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合同和电子合同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书面合同和电子合同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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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虽然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电子商务是以电子及电子技术为手段,以商务为核心,交易各方不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而是把原来传统的销售、购物渠道移到互联网上来,打破国家与地区有形无形的壁垒,使生产企业达到全球化、网络化、无形化、个性化。通俗意义上讲,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电子商务以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的电子处理和传输为基础,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活动(如商品服务的电子贸易、数字内容的在线传输、电子转账、商品拍卖、协作、在线资源利用、消费品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它涉及产品(消费品和工业品)和服务(信息服务、财务与法律服务)、传统活动与新活动(虚拟商场)。具体而言电子商务涵盖广泛的业务范围,包括:信息传递与交换;售前、售后服务,如提品和服务的细节、产品使用技术指南及回答顾客意见等;网上交易;网上支付或电子支付,如电子转账、信用卡、电子支票、数字现金;运输:如商品的配送管理、运输跟踪以及采用网上方式传输产品;组建虚拟企业,组建一个物理上不存在的企业,集中一批独立的中小公司的权限,提供比任何单独公司多得多的产品和服务,并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等。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一般认为,电子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或电子邮件拟定的合同,即达成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其实现过程就是用户将有关数据从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传送到有关交易方的计算机方信息系统的过程。关于电子合同的形式问题,《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时,《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指合同书、信笺、数据电子(包括电极、电传、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电子合同实际上是《合同法》规定的书面合同的一种。

    传统的合同形式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两种。电子商务合同与传统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在法律上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有着许多新的特点。

    其一,邀约承诺通过互联网进行,合同双方当事人都通过网络在虚拟的市场上运转,其身份依靠密码的辨认或者认证机构的认证,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字所代替。

    其二,电子合同和传统合同的定立、变更、解除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形式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法律有着严格的规定。电子合同的订立没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标的额小,关系简单的交易表现为直接通过网络订购、付款,如利用网络直接购买软件。

    其三,传统合同和电子商务合同在合同成立的地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合同的生效地点一般为合同成立的地点,电子合同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规定,一般做法是以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三、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和效力

    一般而言,要约和承诺是订立一项合同的两个必要环节,也是一项合同得以成立的基本程序。任何一项合同其实都是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所作出的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程序,只是要约和承诺都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瞬间传递、瞬间完成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主要是以电子方式自动作出。这就使得在认定电子商务合同是否成立时首先应明确电子商务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可否被撤回或撤销。要约的撤回与撤销都是使要约丧失法律效力的行为,撤回发生在要约人发出要约之后,要约生效之前;而撤销发生在要约生效之后,被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电子商务合同的特别的订立方式,使我们需要在此问题上根据其特征,确定适用于电子商务发展的要约规则。

    在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下,由于通信方式和传输速度的快捷,接受订单的计算机是自动处理信息并通知有关方面进行作业的,要约的发出和接受也都是由计算机自动进行,撤回和撤销显然无法实现;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中,合同的成立是由消费者或客户的点击“确认”而实现的,合同成立的即时性使商家发出要约后,撤销和撤回就更无可能。作为《合同法》,对要约的撤回和撤销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体现合同订立时平等、合意的原则。然而,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考虑则不能单纯地像传统合同那样片面。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交易形式,特点就在于快速、便捷,人们认可电子商务,使用电子商务合同也就是看重了这一特点。在这样的前提下,若非要将电子商务合同也套入传统合同法规定的条框中,承认要约的撤回和撤销,不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且也不适应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因而本文认为对于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要约,原则上应当认为是不可撤销或撤回的。

    在原则认为电子商务合同中的电子要约是不可撤销或撤回的同时,应允许特殊情况的存在,例如要约人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一份可撤销的要约,受要约人收到要约后,并没有马上答复作出承诺,此时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只要要约人撤销其意思表示的通知在对方答复之前达到对方。但若受要约人使用了自动回应系统,对符合条件的要约自动进行回复,则要约人可能无法撤销要约。对于合同而言,承诺一经生效合同即宣告成立,因而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也就是电子商务合同中承诺生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关于承诺生效的问题,通常有两种情况,即到达主义和投寄主义。“到达主义”,即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到达要约人所支配的范围内时承诺生效。据此,合同成立于承诺到达之时,合同成立地为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所在地。根据“到达主义”,要约人收到承诺通知时承诺才生效,合同才成立,如果由于邮局、电报局及其他原因导致承诺通知丢失或延误,一律由发出承诺的人承担后果。根据“投寄主义”,一旦承诺人将承诺信件丢进信筒或者把承诺的电报交给电报局,则承诺生效、合同成立,不论要约人是否收到。因此,承诺发出之地和时间即为合同成立之地之时间。承诺的通知如果因为邮局、电报局或者其他原因迟延、丢失,后果由要约人承担。然而随着电话、电传、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出现,“投寄主义”在适用上出现了许多困难,许多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发出或接受信息,这样如果还采用“投寄主义”,则会造成合同成立地点的不确定性。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于电子商务合同形式的多样性使情况变得复杂化了。在EDI合同中,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速度极其迅速,并且由于双方都各自拥有自己的信息处理系统,因而采用“到达主义”原则来判断承诺的生效与否更具合理性。而在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中,消费者一旦在网页上点击“确认”,无论商家是否收到了消费者确认的信息,则合同都已经成立,显然应该适用“投寄主义”原则。

    在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中情况则又不同了。许多电子邮件的用户并没有自己的收件服务器,而一般是通过其他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设置在他们服务器上的邮箱来收发邮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到达主义”原则来判断承诺生效与否,则对“到达”这一概念无法认定,因为若仅仅把信息发送到了电子信箱中就认为是已经“到达”了显然没有道理,因为信息并没有到达当事人控制的范围内;而如果认为只有当事人阅读到了这些信息才算到达,则又会使到达的时间不确定,使信息的发出者对发出的信息处于无法期待的状态,这样一来合同的成立与否也就难以确定了。

    但是要是适用“投寄主义“原则,承诺人发出的承诺信息无需送到要约人就已经生效。对于承诺方来说,该项原则无疑对之有利,但是对要约方而言,他收到的电子邮件的时间无法确定,甚至可能根本无法收到承诺信函。这对于要约方来说是很不合理的。由此可见,对于包括多种形式的电子商务合同而言,统一规定承诺生效以及合同成立时间采用“到达主义”或“投寄主义”都无法将所有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要约与承诺问题适当的解释。目前实践中这个问题大部分还是通过当事人之间订立协议来解决的。但是通过订立协议来解决承诺生效问题一般只适用于EDI合同和一部分电子邮件式电子商务合同,对于其它的电子商务合同,特别是点击式电子商务合同,由于其基本上都是涉及金额很小的交易,并且存在着交易人不确定的情况,双方不可能预先订立协议来专门解决承诺生效的问题。而要求每一笔交易都在合同中协商好合同成立时间的确定标准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合同特殊形式的电子合同的生效需具备以下几个法定条件:

    其一,订约主体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订约主体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他们既可以是未来的合同当事人,亦可是合同当事人的人。对于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效力,有人从保护无过错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认为应将使用电信的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视为有行为能力人。但是,这样无疑会鼓励网络上不负责任行为的产生及泛滥,非但保护无过错方当事人的初衷不会实现,反而会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这样也与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主旨不符。因此,一方当事人缺乏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电子合同也应当确定为无效或效力待定的合同。

