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的改革范文
时间：2024-01-02 17:47: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体制的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引言：
所谓的司法体制现代化，是指在原有的司法体制在先进司法制度的影响下进行改良，最终与先进的司法制度持平或者是超越。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包括两方面：第一是物质条件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建立在精神的现代化基础之上，因此推进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首先要推进物质条件和精神水平的现代化，使司法体制的改良工作有效进行。
一、司法体制现代化改革的途径
（一）积极改革，循序渐进
目前我国国民的法律意识比较低，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致使改革工作难以进行。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渐进。
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机械保守的特点，保持积极性，加大改革力度，进行大胆创新。改革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制度创新是对社会变化趋势的预测，因此在创新时要切合现实条件，不能盲目改革[1]。
（二）统一改革，自上而下
遵循“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是因为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每个司法主体都和其他权力处在一定关系之内，都不能脱离其他权力而独立运行。第二是因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是改革措施必须要考虑司法系统的整体性，把司法体系的整体纳入考虑之中。第三是司法制度的涉及面很广，必须从全局出发进行合理规划，从上至下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司法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具体方法
（一）改革管理体制，保证司法权的独立
1.领导权问题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司法机关接收党委领导，而检察机关要接受上级检查机关的领导。这种体制不能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应该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
首先，应当让地方党委领导直接对上级检察机关的党委进行直接领导。其次，应该以检察机关的领导为主，并具体结合党委的领导，让二者发挥各自领导优势。第三是由党委直接领导省级以下的检查机关。只有完善司法管理体制，才能保证司法权的独立。
2.经费保障问题
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部门，但是由于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很容易造成各个地方经费不一的情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现代化，必须对经费体制进行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的经费问题。
首先，司法机关的经费应该进行专门管理，由国家直接。其次，司法机关的经费也可以采用中央管理的省内管理结合的方式，通过两种方式的结合加强管理。再次，司法机关的经费也可以由地方财政和上级的司法机关共同分担。
3.人员问题
法律是靠人保证实施的，只有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才能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司法机关的人员素质偏低，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一些司法机关在引入司法人员时没有切实考查人员素质，违反了相关规定，影响了司法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还有一些司法机关没有及时地撤销素质较低人员的职务，致使司法效率难以提高。针对这些情况，可以进行如下的体制改革[2]。
首先，我国应该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选拔考试合格的人员进入司法机关。其次，司法机关应该对内部人员进行科学编制，在人员选配上保证科学性。最后，司法机关要对司法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促进司法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完善相关机制，保证司法权的公正
1.改善办案模式
目前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办案时模式不统一，其办案模式具体分为三种：第一是审、诉分离模式，第二种是“双轨制”模式，第三种是“搭档式”模式。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要改善办案模式，将其进行统一管理。第一种办案模式，成员之间难以有效协调。第二种办案模式，检察官的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第三种办案模式既能发挥检察官的积极性，又能使各个环节有机配合，因此应当统一应用这种办案模式。
2.处理好检察官和领导的关系
检察官具有行政性质，同时由于检查活动的司法性，检察官也具有司法性，这两种属性决定了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检察官和领导的关系，就会造成权力的交叉，致使权责不明。
首先，在检察官职权以外的问题，应当寻求领导的意见，遵循领导的命令。其次，在检察官职权以内的问题，应该由检察官自己解决。如果领导和检察官自身的意见出现分歧，检察官应当自己处理事务，自己承担责任。
3.加强对主诉检察官的监督
主诉检察官具有很大的自，在实行检察官制度时，如果不对主诉检察官进行监督，很容易在司法过程中出现权力滥用、钱权交易的问题，但是如果监督的力度过大，会影响主诉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3]。因此应当寻求有效措施进行监督体制的改革。
首先，应当建立法律文书备案制。主诉检察官在进行办案时应当把自己的办案过程以法律文书备案的形式记录下来，呈交给上级部门领导进行检查。其次，应当建立案件抽查制度。上级部门领导应该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对检察官进行有效监督。
结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司法体制也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革。相关机构必须探求有效的方式方法，促进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莫纪宏. 论我国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前提及方向[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01：27-35.
篇2
一、执罚机关庞杂、职能交叉的现象仍没有改变，而且还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被依法授权、委托的组织成为执罚机关。在现行《行政处罚法》中，虽然单设了专门一章对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作了规定，但对现行的执罚机关混乱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一些原先从事执罚职能的不合法组织通过规章委托，又变相的取得了执罚权，从过去的不确定法律地位摇身一变又成为合法的执罚组织。据统计，我国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行政法规、规章都设立了行政处罚权，由此产生了数量庞杂的执罚部门，具体有公安、海关、工商、税务、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烟草、医药、盐业、农业、林政、交通、路政、渔政、海事、教育、民政、邮政、电信等等诸多部门，执罚队伍过多过滥，造成大盖帽满天飞，老百姓形容为“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由于执罚队伍庞杂，不可避免的造成职能交叉、重叠。对某些违法行为，由于执法风险大，利益小，导致执罚部门互相推诿、踢皮球；对某些含金量高的违法行为，执罚部门又相互争权，竞相处罚。同时，由于执罚部门过多，又在某些部门形成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的形象，执罚活动靠搞突击执罚、联合执法来完成执法任务，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虽然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因为该法律条款非强制性条款，每个执罚部门必然片面强调自身职能的重要性和专业性，肯定不愿轻易得将自己的执罚权交由其他部门行使，这样，执罚部门庞杂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随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不断增加，一些新的执罚部门就会不断出现，执罚队伍将更加混乱。
二、行政处罚决定权交由行政机关行使，是导致行政权力极度膨胀的重要根源之一。
行政处罚是对公民或组织人身、财产、行为的限制和剥夺，是一种惩罚权，应属司法权的范畴。而我国现行行政处罚体制是在过去计划管理体制下逐步形成的，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威，而忽视了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原则，一些行政机关借助历史机遇，获取大量的行政处罚权，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不进行政职权遍布公法领域，而且还将触角逐步伸向私法领域，一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或组织之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纠纷。
行政机关千方百计争夺行政处罚权，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部门的重要性，确保自己在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能够保住一席之地，这也是政府机构改革似乎走不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拥有行政处罚权也能给部门自身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我国现有行政执法部门的经费名义上是执行收支两条线，但真正落实的仅是少数。大多数执罚部门经费短缺，必须靠上级财政部门的罚款返还来弥补。更有一些执罚部门的经费实行自收自支，靠直接坐支罚款收入来维持。这种财政保障体制就必然导致了趋利执法和自费执法的现象，一些部门不是重在纠正违法行为，而是罚款了事。有的部门甚至希望、鼓励当事人违法，因为这样才能有钱可罚，由此形成了“养违法”的现象。如某地公安派出所为罚款创收，竟然招聘卖做诱饵，钓客来，创造了执罚机关执罚创收的奇闻。利益的趋势只能驱使行政机关更加愿意滥用行政处罚权，总是千方百计的保留和争取更多的行政处罚权，从而引发行政权力的再度膨胀。
