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主要代表人物的礼学精髓

儒家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谦谦的“君子之风”，从早期借鉴吸收祭祀礼仪，到根据个人追求、社会所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礼学教化系统。早期的原始社会的主要用于祭祀典礼，后来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奴隶社会逐渐被封建社会所取代，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同时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学说，一代又一代儒家思想家将儒家的礼学思想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结合。

（一）孔子的礼学精髓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那时伴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的逐渐衰落，诸侯的之间连年争霸，因此孔子把目光关注于如何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他短暂的为政生涯中，有一次在周游齐国时，齐鲁公向孔子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他认为可以通过制定一定的礼仪规范，进而在人们之间形成礼仪秩序，使得贵贱、长幼之间井然有序，从而进一步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他认为，治理国家需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也是每个社会个体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

孔子的思想大多被记录在《论语》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孔子思想中关于礼的痕迹，比如在“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他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要必须学会注重师生之间关系，并且要学会对他人持之有礼才可。又如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也。”，即认为一个人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要学会用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孔子认为礼作为六艺之首是个人活动的所依从的规范准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把自己礼学精神贯穿于其伦理思想之中，把礼作为公民教育道德提升、社会长治久安的道德标准，在后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孟子礼学的精髓

孟子将孔子的思想继承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治国理念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上下有序。比如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提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即认为要想彻底治理好一个国家，就要像在道路上遵从规则，要遵循礼的思想规范。

孟子的礼学思想除了认为礼学对国家安定的作用外，更多的把视线着眼于个人思想的提高。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尤其注重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提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佛为。”认为不是社会规范，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成年人都不要去做；又比如孟子认为“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即在国家管理中，上下级之间要注重礼仪规范。孟子认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得到他人的尊重，那么首先他必须学会以礼待人，遵循社会礼仪规范，这样在与他人的无形相处中就会不自觉的尊敬他人，反过来他人得到你的尊敬之后也会尊重你。孟子的这种仁礼结合的思想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曾被用于个人的道德教育中。

（三）董仲舒礼学的精髓

礼学的发展在汉朝发展尤为迅速，西汉时期，儒家文化遭到黄老道家思想的排挤，为了宣传儒家文化，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这个思想得到了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采用。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中，首先，他提出了“天道”，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封建君主的权利是上天的选择，这在古代封建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到“道之大原出于天。”把礼合法化。他将礼与天道联系起来，认为“天”已经为人们的发展安排了具体的规范道路，人们应该遵从社会礼仪规范，这样社会秩序才会稳定。如果人们违背了“天道”，礼仪秩序被破坏，那么社会就会混乱，就会出现“天谴”，认为人们应该遵循封建的道德规范，把礼神秘化。

其次，在董仲舒提出的神学体系中，他将礼学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认为在国家的教育中要加强礼化建设。他将礼学精神放在自己的伦理思想中，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主张。他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关于“君君臣臣”的礼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更加严格的规范了政府内部之间、家庭之间、父子夫妻的礼仪规范。

（四）宋儒礼学的精髓

礼学的发展，对古代封建统治者而言，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稳定，宋代对于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欧阳修、朱熹为代表提出了自己对于礼的见解，他们认为礼在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社会过多的注重形式轻视其作用，将礼过度的形式化，把礼作为政治的“饰物”。

宋儒对于儒家经典的进行重新的理解。具体而言，宋儒将礼学的作用归之为四，即一是规范道德，稳定秩序，二是抵制佛教泛滥，三是培育国家人才，四是修身养性。由此可见礼学对于社会的作用之大。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之中，礼作为必备的考试科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对礼的重视。比如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为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百姓的安宁，他将礼用在当地的治理中。某次，高丽进贡的使者仗势欺人，与上级的官吏对抗。苏轼派人告诉使者：外国的使者来华都是仰慕我天朝的威严，学习我国的礼仪教化来的，而你们来了却是一点儿没有礼仪之心，蛮横不讲理。如果你们还是不知悔改，我就要上书朝廷。高丽使者害怕了，收敛了自己的态度。可见把礼学的思想应用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可以提升外交影响能力。

二、儒家礼学对于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当今社会，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追求却很是让人担忧。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国内公民不道德现象却时有发生，传统的礼仪文化被人们忽视或者遗失。如何发掘礼学文化精髓，对于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改善人际关系，促进家庭社会和谐，提升我们的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礼学对个人道德培养的启示

礼，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都是衡量一个人个人形象的重要标尺。古人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培养，追求思想上的“慎独”，在为人处世上特别强调要注意自己的礼容规范，如仪容上，注重自己的仪表形态，注意衣冠的整洁；行为上，见面行作揖礼。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理念中，儒家学者将公民的道德培养被放在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位，特别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追求君子之道。

学习礼学文化，将礼灌注与自己的行为习惯中。生活中，我们在与他人相见时，在注意自己的仪表荣态时，交谈上多一份礼貌问候，在行动上多一分儿尊敬礼让。比如在我们找工作应聘时，如果我们平时就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礼仪规范，在面试的过程中，多注意一些细节，不仅会在他人心中留下良好的形象，而且有的可能影响自己面试的成功与否。

（二）礼学对和谐家庭建设的启示

礼，在古代被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古人重礼，将礼用之于家庭的建设之中。古人特别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长幼尊卑秩序。比如说，古人提倡的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对于维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关于家庭的夫妻关系，《后汉书・梁鸿传》记载的有这个故事，后汉梁鸿和孟光婚后，两人隐居在今陕西长安县东的一座的深山里。之后，他们搬家到江苏。在那里，两人男耕女织，共同劳动，互助互爱。梁鸿每天下地劳动之后，每次回到家里，孟光总是提前把饭和菜放在盘子里，双手到自己的眉毛那样高，恭敬地将饭菜送到梁鸿面前，梁鸿也行礼相谢。故事讲述的就是夫妻之间因为和谐礼让而形成的良好的家庭关系。

礼对于调节邻里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中政治课上我们曾经学过这样一则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朝堂之中有个名叫张英的大学士，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书，家书上谈到家人在盖房时，因为三尺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希望张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关系，帮助张家人打赢这场官司。张英看完家书之后，略作思考，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并附了一首小诗差人送回去，诗这样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看了来信，深深领会了张英想要传达的意思，便不再为三尺之地争夺不休，主动将三尺地礼让出来，邻居一看张家人竟然不在争夺三尺的宅基地，反而主动谦让出来，被张家人的礼让所折服，也将自己家的宅基地让出了三尺，就这样一条六尺之宽的小巷形成了，结果使得张家与邻居的矛盾得以化解，而且小巷的出现也使得过往百姓的生活方便了许多。可见如果在公民中进行礼学教育，那么就可以减少许多社会问题，进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建设。

（三）礼学对人际交往构建的启示

礼对于公民的人际交往构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身处社会这个大集体中，我们每个公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群体，因此如何处理好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了需要面对的问题。“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指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行为不受礼的制约，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变得不文明不道德，这样就会造成他难以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对他的生活工作就会造成极大的困扰。当今社会中，由于物质水平的不同，社会中所谓“城市人”歧视“乡村人”，“有钱人”歧视乞丐、打工者，官员歧视普通百姓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我们学习礼学，尊敬他人，爱护他人，社会中就会少一分矛盾纠纷，多一分社会和谐。

随着交通工具的增多，人们出行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随之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多。比如在车站，有些乘客不遵循排队的礼仪规范，插队等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时为了排队大打出手，造成流血、踩踏等恶劣后果，不仅不利于自己以及他人出行，而且影响了公共秩序的稳定；又比如，如果汽车司机在过马路时，注意礼让，那么我们城市交通就会更加通畅。

〔参 考 文 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

〔2〕张焕君.尧舜传说与中国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3〕陈洁，刘正刚.先秦时期儒家的“礼”、“乐”思想及现代意义〔J〕.求索，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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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潘天寿 书法 民国 教育

潘天寿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绘画、书法和诗词等都有着很高的造诣。目前，对于这位艺术大师最大成就之处的探讨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潘天寿的最大成就在于他的美术教育；也有人认为是他对中国画的创作探索与研究；还有人认为是潘天寿的人格教育等。而我却认为他的成就之处在于他的书法教育以及对书法教育做出的贡献，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书法、篆刻专业，为中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揭开了序幕。由于潘天寿经历了整个民国时期，故本文以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形成为线索来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脉络。

一、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在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书法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书法风格的形成阶段。因此以下将重点从民国时期这一阶段来分析潘天寿书法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出身以及独特的人生经历

