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系统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旅游系统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苏州;水域生态网络;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生态管制体系

引言

在旅游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之中,苏州摒弃资源的“同质”开发和产品的“克隆”,在分析苏州旅游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了苏州旅游产品的发展战略时空布局,即以观光旅游为基础、休闲度假旅游为重点,特色旅游为补充的产品战略,突出发展城市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重点发展水上旅游和夜间旅游,全面丰富“东方水城”的旅游内涵,形成了“品名园名府名曲,游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域景观旅游。同时,弥补传统旅游只顾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发展的不足,强调城市人与水相和谐、融合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利益一致的生态旅游。

一、生态旅游内涵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及相关实践进展

1、生态旅游的内涵。生态旅游是环境旅游的一种,最早由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是指到不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地区旅行的一种旅游方式,该旅游方式怀有特定目标,即研究、欣赏、享受当地的景致和野生动植物以及任何现存的文化特质(包括过去与现在)。生态旅游是一种亲近自然,对环境友善与负责,并能改善当地人福利的旅游综合形态,生态旅游的目标是实现旅游地与周围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生态旅游的作用。

3、可持续性理论。判断生态旅游的三个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具备教育性或学习性因素、要求可持续性。根据可持续旅游的概念和目标,旅游关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减少过度消费和污染,保护多样性,将旅游纳入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规划框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社区参与,利益主体和公众咨询,员工培训,有责任的旅游营销,进行旅游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旅游可持续性的实现依赖于和某地环境、社会、经济相关的规划制定、贯彻实施和持续的旅游管理。”《旅游持续发展行动战略》中确定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关键要素为:综合、动态、系统、整体、面向社区、可更新、有目标和可操作的。

二、苏州水域网络生态旅游与传统水上旅游比较

在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方面,和传统的水上旅游活动相比,水域网络生态旅游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保护性。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旅游者、当地政府以及投资者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1、保护性是它区别于传统旅游的最大特点。水域生态旅游保护性的实质是要求旅游者和旅游业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保护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生态旅游的保护性体现在旅游业中的各个方面。保护性体现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充分认识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将资源的价值纳入成本核算,在科学的开发规划基础上谋求持续的投资效益;对于管理者而言,保护性体现在资源环境容量范围内的旅游利用,杜绝短期行为,谋求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对于游客而言,保护性体现在环境意识和自身素质的提高,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对于与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而言,保护性体现在对苏州整体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谋求苏州长久的最佳综合效益上。

2、水域生态旅游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社会经济效益的机会。只有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当地居民公平地获得分享旅游业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权利也是生态旅游保护性的内容之一。

3、水域生态旅游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内涵。这就要求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很强的专业性,启发和提高游客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旅游管理的专业性也是旅游资源和环境得以保护和持续利用以及三大效益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再者,专业性还体现在游客的旅游心理上。生态旅游者不是没有自己确定的旅游目的、被卷入旅游时尚潮流的盲目旅游者,也不是为追求豪华奢侈的物质享受、认为金钱可以买断自然的旅游者,而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

三、苏州水域网络生态旅游的构建

苏州地处长江、太湖下游,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全市有各级河道21,454条、累计长达21,255公里,大小湖泊323个,水面3,609.0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42.5%。全市多年来平均降水量为1,093.5毫米,区域降水总量约9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太湖常年蓄水量的2倍。雨量充沛,但蒸发量大,地表径流量为24.9亿立方米,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0多亿立方米(其中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11亿立方米),加上引水入境和过境水量,总水资源量平水年份约为100亿立方米,特殊干旱年份为60亿立方米,丰水年份可达180亿立方米。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苏州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

苏州由水而兴,因水而秀,其古老灿烂的文明与得天独厚的水环境密不可分。自泰伯奔吴、阖闾建成姑苏大城,到唐宋明清以至近代,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苏州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无不与水紧密相连。建于公元前514年的苏州古城,虽经2,500多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仍然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枕河人家”的水乡城市的独特风貌。苏州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这种美誉本身就说明了水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苏州已经开发挖掘了环城内河水游览项目及夜游项目,苏州水域网络生态旅游是在环城河水上旅游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将全市水系纳入了规划范围,从而构建起苏州内通外联的整体水上旅游网络。规划确定了构建“1-2-3-4”的水上旅游空间格局,分别为一个古城,平江河、山塘与上塘河环线的两条文化水廊,环城河、京杭大运河、沿江游轮度假观光带等三条特色旅游观光带,娄江、胥江、元和塘、外塘河四条旅游通道,以及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市湖生态休闲度假区、金鸡湖现代风情休闲度假区、阳澄湖美食休闲旅游区、尚湖湿地生态旅游区等五大特色旅游区。

近两年内将重点开发环城河、城内平江河、城外胥江至横塘、石湖一段,优先建设以古城为中心,太湖为重点的水上旅游新线路,其中太湖要成为“十一五”期间苏州旅游的拳头产品。中期主要开发胥江道太湖,大运河、环城河到金鸡湖,阳澄湖、长江的水上旅游产品,使之不断丰满。远期主要开发元和塘、娄江,这两条水系作为沟通环城河至尚湖、太仓的航道,都已具备水上旅游开发的通道条件,但航线偏长,沿途旅游资源吸引力不够,还需深入挖掘。预计到2012年,苏州可全面形成互动、连通的水上旅游网络。

《苏州沿江旅游发展规划》的规划范围为常熟、太仓、张家港沿江三市,规划实践为2005～2020年。该规划明确了沿江地带将以郑和出海港、双山岛、苏通大桥为主体,构建张家港生态文明休闲旅游功能区、常熟江南风情综合旅游功能区、太仓江海文化博览旅游功能区、滨江湿地生态文化旅游带的“三区一带”,以先东后西、先长江沿线后两翼纵深的开发策略,综合开发利用苏州沿江的旅游资源。

四、苏州水域生态管制体系的构建

水是苏州的灵魂,是吴文化的核心。水造就了苏州昨日的辉煌,支撑着苏州今日的繁荣。快速发展的苏州经济,既得益于丰沛的水资源,也给水资源、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早在上世纪末,苏州即被国家列为了水质性缺水的地区之一。除了饮用水取水口、太浦河以及沿太湖个别断面维持在П-Ш类水水平外,苏州内河水质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水生态日益恶化,湿地沼泽大量减少,水生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水系的自净能力不断下降;地下水超采严重,地质灾害隐患依然存在;认识滞后、规划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一系列关于水的问题已经日益严峻地凸现在我们面前。

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的最佳理解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时空尺度范围内将人类价值和社会经济条件整合到生态系统经营中,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在可持续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生态系统管理的方法对河流流域进行综合性的开发与管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1、应由市政府立项建立关于苏州水域网络生态长期资料库,并逐年分中、长期目标加以检讨,对环境实行严格的科学监控。逐年建立水域生态资料,不能长期停留在表面的描述。苏州的水面面积占到42.5%,是我国所有城市里水面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城市。太湖有2/3的水域在苏州境内,但苏州的水流量偏小,更容易受到污染。市政府应统一领导,以城市生态理论为指导,以发挥城市综合功能和整体最佳效益为前提,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总体上找到制约和影响水域生态系统发展的综合因素,理顺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用综合的对策整治、调控、保护和塑造水域环境,为社区人民创建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使城市水城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2、社区教育体系的构建。加强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事务,强化社区理念。通过有力的宣传教育强化社区自治功能,逐步建立起强有力的社区管理体制,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日本,自然公园会定期举办一些讨论会等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社区有权参与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的讨论与决策,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全程监督;在经济上真正让社区居民受益。如,通过发展村民家庭旅馆、观光农业、农村休假旅游等增加乡村居民经济收入,并在诸如《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市民农园促进法》、《农村休暇法》、《促进农、山、渔村地区发展逗留型旅游活动的相关基础建设之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地给予了保证。政府在规划生态系统管理上,首先应加强与社区民众的交流,通过社区的参与,加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与相关教育体系一起建立“水域社区管理协会”、“社区咨询委员会”等,加强宣传,增强水环境意识。水是资源和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人与自然相协调、经济与环境相一致的高度,充分认识水资源、水环境的重要性和保护水环境、水资源的紧迫性,形成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的全民意识。要进一步加强对城乡居民的教育,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通过科学攻关和技术改造,大力实施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服务业,尽早建成节水型城市。

3、环境管理体系的构建。(1)设立入口管制站,暗示经营管理的权威,并为游客提供相关资讯;(2)将游客中心视为环境教育的第一站,并提供完整的生态旅游资讯,以纠正游客的不当行为;(3)有效执行区内相关法律;(4)以各种解说教育方式,为游客提供丰富的生态之旅,且不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如导游同行步道之旅、晚间节目、展示等环境教育。

4、以严格的立法保障生态旅游对环境的保护。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制定出台了《苏州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之后逐步出台了《苏州市供水办法》、《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苏州市蓝线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为了保证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市水务、环保等部门加大了监督力度,苏州市水政监察支队还专门在市区设立了河道、供水、排水、节水等四个执法大队,对涉水事务的违法行为统一执法,加强了涉水事务的依法管理。今后更应注重:(1)用综合生态系统的理念指导我国的流域管理立法;(2)建立统一强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制;(3)在立法中确立公众参与流域管理制度。

苏州美,美就美在苏州水。苏州的街巷临河,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简静雅洁。自古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然而,现实中的苏州河道,时不时有垃圾漂过暗绿色的河水。这样的场景很难让人将其与“水天堂”联系在一起。“东方水城”的招牌,让苏州举世闻名,而如何保护好这块招牌,成了苏州政府和人民群众关心的议题。本文通过对苏州水域景观生态旅游与生态管治体系的构建,希望能把苏州塑造成为中国最具东方特色的水生态旅游城市。

主要参考文献:

[1]苏州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上海现代服务业.

[2]孙萍.生态旅游规划.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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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管理;管理系统;系统分析;决策模式;管理模式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10多年前被提出后，规模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人们对此仍然采用传统大众旅游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由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生态旅游陷入困境。香格里拉腹地迪庆州中甸县作为在我省较早开展区域生态旅游的地区，也同样显示了这个问题。全县客增长速度所料不及，而管理问题也日益增多。例如虎跳先开发后规划的现实，碧塔海景区双线进入的矛盾和碧塔海水面行船的争论，以及门票收入分配的问题等。这些现象所蕴涵的，其实是生态旅游的组织体制、开发及环保等综合管理问题。而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对此束手无策。由于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在性质上的差别，以及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已不适应生态旅游的现实，更鉴于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具有脆弱性和管理失误造成损坏的不可修复性，有必要构建生旅游管理体系，以适应生态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在生态旅游作为一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的今天，生态旅游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从生态游的性质和般管理理论出发，以中甸县的生态旅游为范例，用系统的方法在理论上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并部模拟应用，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抛砖引玉，引起有关专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生态旅游管理的概念当个区域把旅业确立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时，旅游业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取决于旅游方式。生态旅游作为另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生态旅游管理则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所谓生态旅游管理，就是对生态旅游活动的管理。即对生态旅游活动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生态旅游活动是指生态旅游系统各因素及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运动的表现。生态旅游活动可概括为以下七个主要内容:

1.旅游活动:游客以观赏自然景观为目的的旅游过程。

2.保护活动: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以防止其变异的活动。

3.开发活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的活动。

4.服务活动: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为游客提供相应服务的活动，包括提供住宿，餐饮，旅行，导游，翻译，游览娱乐，购物等服务的活动。