三、现有行政权力不能满足行政处罚的需要，起不到真正惩罚违法，纠正违法，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现有行政机关的大部分行政权力是与其行使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权相匹配的，劝导性、指导性较强，法定强制力相对司法权而言比较弱。目前，除公安、海关等少数行政执法机关拥有对人、对物的行政强制权外，其他机关一般不具有这种行政强制权。而现行行政处罚过程中，又不能没有上述权力的保障。诸如现行行政除案件的相对人作伪证；向行政机关提供假证；拒不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拒绝行政机关检查；拒绝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调查等诸多现象，在现有行政处罚体制中运用现有行政权力都不可能合法有效的予以解决，寻求司法支持又缺乏可操作性法定程序，导致行政执法人员或采取非法手段行使行政权，或渎职、失职不作为。这两种做法都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践踏。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我国现有行政处罚案件有相当多的都和第三人权益受到侵害相联系。第三人希望国家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同时，能够使自己受侵犯的权利得到救济。显然，这种救济最终还需司法权来保障。而我国现有行政保护制度中，如商标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治安案件人身伤害赔偿等，虽然赋予相应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可以对涉及民事赔偿的部分一并做出处理，但并没有法律最终强制力。而且，一些行政机关担心引起行政诉讼，也不愿意履行这部分职权，使这类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而且，现行行政处罚程序所设置的一般程序，诸如立案、调查、内部法制核审、处罚告知、听证、决定处罚、强制执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繁琐，虽然耗费大量政府资源，反而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我们知道，行政执法体制必须符合国家权力分工制衡与协作的原则要求，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唯一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我国目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虽然蕴含着较为深刻的制度创新思想与举措，但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改革，其直接目的不过是在于解决目前较为突出的矛盾，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而缺乏前瞻性与预防性。法律体制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行政处罚体制改革也同样如此。是体制改革迁就于行政处罚现状，还是行政处罚改革适应时代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包括西方法制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结合我国实际，与世俱进，建立一套新的能够适应现代法制社会要求的行政处罚体制，而不是修修补补，应付了事。具体而言：
一、将现有执罚部门适当集中，仅赋予其当场行政处罚权和一般程序调查权、行政处罚建议权。除公安、海关、税务部门外，其他部门执法权全部合并，统一交由各级人民政府行使。根据我国宪法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包括行政执法权在内的国家行政权力。但实际上各级政府的执法权力都分散到政府的各部门手中，造成部门林立，权力分散。行政处罚体制改革就是要还完整行政权与政府。将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是按照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工原则，将行政处罚决定权从现有行政权力中剥离出来。
考虑到目前违法行为大部分属于性质轻微的状况，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行使相对人没有异议的当场处罚权，但仅限于案件事实简单清楚，不需要另行调查取证，仅处以警告或一定数额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除此之外，行政机关只能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调查，并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二、专门成立行政法院，由其行使行政处罚决定权、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权、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权。依托现有人民法院的行政庭，单独成立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的行政法官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针对违法行为签发行政调查令，行政执法人员持行政调查令对违法行为人或组织进行强制性的行政调查，必要时可以申请行政法官签发行政强制措施令，对涉案物证进行查封、扣押。由于一切活动都是由行政法官决定，既保证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时时监督，又赋予了行政调查行为的权威性。违法相对人的一切拒绝、阻挠调查行为都可被视为是妨碍司法行为而受到追究，从而解决了现行行政处罚手段过软的弊端。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和处罚建议的审查，听取违法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独立行使行政处罚决定权。对行政法院做出的处罚决定，只有违法行为人可以上诉。逾期不上诉的行政处罚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违法行为人必须履行，拒不履行的，由行政法院强制执行。
三、行政处罚案件的起诉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行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仅负责诉讼程序的操作，不参与行政调查取证，代表国家对行政处罚案件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对现有行政处罚体制的改革，由于涉及到行政权、司法权的重新分配，牵扯到许多部门的利益，肯定会有很大的阻力。但这应是我们今后改革的方向。我们应当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掀起一场大讨论，百家争鸣、百家齐放，使之更加完善，然后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只有断然废除一切不合理的体制，重新确立一套完善、科学的运作制度，才会使政府在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光著《行政处罚研究》 法律出版社
2、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
3、钟明霞《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缺陷分析》（《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
篇3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四个统一”、“四个转变”、“四化建设”及“四高目标”的要求，山东省工商局结合山东工商行政监管执法工作的实际，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四个理念”和“四项原则”，作为全省工商系统行政执法和法制工作的具体指导理念与原则。
(一)树立四个理念
1、公正理念
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要求执法人员准确把握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合法合理。合法性要求一切行政管理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执法者既要遵守实体法，也要遵守程序法；不仅要了解法律条款的字面含义，还要正确把握法律的深刻内涵、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合理性是指执法者要准确使用自由裁量权，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决定合乎理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的原则要求。二是平等对待。平等是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平等对待当事人，在执法中坚持非歧视原则，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平等的行政保护和公共服务。三是程序公正。公平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是程序公正的主要价值所在。在现代社会，程序法是否完备并得到严格的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公正、民主的重要标志。四是注重效率。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2、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在《纲要》中，第一次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法治政府应是有限政府。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有限的，行政机关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恰恰相反，无法律便无行政，即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二是法治政府应是服务政府。要以人为本，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围绕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来进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为人民提供更多和更加优质的服务：在管理手段上提倡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柔性的管理方式。三是法治政府应是诚信政府。公民合法的利益受法律保护，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确定性，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不得擅自撤销、更改或废止。四是法治政府应是阳光政府。将政府的行为置于阳光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公开、透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行败和权力的滥用。五是法治政府应是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应该遵守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既要依法行政，又要积极行政；既要防止滥作为，又要防止不作为。
3、和谐理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和谐”作为一种重要的指导理念，自觉地把行政执法工作同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是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验执法成效的重要标准。为此，一要确立尊重、包容、中庸的处事原则，克服狭隘的权力意识和看事偏激、非此即彼、以偏概全的思维方法，善于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二要正确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以内带外，以外促内，努力达到“内和外顺”。内部关系，主要处理好班子成员关系、干群关系、部门关系、政事关系等；外部关系主要处理好条块关系、部门关系、政企关系、政民关系等。
4、大局理念