1897年3月14日，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冠庄村，原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颐者等，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其父亲潘秉璋是举人出身，母亲周氏也是举人之女，因此自幼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潘天寿自幼喜爱写字、画画，早年书法临习《瘗鹤铭》、《玄秘塔》，得结体用笔之法。在浙江第一师范五年的学习中，其艺术与人格受到了众多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的青睐，如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吴昌硕等人。潘天寿曾说：“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1〕的确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中国画的分科、书法篆刻科的开设等，但后来在“”中，潘天寿受到牵连，不幸含冤去世。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于潘天寿倔强性格的养成以及独特的艺术教育观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以及时代因素的影响

潘天寿的一生跨越了民国时期38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艺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动荡不安并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民国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而早在科举制度盛行时，其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童蒙读书也必写字，因为书法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仕途，所以书法在旧式教育里重视程度较高。书法的学习兼具识字、正确学习习惯的养成以及艺术教育于一体的功能，使得书法教育与科举制度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民国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是对书法教育致命的一击，然而在新式学堂教育与私塾式教育并存的民国时期，书法艺术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消亡，而是在继承碑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次，民国时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的各种外来思潮涌入中国，钢笔、铅笔等书写工具也大量的涌入，毛笔实用性的减弱削弱了书法艺术得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使书法艺术的处境变得尤为艰难，给民国时期的书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1928年潘天寿指出：“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张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的思想与外来的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启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来思想实也无补。”〔2〕从中可以看出受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容纳西学的书家也众多，而潘天寿认为艺术上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应在民族精神振作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民族艺术。

（三）受民国时期书家以及教育家人品、学养、艺术的影响

1915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实现了他继续求学的梦想。该校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任教的教师也多为学问渊博的名师如李叔同、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等。五年的师范教育对潘天寿人格精神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李叔同与经亨颐二人对潘天寿的影响颇深。

作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并且将“勤、慎、诚、恕”四字作为该校校训，在他的影响下潘天寿的人格受到了熏陶。同时他也受到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叔同的影响，潘天寿十分崇敬李叔同的人品以及他的艺术，同时也目睹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避世出家，到晚年潘天寿也还铭记李叔同的教诲“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3〕。在李叔同的影响下潘天寿的人格修养也不断地完善，并最终造就其崇高的人格精神，也使潘天寿更加坚定了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的信念。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在好友诸闻韵的介绍下结识了吴昌硕，年近80岁的吴昌硕对潘天寿的影响也较深。在交往中吴昌硕书写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4〕相赠并以此劝勉。在民国时期吴昌硕的书法艺术是具有开创精神的，诗、书、画、印相融合，书法也兼收并蓄，尤以篆书《石鼓文》为最。吴昌硕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阿寿的画有自家面目，这就好，你们不能老是同我的面目一样”〔5〕。由此看出潘天寿继承了吴昌硕的创新精神，并在吸收吴昌硕以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风貌，这种创新精神在潘天寿的教育思想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潘天寿书法及书法教育思想

（一）潘天寿的书法艺术创作特征

篇3

关键词：大学生社团；学生生活；校园文化；人才培养；自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54-06

学生社团是民国时期大学重要的基层学生组织与学生生活方式。当前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的研究多集中于介绍当时某一所大学的一个或整体学生社团，旨在为当下提供经验借鉴。在宏观方面，研究者曾专门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大学[1]和北洋大学[2]学生社团的整体发展概况与基本运作模式。在微观方面，研究者则重点研究了1926年由北洋大学采冶系学生所成立的采冶学会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和科研精神[3]。必须指出，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和再现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的基本面貌，但是却忽略了基于大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反思在本质上作为学生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的表现形态与功能影响，致使目前尚缺乏着眼于学生社团与校园文化、人才培养与大学发展之间的积极良性互动，旨在论述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生活的基本图景、运行机理以及蕴含的文化精神，阐释其育人影响与文化内涵的专门和整体性研究。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包括智育导向的学术研究社团、德育导向的社会服务社团和美育导向的文艺娱乐社团三种类型。深入、系统探究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的表现形态、基本特质与功能作用，有利于总结办学经验，加深对专门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对于当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学术研究社团：“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

学术研究社团是指民国时期大学校园内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从事学术研究为主要宗旨，通过成立各种类型的学会和研究会，以研究、讨论、社会实践、学术演讲和办理发行会刊作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学生组织。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民国时期大学生学术研究社团的基本轮廓，本文在梳理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若干抗战前民国知名公私立大学进行统计，以期能够直观地呈现民国时期大学生基于学术研究社团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活方式。

从上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内存在着为数众多，覆盖各个学科门类的学生学术研究社团。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学术研究社团的形成动因、发展模式以及活动开展，本文专门选取在开展学生社团活动颇具特色的南开大学与东南大学作为分析对象，旨在加深理解学生社团对于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和积极影响。

1924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出版《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总结回顾11个分别由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学生举办，旨在探讨和研究学术的学生社团。其中文科学生发起教育研究会、文学会、政治学会和哲学会，理科学生组织科学会，商科学生成立经济学会和商学会。除去上述由三科学生单独发起的学术社团以外，他们还共同发起成立了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和国语演说会。上述学术研究社团采取的研究方式主要包括个人报告、共同讨论、社会调查、请人演讲、工场参观和研究发表[5]425-426。

南开大学学生学术研究社团的兴起与发展体现出师生合作基础上的学生高度自治这一鲜明特点。作为南开成立的第一个学生学术研究社团，1921年10月8日成立的科学研究会颇具代表性。首先，发起成立科学研究会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培育和提升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倡导“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8]445；其次，就组织的发起成立而言，从发起到筹备，学生均是主体；复次，就校方的态度而言，出席此次大会的理科教员对于科学研究会的成立非常支持。他们不仅主动充当研究会的顾问，而且还在会中就研究会章程和组织法等问题与同学们讨论许久；最后，理科同学们不仅重视此次会议的程序和形式规范，使之合乎议事规则，而且还将未来维系社团组织运作的根本大法――章程和组织法的制定，视为成立社团组织的头等大事，体现出明确的民主和法治观念。[8]445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发起成立商学会。商学会下设交际、调查、讲演、参观、研究、实习、出版、庶务和会计九股，股长由大会公选产生。由正副会长和各股长组织总务会，总务会负责讨论会务和提交相关议案，交由会长执行。学会聘请南开商科教授为责任顾问，聘请校内外的学者专家为顾问[9]。

李 力：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艺娱乐

基于师生合作的学生自治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各类学生社团的发起办理与实际运行中。正是由于办学者始终奉行基于师生合作来培植学生的自治能力，南高和东大不仅是国内较早倡导发起学生自治会的高校，而且还是五四时期各项学生工作开展较好的高校[10]。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东大各科纷纷以教师指导、学生创办的方式，组建了许多学术社团，而且均由师生共同参与[4]9。虽然许多刊物都是以学生名义举办，但是丝毫不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学生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反而发表许多颇具学术含量的高水平研究论文。

从上述学术研究社团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其始终贯穿着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着眼于培育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倡导学生自治基础上的师生共同合作、注重议事规则的规范性，以及蕴含着鲜明的民主和法治色彩等特点。正是由于着眼于此，作为课外活动的学术研究社团生活，看似游离于正规的课堂教学之外，却同样能够发挥激发学生学术研究兴趣，培养学生自主研究能力的独特效用。同时，由于社团发展始终注重科学规范的议事规则，也使得学生们在积极参与社团事务办理的过程中，得到了平日里书本上难以体会的关于民主和法治等价值理念的深切感受，为其日后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奠定了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社会服务社团：大学乃“模范社会之区域也”

当时活跃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以社会服务作为主要宗旨的学生社团形式多样。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服务社团两类。一类是旨在服务本校师生的消费合作社，另一类则是以服务校外平民大众为主的平民学校。

（一）消费合作社：寓互助合作于消费

消费合作社是指由学生自治会主办，以服务于校内师生为宗旨，以供应各类生活用品为主要方式，具体由学生自主办理经营的学生组织。当时各个大学校园不乏此类学生社团，除消费社外，它经常也被称之为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当时由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消费合作社分为两类，一类由校学生自治会下设的专属机构承担办理，一类由各个院系的同学会或自治会经营办理。

1917年12月27日，在北大教授胡千之的倡导下，李宏增等六十余名北大学生联名发起成立消费公社，并聘请胡千之作为顾问和指导。1918年3月3日举行成立大会，3月20日消费公社正式营业。从它公布的《试办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章程》中，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办社宗旨、经营理念和具体方式[11]：

第三条 本社专备职教员及学生日常消费物品，在校设所出售，以社员得价廉物美之物品为目的。……第五条 职教员及学生购买本社股票一股以上者，皆得为社员。……第二十三条 本社于半年售品期满结账之后，以其净利分为十分，三分为公积金，二分为办事人员酬劳金，五分为社员按股先后共分之红利。

那么，类似于北大消费公社这样的学生组织究竟有何特殊价值，以至于其日后能够成为遍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蕴含的寓互助合作于消费过程的独特理念[12]：

