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类生态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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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胚胎；胚胎干细胞；生物伦理学

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是指来源于着床前囊胚内细胞团或早期胚胎原始生殖细胞的一大类未分化的全能干细胞，具有无限增殖、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潜能。人类胚胎干细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hES细胞）在临床移植医学、细胞治疗、组织工程、生物学基础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前景，对于有效地治疗人类多种疾病，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但由于hES细胞的来源同胚胎道德地位、克隆人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带来了法律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对人类胚胎和胎儿组织是否尊重的“世纪伦理之争”.

1 干细胞的来源、分类及功能

干细胞是指在生命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中起“主干”作用的原始细胞（progenitor cells），它们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尤其是人类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s），它可以分化成人体全部200多种细胞类型，进而构建人的心、肝、肾、神经等多种组织和器官，最终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是一种全能干细胞。根据来源的不同，干细胞分为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两种。成体干细胞指人体内为修复或替代体内损伤或正常死亡的细胞而产生的干细胞，其分化能力有限。目前，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来源主要有五种途径：①用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产生；②用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组织产生；③用以研究为目的的捐献配子人工受精创造的胚胎产生；④应用嵌合体胚胎产生；⑤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2007年，美国Wake Forest大学的研究者在《自然》（Nature）上报告说：从羊水中可以分离出多能干细胞。这种方式介于“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之间，为获取干细胞提供了新的思路。用不同来源的hES细胞研究干细胞，引发的伦理问题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1]。

按照干细胞的分化阶段，人们将干细胞分成三大类：即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可以分化为组成整个人体的216种所有的细胞类型，它可产生一个完整的胚胎。多能干细胞可向多种细胞类型分化，但不能制造完全发育所需要的所有组织。专能干细胞是在干细胞发育的后期出现的，细胞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例如神经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等。

显而易见干细胞的治疗则是它们的主要功能。科学家们指出干细胞治疗是一种具有潜在革命性的治疗疾病和损伤的、在医学领域应用广泛的新方法。它的目标是通过干细胞移植提供健康的新细胞修复身体受损的或病患的部分。例如是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阿耳茨海默病、糖尿病、心脏病、多样硬化症、烧伤和脊髓损伤等疾病的新疗法意义重大。

2 干细胞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

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人类胚胎的地位、胚胎干细胞来源、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等方面。具体问题有：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是什么；赞同或反对“生殖性克隆”的伦理论证是什么；为何“治疗性克隆”能得到伦理学的辩护。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对“人的生命”和“人格”等概念的理解。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坚持胚胎就是生命，特别是一些基督教徒和神职人员以及反对堕胎的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神灵、侮辱生命的尊严，并且认为克隆人的胚胎迟早导致克隆人的出现，故而表示强烈抵制和反对。女权运动者也从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的健康保健出发，对干细胞研究提出异议。并且过去几年中，有些西方国家曾立法禁止或部分限制而起步艰难，这些因素成为干细胞研究伦理纷争的焦点所在。

1999年，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伦理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克隆的声明。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一直在高度关注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对上述伦理问题的研究与国际社会近乎同步，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举办了若干次高级别的研讨班，相关的研究成果被写入了生命伦理学教材。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本质，为国家制定相关伦理准则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参与讨论提供了概念基础。不少专家学者也在积极推动和参与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审查项目中的行动指南，2003年2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2]。

为规范干细胞研究中潜在的诸多伦理问题，科技部和卫生部于2003年12月出台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规定：“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通过下列方式获得：①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②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③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④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这些胚胎干细胞来源方式需经受伦理上的严格考证。我国hES细胞研究应用这种来源应做如下限制：捐献者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存贮或捐献给另外的不孕夫妇；不许有预先设计地获得胚胎；不能买卖胚胎及胎儿组织；应以最少量的胚胎用于最重要的研究；研究者不得在治疗不孕症时有目的增加植入胚胎的数量和增加配子等。

3 我国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基本立场

鉴于干细胞研究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利益，同时也涉及到人类生命雏形以及“克隆人”的重大伦理问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部伦理委员会认为：为了“医为仁术”这个崇高的事业，应该支持我国科学家积极开展人类胚胎干细胞，使我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为21世纪科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该中心的伦理指导大纲中指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包括：行善和救人、尊重和自主、无伤和有利、知情同意、谨慎和保密等原则。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范中：①是反对“克隆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涉及到体细胞核转移技术（SCNT），因此坚决反对滥用SCNT用于复制人类为目的任何研究；②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例如通过干细胞研究究得到的组织、器官，可用于临床移植手术等；③谨慎对待胚胎实验。

虽然科学是把双刃剑，但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理性的强大力量。应就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加强科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法学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开展对媒体从业者和公众的相关教育培训，世界各国在科学和伦理学的争论中扬利抑弊，通过立法手段使hES细胞研究走向健康的研究轨道，使生命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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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曾永成；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中国生态智慧

[作者简介]宋坚，钦州学院人文学院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学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广西钦州 535000）。

一、引言

曾永成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儒雅博学的谦谦学者。第一次认识他，是从拜读他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开始的。文如其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读其书，想其人，受其思想的熏染，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些想法。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和为学目标。时隔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到川考察，在他的家乡成都老街，见到了曾先生。果不其然，他正是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学养深厚的学者。我们几乎彻夜长谈，从马克思到康德，再到杜威和怀特海，从生态论到感应论，再到自然生成论，无所不谈。我仔细聆听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今后打算。他虽然年已七旬，依然精神矍铄，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人生追求。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也不改变自己初衷的学者之一，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对他心怀敬佩的主要原因。

我与曾先生谈论最多的，就是文艺生态学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文艺的生态学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文学首先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建立起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这应该是文艺生态学的终极目标。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以此为宗旨，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僵化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重新回到艺术的本体和人类生命的本体。