改革、发展、稳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也是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机关的大局。
我们要求各级工商机关坚持不能和地方党委政府分庭抗礼，不能游离于全国和地方工作大局的方针；积极做好工商工作与地方工作大局结合的文章；要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向思考、同步决策、同台唱戏”，采用党政出题目，工商做文章；工商出题目，党政做文章；企业出题目，工商做文章；工商出题目，企业做文章的方法。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促改革，促发展，促稳定。
(二)坚持四项原则
1、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相统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政府重要的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部门，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进行的责任。在工作中，必须坚决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提供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认真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切实规范经营者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相统一
法律效果，是指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行政执法的作用和效果，它主要倾向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是指执法者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来实现法律的目的，它要求执法者通过行政执法，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治，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经济效果是指通过行政执法达到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作为管理者、执法者，必须“跳出部门看执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政治的眼光；既要维护法律权威，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还要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3、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相统一
严格执法是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纠正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公正执法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公正执法就是不偏不倚，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法定职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者不能超越法定职权执法。文明执法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所谓文明执法，是指执法人员以人为本，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规范办理各种案件，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把三者统一起来，这也是衡量一个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执法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4、行政执法、普法宣传、指导帮扶相统一
行政指导和帮扶服务，是政府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要强化服务意识，坚持积极行政，做到在执法中普法，将普法贯穿于执法的全过程，不断提高管理相对人的守法经营意识，达到优化环境的目的；在执法中指导，帮助规范经营行为，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二、工商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工商行政执法体制的核心，在于科学配置行政执法权，实现权限明确、职责清晰、协调一致、通力合作。具体方向原则，应从横向上适当集中行政执法权，实行综合执法；从纵向上适当分解行政执法权，适当下放权力，上级行政机关主要负责管理和监控。近几年，山东省工商局对行政执法体制实行了三项改革：
(一)实行“小局大所”改革
我局在2005年开展了“小局大所”改革，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强化基层。主要内容：一是按经济区域适当调整工商所的布局，整合工商所执法力量，使工商所的人员规模达到10人以上；二是科学设置工商所内部机构和岗位，设立“一厅(综合服务厅)两队(巡查队、执法
队)”，实行“网格化”精细监管，并专门设立“法制员”、“注册员”、“市场监管员”等岗位；三是下放权限，拓宽工商所的监管职能，由“收费所”向“综合所”转变。把案值1万元以下的经济案件的处罚权交给城区工商所(其他所为5000元)；四是加强对工商所人员的培训指导和监督考核。建立了县局领导成员和科室包所、省市局联系所的制度。省局直接培训到县局班子成员和工商所长，并在评先树优、物质待遇、经费保障等方面向工商所倾斜。近几年来，全省的基层市场监管、服务工作得到很大加强，工商所查处案件占全系统查处案件总数的比重也上升到30％以上，职能在加快推进到位。
(二)进行“集中执法”改革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精神，省局以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和理顺职能为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简称“集中执法”或“综合执法”改革)，即将内部执法机构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集中到一个或两个机构行使。目的是解决目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标准不一、效率低下等问题。
目前，已有12个市局和105个县级工商局进行了这一改革，占63.2％。实施集中执法体制改革之后，工商机关的内部执法力量进一步整合，执法流程进一步规范，执法权限进一步明确，执法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执法效率和执法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三)开展“协作执法”改革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市场秩序整顿规范工作任务繁重，任何一项市场秩序整治工作，都必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协同作战，甚至在一个机关内部，也必须协同作战。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高度重视内外协作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横向协作和纵向协作两种机制。在外部，主要是提升工作格局、建立联席会议、案件移送、分工合作、联合执法等机制；在内部，主要建立相关领导小组、确定牵头处室、信息互通、大事互议、规范性文件互审等机制。
三、工商行政执法机制的创新举措
创新执法机制与改革执法体制同等重要，没有科学完善的执法机制。就难以保证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方面，我们按照“事前指导、事中规范、事后监督”的思路，主要推行了“五制一化”的行政执法机制：
(一)行政指导制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提出“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则、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国家工商总局新的“三定”规定，增加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强行政指导工作。
省局自2007年开始在全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并专门制定下发了《实施意见》，明确了行政指导的适用领域和工作规范要求，通过加强事前引导、事中规范、事后巩固，将指导服务寓于行政监管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行政指导是行政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建设服务型工商。实现科学监管、和谐监管，提升工商地位和形象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和停征“两费”的情况下。显得更为必要。但工作中要注意规范，防止三个问题：一是防止抓行政指导而放松监管执法。二是防止以指导为名放纵严重违法行为而渎职，三是因指导不当而担责。
(二)统一掌控制
为保证法规政策适用的恰当和行政处罚标准的统一以及自由裁量的合理，防止各地分头执法的差异性和基层执法的随意性，维护工商机关的形象，省局2007年在全系统推行“统一掌控制”，出台了《关于对行政处罚案件实行“统一掌控制”的实施意见》。统一掌控，就是在坚持企业分级登记、属地监管的前提下，对特殊行业、特殊企业的查处或重要、复杂的执法活动，要由上一级工商机关统一掌握、直接控制，或指定某一执法机构归口办理。
统一掌控的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分别采取上级机关统一审批立案、统一核审处理，上级机关直接办理或与下级机关联合办理。或指导下级机关办理、组织异地交叉办理，下级机关办理、报上级机关备案等不同方式。如，在近几年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全省普遍实行统一掌控制，立案和定性处理两个环节，由上一级掌控，并实行年度考核，全系统三年查处案件突破3000件，居全国系统和省直部门前列。
目前，全省17个市级工商局都制定了对行政处罚案件实行“统一掌控制”的实施意见，对统一掌控制作出了明确要求。实践证明，统一掌控制是在建设和谐工商背景下，发挥垂直管理体制优势。改进工商执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案件主办制