消费合作之意义，系将日常所需之消费品不经商人之转运，直接以社员之资本大宗购买，以廉价出售，而达到美满之生活，并将其所得之盈余除一部分提作本社公积金外，其他全部按照消费之多寡，分给消费者以适合消费合作之原理。

正是在上述“投资―消费―产生利润”的无形过程中，消费社和社员双方都有可能达到共赢，而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互助和合作精神。提倡合作和互助经营理念的组织形式背后，其实蕴含着当时风行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助论思想和合作主义思潮。正是上述社会思潮的冲击，才催生了消费合作社这种学生社团组织在民国时期大学的普及，进而也将互助、平等和合作观念渐次传播于大学校园[13]。此外，消费合作社的举办也体现出师生合作的精神，北大消费公社就是在本校教师的倡导下得以试办。

（二）平民学校：“为完成学校对外的责任”

在诸多旨在服务校外社会的学生社团中，以学生为依托，旨在向民众普及基本知识和进行文化教育的平民学校极具代表性。北高师于1919年3月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平民学校：“北高平民学校之成立，实在之前，系在民国八年三月间创办，四月成立的。乃北高在校同学最宏大，最完善，最有声誉的一个组织。也就是中国最先成立的平民学校。”[14]仅仅从“北高在校同学最宏大，最完善，最有声誉的一个组织”就可以看出，平民学校是当时北高师颇引以为自豪的一个学生组织。无论是学校的规模和正规性，还是招生和教学，北高师平民学校都颇可称道。那么，大学为什么需要发起和成立诸如此类的学生组织呢？成立它的意义究竟为何呢？1920年1月18日北京大学平民夜校成立。时任北大校长的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蔡校长的演说可谓对平民学校意义的最好回答[15]：

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在看来，平民学校的开设不仅改变的是前来接受教育的平民大众，同时也是在对大学生进行特殊的自我教育。按照入学对象划分，当时由大学生举办的平民学校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学校周边的平民的子女为教育对象，一类专门招收成年人，另外一类则没有固定对象，只要平民有心向学皆可入校。本文选取第一类平民学校，以1926年春由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民众学校[16]为例进行详细探讨。

虽然民众学校只是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社会教育机构，但它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行却与正规学校教育并无二致。它拥有自己的校训：公诚勤朴。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它分设有校长、教务和训育主任，并设有行政委员会来实行委员制；从学校规模上看，它设有专门的图书馆，而且历年来的毕业生总人数超过千人，这在当时的民众学校中不可谓不多。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民众教育，学生自治会还专门组织人员前往湖南大学周边地区摸底调查，尽量做到不遗漏每一个“学生”。学生在入学前通常会参加相应的甄选考试来确定班级：“开始报到时略加测验，发见各级学生之程度，参差不齐；遂决定举行甄别考试一次，分全校学生为十班。”[17]1入校后，学校主要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并佐以道尔顿制：“本校本期采单级复式制，惟五年二期及六年二期两班，以人数过少，且教室不敷分配，遂实行道尔顿制以补教之。”[17]1-2 至于师资和授课时间，则依据湖南大学的学生生活作息来制定：“本校教员，纯系大学部同学担任，故每日须于午后二时五十五分起，开始授课。每日授课四节，每节三十分钟，至五点十分钟，始能放学。”[17]2可见，从学生入学到划定班级，从课堂讲授到成绩考核，民众学校处处都能尊重教育规律来进行。当时全校六个年级共开设课程16门，大多属于较为实用，而且易于被入学民众接受的课程，各年级一学期的课时数均为24节。除过课堂教学之外，学校还定期对入学民众进行考试和测验：“及全书教完时，再举行期终考试，将各省屡次所得分数，逐科平均列以等第，通告各该生家长，并榜示之。”[17]9

正是由于当时的办学者大都秉持着“大学的功能是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18]这样试图积极引领社会发展的观点，民国时期的大学生社团均积极地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来介入和参与到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去。其实无论是消费合作社，还是平民学校，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为完成学校对外的责任起见”[19]。作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它们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大学深刻思考自身与社会之关系的后果，即“大学不仅为专门学校，乃组成一大同社会，模范社会之区域也。”[20]也正是通过亲自参与此类学生社团，学生们才有可能真正体会所谓的“脑饿”的苦痛。而它在提升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也间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学生们正是在参与办理诸如消费合作社和平民学校等社团组织事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于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社会所必备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体会和认识，使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在无形中受到严格的公民素质训练，从而达到对于自我进行人格和品德教育的目的。

三、文艺娱乐社团：“为谋同学课暇娱乐而助心身之陶冶”

假如抛开民国大学校园中活跃过的形形的个人或小团体娱乐组织外，很难找出一种能够与游艺大会这样可以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相媲美的文艺娱乐生活方式。游艺大会是指民国时期大学校园内，由学生自治会主办，专门面向全校学生，以演出各种文艺节目为主要形式，旨在调剂学生精神生活的一种公共性娱乐形式。当时还有交谊会和同乐会，虽然称呼不同，但它们的目的均着眼于“为谋同学课暇娱乐而助心身之陶冶。”[21]1928年东北大学南校同学倡议成立课余游艺团，从其宣言书中不难理解游艺之于学生生活的真义所在[22]：

我校自成立以来，对于课外游艺向无具体组织，欲求正当消遣苦不可得。鄙人等有鉴于斯，爰集聚同志草拟简章请蒙学长核准组织课余游艺团，提倡正当娱乐，促进游艺技能，既免荡游苦读之失，复合依仁游艺之方。假课余之暇，或奏乐咏歌或集团演剧，皆所以畅心力，适性情而增长学识者也。

“复合依仁游艺之方”，使人很轻易地联想到游艺二字正是来源于中国儒家经典《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3]一语。当时的大学学子对于游艺大会非常重视。这一点可以从1926年11月6日沪江大学青年会举办的游艺大会的盛况中明显感觉到：“十一月六日六时，大学青年会开游艺大会于大学礼堂，请有外界团体来校表演。故钟未五下半，已济济满堂矣。”[24]而在这种对于游艺大会急切盼望的背后，其实投射出当时大学校园内学生公共娱乐生活的相对匮乏。1924年一位南开理科学生的自述就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我们理科的同学虽然天天在一个科学馆里面念书，但是很少联络的机会。……所以有人提议我们理科同学应当多多开几个联欢会，使诸同学在苦读之后，能够有些欢笑的机会，并且藉此可使诸同学互相认识。”[25]正因为如此，当时各个大学学生自治会纷纷成立学生俱乐部或游艺室，力争来为同学们提供更为丰富的娱乐生活。1924年南开大学学生会游艺股成立，其宗旨便是“以谋南开大学全体学生课外乐趣”[26]。

四、结语：“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

作为大学文化和办学特色的重要构成与体现，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不仅逐渐形成较为稳定和富有自身特色的表现形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独特的育人影响与文化功能，积极而持续地促进着人才培养和大学发展。其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值得当今人才培养与大学发展认真总结和反思借鉴。

第一，学生社团生活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具有鲜明的传承性、时代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民国时期大学在引导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方面形成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大学校园文化是指“高等学校生活的存在方式的总和。它以生活在校园内的大学生、教师和干部为主要群体，以别于其他社群。它是在物质财富、精神产品和氛围以及活动方式上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类型。”[27]作为大学人数最多的群体，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自然就成为表征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作为民国时期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构成，学生围绕社团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组织机构的多样性和价值理念的先进性等特点。就组织机构而言，它综合涵盖了学生的智育（学术研究社团）、德育（社会服务社团）和美育（文艺娱乐社团）发展等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就价值理念而言，它将民主和法治等先进的普适价值观深刻地烙印在学生社团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学生。因此，学生社团在形塑学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作用着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态构成。

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生活深刻地受到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就时代背景而言，它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痕迹，无论是学术研究社团，抑或是消费合作社和平民学校，基本上都横向移植自近现代欧美大学。就社会环境而言，学生社团的兴起既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同时也以自身特有的生活方式反过来影响外部社会。学生自治会之所以会出现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主要就是受1919年爆发的影响所致。正是由于此类学生自治组织的兴起，从而直接导致消费合作社和平民学校等学生社团的形成。此外，当时社会上所风行的自治思想也为催生学生自治组织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土壤，而社会中流行的互助和合作主义更是与校内消费合作社和平民学校的出现密不可分。学生社团生活在接受外界因素影响和作用的同时，它也在积极地反作用于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设立平民学校，大学在对平民进行教育普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周边社区的文化水平。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在制度设计、运作机制和内在理念方面形成了宝贵经验，值得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组织学习与借鉴。