二、自然生成与气韵美感

曾先生成熟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中，这是他最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他把“绿色之思”作为生态文艺的核心问题加以探讨，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回到人类生命本体，还原其本色与原生状态，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为优化人民大众的生态环境服务。曾先生始终认为，文艺从诞生以来就关怀着人性的现实处境，守望着人性生成的历程。20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把人性危机作为中心主题。那些关怀自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文艺作品，也不能不把笔触伸向人性本身的种种反生态的病相①。曾先生的文艺生态学理论的一大亮点是“自然生成论”，这个理论明显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本体论的启示。马克思说：“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他通过文艺理论及其美学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论断，又从本体论中阐释人与自然相亲共融的趋势，从而揭示艺术与人类生态的本质关联。在人学与生命哲学的理论阐释中，他肯定了文艺是人类进行生态调节以推动自我生成的“精神绿地”，从而还原了文艺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基础，他充分论述了人本生态观与美学的生态学化的问题。他认为，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其实自然之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和泉源，她以其美的光泽、美的旋律和美的景色昭示着生命的礼赞与向往；自然之美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厚重的礼物，它可以遣情抒怀，涤情荡志，又可以让人适意人生，感受幽邈，使人领略天地之浩荡，体会人生乐趣之无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美不愧为人类内心向往之生态家园。文艺审美是人类实现生命的超越，从而丰富生命意蕴、怡情养性的高级形式。只有进入到艺术审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使人类生命的原始精神透过层层的历史帷幕，闪射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光芒，从而照亮世俗的庸常与混沌，启悟后人从烟雨迷蒙的现实中走出来，找回激情奔放的领地和理想放飞的天空。文艺通过与人类生命相谐和的节律感应形式，促进人类的生态功能，改善生理与心理状况，从而达到最佳状态。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诗意传达，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而且蕴蓄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不仅给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使人们进入乐而忘忧、物我两忘的境地，而且提供给人类心灵的庇护所，留一方精神灵魂得以栖居的净土。艺术审美活动正是实现生命超越的触媒，它使得人类的生命顺利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过渡，从而变得自由活泼、圆润绵延，并实现生命内涵的丰富完整和生命质量水平的跃进，文艺审美活动也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③。这正是曾永成先生着重阐述的观点。

关于文艺生态的节律气韵美感，在曾永成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就加以强调了，这种思想最早成型于《文艺的绿色之思》中。该著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早就揭示了自然节律对生命进化的作用，尤其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和情绪诱导都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的生态调适方式。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节律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其升华并进入美的意境。曾先生的“气韵美感”论，在他后来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对怀特海与中国文化生态智慧的科学阐释

曾先生退休以后专心致力于西方怀特海和东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深度挖掘和阐发，先后撰写和发表的代表论文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论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生态美学意义》《有机宇宙论与中西古今美学的融通――从怀特海看宗白华美学的世界性和深生态学品格》《怀特海有机哲学“范畴体系”中的生态美学底蕴》《赋比兴：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特性的总体概括》等。首先，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提出宇宙的原生之美，正是体现了让世界回归于它的本原的审美性质，指出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意味着审美性和审美价值乃是世界存在和生成的原初性质，是世界存在的基础，由永恒客体合生创进的生成方式造成了世界生成的原初审美性。自然性本来就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和融合，生态美学也因此应该是生态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紧接着，他阐释了怀特海审美经验论和生态哲学观，指出了世界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测的幽深，构成了美的特性和诗性，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可穷尽。我们永远对这世界怀有诗意与敬畏，敬畏与承认它的神秘与幽深，而且我们对这世界秘密的探寻永远都在路上。在这方面，语言、诗与节奏旋律就让我们感受并神往于世界深邃的幽邈。

曾先生认为，西方科技文明割裂了世界的整体性，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审美观念的偏差，对“万物之理”的否定使整个世界都被祛魅，面对这样的理性颠倒，怀特海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发现了对世界原生的审美性的深沉咏歌。对于自然界之美的依恋和敬畏，必然修正我们固有人格中的抽象和偏颇，重新建立起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世界整体生命精神的感悟。这些诗歌把被旧哲学长期颠倒的世界景象修正、再颠倒过来，于是世界得以复归于它原初的审美本性及其审美价值。得到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对此怀特海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尤其是英国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冲突。雪莱生动地描述了盘桓在内在机体变化之上的永恒感官对象是如何地变幻莫测。诗人华兹华斯则把自然当成持续不变的场所，并认为其中包含着奥妙莫测的灵机。这里面还存在着他的永恒客观：‘陆地与海洋，未曾见此光。’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①

其实，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即自然之道，亦即审美之道，自然本来的生态性质和价值就是它的审美性质和价值，而这也正是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天道”论。在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中，“自然之道”“自然之理”“自然之法”“自然之趣”“自然之妙”之类崇尚自然原生之美的观念比比皆是。对于自然之“道”的审美底蕴，许多艺术家都有真切的感悟。画家范曾在谈到宇宙那种妙不可言的永恒整体和谐就说：“我们不妨把这种和谐称为宇宙的大智慧，而把人类自文明初开迄至今日的一切睿智成果视为人类的小智慧。唯其宇宙的大智慧浩瀚无垠，人类的小智慧有可能一步步的更新和发展，逐步缓慢地趋近这大智慧，却永无达到的可能，因为其间包含着哲学上无限的概念……宇宙有毋庸置疑的不可书诸语言文字的、至大至诚、至刚至柔的和谐的力量，这力量使亿万星辰在横无际涯的天宇协奏，那是‘大音希声’（老子语）的伟大的交响乐。只需从其中真正吸取一点儿灵感，便有贝多芬的雄浑博大的第九交响乐，便有司马文章、苏辛词赋。那才是人类一切文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泉源。”①中国的艺术家都潜心自然，感悟天道之美，并以此为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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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生态学；大学英语；教学问题

一、引言

“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是在1932年，美国教育学者沃勒在其《教学社会学》中提出“课堂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由堪萨斯大学的巴克和赖特主持的密德威斯特心理学现场研究所是当时对人类行为进行生态学研究的中心。1966年，美国教育学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的概念，但不少学者认为，“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布朗弗布伦纳沿着这一路线继续前行，并试图建立一门“人类发展生态学”。而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在其《学校生态学》（1977）中独树一帜，以研究教育资源的分布为主旨；同时，埃格尔斯顿还注意到，生态学所关注的是有机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此外，一些学者则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方面展开探讨，如费恩的《公立学校的生态学》（1971）、坦纳的《生态学、环境与教育》（1974）、沙利文的《未来：人类生态学与教育》（1975）等。

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Lawrence Cremin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提出“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的概念，这可能是第一次将生态学的观念引人了教育理论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更加宽广，而且向纵深方向发展。几十年来，从简单借用生态学概念到消化、吸收、发展，逐渐形成了学科雏形，开始能够以教育生态学自身的概念和方法与传统教育学初步接轨，提供新的教育学研究视角和学术工具。

时至今日，随着生态学这一“边缘”学科的迅速中心化，生态学的观念开始深人人心，生态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人类思想的主流倾向之一。生态学在教育理论领域的影响也不断深人，人们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关注教育理论的方方面面，比如课堂教学这样比较具体的环节。

二、 生态学与大学英语教学的相似性

1.研究目的的相似性

生态学：促进生态系统朝着更成熟的稳态发展，促进生物的可持续发展；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的优化和完善，促进人（管理者、教师、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2.研究对象的相似性

生态系统研究的对象包括有机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研究的生态因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物种群。宏观来说，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的行为以及他们与教学环境的关系。微观方面，人员构成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学生群体、教师队伍、大学英语教职员工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