案件主办制，就是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立案时，由分管局长或办案机构指定一名办案人员任案件主办人，全面负责组织、协调和指挥案件查处工作，对案件质量负首要责任。2005年，省工商局制定出台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案件主办人暂行规定》，推行案件主办人制度。该规定对案件主办人的资格条件、产生方式及管理、行使的工作职权、履行的义务、应承担的过错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赋予了案件主办人对所承办的行政处罚案件的个案独立承办执法权、对协办人的选择权、对个案调查取证的自主安排权等权利，使主办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享有相应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执法人员办案提供了从立案到结案的全程操作规范，形成了“职权清晰、责任到人、量质并重、奖惩分明”的行政执法办案新机制，提高了执法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实行案件主办人制度以来，各类案件从立案、调查取证、核审、告知、作出处罚决定、执行到案卷归档，实现了环环相扣，科学规范。全系统的综合执法水平不断进步，办案质量和执法效能显著提高，整个执法队伍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四)合理裁量制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裁量权，省工商局认真研究探索如何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并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从事前、事中的角度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以权力运作的程序化机制压缩执法的“弹性空间”、堵住权力的寻租之门。该办法规定了行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行使处罚裁量权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行为的分类、处罚幅度的界定、行使处罚裁量权的程序要求、加强对行使处罚裁量权的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并将有关监督手段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固定下来，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机制，要求在执法检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等工作中，加强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构成执法过错的，要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过错责任。
(五)案后回访制
为做好行政处罚的后续监管和服务，接受当事人的监督，2004以来，我省一些地方开始对涉案行政相对人
进行回访，征求意见，加强监督，促进整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08年，省局制定出台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后回访暂行规定》，在全省工商系统全面推行“案后回访制”。案后回访主要由法制机构、监察机构组织进行，回访的重点是大要案件当事人，回访内容：一是检查当事人的整改情况，延伸对企业的罚后监管与服务，宣传法律知识，改进企业管理；二是听取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执法的意见和反映，双向沟通交流，化解误解和矛盾，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复议和诉讼，从而实现行政处罚与行政指导的统一，内部监督与群众监督的统一。
(六)监管执法现代化
现代化是监管执法改革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早在1998年我省就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网。近几年，全省工商系统又投资建设，实现省、市、县、所四级联网，开发应用十大业务软件系统，将监管执法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了网上立案、网上核审、网上审批、网上统计等，通过网上程序，办案人员、核审人员、审批人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有效防止了人情案、随意案、腐败案的发生。同时，依托网络建立起行政执法行为网上监督机制。通过对行政执法案件系统各个环节的科学授权，局领导、法制机构、监察机构可以对网上办理的案件进行实时全程监督。在推进信息化的同时，还加强了现代化执法工具和装备建设，省局每年为基层采购配备一大批执法车辆。其中，加强了各级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建设，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加强了各级工商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即有序有效处置。执法现代化特别是“网上办案”，是对传统执法办案方式的重大改革，对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办案成本，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全省17个市局、165个县(市)、分局实行了网上办案，推广率达到98.4％。
综上所述，山东省工商系统的行政执法改革，基本内容就是树立“四个理念”，坚持“四项原则”，实行“三项改革”，推行“五制一化”。为保证行政执法工作改革的顺利进行，各级工商机关切实加强了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加强了对基层的培训指导，加强了层级监督和检查考核。目前，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已收到明显成效。
从执法办案质量情况看，2008年，全系统共查处案件40.92万件，其中要求听证的236件，维持率85.59％，行政复议100件，下降32.4％，其中撤销、变更7.14％；行政诉讼80件，首次下降22.3％，已审判的案件尚未出现败诉。地方政府法制办和法院普遍认为工商执法比较规范，评价明显高于其他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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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体林权改革;采伐许可证;存在问题;完善措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完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1-3]。采伐许可证相关制度顺应林权改革是落实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
1在林权改革背景下，现行采伐许可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广大林农对集体林的财产意识开始觉醒，“分山到户、分林到户”为林农主张林木财产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集体林不能再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处置，林农对集体林的处置获得了直接决策的权利，林权制度的改革由此被引向深入，而现行采伐许可证制度的问题可能会阻碍林权制度进一步深化。现行采伐许可证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僵化的采伐许可证制度，严重束缚林农的生产积极性
林农取得林权后，作为独立的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目标，林木培育周期长，在经历造林、营林等一系列生产环节后，等到林木达到工艺成熟时，林农的付出是巨大的。在申请采伐林木时却可能面临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能否获得采伐许可证仍然是个未知数。于是，经营集体林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培育林木的投入底限是十分明确的，而培育的成果能否最终为自己带来利益却处于不确定状态，投入与收益之间因限额采伐制度的屏蔽而看不出必然的联系。当林农发现自己的巨大投入可能付诸东流或者换来的仅是水中月、镜中花时，选择不作为是最经济的。即便可以如愿获得采伐许可证，但由于发证机关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使申请采伐证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而政府机关之所以能够在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进行寻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限额采伐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但林木的采伐也不能矫枉过正，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完全放开集体林采伐管制、由经营者自行决定处置与否，显然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
1.2限额采伐制度并未真正限制森林消耗，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森林资源危机，林业陷入“两危”的境地，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超额采伐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仍在持续，森林年采伐量不断扩大。其中“六五”期间(1981—1985年)采伐27 923.63万m3，“七五”期间(1986—1990年)采伐300 500.68万m3，“八五”期间(1991—1995年)采伐31 755.1万m3。据统计，1994—1998年全国年均林木采伐量超采伐限额8 679.4万m3，超限额比率为33.8%。在对29个省(区、市)的检查中，有26个省(区、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限额采伐，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在意识到资源危机后，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森林法实施条例》，对限额采伐制度作了更细致的规定。同时，2000年国家林业局又进一步加大了木材产量调减力度，由1999年的5 326万m3调减为4 672万m3，调减654万m3，调减幅度12.28%。
纵观我国森林限额采伐制度的运行效果，可以看出，这项制度在最初实施阶段的确起到了积极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其所起的限制采伐作用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地方长期处于超限额采伐的高位运行，而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超限额采伐均系政府或单位所为，与林农相比，这些政府或单位在独占或挤占采伐指标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使限额采伐制度自身的公正性遭受广泛的质疑。
2完善采伐许可证的原则设想
现行采伐许可证制度是1987年制订的，面对林业可持续发展和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新要求，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的加深，林权改革的深入，迫切需要新的森林采伐许可证制度。而且，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我国依然是一个少林国家;森林质量总体偏低，经营水平普遍不高。森林资源的总体状况与实现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按照“分区施策、分类经营的原则”构建我国森林采伐许可证制度，对确保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促进森林科学经营，充分调动各种社会主体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保障森林资源又快又好地增长，巩固林权改革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按照国家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将划分若干个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区域，依据各区域森林经营主导方向，确定区域森林经营管理原则、方向、重点和策略，以区域为总体制定各类森林资源经营管理规程，以生态治理和资源保护为主的区域应严格控制经营强度，以木材生产为经营重点的区域应适当放宽经营强度。重点生态公益林区禁止采伐，该区经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态效益，造福于人类。该区由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两大林种和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等14个小林种组成并且都有具体的经营方向，通过分类经营都应逐步达到其最大经营效果。