    其二,电子意思表示真实。即利用资讯处理系统或者电脑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意思表示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内心意思之主观要件,二是此意识外部表示之客观要件。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事人可能运用机械的或自动化的方式来为要约或承诺作出意思表示。在网络发达的今日,计算机程序或主机在其程序设计的范围内自行“意思表示”,而当事人则完全不介入意思表示的过程,此为“电子人”,电子人应独立代表个人的意思表示或接受意思表示,其所代表的个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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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电子商务安全？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为实现电子商务安全，许多计算机专家、密码专家、  安全软件生产商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和安全技术，如防火墙技术、数据加密技术、智能卡技术等。但本人以为从技术角度上实现安全诚然重要，但这种“安全”只是相对的。Citicorp计算机科学家Lenstra说：“一旦你能解密某种事物，那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很多人可以将之破译。我相信，破译密码迟早会变成一件很普通的事。”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安全应从技术和法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用先进的安全技术保障交易安全；另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保障交易的合法性，保证电子证据的有效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电子商务更需法律手段来约束。当前，交易双方发生的交易行为绝大多数是以合同形式发生的，我国新《合同法》更是明确规定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因此电子合同已成为保障电子商务运行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技术和法律两个层面上分析在现有法律环境下，如何实现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安全。

二、电子合同的有效性

何谓电子合同？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二条：“‘数据电文’系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我国新《合同法》将“电子合同”归入合同的“书面形式”：“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表示所载内容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电子合同是指经电子、光学、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并能够以有形的形式表现所载内容的合同。”

在电子技术引进之前，法律很少碰到文件在什么中介载体上呈现的问题。电报、电传、传真由于产生了书面的通讯纪录，收方得到了反映通讯内容的通讯记录纸，则足以形成书面证据。电子商务利用的电子邮件和电子数据交换与电报、传真类似，都以一系列电子脉冲传递信息。但由于电子合同不以原始纸张作为记录凭证，而将信息储存于计算机中，或记录于软盘等介质中。因此，电子合同具有自身的特点：如电子数据的易消失性；电子数据的易改动性；电子合同的局限性，传统的书面合同只是受到当事人保护程度和自然侵蚀的限制，而电子合同不仅会受到物理灾难的威胁，还有可能受到计算机病毒等无形灾难的攻击。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于电子合同的有效性是予以肯定的。《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实际应用中，我们还应注意分析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的区别，以利于更好地开展电子商务。

无论是电子商务合同还是传统合同，其作为合同的意义和作用都没有改变，但其形式却发生极大的变化。订立合同双方或多方大多是互不见面的，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是在虚拟市场上运作，其信用则依赖于密码技术和认证机构的认证。传统合同的口头形式常表现为店堂交易，并将商家所开具的发票作为合同的依据；而电子商务中关系简单，金额较小的交易也没有具体的合同形式，表现为直接利用网络进行订购、付款，如网上订票、网上购买软件等。目前还不存在电子发票，电子合同、电子票据的有效性通过电子签字实现，传统签字盖章方式为电子签字所替代；关于合同生效地，传统合同生效地点一般为合同成立地点，而采用电子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一般为合同成立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地点。

三、通过CA认证实现电子合同的有效性

尽管目前我国已通过法律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但对于电子合同的签字仍无具体规定，这是电子商务的关键环节，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合同须当事人签章才有效，然而，在网络上无法传递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各国的立法者和电子专家们推出“电子签名”这一概念。

“电子签名”是法律上的重要的创新概念，将其作为种种电子认证技术在法律上的总括，得到许多国家的采纳。不仅如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一直以《电子签名统一规则》作为拟定草案的标题，并得到为数众多国家的一致认同，而欧盟相关指令也同样以“电子签名”为题。自世界上第一部电子签名立法-美国犹它州《数字签名法》颁布实施以来，迄今为止，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立法有意大利的《数字签名法》、德国《电子签名法》和《电子签名条例》、马来西亚《数字签名法》、新加坡《电子交易法》、韩国《电子商务基本法》、美国《电子签名法》、爱尔兰的《电子签名法》等。从内容上判断，这些法律以对电子签名（数字签名）与认证机构相关规定为主，不仅多数立法文件直接以“电子签名”或“数字签名”为标题，就连某些旨在电子商务整体框架的法律也同样如此。例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分为首部、电子记录和电子签名的一般规定、网络服务提供人的责任、电子合同、可靠电子记录和电子签名、数字签名的效力、与数字签名相关的一般义务、认证机构的义务、用户的义务、认证机构的规定、政府使用电子记录与电子签名、一般规定十二大部分。大部分内容与电子签名直接或间接相关。其他国家的法律基本大同小异。

所谓“电子签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电子签名是指在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或逻辑上与数据电文有联系的数据，和与数据电文有关系的任何方法，它可用于鉴别与数据电文有关的签字持有人和表明此人认可数据电文所含信息。①”“电子签名”具有以下特点：

（1） 在其使用范围内，对签名持有人而言独一无二；

（2） 由签名持有人或以签名持有人单独掌握的方法所制造并附以数据电文中；

（3） 其制造及与有关数据电文的连接方式对电文的完整性提供可靠的保证。

参照传统签名在纸张环境中所具有的功能：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确认该签名系其本人所为；使该人承认该签名与文件内容有联系。因此电子签名需满足以下功能：“在电子环境下，只要使用一种方法来鉴别数据发端人，并证实该发端人认可了该数据电文的内容，即可达签名的基本法律功能。②”同时，考虑到灵活性原则，“数据电文的发端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任何协议只要可靠，就适宜于生成或传递高数据电文所要达到的目的。③”概括地说，电子签名需实现两个基本功能：一时确认文件作者的身份；二是证实该作者同意文件之内容。

作为电子商务法律的基础设施之一，电子签名法不仅能解决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电子交易中风险和责任分配等基本问题，而且能行之有效地维护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在电子商务整体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认证机构的功能

认证机构提供认证服务的做法是为用户颁发身份证书，用以标识其在网上的身份，运用证书实现签名、加解密功能，使电子合同等数据电文符合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获得法律的认可。

目前世界通用的做法是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的认证机构（CA）提供这项服务。CA确保认证书的可靠性并达到法律要求的安全性标准。这种技术采用公开密钥加密体制，即利用一对互相匹配的密钥进行加密、解密。每个用户自己设定一把特定的仅为本人所知的私有密钥（私钥），用它进行解密或签名；同时设定一把公共密钥（公钥）并由本人公开，为一组用户所共享，用于加密或验证签名。当发送一份保密文件时，发送方使用接收方的公钥对数据加密，而接收方则使用自己的私钥解密，这样信息就可以安全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了。用户也可以采用自己的私钥对信息加以处理，由于密钥仅为本人所有，这样就产生了别人无法生成的文件，也就形成了数字签名。利用HASH算法，一份签过名的文件如有改动，就会导致数字签名验证过程的失败，这样就保证了文件的有效性。以数字证书为核心的数字签名、数字信封、安全传输等加密技术，使得在Internet网上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可靠性、保密性、真实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可以实现。

CA运行的好坏关系到电子商务发展的成败，为保障电子商务的安全，结合国际上电子商务立法先例，认证机构一般需承担以下义务：

（一）信息披露与通知义务

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信息弱势群体。证书关系到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认证机构需承担一定的信息披露与通知义务：

1、 包含由于私钥相配的公钥的证书（此私钥系认证机构签署另一份证书之用），即认证机构的根证书；

2、 任何有关的认证做法说明（CPS）；

3、 认证机构证书的作废、中止和撤销同志（CRL）；

4、 任何其他实质上相反地影响证书可信度或机构提供服务能力的事实。

（二）安全义务：

安全可信度是公众对CA要求，认证机构应当采用能够满足下列目的的安全系统：

1、 确认数据电文的归属；

2、 从某一特定时刻开始，保证数据电文在传递、接收和储存中完整性不被篡改；

3、 合理的避免被侵入和人为破坏；

4、 既有合理的安全程序。

（三）保密义务：

除非应法院或有关国家机关的要求，认证机构不得对外披露以下信息：

1、 证书用户在申请数字证书时向认证机构披露的身份信息及有关信息；

2、 证书用户的密钥。

此外，CA还负有其他义务，如举证义务：  网上作业主体在使用证书作业时发生纠纷，认证机构可以根据交易双方或其中的一方的要求，为其提供举证服务。提出举证要求的请求方方必须为认证机构提供必要的交易日志（该日志必须保留完整的签名），由认证机构对其进行验证并出据验证报告。