第二，大学校园文化是民国时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在办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育人功能。民国时期大学形成了基于发展学生社团来培育校园文化的优良传统。学生社团的演进和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即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着眼点，以学生高度自治基础上的师生共同合作为建设路径。

纵观民国时期大学办学实践，对于学生社团的重视程度，不仅在时间上贯穿于民国大学的办学始终，而且在空间上覆盖了大学校园内的学生整体。而校方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社团的发展，在本质上正是对大学校园文化旨在育人这一根本宗旨的折射。正如时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所言：“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无论在学问上，艺术上，体育上，皆应与学校课程同一注意，教育家宜尽量发展而指导之。”[28]育人既是建设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正是基于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深远考虑，民国时期大学才高度重视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并将其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紧密联系。因此，正是在这种看似普通的学生生活方式的无声开展中，作为一种校园文化传统的重视学生社团发展才得以在大学校园中扎根生长。

基于对大学存在之根本在于育人的深刻认识，民国时期大学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也形成了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即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着眼点，以学生高度自治基础上的师生共同合作作为基本路径。大学在本质上作为学术共同体而存在，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正是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校园物质和精神环境中之间的互动作用，使学生在教育场景中实现自我教育与熏陶，从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第三，民国时期大学生社团生活在内在地塑造大学的基本形态与构建校园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以自身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以及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积极示范和引领现代公民社会的渐进成长与理性发展。

通过前文对于民国时期大学学生社团生活的论述，当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处处都贯穿着对于大学育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积极回应。在智育方面，正是由于师生之间广泛而无间的合作意识，以及教师对于学生的支持和鼓励，才为学生勇于自由独立地思考和探索各种问题提供了有益支持，最终促成众多学术研究社团的兴起。正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支持下，才为学生营造了宽松和自由的读书生活氛围，进而为其进行学术研究和发明奠定坚实基础。在德育方面，由于学生社团在本质上属于学生自治组织，因此，作为主体的学生在参与办理诸如消费合作社和平民学校等社团组织事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于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社会所必备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体会和认识，使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在无形中受到严格的公民素质训练，从而达到对于自我进行人格和品德教育的目的。大学校园文化作为大学自身生活方式的体现，其所具有的社会辐射功能正是对大学自身社会服务职能的反映。可以说，正是基于大学与社会进行积极互动的考虑，诸如平民学校这样极具民主和人权意识的校园生活方式才得以形成于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之中。它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社区和近代社会产生良好的示范与改良作用，在提升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也间接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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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佚名.南开大学学生会游艺股简章[J].南大周刊，1924（8）：47-48.

篇4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篇5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侨乡宗族教育 开平县司徒氏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由其主导的私塾、义塾等宗族文教活动是中国古代官办教育的重要补充。一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的宗族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然而在侨乡地区，由于华侨先进思想和侨汇的影响，侨乡的宗族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本文拟以民国时期赤坎镇发行的司徒氏族刊――《教伦月刊》为基本史料，结合当地发行的其他侨刊乡讯及开平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着重考察民国时期开平县司徒氏的主要文教活动，以窥华侨因素影响下宗族教育活动的内容和特点。

开平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是我国著名侨乡，潭江、苍江穿流而过，有“小武汉”之称，历来是重要商埠和货物散集地，1930年开平旅居海外的华侨人数为27524人[1]，1937年约为150000人[2]。赤坎镇①位于开平县中南部，扼潭江中游，东与台山接壤，北与塘口镇、西与百合镇相邻，东北与长沙镇隔潭江相望。赤坎镇是开平司徒氏、关氏的主要聚居地，另外还有邓、吴、余、麦、陈、胡、梁、黄、谭等姓。在赤坎宗族势力格局上，司徒氏、关氏呈两足鼎立之势。

赤坎宗族十分重视文教，关氏宗族“在前清时代，文风之盛几扼肇府，即入民国以来，学界之毕业于中学大学者，亦不乏人”[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赤坎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的宗族文教活动十分兴盛，以宗族为单位兴办学校，设立图书馆，蔚然成风。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下，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均取得长足发展。司徒氏设有专门管理文教事业的机构――十三甲族务委员会教育股，以图“统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使教育机关成有系统的组织”[4]。

一、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开平县学校有公立和私立两种，但总体教育水平较低，据载：“（小学教育）不甚发达，县立的共计不过三间，私立的全县统计约有二百所。其中只办初级的约占全数百分之二十五，办有高级的，约占全数百分之七十五。人数最多的学生不过二百余人，少的则仅有二三十。而全县人口统计约有五十万人。失学的儿童自然是不在少数（中学教育）县立的只有开平县立中学一间。”[5]另有华侨投资兴建的私立学校――开侨中学。因此，总体上，民国时期开平的学校教育，公立学校十分缺乏，宗族开办的私立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办学资源的不足。

（一）赤坎宗族办学概况

赤坎镇较为重要的学校有：关族开办的光裕学校、司徒族开办的教伦学校及赤坎海外华侨、关氏族人、开平县政府共同出资兴建的开平中学。当时赤坎宗族办学蔚然成风，以司徒氏族人分布较多的赤坎堤洲为例，1946年有学校十所，均为司徒氏族人所办[6]。

赤坎学校的办学形式和规模有大有小，大者如举全族之力合办的光裕学校、教伦学校。以司徒族学校分布较密的堤洲为例，凭一乡之力兴办的有中股乡的素庵、素一、素二、素三、素四等校，上股乡的素直、鸣鹤等校，下股乡的达仁、东镇等校；凭一族之力兴办的有司徒氏光裕学校、司徒氏第一小学、司徒氏第二小学、关氏教伦学校；凭地方宗族、海外华人及地方政府合力兴办的有开平中学。但总体而言，赤坎镇宗族办学力量分散，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办学，因此有关氏族人提出了从调查本族所办学校和私塾数目入手，统筹财力、师资和学生，以关族“光裕学校为母校，以各校为枝后”[7]的优化办学模式设想。

凭一族之力开办的学校往往资金充足，办学规模较大，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维持时间也较长，光裕学校、教伦学校即属于此类。凭一房或一派开办的学校则往往资金少，规模小。司徒族仁翁房所办之黼国学校即为此类[8]。光裕学校、教伦学校是关司两族凭全族之力开办的学校，是关、司两族的族校，师资力量雄厚，财力殷实。司徒氏教伦学校大约开办时间于1920年，校舍为司徒氏堤洲大宗祠和清溪祖祠[9]，经费来源于司徒氏十三甲族务委员会的拨款[10]和司徒氏海外华侨的捐款。

（二）司徒氏与开平中学

司徒氏不但积极兴办教育满足本族族人的需要，而且迈出姓氏局限，积极支持公立学校开平中学的开办。1919年，开平县长李介丞、绅士吴鼎新等人，倡议设立中学，很快得到香港开平籍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慷慨解囊，并协同发起募捐，创办县内第一所中学――开平中学（即开平一中）。对于创办开平中学的号召，司徒氏积极响应，先后由教伦堂捐地90余亩，捐款5万元（白银），并派族人赴南洋筹款[11]。1936年2月开平中学第一期工程完成后，由开平一中建校委员会摊派该校校长和教师（司徒氏族人司徒度）赴南洋各属募捐，筹集第二期工程经费。后来，司徒度等在澳洲等地筹得52000元（白银），作为第二、三期建校经费[12]。

此外，司徒氏为开平中学教学大楼筹款，不惜售卖族产物业，“本族为筹款捐与县立中学建校，月前通告开投十三甲物业……（土）地等”[13]，尊文重教之决心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司徒氏教伦堂纪念堂”依然矗立在开平一中的校园里，述说着司徒氏尊文重教的光辉历史。

二、社会教育

（一）兴建图书馆

图书馆的产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的出现对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这个道理在二十世纪的开平县赤坎镇，已被人们明白及落实。司徒氏旅菲华侨曾有这样的言语：“图书馆之设，为开通民智，亦为社会教育机关，故文明各国，莫不有图书馆设立，是以有司徒氏通俗图书馆成立焉！”[14]

司徒氏图书馆最初由美国、加拿大司徒族侨于1920年倡办，家乡司徒氏绅耆群起响应，最开始时租赁赤坎福音堂房屋为馆址设立。1925年1月1日图书馆新大楼于赤坎东埠潭江之滨落成，正式开放，开开平县宗族办图书馆之先河。大楼地下室作为阅览室，二楼为藏书室、借书处及《教伦月报（刊）》编辑部，三楼为会议室及归国华侨俱乐部活动场所。除图书馆大楼外，1926年由加拿大司徒氏华侨捐资加盖了楼顶大钟楼，1934年由美国司徒氏华侨捐资兴建了大楼前庭院。

司徒氏图书馆藏书逾万册，包括《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巨著，并藏有少量珍贵文物，如司徒照②当年殿试之试卷等[15]。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受阻，侨汇中断，图书馆经费陷入困境。1945年司徒氏图书馆停办，直到1982年1月12日正式复馆开放。

