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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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谷英村;文化生态;保护;发展;湖南岳阳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原生态的民族聚落和城镇人文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城镇形态风貌日渐趋同,个性逐步淡化。因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张谷英村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显得闭塞保守,习俗古朴且风景秀丽。随着它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在城镇化进程中,也被现代化的强势逻辑所要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视角对张谷英村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文化生态的概念及背景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借用生态来研究特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1]。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概念,并从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研究人类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创立了专门的文化生态学学科。文化生态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是对特定环境相适应的创造性结果,特定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特定的文化,文化在其特定的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2]。文化生态学突出强调受特定生态环境影响的文化发展与变迁中的差异性,“文化生态学它寻求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的特征和型式的起源”[3]。文化生态学主张的生态批判“带有强烈的学科转向特点,具体表现为:从文本形式研究到内容本体追问的转向;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向关注实在性存在的转向;从语言中心的文本解读向生命中心的文本阅读转向”[4]。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文化都绝非文化特质的单纯相加或简单汇聚,文化要素总是组成为系统。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和统一性,它依赖于一定的基础,按照一定的原则或系统组织起来[5]。”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文化要素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除了要研究其本身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外,更要研究整个文化圈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2001年6月25日张谷英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名村是文化遗产的密集区,同时也是受破坏的重灾区。在对张谷英村保护与发展的研究中,采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能全面地认识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张谷英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启发。

2张谷英村概况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地处岳阳、平江、汨罗3个县市交汇处,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体现聚族而居的明清时期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张谷英村因建筑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奇、建筑艺术之美,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相传明代江西人张谷英沿幕阜山脉西行至渭洞,见这里层山环绕,自然环境优美,他经过细致勘测后,选择了这块宅地,便大兴土木,繁衍生息,张谷英村由此而得名。张谷英村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经明清2代多次续建而成,总体布局依地形呈“干技式”结构,主堂与横堂皆以天井为中心组成单元,各个单元自成庭院,各个庭院贯为一体。目前保留了1 700多座明清建筑,内拥有206个天井,60多条巷道,1 732间房屋。整个建筑由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三大群体组成,其布局之妙,巷道之幽、排水之奇、空间之活、雕饰之美、用材之雅、石桥之玄,制作之精,堪称“八绝”。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连片大屋和村落环境与自然山水和谐与共,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在全国古聚落中具有其独特的存在和保护价值。

张谷英村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自然景观特征和人文内涵的乡村人文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在旅游开发后的10余年间,古村风貌遭受严重破坏诸如乱建乱盖、盲目建设,破坏了原有的景观,大屋内千疮百孔,景观“百步三桥和龙泉井”虽然风韵犹存不减当年,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民俗文化逐渐瓦解等。同时,这座名村旅游开发的品牌意识淡薄、管理的模式不规范等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前历史保护与社会进步对立,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困难,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当今张谷英村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保护与发展的文化生态学建议

聚落向现代化迈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迈进的过程中,究竟如何让历史与先辈们创造的财富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现从宏观出发、以文化生态学视角,谈几点建议。

篇2

人类发展至今，传播媒体的形态经历了从手势语到口头语言，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从书面语言向数字语言三次重大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使人类思想观念、信息传播以及对社会和人类本身的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加速文化的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经验，并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越发丰厚的沉淀下来。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变革，新媒体催生了网络文学，它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变革，以网络的发展为依托，对传统媒体形态、社会和文化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孕育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并会影响其艺术特质，而口头、书面和网络文学之间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形式与特征。口头文学人口相传，传播的内容大多是以民歌、传奇和史诗为主。它不特意点缀，狂野奔放。然而其在流传过程当中内容信息逐步消减，不容易长时间保存。伴随着书写的推广与媒介的完善，书面文学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逐步代替口头文学。由于文字方便传承和保存，书面文学，特别是以现代小说为代表，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样式。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网络的应用与普及，为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又注入了新的血液。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通过文字的表达来展现作者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或者其世界观变化，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表现，是扎根于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升华，是通过文字符号来感悟与升华。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再到数字语言文字的每一次进化和改变，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媒介载体的变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形式的变化深深扎根于社会生产实践，但大多是驻足在上层社会，久而久之，文学的发展便慢慢地脱离了群众。然而，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文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媒介载体的巨大转变，传播主体的开放和多元化，给文学的发展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文学的创作也在新的模式下，充分张扬自由和个性，使文学从精英层面转身步入普通群众的生活。互联网络的发展，使网络文学随之成为一种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复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网络工具的完善，文学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网络文学概念的阐述和定义

文学创作与互联网的完美组合，催生了网络文学。然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界定众说纷纭。“不管是在网络眼中还是在理论批判界，关于什么是网络文学，到底有无网络文学，怎么样才算网络文学等，都存在诸多争议”。从字面意义上来讲，“网络文学”是网络和文学的有机结合，是以网络新媒体为载体的传播文学。吴生华曾在2001年给出“网络工具论”这一观点，指出:“网络仅仅是工具而已，文学还是文学，不会有任何改变。”无论如何，网络只是一项工具，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或者交流娱乐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网络监控与管理的不完善，网络上出现的文学作品确实存在极强的随意性和个性化，很多学者因此认为互联网上的作品仅是网络在网上写作，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那么，到底何谓网络文学?综合不同学者和批评家的意见，网络文学是借助因特网的技术拓展，以网络语言为特点，在计算机上实现供网民电子浏览欣赏的一种电子文学新形式。

三、新媒体视野中的网络文学生态研究

“网络生态”，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最早由田征宇在网络生态一文提出，但并未给予详细解释。《网络生态论》(张庆峰)里清楚地指出了两个概念———“网络生态”和“网络生态系统”，并对其做出了较详细的阐释。作者把网络比作大自然，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把它当作整体系统来对待，并首创了网络生态研究与网络文学生态研究的新视野。此后，研究者们也逐步拓宽视野，对网络文学的生态性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并且逐步把目光转移到网络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和网络文学的生态体现上，有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并提出要像看待自然环境危机那样看待网络生态危机，引导其积极健康有序的发展。

随着学者们及网络界对网络文学的逐步关注，对网络生态的研究也开始呈现系统化和科学化发展的态势，并得到了十足的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对网络文学的生态研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比如在研究力度、研究范畴和研究数量等诸多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缺陷，更缺乏对网络文学生态研究的系统性。网络文学生态研究在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缺少系统的认知，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网络文化、网络生态和文化生态学这三个相关领域。对网络文化的研究，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从其定义、特征以及网络文化的产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渐渐把研究视野转移到对网络文化的生态性体现与发展的层面上，是对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范畴研究成果的移植。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渐渐网络文化传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在针对其中展现出来的危机献计献策，发出了构建绿色网络文化生态的倡议。个别研究者比较关注网络生态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着手从较深的层面考究网络生态的文化本源。网络文化生态研究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覆盖了网络文化信息构成、消费心理、文化状况、传播观念等多个综合因素，而现有的探究通常较为肤浅与单一，对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等深层次的研究涉入不深，也缺乏从“技术+人文”关联视角对网络文化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考量的系统成果。网络新媒介孕育催生了新的网络文学，并从本质上带来了对文学的形态和特征的改变。它以新的操作界面为平台，培养了一批新作者，并带来了文学形态、创作方法、解读方式、传播途径和评判尺度。

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形式，短信文学的突起又极大地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网络文学的出现无疑对传统文学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它有可能将逐步代替传统文学转而成为网络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综观网络文学生态研究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现有对网络文学生态的研究大多是从某一层面入手，或是以网络文学本质为出发点，剖析网络文学对人发展及观念造成的影响，或是关心网络技术、网络文学带来的生态问题，或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关注网络文学的研究，或是有意将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学研究相结合，而对网络文化生态学范畴的整体系统的研究极其少见，且研究视角单一，多方面因素不能有机的结合。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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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文化 教育生态学 精气神文化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人类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基地。从欧洲中世纪现代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就负有传承文化、研究文化、融合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和使命。大学之大，不但在于大楼和大师，更在于一种无形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之基、发展之根、力量之源。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

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既是社会选择、传承文化的专门场所，又是创新、辐射文化的重要基地。大学之大，关键在于其文化之大。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文化的共性，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体现出对社会文化的价值认同。