5.行政活动:指为规范旅游活动使其有序的政府管理机构的活动。

6.营销活动:指为招揽游客或推销生态旅游产品而开展的活动。

7.管理活动:即对生态旅游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管理职能的执行过程。其实，一切涉及生态旅游的活动都属生态旅游活动的范畴。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相比较，具有三大特征，即: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谋富旅游地社区居民;从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整体。这些特征反映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并使得生态旅游管理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也呈现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综合运用。这种管理模式把景区作为一个企业或是社会福利机构(例如城市公园)，在开发管理上尽其所能寸土寸金。在组织管理上，一包了之，收取承包费。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城市景区或人工景区而言，或许行之有效。但对于生态旅游来说，却是灾难性的。而遗憾的是，碧塔海景区的游船项却是采用这种方式管理的。生态旅游管理既不是离散的单元管理，也不是行业管理，而是系统管理，是微观管理景区，景点及服务机构的管理)与客观管理(行业管理)的系统结合。因此生态旅游管理的模式必定是系统模式，即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作为管理系统，既要强调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以及各分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更要强调系统的整体性。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管理范围上。生态旅游管理不以一个景区或一个服务机构，或者是这些管理点的简单集合作为管理范围。因为它将割裂生态旅游活动各内容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降低管理效率，甚至造成管理失效。生态旅游管理的范围是生态旅游区域。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来说更是如此。生态旅游区域一般有两种划分，一种是行政区域，如中甸县生态旅游区。另一种是自然生态地域，如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对生态旅管理来说，以第二种区域划分作为管理范围更合理。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作为世界地理一大奇观的长虎跳峡介于两行政区之间，使管理造成困难。但很遗憾，现实是人们只认可行政区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构建态旅游地往往是一些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原始，很少被人类活动涉及的地域，和保存有较为独特的民族及宗教文化习俗的区域。者说，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使这种区域成为生态旅游胜地。但另一方面，这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区域居民的生存方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如传统农业，牧业和林木业。而传统产业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不但毁坏自然生态系统，还将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以为继，并危害流域下游。旅游业的兴起为这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产业支持。迪庆州中甸县正是具备上述特征的典型的生态旅游胜地。雪山，峡谷，五花草甸，高原湖泊及森林等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以及东巴文化发祥地，是中甸县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骄傲。但世代居住于此的中甸人民仍未摆脱贫困。特别是天然林禁伐之后他们翘首以盼旅游业能带来新的生机，并把它确立为区域的支柱产业。因此我们所构建的生态旅游管理系统必须以区域为出发点，并以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终保证区域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以区域为出发点，不仅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整体性的要求。而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的系统目标。出发点与目标之间相联系的是生态旅游活动。由此形成一条由发点到目标相连贯的主线。这条主线是生态旅游概念的象描述和总体概括，因此它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基础。在生态旅游管理中，被管理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因此管理必须有一定中心，以便抓住重点，突出重点，从而把握生态旅游管理的关键。生态旅游的性质决定了生态旅游管理必须以游客为中心，必须以保护为中心，必须以发展为中心。因为，参与生态旅游活动的因素繁多，在这些因素中，游客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游客就不能开展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其他活动都是围绕游客的旅游活动展开的。游客是生态旅游区的财富。游客是生态旅游的上帝。因此，生态旅游管理必须以游客为中心。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是游客旅游的目标和对象，也是旅游地社区居民生存的条件。事实上，它们是生态旅游的客观基础。保护这种客观基础，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求，也是旅游地社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要求。因此生态旅游管理也必须以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为中心，即以保护为中心。生态旅游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是区域开展生态旅游活动78的核心，因此生态旅游管理还必须以发展为中心。这就是生态旅游性质决定的生态旅游管理的三个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要求。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基础和逻辑要求是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逻辑前提。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将以主线为基础，围绕三个中心展开。构建的框架模式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研究生态旅游管理，必须明确系统状况，辨明系统及各子系统的性质，功能及地位，阐述其相互关系，从而构建系构，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系统按其性质分为功能系统和分析系统两类。功能系统是指具备实现系统目标功能的系统。分析系统是指描述，解释要素集合关系的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其系统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质上是指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其表现是指空间上的规模扩张、时间上的延续和指标上的递增。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它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局部向整体，由要素向系统优化演进，这一发展演化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以其管理观念、管理结构、管理方法和管理运行形成系统功能，以保证系统目标的实现。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由五个子系统构成:即管理目标子系统、管理对象子系统和组织管理子系统、开发管理子系统以及环保管理子系统。其中管理目标管理对象子系统是分析系统。其他三个子系统是功能系统。管理目标子系统作为分析系统是各功能系统的系统目标集合的系统描述。管理对象子系统是被管理要素集合的系统描述。通过系统描述，解释系统要素，阐明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从而正确地把握有关生态旅游管理的基本概念。三个功能系统是以主线为基础，围绕三个管理中心展开的，按不同管理类别划分的管理职能的集合。所形成的系统功能以实现子系统目标的方式，来保证生态旅游管理大系统目标的实现。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结构形如一个三角金字塔，塔中心为主线串三个管理中心由下至上贯穿全塔，塔底为管理对象子系统，塔尖为管理目标子系统，塔的三面由三个功能系统环中心线封闭。以强调功能系统之间的广泛联系。中甸县的生态旅游，近几年发展很快，管理滞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试图套用现成的管理模式解决管理问题却不实际。事实上，中甸县现在的管理问题还不在于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落后，而首先是管理观念的问题。对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构架模式认的意义就在于领导者和管理者对管理问题要树立系统的观念，并在决策和管理运作中贯彻这种观念，以提高管理效率或减少因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于像中甸县这样生态旅游刚兴起的区域，这种认识就更有意义。管理对象系统的分析管理对象系统作为一个分析系统，主要是阐述作为管对象各要素的内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所形成的结构，以便解决生态旅游管理是管理什么的问题。管理对象系统从静态看，其要素包括三类，即人、文化(精神)、物。第一类是指生态旅游区域中与生态旅游有关的全体人员。包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和社区居民。这些人的个体以某种方式集合表现出群体特征或依附于一定机构形成组织。第二类指生态旅游区域中具有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例如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及民俗和宗教精神及仪式等。第三类是指生态旅游区域中与生态旅游有关的客观存在。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存在物。自然存在物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它形成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自然景观)。人工存在物主要指建筑、设施、道路等。除此之外还包括第二类的物化体，如民族服饰、宗教信仰等。第二类及第三类的人工存在物形生态旅游资源(人文景观)。管理对象各要素综合表现为景区(点)，并依其主体显示区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主体，松赞林寺景区以宗教文化资源为主体，藏民家访(一种旅游形式)以民族民俗资源为主体。从动态看，管理对象系统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运动形成生态旅游活动。因此管理对象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即对象动态子系统和对象静态子系统。对象动态子系统是生态旅游活动的系统描述。对象静态子系统是要素及要素关系的系统描述。事实上对象静态子系统的运动形态就是对象动态子系统，而对象动态子系统的静止形态就是对象静态子系统。在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中，管理对象系统其实有两个表现。一是底部的管理对象系统，二是从底到顶的生态旅游活动。事实上，前者是对象静态子系统，后者是对象动态子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这种结构表述，更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换句话说，管理对象系统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旅游活动的形式直接影响和79决定着管理目标。这也说明，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生态旅游管理的社会系性质，反映了系统的复杂性管理难度。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确定管理目标时，必须考虑相关者的态度。功能系统的综合分析从理的系统理论来说，一般的管理功能系统，由管理的五个职能形成子系统。如果我们仅从不同管理类别(例如组织管理、开发管理、环保管理)进行相应的功能系统分析，无疑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或形成一些有效的管理手段。而这正是传统大众旅游管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但对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来说，不仅要重视各功能系统的系统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不展开其系统分析)，更强调各功能系统的整合性分析。而各功能系统的整合性，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整体性的表现和要求。事实上，前述的生态旅游管理框架结构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对开发管理和环保管理而言，首要的管理问题是决策问题(管理就是决策)。例如，开不开发，开发到什么程度，怎样开发以及从环保政策的角度看准不准开发，怎样保护等。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但开发是生态旅游的生命，而环保是生态旅游可持续的根本。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要在思想上强调保护性开发的观念，也要应用管理模式中确立环境与开发的综合决策模式。这种综合决策模式，既是一个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作为原则，它指环境状态对开发有否决权，任何景区(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旅游增长或社区发展，不能用当前的发展去损害未来的发展，更不能以局部的发展去损害全局的发展。作为方法，它是指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是开发程度的技术限度。开发就其程度来说，可划分为零开发(即原生状态)、保护性开发(对环境状态有控制的开发)、完全开发(事实上是人工系统)、掠夺式开发(完全不顾环境后果的开发)。生态旅游的开发是保护性开发。开发就其方式来说，分为两种，一是为游客观赏方便而进行的建造，例如解决可进入性问题或建造食宿设施。二是扩展景观或增加旅游项目。对于生态旅游，不同的开发方式应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标准。因为不同的开发方式对环境状态的影响不同，对旅游的作用也不同。开发就其目的来说也有两个，一是经济效益，二是社区发。如果仅就开发管理子系统来说，这种目的性也是合理的。但如果考虑环保管理的目标，这种目的的实现程度也必须不突破环境的技术标准为限。碧塔海水面的开发利用是说明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最好例子。碧塔海水面的开发是指在水面上行船其功用有两种，一是作为交通使南线西线沟通，形成旅游环线。二是开发游船项目，增加游览内容(实际此项目已在运行)。由此引发争论，形成三种观点。一种是禁止行船，认为行船影响水质，长此已往会使湖水变异。二是可开交通船，认为有必要沟通南线西线，由于船只少，对水质影响较小。三是开发游船项目，认为这是碧塔海的重要项目。第一种观点纯粹是从环境出发的。第三种观点纯粹从旅游出发。第二种介于两者之间。事实上，如果以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争论也就没有必要。在方法上，以水质的背景值为标准，查明水体自净能力，计算环境容量，进行行船的环境影响评价，确定环境承载量。以便决定是否开发或开发方式。如果一条船都会引起水质变异，则否决此项目。由此可见，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是正确处理环保管理与开发管理关系的科学手段。事实上，这种决策模式的实质是把开发决策建立在环境科学的基础上。但是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应用和实施取决于组织管理模式，或者说，组织管理模式是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落实的保证。因此，景区(点)的应用管理模式是由组织管理模式和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两者构成。组织管理模式景区(点)的组织机构是生态旅游组织系统中最重要的内容，其组织管理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系统中组织管理子系统的重要内容。景区(点)组织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体制。因为各种管理问题、管理矛盾都与管理体制有关。中甸县生态旅游管理的现实也说明这一点。但是认为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完全理顺管理体制也不现实。本文从实际出发，回避尖锐的体制矛盾，提出两种景区(点)的组织管理模式构架，以适应不同特征的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并以环境和开发综合决策模式与管理原则来实现对景区(点)的管理，从而达成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目标。管理委员会制适用管理委员会制的景区(点)有以下特征:

第一，环境特征:景区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为主体(或是自然保护区)，并且生态环境较脆弱，可开发性低，一但造成损害则不可恢复(碧塔海就于这类景区)。

第二，权属特征:在产权关系上，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主要为国家所有。但管理权分散在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例如80林业部门，环保部门，消防部门，旅游部门，及社区的行政机构，如乡(镇)政府。

第三，体制特征:各部门关系交叉，各自为政，在管理中追逐部门的经济利益，而不愿真正负起生态旅游管理责任。

第四，开发的目的特征: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有限开发为手段，获取资金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以此相适应的管委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组织特征:前述的政府职能部门派员参加管委会(包括旅游地社区的乡镇政府人员)。

第二，责任特征:参与管委会的人员既对管委会负责，也对所派出的职能部门负责。

第三，权限特征:只有管理权、监督权，没有开发权。但有开发建议权和按照环境与开发综合决策模式的要求提交建议开发报告，由上一级对开发进行决策。

第四，财务特征:税后收入除用于管委会运行费用和开发投资外，其余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剩余部分上交财政，不足部分由财政拨付。由上述特征可知，管委会并不只是个称谓，而是以景区(点)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性质和特征为基础所形成的景区(点)的组织管理体制。公司制公司制模式就是把景区

(点)作为一个企业进行管理。适用公司制的景区有以下特征:

第一，环境及资源特征:景区(点)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为主，但生态环境有较强的承受力，具有良好的可开发性，即使造成一定损害也可恢复(虎跳峡就属于这类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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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 环境资源 资本化。

一、引言

广西的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自然资源，如桂林山水就是享誉国内外的旅游胜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城市人口，越来约追求精神享受，把回归自然，体验乡村生活和少数民族风情，欣赏田园风光作为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替代。广西是农业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域风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跨境旅游资源，以及历史遗迹，这些正符合了现代旅游发展趋势。因此，近些年广西的旅游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最初的自发性的、小规模的经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化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使广西的旅游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乡村旅游主要依托农村的自然风光与农村人文活动等资源，以城市居民作为目标市场，满足消费者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等各种消费需求。该类旅游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尤为重要，由于无节制的消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因此，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农村的环保一向投入甚少，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投入。在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的情况下，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关于旅游环境的法律非常欠缺。当前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以“市场失灵”①作为理论基础的，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规制，以期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解决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私利，在保护与治理环境上总显得动力不足，特别是乡镇政府，有着更为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单纯发展农业在大多数农村都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如乡镇企业就成为乡镇政府的优先选择。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发生冲突时，政府肯定会牺牲环境而选择发展经济。尽管有人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可是官员们除了有谋求政绩外，更有谋求经济利益的愿望。这就是所谓“政府失灵”。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旅游与环境的矛盾冲突，需要寻找新的路径解决发展乡村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和谐问题。

二、广西乡村旅游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

近年来，广西乡村旅游得到较好地发展，截止2009年底，广西建成常态性经营的乡村旅游点达300多个，“农家乐”500多家，创建农业旅游示范点192个，分布在广西14个市80多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4个，广西创建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排全国第9位，西部省区第2位。广西旅游局与农业、建设等部门合力打造了15条农业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了一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目前广西主要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1.农家乐(渔家乐等)；2.现代农业新村；3.民俗（族）文化寨或古村落；4.集观光、体验、购物于一体的农园；5.高科技生态农业观光园；6.依托乡村名胜开展乡村旅游；7.乡村红色旅游。

虽然广西的乡村生态旅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缺乏整体科学规划，暴露出很多问题，制约了广西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本质、内涵、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认识不足，不能够准确把握和认识自由资源，及资源的开发，也没有很好地针对目标客源进行开发。

2.宏观管理力度不够，缺乏整体规划，体现为分散、小规模无序经营。

3.基础设施较差，如交通不便，卫生条件较差等，影响乡村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5.由于法律缺位，监管不力，规划欠缺，出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人文环境特色弱化甚至恶化等问题。

广西已提出将旅游也作为广西的支柱产业，打造旅游大省的口号，而乡村旅游又是广西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当前已出现的问题，已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造成阻碍作用，使乡村旅游处于较低层面的发展，而消费者对旅游服务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以及上文谈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符合当今经济与环境关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且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构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环境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对于发展乡村旅游，自然资源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乡村旅游更多地依重农村或山区自然资源。可是现实是，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几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对农村几乎没有投入。虽然自去年起，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甚至中央财政安排了10亿元的专项资金，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政策的实施，但是在具体的防治工作当中还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目前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基本是针对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的，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适用性不强；同时由于我们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中普遍存在重工程、轻制度的现象，使得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措施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等。再加上农村地广人稀，污染太过繁杂分散，农村环境保护的机构队伍薄弱、基础能力薄弱、法规制度薄弱、管理手段薄弱、技术支持薄弱，农村环保问题严重。