因此，该区的经营方向是以提高各自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宗旨。禁止商业性采伐和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活动。以加强管护严防森林火灾及森林病虫鼠害的发生，控制森林害虫，恢复生态平衡。一般生态公益林区只准许抚育和更新采伐，在确定采伐限额时，根据森林经营管理需要和有关规程要求，对生态林采伐量的测算，必须把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对该经营区只准许进行更新性质的抚育采伐，禁止主伐，确保生态效益不受削弱，生态平衡不遭破坏。更新方式以天然更新、人工促进更新为主，辅以适当的林冠下造林。商品林区用材林的采伐量要低于用材林的生长量，这一经营区是商品材生产基地，定向培育商品材，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其次，建立商品林年森林采伐限额流转使用制度。商品林是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对其管理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商品就应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其供求平衡，逐步使其达到均衡，这是自发的调节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当木材市场价格高时，木材生产就会多;当木材价格下跌后，木材生产就会自动减少。商品材的生产计划和限额的管理应当适应市场变化的规律，商品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应该实行5年总额控制的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和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需要。
3完善采伐许可证的具体措施
根据当前采伐许可证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完善采伐许可证制度的设想，应当对完善采伐许可制度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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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体制；事业单位；改革思路
一、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及其目标
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其会计管理主要是以货币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通过全方面的计算和统计等，准确有效地反映出事业单位的资金和财务收支情况，对推动事业单位的日常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事业单位在发展过程中应用的会计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制度、会计控制机制。
《会计法》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对事业单位会计工作具有较强的指示性意义。然而，会计法规则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根据会计法的相关要求，由管理部门统一制定科学合理的会计法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会计准则》，它是对所制定的《会计法》的细化，较为具体地描述了相关会计工作。会计规章制度主要是指事业单位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科学合理的会计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了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的岗位设置、人员流动情况、业务发展现状。我国事业单位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业务内容不断变化，直接导致了会计管理制度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在无形中增加了事业单位会计管理的难度。会计控制机制主要是指事业单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各项会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而采取的管理行为。事业单位会计规章制度与会计体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控制机制来加强管理。然而，控制机制体系又必须凭借科学化的规章制度才能够更好地向前发展。因此，作为事业单位，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应该坚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如何完善事业单位的会计法规条例上来。
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事业单位会计管理就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措施来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管理。因此，在事业单位的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会计管理工作。一是确保事业单位会计管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的合法性。从细节方面来阐述主要是为了确保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开展各项活动。从宏观方面来讲，就是为了促使整个事业单位在发展过程中所开展的各项管理活动都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让单位的会计制定能够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二是不断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系统应用的效率。在事业单位会计的管理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相关系统，为其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事业单位的发展提出正确的信息，确保事业单位会计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确保会计管理能够真正发挥出作用，首先应该保证单位的会计信息科学准确，各类项目数据清晰明确；其次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的避免国有资产出现流失的现象；最后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会计体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断推进事业单位会计体制的完善。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了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制度的变化方向，逐步形成自身改革的新观点，采取积极的措施，发现新的方法，才能够有效解决当前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促使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会计管理模式，确保国民经济能够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提高。
三、会计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方法
在事业单位不断向前发展的条件下，只有实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确保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便需要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制在改革的过程中顺应当前的形式，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维护国家的利益入手。
（一）健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各项信息真实可靠
在事业单位之前应用的会计制度主要是以经济集中作为中心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监督单位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支票，以及是否采用一些不正规的行为来进行报账，但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单位会计相关账目出现混乱的现象，无法准确清晰地说明每一笔资金所使用的具体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实行会计管理制度改革，甚至将其改革的内容深入到单位的内部监督中。除此之外，在健全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私吞资产的现象。所谓健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主要是通过单位的内部监督来实现会计统一审核和提高相关票据的真实度，确保各项数据信息清晰准确。
（二）坚持实行单位委派制，对会计工作进行直接管理
这里所提到的委派制主要是指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同时凭借自身的管理职能，对各个单位的会计人员实行统一委派的一种会计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在应用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成立独特的会计管理机构，然后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事业单位做服务。通过这种制度来形成统一独立的发展主体，然后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事业单位将集中核算作为财政会计管理的一个专门的内设机构，有效避免事业单位发展过程中主体不明确的问题。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都是单独设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展开会计行为。同时，单位领导应该尽量不干涉会计人员的工作，避免将一些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财务支出也列入到财务统一核算的行为，进而实现对单位财务的直接管理。
（三）强化单位会计预算控制，不断提高会计预算管理的效率
以往所使用的集中核算的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财务支出的现状，只是简单地将以往单位的财政资金转换到核算中心，从而导致单位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被沉淀在核算中心处。因此，要不断强化单位会计预算控制，确保各项财政数据准确可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会计管理体制的重要作用。一是应该对事业单位各个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经费认真进行整理，然后从中得出科学合理的应用报告；二是应该充分掌握单位当前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然后对其展开合理的预算管理，确保各项资金的利用效率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三是应该坚持将会计预算与会计绩效考核有效联系起来。