五、作为诉讼证据的电子合同

我国诉讼证据学对证据的要求体现为“三性说”：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由于用户私钥匙唯一的，并且确认只有其本人才能使用自己的私钥，因而确定用户使用私钥产生的数字签名是其本人意思的真实表示，符合证据学关于客观性的要求。同时，由于摘要函数的不可逆性，任何对电子信息所做的微小改动都将导致不同的电子签名，从而确认用户所做的签名与该文件内容有客观联系，体现了关联性。取得合法地位的认证机构提供的电子签名为法律所承认，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使用该技术形成的电子合同等电子证据则满足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

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现阶段执法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水平还很难做到电子证据遭破坏后还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电子证据常常作为间接证据使用。间接证据虽不能单独、直接地证明待证事实，但在电子商务争端的仲裁或诉讼中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电子商务中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合同和单证都是采用电子形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以下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司法实践中将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中。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由于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再加上电子证据由于人为的原因或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影响容易出错。因此，《合同法》第32条规定，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但对“签字或盖章”是否包括电子签名未做明确规定；该条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视为合同成立。

参考文献：

①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统一规则》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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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消费方式是近年来逐渐走红的一种新兴的消费形态，在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正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交易模式，由此必然出现的法律规范空白也暴露于大家的眼前。为了维护在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悔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迫在眉睫，反悔权的理论研究也有待于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的展开深化。

关键词 在线消费 消费者 反悔权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等众多的在线（Online）消费方式在广大消费者的生活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方便快捷且商品价格相对低廉的新兴的购物方式一经产生，已如野火燎原之势蓬勃发展起来。但是这种虚拟形态的消费方式，使得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无法通过视觉、听觉、知觉等感觉对商品有一个综合全面的分析和客观真切的判断，更甚的是在线消费方式存在较大的交易风险，在线消费者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所以在线消费者的反悔权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1994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如今已经提上了日程，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一些全新的消费模式，特别是在线消费这种普及率高，交易量大的消费模式，起不到其应有的规制作用，对在线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也显得颇为无力。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次修改稿中明确提出：“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有权在收到商品后三十日内退回商品，并不承担任何费用。”至此，在线消费者的反悔权有望在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得到法律的确认。

一、在线消费方式下消费者反悔权概述

反悔权对于我国消费者而言尚属于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反悔权，又称撤销权、撤回权，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达成交易协议且双方履行协议义务后，根据法律规定赋予消费者一方的权力或者双方事前的约定，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无条件解除与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并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反悔权的必备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反悔权只能由消费者一方所享有，与消费者相对应的经营者则不得享有该权利；其次，反悔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交易双方事前的约定；再次，反悔权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形式，享有权力一方的消费者逾期不行使该权利，则该权利归于消灭。

从性质上分析，反悔权属于形成权，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解除权”。在交易过程中，经营者与消费者属于私法范畴内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平等主体。依照民法原理，合同交易双方互附给付义务，给付履行完毕则义务归于终止。而反悔权的行使期间为给付履行完毕后、法定或约定期限结束之前，在这一时段内交易双方所订立的合同可以认是一种“已经生效的待定状态”，合同生效尚未确定，需要消费者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进行“追认”。所以反悔权必须得以法律明文规定，才能真正成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有利工具。

二、在线消费者反悔权之理念乃民法原则之升华

现代私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合同自由原则要求在交易过程中合同双方主体意志独立、行为自主，依自己的内心确信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合同自由原则也是合同法最为核心、基本的内容。合同自由原则赋予了合同双方主体各种自由，其中就包括了撤销合同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大陆法系合同法上的撤销权以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为前提，意在维护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到损害。若一方当事人以欺诈胁迫之手段或者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下达成的合同，另一方受损的当事人则可以行使撤销权。在线消费形式下消费者的反悔权看似是合同法上的撤销权的特殊化，实则还是存在不少差异的。反悔权并不以一方的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行为为实质要件，它只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一方在对商品信息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基于消费冲动而仓促做出的购物决定。尽管经营者不一定存在法定的撤销事由，但是给予在线消费者类似的撤销合同的权利，也是为了减少经营者因消费冲动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挽回消费者因对商品信息掌握不够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反悔权与合同解除权的区别则体现在权利的行使方面，解除权的行使途径必须通过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确认，不得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而在线消费方式下的消费者如果以这种形式进行维权，无疑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使得消费者们知难而退，权益很难得到维护和保障。反悔权一旦法定化，权利行使一方的消费者可以无任何理由向经营者一方于法定期限内要求解除交易关系，并不必承担除退货之外的相关费用。这样既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又使得合同自由原则能在日新月异的交易形式中的灵活运用。

在线消费者享有反悔权是法律赋予在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一种特殊的权益，它表面上虽然有悖于传统民法理论上的公平交易原则，但是确立反悔权的目的却是为了追求实质的公平。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主要体现在交易信息、纠纷解决等方面，在线消费方式下，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尤为明显。经营者作为“经济人”，交易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消费者具有天然的利益冲突关系，在交易中，二者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产生交易纠纷时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以及举证难度明显高于经营者。特别是在线消费形式下，消费者不能直观地认识判断商品信息，而在线营销的经营者们普遍存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特点，对出售的商品肆意夸张描述、虚假宣传，这本身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平等交易。所以法律赋予在线消费者享有反悔权，实则是为了达到实质公平的目标，并不违背私法之精神。

三、在线消费者反悔权的发展与现状

法律赋予在线消费者享有反悔权最早出现于法国1988年7月6日的法律规定“远程买受人在收到其订货后7日内，有权将其购买的商品退还给出卖人并要求退还货款”。德国是消费者反悔权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之一，《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了上门销售、远程销售、电子商务等集殊形式的在线销售的消费者可在法律明示的条件下可无条件撤回订立交易合同的意思表示，只要以在一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做出即可；德国《远程销售法》（含《网络及其余电子交易特别规定》）中同时也明确赋予了消费者解约权。1997年欧盟委员会制定的《第97/7/EC号指令》，也称《远程销售指令》，其中第六条规定了远程消费者无需任何理由可在7个工作日内取消合同且无须承担除撤回成本以外的费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九条直接明确规定了邮购买卖或者访问买卖消费者的解约权，此类消费者对不愿买受所购商品可于收受商品7日内退回商品，或者以书面形式告知经营者解除买卖契约，且无须说明任何理由以及承担任何的费用。

在我国，部分地方性消费法规中已经对在线消费者的反悔权做出了明文规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及北京市的《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均赋予了在线消费者们在合理期限内无条件退回所购商品的规定。如今，修订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第九条内容如下：“对通过电话销售、邮售、上门销售等非固定场所的销售方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有权在收到商品后三十日内退回商品，并不承担任何费用，但影响商品再次销售的除外。”这无疑是对在线消费者的反悔权做出的明文规定。另外，我国的几大在线购物平台的交易条款中都或多或少对在线消费者的反悔权做出书面承诺。例如淘宝网加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商家就必须遵循基于“买家的主观原因不愿意完成此次交易，买家有义务向买家提供退换货服务”这一规定。全国最大的电视购物平台――湖南卫视旗下的快乐购则向购买其商品的消费者承诺“十天鉴赏期免费退/换货”，消费者在收受所购商品十天鉴赏期内有所犹豫，只要保证商品全新且不影响二次销售以及购物单据完整，则享有反悔权。

由此可见，我国在线消费者反悔权的立法工作已十分迫切，通过建立完善的反悔权制度来保障在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已势在必行。

四、我国有关立法之探析

如前所述，正在修订过程中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拟对在线消费者反悔权做出规定。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与声音。据新浪网的专项调查显示，有六成参与投票的网友赞成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一变革，但同时也有半数以上的网友对此条款能否执行表示担忧，更有专家指出在线消费者维权难。应该如何建立完善的在线消费反悔权制度，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消费商品种类的明确化