3.研究内容的相似性

生态系统研究的内容包括物种因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而此消彼长；物种内部的密度效应关系；物种之间共生或排斥的关联；以及生态失衡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压力接近或超过资源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的。同样地，学生在学业或就业的竞争中、教职员工在职称评聘或薪酬待遇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也是此消彼长的；学生与学生的关系、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都应保持适度距离。同时教职员工（教师、管理者）与学生的关系可能出现互利共生或对立的情形。在大学英语教育系统的紊乱或不和谐的失衡局面可能是由于学生数量激增、教育发展对教师、管理者和教学资源的压力超出教师、管理者和教学资源的承载能力造成的。

4.研究者所持的基本观念具有相似性

系统观：生态系统中的因子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系统和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系统虽然由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组成，但却是具有一定功能和特性的有机整体。而教学中师生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内部师生之间的知识、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以及大学英语教学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由管理部门、教职员工、学生等相对独立的要素组成，但却是具有育人功能的有机整体。

整体观：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大学英语教学系统是一个整体、师生要全面发展。

平衡观：生态系统中结构上、功能上、输入与输出物质和能量都需保持平衡；大学英语教学系统中生师比、教学育人质量、投入产出比等需保持相对稳定。

控制观：人既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管理者，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并对生态系统加以调节和控制；师生、管理者既是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又能积极发挥能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对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加以调节和控制。

5.研究方法的相似性

生态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系统都会涉及到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

三、基于生态学的视角，审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系统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根据生态学原理中，环境变化是导致生物形态、功能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物的多样性、开放性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某个物种的突然增加会破坏生态平衡以及物种内部关系的密度效应和种间关联。

对应地，大学英语教学系统中也出现了一些生态失衡现象，比如大学英语教学系统（教师、学生、管理者、资源）未能适应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师生的发展模式千人一面；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的开放程度过低；大学英语学生因高校扩招而激增导致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结构紊乱、功能减弱；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矛盾、对立和冲突。

四、生态学背景下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1.构建生态化、可持续的课堂情境系统在英语教学中应致力于构建一种体验式、参与式教学模式，构建和谐、民主、体验、生命、发展的有效课堂教学，重新选择与确定师生角色，构建人文、平等、自山、开放、对话的生态因子存在模式，从而实现教学双边活动最人化的有效教学。

2.构建辩证的师生观促进教和学的和谐平衡要求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统一要求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发展的和谐平衡，倡导师生通过合作与探究活动加强主体间的交流与互动，平衡不同的冲突与对抗，构建和谐课堂文化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3.构建学生生态共同体重视学生之间动态的信息交流，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的日标，使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向学生发展的促进者与合作者，及时传递语言、意义与价值。

4.构建人本主义对话，促进师生生态角色转换课堂中要彰显师生话语的动态性、交互性、反馈性和师生主体间的对话性。这种对话使学生不断与知识客体、与其他师生、与自我内在进行融合，在互为主导因子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成为课程的积极推进者、平等的对话者和行动的研究者，同时也共同成为解构者，在解构的过程中，师生共同参与知识文化的建构。

5.全面、系统地研究影响教育的生态因子，并且明确各生态因子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的，从而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快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

1. 陈新夏.(2009）.《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2. 窦福良.（2008）.论合作学习对课堂生态的改善.《现代教育论丛》.11

3. 樊桂芳.（2009）.外语教育课堂生态观探索.《教学与管理》.1

4. 金玉梅.（2009）.生态式课程探析.《当代教育科学》.7

5. 林新事.（2008）.《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6. 孙芙蓉,谢利民.（2006）.国外课堂生态研究及启示,《比较教育研究》.10

7. 吴鼎福,褚文蔚.（1990）.《教育生态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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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生态化；理论综述；三个层面；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1―0116―07

一、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在中国

(一)理论引入早，研究起点高

我国产业生态化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检索文献，“产业生态化”一词较早见诸于刘则渊(1994)的《产业生态化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文。该文提出，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把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活动纳入到大生态系统中，把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源的总交换过程中，实现大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化本质目标就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可再生的基础上，达到人一社会一自然之间的协调持续发展。该文进一步阐述了农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第三产业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建立产业生态化试验区的思想。

国内著名生态环境学者王如松也详细地介绍了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热点，指出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被系统开发、持续利用。王如松还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生态化的组合、孵化及设计原则：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柔性结构、功能导向、软硬结合、自我调节、增加就业、人类生态和信息网络，并介绍了产业生态管理的5种方法：生命周期评价(面向产品环境管理)、产品生态设计(面向绿色产品开发)、生态产业园规划(面向区域的规划)、生态产业孵化(面向生态产业开发)、生态管理(面向可持续发展)。

刘则渊、王如松等关于产业生态化系统理论知识的引入、介绍和开创性研究，对促进和推动我国产业生态化系统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研究视角宽泛，研究成果丰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产业生态系统这一研究领域。国内权威研究机构、高校、产经主管部门及业界等也把产业生态化系统研究列入到中长期科研规划之中。该研究领域也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1．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视角。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有学者从经济学和政府公共管理角度入手，对产业生态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黄志斌(2000)就认为产业生态化是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我国产业生态化过程中面临不少问题，一是市场失灵导致企业外部资源社会配置达不到最优化；二是许多环境资源公共化导致价格扭曲、资源无价或低价，弱化了厂商开发高效、低耗、低污染、能实现绿色消费的产品。为此，他提出了解决对策，即应用科斯定理使环境资本产权化，用财税政策谋求环境系统无害化。樊海林(2004)则从经济学和企业竞争视角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产业生态和企业竞争之间存在内在关系，产业生态实践会大幅度提高企业各种投入品所带来的基本附加值，而这又恰好是市场上顾客效用导向的结果，顾客效用函数中环境效用地位的凸显使企业运用生态理念提升产品环境附加值的可行性和动机日益趋强。反过来，企业所处的既定的市场结构(企业竞争)直接制约其对于产业生态实践的选择，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绿色的“路径依赖”也会对其产业生态实践的现实性产生重要影响。

2．关于产业生态学研究。许多学者对中国产业生态学进行了积极探索。如王如松(2002)的《产业生态学：从褐色工业到绿色文明》、周文京(2005)等人的《生态产业与产业生态学》、王寿兵(2006)等人的《产业生态学》等都为中国产业生态学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

3．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稳定、评价及传统产业改造研究。武春友等人专门就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他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判定产业生态系统是否稳定要从结构、技术、外部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其中结构性影响因素有7个，技术性影响因素有4个，外部性影响因素有6个。陆宏芳、彭少麟等人则以广东顺德市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为例，根据产业生态系统开放性、本土性、闭路循环性和经济性等4个基本特征的评价需要，沿产业“生命周期”链，对资源消耗、内部循环、产出交换、废弃排放等生态经济界面进行有效实证分析研究，构建了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指标体系。鉴于我国目前很多地区正进行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颜京松、王如松等人在产业转型生态系统工程中指出：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必须从观念、管理和技术三个层次，加快传统产业改造、转型、升级及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生态转型和建立生态产业。袁增伟、毕军等人以产业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提出了实现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模式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对我国今后产业生态化发展进程、方向与路径将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区域经济实现成功转型，更具有现实的、科学的指导意义。