（二）传统环保法律制度的弊端

在我国，在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下，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更谈不上将之作为资本来看待。长期以来，中国资源行业的发展一直是行政权力为内生变量的，包括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也大多是通过无偿的行政委授实现的。从法律上来说，自然资源只是行政管理的附属，其自身的价值或是资本属性无从谈起。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环境只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市场机制的目标是人造资本的最大化，并以此实现经济在总量上的增长，环境要素在此仅是作为生产对象存在，市场机制对人造资本最大化的推进同时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无限扩张。由此也形成了“环境保护与市场机制天然排斥”的普遍观念。对应到旅游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旅游开发程度越高的地方，往往自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破环越严重。就是由于传统理论下，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是排斥在市场之外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本化，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市场主体不愿意付出成本进行环境保护。不仅如此，由于使用自然资源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再加上监管不力，经营者往往无节制的地消耗环境。对于行政监管，由于认识上的不足等原因，也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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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资源资本化的转变

人类发展到今日，人类已面临着资源紧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峻环境局势。因此，有学者提出“生态经济理论”。在该理论下，宏观经济被视为一个包含内容更多，更有支撑能力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经济只是生态经济的一个子系统，而将环境保护提到比经济发展更优越的地位。以生态规律影响和支配经济发展的进程。在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础下，要求立法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资本的基本构成，并不断提高其生产效率和通过投资扩大供给。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法律应将生态环境等资源纳入到物权理论框架中。在传统的物权理论框架中，土地和海域早已纳入物权中，对除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构建的较为完善。其他的生态旅游资源，也可以按照使用权等他物权的创设②，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的权利，按照物权制度，将这些权利市场化，通过拍卖，由经济实力强，开发最为合理者获得使用或开发的权利。旅游环境资源不再是无偿的公共资源，而成为“自然资本”。如果要获得自然资本的使用权或利用权，需要通过市场交易。

通过环境资源的资本化设计，将原来视为公共产品的自然资源等环境资源“内部化”，使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一旦环境资源权利成为资本，纳入到投资者的成本之中，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或利用权的拍卖，而获得资金，专款专用与当地旅游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样既解决了政府在环保上资金投入不足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也可以真正实现“谁使用谁治理”的原则。

四、对广西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制度框架的构建

针对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及所面临的与环保发生冲突的困境，基于环境资源资本化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相关法律制度：

（一）制定地方乡村旅游发展法规

目前有不少地方盲目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无序经营，没有对环境污染的评估，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要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发展，应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制定符合旅游发展与当地自然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地方法规。法规应制定当地乡村旅游的目标和宗旨，对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手段；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等。在地方法规的指引下，地方各级旅游部门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引进投资及项目开发应符合规划要求。

（二）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

对于自然资源，可以根据其所有权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权利，如开发利用权，使用权等。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有两类:国家所有权和农村集体所有权。而经营者也有两类：外来旅游企业和本地农户。将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就是要经营乡村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有偿使用青山、绿水等传统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资源。对于旅游企业，如果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应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自然资源使用费，这个制度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设计；对于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应与该地的农村集体组织签订承包协议，有偿使用。而经营者是当地农户的，由于经济能力弱，他们经营旅游也是在其传统的生活习惯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上不需要象旅游企业一样付费，但应当缴纳适当的，相当于环境保护的保证金。

（三）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

目前广西的农村生态旅游规模化经营的不多，很多都是当地农民自行个体经营。分散式、小规模经营往往经济实力较弱，没有长远规划，比较急功近利，带有较强的“靠山吃山”的心态，很少关注环境问题。对此，应制定地方法规，规定较高的进入门槛，引进具有先进开发与管理经验的旅游经营企业进行整体性开发。这样可以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较为有效、协调的利用。地方政府在进行招标引进旅游项目时，应重点考核其对当地环境保护的措施的可行性，使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及环保纳入经营企业的运营成本之中，从而达到旅游开发与环境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环保双赢的局面。

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并非指仅投资多的旅游企业才能经营乡村旅游产业，而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之外。这里所指的高门槛，更大程度上是指对环保的贡献。对于当地农户经营旅游行为，更多的要靠行政力的约束，如收取排污费等。

（四）有效地将农村生态旅游目的地农民纳入旅游产业中

对于风光秀丽的生态旅游景区，往往也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如广西的大化县、田东县、东兰县、巴马县都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近几年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当地的经济与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鼓励当地农民从事旅游，农民分散的、小规模可能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都不利。引进外来投资，又可能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外，而他们还很有可能要承受因为开发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让当地农民参与旅游业，享受到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所带来的实惠，同时又不会造成不经济、不环保的效果呢？

这需要当地政府在引进投资时，要求旅游经营者做好规划，将当地农民作为其经营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的合作可以是多种形式的：

1．农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与经营者签订协议，以他们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作为资本入股。这要求首先将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他物权利划分成股份，并且作价，转化成资本。这种方式的合作，恰恰与上述制度设计相吻合，也是当地农民最深的参与旅游开发的一种方式。通过自然资本入股，农民成为股东，可以参与开发与经营决策，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表决权，这也遵循了环保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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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当地农民是否有自然资本入股参与，都可以加入旅游服务、甚至经营管理行业之中去。当地农民世代居住在本地，与当地资源形成天然一体，其实他们也是当地旅游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以民俗资源作为开发旅游的重点的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是苗族风情，消费者除了欣赏秀美的山水风景之外，更是想要体验当地的民族风情。当地农民的生活和民俗，通过旅游企业的良性包装，呈现给消费者。而当地农民可以在保持自己的生活传统和习俗，同时又不离开家门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参与的方式有二：第一，受雇于旅游经营企业；第二，与旅游经营企业签订协议，将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承包给农户或农户联合体。协议中明确约定承包项目与范围，旅游经营企业统一管理，指定服务标准，由经营者就农户经营项目对消费者承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发民俗资源的时候，法规应做适当的引导，避免将民俗风情展示舞台化、商品化。在开发的同时，注意外来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经营者应配合文化部门对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

3.对于不愿意或者没有劳动资源的农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分享利益：第一，通过所在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入股方式获得分红；第二，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按照与经营者的协议，从旅游经营者处获得补偿款。该补偿款是用于弥补因开发乡村旅游使其遭受到对原有安宁生活破环的损失或容忍。

（五）当地政府成立专门的监管组织

通过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环境与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得以有效利用与保护，政府的环保压力大大减轻。但并不是说政府对此就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转变职能，从执行者变为监管者，保证市场的良性、有序运行。针对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特点，政府监管组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乡村旅游服务标准；2.按照相关法规，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旅游开发经营企业；3.监管自然资本权利交易过程；4.监管经营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如果他们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依法采取行政手段；5.对农户分散经营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培训。

在进行行政监管时，要特别注意防止行政权的过分膨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常常喜欢当场上的“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因为直接参与经济，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立法就是要政府回归本位，成为市场的监管者，防止恶性竞争或破坏竞争的行为。对于难以资本化的，具有较强公益性的公共资源，难以用市场手段调节的，需要政府投入加以保护。

五、结语

良好的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优势可能难以发挥，最终成为制约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笔者试图跳出传统环境保护的思维，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构建一个农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将原本作为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本化，从而将“外部化”的问题转为“内部化”，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制度的具体构建仍需不断探索，本文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注释：

①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的状态，特别不能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自然资源一直以来作为公共产品，存在产权不明的状态，市场运作无法组织和实现自然资源的提供。自然资源被排除在市场交易之外（外部性），市场交易主体不会为消耗自然资源而付出成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这类外部性和搭便车一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

②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我国的法律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基于我国公有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具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已达到基本共识。所以这里讨论的权利为非所有权的他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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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晓岗.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百色市为例．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篇4

关键词：生态位理论；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旅游生态位扩充； 西双版纳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7103

1问题的提出

生态位理论（niche）是生态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众多学者并未对生态位理论有统一的概念认识，Grinnell（1917）最早定义空间生态位[1]；之后的学者如Elton[2]、Gause[3]、Hutchinson[4]、Whittaker[5]、Oduml[6]、Leibold[7]、Pinak[8]等对生态位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扩展或再细分。国内关于生态位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王刚[9]、马世俊[10]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多种生态位的概念。虽然生态位的概念没有统一，但是其基本思想都是指基本生物单元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单元的相互关系。生态位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种间关系，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种群变化等生态学领域。随着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生态位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渗透到城市景观、旅游规划以及企业管理等许多社会学科领域。

生态位在旅游中的应用最早是黄芳（2001）提出的[11]，她认为某些生态学原理，如生态位原理可以为旅游领域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解决旅游区域优化系统，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国内运用生态位理论研究旅游大致可分为：旅游资源生态位、旅游地生态位以及区域旅游生态位等研究。

在旅游资源生态位的研究中，李向明（2007）认为旅游资源在旅游系统中占据的位置和发生的功能及作用，体现了旅游资源的生态位宽度，其选择策略主要包括生态位的拓展、调整、协调和优化四个方面，并以江西省为例分析了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李丰生等（2008）认为旅游资源生态位是在当地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过程和所有旅游资源品相特征中的发展地位和作用，并指出旅游资源的整合主要有错位开发、协同发展以及拓展策略。

在旅游地生态位研究中，邹仁爱等（2005，2006）认为旅游地生态位是指旅游地在区域旅游系统中所具有的生存位置以及在旅游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并探讨了旅游在协调开发过程中的策略。孟德友（2006）等在理论基础上分析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巴拉河乡村旅游发展中生态位的重叠现象和发展策略。祁新华（2006）等对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的生态位态势进行定量分析。向延平（2007）以湖南凤凰为案例分析点进行生态位态势的定量分析。王刚等（2008）对珠三角地区的主题公园的生态位态势进行对比研究。

在区域旅游生态位研究中，汪清蓉等（2008）提出区域旅游生态位的测量由4大维度和32项变量构成，并探讨长三角地区区域旅游的竞合模式。祁新华等（2004，2005）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等。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文献，目前国内基于生态位的旅游研究理论介绍较多，深入研究较少。引入生态学理论，有助于客观有效地分析旅游生态位的特征和规律，更能通过定量分析而科学地提出可持续发展策略。

2旅游生态位理论

2.1旅游生态位

旅游生态位是指旅游地在区域旅游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发生的作用、体现的功能以及与周边旅游地的相对关系。旅游生态位概念如同传统生态位理论一样，充分反映了研究单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相关学者研究旅游生态位理论包括旅游生态位适宜度理论、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旅游生态位分离与重叠等理论，本研究就是运用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对云南省西双版纳的旅游生态位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发展策略。

2.2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

根据前人的研究理论，可以将旅游生态位分解为“态”和“势”两个基本属性[12]。“态”是表示旅游地所处的状态，是旅游地在区域旅游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和周边旅游地相互作用的影响。在旅游统计数据里面可以用旅游地的旅游总收入或者旅游总人数、旅游资源评价等指标反映旅游地的状“态”。“势”是指旅游地在区域旅游系统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如生产力、经济增长率等，在旅游统计中可以用旅游总收入变化量或者旅游总人数变化量、旅游增长率等变化量来表示旅游地生态位的“势”。在分析旅游地生态位时，不仅要了解旅游地目前所处的状况和发展情况（态），也要了解旅游地的旅游发展变化情况以及旅游地与周边旅游地之间的竞合关系和影响力（势），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旅游地生态位的发展变化规律。

旅游生态位态势计算模型为：

式中：i，j=1，2，3…，n；Ni为旅游地i的生态位；Si为旅游地i的态；Pi为旅游地i的势；Sj为旅游地j的态；Pj为旅游地j的势；Ai和Aj为量纲转换系数。Sj+AjPj称为绝对生态位[13]。计算结果在0～1之间，数值越大越接近1，说明该旅游地在区域旅游圈中影响力越大，占支配地位。数值越小，说明该旅游地在区域旅游圈中影响力越小，所处地位可忽略。

对于旅游地生态位定量分析来说，可以将旅游总收入或者接待游客总人数作为旅游生态位的“态”，将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总人数的变化量作为旅游生态位的“势”，以一年为时间周期，则量纲转换系数Ai和Aj为1。

2.3旅游生态位扩充理论

旅游地在长时间的发展下，旅游生态位的态和势会发生变化，如果旅游地得到良性发展，旅游生态位的态和势得到相应的增长，这就是旅游生态位的扩充。相反，若生态位的态和势不增反减，我们就称之为旅游生态位的压缩。旅游生态位的扩充理论反映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情况，管理方可根据旅游生态位的发展情况适度调整发展策略，避免恶性的生态位重叠带来的旅游生态位压缩现象。

旅游生态位扩充模型可表示旅游生态位的扩充程度，其数学模型可表示为[14]：

式中：T为旅游地生态位扩充的程度和大小，P为旅游地生态位的势，S为旅游地生态位的态。当T>0时，表示该旅游地生态位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在区域旅游系统中处于扩充状态，影响力在逐渐增强。当T

2013年4月绿色科技第4期

陈 娟：基于旅游生态位理论的旅游竞争态势研究地理与旅游

3西双版纳旅游生态位定量分析

3.1西双版纳概况

云南西双版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环境具体表现为多雨，高温，湿润，热带季风气候与热带雨林气候均在西双版纳表现出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素有“热带植物王国”的美誉，境内现存大面积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生物资源极其丰富，具有科考研究价值。其中野象谷、望天树、原始森林公园已是驰名中外的生态旅游景区。在该景区范围内，游客可以体验到地域特色强烈分明的植物景观。近年来望天树景区发展势头强劲，将热带雨林景观、猎奇探险和科考集于一体。同时该地区是以傣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傣族园民风淳朴，民族特色浓郁。西双版纳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广大游客。