纵观所有的在线消费方式，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适合采用反悔权制度得以解决。例如容易变质的食品、容易损耗的贵重商品等特殊种类的商品都不能适用反悔权制度。因为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出发，经营者的正当利益也不得随意受到损害，如果过分倚重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则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初衷，使得法律对市场的规制协调作用适得其反。

（二）反悔期限需在合理范围之内

修订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所提出的三十天反悔权行使期限的设想，笔者认为有不合理之处。国际上普遍选择的合理期限为7天或者7个工作日之内为最佳。三十天的期限对于部分商品迅速的更新换代以及季节性需求变化而言，实属过长。为了不影响商品的二次销售的最佳时机以及减少消费者存留选择退货商品的难度、降低存留商品的成本，反悔权的期限必须经过合理的考究更计算。

（三）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反悔权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高效率、低成本、通过交易双方自由协商的一个纠纷解决方式，无需通过法院、仲裁委员会、消费者协会等中立机构的协调。但是在双方未能就纠纷处理意见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机制最终来做出平等的判断，有待立法机关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学哲.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以中国民法法典化为背景.比较法研究.2009(6).

[2]曹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退货权之法律探要.消费经济.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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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自由原则体现了公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权利,新《合同法》把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法》的原则是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飞跃.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离不开公民权利观念的觉悟。同时， 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合同法 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 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倡彻底的自由经济，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5、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6、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

新合同法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

〈二〉、确立合同自由的意义

1、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巩固改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统一的市场，呼唤统一的法律；竞争的市场，要求自由的原则。统一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条块分割，由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新合同法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最大程度的调动市场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必将使交易更加活跃，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市场也必将随之繁荣。因此说，统一合同法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这对中国加入WTO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定意义上讲，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集合。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阴影中走出，这必然要求中国的法律与国际接轨。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按市场原则办事，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与国际通行立法以及WTO规则相符合，因此，合同自由的确立对中国加入WTO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促进作用。合同自由也是保障人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

在我国统一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是学者争论较多的间题之一。(3)一些学者认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精神内涵和实践纲领，是合同法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应“将合同字由原则确认为我国统一合同法的首要原则。“(4)它“是解释其他原则基础，”“公平原则也好，诚信原则也好，都不能动摇合同自由原则为合同法的最基本原则地位。”(5)笔者认为，在西方，‘近代合同法中的绝对合同自由原则如今已遭到全面的打击而日趋衰落。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阻碍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阶段的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合同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必须避免将其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从中国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来看，合同自由原则仅是我国合同法的墓本原则之一。

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地位，必须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因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地位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

首先，在我国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准确确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在合同法领域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和高效率的实现。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没有听任过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相反，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间题，加速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非市场经济的干预手段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市场主体的行为有待于规范，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合同形式主义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须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合同）被要求必须予以公告，否则便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我们又何以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主张“不规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当事人对合同形式有选择的自由”呢？东施效攀，不仅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也没有真正学到别人的东西。

最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不应该将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抬高到不适当的水平。在西方国家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的今天，我们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显得不合时宜。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可以通过它与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反映出来，合同法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学者的论述很不一致，笔者拟通过多数学者赞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地位及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来揭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a、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有限制作用，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要求，否则，当事人自由缔结的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惩罚．b、真正的合同自由要靠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来保障．合同自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而不是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当事人一方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订立合同，或者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这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合同自由。如前文所述，有的学者主张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原则”或“首要原则”，意即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基本原则中的地位最高，’而我们从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中，不仅看不到它的这种地位，倒是了解到合同自由的法律命运是由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决定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法制进程中具十分重要的价值，其地位要有辨证眼光去看待不能将其绝对化、神圣化。而且在保障人权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促进作用。合同自由原则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曼兮帕蓄(mancipatio）：即以买卖的形式完成所有权的转移，是一种传来取得的方式，是罗马法中最古老的转移所有权方式。　(见《罗马法基础》p136 江平 米健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见李永军著《合同法原理》p4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梁慧星：《中国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点》，《法学》1996年第2期；张广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起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王利明：《统一合同法制定中若干疑难间题的探讨》，《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4)焦富明：《试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

(5)郭明瑞：《论合同自由原则》，《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主要参考书目：

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篇5

首先对消费者实行特别保护的需要。在到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民法对消费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原则，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要使用民法的有关合同一般规则，采用了一种叫做买者当心的原则。民法认为，我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你和商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我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你自己要当心。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

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这样一个原则越来越感觉到不合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蓬勃兴起，消费者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在交易的时候，表面上他们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消费者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缺乏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常常采用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许多产品的瑕疵，因为这些瑕疵造成了损害，最后也很难举证，很难寻求保护。加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在受到损害以后，往往很难从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里获得赔偿。正因为这些原因，从19世纪以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次，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强烈要求立法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从民法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从《消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也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不适合于把它完全包括在民法里面。消费者的权利很难说都是一些民事权利，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案例，有时候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在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直接引用《消法》，曾经引起过讨论。比如，涉及到一些权益的侵害，买东西没有如实告知有关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法院能不能直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的知情权，判对方承担民事责任。我个人看法，如果民法有直接规定，还应该直接援引民法。因为，民事责任来源于对于民事义务的违反，民事义务对民事权利的侵害，直接由民法确认的，根据是民法。《消法》有些跟民法不完全一样，有它特别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消法》一定要从民法里分离出来。例如，有关没有告知产品使用方法，这个在《合同法》里有规定，直接用《合同法》就可以了，不能用引用知情权打官司，因为消费者权利和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

另外，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这也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法》里确认召回制度。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可以将“召回”写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包括我们正在搞民法典的制定。我个人的看法，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在民法里，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像召回这样的措施，必定要产生纠纷。

比如汽车出现瑕疵，主要你的生产者发现有瑕疵，即使现在没有产生纠纷，你也应该履行召回的义务，应该把有瑕疵、有危险的汽车召回。同时民事责任必须有一方提出请求，才能采用这个条例。但是对于召回来说，不一定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没有受害人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生产者应该负有把有瑕疵汽车召回的义务。而且民事责任通常不需要政府机关介入，因为受害人直接到法院寻求补救，政府一般不干预。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你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也不太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我们称为经济行政法律，也有人称“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王海事情出现以后，消费者概念引起广泛的争论，究竟什么是消费者？首先消费者只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为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应该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这个主要理由有这么几点。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弱者指的是个体、单个的社会成员。单个的社会成员与大公司、大企业发生买卖关系、服务关系，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法律上应该对他们倾斜。这就是消费者，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假如将消费者范围扩大到单位，这样将会改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的宗旨。单位本身不是一个弱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护自己，法律上也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个别的保护。如果这些单位和经营者之间出现纠纷的话，双方都可以通过合同来主张权利。假如对一方进行特别的保护，反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所确认的这些消费者权益，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消费者权利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在《国情咨文》里提出来的，经过发展和补充，现在形成了几大消费者权益，包括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等。我们国家的《消法》采纳了这些经验，具体列举了各项，比如消费者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等等，这些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个人享受的权利，不是赋予一个单位享有的，它不是一个团体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消费者概念扩大到单位以后，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概念都要发生变化。比如广泛流行的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这实际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概念。单位怎么可能享有隐私权呢？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称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而单位虽然也可以订立买卖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订立有关服务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务，但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

我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比较各国立法对消费以及消费者的定义来看，实际上，消费者这个概念它在商品交易领域，它是和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就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只要不是用于交易，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不管他购买这个商品是自己使用，是送人，是保存，是供自己欣赏还是用于其它的目的，或者供自己的家人使用，都可以看作是消费者。