4．关于企业定位及企业仿生研究。如何定位企业，并探讨企业存在价值，也一直是国内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因为对企业存在价值的探索直接关系到产业生态化的形成。显然，只有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把企业视为“生物个体”，并把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及价值联系视同为“自然生物联系”，才能使企业的存在具有“生物意义”，才能在实践中构建生态化产业系统。这种研究视角实际上是在产业生态化大背景下要求重新定位企业生存价值，即产业系统生态化的存在是以企业个体生态化存在为前提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韩福荣、徐艳梅(2002)在《企业仿生学》中为我们构建了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并用数学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企业仿生化过程。杨忠直(2003)也在《企业生态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可用系统论的方法构造以企业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商业生态系统，并研究其物质交换规律及其稳定性与进化”。达庆利(2002)则“以人为蓝本”模拟构建了“一种类生物的企业系统模型”，更进一步地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揭示了企业这一“人造生命体”的运作过程。张焱(2003)从企业发展动态角度提出了战略生态学概念，并进行

了深入的战略生态透视。陆玲(2001)把研究视角放大到企业群，即“类生物群”，认为企业群落存在“群落效应”，涉及到不同产业、企业种群之间的能量金字塔从总体上显示着以第一产业为基部，以第二产业为中部，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之上逐级形成群落生态链的顶部。于渤(2005)等则从方法论人手，为企业实现产业生态化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分析工具。还有学者借助生态学理念尝试在企业间构建生态化供应链、生态化信息网络及生态化知识管理链等。2004年袁政发表了题为《产业生态圈理论论纲》一文，更把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推向了。结论是显然的，没有生态化的企业个体，就没有生态化的产业系统。

5．关于产业生态系统复杂性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指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是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使系统获取较高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它是揭示企业物流和能流新陈代谢规律、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及产业兴衰演替的经济生态学，是产业的资源开发及环境影响活动对生命支持系统胁迫及其响应机制的自然生态学，是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与周围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人类生态学，是物质生产单元、环节或体系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序理层次上的生态工艺设计和生态系统耦合的工程生态学。因此，产业生态系统是极其复杂的“人造”经济系统，具有系统复杂性的全部特征。

6．关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推广。围绕产业生态化系统研究，学术界创立了不少新概念、新思想，如“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共生链(Symbiosis chain)”、“耦合(coupling)”、“闭合(Closing)”、“产业柔性(Industrial flexibly)”、“产业生态位(Industrial ecology position)”、“产业生态系统循环(Industry ecosystem circulation)”、“产业进化(Industrial evolution)”、“产业生态园”等，这都很好地丰富、发展、创新和完善了我国产业生态学科理论。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应用产业生态学理论，近几年来不少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还将产业生态学及其相关理论著作列为硕士、博士教材；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863”专项及其它相关专门基金还立项赞助我国产业生态化研究；国家有关部委也在采矿业、火力发电、农业及食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投入专门资金，组织科研队伍进行产业生态化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

(三)呼唤构建“中国式”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从产业生态概念引入到产业生态学理论创建，从理论探讨到应用研究，从典型个案剖析到区域实证分析，从企业个体产业生态化实验到跨区域企业间产业生态化协作等，・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对我国现有产业实现生态化转型，促进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生态基础设施与生产基础设施、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大量研究成果的推广，对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支持。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无论其产生背景，还是其应用前提与基础，我国与发达国家目前在市场机制、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构成关系、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创新水平等方面都不在同一水平。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各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相关产业的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产业政策导向也存在明显偏差，不同地区的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特征指向不同，大区域间的产业生态融合与构建尚存在政策与法律上的明显障碍。此外，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增加，发达国家在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与我国现有产业生态对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采取“拿来主义”，不加改造地照搬国外产业生态理论，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我国产业生态化发展及其进程。为此，理论界和业界都有充分理由探索和构建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的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二、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应用研究

产业生态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生态系统是依托自然生态系统，以企业或产业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子系统。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与可协调。但产业生态系统毕竟是“人造生态系统”(Artificial Ecosystem)，即现代“工业化系统”，究竟如何实现，仅有理论探讨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在产业生态实践性应用方面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综合分析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企业生态系统、中观层面的园区产业生态系统和宏观层面的跨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一)微观应用研究――模拟自然生态构建企业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企业运营在本质上是实现物质在加工或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增值，但这一活动的开展，要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来实现，而且企业在获得价值增值的同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资源剩余。企业经营活动，就是一系列的流程活动。一些学者就此提出，企业应当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构建自己的核心流程系统――核心价值增值系统，力求使得物质和能量在企业这个微观增值流程系统中实现充分转化和利用，尽量减少甚至消除转换过程中的资源剩余或浪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对此，企业必须以其核心机制增值系统(核心价值链)为主依托，通过与核心价值链链接，建立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能够有效利用剩余资源的价值增值子系统。增值子系统与核心价值链之间可以是闭环关系，也可以是开环关系，这有赖于剩余资源再利用的技术手段和工艺要求。

美国学者Heriberto Cabezas等人进行了模拟生态与技术实验，进一步指出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可持续系统，人类社会活动的工业、农业与自然生物之间构成复杂的“广义食物网”，其隐含意义是企业的产业生态系统运作要遵循生态意义上的客观规律，简言之就是企业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另有两位学者Jouni Korhonen和Juha-Pekka Snakin从生物进化方面探讨了企业产业生态系统实践与进化问题，他们也通过模拟自然生态建立各种资源利用、能量循环和产业多样化运行模型，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产业生态学在生态经济、环境规划和组织管理中的应用，并强调产业生态学及产业生态进化理论将在未来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此外，Arun J.Basu，Dirk J.A.van Zyl等人还进一步把产业生态学理论与企业洁净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更加明确地指出企业洁净生产

的程度依赖于产业生态化的程度。这些研究成果及观点，既践行了产业生态理念，又丰富了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体系。在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公司还创建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生态化企业运营模式，这些模式在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逐步得到改进、完善和提高，并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如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发电企业、玻璃制造、水泥制造、陶瓷制造企业都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企业内部生态系统；日本的现代农业企业、水产养殖及加工企业也已完成生态模式构建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较具规模的资源型企业也开始致力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生态应用研究，并将重点放在企业物质和能量的内部循环利用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以广西贵糖集团为例，该集团在甘蔗制糖过程中构建了三条生态主链：蔗田甘蔗制糖废糖蜜制酒精酒精废液制复合肥回到蔗田；甘蔗制糖蔗渣造纸；制糖(有机糖)低聚果糖生态链。从而实现了物质资源和能量的多次循环和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加了经济效益，三条生态链构建了制糖厂、酿酒厂、纸浆厂、造纸厂、碳酸钙厂、水泥厂、发电厂及蔗田等企业生态群落。类似企业还有四川沱牌集团(白酒)、山东鲁北集团(建材、化工)、山东海化集团(海洋化工)、内蒙古包头铝电集团(电、铝)、辽宁朝阳天马集团(麻纺)、联想集团(手机)等，它们都建立起了完整的企业产业生态系统。

