉种类繁多，如君子兰、蝴蝶兰、马兰、二月兰、郁金香、杜鹃、仙客来、一品红、一串红、海棠、碧桃、八宝景天、虞美人、美人蕉、万寿菊、翠菊、国庆菊、金鸡菊、松果菊、荷兰菊、波斯菊、钓钟柳、玉赞、鸢尾、孔雀草、薰衣草、彩叶草、百日草、金娃娃萱草、驱蚊香草、太阳花、牵牛花、长春花、鸡冠花、四季海棠、三色堇、报春、羽衣甘蓝等。

盆栽花卉土传病害是一类毁灭性病害，主要危害花卉的根部和茎基部，花卉生长前期一旦发生此类病害，幼苗的根或者茎基部就会腐烂，幼苗很快就会死亡，严重影响花卉的生长和发育；花卉生长后期发生此类病害，能导致植株大量死亡，严重影响经济效益。土传病害发生后，很难防治，病菌藏在土壤中越冬，来年继续侵害植物，如此循环，病害越来越严重。盆栽花卉土传病害是世界范围内为害花卉最严重的一类病害，被侵染的花卉有成百上千种。因此，解决好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防治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其安全防控已成为花农关注的大事。

2 盆栽花卉土传病害概述

盆栽花卉土传病害是指生活在土壤中的一些病原体（如真菌、细菌等），在条件适宜时，侵染花卉的根部或茎基部而引起的一类病害。其种类包括：①真菌病害：根腐病、枯萎病、黄萎病、疫病、立枯病等；②细菌病害：青枯病、软腐病等。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病原体寄主为成百上千种花卉以及其他植物。盆栽花卉土传病原菌的生存，一般情况下，盆栽花卉土传病原菌能产生大量的菌体，只要条件对病菌生长有利，而寄主又是感病的，病菌就能大量繁殖，侵染植株。如果寄主养分被消耗完，或者土壤温度、湿度等对病菌不利时，病菌又可以进入休眠期，等到条件适宜时，又再度繁殖。

2 造成盆栽花卉土传病害发生严重及流行的关键因素

2.1 不重视检疫

在引种时，忽视检疫，引入的种苗上带有土传病原菌。

2.2 不换土

连年栽种同一种花卉，使土传病原菌得以连年繁殖，在土壤中大量积累，导致土传病害越来越重。

2.3 肥水管理不当

（1）盆栽花卉长期单一施用化肥，尤其是氮肥，可以刺激花卉土传病原菌中的镰刀菌、轮枝菌、丝核菌等生长，从而促进了土传病害的发生。

（2）施用土杂肥料以及油渣、豆饼等有机肥料，没有经过高温处理（发酵），未充分腐熟，将病原菌带入花盆的土壤中。

（3）肥水管理不当造成根系受伤，也会加重土传病害的病情。笔者在一个花卉大棚中，发现有些花盆中有许多死棵，拔出已萎焉的植株发现，只有近地面的根部有少许毛细根，其他的毛细根和主根都已腐烂。经了解，该花卉管理人为促进花卉的快速生长，加大了浇水量和施肥量。因浇水太勤，使得植株根系长时间处于缺氧状态，引发了沤根；因大量施肥而造成根部产生大量伤口，为病菌的入侵创造了条件，导致根部病害发生严重。

2.4 盆栽花卉土壤酸化

随着盆栽花卉栽培年限的延长，土壤酸化程度加剧，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发生及为害加重。山东省某些区域，pH值6.0的土壤达50%以上；pH值5.5的土壤占30%；有些土壤pH值4.5。

2.5 土壤不消毒

现在很多花农在盆栽花卉移栽定植的时候都会配制药液蘸根，对苗子根系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并剔除弱苗，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将根腐病、疫病等防住，但是定植以后却发现，仍然会出现大量的烂根死棵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忽略了对土壤的消毒处理。之所以称之为土传病害，是因为土壤就是这些有害菌繁殖传播的大本营，仅对苗子进行处理而不重视土壤的消毒，这无疑是治标不治本。

2.6 药剂使用不当

盆栽花卉的土壤中，含有多种有害菌，不同的致病菌导致不同的病害，需要正确诊断花卉土传病害的种类，选用相应的药剂和施药方法，才能有效治疗，否则，一旦诊断失误，使用药剂不当，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因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期而使病害更加严重。

2.7 病原菌对药剂的抗性增强

长期连续施用同一种药剂，会增强病原菌对该药的抗性。

3 防治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误区

防治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最大误区有两个：①不搞预防，病害发生了才防治。②不搞综合防治，只用化学药剂防治，忽视了检疫、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尤其是忽视了有益菌的应用。这违反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