司徒氏图书馆利用效果良好，为普及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1934年司徒氏图书馆每月经费一百余元，藏书量二千七百册，读者数平均每日五十人”[16]。

司徒氏图书馆从筹备到建成司徒氏海外华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所以能成立者，亦由我海内外族人，始而提议，努力捐助以至于实现”[17]。管理上，司徒氏图书馆成立有司徒氏图书馆董事会，1941年设有董事11名，候补董事2名，监察5名，候补监察2名，名誉董事119人。其中名誉董事由县内族人和海外华侨共同组成，但以华侨为主，开平县内20名，华侨99名，遍布美洲和东南亚。[18]经费来源上，图书馆大部分经费来自海外族侨及其他别邑别姓华侨的捐款。司徒氏海外各属族人为司徒氏图书馆积极筹款，专门设立了“司徒氏图书馆维持会”。以菲律宾司徒氏图书馆维持会为例，该会附设于小吕宋司徒教伦堂，设干事主任1人，干事员3人，理财主任1人，并号召凡司徒氏族人均宜一体加入，凡入会会员每人须交基本金一元，会员可以“自由捐助图书馆经费若干，多多益善”[19]。此外，司徒氏图书馆还设有“基金奖进会”发行奖券（类似于今天的彩票），面向海内外族众销售，以筹集资金支持图书馆的开办[20]。

（二）编辑发行侨刊乡讯：《教伦月报（刊）》

司徒氏和关氏均办有自己的族刊，司徒氏为《教伦月报（刊）》，关氏为《光裕月刊》，两刊均设有“评论”、“族闻”、“县闻”、“省闻”、“华侨消息”等栏目，经常报道国内外时事新闻，为侨乡民智的开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其他教育行为

（一）设立教育团体：司徒氏留省同学会和司徒氏教育促进会

司徒氏留省同学会是赤坎司徒氏宗族为了便利本族子弟求学，在省会广州将司徒氏宗祠专门批为本族学子求学、活动的场所。1926年经司徒氏族民讨论后将司徒氏省祠批为司徒氏留省同学会的会所。这一举措可谓用心良苦，目的皆为便利司徒氏子弟求学：一是联络留省学生，切磋学问；二是为初来省城的学生提供寄宿，以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三是为初来者提供各种学校信息，办理各种手续。此外，1923年司徒氏还设立了教育促进会[21]。

（二）举办各种文体活动

除开办学校、图书馆外，各姓宗族还经常举办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34年1月1日至3日，司徒氏在赤坎举行了司徒氏全族第一次排篮球银杯联赛，参赛者以司徒氏失声 为主，比赛分为两组：一组为司徒氏各校学生校友（别姓校友须有凭据证明）、教员或已退休之教员；另一组为各校已经肄业之学生。[22]

四、结语

本文以民国时期赤坎发行的司徒氏族刊――《教伦月刊》为基本史料，着重考察了民国时期侨乡开平县赤坎镇司徒氏的文教活动。通过考察发现，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侨乡的宗族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了新的发展，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开办学校，设立图书馆，设立促进教育的专门机构，开展文体活动，在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成绩突出，为侨乡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赤坎在民国时期有“赤坎市”、“赤坎镇”、“赤坎区”等不同的称谓，相当于现在的乡一级行政单位，其镇公所所在地为赤坎圩。赤坎圩由上埠和下埠组成，是赤坎镇（或赤坎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本文为方便起见，用“赤坎”表达赤坎镇（或赤坎区）这一行政和地理概念，用“赤坎圩”表示上埠和下埠共同组成的集市。

②司徒照（1803――1859），字子临，另字芝邻，开平赤坎镇堤人（今赤坎镇塘联乡东溪村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按察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主要著作有《羊城小草》、《秋（言字加一个献字）提要》、《监法便览》。

参考文献：

[1]全省侨居国外人数.广州国民日报，1930-11-23.

[2]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八种.商务印书馆1943，4月印行.载李文海主编.夏明方，黄兴涛副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华侨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2，第1版：835.

[3]本族教育统一之我见.光裕月刊，1920-1-1（12）.

[4]司徒氏族民大会宣言.司徒氏族民大会特刊，1936年，期数不详.

[5]开平教育现况.教育研究，1936（2）.

[6]堤洲的学校.教伦月报（刊），1946-4-1.南楼七烈士纪念专号.

[7]本族教育统一之我见.光裕月刊，1920-1-1（12）.

[8]黼国校长改选得人.教伦月报（刊），1926，12月，期数不详.

[9]教伦学校开办妇女识字班.教伦月报（刊），1939-12-31（194）.教伦筹备改建校舍.教伦月报（刊），1930（105）.

[10]司徒氏族民大会宣言.司徒氏族民大会特刊，1936年，期数不详.

[11]叶洁云开平县政府施政纪要.转引自《司徒氏教伦堂为开平一中无偿献地百亩捐资白银五万》.教伦人文资料.教伦月报社.据书前序可知出版日期为，1997：77.

[12]司徒氏教伦堂为开平一中无偿献地百亩捐资白银五万.教伦人文资料.教伦月报社，1997：78.

[13]十三甲物业展期出投.教伦月报（刊），1936-6-30（128）.

[14]旅菲司徒氏家乡教育图书馆维持会筹备处传单缘起.教伦月报（刊），1926，复刊第四十一期.

[15]司徒濂.司徒氏通俗图书馆简史.开平县政协文史组.开平文史第1――5期合订本，1983，7（5）：175-179.

[16]司徒氏图书馆概况表（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一日填表）.教伦月报（刊），1935年，期数不详.

[17]旅菲司徒氏家乡教育图书馆维持会筹备处传单缘起，教伦月报（刊）1926年复刊第四十一期.

[18]本馆（司徒氏图书馆――引者注）董事、监事名单一览表，1941年7月1日第20卷第5、6期合刊.

[19]旅菲司徒氏家乡教育图书馆维持会简章.教伦月报（刊），1926年复刊第四十一期.

[20]第一次董事、监察联席会议录.教伦月报（刊），1933，1（111）.本馆消息.教伦月报（刊），1933，9（119）.

篇6

一、20世纪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梳理

1、绘画作品的女性形象二十世纪我国绘画文化因为受西方文化冲击呈现混沌状体，“中西结合”的新国画概念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著名画家林风眠十分热衷于“中西融合”的画法，他的画作风格也独具特色。林风眠一改传统国画重用墨轻用色的特点，将原色大篇幅的运用在画作中，融入西方画作表现主义特征，色彩的运用能够让画作更具质感，在这种强烈象征意味下，能够更好地流露情感。民国时期开始涌现出众多杰出的现代画家，当时的绘画创作中仕女画风靡一时，林风眠、张大千、徐悲鸿都创作过仕女画。相比于传统的仕女画形象，民国时期的仕女画创作者更加注重女性的喜怒哀乐的表达，画中的女子的身份也与传统仕女画有别，大都是知识女性和劳动女性，民国时期的仕女画灵活地展现出了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精神面貌。我国女学的发展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发展至二十世纪已经有很多杰出的女性画家代表。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中，潘玉良等女画家的作品尤为突出，表现形式几乎都是肖像画作品和人物雕刻，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女画家而言，能够以自画像的形式绘画真的是从未尝试过的意义非凡的事情，使当时的女人能够更多地从宏观的人而迈向对自我的关注。这个时期的女性自画像是“时代”与“个人”之间复杂纠葛关系的呈现。西方开放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别，使得人体艺术这项西方人十分崇敬的艺术形式在中国长期受传统思想裹挟的国人看来污秽不堪。但仍旧有一些挣脱传统思想的女性画家如潘玉良，通过绘画的形式坚毅的表达女性的生命力。其画作十分注重背部线条的刻画，且绘画方式独具特色，使用墨线勾勒女性的外部轮廓线条，虽然处理方法简单，但却使人物的质感如雕塑一般凸显出来。在以往的女性主题的画作中，通常不对女性的脚部形象做过多的描绘，但是潘玉良笔下的女性形象通常都是赤足的大脚，腿部的轮廓也比腰粗很多，这种描绘方式是因为潘玉良热切希望女性的社会地位能够变得独立和强大。人体艺术的风波在当时的时代激荡了十年之久，虽然在中国扎根了，却并没有真正地得到发展。2、月份牌中的女性形象相比于内陆地区，上海属于沿海城市，地理位置的优势容易接触到西方环境的影响进而实现快速的方法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多内陆城市还是农耕文化为主，上海却发展成的国际化都市，一度享有东方巴黎的称号。月份牌美女图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于上海的，它是上海商业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产物。月份牌最初的作用仅仅是简单的表示月历和节气，但在商业环境的催化下快速的衍生成了一种商业艺术表现形式。早期月份牌上的图案都是风俗类题材的炤神、财神等，在鼎盛时期美女图却占据了几乎整个江山，也由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美女广告画。商家使用月份牌广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商品，然而后期商家介绍却被安置在了小小的角落，几乎整个画面都是美女图。早期月份牌画家没有过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所以女性形象受我国古代仕女图的影响要多以一些，以现代仕女图的风格呈现。逐渐的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刷，美女图形象多了明艳、健康的色彩，大多带有娇艳丰腴的韵味。后期的月份牌女性形象表现的多为城市女性生活状态，且月份牌最初的月历功能也被去掉了，不折不扣地成了美女图。月份牌中美女形象变化的同时，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也在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人们俨然已经接受了女性从家庭妇女到都市女性的转变，生活在都市环境中的女性为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作出了表率。3、民国瓷器上的女性形象20世纪初人们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均受到影响，最先改变的就是着装文化。这个时期的着装因洋装的影响，当时的上海女子尤为追崇高领、短袄、细腰和长裙，为当时的瓷器画家提供了绘画素材，使用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以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面貌为题材绘制了一批新粉彩瓷，画面中的女性形象被后人称之为“摩登女”“小脚人”，民国瓷画记录了民国女子着装部分款式的变化历程。在题材内容上依然受古代仕女瓷画影响，大部分都是以女性和儿童为主的相夫教子的保守题材，但从“摩登女”“小脚人”的形象来看，民国瓷画与古代瓷画相比依然是进步的。而且传统瓷器绘画通常使用线条的表现手法，但是民国瓷器绘画融入了西方文化，增加了色彩和明暗关系，这种方式呈现出的人物形象与思想情感都展现出了健康的状态。20世纪初瓷画创作者笔下的“摩登女”“小脚人”是对当时生活中真实生活面貌细致入微的刻画，虽然看似简单，现在来看确实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转化的真实写照。这些绘画作品看起来颇具世俗感，但没有这种描绘也不能让后人看到当时社会本质的变化。