大学文化从文化形态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一是包括学校教学、科研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在内的物质文化；二是学校各种规范性、系统性的规章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三是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心理状态、道德情感、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精神文化，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大学精神。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互为影响，共同作用于大学的方方面面。对外形成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吸引力，对内则影响学校成员形成共同的信念、和谐的氛围，产生凝聚力。［1］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大学的文化意识和大学精神与世界先进的大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受大学扩招和外延式发展的影响，大学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较多，建新校区、盖大楼、购买仪器设备、添置图书资料等等，相对忽视了大学校园文化、大学观念以及大学精神的建设与培育。其次，在大学的管理环境上，注重制度管理，多了一些社会行政机构的共性，缺乏文化管理的理念，相对少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第三，我们对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不够。一方面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凝练、研讨重视不足，导致不能科学凝练学校特有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另一方面对学校现有的精神文化宣传不到位，导致社会认同感差，在师生和社会中没有引起广泛的共识。新时期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生存发展、办出特色和获得声誉的根本，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校本特色的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教育生态学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教育生态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最早提出的，指教育应该按照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生态位与生态圈等原理与机制，应用到教育领域，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2］按照教育生态学的观点，大学文化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其特定的文化载体（群落）和环境条件。根据教育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即教育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原理，大学文化建设应当实现和保持大学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其基本内容和要求应包括：

1、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失衡。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衡量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必须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结构的平衡；二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功能的平衡；三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输入和输出的平衡。倘若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就会导致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失衡。

2、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或在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层次结构或同一层次的不同院校间，都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会导致教育资源流向办学理念先进、知识创新能力强、办学质量和效益好的院系或学校，在体现教育投资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的现象。

3、生态位与生态圈。某一物种在生物群落中占据的位置，我们将其称为生态位。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赖于建立高等教育生态圈的人才流、能量流、物质流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精气神”文化建设

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这一概念，是学校在新世纪之初提出来的，其时是基于对校情的摸查与认识、基于对现实困难与挑战的分析、基于对未来发展的筹划与愿景而举起的一面精神旗帜。简言之，就是“师院人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总结赣南师院的历史、又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开创赣南师院的未来”而作出的深度思考。从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到精气神文化，是学校大学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创新。如果说把精气神文化看成是我校的大学文化，那么，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就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大学精神，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而精气神文化不仅应包括精神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精气神文化是经过几代师院人立足赣南老区，根植客家摇篮，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和客家精神，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特有的大学文化。师院“九五”以来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她的生命力所在。同时，她在广大师生和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随着生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研究和建设的重点，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已经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流。因此，为进一步加强精气神文化建设，提高其适应力和时代精神，我们应该用教育生态化的观念和思维来理解和指导精气神文化建设，从而赋予其更深的内涵，使大学校园受到良好的“文化生态气候的湿润”。

1、用教育生态理念分析精气神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高文化的认同感和号召力。

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是精气神文化的核心。深刻理解和把握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的内涵是全体教职员工自觉践行和维护精气神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师院人特有的“精气神”内涵已提炼为：多谋思变、同心创业，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追求卓越。这24个字内涵丰富，同时具有鲜明的校本特色，其中创业、奋斗、卓越是三个关键词。从教育生态学角度来看，“精气神”的文化内涵高度体现了生态文化平衡的观点，遵循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生态发展动态平衡的规律。首先，“多谋思变”体现了在面对学校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时，主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与措施的理念。其次，“创业、奋斗、不息、开拓”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系统中各生态因子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相互发展的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同心”体现和谐，“艰苦”体现风格，“自强”体现目标，“开拓”体现发展。第三，“追求卓越”体现学校事业在竞争、碰撞以及优胜劣汰后达到新的发展阶段与起点。因此，精气神文化是一种不断提高自我、不断追求卓越、不断发展提升的大学文化。在精气神文化的感召下，全校师生人人能各展其能、人人能提升自我、人人能成长发展。这样，大家对精气神文化的认同感会不断增强，就会自觉带头和践行精气神文化，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社会支持。

2、用教育生态原理指引精气神文化“源”和“流”建设，进一步促使文化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精气神文化建设有两个极点，也是两个关键点，即精气神文化的“源”和“流”。“源”是指精气神文化来自何方，源头在哪里。“流”是指精气神文化流向何处，成效在哪些方面体现。在教育生态学中，“源”和“流”称之为生态圈的起点和终点（新的起点）。首先，精气神文化源自生活、源自实践、源自全体师生，是几代师院人立足赣南老区，根植客家摇篮，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和客家精神，边奋斗边总结，边总结边实践，边实践边提高形成的具有师院特色的文化。因此，在精气神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善于把它与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结合起来，与师院人创业、奋斗、自我实现结合起来，与当地地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源头常有活水来，从而保持精气神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其次，精气神文化流向生活、流向社会、流向师生，在学校的老师、学生、管理者、校友身上打下精气神文化的烙印，这也是大学文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在老师中多倡导“精气神”，在学生中多学习“精气神”，在校友中多弘扬“精气神”，在社会上多宣传“精气神”，使精气神文化成为学校、当地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和“流”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促使精气神文化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精气神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保持其旺盛的活力，真正做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还要做许多具体的工作：精气神文化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精气神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气神文化宣传要进一步拓宽，精气神文化经验要进一步总结；精气神文化进教材、进寝室、进头脑要扎实推进，精气神文化出校园、出成果、见成效要持之以恒。

3、用教育生态理论抓好精气神文化三个层面建设，进一步提高文化的执行力和实效性。

前面提到，大学文化从文化形态角度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精气神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是关键，但也离不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物质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是精气神文化的实质。因此，要统筹协调三种文化形态的建设，提高其执行力和实效性。其中，建设生态化校园、推行人性化管理、建设精神家园是抓好精气神文化三个层面建设的重点。

一要着力建设好生态化校园。生态校园能润物细无声地陶冶师生情操，有效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能很好地传播生态文化。生态校园的建设要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要体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首先，校园绿化要实行校园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加强校园各绿化区域之间的连通性，根据校园区域的功能特点尽量实行乔、灌、草立体配置，丰富物种多样性。尽量避免树种单一，层次简单，景观单调的状况，发挥校园森林群落的最大生态效益。其次，有条件的学校校园内实现污水处理循环使用，这是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另外，校园建筑物环保材料的使用以及建筑物的科学采光，垃圾分类和无公害处理，充分利用太阳能等都是生态校园建设中很重要的内容。［3］

二要大力推行人性化管理。学校育人，以学生为主体；学校办学，以教师为主体。大力推进人性化管理，做好文化管理、知识管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精气神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大学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因此，在制度建设上，要以构建和谐校园、激励团队精神为目标，建立与大学相匹配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做到考虑学生多一点、照顾教师多一点、方便群众多一点；在管理过程中，要以教师、学生为中心，做到管理以他们为中心，服务以他们为重点，多一份关爱，多一点宽容；在具体操作中，对师生要办的事情，要做到现场能办的立即办，稍后能办的提前办，不能办的做好解释工作。

三要重点建设好文化家园。办大学实质上就是办文化氛围，或办文化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好文化家园。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曾提出一种“泡菜”理论：“泡菜的味道，主要取决于由糖、盐、生姜、大蒜等构成的泡菜水的味道。同理，大学的教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大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调整好这个泡菜水，营造高品位的文化氛围，构建良好的学术、学习、教学、科研生态，建设好文化家园，让师生在这个氛围中去思考、理解、感悟、创新，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我。文化家园的环境和氛围对师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一个群体中他们是互相影响，可以导致同化的力量。一个人长期置身于一个群体，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就会熏陶成共同的风尚和气质。

参考文献：

［1］周济.大学发展与科学管理［J］.中国高等教育，2007，(5).