4 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集成防控技术

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任何一种防治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必须采用集成防控（即综合防治）的方法。集成防控体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其基本要点是：从花卉业生态系统总体观点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失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集成防控的四个主要观点：①“经济”观点，讲究实际收入；②“协调”观点，讲究相辅相成；③“安全”观点，讲对人畜、作物、有益生物、环境的安全，讲究长远的生态效益；④“全局”观点，讲究取得最佳综合效果。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防控，涉及花卉大棚与花圃的土壤消毒、苗床消毒、种苗消毒、移栽消毒、生长期病害的预防和治疗等。其集成防控技术主要包括“检疫、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四个方面。

4.1 检疫

这是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保障盆栽花卉业生产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对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盆栽花卉的任何一种土传病害的发生都有其地域性，在原产地，由于长期相互适应的结果，以及病原体受到某些天敌因子的控制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这些病原体随着种子、苗木、病土等的调运而扩散蔓延，传入新的地区后，因无原产地的天敌因子控制，如果环境条件适宜，就会大量发生危害，其危害程度往往比原产地更为严重。国家设立的检疫机构，会对国外输入的和国内输出的以及国内各地区之间调运的花卉种子、苗木等进行检疫，禁止或限制危险性病原体的传入和输出；或者在其传入以后，限制其传播，消灭其危害。

4.2 农业防治

（1）选用抗病或耐病的盆栽花卉品种。可大大地减轻花卉土传病害的危害，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防治方法。

（2）建立无病的盆栽花卉种苗基地，培育壮苗。盆栽花卉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因此，建立无病盆栽花卉种苗基地，是防控花卉种苗传播土传病害的有效措施之一。建苗床要分三步：①选用无菌基质配制好营养土。②建苗床要实行“膜上土下渗灌”的方式，即先在苗床底部铺好薄膜，然后铺设沙砾或小石子，上面再铺好营养土。③调控好苗床的光照、温度、湿度等，促成壮苗。此项措施，也可以和化学防治措施中的种子消毒和苗床消毒同时进行。

（3）采用抗性砧木嫁接技术。选择砧木合适与否，是决定嫁接成活率与防治效果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砧木应具备三个条件：①与接穗有良好的亲和力和共生能力；②具有较强的抗（耐）病性，最好是对花卉枯萎病、黄萎病、根腐病、疫病、青枯病等土传病害达到高抗或免疫程度。③具有较强的抗逆性（耐寒、耐热、耐湿等）。

（4）科学施肥。科学施肥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盆栽花卉的营养条件，提高花卉的抗性和愈伤能力。若施肥不当，会加重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危害，如偏施氮肥，会使花卉徒长，降低抗性，所以要避免偏施氮肥，适当增施磷、钾肥，提高花卉抗病性。增施有机肥。有机肥有机质含量大、营养元素丰富，是当前改良沃土、经济有效的主措施之一。土杂肥料以及油渣、豆饼等有机肥料，必须经过高温处理（发酵），充分腐熟，严防肥料将病原菌带入土壤。

（5）科学浇水。要根据盆栽花卉的需水特点科学浇水，严防浇水过量造成沤根。土壤湿度大时，有利于病原菌繁殖和侵染。

（6）酸化、碱化、盐化土壤改良。调控盆栽花卉土壤pH值是预防和控制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有效措施之一。施用土壤调理剂，调酸碱、降盐分，以利于盆栽花卉生L，抑制病原菌繁殖。

4.3 化学防治

4.3.1 根据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种类，选用相应的安全药剂

（1）常用的杀真菌化学药剂：50%多菌灵WP、50%苯菌灵（苯来特）WP、70%甲基托布津（甲基硫菌灵）WP（日本曹达株式会社）、99%f霉灵SP；20%氟吗啉WG、25%阿米西达（嘧菌酯）SC（英国先正达公司）、25%甲霜灵WP、64%杀毒矾（8%f霜灵+56%代森锰锌）WP（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72%克露（8%霜脲氰+64%代森锰锌）WP（美国杜邦公司）、72.2%普力克（霜霉威盐酸盐）AS（德国拜耳公司）、80%烯酰吗啉WG、90%乙膦铝SP；75%达科宁（百菌清）WP（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80%大生M-45（代森锰锌）WP（美国陶氏益农公司）；10%世高（苯醚甲环唑）WG（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20%三唑酮EC、43%戊唑醇SC等。

（2）常用的杀细菌化学药剂：20%叶枯唑（叶青双、噻枯唑）WP、50%氯溴异氰尿酸SP等。

（3）常用的有机和无机铜制剂：一般既杀真菌又杀细菌。如12%松脂酸铜EC、30%DT（琥胶肥酸铜）WP；25%络氨酮水剂、27.12%铜高尚（三元硫酸铜，碱式硫酸铜）SC（澳大利亚纽发姆有限公司）、46.1%可杀得叁千（氢氧化铜）WP（美国杜邦公司）、77%多宁（硫酸铜钙）WP（西班牙艾克威公司）、86.2%铜大师（氧化亚铜）WP.WG（挪威劳道克斯公司）等。