（四）强化单位会计人员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实施会计集中核算之后，通常情况下只安排了报账员。同时，单位领导简单地认为报账员的工作内容简单，并不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无法提高单位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因此，在事业单位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组织会计工作人员参加专业技能培训，满足现代对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要求。其中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单位领导者为会计人员提供重要的培训时机，并且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主动参与，让其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有效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二是不断加强会计工作人员思想教育工作。从事会计工作，每天都需要与单位各项经费接触，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如果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思想观念不正确，便很容易导致国家的财产出现流失的现象，给国家造成较大的损失。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和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其更好地应对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结论
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大部分事业单位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政府机构出现了脱离的现象，从而形成了独立与半独立的主体。为了促使事业单位更好地发展，需要加强单位的财务管理，不断加强单位会计管理体制改革，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形式下发展环境中出现的问题。在对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改进的同时，还需要开发和设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相关应用软件，配套建立或修改相关立法和财政预算会计制度，以保障事业单位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报送、资金利用率的提高及日常会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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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法治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的表达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对当前改革与法治关系经典的概括。
贵州是全国第一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2014年12月4日，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并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今年7月11日起，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9个地方18个单位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三级法院、检察院全面推开，一系列改革的决策部署即将全面落实到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
目前，贵州员额制法官、检察官首次遴选工作于10月底全面完成。
司法体制改革
打造全国样板
作为全国第一批7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贵州政法系统担负着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先行探路的历史重任，如何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当好这个先遣队和探路者？
贵州两年多来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进程给出了答案――
贵州政法系统紧紧围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加强统筹领导和分类督导，精心制定工作方案，完善配套措施。在员额制上不简单翻牌，在保障制上不空转也不简单提高待遇，在责任制上不简单放权，在统管制上不简单切割，全力推进试点工作，创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
“通过试点发出了贵州声音，改出了贵州经验；突出了主体地位，改出了职业尊荣；强化了办案责任，改出了司法公信；完善了配套措施，改出了便民利民。”贵州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谌贻琴对贵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我省创造了‘以案定员’‘以案定补’、繁简分流、司法任制、权力清单等一系列突破性的好经验，成为全国样板。”
贵阳市花溪区法院是第一系列基层试点单位，于2015年1月1日开展“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推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办案团队运行模式。围绕以案定员，推动审判组织架构重组规范化；以案定责，构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科学化；以案定补，激活绩效考评机制效能最大化；以案定档，实现信息监督机制数据留痕化，以“四定促四化”取得司法改革新成效。
遵义市汇川区法院自2015年1月领受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任务以来，按照“切口准、深度改、有特色”的工作思路，在改革中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司法案件核心要素，围绕以案定员，建立科学的员额制；强化职业保障，以案定补，探索有力的保障制，努力打造司法改革的“汇川样本”。2015年结案率达97.2%，平均案件审理天数31.2天，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都得到提升。
抓住司改核心
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员额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基石。而员额法官、检查官遴选工作则是员额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0月29日，贵州省检察院组织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员额制检察官任命大会暨宣誓仪式，任命1913名员额制检察官。10月31日，贵州省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全省法院员额制法官颁证暨宣誓仪式在省法院大法庭隆重举行，经过报名、考核、考试、答辩、审议等程序，好中选好，优中选优，2499名法官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员额制法官。目前，员额制法官、检察官首次遴选工作于10月底全面完成。
下一步，贵州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将进入常态化，即根据中央政法委规定的员额比例上限，省法院、省检察院确定的各级法院员额比例，各级法院、检察院预留员额的多少和业务工作的需要，每年定期开展员额制法官、检察官入额遴选工作，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员额，努力打造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法官、检察官队伍。
据了解，贵州将遴选入额的院庭长直接编入审判团队，并按照“1（员额法官）+N（法官助理）+1（书记员）”的标准，至少形成“1+1+1”的办案模式。入额院庭长和员额法官平等分案、平等办案，主要负责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同时，法官助理分为程序助理和实体助理，程序助理主要负责保全、查封、送达等程序事务。
为了让员额制法官真正深入办案一线，凡是入额的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要确保改革确有成效，凡入额的法官，除院庭长要承担一定行政及审判管理职责外，其他法官必须全部调整到承担相应的审判执行一线工作，充实执法办案工作力量。
截至今年7月，通过改革，试点法院审判执行一线人员占85%以上，比改革前增加64%。以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基层试点法院为例，推行此项模式后，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同比分别增加267件、122件、83件、76件，与此同时，改判发回率也同比下降1.32、0.54、1.23、1.13个百分点。
权力与责任同行
让司法改革深入推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追求，人民满意与否成为评判改革成败的标准。
在10月31日的贵州省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全省法院员额制法官颁证暨宣誓仪式上，年轻的法官冉依依发言说：“从学生到法院人，从助理审判员到员额法官，我会时刻牢记誓言，坚定信念，把公正司法作为工作准则，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把保障民生作为职业信念，做司法为民的守护者。”
员额检察官不仅意味着权力，更意味着责任。首批员额制检察官成员、省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孟奇，谈起成为员额制检察官前后的区别与体会时说：“权力与责任同行，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享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今后履职的最大使命。”
员额制法官、检察官遴选只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起点，要让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还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在提升案件审判质量方面，除了科学配置审判团队外，还注重案件的“简繁分流”，从源头上提高质量。即针对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占80%左右，普通程序案件占20%左右的特点，按照“简案快办、繁案精审”的思路，用20%的司法资源负责办理80%左右的简易程序案件，着力解决办案效率问题；用80%的司法资源负责办理20%左右的普通程序案件，着力解决案件质量问题。
“贵州省针对近年来矛盾纠纷增多、案件逐年攀升的实际，坚持依法处理和多元化解相结合，努力以较小司法成本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平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说。
在探索司法责任制改革方面，贵州省检察院还在全国率先制定下发省、市、县三级检察院“权力清单”，全面梳理了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的1606项权限配置。对不同级别检察院的检察官权限内容进行划分，以正面清单的方式列举了检察长行使或委托行使的12个业务类别权力，未明确的各项审批权，采取一般性授权方式，授权给检察官。