3.2旅游生态位计算

本论文选择西双版纳全年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游客总人数为指标，收集从2001～2011年每年旅游总收入和全年游客总量数据，运用上述理论模型，分别计算西双版纳旅游绝对收入生态位、接待总人数绝对生态位以及旅游生态位扩充率。

表1西双版纳地区2001～2011年游客量生态位测算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游客量/万人247.01250.96247.38271.23269.99359.71503624.28732.03853.141012.65年平均游客变

化量/万人-3.9500.1858.0735.74522.54042.66553.89660.62867.34876.564游客量绝对生

态位/万人-254.91247.565279.303275.735382.250545.665678.176792.658920.4881089.214T-0.01570.00070.02980.02130.06270.08480.08630.08280.07890.0756注：根据西双版纳旅游局和统计局以及相关网站提供相关统计资料整理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2001～2011年，除了2003年非典事件的影响，其他年份（2005年除外）游客量变化规律是在逐年上升，游客量的绝对生态位（2003与2005年除外）也在逐年增加，从游客量生态位扩充率可以看出，西双版纳发展速度极快，尤其是从2006年开始，游客量生态位扩充率居高不下。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1年西双版纳接待游客总人数为247.01万人，2011年全年接待游客总人数为1012.65万人，翻了近5倍。游客量生态位扩充率T>0，说明西双版纳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旅游生态位扩充现象。

表2西双版纳地区2001～2011年旅游收入生态位测算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旅游总收入

/亿元16.2715.9120.5024.7524.4027.2833.9641.1750.3480.33100.24年平均旅游收

入变化量/亿元--0.3602.1152.8272.03252.2022.9483.5574.2597.1188.397旅游收入绝对

生态位/亿元-15.55022.61527.57726.43329.48236.90844.72754.59987.448108.637T--0.02260.10320.11420.08330.08070.08680..8640.08460.08860.0838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2001～2011年，2002年略微下降，旅游总收入总体而言逐年增长，旅游收入绝对生态位也大致逐年增加。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1年西双版纳旅游总收入为16.27亿元，2011年全年旅游总收入为100.24亿元，翻了6倍多。旅游总收入生态位扩充率从2003年开始一直大于0，尤其是2005年以后，旅游总收入生态位扩充率值很高，说明西双版纳近年来的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旅游生态位扩充现象。

4结语

通过把生态位态势理论和生态位扩充模型引用到西双版纳旅游分析中，客观实在地反映了该地旅游的发展情况，为旅游地开发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利于后期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视角。但是旅游生态位理论还处于未成熟的阶段，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而且，这种模型与研究方法是在理想状态下的结论，在指导旅游地发展策略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只是一个初步探索，随着旅游生态位理论的不断完善，还可以尝试其他计算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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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影响;符号互动理论;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55-02

一、旅游影响研究基本理论

（一）旅游影响的含义

旅游影响是指因旅游活动而形成的某些事物与机构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及结果，主要包括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产生的影响。旅游影响研究最早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旅游经济影响，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的投资产出模型、国际贸易理论与旅游乘数效应探讨宏观范围内旅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旅游文化影响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产生了运用于旅游跨文化主客交流的比较文化学，以及具有东西方不同意义的旅游人类学。旅游环境影响属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目前，旅游目的地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比较严峻，需要配合其他学科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二）旅游影响研究理论假设

旅游影响来源于主客互动，即旅游者和旅游相关人员之间的互动。主客互动关系的理论假设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符号互动理论，是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日常自然环境来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符号互动理论发起者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②人的行动是根据其行动目的、意义等，通过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象征符号进行以符号为介质的间接交往沟通，达到共同理解。该理论有三个主要假设：人对外界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该事物对他的意义为基础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而不存在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是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与修正这些意义的。③

符号互动理论的基础是人对事物赋予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人也是事物意义的组成部分。人不再是平日里繁杂无序的个体，而是在互动中为赋予行为、语言等意义而存在的符号，并在整个社群的个体交互过程中发挥沟通和人际交往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科技等之间的交流传播，都有其象征符号。

二、旅游影响研究范围

（一）旅游影响研究对象

在旅游运行中，旅游目的地的人是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和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举止和态度直接影响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质量，作为重要的无形符号将旅游地形象传达给旅游者。在旅游心理学中，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由目的地旅游宣传、吸引力要素和服务质量等激发旅游动机，通过比较不同旅游地的消费水平、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等信息，再进一步选择旅游行动。旅游者在旅游行动后形成了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态度和偏好。整个过程旅游者没有生产物质产品，纯粹是获得一次旅游经历，旅游满意度是衡量付出的唯一标准。这些行动也会对旅游地经济社会和旅游服务行业造成一些影响，旅游地居民是旅游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是旅游核心吸引物的文化载体，具有与旅游者互动，展示当地风土人情与传播当地文化的作用。

多克斯根据自己在巴巴多斯和尼亚加拉湖区的案例调查，总结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可根据当地居民态度而划分为不同阶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依次呈递进趋势。他所提到的五个阶段是融洽阶段、冷漠阶段、恼怒阶段、对抗阶段和最后阶段。④从恼怒阶段到最后阶段，旅游活动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停止。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产生了乡村旅游的萌芽，也称为生态农业旅游，提供床和早餐的法国乡村旅社和贵族郊游活动是早期的典型案例。国外学者尤洛夫斯基和古苏等较早开始关注乡村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他们认为：第一，目的地居民的支持对旅游发展具有决定性，因为旅游地的成功运作和可持续发展非常依赖居民意愿;第二，居民对成本和收益的评估以及他们对旅游的支持之间存在关系，通过五个旅游地调查证明居住的越远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越小。⑤在古苏等关于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感知和支持度研究中发现，当地对旅游的支持受到社区关注度、生态价值观、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旅游发展感知成本和收益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和模型分析，计算出不同因子对居民成本和收益的感知以及对旅游支持程度的影响系数。⑥

其他学者也总结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子，如社会人口统计学中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并分别运用统计软件进行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感知影响之间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分析。尼古拉斯等在世界遗产地圣卢西亚皮通山保护区进行实地调查，认为显著缺乏居民参与是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危险信号。⑦这些研究表明当地居民的支持对旅游发展的作用非常巨大，是乡村旅游影响的主要对象。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迟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举办荔枝节开始，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时间，⑧而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和古村落旅游成为国内乡村旅游的主要研究领域。

（二）旅游影响研究内容

旅游影响研究涉及因旅游发生、发展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其中包括人们意识的变化、心理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政治经济影响和政策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状况的变化。旅游影响研究的内容还涉及因旅游的发生、发展形成的旅游地居民文化的变化。⑨瑞安等认为，旅游影响和居民观点是一个潜在反应集，⑩尤其在中国制定与执行任何规划都有受体制约束，严重影响了对旅游参与者意见的直接反映和规划的有效性。学术界已普遍采用实地调查与问卷结合的方式了解旅游地居民感知到的旅游影响情况，这表明任何具有价值的旅游规划项目都需要检测旅游目的地受访者的观点、态度，对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到参与对象的检测条目要符合当地实际，以此确定是否会影响旅游的发展。这表明旅游影响从宏观来看是一个综合反应系统，所有参与旅游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会产生相互作用，且这些作用是潜在的、长期的和不断变化的。

对于旅游地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来说，经济影响最早出现，也最直观，而后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慢慢出现。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创始人巴特勒发现，旅游者数量对旅游地潜在影响会长期有规律地表现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即旅游地会经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退或复苏的各个阶段。？？？这是旅游总的发展规律，其表现特征分界也不非常明确，巴特勒也不否认部分旅游地实际存在阶段缺失、并存或者跨越式发展。虽然旅游地没有明确影响作用时刻表，但是大多数国外学者在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基础上，运用模型与数据分析来获悉、预测旅游活动，分析并预测许多旅游影响的案例，其研究范式与研究设计可供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在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所作的大量实证研究中，都试图找出影响各自案例地生命周期的主导因素，以期对一般旅游地生命周期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探讨。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质量与容量、过度商业化、良好区位、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旅游资源丰度、居民支持度、旅游形象、旅游地竞争力、旅游发展速度、外部投资、政府与旅游经营者作用、外部竞争环境变化、客源市场改变、外部政治环境等。？？？这些内外因素组合产生的作用决定了旅游地的发展，也预测了连续发展的下个阶段目的地会有什么特征，旅游者的活动将会造成什么影响等。这些研究成果说明未来研究需要更为科学、高效的旅游开发模式和与相应的旅游地、客源市场与政策支持等旅游系统，以保证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旅游影响研究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受到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在符号互动理论视角下，旅游者和旅游地的人通过互动进行旅游活动，旅游者需求和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等都反映了旅游影响的程度。对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各发展阶段来说，旅游地受到的旅游影响广泛存在。对于乡村旅游来说，如何及时发现乡村旅游地存在问题，以科学、合理地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关键。这些问题都与旅游运行结构以及旅游活动开发、发展方式有关。在未来，要深入研究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使旅游系统各方面能够统一规划、系统协调。要积极创新高效公平的开发、发展模式，共同解决旅游地发展存在的问题。

[注 释]

①申葆嘉：《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142页。

②宋丽范：《符号互动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教学与管理》，2006年第9期，第3～6页。

③渠改萍：《符号互动理论述评》，《太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96～98页。

④刘赵平：《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旅游科学》，1998年第4期，第30～33页。

⑤尤洛夫斯基、古苏：《居住距离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旅游研究纪事》，2004年第31期，第296～312页。

⑥古苏、尤洛夫斯基、尤塞尔：《基于结构模型方法的旅游目的地居民态度研究》，《旅游研究纪事》，2002年第29期，第79～105页。

⑦尼古拉斯、塔帕、高龙宰：《旅游目的地居民视角下的世界遗产地 圣卢西亚皮通山保护区》， 《旅游研究纪事》，2009年第36期，第390～412页。

⑧徐福英、刘涛：《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旅游转型与升级研究》，《农业经济》，2010年第2期，第93～94页。

⑨张文：《旅游影响――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页。

⑩瑞安、谷慧敏：《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299页。

篇6

一、本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其意义

金湾区的绿地系统以“生态优先、区域优化、完善系统、贴近生活、优化结构、突出特色”为宗旨，绿地系统的建立，不仅可以满足市民亲近大自然的要求，也可以吸引到全国乃至世界的来宾至此，提高金湾区的知名度。湖滨路生态廊道：道路北侧为金湾区西湖风景区，南侧为黄竹山，道路为串联东部滨海景观并渗透至城市内部建设区的主要通廊，两侧绿地控制在20米。金海岸大道――北排河生态廊道：道路与河流两侧以开敞绿地与滨水生活岸线为主，宽度控制在20m，展现现代滨海城市气息。金海路生态廊道――道路南侧靠近南海，北侧为轿顶山系，道路两侧风光集中体现三灶山海格局特色，两侧以建设生态防护林带为主，生活区域防护宽度控制在15m，生产区域内防护宽度控制在20m，同时设置多条从山到海的垂直的视线通廊，沟通山海联系。

我们经过调研，了解到周边市民的迫切需求是：生态保护、城市农业、自然景观、科普教育、休闲美食、亲身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场所。基于此，本项目在原有的景观设计基础上，重点研究湿地公园周边的休闲美食体验一体化配套建设，在真正满足周边市民需求的基础上，将整个湿地公园的配套设施完整化、科学化、合理化，打造华南地区特色湿地公园文化。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满足周边市民的绿色生态湿地需求，也可以吸引到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通过休闲美食体验一体化的理念推进，可以将金湾区的人文历史、特色美食文化推广到全国，增进文化学习交流，同时，可以带动周边餐饮时尚休闲度假文化，推进房地产及周边商圈产业，起到示范性作用。金湾区航空城、商业圈建设已具规模，结合本项目的绿色生态湿地文化建设，将更有利于推进金湾区“三大定位”“四个中心”建设，发展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区、展示国际化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西部生态新城的核心片区，增强绿色生态湿地文化建设优势，提高金湾区休闲生态旅游文化在华南地区的竞争力。

二、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一）休闲美食文化战略第一阶段

强调休闲美食文化对受众心理的把握，提高精神层面的满足，从而刺激消费。将金湾区湿地公园文化植入到餐饮休闲文化中，形成绿色环保美食文化理念。如今，休闲美食消费中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日渐提高，受众消费的品位和层次也不断地升华，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金湾区美食相关企业只有加强自身的文化营销，树立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才能形成丰富多彩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休闲美食文化战略第二阶段

主要是硬件的配套。本项目依托珠海市金湾区优良的环境和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与珠海休闲娱乐的城市性格相契合，置入金湾区文化创意部分，打造一个休闲美食文化城市的营销范例。要研发创新出具有金湾区特色文化的、符合现代提倡的时尚健康文明的营养保健菜品与绿色无污染天然有机菜品。例如，用散养的走地鸡、新鲜捕捞的虾和生蚝做的菜可称为”金湾特色团圆煲”等，这些吉祥如意、寓意美好的菜名适当地运用，会给受众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极大的精神享受。

（三）休闲美食文化战略第三阶段

整合、加强金湾区各个休闲美食片区之间的互动，全面打造国际湿地美食城市综合体，引进具有高端消费品质的知名美食开发商进驻，同时，在人流聚集地，建立中端消费的特色美食街。建立西湖城区高端休闲美食餐饮企业、中端美食连锁企业，三灶镇中低端大众消费的美食街。共同联动，将金湾区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三、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价值

本课题对比传统理论类课题，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操作性、执行性及可行性，下面通过SWOT分析来阐述其实际价值。