近些年，各地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审批、资金融通、技术改造立项等方面对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实现循环利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这也积极有效地推进了我国产业生态理论成果在企业中的应用。

(二)中观层面应用研究――构建经济园区产业生态系统

进入21世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产业生态学理论应用研究从传统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及养殖业逐渐扩展到零售业、旅游业、IT产业及知识服务业。产业生态循环体系应用研究也从局限于企业内部物质、能量、信息、知识、价值的“微循环”逐步扩展到“近邻”企业间的生态“小循环”，并进一步拓展到跨区域、跨行业的生态“大循环”。众多学者把企业生态模拟实验研究法、产业生态实证研究法等推广应用到研究企业间如何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各国大型产业生态经济园区(Industrial Ecology Parks)。事实也证明，产业生态经济园区(简称产业生态园)模式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主导经济模式。

产业生态园在世界各地充满活力，类型与结构丰富多彩，发展前景被一致看好，并能较好体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因此，产业生态园的研究备受关注。

产业生态园由美国Indigo发展研究所Ernest Lowe教授在1995年提出，其定义为：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企业生物群落，并通过在管理包括能源、材料和水等这些基本要素在内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合作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双重优化和协调发展，最终使整个企业群落寻求到一种比单个公司个体效益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群体效益(Community benefit)。同年，Cohen-Rosenthal E从四个方面定义产业生态园：一是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和经济资源；二是减少企业对物料、能量进行利用、管理和处理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三是提高产业园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以及员工的健康水平和企业公众形象；四是通过废弃资源的再使用或出售获得经济效益。产业生态园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有很成功的实践案例。如美国纽约州的普拉特博园：大型军用飞机重新开发，资源和废物管理，环境管理系统。北卡罗莱纳州的富兰克林郡园：关于能源更新和环境技术的复杂商务活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州的范库弗峰园：蒸汽制造厂、造纸厂、包装厂；安大略湖的康沃尔园：发电厂、蒸汽制造厂、造纸厂、化工厂、食品厂、电子设备厂、塑料厂和混凝土预制板厂等。

关于产业生态园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A.J.D.Lambert、F.A.Boons(2002)等把产业生态园分为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类：一类是以某一企业为主体，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或集成制造而构建的复合型工业生态园(compound industry parks)，这一类型产业生态园实际上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延伸和拓展；另一类是以某一类相关产业为主体构建的能够实现多种类型企业集群共生的产业生态园，A.J.D.Lambert把它称之为“混合型产业生态园(Mixed industrial parks)”。A.J.D.Lambert等人还进一步就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与循环，以及生态园内企业间的组织联系等，对两类工业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并指出“混合型生态产业园”更值得我们关注。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确定上文中提及的美国纽约州的普拉特博园、加拿大安大略湖的康沃尔园、中国鲁北工业园等属于第一类产业生态园；而大城市中CBD、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特色产业区(区域企业集群)等属第二类产业生态园。1994年至2002年，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L.W.Baas和F.A.Boons采用技术经济的方法对Rotterdam港区的工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水平。产业生态园的研究、设计、构建及运作在中国学术界也受到广泛重视，如武春友(2003)等对产业生态园中的产业生态链结构模型进行了研究；毕军(2004)等研究了产业生态园区生态系统理论及优化调控机制；刘力(2001)则提出了产业生态园开发模式；王如松(2004)等提出了产业生态园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苏敬勤(2004)深入分析了产业生态园价值链，并提出价值链管理系统；龚晓宁(2003)分析了产业生态园内工业链特征；卢兵友(2001)较早就指出：生态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等等。在中国，以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为“关键种”构建起来的生态化产业园有很多成功例子，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东岳汽车、LG和富士康电子、氨纶和华润锦纶等几个核心企业为“关键种”，按照产业生态链内在关系重新规划开发区不同产业功能区，并对缺失的产业生态链进行“补链”，使产业生态系统日臻完善。类似的还有山东荣成水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园)区、天津生态示范工业园(钢铁)等。此外，最富发展活力、最具规模效应、最具竞争优势的各种类型区域产业集群也正向园区产业生态化方向发展。

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生态园研究及应用范围进行了拓展。如提出资源型矿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研究、城市区域经济产业生态化研究、专业化区域经济产业生态化研究、传统服务业生态化研究等，并已取得一

定的研究成果。周科平在矿区生态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恢复和产业生态链延伸风险与控制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彭少麟等人用数理工具研究了产业生态系统区域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和能值整合评价方法，为特定区域内自然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经济的统一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能值理论方法与产业生态学研究进一步耦合。袁爱芝深入细致地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建设开展了研究。她认为要用生态学理论、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实现其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损害最小和废弃物多层次利用的目标。许长新借鉴生态系统的有关理论，提出了金融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概念，界定了其时空、技术和社会经济内涵，分析了其演化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动态稳定性特征。重点分析了金融产业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的控制因素：经济金融资源承载力、产业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系统生态弹性，认为金融产业生态系统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考虑系统的生态承载力。

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产业生态研究视角，促进了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丰富了产业生态理论体系。

(三)宏观应用研究――跨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目前，国内外产业生态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多囿于某一企业或某一有限空间区域范围内，这些研究成果要应用于“大尺度”跨区产业生态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科学指导意义。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产业生态系统构建及其运作研究较少，进展较慢。

在跨区域产业生态化过程中，相关产业(企业)间利益分割、产业生态链基础建设及其共享机制、生态链上非盈利性公共节点企业运营资金支持、基于长供应链的产业生态链管理、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产业生态化知识共享及知识转化、中间废弃物管理(包括逆向物流、废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创新、相关行业管理标准等，如废弃干电池、废旧电脑及家电处理的生态化)、不同区域间的政府及企业间协调机制与手段、产业政策导向、中间消费者生态化消费(绿色消费)教育等方面亟待开展研究。很显然，解决上述诸多现实问题，仅凭企业自身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依靠跨区域企业间、政府间及产业生态理论研究机构共同合作，才能产生产业生态协同效应。

不过，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跨区域产业生态模式之一――以关键企业为核心构建的跨区产业生态系统的应用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微软公司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紧密或半紧密关系的产业生态伙伴多达38000个；芬兰NOKIA公司生态链共享伙伴也有数百个；沃尔玛公司利润的6％来源于其产业生态系统上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这种产业生态模式一般被学者认同为商业生态模式。