这里法律只是划了一个线，就是把他和商人区别开，只要买东西不是为了卖的，就是消费者。至于这个东西买来以后，做什么用途，这个法律上称为一种动机，这个动机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不能以动机来划分谁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所以，考察各国消费者定义，一般没有考虑到动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买那个商品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想索赔的，主张1＋1赔偿的，所以我买这个商品就不是消费者，不能这样认定。他在购买的时候，究竟想做什么用途，这个是动机，法律上很难判断，也可能买来就是保存，就是欣赏，这个法律上也没法干预它，不能将消费者的概念变得太狭窄了。

二、消费者保护在民法当中的发展趋势

（一）合同领域对消费者保护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对格式合同和免责条款的限制。格式合同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们称为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标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我们买到一张机票，机票上面的说明，就是格式条款，它规定乘客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到达机场，应该只准携带多少公斤托运的行李等等，这是典型的格式条款；还有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商店贴出一些店堂的告示，还有挂出去“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包括所谓“买一罚十”等等，这些都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制订者通常是大企业、大公司，这些公司、企业使用格式条款，确实经济上有很大的好处，节省交易费用。他预先制订出来以后，可以以这个格式条款和大家订合同，这样就不需要和每个人一对一地谈判。

格式条款首先是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就是说格式条款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制订出来了，而不是双方在反复协商的基础上所制订出来的。

（1）格式条款是由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订的。这就是说，格式条款在订约以前就已经预先制订出来，而不是在双方当事人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制订格式条款的一方多为固定提供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和有关的社会团体等，有些格式条款文件是由有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制订的，如常见的电报稿上的发报须知、飞机票的说明等。

（2）适用所有不特定的相对人，它不是为某个人制订的，是为跟他订约的所有的相对人制订的。

（3）格式条款最重要的特点是定型化，这个条款在内容上是固定的，是不可修改，不可变更的。常常我们判断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还是非格式条款，关键我们要看对这个条款双方能不能协商进行修改，进行变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个人问我买卖房屋的时候，双方顶一个合同，后来开发商又搞了一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是对车位的使用，他说车位的使用应该交费，搞一个补充协议，给每个消费者都发了一个。有的人拿到以后，在上面都签字了，也有人对这个条款提出问题，也有人拿到通知跟开发商商量，最后把条款改了。

这个条款是不是应该当做格式条款处理，应不应该包括《消法》和《合同法》里有关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是能修改的。如果开发商明确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是根本不能改的，那这就是格式条款。如果这个通知发出来以后，可以跟他单个协商，可以改，那就不是格式条款。至于有人拿到以后，你不跟他协商，你就签字了，这个只能说你自己丧失了协商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说你丧失了协商的权利，这个就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定型化是区别一般条款的主要特点。

过去一直有一条规定，因为发报出现了延误，造成的损失，电报局仅以电报费赔偿，这对消费者非常不公平。一个电报发错了，本来是发往重庆的，却把款汇到成都了，中间耽搁，给人家造成几十万的损失。最后电报局提出来，以2.8元发报费来赔偿。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这个格式条款是不公平的。

（4）相对人在订约的过程中，是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个相对人主要是消费者，他并不参与协商过程。只能对一方所制订的格式条款，概括地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而不能就这个条款讨价还价。

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就条款本身来说，我们要去发电报只能到这里发，到这里发报的时候，我又只能接受这个条款。表面我们两个人之间好象是平等关系，实际是不平等的。

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4条明确规定，不以格式合同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责任。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制定《消法》的时候，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格式条款仅仅是一个书面的合同，仅仅理解成不可更改的书面条款。

格式条款不仅仅包括书面不可更改的条款，这里谈到通知、声明、店堂告知，只要他是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条款，那么它都是合同条款。所以，《消法》24条有一个毛病，它把这些从格式条款里排除出去，实际不是这样，它也是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格式条款的标的是多种多样的。店堂告知、通知、声明这些都是格式条款的表现形式。

除了《消法》对格式条款做出限制以外，民法主要是《合同法》，专门又设置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合同法》第39、40、41条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规定。这里，概括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格式条款如何限制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民法主要确定这么几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要求格式条款的制作人，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约的时候，必须要满足提请合理注意的义务，这是最基本的规则。在民法、《消法》上有这么一个原则，叫做没有提醒合理注意，这个条款视为不存在。你没有提醒我注意，我可以认为你这个条款对我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订立合同。

比如对有关保险的处理条款，你提醒注意的时候，必须详细向对方说明，涉及到免除责任条款，必须向另一方详细做出说明。现在出现一些纠纷，投保人提出来，当时我和他订合同的时候，对方并没有给我做出这些解释，说这些是免除条款，他没有跟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跟我提醒注意，那我可以视为这个条款不存在。还有一些格式条款是印在收据反面。比如，有一些洗衣店有这样的条款，“如果发生了把衣服洗坏了，仅以衣服五倍的价格赔偿”。但是，它都是印在收据的反面。这样从法律来说，这个是没有提醒合理注意，因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首先认为收据就不是正式的合同文件，不能提醒一般人注意，更何况你印在收据的反面，一般人很难注意到，在收据的反面会有这样重要的格式条款存在。

第二个规则，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加重了相对人的责任，这个条款是无效的。比如我们前面告知“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个我们解释为不合理地免除制作人的责任，同时加重了相对人就是消费者的责任，所以，这个条款无效。

我们根据《合同法》第40条，可以直接解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第三个规则，格式条款不得排除相对人的主要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具体的合同关系中，所应当享有的主要权利。比如在买卖里，要求三包、退货等等这些权利，以及有关《消法》里规定的消费者所应当享有的，在具体交易关系里享有知情等这些权利，如果不合理地被排除，也可以认为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第四个规则，如果涉及到格式条款本身发生了争议，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清楚、不明确，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按照有利于相对人，而不利于条款制作人的解释来进行解释。

比如友人把一辆摩托车放在保管人那里保管，结果它在保管期间被偷走了，保管人提出：保管合同中有发生天灾、人祸概不负责的条款，摩托车被偷是人祸，所以不承担责任。而委托人认为，人祸的概念主要是指生病，不应该包括东西被偷了。双方发生争议。

法律有规定，出现格式条款争议以后，应该对条款的制作人做不利的解释。主要原因就是法律上考虑，条款的制作人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本身是尽可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在考虑的。所以，这个条款已经更多反映了他的利益要求，现在发生争议的话，法律上要做出一种平衡的考虑，这样有利于相对人，特别是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进行解释，而不能有利于合同制作人的解释进行解释。比如商品房买卖里面，经常出现多退少补。现在发生争议，有的地方对多少有一个标准，有的没有规定。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谁也说不清楚，多多少才是多，少多少才是少。这个我们建议应该朝着有利于相对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解释。

我们《消法》24条明确规定，禁止不合理免除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免责条款是合同法的概念，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免除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也是一个免责条款，也是一个格式条款。当然格式的不一定是免责的，免责的也不一定是格式。刚才说的这个既是格式的，又是免责的。更多的合同条款里规定，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概不负责等等像这样的规定都属于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的使用，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免责条款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也是鼓励当事人可以运用免责条款。原因在于我们的《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所谓“严格责任”，合同责任以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意外事故不应当作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然而，当事人在订约时，有可能预见到未来会发生各种意外和风险，而合同法不承认意外事故能够免责，那么当事人如何才能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当事人不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那么严格责任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非常苛刻。而当事人对意外风险实行控制的方法就是在事先达成免责条款。例如，某演员与某剧院订立举行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举行的前一天，剧院已经将门票售完，但该演员突然患重感冒，不能按时演出，剧院要求该演员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该演员因患重感冒不能演唱已构成履行不能，不能使其承担实际履行的责任，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因为该演员在与剧院订约时，应当意识到其可能因为生病等原因不能演出，如果他希望在出现这些意外的风险以后被免除责任，则不可能通过寻求法定的免责条件来免除责任。而只能通过事先与对方达成免责条款，一旦出现意外的风险则可以基于免责条款而免除责任。反过来说，如果当事人事先不达成免责条款，当然应当根据严格责任而承担责任。这样免责条款的达成就为当事人事先锁定风险提供了便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其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由于免责条款的设立，可使企业能预先精确地确定和计算其生产成本、利息、免除负担、消耗等，从而能努力完善管理、节省成本、降低消耗。正因为免责条款具有上述作用，因此其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所以，免责条款在法律上是被鼓励的。但是鼓励免责条款以后，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大公司、大企业很有可能利用免责条款来侵害消费者的权利。怎么办？这样法律上就要有一些专门的规则，对免责条款的使用进行特别地限制，从而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