一是，金湾区湿地公园地理位置优越，海陆空交通便捷，港珠澳大桥及横琴大桥建成后，会带来更多的客流及商机，以湿地公园绿色环保餐饮休闲体验文化为主导、带动周边商圈及地产企业发展。二是，项目周边学府林立，历史古迹众多，奠定了文化基础。游客在参观完湿地公园之后，可以享受金湾特色美食，欣赏到700多年历史的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三灶鹤舞”，祝福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体验生态农庄、果园农园、渔园码头、航空文化、湿地动植物等项目，使游客在游玩的同时，可以自觉爱护自然、增加环保知识、提高精神修养及审美意识。三是，带有湿地公园文化的金湾区特色美食休闲项目，可以将湿地文化、美食体验、商业圈、地产综合于一体，能增加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游客在品味环保文化的同时， 可以享受24小时商圈开放，进而刺激晚上消费，增加金湾区商业的销售，形成有效自循环模式。

篇7

关键词：CBRs理论；县市域边界地区；协调；尖山南北湖地区

中图分类号：C912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0-32（6）

1 引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及区域之间日益呈现出网络化的发展格局。但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多被限制在本行政区范围内，缺乏更高区域层面的整体审视，导致边界地区产业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盲目争夺有限的空间和资源等矛盾突出，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瓶颈”，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关注的重点[1～3]。

国外直接针对行政边界地区的协调研究相对较少，仅在有关大都市治理、区域整合、区域合作的文献中有所提及，涉及的理论包括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空间管治理论（Spatial Governance Theory）、地方治理理论（Local Governance Theory）和伙伴关系理论（Partnership Theory）[4～6]。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应用到的理论主要包括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和增长极理论等[7～9]。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边界地区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或中观的区域层面，大尺度跨区域政府的合作以及都市区内部跨地区协调的较多，针对微观区域边界地带协调发展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微观地理现象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是宏观系统研究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从地理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县市域属于地理学科中典型的地理微观区域，是区域划分中的一个基本地域单元[10]。在目前的行政管辖制度下，县市域是我国城乡交错最为明显、直接的一种地域空间[11]，作为不同行政单元的交错地带，县市域边界地区需要统筹的难点比较多，协调的难度亦比较大。本文以CBRs理论为指导，结合浙江省尖山—南北湖边界地区规划案例，试图对县市域边界地带协调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对现阶段微观地区的协调发展有所启迪。

2 CBRs理论的相关研究

2.1 理论介绍

CBRs（cross-border regions）是指由几个地方或者区域政府组成的疆界实体区域。欧洲理事会认为，各国的跨界地区要具有同质特征和功能的相互依存关系，否则很难实现跨境合作（CoE，1972：29，1995）[12，13]。第一个跨边界区域是1958年建立的位于荷兰和德国边界的the EUREGIO Rhine-Waa[14]。从最早的荷卢比三国经济联盟到现在由27个国家组成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组织，跨边界区域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实现大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初期发展模式[15]。

对跨边界区域的研究最早源于欧洲联盟（the European Union），研究重点主要是从空间管治、跨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跨边界区域的协调发展[16]。建立跨边界区域管治的挑战在于，不同的国家政治、法律法规和区域文化可以共同发挥作用，沿着共同的轨道发展（Perkmann 1999；Scott 2000）[17，18]。Jochem等指出政府、部门、国家、地方之间跨政区边界协调是西北欧成功的关键[19]。Houtum认为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边界区域反而在增加，应该把跨边界地区看作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以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为基础，从物质流动、跨边界合作和人类的生产过程的视角构建边界地区的研究框架[20]。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状态，跨边界区域主要是由跨区域合作（cross-border co-operation （CBC））推动形成的。根据欧盟的发展经验，跨区域合作（CBC）分为两种类型：微观跨边界地区合作（Micro-CBRs）和宏观跨边界地区合作（Macro-CBRs）。从地理范围、合作程度、合作领域等维度对两种跨边界地区进行比较（如表1）。无论哪一种类型，跨边界区域建立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边界带来的发展限制（restricted）、严格分割（rigid）以及地域排他性（exclusive），突出边界地区多样性（diversity）的特色，对外共同维护自身利益，对内形成发展的合力。不仅形成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网络，更能促进当地居民日常的交流和联系[21]。

2.2 理论应用

本文所讨论的县市域边界地区隶属于国家内部，与微观跨区域边界地区（Micro-CBRs）强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却有诸多类似。从县市域发展的层面来讲，协调的核心机制是功能互补和资源共享，通过产业的协调发展实现空间功能的合理布局。正如陆大道先生所述，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发挥各自优势和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互补与合作[22]。要真正突破区域发展不协调所导致的发展“瓶颈”，必须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

2.2.1 构建跨政区的联合协调机构

芒福德曾指出：“如果区域发展想做得更好，就必须设立有法定资格的、有规划和投资权利的区域权威机构。”传统区域规划效果低下而难于对区域发展起到真正的调控与引导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未找到其真正赖以调控区域发展的“权利砝码”[23]。因此，需要成立跨政区的联合协调机构，专门负责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管理等工作，解决区域协调中的重大问题。另外，市场的缺陷也需要政府的弥补，这也是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的根本目的所在[24]。

2.2.2 加强区域的分工合作

通过优势互补或优势共享，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一方面，分工的前提要尊重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按照区域内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组合的不同特点，促使地区能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协调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同时，区域间要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取得良好的专业分工协作效益，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2.2.3 强化设施和环境的协调

设施协调是整合区域资源的重要保证。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交通运输、能源、邮电通讯、城市设施、水利、环境与资源保护设施等。其中，道路交通是体现区域功能关联最为直接的基础设施类型，交通网络的便捷性和通达性是地区间相互往来的基本要素。

环境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通过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和交通通道地区的有效管治，合理配置区域战略性空间资源，协调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环境恶化，提升生态环境品质。

2.2.4 建立有效的区域规划

区域协调规划的内容不应该是“放大范围的”的城市总体规划，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针对区域协调中的重点问题，突出协调重点，立足空间领域，解决区域产业布局协调、交通及大型设施的布局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等[25][26]。同时，要把握好规划的度，应避免由于规划内容过于宏观而让实施者无从下手，也应避免规划过于具体而抑制了实施者的能动性[27]。第三，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注重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鼓励地方政府间自发的合作和交流，避免协调规划流于形式，仅仅作为上级政府意志的反映。

3 尖山南北湖地区概况

3.1 区域背景

尖山和南北湖地处浙江省嘉兴市，其中尖山位于嘉兴市下辖的海宁市（县级）东部，是一个经人工围垦而成的工业新城。南北湖位于嘉兴市海盐县西部，是浙江省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浙江十大“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之一，国家首批3A级旅游景区。

伴随杭州湾城市群经济的发展以及围垦项目的推进，环杭州湾产业带迅速崛起，外部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尖山—南北湖地区在产业发展、交通衔接、设施共享、环境保护等方面互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尖山和南北湖地区整体优势发挥的“瓶颈”。

3.2 协调发展的现实意义

3.2.1 相邻区域“捆绑”发展的需要

尖山和南北湖同属于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历史上山水相连，地域相通，共同受“潮文化”的影响。从更大区域来讲，两个地区市场相似，要素互补，联系便利，共同构成了浙江南部进入嘉兴，乃至浙北的重要枢纽位置。同时，尖山新区拥有6万多亩土地，土地资源优势相当明显，随着杭州湾嘉兴绍兴通道的建成，其区位优势也将凸显。南北湖地区作为我国唯一融山、海、湖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国家首批3A级旅游区，形成吸引、凝聚国际性的创新要素和人才的整体优势。其成熟的休闲娱乐设施可以同尖山新区的区位和土地优势一起，成为地区发展最大的推动力。

3.2.2 有利于保持廊道的连续性

对于尖山新区和南北湖风景区而言，北部有大尖山、凤凰山、高阳山自然相连而成的绿色生态廊道，景观生态结构的完整促进了景观功能的高效发挥。从两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尖山新区和南北湖风景区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都是沿着杭州湾大道（山海湖大道）这条主轴线布置的，这对于下一步协调整合两个区域的公共服务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布局提供了便利。

4 尖山南北湖地区协调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亟待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尖山和南北湖同属浙江省嘉兴市，杭州湾北岸，是浙南进入浙北的重要通道，区位条件十分优越。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该区域城镇网络逐渐完善，城市化水平日趋提高。然而，由于开发主体、建设资金等问题，南北湖围垦区的建设速度远滞后于尖山新区，因此，本应属于相互协调、磋商范畴的问题最终却演变为南北湖风景区的被动衔接。这种开发时序的滞后，不仅影响了区域协调的积极性，导致利益无法共享，也阻碍了区域整体优势的最大化，期待行政管理、规划建设等共同发展协调机制。

4.2 地区产业定位不清

受行政区政绩考核机制的制约，各地区资源的配置更多向中心区域倾斜，对县市域边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考虑不足，造成产业定位不清，主导产业相互冲突。尖山新区原有规划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其东部区块与南北湖风景区紧密相连，未来的定位是发展汽摩零配件、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产业定位远远不能满足相临南北湖未来建设成为以休闲度假、会议研培、银发养老、旅游地产为主的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发展要求。

4.3 区域内外交通一体化建设滞后

尖山新区与南北湖风景区因为道路一体化建设的滞后一直存在空间隔离。尖山新区和南北湖地区仅有北侧的一条老01省道（老沪杭公路）相连，且离两地的区域中心较远，必须通过绕行才能到达彼此的中心地区。

两区域现有规划的路网结构存在错位。位于南北两侧的滨河路和山前路未能对接，位于两区中间道路的路幅宽度、断面形式存在着不统一之处，如杭州湾大道（南北湖风景区称为山海湖大道）在尖山新区总规中确定的道路宽度为46米，但在南北湖风景区规划中道路宽度为40米。随着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的日益迫切，区域道路的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4.4 区域生态保护缺乏通盘考虑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品属性，各个行政主体在利用时都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加之我国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在缺乏有效管制措施的情况下，各地政府一般以本区利益为导向，未经协商，擅自做出许多损害邻区利益的“球”工程，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南北湖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旅游氛围，未来尖山新区也将打造尖山湖生态旅游休闲区，在保证旅游业布局错位关联、整体融合的同时，也需要行政主体共同协商，注重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一体化，避免旅游盲目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5 尖山南北湖地区跨区域协调发展探索

西方城市规划的先行者认为：“解决城市问题不能局限于各自狭隘的单一范围内，必须走联合协调互补之路”，美国学者芒福德在阐述其区域整体发展理念时也指出：“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因此有必要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对尖山—南北湖地区进行新的审视，通过区域协调规划的手段制定出一种多方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引导区域整体朝着良性互动、有序竞争的方向发展。

5.1 建立上一级区域协调机构

目前区域协调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交通设施建设标准不一、污水随意排放等，很大程度上与上一级政府缺乏横向合作，更多的关注具有强势地位的中心地区有关。尖山和南北湖地区隶属的海宁市和海盐县同属于浙江省嘉兴市，近几年，两县市合作增多，嘉兴市政府也开始统筹考虑市域范围内重要地块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为建立协调平台奠定了行政基础。

在市域层面，应该将尖山新区和南北湖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可以由嘉兴市、海宁市和海盐县三方面抽调人员，组建尖山—南北湖区域协调委员会，确定区域协调的目标和内容（如表2）。在嘉兴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增设负责区域协调方面的长效机构，负责整个嘉兴市的有关区域协调方面工作。同时，通过加强双方政府的交流合作，就合作范围和行为规则达成共识，并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政策上，指导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5.2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区域功能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继，加快推进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内需扩张，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将是我国各地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上述发展背景下，尖山新区应该积极由制造业向现代科技研发服务转型，避免对地区的风景旅游发展产生影响，同时巩固提高旅游休闲服务业，培育生产业等污染小、附加值高的产业，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南北湖地区可建设成以休闲度假、农业观光、旅游地产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胜地。通过构筑完善的现代产业支撑服务体系，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5.3 以综合交通为载体支撑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内基础设施的良好衔接是空间上协调整合的必要保证，尤其是综合交通体系的通达性、便捷性是区域协调发展最为重要的支撑系统。梳理整合现有交通资源，统一区域内和区域间交通网络的布局规划和建设，形成区域基础设施供给的共建共享的制度体系。积极解决尖山新区和南北湖地区的骨干道路贯通问题，做好路网线型、宽度和断面的对接问题，构筑两区的快速联系通道。同时以实现区域一体化为目标，按城市道路标准建设区域内主要道路及交通设施，构筑区域合理的发展框架，引导全区用地合理开发，优化整体空间布局结构。

5.4 通过共同协调构建区域生态保护体系

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协调的关系。把尖山南北湖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共同划定生态保护区，主要包括大尖山生态保护区、凤凰-高阳山生态保护区、南北湖生态保护区和环杭州湾生态保护区（如图5）。通过清晰的生态保护空间管治区划，制定各类空间的管治措施，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合理配置区域生态资源，构建区域协调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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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森林健康；概念；内涵；现状

中图分类号 F326.2 ；S718.5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5-0183-02

近年来，在跨越式发展战略中森林健康问题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作为森林经营领域里的一个理念，森林健康是全新的，其概念已越来越多地被生态学家、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学者们所接受和使用，并在世界林业发达国家中得到较深入地研究和广泛地实践[1]。笔者现就该问题阐述一些初步的见解，以期对辽西地区的林业建设中如何实施森林健康战略提出相应对策。