三、结束语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业界已普遍开展起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的产业生态化思想理论体系，必定促进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一是在资源与环境压力下，通过交叉融合多方面学科知识，我们将逐步创立和完善产业生态学科理论体系，并形成中国特色，为中国产业生态化过程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以产业生态学系统理论研究为先导，实践应用为前提，将产业生态化研究向纵横两方面延伸。纵向研究逐步深入到产业生态链、产业生态工程、产业生态管理、产业生态评价等；横向研究逐步深入到产业间生态化耦合协同机理、产业同步进化机制、产业间循环利用等，并由此构建产业生态化过程的网络运作体系和知识体系。三是在产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各地创建或重构了一批高标准产业生态化示范经济园区，并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形成集理论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化经济园区规划原则、设计思路，为未来产业生态化经济园区发展和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篇5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自然生态系统；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75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2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1866年提出的。海克尔在《普通形态学》中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其他学者[2]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并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则被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美国生态学家E.P.Odum[3]38在其经典著作《生态学基础》中提出，生态学起源其生物学，但早已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生态学是一门广泛的多层次的学科，与其他相对较狭窄的传统学科有着较好的交叉。胡艳[4]认为，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有两种：一是研究对象与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农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工业资源生态学等；二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即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如知识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等。

在投资行业实际上也存在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投资生态系统。硅谷银行主席魏高思[4]表示，美国硅谷产业群实际上就是一个整合了高校学科优势、风险资本和创业企业等资源要素的良好投资生态系统，使得该地区获得了良好的投资效果。胡艳[3]等提出了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概念，并对其框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也认识到投资行业里存在一个生态系统，并认为中国本地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越来越成熟[4]。

上面介绍的投资针对的是风险投资，目前还没有专门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系统的文章。而风险资本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投资者、投资方式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从我国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1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凸显出OFDI在经济中的地位在加强。但是从十多年的成效来看，我国OFDI之路并不顺畅，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4]。笔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生态学特征。理论和实践日益表明，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保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其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定义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简称OFDI生态系统），是模仿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研究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提出的。OFDI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直接投资主体在特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制约束下，通过与对外直接投资运作中的劳动力、资本、管理、制度和信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二）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

理解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该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完整统一体，主要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个人也是重要投资者，但通常是依托于某个其完全控股企业的，因此将其视为企业组织。主体结构及其职能分布状况直接影响到投资生态系统的效率。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也覆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内部环境主要是指企业自身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投资效率的高低以及企业组织结构、文化、资源等部分。外部环境主要是影响企业OFDI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的总称。宏观环境主要是政府投资政策、经济周期、资本市场等因素。中观层面的环境主要指行业组织、投资产业相关政策及产业结构。微观环境主要指企业竞争力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的影响。第三，OFDI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系统的能量（如劳动力、资本、管理能力、制度约束和信息等要素）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互为反作用。

（三）OFDI生态系统的意义

提出OFDI生态系统的概念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参考生态学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框架，从整体效用最大化出发，明确相关利益方的职能和地位，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持续快速地发展。生态学的重要目标是在有限的资源和特定环境下，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在实现国内外资源要素平衡和特定的投资环境下实现投资价值的持续积累。另一方面，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符合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么就可以借鉴比较完善的生态学数学模型和相关指标来定量测量OFDI有关指标，这也是很多其他学科积极与生态学结合的原因之一。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分析

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李宏煦[6]认为，生态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生态是一种追求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的系统整合功能。随着对OFDI发展的进一步认识，人们逐渐认识到OFDI在机制和功能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下面从构成要素与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将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见图1。

生态位在生态学中的含义是指有机体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它具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或者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包括空间、时间、营养及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度[7]。显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态位是指各参与方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定位，以及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各相关利益方并没有充分认识各自的职能，甚至一些职能长期缺位，如中介机构队伍并没有相应壮大，相关的金融服务缺位，尚无专门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公司，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阻碍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同时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分析模式，如种群增长模式，都可能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增长模式，因为OFDI中母国的投资企业要受到相关国家的资源、技术以及政策法律、市场规模影响的限制。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模式对比

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从各自的行为模式来看，也具有共同的生态学特征。以互利共生为例，自然生态系统中互利共生是指两物种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双方获利的依存度达到了彼此不能独立生存的地步。在OFDI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中介机构与投资者的关系，还有投资产业分布中上下游产业的关系，其结构的优化都会促使其产生互利共生关系。再如竞争关系，自然生态系统中，由于食物网中资源有限，不同的物种之间可能产生竞争关系，是一种此强彼弱的关系。在OFDI生态系统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东南亚接收外来投资，长期以来是日本占其直接投资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最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在东南亚投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侵入必然将引起中日两国在其投资市场的竞争关系加剧。从生态学的竞争关系考虑，或许我国可以找到一些投资应对策略。再如耗散结构系统、反馈调节机制方面，OFDI生态系统都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类似特征。见表2。

三、OFDI生态系统框架的构建

1959年E.P.Odum[3]94建立了一个普适的能量流动模型。他认为该模型利用不同的能量通道，根据能量流动路径，将不同的营养级连接起来。其中自外由内有日光输入和现有有机物输入两个能量输入通道。同时也具有自内而外的三个能量输出通道，即光合作用中没有被固定的日光能、生物呼吸以及现成有机物的流失。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中也具有类似的能量输入通道，并将各参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输入通道来看，一个是资格准入通道，通常一些国家都会对直接投资准入行业设置相关权限，或者对投资者身份有相关的规定；另一个是要素输入通道，通常会对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如对股权比例和用工条件设置要求。从输出通道来看，一方面是产品输出、技术输出（这有赖于OFDI不同的投资动机），另一方面是价值的输出，表现为资本的回笼和利润的汇回。从实践来看，签订多边或者双边的投资协定，提供投资便利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通投资的输入通道与输出通道，只有比较通畅的投资通道（包括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整个投资生态系统才能高效率地运转。

四、OFDI生态系统的特征

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都是依据生态学原理运作的，他们具有系统的一般特征，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作为一个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其一般特征。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Bevtalanffy[7]3031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他认为系统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变异性和相对稳定性。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还存在如下共同特征：都具有开放性特征；都在远离平衡状态中发展；要素间都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联系。

作为一个非自然的生态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为的、非自律的生态系统。自律系统是指那些处于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但OFDI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社会投资环境为依托，以生产要素为命脉，以政策体制为经络的复合生态体系。投资体系所需要的能量和信息需要人为地传输转换和加工处理。人既是决策者又是调控者；既是建设者又是破坏者。

第二，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依赖性很强而且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虽然该系统本身具有投资运作中客观存在的反馈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能量的输入和输出通道对政策的严重依赖且参与者较少，从而使得该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例如，跨国公司依据全球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分布等因素决定其经营决策，并通过掌握这些相关的市场要素变化来调整其经营决策。这些市场要素在短期内并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规模却受要素之外的政策影响较大，如税收、对外国投资者政策等，同时少数的巨型跨国公司占据了直接投资市场的较大份额，因此当环境变化时，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OFDI波动更为明显，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反过来说，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OFDI生态系统，就要努力控制经济系统参数之外的变量，如保持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形成一致性预期。