（4）常用的化学熏蒸剂：98%棉隆微粒剂、42%威百亩水剂（AS）、99.5%氯化苦液剂（995g/l）、96%1，3-二氯丙烯液剂、氰氨化钙（石灰氮）等。严禁施用溴甲烷、“黑药”（二溴氯丙烷，简称DBCP）。

4.3.2 灭杀大棚土壤中的土传病原菌

用“98%棉隆微粒剂”对花卉大棚进行土壤熏蒸处理，杀灭大棚土壤中的土传病原菌。98%棉隆微粒剂是一种高效、低毒、无残留、环保、广谱的灭生性土壤熏蒸剂，是由联合国环境组织、中国国家环保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部门推荐用于替代溴甲烷的首选产品，可用于花卉温室、大棚的土壤消毒处理。其消毒原理是：棉隆施于嘲湿的土壤时，会产生异硫氢酸甲酯气体，该气体迅速在土壤颗粒间扩散，有效地杀灭土壤中各种土传病原真菌、细菌等，从而达到土壤消毒的效果。施用该药的缺点是，它在杀死病原菌的同时，也杀死了土壤中的各种有益菌。消毒操作步骤如下。

（1）整地：先将底肥（土杂肥、有机肥、复合肥等）撒于土壤表面，然后用铁锨或旋耕机等翻地松土，使土壤颗粒细小均匀。

（2）浇水湿润土壤：土壤要湿润30 cm深，相对湿度达到40%～60%（大约是手捏土成团，掉地能散开这个标准），保湿4 d。

（3）施药：将药剂均匀撒于土壤表面；制剂用量：30～45 g/m2，20～30 kg/亩。

（4）混土：施药后，马上用铁锨或旋耕机将药剂与土壤混匀，深度为0～30 cm，注意用药一定要到位（特别是沟、边、角）。

（5）混土后再次浇水，湿润土壤。

（6）盖膜密封消毒：浇水后立即用不透气的薄膜覆盖于用药剂处理的土壤之上，用开沟压边法密封四边，以保持土壤湿润和避免棉隆产生的气体泄露，特别注意薄膜的厚度不得低于4丝。施药的最佳土壤温度是12～20 ℃，10 ℃以下不建议使用。密闭消毒时间与土温有关，土温越高，时间越短，20 ℃时，12 d。

（7）揭膜通气5～15 d，具体时间与土温有关，土温越高，时间越短，20 ℃时，7 d。通风期间，要翻地2次，让棉隆产生的异硫氰酸甲酯气体散尽。

（8）发芽试验：在种植花卉前，必须先做发芽试验。具体方法是：在施药处理后的土壤内，按对角线五点随机提取土样，深度0～30 cm，混匀后，装入三个透明的玻璃罐头瓶中，每个瓶中装入半瓶土，然后，用清水蘸湿棉球，每个棉球沾上3粒大白菜种子，用木条和线吊挂在瓶中，使棉球上的种子靠近土壤，每个瓶中有3个棉球9粒种子，密封瓶口，放在室内或室外温暖有阳光的地方48 h，同时用未施药的土壤及相同的种子按上述操作装瓶作对照。如果种子正常发芽，说明土壤安全；如果有抑制发芽的情况，要继续松土通气，不通过发芽安全测试，不可栽种花卉。

（9）为土壤补充各种有益菌。

（10）播种或移栽定植。土壤温度指10～15 cm土层温度。需要注意的是棉隆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作用，施药和揭膜通风时，必须戴塑料手套和口罩等防护用具。

4.3.3 浸种消毒

有为数不少的病害，是由种子携带传播的，育苗前须用“99%恶霉灵SP4000倍液+72.2%普力克（霜霉威盐酸盐）AS1000倍液+500万单位链霉素SP4000倍液”配制成的复合药液，浸种10～30 min，可杀灭腐霉菌、镰刀菌、疫霉菌、青枯菌等病原菌，预防花卉根腐病、枯萎病、黄萎病、疫病、立枯病等土传真菌病害和青枯病、软腐病等土传细菌病害。

4.3.4 苗床消毒

用99%恶霉灵SP3000倍液（或50%多菌灵WP800倍液）+72.2%普力克（霜霉威盐酸盐）AS800倍液（或3%多抗霉素WP800倍液）+500万单位链霉素SP3000倍液配制成的复合药液，均匀地喷洒在营养土上，杀灭土传病原菌。