1 森林健康概念的由来

森林健康理念是由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的。提出的背景是美国国会向两院提交森林病虫防治经费预算时，引起议员的质疑，每年如此巨额的防治经费居高不下，这样引发了提高森林质量、提高森林抗逆性、增加森林抵御病虫害能力的大讨论[2]。美国林务局召集众多林业专家，制定了初步的森林健康预案，当时森林健康主要还是针对病虫害防治提的，开始还称作“森林保健”。这个理念经过20多年来以美国为主的专家不断深化和完善，现在已逐渐成为一个系统理论。客观地讲，该理论受德国“近自然林业”理论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各国学者（包括中国专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森林生态研究、人工林生态研究、营造混交林、营造生态林、调整树种结构、合理抚育、生物多样化等。

2 森林健康的概念和内涵

世界林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个大的发展阶段，即以生产木材为主的木材林业、多功能林业和可持续林业阶段[3]。一是木材林业时代。在该发展阶段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木材的蓄积量。二是多功能林业阶段。在该阶段，人们的关注点主要是森林的数量和分布。三是可持续林业阶段。该阶段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森林健康的理念得以迅速扩展。目前世界各国的学者有很多关于森林健康概念理念的巨著，有关的概念很繁多[4]。森林健康理念的关键是提出了“系统健康论”，涵括树木个体健康、群落健康、森林生物（各种动植物和微生物）健康、森林水源健康、森林大气健康、森林土壤健康、森林景观健康以及森林周边的草地系统健康等[5]。

健康森林应该有如下特征：一是森林植物由多层次高等、低等植物群落组成。包括：由当地类适生优势乔木组成的主层林群落；由与主层林互生的亚乔木与灌木组成的下层林群落；由地衣、苔藓、草本植物组成的活地被物群落；由藤本植物、寄生植物、附生植物组成的层外植物群落。二是植物群落的生长密度应适应本地类的土壤条件和气象因子（温度、降雨量、光照等），应适应主层林中主要树种的生长速率。三是主要树种应具备较强的抗逆性，对当地易发生的危险性森林害虫具有较大的抗性或驱避性。四是主要树种应是树龄长、生长稳定、长势较速生的优势乡土树种或引进树种。五是主要树种应合理混交（针×阔、阔×阔），针叶树要控制在30%以内，以减少对地力的消耗。六是森林植物中应有10%以上的豆科植物以滋养地力。七是高标准的健康森林应带状生长阻燃植物以形成生态阻火带。八是健康森林中能稳定形成由各种动物、菌类组成的生物链以维系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流，保证生态系统的生态稳定。九是健康森林应产生优美的树木自然景观、优美的森林自然景观，优美的动物栖息（特别是鸟类、昆虫等）景观等，而造就出巨大的文化功能，给森林生态休闲产业带来无限生机。十是健康森林应具有时代气息，在交通、通讯、监控、灭火、防虫等领域具备先进的基础设施。十一是健康森林由其主功能的不同而区分为各种类型的健康森林，包括产材型健康林、水源涵养型健康林、水土保持型健康林、沙生型健康林、城市森林型健康林、景观型健康林等[6]。

3 我国森林健康工作开展现状

目前，我国森林资源的结构调整任务不仅繁重而且紧迫。我国目前拥有的人工林面积在4 600万hm2，且每年增加的速度为600万～1 000万hm2 [7]。这些人工林中，有相当一部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幼林具有较大的比例、林分的结构较为简单、森林火灾发生的风险大等。因此，国家林业局高度重视森林健康战略的研究和实施。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司长魏殿生指出，“应对历史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森林健康战略，保持森林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长期健康稳定，应该是我国林业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8]。我国实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更多地是为了对森林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森林的分布更加合理。

我国于2000年开始了森林健康工作的研究，2001年8月国家林业局组织有关人员赴美对其森林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察。期间，与美方对开展森林健康合作的意向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2002年6月，在中美林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联合工作组第1次会议上，该项目被列为中美林业合作的重要领域。随后，该项目被正式启动。2001年，中美林业联合工作组分别选定了北京市八达岭林场、江西信丰、贵州麻江、云南丽江、陕西佛坪为第一批试验区。试验区内开展的试验观察项目主要有8个方面，即林地土壤的恢复测评、林分结构调整测评、森林火险生态管理测评、近自然中幼林抚育测评、山地经济林效益测评、森林生态功能恢复测评、森林害虫自然调节能力测评、森林游憩功能基础设施测评[9]。

目前，我国已经启动5个示范区各具代表性。江西省信丰县属于紫色页岩的红色沙漠地区，在特种经济林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云南省丽江县分布着大片的天然林，可以大力地发展生态旅游；贵州省麻江县属于亚热带阔叶次生林分布区，可以采取封育恢复的方式开展森林健康工作；陕西省佛坪县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型地区；北京市八达岭林场是旅游区，具有方便的交通条件，是国有林场种质资源示范区[10]。该5个示范区完成工程的面积共计超过1 000 hm2，其中设置的监测固定样地、径流场建设观测点及个病虫测报点分别达到51、9、8个，已经初步建立起相应的探索森林健康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我国森林健康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4 结语

森林健康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在欧美等许多林业发达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中国对森林健康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只在全国5个地区开展了试验研究，虽然初步建立了森林健康指标体系，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有待扩大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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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环境与路向优化的探讨

长久以来，海岸带资源的生态价值一直被忽略，事实上，海岸带的生态价值绝不亚于经济价值。有学者对海岸带生态价值做了具体量化分析，杨金森等在《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经济管理》一书中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沿海地区每平方千米平均每年给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大约为405200美元。以中国沿海滩涂面积计算这种价值，滩涂面积20779．3km2，生态服务价值约为84．2亿美元，约为697亿元人民币”［16］。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取向上的认识转换，近几年来，生态系统理念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因而基于生态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具体论述中，大致又从生态系统管理的应用、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和海岸带环境危机管理等几个方面切题。

1生态系统管理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生态系统的管理活动，而是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管理行为，从生态系统结构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并管理人类的行为”［17］。目前，生态系统理念和方法成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重点。叶属峰、温泉等提出海岸带综合管理应以EBM为指导原则，且以此为分析框架。陈宝红、周秋麟等则将海岸带综合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相契合作为论述的逻辑主线，“通过对生态系统管理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比较分析，指出生态系统管理正是生态学中有助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最佳工具，海岸带综合管理应以生态系统管理为基础”［18］。秦艳英等认为EBM理念的融合对ICM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不少海岸带管理，尤其是成功的ICM，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EBM理念［19］。丘君等“结合EBM所提倡的原则、方法以及我国国情，提出为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应制定科学的管理目标，建立涉海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以及扩展公众参与管理的渠道”［20］。郭境等还认为“开展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方法”［21］。赵鸣、郑伟等认为“针对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和面临的威胁，应采取海岸带现代管理模式，即面向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和基于生态系统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构建海岸带现代管理技术体系”［22］。可以说，此类研究均强调生态系统管理是海岸带和谐发展的重要维系工具。

2海岸带管理决策中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

战略环境评价是指对政策、规划或计划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规范、系统和综合的评价过程，包括根据评价结果提交的书面报告和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决策中［23］。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运用战略环境评价机制不仅能为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而且能有效地评价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实践效能。张珞平、洪华生等学者认为“决策的失误远比项目的失误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如何保护好海岸带的资源与环境，加强海洋管理，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SEA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24］。有学者对这一机制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做了具体描述：“它能客观、全面和科学地了解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同时也是从整体、综合的视角考察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的意义所在。目的是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的了解，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根本的依据”［25］。可以说，海岸带管理中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为解决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冲突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路径。但这一视角的探讨目前还未形成研究的自觉意识，相关文献并不多见，尚需进一步提升理论的发展空间。

3海岸带环境危机及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

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研究范畴，海岸带环境管理已成为一个重点话题，基于此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目前中国海岸带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胡晴晖基于生态环境的视角认为，中国海岸带危机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①近岸海域污染问题仍然严重，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脆弱，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受到破坏；②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仍然居高不下；③缺乏区域性污染防治协调机制与河海统筹的综合治理措施”［26］。鹿守本认为，“正是在自然和人类双重力量的有害影响作用下，海岸带的环境与资源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异常变化，发生了许多有碍可持续利用的严重问题，如不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句空话”［27］。刘兰等也认为，我国海岸带环境“总体质量仍不容乐观。沿海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若不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必将直接影响到沿海地区的健康发展”［28］。在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上，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观点。叶功富等“根据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特点，阐述了红树林海岸、沙质海岸和湿地海岸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理论和实践，并提出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途径和具体措施：①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规划；②海岸带开发与恢复相协调；③加强沿海防护林的经营管理”［29］。为避免海岸带资源破坏和生态进一步恶化，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利用人工措施对已受到破坏和退化的海岸带进行生态恢复管理［30］。还有研究者认为，划分景观生态功能区，建立若干典型的景观生态保护区，适度开发生态农业、河海牧场、生态旅游资源，实现河海陆一体化规划、开发和保护是恢复退化的海岸生态的重要途径［31］。彭本荣基于经济效益的维度提出了修复受损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方式与手段。他认为除政府投资以外，通过经济手段刺激海岸带生态的保育（Conservation）或者受损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修复，即通过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的受益者对正外部性的产生者进行付费，将正的外部性内部化［32］。左平等研究者也是基于经济维度对海岸带资源恢复管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海岸带资源受到破坏时，一般不易被察觉；一旦被破坏，恢复又极为缓慢，甚至具有不可恢复性。大多数的海岸带资源属于这种类型，所以我们在进行ICZM时，需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价，使整个管理体系建立在正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33］。应当说，这些理论探讨为海岸带生态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管理的思维路径。

空间区域特殊性的视阈

区域特殊性是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该视角的研究充分注意到地域分异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影响地位。其核心的立论逻辑是：中国拥有32000km（含岛屿岸线14000km）的海岸线，约285000km的海岸带，辽阔的“海岸带没有单一的基质，而是由两种基质组成。作为其中的一个基质———海洋是同一的，而其他景观基质则因地而异，表现为不同的形式”［34］，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目前，这类论述主要是基于3个地域空间而展开，采取的技术路线多是以地方海岸带的不同资源类型及特征作为研究思路，着重探讨区域特有的矛盾。

1河（江）口海岸带区域

作为地质活跃和敏感地区，河口、江口海岸带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诸多研究者都以此为题展开理论探索。陈吉余等指出，“河口海岸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能量流和物质流的重要聚散地带。该区域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开发程度高，导致严重的环境变异、资源破坏，对区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国流域高强度开发对河口和近海岸带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为此，开展河口海岸环境变异的研究，为解决国家目标和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35］。周晓光对海河流域的河口海岸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系统梳理和论究，强调“河口海岸带成为众多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点，所以河口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36］。陈国强等认为，“万泉河口是一个脆弱的快速变化的地域系统，大量的建设项目将不可避免地对港口沿岸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他们从万泉河口沿岸的沉积物分布特征、口门演变和稳定性等方面探讨了万泉河口发育和演变规律，从而为万泉河口海岸带建设与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37］。基于长江口海岸的地质特征，有学者对这一区域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葛向东等提出长江口海岸带生态环境较之于一般沿岸更加脆弱，“长江口沿岸是受河流水沙变化影响的前沿地带。自徐六泾以下陆岛岸线共约550km，地势低平，河滩沙地均是由现代泥沙淤积而成，结构松散、易受侵蚀，不少岸段滩窄坡陡，甚至无河滩，因河流供沙减少引起的侵蚀将对岸带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38］。张琦等以崇明岛的管理现状及问题为例，对长江口海岸带综合管理对策进行了探讨。“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崇明岛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显示实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39］。

2湾口区域海岸带

海湾是海水、水盆、邻近陆域及其空间共同组成的综合自然体，在海岸带开发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张灵杰以乐清湾特有的海洋地质地貌以及动力沉积环境演变为分析背景，剖析了乐清湾海岸带开发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具体实践路径［40］。车斌则对环北部湾海岸带的特殊资源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环北部湾地区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性’和‘海陆界面性’重合地区。该区域物质资源之丰富是我国其他同等规模海岸带不能相匹比的”。他通过省察近些年海岸带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设计出环北部湾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策略选择［41］。易亮等在对莱州湾海岸带的特殊地质结构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莱州湾是中国典型的粉砂淤泥质海岸，区域内的晚更新世海侵地层中残留大量高浓度古卤水，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造成区域淡－咸水的平衡严重失调，莱州湾海岸带也因此成了我国海水入侵灾害最为严重的区域”［42］。李振等则运用地学知识构建决策树对1989—2000年胶州湾海岸带变迁的轨迹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胶州湾作为半封闭的浅海湾，人类对其影响明显。胶州湾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特点主要为：耕地迅速减少，城镇迅速扩增，养殖及盐田用地迅速增加，其他用地迅速增加，海域呈萎缩态势”［43］。也有学者以胶州湾海岸带为研究对象，认为“胶州湾是山东省的重要海湾，由于近些年围填海造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得纳潮量减小，海湾自净能力变差，湾内污染严重，2008年胶州湾周边出现浒苔大量暴发的现象与湾内营养盐含量高，水交换能力弱不无关系”［44］。