篇7
要想实现依法治国，离不开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在我国，司法权一直被视为行政权的附属权力，司法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司法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非法干预和司法机构中内部管理体制下带来的种种干扰。法国法学家霍德尔夫切曾经说过，行政影响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若干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在司法独立行政化方面还面临巨大的考验，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源于我国司法不独立，所以法学的职业化教育是实现司法独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二、实现我国法学职业化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法学教师素质的提高为法学职业化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在教育过程中法学教育应该按照不同门类、不同层次区分，以便全方位的将各种专业知识、技能提供给有不同学习需求的群体。
(二)司法改革经验将对法学职业化教育起到至关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对司法改革的重视、教育改革的逐渐完善、相关政策的出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司法体制和教育体制探讨的重要性。人们在探索我国法学教育的道理上都是思考我国司法体制的完整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
(三)司法体制的完善给法学职业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司法体制职业化涉及的内容在法律界得到人们的认可:首先刑法、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条款对检察权、行使审判权都做出明确规定，直接给法学职业化教育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其次，《律师法》和《法官法》等部门法的出台与修订，为法学职业化教育的实践环节奠定了基础，搭建了实践平台。
三、实现法学职业化教育有效途径
(一)改良法学教育职业培训制度要想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职业培训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重视法条、基础知识的传授，忽视了一些实践环节，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案例如何分析等问题，要想解决法学教育工作者无法适应新的法制环境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好法学教育职业的培训制度。高校如果想向社会输送更专业的法律人士的话，必须借助专业培训，使其更好的适应社会情势发展，对法律专业的学生量身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培训。
(二)以司法考试促进法学教育职业化发展我国从2004年施行对司法考试的改革，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司法考试可以对法律职业的统一以及法言法语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对法律职业观念的统一及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篇8
如果将以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视为一场搏弈，则在这场搏弈中，各个利益集团都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力、体现己方的利益，因而也纷纷穷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用不同的方式努力试图对司法改革施加自己的影响。刘武俊先生甚至视利益追求是司法改革最具生命力的动力之源，他在从利益的视角，将这股“动力之源”划分为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以及法学家群体之后，又进而指出：“相对而言，法官群体和检察官群体属于体制内的‘在朝’群体，而律师群体和法学家群体则大致可视为游离于体制外的‘在野’群体。就现状而言，体制内的力量与体制外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且体制内外的力量缺乏良性的互动。”
若依据“博弈论”来分析，“基于利益竞争而争夺话语权力”的确只是司法改革过程中再自然不过的正常现象，而当我试着想解读出泛滥于各大媒体之上的反映着不同群体利益的各色文章时，总被如此激烈的观点碰撞和理性思辩所拨弄得迷惑不已，那些用来籍以说明各自观点的、白纸黑字上明明白白的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规定，被不同群体的代表们所充分利用着，在自相矛盾之中，这些如此具体的规定昔日曾被我们视为最有力的论据，在今天看来都变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们不竟要问，这是怎么啦？
难道改革之路上公众最大程度的参与不正是我们所苦苦追求的么？若有关司法改革的过程藏而不露，有没有争论、争论的是什么鲜有人知晓，结果岂非只能是使司法改革变成了变革者自己的事，公众不再关心，而只从媒体上被动地接受一个通过和实施的结果。公众的参与是司法改革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有效法治的重要标志。无疑，在今日司法改革过程中，公众和传媒对司法改革的关注及不时激起的热烈的讨论本身就昭示着我国司法的重大进步，是极需予以肯定与鼓励的。然而，这里也必须指出，公众如何有效地参与到司法改革中来，以及司法改革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如何正确地对待公众的参与，已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必须首先要正视的问题。
篇9
关键词：司法；社会工作；支持体系
在时代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环境下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大众对于司法体制完善健全予以了高度重视，而从司法体制本质上讲和社会工作有着较为紧密的内在联系，因为对于社会工作方面支持体系的实际构建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承接司法扶助帮困以及教育矫正相关工作内容，而改革司法体制需要依靠这种“社支体系”的大力帮助。
1 初探当前司法方面支持体系遭遇挑战
如果是站在理论研究视角而言原有司法并不设有相关支持体系，所谓支持体系也没有明确标示而是于司法实际工作中内化，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潜在的支持体系是建立在重刑主义以及相应计划经济两者基础上。重刑主义背景下社会观念支持罪犯必须要处于监狱之中并长时间看管，却忽略了监禁处置引起的犯罪交叉感染，由此在监狱中增加改造罪犯思想工作就显得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中司法体制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转型阶段中社会不断提升文明程度，大众对于人道化更为关注并开始反思重刑主义，而人群特殊管理更是走进了大众心坎里，如对于首次犯罪相关青少年而言予以其较轻的刑法并关注其思想意识改造成为了当前以及未来关键发展趋势，进而未判以及未诉和相应的未检人员数量不断增加【1】；另一方面深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制开始分崩瓦解，在弱化的单位制实际功能背景下政府面临管理特殊人群挑战，随着特殊人群规模扩大弱化的支持体系难以较好承接，面临上述两方面挑战为了更加配合社会转型构建“社支体系”势在必行。
2 探析构建司法“社支体系”
我国在十就曾指出强化社会建设需要建立在改革社会体制基础上，构建特色化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法治保障以及政府负责，而且还需要公众参与以及社会协同，此外依法自治以及权责明确和相应政社合作新型化社会实际组织体制更加必不可少，在此基础上构建司法方面支持体系才更加顺利以及有效。可以说在此种大政治环境背景之下将司法与社会工作良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而将政社合作推向实践发展道路至关重要。当前构建司法“社支体系”关键是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处理好政府与公众以及市场、社会内在关系
从政府与公众以及市场、相应社会四者间实际关系来讲，良好的关系处理应该是明确政府占据的绝对主导性地位，社会以及相应的公众占据的参与性地位，而市场占据的支持性地位，所谓市场支持则集中在就业方面岗位有效提供和经济方面大力支持以及相应就业基地快速建立等等内容上。只有真正的将四者实际关系搞清楚，将其实际地位明确清楚，才是构建“社支体系”重要前提条件，也更加能够保障后续“社支体系”建设过程中参与有序以及权责分明【2】。
（二）处理好政府行政与司法社工内在关系
站在理论视角政府有效行政和相应司法社工（即司法社会工作）两者之间具备较为明确内在关系，但是在具体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环节中往往由于政府具备的强势资源优势以及权威地位进而对司法社工产生影响，此外部分相关政府管理者思想认知不足，对于司法社工引导偏于行政化，由此也就促使司法社工效果不佳，表现在司法教育性不强以及教育价值观念具有偏差等等上，最终对教育矫正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构建“社支体系”就需要强化政府实际行政思想，将两者有效区分开来，简单来讲就是理论上两者属于从属关系，而实践上却需要严格分开，搞清楚两者间具体关系能够保障“社支体系”良好建设。
（三）处理好服务与惩罚内在关系
一般来讲在大众观念之中犯罪必须要予以惩罚，但是如果站在司法社工视角而言该种观念一方面需要延续，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环境教育对于人的良好改变。罪犯虽然触犯了国家法律，但是只是在特定时间段中，并不意味所有罪犯一次违法则终身违法或者是终身被社会排除在外，其实对罪犯予以良好环境影响和思想教育是能够帮助其改变自身的，并且还能够帮助他们重新做人拥抱社会，因此帮助罪犯实现自助该种价值观念是司法社工关注的焦点，更是司法社工现今以及未来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具体而言司法社工通过对罪犯潜能的实际挖掘，激励其不断进步，掌握不同的基本劳动技能等。可以说相较于罪犯必须严惩理念不同的是该种理念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强调社会个体在出现错误行为思想之后通过教育实现的自我控制以及管理和良好发展。总结来讲构建“社支体系”需要关注社工服务，将社工服务置于司法惩罚之上，这才是新时期司法体制走向成熟的关键手段【3】。
3 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社会在实际发展环节中不仅需要经济的良好发展，更加需要司法机制更加完善成熟，尤其是当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中更加需要司法机制能够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构建“社支体系”，将社会工作作为司法健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对于构建司法实际“社支体系”的研究旨在为发展司法以及服务大众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刘继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务“基本问题清单”与“通用型”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下）[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02：2-17.