4.3.5 上盆（移栽）时，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

因为花农连年种植花卉，当地用来装盆的土壤中积累了大量的病原菌。在上盆（移栽）时，要施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预防花卉土传病害的发生。

方法1：先将药剂和土壤按一定比例混匀，用此药土将花卉植株定植上盆，浇定根水。方法2：花卉植株移栽入盆后，将杀菌剂按一定比例用水稀释，用此药水作定根水。

4.3.6 盆栽花卉生长期，土传病害的预防和治疗

（1）预防病害：在盆栽花卉生长期，需定期（一般是1次/月）用杀菌剂按一定比例用水稀释后灌根，预防盆栽花卉土传病害。

（2）治疗病害：一般5～7 d施药一次，一个疗程施药3～4次。

（3）预防和治疗常用的杀菌剂有：99%恶霉灵SP3000倍液，50%多菌灵WP600-800倍液；72.2%普力克AS600-800倍液，3%多抗霉素WP600-800倍液；500万单位链霉素SP3000倍液，20%噻枯唑WP600-800倍液等。灌根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用药，可以单用一种药剂，也可以几种药剂混用，最好，再配上适量的甲壳素、氨基寡糖素等。在用杀菌剂灌根15 d后，用“乐德沃”牌复合微生物菌剂原液500～1000倍液灌根。

4.4 生物防治

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生物防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植物源农药防治；用生防菌（即天敌微生物）及其他有益菌防治，即以菌治病；用微生物源抗生素农药（即微生物的代谢产物）防治。

4.4.1 植物源农药

如0.5%“永卫168”水剂，其特点是：①是纯植物源农药。他由多种植物的提取物组成，其主要成分是苦参总碱等，不含任何化学成份。②是碱性农药，pH值为8.2。③低毒、无味。④作用多样，能防能治；不但具有⒕活性，而且还有调节植物生长的功能。⑤对植物安全。正常使用，不伤苗、不伤根，对植物不会产生药害。⑥对人畜、鱼类安全。⑦对土壤环境安全。无残留，它在土壤中降解的最终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无污染，绿色环保。⑧不易产生抗性，可连续施药。⑨操作简单：稀释2500～3000倍，灌根。⑩高效，药效持久。试验结果表明：预防效果≥95%，可达到100%；持效期≥70～120 d。

4.4.2 利用生防菌及其他有益菌防治

防治盆栽花卉土传病害，需在土壤中补充各种生防菌（天敌微生物）及其他各种土壤有益菌，重塑土壤微生物群落，利用这些微生物对病原菌的捕食、毒杀、寄生、拮抗、抑制、驱避、占位等作用机制，抑制土传病原菌的为害。①真菌类生防菌：如淡紫拟青霉、厚垣轮枝孢菌、木霉菌。②细菌类生防菌：主要指根际细菌，如枯草芽孢杆菌、坚强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侧芽孢杆菌、侧孢短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球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菌、纳豆芽孢杆菌。③放线菌，如激抗菌968、细黄链霉菌。④其它有益菌如：酵素菌，海洋红酵母等。生物菌剂的使用方法：穴施或沟施，重点保护根际环境。青岛乐德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德沃”牌复合微生物菌剂原液（主要是枯草芽孢杆菌、海洋红酵母等），有效活菌数≥50亿/mL，500～1000倍液灌根，每年施用4次以上，每次间隔15 d。

4.4.3 微生物源抗生素农药

农用抗生素是微生物发酵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抗生素在预防和治疗盆栽花卉土传病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抗生素主要由放线菌产生，而其中大约90%又由放线菌中的链霉菌产生。链霉菌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其中50%以上的都能产生抗生素。

杀细菌的抗生素主要有链霉素、土霉素、青霉素等。杀真菌的抗生素主要有井冈霉素、多抗霉素、武夷菌素、春雷霉素、宁南霉素、中生霉素、农抗120等，其中，有些抗生素既杀真菌又杀细菌。

5 结语

（1）盆栽花卉土传病害的预防和治疗，要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防为主；治疗要抓住一个“早”字，把病害控制在发病初期。

（2）用常规杀菌剂，如：50%多菌灵WP、99%f霉灵SP；25%阿米西达SC、72.2%霜霉威盐酸盐AS；20%噻枯唑WP、500万单位农用链霉素；3%多抗霉素WP、4%农抗120AS等灌根，完全可以预防和治疗盆栽花卉的土传病害。要注意用药时间、用药方式、用药量，要交替用药。

（3）要充分发挥生防菌及其它有益菌在预防和治疗盆栽花卉土传病害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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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亚樵.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3]王炳太.潍坊市建立现代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J].山东纺织经济，2015（7）.

[4]张红燕，石明杰.园艺作物病虫害防治[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