篇4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存在，就在于这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民族生态位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生态平衡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最初的文化生态学是作为美国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专门学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此后，文化生态学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所重视，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其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即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决定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也就是文化生态学所要研究的是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1]。

首先，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产生是由民族生态位决定的。生态位是生态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物个体或物种可以在其中不受限制地生存下去的多维生态因子。生态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某个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或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包括空间、时间、营养及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谱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度[2]。在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拥有具有特定空间和资源基础的共同地域，这就是每个民族特定的生态位。不同民族的生态位是民族间均势妥协的结果，各个民族在特定生态位上，受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而民族间均势的改变，相应的造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生态位的侵入。由于生态位的改变，对入侵的民族或对被征服的民族而言，都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发生变化。由此可见，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地域为适应特定的环境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不同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使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

其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是由文化生态决定的。文化生态是影响文化生存、发展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它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方面，是由特定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益，使人口、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生态是特定民族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的精神财富，也是各民族精神联系的血脉，是各民族最持久的特征。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医药体育、风俗节庆、婚丧嫁娶、、生产技术、民族历史等都是各民族文化延续发展的重要形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其生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这一特定的环境就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同时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生理功能在发展进化的同时，人类自身又在文化进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协调和适应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模式，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选择。

最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将导致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体系也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在系统内部，它是由不同层次的子系统要素按一定的规律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内部要素相互制约、保持动态平衡。例如，各民族饮食、服饰、居住、语言、信仰、观念等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类型多样、稳定有序、互动共生的民族文化系统整体。生态观是一种整体观、协调观，也是一种运动的发展观。因此，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平衡是一种相对的、整体的平衡，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对平衡。按照生态学原理，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维持自身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以保持自身的稳定。当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减少，系统整体性遭到破坏，则生态平衡无法维持，系统也将失去正常功能和生命力。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作为文化物种链上的一环，各有自己的生态位，彼此关联，保持着文化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如果文化种类减少，甚至不断灭绝，文化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文化生态平衡就会遭到威胁。正如自然界一样，单一的物种无法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单一的文化物种也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日益趋同和现代化的现实世界中，就像人类需要多样性生物、洁净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样，人类对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二、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全国民族民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多样且异质性强，因此民族文化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热点。

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了生态旅游热，也暴露出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些误区和问题。如，认为生态旅游仅包括自然旅游，忽视文化资源的存在；认为生态旅游本身就是可持续旅游，忽视资源的保护。由于开发方式的不科学导致环境污染，由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带来利益分配不均，在强势文化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受到威胁；文化同化、异化和消失现象不断出现，民族文化产品庸俗化、商品化、价值退化现象时有发生。

2002年，中国生态旅游论坛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倡议书》，提出“所有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和生态脆弱的地区，都必须注意保护生态完整性，同时还必须提高对人文生态的认识，将抢救和保护自然生态资源与抢救和保护文化生态资源应放到同等高度来对待”。由此可见，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要保护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民族文化资源。

三、旅游对民族文化生态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有着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目前这些资源在被开发利用的同时，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从文化生态角度看，民族文化资源受到破坏主要是由于文化生态受到破坏而引起的。由于文化生态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一旦文化生态遭到破坏，民族文化资源就会发生变异或丢失。同自然生态具有脆弱性一样，文化生态也具有相同的属性。相对于自然生态脆弱区，有的学者提出“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概念，指一种文化处于抗干扰和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地区，或者处于不同文化圈交接地带的区域[3]。文化生态脆弱区在空间上，是被主流文化包围的孤岛；在时间上，是某种文化进化的分支；在文化表征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和脆弱性，很容易被主流文化融合抵消。

一方面，随着旅游资源开发范围的不断扩大，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不断遭到影响和破坏，民族文化的变异、融合、消亡也就不可避免。

第一，民族文化资源过度利用。近年来，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较大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要使旅游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必须增加旅游业的文化含量。因此，各地开始大规模盲目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一些地区甚至对民族文化资源实行掠夺式开发，结果造成许多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民族文化严重滥用。民族地区为了增加旅游的吸引力，在自然景区内建设众多的民俗景观，大兴民俗表演，人为的文化旅游商品也同时被生产出来，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相去甚远。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商品开发雷同，毫无特色。

第三，民族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由于民族文化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稀缺性导致其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吸引有经济实力的个人和集团深入民族地区收集民族文物，如民族雕刻品、民族乐器、民族服饰、盛物器皿等民间保存的物品。此外，不少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在强大的现代文明冲击下也逐渐消失。

第四，民族文化资源自然损坏。在民族地区，许多民族文化遗址、建筑物、墓室等珍贵物质遗产，由于保护不力，自然磨损较为严重，不少民族器物残破不全，价值受损。此外，由于施工不当致使不少民族文化遗址和民族建筑物遭受严重损害，有的造成永久性破坏。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干扰了民族文化生态过程，超越了民族地区环境承载力，透支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生态价值，使民族文化因社区居民对已变化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而发生变异，使民族文化因异质文化的侵入而改变了原有的民族生态位而发生变异，从而使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4]。

第一，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干扰了基本生态过程。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特征总是通过基本的生态过程来表达和实现。对于特定区域的旅游生态系统而言，基本生态过程的驱动力在于系统生产力的提高(自然和社会)及生物量的积累(自然)，表现为区域旅游生态系统的波动、演替和更新。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将导致正常的生态过程扰，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自然和文化生态结构就遭到破坏，其系统共生、循环再生和自我调节的生态功能也受到损害，这将不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超越了环境承载力。“承载力”是指某一特定空间或区域的接纳、包容能力，在旅游学上通常指某一旅游区所能接纳的最大游客数量。旅游环境承载力侧重的是区域旅游的生态容量(当然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即在特定时期内，某旅游地旅游生态系统能够正常发挥整体功能所能承载的最大游客数量。环境承载力问题是旅游开发的一个核心问题，环境承载力可以不断提高，但不是无限扩充。如果旅游地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不顾资源、生态环境、服务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容量，盲目扩大规模，将导致游客旅游兴致下降、生态环境及资源遭受破坏，无法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第三，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透支了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是指地球生物圈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价值或人类生存的价值，它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是最高价值。生态价值涉及自然界的消遣价值、美学价值、生命价值和科学价值等，它是自然界价值的主体。在旅游地生态系统中，生态价值是当地环境和居民共同创造的。大规模的旅游资源开发破坏了生态价值的产生机制，导致超前消费生态价值，造成“生态赤字”，因而无法实现旅游地自然与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四、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主要是保护该文化生成的最为主要的条件，即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生态保护”这一概念确切地说，应涵盖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地球生态保护，二是文化生态保护。既要保护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态，又要保护人类生活的精神生态。丧失了自然生态等于失去了物质家园，丧失了文化生态无异于失去了精神乐园。开发旅游资源，既必须保护自然生态，又必须保护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必须是保护性的开发，这是旅游可持续开发的先决条件[5]。

发展旅游业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文化生态保护不是拒绝外来文化进入。外来文化因素进入及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同质文化或同类文化的交流不会导致文化生态变化，非同类文化或异质文化发生交流也不一定会产生文化生态变异。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一定要通过破坏传统文化和文化生态来实现。一方面，对于文化渗透和文化冲突，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文化调适来实现文化之间的整合。只要采取恰当的手段，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完全可以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民族传统文化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和弱势状态，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不少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自然生态观和生态保护思想包含着众多科学成分，这些文化资源经过现代转换，对于人类走出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困境有启示意义。

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就是要维护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建立主客体之间平等和谐的交流机制，促进整个社会文化向最优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

第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完整性。自然生态系统总是朝着种类多样化、结构复杂和功能完善发展。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与系统的组成成分有关，成分越多样、结构越复杂，调节能力越强，对文化生态系统也一样。文化种类多样性和文化结构复杂性同样影响到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所以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关注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完整性。否则，将会使一些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化资源，在市场开发中被肢解和庸俗化。久而久之，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就受到了损害。而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是旅游行为产生的主要动机。不同的地域有其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饮食习俗、语言、服饰、等。这些对当地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恰恰是吸引很多旅游者趋之若鹜的因素。由此可见，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只要体现出地方特色就有生命力。

第二，要寻求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将民族文化纳入旅游业中，既可以丰富旅游活动的内容，民族文化也因此实现了其经济价值，获得生存土壤。民族文化有其特定的传承方式，以旅游为载体，通过民族艺术节来传播民族歌舞文化，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来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利用旅游观光景区和各地重大节庆，展示各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服饰和歌舞艺术，通过影视剧、戏曲等方式，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美好的道德情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加以传扬。

第三，要拓展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通过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为传统文化寻求新的社会市场和生存空间。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如果失去社会需求，民族文化就会消失。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又可以使这些文化事象获得新生。

第四，要将民族文化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民族文化的生成环境由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组成。任何文化生态都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许多民族文化事项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与相应的自然生态结合才显出其价值。不少人文景观的价值与自然景观和环境形成一个整体，离开这些相应的自然环境，人文事项的价值就会降低。

第五，要不断强化文化主体的生态意识。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本民族独特的传统特性。因此，人在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文化主体主要指文化传承人、旅游者和旅游开发者。对于文化传承人来说，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依托。保护民族旅游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要通过宣传教育将保护生态和文化的意识上升为当地居民的全民意识，通过教育的形式使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再认识，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的方式既能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又能实现主体的自身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