二、对20世纪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考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期许条件下，女性的形象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晚清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浪潮的影响，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上海作为最早开放的经商口岸成了典型的代表。面对巨大的商业经济利诱，女性形象在商业化炒作下俨然成都市化和商品化的代表。之所以形成这种异于寻常的商业文化，是因为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传统文化的统治中，在特定时期这种传统文化突然与近代文化产生了碰撞，是文化碰撞的产物。20世纪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就如同镜子一般，将当时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的过程映照了出来。虽然20世纪初的艺术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载体、创作的艺术家也使用了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如西画中女性人物轮廓的丰腴和夸张、月份牌美女图中女性的柔情温润、瓷器画中女性的恬静羞涩，但是这些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仍然不谋而合的呈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了时代环境下追求独立的渴望以及挑战世俗的勇气。

三、20世纪初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对现代艺术的启示

不论社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艺术作品都应给具备时代赋予它本身的意义以及创作者赋予它的价值，从民国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看现代艺术，可以从继承性和创新性两个方面给现代艺术创作者以启迪。从继承性看，我国民族绘画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其民族文化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其艺术信仰、绘画语言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并且有很强的凝聚力与延续性。想要使我国现代艺术有更好的发展并且在国际现代艺术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仍然不能摒弃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女性艺术家潘玉良在民国时期是十分著名的西画艺术家，潘玉良虽然常年身居国外学习创作，但是民族艺术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注入在她的血液中，潘玉良的西画中融入了中国线描的笔触，将富有情感的国画线条与热情张扬的西画色彩相结合，这种中西结合的绘画方式在艺术文化历史长河里留下了宝贵的痕迹。从创新性来讲，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事物，面对历史的推进，如果不能做到相应的改变，一再的墨守成规定会被时代所抛弃。现代美术也应当依据现代的发展，摒弃一些陈旧的艺术观念，融入时代特色，借助时下流行的艺术形式、创作技法以及传播途径等对已有的艺术加以创新和升华。比如时下盛行的互联网技术，绘画传播的方式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纸张传播的方式，艺术家通过网络可以找到很多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可以将自己的绘画思维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实现艺术无边界的交流。综上，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代，艺术的发展都应当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根基，既要考虑艺术的传承性还要考虑艺术的创新性，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不同时期艺术作品的特点表露出来，才能存留于历史长河中被人广为流传。

四、结束语

20世纪初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衍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美术作品。文化的交融使绘画形式从国画逐渐衍生出西画等形式，女性的形象也从传统的仕女形象演变成自画像等；月份牌美女图中的女性形象也从传统女性形象演变成新时代的都市女性形象；民国瓷器更是以“摩登女”“小脚人”的画风描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生活面貌。这些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记录了时代变革下女性生活状态的改变，也让人们对20世纪初的女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沈瑞.民国时期女性视角下的绘画艺术研究[D].江南大学,2020.

[2]刘亚兰.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民国女子油画教育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2018.

篇7

[关键词]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新史学；分期模式；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86-06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强劲之风催生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而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滕固、郑午昌、俞剑华、秦仲文、余绍宋、李朴园、朱杰勤、刘思训、冯贯一、胡蛮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他们在长期的绘画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美术史（绘画史）学著作，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0）、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李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等等。他们在艺术史研究和著述中已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画学“知行合一”的传统治学特点。在他们的著述和研究中自觉地对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期，以阐述其史学观点和研究取向，揭示中国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民国时期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的史学分期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和中国艺术现代转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这种画史著述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是民国时期艺术史家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艺术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进行梳理、分类，简要回顾、分析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史学分期的特点和成因，并对史学分期作出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一

艺术史分期并不简单地是如何组织材料的问题，它反映了艺术史家的艺术史观与方法论。因为艺术史中关于“分期”的划分和命名，不是一种随意的或者简单的时间标示，而是包含了某种规定性。比如，把这段时间范围规定为“xx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时期在本质上有着与别的时期相区别的特征，而该时期的艺术现象则反映出其内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并且与艺术史的实际情形相符。由于受特定历史哲学的影响，艺术史家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的归类、阐释和评价。因而，分期问题不仅体现研究者的史学观和研究取向，而且关系到他们对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的认识。这点显著地体现于民国时期对中国艺术史的分期上。笔者现将民国时期美术史家们的艺术史分期进行梳理、比较，分类如下，并作简要述评。

（一）按历史学模式划分

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与客观实在，必然历史性地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之中，只有将其置于某个特定阶段与特定位置的坐标之下，才易被艺术史学家所系统研究与具体阐释。艺术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具有一般史学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历史分期法对艺术史进行分期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因而易于为此前艺术史界所接受。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1925.1，翰墨苑美术院）中将中国古代艺术史分为“上古史”（三代至隋）、“中古史”（714-1320）和“近世史”（1321至今）。该书是陈氏约在1920年前后在北京美专的讲稿，根据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支那绘画史》中国艺术史部分增删改编整理而成，1925年经门生俞剑华整理后由翰墨苑美术院出版。该书被誉为“可以说是近代所出《中国绘画史》的先锋。”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1926.7，商务印书馆）同样是依中村不折的著作为范本，将中国绘画史分为“古代史”（从画之起源到秦代）、“上世史”（从汉代到隋代）、“中世史”（从唐代到元代）、“近世史”（从明代到清代）。

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1，商务印书馆）直接利用朝代来分期论述，“以期利用中国历史之固有观念”。现以俞著第九章“唐朝之绘画”为例来说明之。该章共有五节，第一节：唐代绘画概论，分为：（甲）唐朝之国势及文化、（乙）唐朝绘画概论、（丙）唐朝绘画之应用、（丁）唐朝帝王之好画、（戊）唐朝之壁画；第二节：初唐之画家；第三节：中唐之画家，分为：（甲）道释（乙）山水、（丙）鞍马；第四节：晚唐之画家；第五节：唐朝之画论，分为：（甲）画品类、（乙）画法类、（丙）画迹类、（丁）画史类、（戊）诗文家。可以看出，俞氏在本章中试图以画家为中心来勾勒唐朝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概况，既有总体的文化说明，也有具体的画家介绍，同时还有画论的分析，较之于其尊师陈氏的《中国绘画史》描述得更为清晰合理。俞氏的《中国绘画史》，史料丰富，观点鲜明，虽采用了传统的叙述体例，但也能体现着他对中国绘画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

当代学者徐子方教授认为：“历史的分期固然可以作为艺术史分期之参照，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艺术史分期归根到底还应把握主流艺术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或者虽出现改变苗头但仍不足以导致整个时代艺术主体形态发生根本性位移，就不能据以进行分期，即使政治及社会其他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徐教授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把握主流艺术这一指导思想和分期标准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二）按形式主义模式