在《消法》以及《合同法》53条里，都对免责条款做出了特别限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53条确定了这样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凡是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当然这个案例可能不涉及到消费者保护，实际《合同法》的本意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给必须做皮试，才能打青霉素这个药，这个人说我害怕做皮试，这样吧，你给我直接打吧，出了问题，跟你没关系。医生说这不行，我们有程序，必须要先做皮试才能打，他说没关系，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因为以前我也打过。写了一个东西，凡是出了问题都由我责任。结果医生给他打，一打出了问题，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这就涉及到他写的这个，出具的书面承诺我们在法律就是一个免责条款，这个是不是有效？按照《合同法》，它是无效的，因为它免除了人身伤害的责任。你这样承诺，实际上造成了一些人身伤害死亡的后果都不负责任，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这就是免责条款一个重要的规矩。

前几年我们出现的案例，在商店里贴一个告示，“本店保留搜查、搜身的权利，发现可疑的人有搜查搜身的权利”，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侵害了人身这样一种条款，当然它不是免责条款，但是这个和那个性质一样，都是讲法律要保护个人的人身，你侵害个人人身条款都是无效的，免责条款也是这样。

第二个规则，因为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合同里我们规定了，对方交货后，货物的瑕疵造成的所有损失概不负责，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这是我谈合同里的第一个问题。

2、强制缔约义务

强制缔约义务也称为强制性的合同，它指个人或者企业依法应当负有必须和对方订约的义务，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里都有规定。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合同法》有专门规定。比如《合同法》289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产生一个强制性的缔约义务是非常必要的。在现代社会，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这些大公司、大企业使用格式条款，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这样法律上要对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可能会滥用格式条款进行限制。

法律上考虑到，对公共服务的领域来说，有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如果允许他们可以随便选择订约的对象，或者选择消费者，我愿意和你订约就和你订约，不喜欢你就不和你订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常不利，因为很多公共服务领域是垄断性的。比如供电、供水、供气等等，假如这些垄断性的企业和消费者订合同的时候，可以挑三拣四，喜欢你就和你订，不喜欢就不和你订。你不订，消费者找谁去，他从哪里获得这个服务？实际是严重剥夺消费者将会享有的这些权利。

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法律上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另一个办法是确立强制订约的义务。消费者只要提出了要求服务的请求，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企业就必须要和他订立合同，没有拒绝订约的权利。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在法律上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一个新的规则，这在我们合同法里好几条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拒绝订约，消费者有权在法院提讼，这个诉讼当然不是一种根据合同提讼，可以根据法律上有一个特别的制度，缔约过失要求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保护。

3、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对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这可以说是新的问题。电子商务是近几十年来发展的新领域，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重要。电子商务的发展，确实对消费者的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从现在两大法系，在电子商务领域里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

（1）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出卖人要尽各种披露的义务，尽可能地对自己出售的商品以及提供的服务，对消费者提供各种信息，做出各种披露，使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得到了解，防止他们上当受骗，强化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这是各国立法普遍采取的做法，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2）法律进一步强调，要尊重和确保消费者的自主、自愿。因为在电子商务里，广泛应用格式条款，比如说互连网中的“点击”里有大量的格式条款，这些格式条款有时候根本看不明白。但是，它下面有一个点击，我同意，点击了以后，你就承认这个条款，这个很麻烦，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怎么办呢？要求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必须要求消费者明确的做出同意，不仅仅是点击我同意就行了，还要求消费者进一步做出单独的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些条款。有些国家的法律对这个做出规定，这个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自主、自愿，保护消费者和防止他在缔约过程中上当受骗。

（3）确立了反悔期，也有人称为赋予消费者后悔的权利，就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订立合同，同意购买商品以后，还要给消费者一个反悔的期限，给他一个期限。比如法国可以定货以后七天内可以反悔，可以不要，我尽管同意了，但是七天内你可以再提出来，我不要这个货了。欧盟也规定七天。这个是民法里没有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允许反悔，你定了合同必须接受，怎么能反悔呢，这样合同就不做数了，但是电子商务里出现了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出现这个？当然解释很多，有的学者解释，因为这是一种远程的买卖，消费者没有直接和现货见面，都是在网上看到菜篮子里有这个货、那个货，介绍这样那样，实际它没有见货，这个时候你应该允许消费者在知道现货的实际情况以后反悔。即使他没有发现，他了解有关情况以后，他愿意反悔，这个应当尊重消费者这样一种自主、自愿，这也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这确实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这种电子商务不是一种直接的交易和一般直接现货的交易不一样，它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也确定一个反悔权的概念，电子商务消费者有一个特殊的反悔权。

（4）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隐私权。因为隐私这个概念，这是现在社会里非常重要的概念。最早隐私是在1890年由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布蓝代斯和欧文在哈佛评论上提出隐私权的概念，这个在法学上称为“伟大的发现”。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隐私的保护，特别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它确实对信息的传播带来非常大的方便，造成了信息爆炸。但是对个人隐私可能会形成侵害，通过计算机可以很容易搜集个人的各种隐私（各种数据都是个人隐私）。一旦隐私受到侵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同时计算机的使用使得这种数据传播变得非常便捷，很容易从网上下载，向全世界传播，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高科技的发展对隐私的保护也提出非常严峻的问题。

最近我们讨论所谓针孔摄像机的使用，包括透视照相机，可以窥探别人身体部位的隐私，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高科技的发展，还包括安装各种窃听器，有的商家被发现在商场里安装各种窃听器、摄像机，有的甚至在厕所里都安装了，当然它为了防盗，但对个人隐私是一个侵害，这个也是法律上探讨的重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隐私的概念会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宽泛。过去我们想到隐私，在欧文他们提出隐私概念时，主要是指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后来发展到身体部位，现在扩大到个人的生活安宁、宁静等等，这些都是对隐私的侵害。比如你非法跟踪、盯梢、窥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什么公司，专门帮助别人查是不是不正当关系，这也同样涉及到是不是构成对隐私侵害的问题，这个侵害的是个人正常的生活或者安宁，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现代社会的隐私越来越重要，特别在电子商务里，各国立法专门强调，很多国家专门制定了计算机与隐私权保护条例和法规，美国专门有这样的规定。这又成为对付因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隐私权的侵害。

4、这里我简单谈一下和电子商务有关的，在《消法》里出现一个概念——无店铺销售，这也是《消法》里一个新的概念。在现代市场交易里，出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店铺销售的买卖形式，这种不需要店铺销售的买卖形式，主要包括电子商务，还有在美国访问买卖，就是敲门推销，还有所谓的住家诱买等等，也主要指的是敲门推销这种形式。

有的国家在《消法》里，还有邮购买卖。主要是通过发信直接邮寄给你，这都属于无店铺销售的类型。无店铺销售有几个好处，首先无店铺节省了交易成本，极大降低了销售成本。对消费者来说，不但可以购买到不包含销售成本的、价格上比较优惠的一些商品，而且购物更为便捷、方便。所以无店铺买卖，现在也越来越流行，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同时，这也对我们消费者保护提出一些新的挑战。