总之，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必须遵循文化生态系统内在规律。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很多功能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丧失，这样的文化若以活态文化形式继续存在，则会出现功能与系统之间的不和谐。从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发生发展的规律看，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适的功能，这一功能源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因此，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平衡，就是保护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能够世代传承和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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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环境”纳入到文化研究之中，是文化生态学最显著的特征。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生态，构成了不同文化资源。保护文化资源，如果仅仅保护文化本身的内容，而不对其环境进行营造，文化最终是会枯竭的。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对周边的环境既能适应也能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了解清楚文化资源所处的环境状况是保护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环境

达州市位于大巴山山麓，山高路曲，古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达州最形象的写照。达州相对稳定的行政格局和政治环境造就了达州特有的社会生活体系。此外，达州由于偏安四川东部一隅，远离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被边缘化了。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达州的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四川的整体发展节奏。但是，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原全国第二大苏区，达州的发展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先辈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是留给达州人的一笔宝贵财富，纯朴的达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稳定、丰富又独具特色的资源。

（二）经济环境

据统计，达州市目前管辖范围包括通川区、达川区、经开区、宣汉县、开江县、大竹县、渠县和万源市，幅员1．6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690．7万，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和农业大市。1949年，全市GDP仅有2．2亿元，经过17年的发展，1995年GDP跨越百亿元大关。此后，全市经济增长的步伐明显加快，在2006年成功跨越400亿元大关的基础上，2007年、2008年连续跳跃500亿元和600亿元新台阶，2010年成功突破800亿元，达到819亿元。2011年成功突破千亿，进入了四川省千亿俱乐部，达到1011亿元。从建国以来，达州就以农业发展为主，然而达州常年遭受水灾的侵害，农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每年的水灾都会给达州造成上亿元的损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业耕地越来越少，再加上农民多靠外地打工挣钱，闲置的农田无人打理，达州的农产品的产量逐年减少，农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逐渐减弱。

（三）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直接影响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达州市属于多山川、多河流的地区，受客观自然条件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源，如真佛山、八台山、賨人谷等具有山区特色的景点，巴山抬工号子、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渠江号子等具有浓郁水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然而受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影响，达州市的文化资源也面临着被破坏、解体甚至是消亡的局面。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侵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降低，保护意识下降。达州市拥有多个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些“非遗”除了在遗产所在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周边区县的很多民众都表示很陌生。

（四）文化环境

文化是人们历史实践的积淀，由于实践的多样性，在实践中积淀的文化是多样的。文化环境以一种活态方式呈现，往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特殊的功能。由于地处高山之中，达州产生了很多与山水有关的文化，如巴山抬工号子、巴山背二哥；作为红色革命老区，达州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古巴国的起源地，巴人文化和賨人文化成为了达州最具特色的文化母体。文化的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多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文化在历史的积淀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中，逐渐形成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丰富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一旦产生就具有稳定的特性，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文化的生态平衡需要文化的多样性去维持。

（五）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活的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与其他群体产生的外部环境关系的总和。达州市总人口接近七百万，然而常住人口五百万左右，每年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输入劳动力近两百万，大量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农村地区很多“空心地带”，即年轻力壮的人们被大城市吸引，城市丰富的资源和工作机会让他们脱离了乡村故土，城市逐渐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的下一代也在城市读书生活，并渐渐接受和适应城市的文化。这样一来，乡土民间文化无法让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乡土文化便没有人去传承，久而久之，老弱病残群体形成了一个农村社区主要的文化接受和传承力量。社会环境的改变对文化的传承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传承影响非常大，因为民间文化体系内部，不是处于不变的状态，而是始终处于活跃的互动之中，文化类别之间是互相补充、互相作用的。如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原本是一种随着劳动而产生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在劳动力比较低下的古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机械代替劳动力的今天，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虽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其自娱自乐的审美教育功能逐渐消失，这样的保护只能是保存了其“形”，而忽略了其“意”。因为承载这类文化的生活土壤在变化，世代相传的传承人面临消失。

二、达州市文化资源保护的策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一个地方的风貌、特色和发展水平。文化生态是文化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良好的文化生态，是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因此，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展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保护意识

保护是文化资源积累、整合与开发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保护意识，再优秀的文化资源都会化作泡影。文化生态学告诉我们，自然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存亡息息相关。这一点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很深刻的认识。如云南省丽江古城非常有名的三眼井，第一眼为泉水源头，主要为饮用水，水从第一眼溢出后流入第二眼，第二眼水主要为洗菜、洗涮炊具之用；水从第二眼溢出后流入第三眼，第三眼为漂洗衣物专用，最后水从第三眼排入排水沟中。丽江市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然而纳西人民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习俗，依然怀着一种对自然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理念。当保护意识植根于民众脑海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类似于“仪式”的价值观，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保护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认识到保护文化赖以生存的各类环境就是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文化资源地的民众就会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保护也就找到了真正的内驱力。文化资源的生态保护需要转变保护观念，要从传统的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转变到文化资源地居民积极参与的保护方式。当这些文化事相真正回归民众，在他们生产生活中扎下根来，就成为稳定的文化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也就可以顺利展开。此外，社区参与不仅可以让当地人参与到相关的经营活动中去，同时也可以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其对文化资源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也会相应提高。

（二）展开普查工作

对文化资源展开普查是一项十分具体、繁琐的工作，需要相关人员具备科学的方法和较强的责任心。这项工作应该由达州市政府、文化部门相关责任人牵头，成立专项人才队伍并制定普查规划。工作人员需要对达州市的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等进行调查研究，全面普查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确定濒临灭亡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并且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登记和档案储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展开数据统计工作，有了确切的数据后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合理地保护和利用文化资源。此外，在真实记录达州市文化资源的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或以博物馆等静态方式展示、保存。根据不同的文化资源类别建立不同的普查机制，对一些面临失传的民间技艺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普查达州市各区县地区的民间艺人数量、传承谱系，对其目前的基本状况和传承技能建立详细档案资料。在普查的基础上，建设他们的文化生态空间，保护其创作的土壤。

（三）保护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环境是一种复杂的环境，它不仅包括一种文化资源自身的成长环境，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周边环境，如人类的主体需要、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地域、文化政策、经济水平以及科技教育程度等等方面构成的社会环境。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文化资源与这些环境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文化环境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保护文化资源不仅是保护其本体，还要保护与之相护依存共生的文化生态。如大竹清河古镇是爱国将领范绍增（民间俗称“傻儿师长”）的故乡，在清河镇上有一条独具特色特色的“将军街”，街上的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是由范绍增和他的父亲出资兴建的，到现在仍然保存完整。1990年9月、2001年5月、2002年12月被县、市、省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筑保护群体。然而，清河古镇“重申报、轻保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广，每年到此的游客非常少。笔者到清河古镇调研后发现，“将军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载体存在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是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的因子存在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在制定文化生态保护策略时应重视遗产与文化的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要加大力度改善古镇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达州市还有很多像清河古镇一样的文化资源，如凤凰山、莲花湖等，由于缺乏文化生态学对环境的思考，相关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统一规划，找准其市场定位，这些文化资源在保护和开发方面与同类城市相比都落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丽江古镇的保护开发模式，将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其中，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让游客主动为旅游地贴标签。

（四）用系统论的理论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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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态文化；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同志饱含感情地说：“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是我们为子孙后代所做的一项庄严承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报告的专题之一，可见其重要性。生态文化问题，是由于当前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峻挑战，以及这种挑战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提出来的，是人类的新问题。生态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生态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与创新，更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课题。

一、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人类当前存在的问题，表面是环境、生态、资源问题，实质上是人自身的问题。因为人类在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失去了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之心，日益成为“生命的孤独者”，为了拯救地球，挽救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同时伴随着大学校园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开放组织，大学理应承担起泽被人类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拯救人类精神家园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一）生态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生态危机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引起全球范围关注的重要课题。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党和政府不断地提出具体的发展方针、改善政策，但是如何更加完善地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基础，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的生态价值体系，提出明确的生态建设的理论，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

马克思曾在一百多年前便对人类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发出过忠告：“文明若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在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生态危机的后果比战争更危险，是毁灭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使人们在现实生活自己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观念。

在大学开展生态文化建设非常必要，因为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而生态文化则代表了旨在摆脱生态危机的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场合思想库的现代大学，理应成为传播生态文化的“主阵地”。

（二）生态文化是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生态文化概念，西方是从环境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广义理解文化的含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文化概念，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新的文化，要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广泛宣传，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对比，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兴趣，有利于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子孙。

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高级形式体现，人类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中要与自然界的万事发生和处理好关系，人类在实践的活动中认知人与自然中的环境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我们才能长期和谐地生存和发展，生态文化就在这个环境的初步发展与完善，从而从大自然整体出发，把经济文化和伦理结合的产物。