3沿海城市海岸带

近年来，中国沿海城市高强度的开发活动打破了海岸带自身的平衡机制，使得沿海地区的发展与海岸带生态机制的脆弱性及资源有限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然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各地区在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却又迥然各异。杨圣云等认为，作为海岛城市，厦门具有“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特点，其城市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基本是在有限的海岸带空间中进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对于厦门市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探究尤为重要［45］。刘兴坡等则是立基于上海市地理区位的特点，“上海市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海岸带开发活动密集，近海环境与生态承受着巨大压力”［46］。所以，迫切需要对上海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理论探讨，从而实现经济产业、社会公共空间和生态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张灵杰“以县城空间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浙江省玉环县实施ICZM的基础条件”认为“玉环县在开发利用海岸带过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既有普遍的共性，又有地方的个性”［47］。同春芬等通过对辖区海岸带陆源污染现状及深层原因的剖析，认为“威海应借鉴厦门在海岸带综合管理方面创造的‘立法先行、集中协调、科学支撑、综合执法、公众参与’的先进经验，建立一个以海洋与渔业局为行政管理主体，环保、规划、科技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分工负责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48］，高晓路等则借助政策选择实验的分析工具，对天津市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了实证探究，定量考察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价值及其在不同地区呈现的空间差异，对不同类型经济开发的空间影响强度及海岸带开发、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49］。罗章仁则对香港海岸带建设与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他指出“香港海岸为山地丘陵溺谷海岸，沿岸平地狭小，建设用地不足。香港自开埠以来，填海造地补沿岸用地之不足，但是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①维多利亚港运作环境受到严重威胁；②港九海峡束窄变成‘河’；③海港环境污染加重，人们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影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现在，应对香港海岸管理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检讨”［50］。上述以地域特殊性为视角开展的理论探讨，尽管选取的空间有所不同，但学者们认为，学术界应从区域海岸带的独特性出发，通过实践性研究，探寻走出管理困境的可行性途径，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已取得了共识。

利益冲突与协调论的维度

在海岸带管理和开发建设过程中，涉海管理部门与行业众多，因其各有一套独立的法律规则和体制机制，故此呈现出所谓的“孤岛”现象，即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均持有不同的利益偏好，以至于利益纷争是困扰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主要矛盾，也是学术界亟待突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黄康宁等通过对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现状的深刻分析，提出“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是分散型行业管理体制。在众多的部门中，涉及海岸带开发与管理的则多达20余个，各部门因职责和分工不同，都对海岸带地区进行不同目标或对象的管理。……不同的部门因其职责不同，在管理中往往会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或重叠，使得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不断”［51］。娄成武基于行政管理学的学科视角，认为“我国政府目前对于海岸带资源的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央政府设置的行政部门负责相关资源的宏观管理；二是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的行政或业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海岸带资源的具体管理。在这众多的政府部门中，一方面很多部门的管理范围出现重叠；另一方面不同部门拥有对不同资源的管辖权，经常造成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所以难免会存在着政府部门之间、中央职能部门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52］。赵明利等也认为，“随着海岸带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参与海岸带开发管理的部门日渐增多，仅在海岸带地区范围内，我国涉海部门就有20个左右。不同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对同一地区往往从不同的目标进行管理，或对同一对象从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进行控制等，再加上有些地区管理分工不明，由此则容易造成部门间的不协调”［53］。在如何协调利益冲突方面，有学者提出要建立跨政府部门的海岸带管理机构，对既有的管制权进行整合，调整部门利益，以此达成部门的利益均衡发展［54］。也有学者主张，“尽快建立海岸带统一管理体制，以改变分散型的海岸带管理模式。包括行业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协调机制、海岸带执法3个方面的协调机制，并通过制定法律来加强海岸带执法队伍及各部门执法队伍之间的协调和联系，完善海岸带综合执法体系”［55］。还有研究者立足于山东省实际，提出要划定辖区，设立海岸带管理委员会，强调地理区域上的突出和明确，进而在集中的区域内对各种权力进行协调［56］。除了上述的几种主要研究路向，还有学者对海岸带管理中产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中国海洋大学王淼教授采用定性思辨的分析技术，强调形成海岸带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界定不清。他指出，“由于国家所有权长期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致使海洋资源资产产权权能缺乏有效界定，使得我国海洋资源资产的现实产权不明晰，造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协调，权益纠纷迭起”［57］。

篇10

[关键词]德语国家;旅游与休闲;研究历史;发展前景

引言

德语国家和英语国家的学术研究有着本质的差别。其休闲与旅游地理构建和认识方面的区别，反映了各自国家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以及本国的人文背景。在德语国家中，地理长期被视为一种空间和区域科学，旅游地理学着重研究休闲和旅游的空间层面， 并力图揭示其中的空间过程。贝克尔(Becker) 和克莱塞(Kreisel) 曾将这些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和全面分析[1 ，2 ] 。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介绍德语国家旅游和休闲地理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管窥国际旅游学术研究动态。

1 早期旅游地理学研究:波塞尔阶段

1. 1 第一阶段:整体性研究方法的旅游地理学

汉斯·波塞尔(Poser) 对利森山区(Riesengebirge)旅游和地理之间联系的研究标志着德语国家对旅游地理研究关注的开始[3] 。在当时，还不存在像今天这样比较普及的大众旅游和市场营销方式。山地景观在今天只是一种旅游目的地，但在当时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所以早的旅游地理学术语“Fremdverk-ehr”，德文原意为“对外交通地理”) 。波塞尔是以地理为背景来研究旅游并关注旅游的本质特征的。他主张旅游地理不应该仅仅是一些统计数字或旅游功能区地图，而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旅游。

波塞尔认为，在认识景观及其变化过程中要突出旅游和休闲的重要性，反之亦然。受当时区域地理范式的影响，他认为旅游与休闲是区域中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果将其排除在外，对了解环境的结构和发展将会带有片面性。由于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愈演愈烈，对旅游的研究必须从自然和人文地理层面来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旅游的地理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与之相关的多种多样的问题”[3 ] 。波塞尔认为旅游活动发生于地理空间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景观类型。旅游与其他过程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旅游

区，从而具有与其他区域不同的地区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其聚落形态、经济活动、交通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又受制于时空的变化。

因此，旅游可以被看作是环境条件的一个变化函数，推动旅游空间发展的主要因子是旅游目的地本身的景观和气候条件以及客源地的人口状况。这就是早期试图用推力和拉力(push and pull) 来分析旅游发展实质的研究[2 ] 。有利的因素(如不断增加的客源地人口、对休闲和旅游兴趣的不断增强、基础设施的改善等) 以及限制因素(如政治危机、极端的气候条件等) 都影响着旅游地区的发展。景观———即所有自然和文化要素含义的综合，提供了旅游发展和消费的实质内容。但是，就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这种互为张力关系而言，景观是一把双刃剑。

今天，波塞尔那种将旅游和休闲置于特定景观和区域之下的整体研究方法早已被人们摒弃。但他用区域方法研究旅游却构成了德语国家旅游研究历史的发端。虽然波塞尔并不热衷于用复杂抽象的地图来表现旅游，但他却能从空间的角度，综合分析与旅游相关的文化景观变迁、功能和结构要素。

1. 2 对旅游空间制约因素的研究

波塞尔的研究并不是阐释德语国家旅游地理学的唯一范式。有好几位学者都在努力探索影响旅游区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他试图将中心地理论应用到旅游的空间体系之中，并认为，越是远离城市和工业区的地方，越能提供对旅游发展有利的条件[4 ] 。

这种“核心—边缘”假说认为，客源中心和边缘地区旅游的极化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不可能存在像中心地理论那样，存在清晰表达旅游空间模式的规则。后来，基于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的规模、距离以及流向分析的假设，凯明斯克(Kaminske)建立了国际旅游的距离衰减数学模型[5 ] 。实际上，休闲和旅游活动不仅发生在“快乐边缘区”(pleasure periphery) ，而且还发生在不再被视为灰色的工业中心区。长期以来“， 地理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真实空间”，因为不仅空间距离，而且社会、认知和心理距离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就像克里斯塔勒一样，一些学者也试图用抽象和演绎方法将旅游活动与经济活动的模式对等起来[6 ] 。正如大多数实证学派那样，这种方法虽然提供了一种假设，却没有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因素而受到批评。社会学家一贯主张，人类活动和行为实际上应当作为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而且，批评者们也认为，经济学的原理不能解释旅游活动的因果机制和过程。

休闲和旅游研究在原东西德之间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原民主德国，整个休闲产业是在国家的计划和监控下进行的，而西德的旅游研究却独辟蹊径。有趣的是，民主德国的旅游研究也沿袭了波塞尔和克里斯塔勒的传统，即旅游地理学是旅游目的地地理的观点[7 ] 。后来，这种观点有了一些变化，不再从自然和文化的景观关系上来研究旅游，而是以抽象的概念将旅游作为经济景观和国家管制的生产和消费综合体来研究。很快，旅游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地域生产综合体中的旅游活动研究。后来，地理学家本逖因(Benthien) 极力倡导和推动“格莱芙斯瓦尔德( Greifswald) 休闲地理学模式”[2 ] 。其目的是结合旅游与休闲的社会根源(认为旅游是人类在休闲时建立的最基本需求) 、基本模式(即地域或空间休憩体系) 、研究与教学的主要领域(即休闲目的地空间条件和后果) 以及理论和应用综合分析方法和步骤(即分类、目录、区划和建模) 。虽然这种模式产生于计划体制背景，但考虑到其对空间的抽象和综合的分析方法，这些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也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条件。

2 慕尼黑学派和休闲行为地理学

受慕尼黑社会地理学派的影响，德语国家旅游研究集中于揭示人群和社会在业余时间中不受约束的时空消费规律。在这里，强调的是“休闲”，它是人类在“景观发生过程”(process2field landscape) 中的存在功能之一(Daseingrundfunktion Erholung) [8 ，9 ] 。

20 世纪70 年代，休闲地理学和人类行为模式研究逐渐代替了传统意义上波塞尔式的旅游地理学(与文化景观相关联) ，休憩行为和活动成为研究话语的中心。许多具体的案例研究不断试图解释不同社会群体的能力、范围和规模。特别是对行为空间方法的关注，从而解释与休闲相关的个体之间关系及其对空间的影响。这种方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原因是它只部分地解释了与休闲相关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及其空间关联，并不能反映现实。一些批评者认为，地理学更应关注空间，而非行为[10] 。尽管这方面还存在争议，特别是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不论慕尼黑学派的价值如何，它在德语国家中首次提出了在休闲和旅游活动中人类行为实质的讨论。

3 休闲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

最近20 多年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和“休闲社会”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休憩活动的发展，并创造了更多的旅游机会。目前，西方国家的休闲和旅游活动趋于成熟，供需双方市场更加广泛化和多样化，以迎合更多个性化游客的需求，大众旅游已经形成固定的套餐式服务(package offers) 。在全球范围，休闲和旅游活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不仅通过加速国际资金流转和信息以及技术管理的传播来推动全球化发展，而且还创造了全新的、短期的和富有活力的消费行为模式、需求和价值等。情绪化、人性化和虚拟化以及人工休闲和消费世界( artificial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worlds) 正不断替代真实的空间结构。对游客的定义越来越难以界定，新型的混合式游客类型代替了以前分门别类的目标群体。在德语国家，休闲与旅游活动变得越来越具体细致和多元化。世纪之交，旅游研究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语境下进行，而最近的发展趋势更重视应用领域，并以旅游规划为主。以前，休闲与旅游地理的发展旨在对抽象理论普及化。而最近的研究则紧紧围绕社会科学的建构核心，以实用性、应用性和关联性研究为主[2 ] 。

3. 1 新理念和新的旅行方式: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和柔性化的旅游方式

二战后，交通运输事业的高速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使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现象。德语国家的地理学家很快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地旅游与环境严重破坏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着重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关注和批评，他们一方面阐释旅游现象，另一方面却将这种现象简化为特定的社会机制。另一些观点将旅游解释为大众解脱(mass escape) ，是对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一种逃避。批评者认为，大众旅游全然不顾其消费活动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同时，公共和私有部门的旅游决策者们也开始倡导负责任的旅游活动。

考虑到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后果，有些人干脆采取极端的途径，待在家里。旅游之所以成为一个必需品，就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疏离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幻象补偿(illusionary compensation) ，而更具创意的一种选择是柔性化旅游方式(soft tourism) 。

克里本道夫( Krippendorf ，1984) 在其代表作《度假者》(Holiday People) 中将游客比喻为“景观吞噬者”(landscape devourers) ，他提倡一种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旅游活动方式[2] 。罗麦斯(Romeiss2Stracke) 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旅游研究者在定义旅行的动机时缺乏爱心的动机。爱心表达了人们互相接触、关照、友好、微笑或感恩的动机[11] 。荣格(Jungk) 将这些创见性的思想推广到社会大众中，从此，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地理学家们去理解和管理旅游的影响[12] 。

起初，这种方法是对那些借“合理”开发旅游的名义但对旅游地造成破坏的开发行为进行修复，鼓励地理工作者了解现实挑战，以应用为主，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旅游开发活动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相关问题，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能更好地了解旅游的实质并对大量复杂数据进行解读和分析。在此背景下“， 柔性化”“、可适应的”以及“通情达理的”旅游可以在经济发展上、生态平衡上和文化交流方面产生正面的效果。这就需要对乡村景观的潜力进行保护和谨慎利用，而不是去肆意开发。

柔性化旅游是以环境协调性和社会责任感为原则，进行质的而不是量的开发。它倡导最佳的价值观念和能产生广泛的经济效益。游客得到的是最佳娱乐体验，促进个性发展，创造力和责任感的加强。旅游经营者最终扮演着目的地和游客之间的协调角色，并将长期受益。许多这样量身定做式的方法需要在整合的概念框架下进行。

柔性化旅游暗含了“全球思维，地方行动”的理念，它可以促进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消费。可持续的旅游发展包括与保护遗产资源相协调的一系列经济旅游产品开发，能促进旅游文化的长期发展。