世界艺术史上形式主义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人李格尔和瑞士人沃尔夫林，他们认为艺术史的发展与艺术品的风格演变有关。李格尔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的理论遗产，在《艺术风格》、《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意志”这一命题。他认为创造艺术的意愿即艺术意志是贯穿一个文化的更大的意志的一部分，它超越艺术家的个人意愿之上，而和民族的和历史的正相关。“在李格尔看来，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每一件艺术作品内部都蕴含着发展的种子。这种内部需要——例如，从“触角性”到“视角性”的转变——引起了变迁和运动。”继李格尔之后，沃尔夫林在他的《艺术学原理》一书中着重描绘了造型艺术的五对范畴，即“线描和图绘，平面和纵深，封闭和开放，多样和同一，清晰和模糊”五种类型随着历史发展而渐次展开。艺术史的形式主义模式强调从风格和技法人手，揭示艺术史发展演进的某些内部规律，避免了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艺术史研究过于形而上的倾向。

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治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滕固先生，他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学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的现代学者。他的《中国美术小史》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滕氏抛弃了按照朝代铺陈罗列画家画论的传统史学方法，他认为，“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filentwictd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种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滕氏将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生长时代”（佛教传入以前）、“混交时代”（佛教传人以后）、“昌盛时代”（唐和宋）、“沉滞时代”（元以后至现代）。但他强调，“沉滞时代，绝不是退化时代。”滕氏可谓独具慧眼，其着眼点颇具史家治史寻求历史转捩的意图。滕氏的分期基础是寻求新的艺术“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风格演进的动力。他认为这种“新素养”一般在文化交汇时期最能发挥作用，会带来绘画风格的变化，进而历史分期即隐含其中。因而，滕氏非常强调未来异质文化引入后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力。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氏也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辽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因而得到了郑午昌、刘思训、傅抱石等人的大力推崇。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935.7，中华书局），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5，商务印书馆）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分期法。滕氏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而不是作家本位的历史观”在他的分期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滕氏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史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

（三）按社会学模式划分

按照社会学方法，从美术的社会功能及与其它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手对艺术史进行分期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郑午昌先生了。上文已介绍过他受滕氏之影响的艺术史分期法，其实真正代表郑氏的治史思想与特色的是他1921年任教杭州时著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5，中华书局）。在此书中，他将整个绘画史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四个时期，并且强调绘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艺术的演进过程以及流派发展情况，“然其演进也，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它环境而异其方向，别其迟速；而此种种环境，又随时代而变更。如我国数千年来，专制政府前仆后继，一代一姓，各自为治。其间接或直接影响于画家者，亦各异趋。”郑氏在分期中着眼于文化史观，将绘画艺术与政教文化相联系，在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说明中国绘画在特定历程中自成体系的深刻原因。应该说，这种分法本身即包含着对绘画史整体发展的一种解释。

（四）按生物进化模式划分

西方生物学艺术史观论者以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和18世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等人为典型代表。瓦萨里认为，艺术“就如同人类的身体，诞生、成长、衰老、死亡。……（至16世纪）作为自然的摹仿者，艺术已尽其所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同样，温克尔曼也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不难看出，二者尽管表述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关于艺术史本质的理解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艺术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可以经历由生到死的生命延续过程。

继生物学模式之后，便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长期而广泛产生影响的进化论模式。西方进化论史学观认为，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生命演化过程，其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将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描述为理念即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概括地说，这就是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作为艺术中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的特征。这三种类型对于理想，即真正的美的概念，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由于黑格尔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声望，这种“象征一古典一浪漫”的进化论艺术史观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无论后人是否同意进化论艺术史观的结论，但无可否认这种理论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这就是第一次从人类艺术的高度看待艺术史，而不仅仅局限在美术史的范畴。”用当代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这部讲演录包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整个世界艺术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正因为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将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艺术以及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艺术，“构成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奠基文献”，黑格尔被贡布里希称为“艺术史之父”。但是，和生物学模式一样，这种进化论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在实际上给艺术的演化强加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弧，这就是用哲学体系阐释艺术史，实际上消解了艺术史的独立性。

民国时期秦仲文、史岩等人受西方生物进化论影响，直接以生物进化的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进行分期阐释和说明。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史》（1934.11，立达图书公司）将上古至清末民国的中国绘画发展史分为萌芽、成立、发展、变化和衰微五大时期，把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发展史看作是一个由生长走向衰微的历程，这明显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美术及其相互影响作统一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史岩的史学分期观念与秦仲文如出一辙。在其《东洋美术史》的序言中，更是明白地写道：“当一国文化达于最的时代，艺术亦必郁郁乎造于优美卓越的绝顶。但这优美卓越的艺术，决非突然超升的，由萌芽而发育而成长而成熟，这期间必经过相当长的年代，……这萌芽、成长、成熟、终而至于老衰，是一个自然原则，有生物如是此，文化艺术亦逃不出这原则的圈外去。秦史两著主要从生物进化角度出发，注重绘画艺术的自身演进，研究其发生、发展、、衰颓以至灭亡的进化进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忽略了绘画艺术本体外的其它因素，如外来影响、政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因为艺术是异于一般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之上，因而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的那种生物进化的模式来加以推演的。

（五）按唯物史观划分

唯物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李朴园、胡蛮（原名王钧初）是试图用研究中国艺术发展的早期代表，他们的唯物史观在其艺术史分期上得到了很好的彰显。1930年，李朴园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概论》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艺术史著作。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艺术史，这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林文铮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道：“李朴园先生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毅然脱离前人之陈式，而采取唯物史观为其治史之原则，并参以文化传布说为副则，这是何等大胆，何等痛快，何等革命的态度呵！也许有些人以为他这种方法未免太武断或太狭义了，但是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十年后，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延安新华书店）面世。该书首次把有关文艺的思想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书中对美术起源、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新美术的动向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现将李、胡两著分期列表如下，以供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著都能在结合实际中表现出别具慧眼的见解。李氏从社会形态转换与文化思想变革方面来划分的，旨在挖掘艺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源泉，即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变化的关系。胡蛮分期的方法既有基于社会制度的，也有基于王朝更替的，但胡蛮在每一个叙述单元中都十分强调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条件、宗教因素、社会思潮、审美趣味等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突出了艺术的本体与外在因素的关系。总之，具有敏锐思想的中国艺术史学界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开创，它预示着中华民族之文艺复兴和伟大开端。

二

民国时期是我国艺术史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史学，一方面依托于西方新史学与日本新史学的影响，并借鉴西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转型期的绘画史学又很难摆脱中国传统史籍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如果我们做一番总体性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学分期模式还是形式主义模式抑或生物进化模式，即便是按唯物史观划分，它们都受到有着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新史学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像梁启超的进化史学观、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新历史考证法等成为当时多数学者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受梁启超等人影响，与进化论结缘，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历史的美术进化史观的形成。他们开始以历史进化之眼光关照整个中国美术的变迁，即用生长与衰亡、进步或退化等观念来诠释中国美术史，注重对美术史系统的研究及美术发展规律的探讨。”梁氏强调文物专史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的情况，所以，“要做通史，简直没法子说明”。所以他强调文物专史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必须以实际情形来划分，并且他以绘画史为例加以说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他认为：“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朝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我们且不论梁氏对中国绘画史的划分是否合理，但就其主张绘画史的分期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须以实际情形为标准，已足见其眼光之敏锐。这对美术史、绘画史的研究无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以梁氏在当时学界的卓越地位以及“新史学”的广泛影响，民国时期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是很难摆脱梁氏与“新史学”之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绘画）史学者普遍重视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中论及的分期问题，通过分期来体现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

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颇为流行的“进化论”观念即被用于美术史分期上。陈师曾基本上接受了新史学思想。在《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中，陈氏竭力主张中国画是按照由简单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的原则不断进步的。他甚至认为，动植物的繁殖、人类的进化，以及各种学术的进展，都是经由这个途辙而缓慢前进的，中国画的进展当然也不例外。美术通史的分期，以幸得“梁启超之教示”的滕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滕氏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2）中提及：“二年前在《新潮》上读先生的《美术之起源》，……近来梁任公先生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频频说起吾国历史的艺术，所给予我的印象的这二文最深刻。”滕氏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称“囊年得梁任公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滕氏受梁氏之影响正体现于斯矣。另外，滕氏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以欧美新史学代替旧史学、构建日本新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滕氏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影响。秦仲文和史岩等人更是直接以生物进化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史进行分期阐释，郑午昌、俞剑华、李朴园、胡蛮等人也受到新史学的影响，以进化论阐述其史学观点。毫无疑问，用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循环论，确系一大进步。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近乎直线型的进化发展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进化论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无限度的、单一性的进化，包含着一种绝对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艺术是异于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的事实之上。