人类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变，必将引发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和人类精神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处于这一变革中的大学校园，不可回避地面临全新的文化选择。因此，以生态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文化要素和因子良性互动、和谐共生，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相互交融的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促进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是大学文化良性发展和大学获得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和必然选择。

（三）“生态”理念是当代大学之办学必要理念

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中理应包含着生态，现代大学培养的现代大学生都应当拥有广博的生态知识、健康的生态思想和丰富的生态情感。1998年清华大学提出创建“绿色大学”，正是这一生态办学理念的体系。《中国教育报》在2012年2月29日专版中大力倡导了“活力教育生态校园幸福师生”的办学理念，要发展以健全机制的重点的活力教育，打造以创建低碳、绿色校园为标志的生态校园，实现以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受人尊重为夙愿的幸福师生。

《中国21世纪教育议程》把环境教育列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教育部、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联合发起了环境教育项目“中国绿色教育行动”。1998年王大中先生在清华大学建设“绿色大学”的研讨会上，提出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科学研究和推进环保产业，用“绿色校园”师范工程熏陶人等主张。这里提及的“绿色教育”，是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的一种方法性理论或目标性概念。大学作为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造者，其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也存在着自己的生态。

二、推动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生态文化理念推进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便是在整个社会和自然空间的大背景下，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整体和谐的环境中张扬人的个性，达到教育系统内部的和谐性发展、教育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发展，进而达到整体可持续发展。

（一）营造优雅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大学的教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为大学提供精神养料的和谐文化氛围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校风、学风、师生精神面貌以及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潜移默化和持续终生的。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因素来营造好影响师生成长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如果一所大学历久积淀的虽然不见文字却弥漫于校园时空的舆论氛围和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原则是和谐的、健康向上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体，将受用无穷，这种校园生态环境和氛围无疑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和谐文化氛围的营造，在借鉴历史和现实社会大系统各种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

营造生态文化校园环境的工作古已有之，古代的书院就大多建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之处，目的是“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良好的校园布局、建筑风格、绿化美化以及环境中蕴含的人文气息，是无声的育人载体，对于陶冶师生情操、启迪智慧、积淀高雅的大学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大学校园应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调清新、人文与自然和谐、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现代化校园。生态校园能润物细无声地陶冶师生情操，有效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能很好地传播生态文化，生态校园的建设要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要体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积极进行生态文化教育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人与自然具有“亲生”与“共生”的关系，把宇宙万物看做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构成性存在，在人类这种必须做出的大转变中，教育是大有可为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所指出的：“教育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对人类命运具有强烈的影响”，“如果人们集中力量培养完善的人，而这种人又会自觉地正确他人个人和集体的解放，那么教育就可以对改变社会和使社会具有人性做出巨大的贡献”。

目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生态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大学校园必然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风气、奋发进取的精神氛围和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相互关心、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文化氛围。成功大学的最大成功与其说是精神物质化，不如说是物质精神化。只有灌输了某种精神后，校园的一切才变的有了生气，成为积极的教育因素。

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文化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教育的必然选择，通过生态文化教育让生态意识注入到每一位大学生的心灵之中，对大学生加强生态世界观教育、加强生态文明道德观培养、加强环境教育、大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等措施，搞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促进高校生态文化建设水平。

大学的生态文化应当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工程，应当包括制度措施、组织管理、学科构建、课程整合、社会实践、课外活动等方方面面。大学的生态文化建设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各个部分都要相互配合、紧密衔接；大学的生态文化教育又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缺失、不可忽视。

（三）构建兼容并包的学术生态

大学是传递和探究知识的机构。她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和批判现存的知识，探索新的知识。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

大学应具有良好的民主学术氛围、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大学同宇宙，大学和它的名字一样，探究宇宙万物，大度包容，容无止境。为了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新世纪的大学必须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应该秉承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是大学生态中的核心的生态因子，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孕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创新思维的土壤。一些创新观点在提出之初，不会横遭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质疑和反对，只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践行“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洪堡在19世纪之初提出学术自由理念，促使德国大学成为当时世界大学的中心；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为北大营造了浓郁的学术环境。学术自由匮乏，就会淹没学术追求，创新活动就会衰竭。新世纪的大学校园里应该是富有自由精神的学术殿堂，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为学术大师的涌现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

（四）增强大学生态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辐射力度

当今时代，大学日益走向社会的轴心，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今天社会开放已经打破了社会系统间的封闭性，我们不能再从校园本体孤立地理解校园，大学校园已经融入到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大学校园不仅要达到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还应促进外部生态环境的优化，提高大学校园的社会辐射力度，一方面让大学生应成为知生态、懂生态、热爱生态、践行生态的人，另一方面让大学成为传播生态文化的主阵地。

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工作，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特有的辐射功能，努力使其成为实践和传播生态文明的主力军。高校可以看站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包括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发挥环保社团的引领作用、优化生态文明教育的课程体系、建立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评价制度、促进生态文明网络社区建设，有效利用高校的特色资源，以高校的寒暑假及“五・一”“十・一”小长假等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而且，伴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校园的辐射力不断得到加强，校园网与互联网实现连接本身也是校园加强社会辐射力的重要条件。

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是新世纪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面对历史的呼唤，大学校园应致力于校园生态的探究与建设，注重人――教育――环境的和谐与平衡，造就校园生态的新天地，推进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固然要依靠现代化的物质生态环境，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浓郁的人文生态成长的气息。一所名校让人折服的不仅是标志性的建筑，更是标志性的理念和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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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新生.大学文化建设[M].泰山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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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学理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这个定义包含了以下五方面内容：“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公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其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是由于人员素质、保护措施以及公民意识的差异和不足，造成各地的具体工作实施情况不甚乐观。特别是理论准备的缺乏，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呈现了“碎片化”的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浅层商业炒作和粗暴肢解，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内在的生产性和整体性也遭到严重破坏。可以说，只有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能得到更为具体有效的指导。

在这方面，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引入，有利于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1953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J.H.斯图尔德首次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文化生态学”一说，它以研究地域性差异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模式为目的，通过研究不同社会文化物种和种群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存在状态、功能作用和消长变迁等方面的规律特征来把握文化生存与文化环境的联系。文化生态学基本概念原理的建立，提供了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平台。借用其原理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审视与观照，可以避免保护工作的低级、低效，为正确制定保护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渤海渔村剪纸的文化生态分析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认为，一定环境中的总生命网由生物层和文化层两个层次建构而成，两个层次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因此，这种理论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寻求不同文化形态在发展中的独特面貌和模式。

黄骅渤海渔村剪纸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形态，在2009年就成功申报为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产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诸方面特征进行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剪纸的产生土壤、生长过程、所需条件等客观规律，为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和发展创造更适合的经济条件、政治土壤与人文环境。

（一）自然地域特征。

渤海渔村剪纸发源于河北省黄骅市南排河镇岐口村。南排河镇位于河北省黄骅市东部，是河北省著名渔区，总面积105.7平方千米，海岸线绵延50公里。其东临渤海，北依京津，南接黄骅大港，有贯穿全境的海防公路，海陆交通都非常发达。镇中人口5万，居民多以渔业为生。拥有三疣梭子蟹、中国对虾等大量美味海珍，其海洋资源优势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的地理位置十分匹配。岐口村是南排河镇下辖21个渔业村之一，位于镇政府驻地北18公里处，土地总面积16.4平方公里，全村没有耕地，村民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生产方式。

（二）政治经济特征。

2011年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6月8日，在河北召开的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进一步表示，要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位于沧州渤海新区的黄骅港，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黄骅港自2011年首次跻身全国年吞吐量超亿吨大港行列以来，不断开创国内港口集装箱码头投运新纪录，并把成为渤海湾具有战略地位的现代化多功能综合大港和名副其实的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定为自己的远景目标。在已规划的260平方公里的产业聚集区内，囊括了河北南部特钢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基地、华北电力能源生产基地和国际化区域物流中心的新型工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当中。与此同时，黄骅新城也即将成为河北省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打造的生态示范城和沿海区域性中心城。中国规划研究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已合力完成了城市概念设计和29个专项规划编制，并将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定位为“3+2”工程，即新城起步区、黄骅老城区和城市核心区“三区启动”，南排河景观水系带和津汕高速生态绿化带“两带并行”。