有人预测，将来这种无店铺销售会成为买卖重要的形式。从立法上来看，现在一些国家的《消法》里，主要是确定无店铺销售的情况下，赋予购买人一种后悔权，这个是我们前面谈的，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给他一种后悔权，这是一个特殊的规则。主要因为这些销售，有时候消费者可能是在匆忙之中做的交易。包括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他花言巧语讲的很好，所以法律赋予了再给消费者一个期限的权利，让他去考虑，这样产生后悔期和后悔权的问题。

（二）有关侵权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

前面我们谈的是合同领域，第二块是侵权的领域。

1、产品责任。早期有关产品因为瑕疵造成消费者损害，都是使用合同责任，甚至在美国30年代也是如此。因此，消费者如果认为产品瑕疵造成损害以后，可以去找和合同有关的经营者，而且只能根据合同来告他。合同怎么规定，你就根据合同怎么。

30年代，特别是消费者运动发展以后，产品的责任概念出现。产品责任概念就是指消费者或者说因为产品的缺陷，造成了财产和人身伤害或者死亡，买受人、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求得赔偿。因为产品责任这个概念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因为产品造成损害以后，不仅仅可以直接根据合同关系向经营者提出请求，而且可以不考虑合同关系，向没有合同关系的生产者提出请求、提出索赔。

当他向生产者提出索赔的时候，他的依据就是侵权责任，合同是不考虑合同责任、合同关系的，这种责任我们在法律上称之为产品责任。从狭义上，我们理解就是侵权责任，不用考虑合同关系，对消费者的保护非常有利。消费者因为产品造成伤害以后，可以以侵权告生产者。因为产品的瑕疵，可能很多是在生产领域里面出现的，而且生产者或者说厂家，通常具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而且他们确实知道究竟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消费者直接告生产者，这对消费者的保护是非常有利的。

产品责任的发展，可以说是民法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地强化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我们国家的《消法》目前主要确定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我们的《消法》第40条规定，当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的时，应当依照合同责任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消法》的主要规定。当出现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消费者直接找经营者，按照我们《消法》现在的规定，依据《消法》直接可以找经营者，然后由经营者再找生产者。这个思路还是一种合同的思路。当然这种考虑有它的道理。它的道理在哪里？我们是考虑到消费者是和经营者相对应的，《消法》主要是解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没有引入生产者这个的概念，没有考虑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什么关系，这是有它的道理。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消费者由于产品的缺陷造成损害，仅仅只是找经营者，这对消费者保护还是不利、不够的。所以，我个人也是建议，在未来《消法》修改里面，应当考虑把产品领域挪到流通领域去，我们不一定规定生产者有关具体的义务等等，这些没有必要重复的。因为，这些完全可以在《产品质量法》里面有具体规定。但是，应该赋予消费者这种权利，他可以直接找生产者的权利。所以，直接要求生产者索赔的权利，应该在《消法》里把它写得更具体一点，对消费者保护还是非常有利的。

2、因为产品者概念的产生，这样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把它称之为责任竞合的概念。

一旦消费者因为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时候，它可以在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进行一种选择。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合同法》里把它确定下来了。《合同法》第122条规定了责任竞合。但是，在《消法》里面对这一点还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允许消费者对两种责任进行一种选择。

举个例子，比如说啤酒瓶爆炸了造成的损害;电视机爆炸了造成了损害，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还造成了人身伤害甚至是死亡。从对消费者保护这个角度来考虑，首先它可以找经营者；其次应该允许他可以找生产者。当他找生产者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实际上他是产品责任，而不是合同责任了。同时当他找经营者的时候，假如他不愿意找生产者，这个时候应当允许消费者有一种选择。

找经营者的时候，他究竟应该根据合同来，还是根据侵权来？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你要是以合同来，根据《合同法》是不能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也有这条。按照《合同法》不能赔偿精神损失，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合同是一种交易关系，交易关系要强调有一个“最佳”，精神损失不是在“最佳”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合同法》里，因为这是一种交易，所以法律要上鼓励大家交易，尽可能订立更多的合同。但是，假如说合同里面也可以赔偿精神损害，就会非常麻烦。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将来一旦违反了合同，不知道要赔偿多少精神损失，这样一来风险是非常大的，可能做生意的人就害怕了，如果合同责任包括赔偿精神损害，则不利于鼓励交易。

根据合同法是不能赔偿精神损害的。但是，合同也有它的好处，你要按照合同的时候，因为合同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举证是比较容易，我只要按合同来对照，你是不是违反了合同？如果你违反了合同，那么我就应该要求你索赔，非常简单，不像侵权。侵权还要证明你是不是过错，侵权的举证就非常复杂了。用合同举证来有合同的好处。

现在我们给消费者一个选择，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比如，你买啤酒，啤酒瓶爆炸了，你要去告那个出卖人，你既可以按合同来告他，也可以按侵权来告他，这是两种情况，你自己去选择。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更有利，你可以进行选择。对消费者这种选择权，实际上就是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但是，这个规则现在只是在《合同法》里写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将来应该在《消法》修改里面，是不是也应当增加这个规则，这个对消费者非常有利，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合同领域的第二个情况是欺诈，对欺诈的侵权加以规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欺诈这种行为是我们现在社会，也可以说并不讲信用的行为。我们现在正在讲关于守信这个问题，不讲信用，很严重的就是欺诈。欺诈在民法当中主要是以《合同法》的规定，从我们国家民法规定来讲，我们现在把欺诈在合同里面规定讲一下，这个主要是在合同里面的无效和可撤销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国家民法为什么这么考虑？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欺诈这种行为通常是在交易中产生的。因为，欺诈都伴随着一种合同关系。我们考虑欺诈都是在做生意里面出现的，我和你做生意，我骗你。因为，我向你告知了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了真实情况，这样来骗你和我订了合同，收取了预付款跑了。

法律上认为，首先得解决合同的效率问题，就是说把合同宣告无效或者撤销以后，再进一步解决欺诈行为人的责任。如果，不解决合同的效力，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去要求欺诈行为人承担责任。因为，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这样你怎么去确定欺诈人承担责任，这就很麻烦了。

问题就在于，仅仅通过合同是不是能够解决欺诈现象或者是欺诈行为人所造成的责任问题？看来是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欺诈，不一定是在交易中产生的，而且也有一些欺诈，不一定就都产生合同，或者这些欺诈内容，比如隐瞒、告知虚假的内容，在合同里都得到表现，这样当事人完全按合同来提出，将遇到很大的麻烦。

最典型的例子，现在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商品房买卖，做了一些广告，广告里面说，将来你买了我这个房子，门前有一大片绿地，还有网球场，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场，结果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关绿地的描述，这都是在广告里面做的，没有写到合同里面，这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都没有的，消费者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有办法，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多。如果按照合同，合同里没有规定，你没办法。广告按照我们国家现在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商业广告只是一种“要约邀请”，不是“要约”。如果连要约都不是，只是一个广告，消费者的接受根本构不成承诺，不是合同问题了，这就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消费者根据什么来，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样来寻求一种保证。按照我们现行民法规定，是得不到保护，甚至是很困难，找不到法律的依据。

国外一些新的立法，像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都规定了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把此种情况作为侵权处理。我看了一些解释，说明就是针对着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面情况，它说允许消费者可以作为侵权来诉讼，要求赔偿。

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我们在讨论，在制订《民法典》也考虑到关于侵权这方面，也确实感觉到恐怕有必要对一些欺诈行为，如果合同上解决不了，不能对受害人提供保护，是不是能够允许受害人将其作为侵权提出赔偿、索赔的要求，我们觉得是必要的。

这个恐怕将来在我们的《消法》里面，我们建议修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这种经验。否则现在消费者没有办法，你打官司的时候打不赢，找不到根据。现在有的地方，业主都联名告状、抗议，有的甚至影响社会安定，甚至闹得还很严重，就是法律上缺乏规定造成的。