篇10
【关键词】平安中国 基层法治 创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在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成为和谐乡村建设的基础，同时基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桥头堡。但是基层法治无论是体制建设还是法治构建，都无法同其他基层系统建设工程相匹配，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基层法治建设创新势在必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基层法治建设中“知权难”“维权难”等难题，都是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的突破口。总之，基层法治的创新就是要攻克基层法治与治理难题，使法治成为基层社会生活的常态。
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的“四难”
一是群众知法难。基层法治建设不单是基层法治结构性的工程建设，更是使法治成为基层群体喜闻乐见的观念性内化与升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法治最直接的困难在于基层群众知法难。一方面，群众很难理性知法，法治体系在基层被道德束缚；另一方面，受基础性条件制约，基层群众难以迅速了解国家法治趋势特别是新法的实施，普法的滞后性造成群众法治观念的空白，反而成为基层法治建设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群众知法难，成为基层法治建设陷入困境的外在表现。
二是群众维权难。基层群众维权难是基层法治建设缺乏动力的关键，也是影响基层法治推进的核心问题。基层群众维权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法治机构不健全，群众维权找不到门，无处维权；其次是维权机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群众维权不到位，维权缺乏实效性；再次是基层群众将法治维权作为最后保障，先前基层组织的介入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捍卫，个别群众在乡约礼法中容易受到二次侵权伤害。此外，基层群众在维权时缺乏相应的法律评估，加之司法成本较高，即使想维权也在高额司法成本前退缩。
三是基层执法难。依宪执法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基层法治的精髓。然而基层执法难却是当前基层法治建设的难题之一。基层执法始终面临不同程度的乡约冲击，合理的执法在基层难以被认可。基层执法缺乏必要制度规范与监督，执法容易演变为暴力执法等不文明执法行为。使执法行为在阳光下运行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才是关键，然而基层执法在舆论的干预下缺乏定力，容易受外界舆论的影响。基层执法难还体现在基层法治建设不完善，特别是机构的建设难以满足社会运行的需求。
四是有效普法难。法治建设的重心在于有效普法的持续性推进，但是基层法治建设恰恰缺乏有效普法。一方面，基层普法缺乏实效性、灵活性，普法工作成为形式化的任务，实际工作流于表面；另一方面，普法缺乏专业人才，或者说基层普法队伍缺乏权威性，导致普法工作缺乏群众认可。
平安中国建设为基层法治创新提供驱动力
“平安中国、和谐基层”建设是基层法治建设创新的催化剂。特别是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注重法治建设的基调，为基层法治建设奠定了主题。也就是说，基层法治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不遗余力地应对基层法治新形势，使得基层社会建设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另外，平安中国建设推动着基层法治工程的系统性构建，法治成为基层平安社会建设的主旋律，平安中国建设既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致力于基层社会的法治，又能够规范基层社会管理，催生基层社会的法治化运行。总之，平安中国建设作为基层法治的驱动力，牵引着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
依宪治国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制度保障。基层法治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依宪治国框架下司法体制改革和依宪执法的双向保障，为基层法治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一是依宪治国框架下，基层社会法治成为必然，在法治化进程中实现法治的良性创新，特别是依宪执法机制中法治角色的社会定位与角色扮演，引领基层法治建设进行层次化、结构化创新。二是依宪执法框架下基层法治能够依托司法体制改革等切入点，充实基层法治建设的制度保障，使基层法治创新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三是依宪治国机制下的司法体制等改革，能够弥补基层法治建设中的结构性缺陷。比如，依宪治国机制中法治人才的基层流入，能够有效缓解因人才匮乏而导致的法治瘫痪，实现智库型保障。此外，“平安中国、和谐基层”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动力。
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的创新
依托各种资源，注重普法工作的创新。群众知法是基层法治的基础，只有使法治知识在群众中普及，才能推动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新时期普法工作的创新，首先要依托基层联村联户的扶贫机制，实现公检法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走进基层、服务基层，实现定期法律诊所权威性的面授服务。其次，要注重以案释法下基层，实现理论法的实际扎根，使普法同基层群众的生活密切关联。再次，基层司法机关巧妙利用流动法庭等形式，实现基层普法的震慑，实现普法的实效性。此外，基层普法还可以结合网络媒介资源和青年志愿者服务，实现义务普法的定期化常态化开展。
扎根基层治理，注重基层服务的创新。平安中国建设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基本格局，实现基层法治服务的创新是核心。一方面，法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准则，实现基层法治服务的创新，也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注重基层司法机关工作方式的创新，转变基层工作模式，倡导司法机关服务型工作方式的转变，使法治成为基层治理的标杆。另一方面，基层服务要处理好“法、理、情”三者的关系，防止僵硬式法治造成群体性冲突的扩大，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注重礼法乡约的社会治理功能，实现法治的灵活构建，使其在成为基层社会建设准绳的同时，成为群众内心的依托。
规范基层乡约，强化群众守法的创新。平安中国建设背景下，基层法治创新的灵魂在于基层乡约的整合。基层乡约作为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总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基层乡约作为基层法治的外延，在处理习俗道德事件中能够发挥出超越法律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基层乡约作为基层礼法的范畴，在社会法治洗礼中容易触底反弹，导致群众性守法建设步履维艰。群众作为基层法治的主体，群众守法始终是法治深入基层的重心，强化群众守法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健全社区监督与自我提升相结合的守法培养机制，还要强化基层社区的法治义务导航，使守法成为群众共同的心声。
依托司法改革，加强基层法治的建设。平安中国建设框架下，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在基层的辐射显得尤为突出，基层法治的创新，本质在于基层法治系统性的工程建设。司法改革在基层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层机构改革。一方面，基层司法机构的改革，有利于内部权责的明确，能够有效地提升基层司法效率；另一方面，基层机构改革有助于健全机构，为基层乡土法治创新提供必要的基础，使基层法治建设成为应然趋势。二是基层法治人才的专业化。实现基层法治建设根基的突破，使专业化人才的法治参与成为基层法治创新的亮点。三是基层法治的创新型建设。基层法治的创新型建设，就是要与时俱进，在依托国家政策的同时，始终聚焦美丽基层的建设，使基层法治建设的创新成为常态。
（作者分别为喀什大学副教授；喀什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