借此“东风”，黄骅南排河镇岐口村也迎来了发展良机。该村治安良好，秩序井然，其“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村”的做法曾被定为“岐口经验”在全市推广。全村经济以海洋捕捞为主，海水养殖和畜牧养殖为辅。渔港水产丰富、渔船众多，有悠久的捕捞历史和典型的渔业文化。一方面，以海鲜酒楼为主的餐饮业较为发达；另一方面，来自京津各地的海钓爱好者和港口摄影爱好者也络绎不绝。可以说，岐口村已经具备了开展生态渔业乡村旅游的丰富资源，未来有望成为集渔业生产、观光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观光休闲生态渔业基地，从而进一步拉动居民就业，夯实集体经济。

（三）文化环境特征。

黄骅是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文化之城，也在致力于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西汉合骑侯古国城郛堤城遗址、武帝台遗址、海丰镇遗址、高城古县遗址、章武古县遗址、乾符古国遗址、柳丘侯国遗址……众多遗址都在诉说着黄骅的悠久历史，其中聚馆古贡枣园和海丰镇宋元文化遗址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黄骅麒麟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项――传统体育类的贾氏青萍剑、黄骅五虎棍、高氏迷踪拳和白猿通臂拳，传统技艺类的吊炉烧饼制作、黄骅面花制作、面花模子雕刻，传统曲艺类的黄骅渔鼓以及传统美术类的渤海渔村剪纸等。为了突出沿海城市的文化特色，黄骅还投资兴建了“天工开物”盐业主题博物馆，并摘取了号称中国文博界“奥斯卡”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之最佳创意大奖。扎根于如此深厚的文化土壤，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与开发将获得更有力的支持与更广阔的空间。

三、渤海渔村剪纸的产业开发策略

渤海渔村剪纸的第一代传人，以岐口村赵国英老人为代表。每逢海神娘娘的祭日或是老百姓过节娶嫁，她都会为乡亲们剪纸祈福。其剪纸样式既有代表丰收的“虾儿跃、鱼儿跳、螃蟹横行船上跑”，也有吉祥喜气的“上炕石榴下炕桃、多子多孙团团绕”。老人的的外孙女韩宝菊，是渤海渔村剪纸的第二代传人，其作品具备了更为鲜明的渤海湾特色。有反映渔家祈盼收获、团圆的《织海》、《思亲人》、《盼夫归》、《平安是福》、《满载而归》等，也有表现渤海丰富水产资源的《渤海潮》系列，还有寓意渔民为人处世之道的《鸡有五德》系列。这些作品不但囊括了全国“民间艺术山花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也使渤海渔村剪纸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标志意义和品牌价值。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电脑刻制、机械印刷等现代技术的冲击，传统剪纸因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而乏人问津，剪纸艺人无以谋生，剪纸艺术也日渐衰微。虽然遗产传承人们也在通过出画册、办展览、开学校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传播剪纸文化，但缺乏市场化的运作，终究不能使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和传承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只有制定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策略，才能使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不断发扬光大。

（一）创建剪纸博物馆。

剪纸博物馆不但要突出渤海渔村剪纸的地域特色，也要将视野拓展到中国剪纸艺术的整体，以点带面，全面介绍剪纸艺术的历史、工具、技法、传承人及代表作品等，使其成为全国剪纸艺术的展览和研究基地，以奠定渤海渔村剪纸在全国剪纸行业的领军地位。

在展品的展出和介绍上，除了文字和图案这些平面媒介外，应综合运用声、光、电等多种现代技术手段，以更好地烘托气氛、突出主题、增强展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另外，博物馆可采用耳机式讲解系统，分发给每位入馆人员，参观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各类信息，比起单纯地躬身看文字介绍更方便有效得多。

（二）开发剪纸风格的动漫产品和网络游戏

年轻人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群体，他们追随流行又强调个性，尤其在动漫产品和网络游戏上有很高的消费热情。就剪纸文化而言，它独特的剪、刻手法，虚实结合，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作为中国传统家庭年节喜庆必备之物，也很容易唤起人们熟悉亲切的感情，再加上渤海渔村剪纸自身所蕴含的搏击风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洋文化题材，如果能结合好的故事情节设定和角色设计，一定能使消失已久的剪纸动画重新进入年轻观众的视野。网络游戏也是如此，可以仿照“开心农场”游戏，开发蕴含渔村剪纸元素的“开心渔场”系列游戏，既简单有趣，又富含激励性，再辅以漂亮的剪纸图案画面，更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建设剪纸文化风情街。

剪纸文化风情街区可以具体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剪纸主题民居客栈

民居客栈是体现地域民风与文化积淀的地标性符号。渤海渔村剪纸历来就是渔村家居中床铺、窗户、箱柜的重要装饰，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在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人们乐于看到这些代表儿时记忆的鲜活元素重现于生活当中。因此，把渔村剪纸以新的建材和工艺重新应用于民居客栈的装饰装修之中，针对情侣、家庭、儿童等不同受众的情感需求，借助不同的剪纸题材设计出风格各异的客房空间，就能使这些民居客栈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电视电影占据人们大量娱乐时间的今天，将民俗文化与影像文化相结合，让这些民居客栈成为影视剧的特色外景拍摄地，借助影像文化的传播使其成为影迷们重温剧情、感受经典的文化景点，则更能提升这些民居客栈的品味和魅力。

2、剪纸创意工坊

工坊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剪纸展示和售卖区，一部分为剪纸制作体验区。所售卖的剪纸产品应迎合现代家庭装饰的需求，色彩上突破传统的红色基调，题材上与现代东西方艺术潮流接轨，并结合卷轴、镜框、窗帘、台布、抱枕等不同的形式和介质，形成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在剪纸制作体验区中，要简化剪纸程序，并向顾客提供安全的剪纸工具和材料，让人们享受DIY的原创乐趣，拓展剪纸文化的体验深度。剪纸制作体验对材料和空间的要求都比较简单灵活，同时又可以很好地锻炼人的手脑协调能力、培养人的艺术审美情趣，因此也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儿童类创业项目。如果将儿童剪纸体验开发成辐射全国的连锁式经营项目，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剪纸文化节

每年的五一、十一、寒假、暑假都是旅游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风情街上可以举办规模盛大的剪纸文化节，推出以渔村剪纸为特色的民俗花车游行，拍卖大师级的剪纸艺术作品，举办有剪纸元素的服装走秀和剪纸创意设计大赛。对于大赛中涌现的优秀作品，除给以重奖外，还应结合有效的包装和策划，尽快完成其市场化的过程。从而使渤海渔村剪纸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渤海渔村剪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除了有较为完备的开发策略外，尤其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应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加大招商力度、引入民营资本等方式，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发展。

篇8

关键词　生态饭店；概念；内涵；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05－0139－04

作者简介　洪文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景德镇市旅游局副局长，研究方向生态饭店、生态旅游规划：(江西景德镇333000)

胡希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测绘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与旅游规划；(湖南长沙410004)

何平，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林水部主任、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区域生态、生态经济。(北京100044)

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恶化，使得饭店不仅是一个经济因子，还是一个生态因子。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它与社会、政治、文化、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仅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理解、研究、建设和管理饭店，未必抓住了饭店与环境问题的关键和饭店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生态饭店理念的出现，为我们在饭店行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生态旅游找到了一条最佳途径。

一、饭店生态建设的紧迫性

1、饭店业发展带来了环境压力。我国饭店业在短短30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只有相当于星级的饭店137家、客房1.5万多间。目前，全国已拥有星级饭店1.5万多家、客房160多万间，均为30年前的100多倍。饭店所提供的舒适环境是建立在资源的严重消耗基础上的，每天消耗大量的一次性用品，生产大量垃圾。其水、电、煤、气等能源消耗约占经营成本的30％，单位建筑面积的平均用电量是城市居民的10倍多，人均日耗水量为5倍多。一座建筑面积在8一10万cm2的大型饭店，年消耗标准煤约132亿kg，不亚于一个大型工厂。饭店也是所在地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一家三星级饭店年污水排放量可达1亿kg左右。一座中等规模饭店的燃煤锅炉，每年至少排放420万kg二氧化碳、7万kg烟尘和2.8万kg二氧化硫。即便使用燃油锅炉，也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一氧化氮、氮氢化合物和二氧化碳等污染物。随着饭店业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发展，饭店所在地的环境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绿色饭店创建面临升级换代。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绿色旅游饭店2000多家，占全国星级饭店总数13％左右。绿色饭店的提出和创建是我国饭店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绿色革命”，尽管它转变了消费观念，提高了饭店效益，保护了饭店所在地环境，但也越来越表现出局限与不足：在理论方面，绿色饭店的主要理论支撑体系是循环经济理论，侧重于节能降耗和循环利用。一种经济只有尊重生态学诸原理，才会是可持续发展的。饭店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应该是基础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现代饭店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有机结合。在标准方面，我国目前有多套绿色饭店标准，反映出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企业积极性不高、评定机构执行不严、整体效果不佳等问题。在实践方面，饭店业的“创绿”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理解简单化、目标庸俗化、氛围表面化、产品同质化、地区差异化等问题。创建内容以节能降耗为主，涉及的范围较小，很难从根本上协调、解决好饭店与环境的关系。因此，绿色饭店的理念面临着升级，其实践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它只能作为我国饭店与环境发展中的基本要求或“最低配置”，成为饭店设计、建设、开张、运营的“准入门槛”，而不是最高追求。