第三，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流量大运转快的开放生态系统。从二战以来，世界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资兼并浪潮，并且从二战以来的经济周期和数次金融危机来看，直接投资规模变化都较为显著，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的运转速率较快。同时，OFDI生态系统是开放的，随着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外部条件的成熟，除了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进入到这个系统，成为系统分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OFDI生态系统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并且增值的过程。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是单一方向的，能量以光能的状态进入生态系统后，将以热的形式不断逸散于环境之中。能量在生态系统流动的过程，就是能量不断递减的过程[7]124。但是，OFDI生态系统中，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的，并且在投资运作中与其他资源要素结合，通过再投资运作产生增值。在外部和内部环境承受范围之内，通过能量和信息的循环和增值流动，投资者规模实力不断壮大发展。

五、结语

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企业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元素，通过搭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平台，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的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使得各国近年来日益重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OFDI生态系统的构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其投资增值的可持续性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合理构建投资框架体系提供了指导。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后，后续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生态运行的机制问题，同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型OFDI生态系统，并建立系统的运行监测指标。

[参考文献]

[1]李振基，陈小麟，郑海雷.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

[2]孙振钧，王冲.基础生态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47.

[3]E.P.Odum，Gary W.Barrett.生态学基础[M].陆健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9.

[4]胡艳，张光辉.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构建及其特征分析[J].：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8）：9899.

[5]薛松.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屡受挫 失败率全球最高[EB/OL].（20110225）[20120328]http：∥/a/20110225/000163.htm.

[6]李宏煦.生态社会学概论[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7.

篇7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篇8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人的关系的本质；交往；动机；库利；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35-02

一、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由1893年至1952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师与学生组成的。在传播学领域里，他们宏大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传播学的构建和以后的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理论上，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首属群体”概念；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以及米德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实践上，在传播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它实地考察美国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对美国当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有效的研究，例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于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对后期进行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早期的模式，也为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被连接成一个理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虽然他们的理论贡献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人类关系的本质是传播”。我们从这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来论述。

杜威：“社会不仅通过传递、沟通继续生存；而且可以说社会在传递、沟通中生存，沟通是他们达到占用共同的东西的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强调的是沟通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社会，社会在沟通中延续。

库利提出两条河流的观点，一条是意识遗传或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社会传递。前者是生物种质，后者承载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说：“没有这样的交流和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帕克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是人，人类的特殊性质，是在“缓慢地、费力地和同伴卓有成效地接触、合作以及冲突中”才获取的。“我们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心灵建造并且决定同伴的公开行动”因此“公共生活中此种参与的迫切需要——比如要求同情、认同、理解——是人类本性最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以及籍此获得他们最鲜明的个性和人类的基本特点。

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传播维持和创造着社会。所谓的“社会自我”、“想象往”、“镜中我”等等，都是要说明：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依赖于它，芝加哥学派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体系。传播成了一种人类行为结构，成为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和正在建构的整套社会关系。社会起源于并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人们通过心灵、意识的互动建立并发展这样的关系，关系依赖于交流。因此，总的来说，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

二、对“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的分析

首先，从概念本身来看，它存在自身的缺陷。这几位代表人物都认为关系是天然存在的，而且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也没有真假之辨。不知道它的源头是哪里，也不知道它流向哪里，只是自然而然地不停流淌。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并不能对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观念思想，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我们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就是通过内心对这个事情的想象所认识的。因此人类和身边的环境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外界信息，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盲目和情感的混合物，是一种虚构的产物，这种建立在相信和虚构基础上的传播，又怎么能够作为本质来看待呢。并且，我们不能忽视国家和阶级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在社会、政治等大环境的影响下，社会是一个自然和谐互动的有机体，思想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和精心安排，把人们捏合在一起，这并非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对话、交谈、互动而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掌权者那里，传播实质上沦为了劝服，成为一种世俗政府的功能。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是社会本体的自然呈现，而是存在于人脑与外在现实之间。同时因为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差异，交流互动必然是不对等的，既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和不对等，又怎么能说是本质呢。传播只是一种虚拟环境的来源。

其次，从人的关系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的本质”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因为“人”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个动物性的问题了，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人是离不开关系的，离开关系的人则不能称之为人，人的本质，实际上说明的也是人的关系的本质。

人类的本质特征必须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起源于动物界，人的本质特征首先包含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属性，同时人也具有他的特殊性，并且人的自然属性直接受人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谈论人的本质的时候，应该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归结在一起。芝加哥学派在论证他们观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从人自然性出发，直接就过渡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但是却没有证实，这种过渡是如何可能的。

三、动机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要和他人进行交流呢，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把原因归结为交流欲，归结为人的一种自然属性，没有理由的，自然而然的，他认为人和人在一起就会发生交流，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欲望，但是他又没有论证，这种欲望的源头和去向。笔者认为，在人和人的互动和交流背后，一定存在“动机”即人们想得到什么，需要什么，芝加哥学派仅仅停留在了交流欲上，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这种欲望来自何处？我们要找寻他的本质，就要找到他的“动机”。

那么人们交往的动机是什么？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交往。许多的社会学家对交往的动机进行研究，普遍得到这样的几种观点：第一，英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自我呈现论。交往互动的关键在于参加者向他人呈现自我，往往是强调有利于自我形象的属性，而隐瞒其他属性。第二，美国的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的，社会互动是一种商品交换。人际交往中，得到的是报酬，付出的是代价，利润就是报酬减去代价。人际交往中人们总是希望能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报酬，只有双方都获利交往才能继续。第三，菲斯廷格认为人们一时难以寻求客观依据来判断事情，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和团体的意见相统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认知相协调并且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以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消除判断事物或行为表现的偏差。这三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需要”。需要是人的社会交往的动力之源。人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有了一定的需要，有了需要以后，再经过一定的刺激，便产生了动机，最后付出行动。动机是直接推动行为达到一定目标的心理力量。动机是人经过感知、认知后对需要做出的一个具有目的性的判断。交往同样也是先存着交往需要，然后产生交往动机，最后表现为外部活动即与人交往。

四、回到马克思

那么交往需要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有交往需要？人当然不想成为一个孤单寂寞的人，但又并不是不满足这种心理状态就不能生存。那么这种交往需要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本身是以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都是社会性的，是在人们的交往中进行的，离开人与人直接的交往，生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交往首先是生产活动的前提，同时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交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如何交往，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交往和生产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找到了交往的动机的本质是生产，这种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人与人的交往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经济交往动机上。

五、结论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人类的关系的本质是传播”，是从他们认为的人类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的，提出了一个理论的前提，却没有论证是从何而来的。厘清“传播”概念，首先不能仅仅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概念，我们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本质特征。其次，对这个概念的源头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在交流欲之前，进行交往是有动机的，这种动机源自于我们的需要，而需要是个人力求占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的丰富条件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是人的社会交往的动力之源。从此看出需要的本质就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归结到人为了生存发展而产生的交往行为了。因此，人的关系的本质就应该归结到经济交往动机上，而不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篇9