民国时期的绘画史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书画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又在西方或日本留学，受到过西方新式教育，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画家治史，需大量援引古代画论为其研究思想与资料依据，因而，其史学方法还不可能完全脱去传统画史的影响。中国传统画史分期研究的弊病之一，正在于不自觉地依赖单一的时间观念（政治的、社会的），即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推究的分期标准，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使这种观念一马平川地贯穿了整个艺术史的历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在艺术史观、著录体式、分期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画学史结构，影响及于后世，至明清蔚然成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论名价品第”中说：“今分三古，以类贵贱”，“上古”指后汉、三国，“中古”指晋宋，“下古”指齐、梁、陈、北周。在“论画六法”中，张氏又将绘画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今人”四个时期。在中国近代，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受西方新史学影响，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指出其目的在于“探索运动进化”。日本学者在撰写中国美术史时，不少也划分为三期或四期，如中村不折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伊势专一郎将《支那绘画史》的中国部分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通常西方的艺术是分为四个时期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近代，但西方也有学者大同小异地划分出三个时段，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笔者认为，陈师曾、潘天寿等人的分期法并非承袭了我国传统分法，显然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代史的三分法影响，当然也与古代做法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处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现代转型期，其传统画论画史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三

绘画史的分期是绘画历史性存在的前提，也是研究者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近代绘画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区别之一即在于画史著作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意识，是前辈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问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所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分期都是学者们艰苦探索、努力尝试的智慧的结晶。受西方传统艺术史学观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多限于视觉艺术，疏忽了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性艺术在内的人类一般艺术史分期的探讨。尽管这些分期思想现在看来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还不是十分完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它们都是基于现代意义上艺术史分期的一种初创，已经十分难得。前辈学人们自觉的分期意识以及他们关于分期的摸索和尝试，足令我们为之瞩目并应当尊敬和学习的。

艺术史分期是艺术史学者在安排阐释要素即如何组织材料时须加以虑及的一种逻辑结果，每个研究者都有一种从自身理解艺术史而建立的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当代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9-1996）认为，艺术史分期一般有三种类型：“政治朝代的、文化的和美学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罗马式、古典的、风格主义、巴洛克。”他还认为，“同样的客体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逻辑的并符合我们关于客体事物结构的知识。因此可能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时期分类法。”如此说来，民国时期诸多的分期标准便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了。

篇8

关键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民国艺术教育 影响

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世纪末，经历过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美国，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式进步。1850―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1880―1914年重工业产值增长了5倍左右，轻工业产值增长了3倍左右。美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悄然发生革命性变化，这势必影响美国教育的变革以期适应社会变革。实用主义教育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民国时期艺术设计教育也沾染上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痕迹。

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简述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

杜威指出，教育活动是由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交互协作的教学活动过程。在此活动过程中，活动的主体为儿童，而不以教师为中心。“儿童是积极的有机体，能够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和选择，但教师并不是对儿童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有责任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引导，当儿童遇到问题时，教师应给儿童以必要的指导，交给他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1]。教师主要作为引导者、启发者、辅助者的身份，引领学习主体――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社会生活习惯；学生是主导者，发挥主体能动性。

2.在做中学的教学方法

传统教育侧重于学生在课堂上聆听教师的讲解、记忆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此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常常使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的学习状态，忽视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性，容易抹杀学生的好奇心，遏制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杜威提出在做中学的教学方法。做为基础，学为升华。在做中获得经验，由于经验具有不稳定性、可变化性，只有通过行动检验的经验才能成为学习内容。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将经过检验的经验内化为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杜威设计了教学过程的五个步骤：“第一，教师为学习者准备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紧密联系的情境，同时给予一些暗示，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第二，使学习者获得足够的学习资料，以便让学习者能够应付情境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第三，使学习者有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第四，学习者将这些假设进行整理和排序，并使其井然有序；第五，学习者通过实际应用以检验相关假设。”[2]通过上述五个步骤，学习者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在实践中检验经验，最终获得值得信赖的学识。

3.“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本质论

一切教育都是个人参与人类社会意识的重组与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已经无意识地开展起来。从古至今，人类祖先将许多生活经验与技巧通过正式教育或非正式教育方式传递给今人。教育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生活的纽带，因此杜威通过引入生长的生物学观点提出“教育即生活”的观点。借此希望教育者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对待儿童，“认识到生活就是生长，这就使我们能避免所谓把儿童期理想化，这种事情实际上无非是懒散的放浪”[3]，最终达到“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的终身学习目标[4]。

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要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合点，从而使教育活动既能够适合儿童学习的要求又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学校有可能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事实，而且，以此为起点，继续不断地和有组织地出现各种教学活动”[5]。儿童通过各种直接生活实践活动学习，提高儿童学习的活力、动力与乐趣，发展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培养儿童良好的社会道德品质和高尚的人品操守。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影响

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国内的工商业获得快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春天。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社会结构对传统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借鉴日本、欧美的教育模式，变革教育的实践丰富起来。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在紧追时代脉搏，融合传入国内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彰显出服务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趋向。

1.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民国艺术设计教育方针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后，经由、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竭力推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1917年以后职业教育思想甚嚣尘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转为潜流。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提倡教育的七条标准：“第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第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第三，谋个性之发展；第四，注意国民经济力；第五，注意生活教育；第六，使教育易于普及；第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七条标准中明显地蕴含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烙印。

国家层面虽未出台具体的艺术设计教育方针，但是艺术教育实践者们都有或多或少地对于设计教育方针的阐述，从他们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窥探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民国时期的很多专家学者侧重于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分析艺术设计教育的作用。“美术史家与艺术教育家姜丹书也曾著文《美术与工商业》（1939）、《美术与衣的工业》（1941年）等文，认为我国以往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与美术分离，而二者的结合，‘此他人之经济侵略所由来而所由胜之重要原因也！’他还将工商业看成国家经济之命脉，而将美术看成工商业之命脉，称赞‘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成立，主张加强艺术教育，发展‘工业美术’和‘商业美术’，‘所望工商界与美术界今后更能彻底合作，以共同挽救国家经济之命脉’”[6]。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家独立、国富民强成为时代的强音，发展经济成为摆脱积贫积弱境况的法宝。中国教育界将其作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方针政策。新的生活经验的改变、全新生活结构的出现，迫使人们在教育领域进行变革，将近代化、现代化的生产目的引入教育领域，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变革工艺美术教育方针。

2.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民国艺术设计教学方法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民国艺术设计教学方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做中学和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上。学生的实践是基础，学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到的知识，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活动检验该知识是否具备合理性。艺术设计是一种带有技术性、操作性的课程，需要学生的艺术技艺实践，并且在技能性训练过程中因个体性的差异，如性格、气质、文化涵养等得出差异化的认识、彰显出个体性的特色。如果没有实践空谈理论，艺术设计教育界就很难培养出合格的设计人员。林文铮在《本校艺术教育大纲》中指出：“学生选修系别是以素描的优劣为标准。最高等的进绘画系或其他各系，优等的进雕塑系或图案系，中等只得进图案系。”以素描技法的优劣选拔学生中，蕴含杜威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

在此基础上杭州国立艺专教师陶元庆先生提出了“便化”的教学法。“学图案不比普通学绘画一样，学绘画，那是看到了什么便‘依样画葫芦’的，至于图案必须先把实际的事物采了来，经过一番的思想，然后把它便化――不是变化――成一幅美观的趣味的图案，注重的是色彩天河，调子的鲜明，画画上趣味的浓厚，尤其是便化时是不能失去原物的特征的”[7]。学习图案需要在对照客观物象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审美情感、审美情怀，对其进行夸张、变形、简化等艺术处理手法，最后创作出具备设计师自我审美理想的设计作品。

当学生从做中学的设计技法、设计思维之后，设计教育界的实践者们进一步引申出项目教学法。杭州国立艺专图案系的师生们，如刘既漂、雷圭元、李寄僧等人积极参与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展览展示陈列设计。李寄僧回忆参与西湖博览会的设计工作时说：“不但对大会有所贡献，而且自己在实践中取得不少经验，认识到工艺美术在建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从而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8]从当时学生李寄僧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做中学；将自己的产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生活，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教育经验，进一步升华为教学材料。

结语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等观念，对设计教育的方针、教学方法等产生深远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以国富民强为口号的社会实际、积贫积弱的生活境况，确定艺术设计教育服务于经济的教育方针；技能性训练的学科特性使其更多地从实践中入手，经过“便化”的教学法，进入到服务社会的项目教学法。总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民国艺术设计教育还有多方面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姜文闵，译.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9.

[2]赵祥麟，王承绪，译.约翰・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98.

[3][4][5]约翰・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1977：157，157，42.

[6]陈池瑜.民国时期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的写作成就和特点.美术与设计，201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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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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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