3、饭店所依存的环境继续恶化。绿色饭店理念的提出与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有关。在我国，饭店一般位于城市或景区(含度假区)。而我国城市和景区的整体环境质量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环境污染不仅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发展成果，也威胁到国人生活的安全与健康，有碍于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成为人们致病的主要原因之一。2007年，我国地级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仅占2.4％，达国家二级标准的占58.1％，有近40％的城市空气质量在三级或三级以下。2008年，我国北方共发生6次大规模沙尘天气，累计造成空气质量超标283次，重污染34次。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数的1/4，位列世界第110位，600多个中型城市中有400个严重缺水。七大水系除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较好之外，其他水系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为轻度污染。降水中，酸雨污染较严重，酸雨发生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有20个省份10％以上城市(区)受到酸雨污染；有8个省份70％以上城市受到酸雨影响。许多景区，特别是以农村生态为自然背景的景区，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突出表现在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01。

4、生态旅游市场需求更加凸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构建离不开生态旅游的发展。早在1999年，国家旅游局就把“生态环境游”作为主题，提出了“返璞归真，怡然自得”的旅游宣传口号。10年之后，国家旅游局又把2009年作为“中国生态旅游年”，号召旅游者“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这种对生态旅游的推进力度，无论是形式、内容以及具体措施都不是简单的重复，目的是推广生态旅游产品、宣传环境友好型旅游理念、倡导节约型旅游经营方式、深化旅游消费新风尚、实现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传统旅游的“六要素”中，饭店业占“吃、住”两项，三分天下有其一。当前，饭店业态正发生许多新变化，一些饭店的功能已经超出了吃、住的范畴，如庐山脚下的星子，有多家饭店既是四星级旅游饭店，又是国家AAAA级景区，这些饭店不再是旅游的中转站，而是真正的旅游目的地。饭店的生态建设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二、生态饭店的定义及内涵

1、生态饭店概念的讨论

饭店的生态理念并不陌生，绿色饭店也多方面体现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概念、内涵、管理模式等角度对生态饭店进行了讨论。萧歌认为，生态型饭店是饭店的前沿形态，是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循环经济的理论，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来规划设计或重塑饭店，实现物质的循环，能量的转换，以达到人、饭店、环境有机契合和互惠共生。张东亮等对生态饭店经营管理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认为生态饭店就是指从选址到设计、建造和装潢都注重与其周围整个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协调及平衡，并运用生态旅游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其进行经营管理的饭店。薛惠锋认为，生态饭店是在绿色饭店的“环保、健康、安全”内涵的基础上，从系统学的角度而提出的一种概念，是指一种建立在进入饭店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利用

基础上的生态经济。以上学者都强调了生态饭店要以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强调了饭店与环境的协调平衡、互惠共生。由于定义的着眼点不同，各自强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循环、有的侧重于系统、有的侧重于保护、有的则侧重于人、饭店、环境的统一。但缺乏从整体上对生态饭店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对生态饭店的建设内容等问题的讨论也相对弱化。

2、生态饭店的定义

在借鉴以上专家、学者对生态饭店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所谓生态饭店就是综合运用生态学、现代饭店管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认识饭店的生态规律，整体研究、综合调整饭店内部以及饭店与环境的生产关系和生存状况；既全面维护客人、员工和饭店自身的安全与健康，又始终保持饭店对其所依存环境的安全与健康，使饭店系统内部和饭店与其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状态的饭店。

3、生态饭店的科学内涵

(1)理顺饭店与生态的逻辑关系。在“生态饭店”的名词中，“生态”是“饭店”的修饰和前缀，饭店是主体、是根本；生态是性质、是形式。生态饭店研究、讨论的内容，是在饭店的基础上来讨论生态问题。即饭店内部以及饭店与环境的生态关系问题。一般饭店的性质、特征、内涵和规律都适用于生态饭店，同时饭店的生产过程又体现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反之，则缘木求鱼、本末倒置。所以，生态饭店可以表象地理解为“生态性质的饭店”、“具有生态运行特征的饭店”、“生态型饭店”或者“饭店的生态化”等。

(2)努力探索饭店生态的新规律。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并不是生态问题的全部。饭店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及其规律，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饭店生态的本质与特征、饭店的生态结构与功能、人在饭店与环境中的生态位、饭店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与最终目标，以及饭店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生态机理及其生态控制、修复与对策等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地探索与研究。尽管我们可以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去理解饭店因子的生态特征及其活动规律，但这种机械、表象的理解往往是纸上谈兵，以至于走向目标的反面。因此，认识、研究、探索、揭示饭店内部以及饭店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与规律，不仅是饭店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饭店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

(3)把握生态饭店理论支撑体系。生态饭店的理论支撑是基础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现代饭店管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总的原则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基础，用生态学的一般原理来协调、解决饭店系统内部以及饭店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问题与环境矛盾，以达到饭店与环境的稳定平衡和互惠共生。据此，生态饭店是生态经济在饭店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饭店业的应用生态学。现代饭店企业是为经济效益而存在的，离开经济效益去讨论生态、社会效益，对于饭店产业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绿色饭店成功推行的关键，就是“把节能作为绿色饭店创建的第一桶金”。生态饭店的理念虽好，但不能作为一种标签与时尚，更不能厚此薄彼，片面地强调某一学科的重要作用。如果泛化、滥化、异化生态饭店，同样也会把饭店引向生态的反面。生态饭店最终将形成一整套适合自己科学发展特点和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基本原理，成为应用生态学科群体中的一支新秀，一个独立的、边缘化的学科体系――饭店生态学，而不仅仅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的“附属”。

(4)认识饭店生态因子的两重性。从饭店与环境的关系上看，生态饭店既是一个生态因子或环境因子，又是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二者统一在饭店所依存的环境之中。作为一个生态因子，整体上饭店就是一个“消费者”。饭店能量的输入、废物的排放，都依赖于城市、景区或更大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城市(或景区)这个大生态系统，饭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对于城市、景区系统而言，饭店的生态功能就是消费。所以，饭店是其所依存环境的天然生态威胁，饭店生态建设的目的就是如何使饭店整体上对环境的负反馈达到最小，包括隐患最少、排放最少、污染最小、消耗最小。作为人工的生态系统，饭店仅靠自然的运转难以实现自我的稳定平衡，它必须依赖于硬件和软件两大人工系统的平稳、协调运转，才能得以在环境中生存。饭店硬件系统一般指建筑系统、能源系统、设备系统、物耗系统、安全系统、人力系统等；软件系统一般包括采购系统、服务系统、营销协调、管理系统、维护系统、财务系统等。软件依靠硬件作为支撑，硬件通过软件发挥作用，这些系统互相作用、共同支撑起饭店的正常运转，维持着饭店与环境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及稳定平衡的关系，同时，又单独与饭店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反馈与负反馈的关系。

(5)协调饭店生态的功能与结构。从结构上看，在饭店生态系统中，生物成分只有消费者(主要是客人，也包括员工)，非生物成分主要是饭店的建筑和设施设备。生产者和分解者缺失，绿色植物、各种被消费的物质和能量只能依靠从饭店系统的外界输入，饭店自身不能生产。同时，饭店把被消耗的物质和能量向外排放，不能在系统内部进行分解。现在生物圈内几乎任何角落都有现代人的影响，人是现代生态系统的调控者。根据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生态位，有学者提出了生态系统生物构成的四元结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调控者。人是饭店与环境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态因子，它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还是调控者。从功能上看，饭店的生态本质就是消费或者消耗，饭店是为消费而产生、为消耗而存在的。因此，饭店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绿色产业”、“无烟工业”。要想在饭店系统内部达到完全的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零排放，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是饭店成为城市或景区重要污染源的生态现实。生态饭店就是研究饭店如何科学地消耗、合理地消耗、循环地消耗。由此看来，仅从基础生态学的角度去分析饭店的结构与功能是不够的，应用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6)抓住饭店生态建设核心内容。饭店的生态建设内容往往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发展现状而各有侧重。当前，我国饭店业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则是生态安全与生态健康。饭店的生态安全是指饭店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饭店内部各因子和因子之间，与饭店外部环境各因素和因素之间的一种稳定、健康、和谐的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这种客观状态不仅是饭店安全运行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饭店管理的新理念，饭店服务的新境界，饭店产品的新形式。在传统饭店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人身财物安全、设备安全等安全管理的基础上，生态饭店的安全内容还包括：客人的消费安全和健康威胁、员工的工作安全与健康隐患、客人隐私和心理安全、人力资源安全、主客关系安全以及饭店对其所在地政治、经济、环境的安全威胁等。所有可能对饭店构成威胁和饭店对环境构成隐患的因素都是饭店的生态安全因子，和谐共生是饭店生态安全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生态饭店的健康内容主要包