可持续旅游发展始终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国际上对这一概念的普及，柔性化和可持续理念开始渗入现实操作中。在此背景下，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承载力和现有资源阀限等概念。问题是怎样确定一个可接受的标准，使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低，同时让游客的满意度达到最高。为此建立了许多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如最佳饱和度、成本效益分析、环境影响评估等。

奥地利空间规划研究院(The Austrian Institute of Spatial Planning) 建议用下列5 项指标来确定一个地区的承载力， 包括自然能力( 结构性景观能力)(physical capacity : capacity of the structural landscape) ，使用能力( 地区潜力的吸收) ( capacity of use : potential absorption of the region) ，生态能力(自然和景观保护) ( ecological capacity : nature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社会心理能力(人类相互作用和关系的能力) ( socio2psychological capacity : capacity of human interaction and interrelations) ，以及有效能力(基础设施能力和供应能力) (effective capacity : infrastructuralcapacity and capacity of supply) [13 ] 。

塞勒(Seiler) 建立了一套更详细的平衡旅游发展的指标体系。根据瑞士旅游政策，他提出7 项关键性指标:景观，农业，住宿，交通，利用程度，自我决定，文化认同。这些关键性指标与补充指标相结合，共组成61 个潜力指标。塞勒方法的本质是通过一套定性指标说明机会和威胁的程度[14 ] 。

上述标准体系提供了一个评价柔性化和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实际中，由于区域的差异性，每一个旅游目的地都需要制定特定的标准来确定其承载能力。

这种方法也适用于阻止景观资源的过度利用方面(景观区划的测量、游客数量的极限以及游客管理等) 。巴特(Barth) 以林区为例，论证了通过使用相对廉价而精明的心理手段(群体效果) 将游客疏导到低敏感区域。比如，游客可以体验诱人的景观而不会对特别敏感的景观区构成危害。这可以通过不同区划来实现设计目标，比如，一类区:具有综合旅游基础设施的旅游核心区;二类区:具有线状旅游设施的步行区;三类区:布置点状分散旅游设施的背包区;四类区:没有旅游设施的自然保护区[15 ] 。

通过多年的努力，旅游开发与景观保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协调，但它们之间传统对立的关系仍占上风。持乐观态度者认为，对景区进行合理的旅游规划既可以促进景观保护，又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那些诱人景观和文化资源受到较好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许多发展敏感旅游的机会( sensitive tourism) 。开发与保护的合作不仅限于对破坏的控制，更应贯穿于整个旅游规划的过程之中。在此情况下，地理学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可以利用本专业综合研究方法的优势，如通过记录和监控景观的各要素，分析其文化和自然含义，对其潜力、优势和弱势进行评估并确定旅游开发的模式(开发与宣传) ，并将不同利益群体集中起来，为旅游活动创建一个讨论平台，从而可以倾听各种“合理”开发旅游的不同观点，并最终在决策操作和战略实施方面有所作为。在保护区发展敏感型旅游活动至关重要，比如为保护某些特别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国家公园、自然公园以及其他保护区。保护区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和保护那些特殊的遗产，对游客和旅游发展来说，这些地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许多欧洲的保护区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并不断刺激游客市场，同时他们又限制游客数量和加强管理措施。最近的休闲和旅游地理学发展表明，许多行动计划并不广为人知。为此，欧洲自然和国家公园协会在保护区中提出15 个旅游开发的指南纲领(见表1) 。

表1 在保护区实行生态和社会可接受的行动计划

序号

旅游开发指南

1

景点保护目标:与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 stakeholders) 进行有关生态和社会可接受目标方面的讨论

2

对自然和文化潜力、旅游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潜力进行目录备案(inventory) ，分析这些资料

3

与当地居民、旅游开发商和其他地区组织进行合作

4

明确保护区的形象和特殊价值

5

在景区内不同地方建立定性和定量方面的承载力分析

6

监控并分析新旅游开放模式前后的旅游业发展和游客需求

7

对不合理开发方式提供改善措施

8

开发教育型旅游产品

9

建立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估

10

确定必要的管理措施，提供环境认知和教育的机会，如区划和游客管理

11

提供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和管理

12

建立通讯和公共关系战略，提升保护区形象，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完善管理水平

13

为保护区和游客建立监控服务项目，这可以确保旅游活动不会超出地区的承载力

14

建立基金支助体系，包括培训方面的基金

15

实施行动计划

倡导景观为主的旅游方式可以使地理学更积极地参与旅游规划。与其说“开发什么样的旅游设施”，不如研究“景观能提供些什么”。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区域特征有赖于采取怎样的旅游开发模式，这种旅游必须兼顾景观的保护，而不能采取盲目改造的短视做法。立足于景观基础的旅游活动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实施并越来越流行。最近的调查表明这种重视景观和环境保护的敏感型旅游方式成为增长最迅速的旅游市场。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多年来一直鼓励支持发展有景观价值的保护和不同旅游需求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其他德语国家，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已经成功开发了景观旅游产品(如瑞士阿高地区的生态旅游模式，奥地利的自然度假村庄) 。在保护自然和维护区域特征方面也成功地开发了旅馆住宿部门(如环境友好型旅馆管理的指南、绿色质量标签) 。许多经销商已经认识到环境质量对敏感公众的重要意义。

3. 2 遗产解说

加强可持续旅游发展可以通过增强公众对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意识来实现。环境或遗产解说(environmental or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是英语国家比较熟悉的术语，目前在德语国家还比较陌生。遗产解说并非只是向游客提供信息，而是要加强深刻理解和培育地方意识。同时，通过激发兴趣、联想和启发来使游客得到愉悦体验。资料罗列的介绍方式很难使游客改变态度和行为，也很难引导其对环境的尊重。正如策根斯派克(Ziegenspeck) 指出，硬将数据塞进人们的头脑并非是学习的最佳途径，也很难从正面影响我们的行为[16 ] 。

环境解说是一种规划和交往战略，旨在提高旅游目的地形象，加强区域认同意识，立足于特定地区旅游资源和潜力的开发，创造有吸引力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并通过合理的旅游管理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敏感解说战略( sensible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是最近这方面研究的趋势，但这些观点在德国还很少引起关注。环境解说的目的不是去理解和体验，而是将重点放在教育，但目前大多缺少教学训练技能。游客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兴趣，因而也失去了进一步理解的意愿。体验、认知和观察也是环境教育的中心议题，体验教学( Erlebnispaedagogik) 的核心并非是纯粹的认识，而是通过近距离观察、触摸、感觉和经历来学习和沟通。这种实际沟通不光需要教学技巧，还需要深入的专业知识和抽象的能力。

尽管德国地理学者们有能力沟通特殊景观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但遗产解说的理念尚未在德国引起重视。2000 年，为了联合欧洲的实践者和学术领域人才，欧洲成立了国际解说联络小组，2002 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成立了遗产解说和旅游研究中心[2] 。

3. 3 社会变迁对休闲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地理学一直跟踪研究旅游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变化，尤其是在文化上、社会上、经济和政府领域的转型过程。当前，旅游消费所表现出来的平民化、个性化、多元化和多样化趋势并非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德国在二战后，最先的变化是由于德国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 而引起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成为有品位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一直关注旅游平民化(democratization of traveling) 的研究。灵活化的度假方式正在替代通常意义上“一年一度的带薪度假”( long annual holidays) 方式，一年里人们可以选择多个短期的出行旅游。虽然大众旅游还占据最大的需求市场，但旅游动机却由于年龄、生命周期、教育以及个人方面的原因具有高度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各种群体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评判体系，一些学者用“多彩社会”(confetti-society) 来形容目前的发展。目前旅游业发展中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反映了这种趋势[11 ] 。

在现代社会，随着个性化需求和爱好的发展，高品位旅游消费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趋势也导致了相对价格的降低和品牌的激烈竞争，品牌主要是为了在旅游市场中树立一个清晰的产品形象。为了满足高质量旅游和娱乐环境的需求，开始出现了新型的休闲和旅游空间(见表2) 。这些多样化旅游产品功能齐全，服务方便，包括购物活动、夜生活、体育、文化节庆以及宾馆住宿等。类似的许多亚热带浴疗、购物和度假公园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覆盖面广。

表2 不同混合用地类型及其对旅游与休闲的作用

中心

功能

都市娱乐中心

购物中心，饭馆旅店，艺术展览，体育场馆，休闲公园，多功能影院

休闲公园

休闲设施，饭馆旅店，节庆活动，主题宾馆

假日公园

住宿，饭店旅馆，休闲设施，购物中心，节庆活动

有品位地区

博物馆，零售商店，艺术展览，节庆活动，游客资讯

主题宾馆和饭店

住宿，饭店旅馆，特色建筑，浴疗，购物商铺

音乐中心

剧院，宾馆，饭店，购物商铺

信息娱乐

多媒体信息，节庆活动，备用住房和舞台，购物商铺

罗麦斯认为新兴的旅游空间提供给游客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所没有的满足和快乐[11 ] 。人们通过消费这些空间，得到一种愉悦、冒险、有活力、刺激好玩的感受，从而补偿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在服务和旅游业中，愉悦已成为一个中心话题，而“愉悦营销”(enjoyment-marketing) 也进入商业化领域。它通过塑造一种与周围文化和自然景观毫无关联的幻觉世界(比如德国Oberhausen 的购物中心以及鲁尔区为发展娱乐休闲和旅游而进行的工业景观转型) 创造叙事世界( narrative world) 和人工休闲世界( artificial eisure worlds) 。当前，开发这种旅游设施的主题不再是旅游和休闲领域的业主，而是来自经济界如汽车产业。比如， 大众汽车在其总部沃尔夫斯堡(Wolfsburg) 修建了一个汽车城主题公园，以人性化和游客体验服务为基础，为现有和潜在客户建立一种长期关系。游客陶醉其间，完全生活在大众的品牌之中。在这些景点，企业的营销理念主要是吸引游客、增加收入，而景观几乎变成了次要和从属地位。在具有生命周期产品的建筑群中，度假和休闲景观甚至成为一些建筑地标[2 ] 。

消费性的社会丰富了空间的内涵，使空间的定义扩展为人工的、精神的、心理的和虚拟的旅游空间。这些差异性体验不仅表现在实体空间中旅行，也可以通过阅读、幻想、想象甚至做梦来实现。而网络领域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一种可以通过数字高速公路和聊天室进行的旅游体验。这种发展趋势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旅行的理由。旅行的传统理由是对工作压力和居住地的逃避，即所谓的推力因素，另外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良知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和谐完美。最新调查表明，假期旅游不再简单归为一个原因，而是要考虑多个标准，包括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身份，在家庭、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特别是对出外旅行的需求。进一步来说，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有许多不同的旅行动机，而这些动机不断变化、重叠、组合等等。遗憾的是，最近有关当代旅行动机的研究还不完善，大多解释模棱两可，泛泛而论，很少出现用实证案例检验的关于旅游消费和模式的周密理论[1 ] 。

4 德语国家休闲与旅游地理的发展前景

那么，德语国家休闲与旅游地理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呢? 虽然自波塞尔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有关现代休闲和旅游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理论方面。同时，在大学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应用性研究和实践还将在近期主宰着学科的方向。在规划和市场领域，通过提供详细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地理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地理系的学生具有多项综合技能和知识，尤其是在区域开发和规划方面，在旅游和休闲发展中对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内涵进行协同性的评估，并很好地对景观潜力进行开发和管理。作为一门社会应用科学，地理学必须着眼于将培养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性思考和地方化行动的主要精神。所以，地理学家有责任倡导一种基于景观和环境潜力而发展起来的可持续旅游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越来越成为对资源和质量管理的战略定位的同义词。但学者的研究必须与实践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保持独立和自信才能具有公正的评判，也只有不迎合潜在投资商的喜好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瑞士的旅游理论为未来休闲和旅游地理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主流观点认为，主要有4个领域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社会价值、环境和资源、经济、政府及其相联系的提供保护和管理作用的政策;而面临的挑战则是将研究专业问题的各个领域融合在一起[2 ] 。为了实现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多功能和整体观，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网络系统。凭借其整体的研究方法，地理学更有能力胜任这个角色，将不同的模块结合在一起形成旅游学研究的整体和系统。耐人寻味的是，旅游与休闲地理学的这个发展趋势又得回到波塞尔的观点上来，即从旅游

和休闲的有效整体来研究问题。

5 结语

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德语国家休闲与旅游地理研究的主要目的始终定位于空间和人类行为的关系。在过去70 年中，这些关系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地理学从起初对看得见的空间进行解读到现在对抽象空间如行为空间、感知空间甚至虚拟空间的休闲和旅游的现象进行研究。从对作为生存基本需要的休闲进行简单讨论到对根植于社会和经济重构之中的动机、价值体系、心理体验以及决策者的变化进行研究。

自从波塞尔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休闲与旅游地理学极大地充实了德语国家地理学的发展和旅游的管理实践。总体上，休闲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经历了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波塞尔为代表的，以广阔的视觉和整体的区域观来研究旅游和休闲;第二阶段是代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观点的慕尼黑学派，将人、行为及其结果突出到最重要的位置;最新的这个阶段，是基于对现代旅游和休闲生产、消费及后果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寻找更有力和应用性更强的解决方案。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20 世纪特定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尽管研究重点不同，但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地理学历史的共同特征。德语国家的地理学主要集中在对区域、景观和空间的研究;其次是通过综合分析体现其整体观和多功能观点[17 ] 。没有综合分析，就不会形成整体和系统的观点，这些是理解现代世界休闲与旅游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和社会后果之间微妙关系的必要前提[2 ] 。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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