[关键词]中国　美国　高校　学生事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154－03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术语，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其与学术事务相对应。在我国与之相对应的术语是学生管理或学生工作，它是指那些直接作用于学生，由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旨在发展培养学生政治、思想、品德、心理、性格等素质，指导学生正确行为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主要包括宿舍管理、学籍管理、社团活动、校园秩序、奖励与处分、心理咨询、后勤社会化、贫困生资助、就业指导、健康教育等一系列与学生相关的非学术性事务。今天的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的工作理念先进、体系完整、专业化程度高，在美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尽管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及人才培养目标有很大的差异性，但通过差异比较两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也能够为我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中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比较

1　中关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对美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影响深远，主体性自由是其现代性的基本标志，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工具主义是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哲学指导思想①。因此，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强调要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提供一种真正自由的教育，从而使每个学生身体健康，心智得到完善和发展，并且有良好的品德，以便使他们能够清楚、深刻地思考，热情地探索，以及勇敢、果断地行动，反对对于学生的压制和摧残，主张学生的自由发展。美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经历了三种发展模式：替代父母制、学生人事服务和学生发展理论，提炼出SLI、LR、ASHE等理念，围绕学生学习、全面学习、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不断的总结提升，形成了较为完善、目光长远的理论基础。此外，在长期的实践中，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还形成了四种实践应用理论：咨询和人格理论、人的发展理论、人类生态学或环境理论、组织与管理理论。这四种理论反映了实用主义、人文主义及个人主义等哲学思想在学生事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至今仍然对我国高校的学生事务工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儒家思想追求的是“臣”的培养，而不是“官”的培养，强调顺从，价值观念中渗透着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于“大统一”的价值观念。教育目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用，肯定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格，培养能治国安邦的贤才，以达到实行德政的政治目的。儒家的教育思想以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为中国近代学生事务管理提供了近于实用主义的立场，造就了一大批为民族兴亡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志青年。但儒家鲜明的政教合一的指导思想也造成了学生事务管理强调社会本位、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忽视个体价值的弊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受到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冲击，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学生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刻影响着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自由、民主的思想不仅成为高校学术上的追求，也深刻影响着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借鉴、融汇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基本理念。虽然经过20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没有确立适合我国国情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学生事务管理理念，还不能为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变革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2　中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体制的比较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体制是“一级管理体制、条状运行机制”，学生事务管理的机构设置和权限分配只在学校一级进行，学院和系一级没有对应的组织和分工要求。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机构独立设置，在学校的高层行政领导中设有学生工作负责人，学生工作负责人分管若干分支机构。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具体运作程序一般为：学生个体――各学生事务机构――学生事务协理副校长――副校长――校长。这些机构和人员分别处理各种各样的学生事务，分工很细，多头并进，条状进行。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制呈“金字塔”式三级管理，学校设有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其下设有学生工作部(处)、宣传部、团委、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保卫处、后勤集团、二级学院等部门。二级学院设有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书记下设辅导员。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具体运行程序为：学生个体――学生辅导员――院(系)副书记――学生工作处(部)――副书记(副校长)――校长。这是一种典型的直线职能式科层制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以垂直的直线等级职权关系为主线，又设立了直接对直线主管负责人的职能部门。这种管理模式权力集中、责任分明、上传下达、便于管理，适应于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题的传统学生工作。但在这样一套垂直的管理系统下，学校各部门的工作层层下达后，最终都由基层辅导员来承担。长此以往，辅导员工作繁重，工作效率难以提高，无法实现服务学生、教育学生、提升学生的工作目标。

3　中关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目标和价值的比较

在管理内容上，美国的高校以提供咨询服务、生活服务等工作为主，内容丰富，面面俱到，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学生事务项目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在强调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同时，以保持学校的稳定为前提，并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素质培养、创新能力培养等。中美两国在学生事务管理的目标上，都强调既为学生服务又为学校服务。美国高校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强调在服务中体现学校的管理，主要强调的是高等教育要培养“完整的学生”。而我国的学生事务管理更多地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强调在管理中为学校服务，工作目标是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文明习惯，勤奋学习，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专门人才。在价值取向上，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以集体本位为价值取向，严格管理，主动干预，把学生约束、规范到正确的行为方式上来，以此做到防微杜渐，保证校园稳定。这种管理比较严谨，在保持稳

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这种模式限制了学生的自由，约束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美国高校则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取向，即关注自由、平等、个性，注重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选择。但是这种管理比较松散，致使大学校园内吸毒、酗酒、枪杀等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不利于校园的稳定和发展。

二、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借鉴与启示

1　重塑“以生为本”的理念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客观上要求高校要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观念，积极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重视服务育人。首先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生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看作管理的价值主体，既把学生作为义务主体，又把学生作为权利主体，认真倾听学生的心声，广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改变迫使学生机械、被动接受教育的做法。其次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生活、安全、健康等自然问题，更要关注学生素质提高、人格完善、价值实现等现实问题；不仅要致力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要改革传统的学习、生活方式，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兼修第二学士学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第三，关注学生的需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现实困难和身心疾苦，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大学生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更要激发大学生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丰富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大学生对物欲性的日常生活进行精神的阐释和理性的提升，提高他们的需求品位，丰富他们的需求内涵，培养他们的高级趣味，以现代视野、现代精神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完备素养。

2　构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纵观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之所以从幼稚到成熟，由定位模糊到职责明确，成为一个职能多样化、工作标准化、人员职业化、研究学术化、理论综合化、运行高级化的专业领域，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其拥有丰厚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方法，还是学生事务管理的哲学理论和实践应用基础，都是建立在坚实而又丰富的科学理论研究和探索之上的，并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我国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需要构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要注重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借鉴统计学、运筹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能够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把理论所包含的理念延展和细化，派生出具体可操作、可执行的任务、标准和规范。要积极开拓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为基础，旨在观照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理念的整体性、实践性问题研究的学科方法论，并在多学科研究引发“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创生出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

3　构建扁平化的组织体系

通过分析美国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体系可以看出，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扁平的一级管理体制、条状运行机制。在学校高层领导中设有学生事务负责人，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机构独立设置，功能高度分化，学校根据分工由内部各中心或办公室直接面向学生和学生组织开展工作。正是因为这种扁平化的组织体系，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减少了中间层级，提高了执行效率，使其一直以高效率著称。因此，改变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的现状，构建扁平化的组织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高校需要合并机构、整合职能、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着力建立专门化、分类管理的多中心学生事务管理体系，取消学生管理的中间层级，将学生事务的管理权归并到学生事务处。成立直属学校学生管理副书记兼副校长领导的多中心和办公室。如学生学习辅导中心、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学生发展研究中心、学生行为指导中心、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党团工作中心、学生工作常务办公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