括：健康的内部环境、健康的产品、健康的管理、健康的服务、健康的外部因素等。健康的环境涉及空气环境、水环境、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生物环境等；健康的产品主要有健康的客房、健康的餐饮、健康的娱乐、健康的文化等；管理与服务的健康包括：健康的服务心态、健康的服务氛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主客关系、健康的企业文化等；健康的饭店外部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区友好、社会和谐以及富有文化特色的地方民俗等。

(7)稳定平衡是饭店的生态目标。饭店的生态目标是：饭店内部稳定平衡，饭店与环境之间互惠共生，可持续发展。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饭店，不具有自然生态系统那种自动校正的平衡能力和自我调节机制，要实现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引入自然的元素，模仿自然的机制，按自然规律运行。在设计上，使饭店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利用周边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元素利用得越多，消耗与浪费就越少，对环境的威胁也就越小；在管理上，实施生态经济增长方式，强调以人为本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注重资源的再使用、再循环，保证污染的减量化和排放的减量化。同时，用植物生态学方法对饭店植物进行配置和管理，防止饭店生物结构单一，植物的多样性有利于饭店环境的卫生健康，更有利于客人和员工的身心健康。饭店各生态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实现饭店的生态建设目标不可寄希望于“一蹴而就”，也不应满足于在较小的范围和较低的程度上进行，对生态饭店的考核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指标和节能指标上，必须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饭店和环境之间是否达到了稳定平衡和互惠共生。

(8)饭店生态建设的关键是设计。在绿色饭店创建的实践中，有时出现事与愿违，原因就是重“创”轻“建”的结果。饭店的生态建设必须做到“优生优育”的有机统一，“优生”是关键，“优育”是保证。好的饭店=好的设计+好的管理。饭店生态建设的关键是设计与建设，并在运营中不断调整优化。饭店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健康问题、能源问题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大都是由于设计与建设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现有饭店进行生态改造，是改变不良设计，实施环境管理的有效方法。切实防止改造中出现新的浪费、新的污染和新的环境问题。

(9)生态饭店的动态与开放特征。饭店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生态系统，必须有能量、物质的输入和输出过程。如果封闭起来，饭店将无法生存。饭店还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系统，物质和能量在饭店中不断流动变化。饭店的结构和功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结构合理，功能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结构最优，功能才能达到最佳。生态饭店具有动态的、开放的生态特征，其建设也必须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因地不同、因时而异、突出重点，并注重与城市或景区的生态建设相结合，适度超前，做到有的放矢，相得益彰，使饭店与环境之间有机融合，协调稳定。

(10)生态饭店不是一种纯粹业态。不能把生态饭店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纯粹的饭店业态，它不是一个现成的饭店产品，而是饭店表现出的一种稳定、安全、健康、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始终伴随饭店生态生产(设计、建设、开业、发展、消亡)的全过程。尽管某些饭店也可以把“生态”作为主题，但不能把“生态饭店”与商务饭店、会议饭店、度假饭店。旅游饭店、主题饭店、经济型饭店和社会旅馆并列和等同起来。生态饭店既是一种饭店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也表现为一种产品、服务、技术、规范与创新，更是一种饭店的社会责任、环境伦理、生态道德和政治文明。它是21世纪饭店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饭店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三、生态饭店的实现途径

饭店的快速发展往往与生态的本质要求产生矛盾，大规模的饭店容易形成更大的生态风险和环境威胁。所以，从理念到实践全面实施生态饭店就显得十分重要，生态饭店在我国的实现途径主要取决于以下3个方面：

1、饭店全面生态化。饭店全面生态化依赖于全行业推行、全过程渗透和全社会支持。“全行业推行”是指在全国范围推行生态饭店，全面开展生态饭店创建，实现全饭店行业的生态化；“全过程渗透”是指饭店产品的生产、营销、管理、服务、考核等的全过程都要体现出环境管理的理念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包括对客人的消费需求、习惯、行为进行生态引导，对饭店员工的生态理念、知识、技能进行教育与培训，在饭店系统内部、饭店产品链条中全面打造生态消费与生态服务氛围。“全社会支持”是指生态饭店发展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饭店行业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参与与支持。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要把刚性的制度机制、弹性的保证机制、柔性的文化机制有机结合，制定出一套能切实推进生态饭店发展的标准；科研机构与饭店行业要紧密合作，及时研究、解决和掌握饭店与环境之间的新问题、新规律；广大消费者要积极投身到饭店生态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当中，为饭店生态化作出贡献。

2、饭店持续生态化。饭店生态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首先，饭店的生态建设伴随着一个饭店从设计、建设、运营、发展、拆除的整个生命过程，而不是短暂的经济行为；其次，饭店的生态建设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不断调整的发展历程，需要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并根据饭店与环境的生态关系现状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再次，生态饭店的建设成果要持续巩固，逐步形成特色鲜明、富有个性的饭店生态文化。

3、饭店发展生态化。发展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来引领我国饭店业的发展。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单体饭店的扩张和饭店集团的发展，要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一个环境到底能容纳多少家饭店的消耗是有一定限度的。饭店发展要在环境容量适可的范围内进行，用生态的眼光看待发展的问题，用生态的办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二是在景区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饭店业的消耗、排放、污染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并有科学的应对机制，以实现人、饭店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稳定；三是生态饭店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理念，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等变化而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以指导饭店业的科学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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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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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7］任国英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篇10

【摘 要】通过阐述生态旅游的起源，及中外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归纳出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原因。通过研究旅游及生态的概念，及阐述反映生态旅游概念共性的8个指标，指出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不能偏离其经济本质。国内对其概念的研究在紧随国际潮流的前提下，要把研究重点从如何吸引旅游者专向如何教育旅游者。

【关键词】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经济本质

一、生态旅游的起源

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0亿年，有一位学者提出将漫长的数亿年地质年代压缩成百年的设想。在虚拟的地球百年中，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到1天，大约开始于5分钟前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个人和社会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人们的旅游意识开始觉醒，旅游类型呈现多样化，由单一的观光旅游逐渐发展为度假、公务、专项旅游等。工业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地球产生了前所未有、不可恢复的破坏。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种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事件，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近年来北京雾霾事件等。噪音、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最佳活动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们逃离城市，选择去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去放松心情。这样大型的社会活动严重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有害影响。旅游资源受到破坏，旅游质量下降。在传统旅游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相驰的时候，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K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Ecotourism)。生态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响应。但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很模糊，旅游供应商在市场营销中不断推出各种生态旅游活动，但多数结果都是“非生态化”。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旅游呢?

二、 生态旅游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时尚名词、市场营销的法宝、投资商的生财利器。而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多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家园建设与文化生态保护失去话语权。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使得它从理想的云端跌落下来。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要了解它的概念，首先要理解清楚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

(一)生态的概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人们常用其修饰美好、健康的事物。生态即指自然生态，也指文化生态。

(二)旅游的概念

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商务目的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出现，旅游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旅游已融入到全球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中，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旅游可以拉动目的地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消费，推动就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旅游研究都不能偏离经济本质。

(三)中外生态旅游的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思路的提出距今有40余年，一些国际性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使得生态旅游广为推崇。经过多年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将生态旅游在中国推向。

国际、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各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的核心就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资源的保护，这类观点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背道而驰;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核心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旅游是一个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均可以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这类概念使得生态旅游无异于大众化旅游，不利于专项研究。有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这类观点将生态旅游的概念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给旅游者及市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生态旅游概念繁杂主要原因就是生态旅游概念标准的多样性。有国内学者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分析，提取了8个指标规则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这8个指标分别为：遵循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做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与体验、文化。

三、生态旅游概念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