3、专家责任

专家责任是具有混合性的问题，是发展很快的一个领域，是指具有特殊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专家责任和消费者保护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在很多领域，像律师、医师、会计师等等，他们有的直接面对消费者，有的是间接面对消费者。对专家责任的确定，也涉及到对消费者的保护。建议我们的《侵权法》应该对专家责任做出相应的规定。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有关医疗纠纷是不是应当使用《消法》的问题。前一段讨论非常热烈，有各种不同看法，争论确实很大。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医患关系它看成是消费关系。对于医患关系使用《消法》还是有道理的。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

（1）医疗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在这种医疗关系中，医生是提供服务的一方，患者是接受服务的一方，双方实际上有一个“最佳关系”存在，尽管这种“最佳关系”不一定完全符合市场的价值。因为医院现在没有完全走向市场，也没有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来收费。但是它既然是一种合同关系，就具有交易的特点。应该说，从本质上还是等价的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消费关系。

（2）患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费者的特点。患者在医院里接受服务，同在其它有关饭店里接受服务没有本质的区别，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这里是接受服务。尤其是《消法》所规定的，有关消费者的各项权益也完全可以由患者所享有。比如说，有关消费者的安全权利、知情权利、选择权利、公平交易权利、索赔权等等，包括监护权在内完全可以由患者享有。那么，在医患关系里，患者也是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因为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信息也不对称，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缺少选择的被动地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弱者，需要特别保护。

（3）医疗单位现在已经逐渐地具有了经营者的特点。医疗行为尽管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等等这些特点，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现行体制下，医院具有某种服务的性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大部分医院都要逐步从这种福利性、纯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运行的轨道。尽管赢利不是它唯一的目标，恐怕也要逐渐地成为医院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像我们国家现在许多私人开医院，个体行医大量地出现，而且他们的活动主要目标恐怕是赢利。所以，市场化的这些医院已经逐渐地具有了经营者的特点。

（4）把医患关系作为消费关系来考虑，是有好处的。如果患者作为消费者，在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特别是因为医院的重大过失引起了医疗事故，造成了病人的人身伤害，可以允许得到消协等消费者团体的保护。这对患者保护来说，还是很必要的。

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医患纠纷太多了，而很多纠纷长期不能得到解决，造成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引发了很严重的社会动乱。过去我们医疗事故鉴定办法非常不合理，鉴定的机构基本上是医院的医疗行政部门以及医院的人组成的。有些法官碰到这样的问题，患者本来不是一个有大毛病的人，最后被医成了一个植物人，鉴定又不是医疗事故，没办法打官司，患者天天到法院闹，天天找市政府。这种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我们说让他找一找消费者协会，当然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多少是一个保护的渠道。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多少对患者的保护还是有利的。我个人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消费关系，并不一定说出现了医疗纠纷以后，都可以使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就采取所谓惩罚性赔偿。我个人看法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医患纠纷最后都可以使用1＋1的赔偿。在医疗纠纷里面，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赔偿的基数，是以挂号费为基础，还是医疗费用或者手术费，都很难确定。

更多的考虑，我们是把医疗关系作为消费关系，更多是强调患者享有消费者权利，应当得到消协的保护。至于1＋1赔偿，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比如说医院卖出的药，如果确实是假药，这个倒是可以考虑，可以实行1＋1的赔偿。除此之外，其它情况是不能适用的。

有关医疗纠纷的问题，法律有一个具体的规则，对医疗纠纷引起的侵权诉讼，应该按照倒置的办法，就医疗行为和损害者之间存在的医疗关系以及存在医疗过错承担责任，这个规定现在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在很多报纸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应当说，对患者保护是很有利的。过去很多地方患者现在出现了医疗纠纷，到医院里拿不到病例，有的医院根本不给病例，甚至把病例改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发生医疗纠纷，举证将由医院来完成，非常有利于保护患者。

另一方面，这个规则也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就是完全将举证的责任都加在医院身上，恐怕也是不合适的。我个人看法，病人也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比如，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由病人来举证的。发生医疗纠纷以后，如果患者要到法院去，你首先还是需要证明你遭受了损害，而且你也要证明，这个损害与被告，就是医院是有关系的。你连这个举证都不负，你怎么打官司，怎么确定是这家医院，而不是另一家医院有责任呢。所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由病人来承担的。当然关于医院是不是有过错的问题，应当实行举证倒置。

4、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实际上是指赔偿的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和一般性赔偿，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一般性赔偿，是指以实际的损害为基础所做出的赔偿，这个叫一般性赔偿，就是我给你造成多少损害，我就给你赔偿多少损失。惩罚性赔偿不一样，惩罚性赔偿是说，他可以不完全考虑实际的损害，最终的赔偿数额可以超过实际损害，这样的赔偿，我们把它称为叫惩罚性的赔偿。它和实际损害区别，是它可以超过实际损害。同时在功能上，实际的损害赔偿主要是一种补偿的功能，就是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

惩罚性补偿的功能不完全是补偿，还包括了惩罚和制裁功能。它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对非法行为的一种惩罚。同时因为这种惩罚和制裁来遏制不法行为的发生，所以它还具有一种遏制的功能。惩罚性赔偿现在主要是在美国使用。美国采用这个以后，现在逐渐发展了到英国以及其它国家采用。大部分法制国家，现在只是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行使。但是现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很多是运用在对消费者保护里面，例如，70年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惩罚性案件，某汽车公司制造了一辆汽车，发动机里面有一点毛病，但不是非常严重。可是这个毛病如果一旦出现了，将会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消费者经过有关的技术鉴定以后，认为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确实存在着这种隐患。后来法官经过调查，发现汽车制造厂在制造汽车的时候，当时知道这个隐患。法院就判决巨额的惩罚性赔偿。理由就是，公司已经知道了有这样的隐患，还卖出这个汽车，这是毫无顾及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惩罚性赔偿，赔偿数额非常大。

惩罚性赔偿的运用，很多人感觉到有一点不太令人理解。为什么汽车这点隐患，就赔偿几百万元美金的赔款。理由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说强调对消费者保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是我要解释一下。在现代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一般法官的看法一般的惩罚性赔偿，完全是按照交易的法则建立起来的，本质上就是我给你造成多少损害以后，我出多少钱，把我给你造成的损害，把它买回来，这从性质上就是一种交易。一般性的赔偿不能达到给损害者以惩戒的目的。

我把你的电视机砸坏了，我赔你一个电视机就完了。实际上，我通过赔偿电视机，把我给你造成的后果买回来了。有很多法律专家包括法官都认为，一般的赔偿在正常情况下是公正的，反映了一种公平的要求。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对有钱的人来说，起不到遏制作用，对有钱的人来说，可能就会使他享有一种、获得一种可以给人家造成损害的权利。我因为有钱，我给你造成了损害也无所谓，我拿这个钱来赔偿就完了，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了不得。

所以，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形成一种警戒？就是罚得他心疼的时候，才能对他起到一种刻骨铭心的警戒作用。从这一点考虑，确实是有它的合理性。这几年我一直呼吁，我们的很多领域实际上都可以引入惩罚性赔偿，遗憾的是，我们的法律没有引入这一条。

比如说打人这个现象，在美国凡是打人一定是要受到惩罚性赔偿。我们到美国一看，每天都报一些打架斗殴，当然都是消费者消费时候的小债务。但是对于打人，只要告到法庭，只要承认你是打人的，法官不管三七二十一，那都是惩罚性赔偿，小额法庭最高惩罚是5000美金。法官马上就判决，你只要打了耳光，哪怕一个耳光，就5000美金。打人的说，我打人是因为他骂我，所以才打他。法官说不要说骂不骂人，如果他是骂你，你可以另外他，告他诽谤，现在只要是打人就是5000美金。

为什么打人应当承担一种高额的赔偿？因为这样，他才知道打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在这点上做得太不够了。打人到法院以后，我们的很多法官说，不就打了一个耳光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案件还跑到法院里来。事实上，这是观念的误区，打人一个耳光，不是受点皮肉之痛，在西方来看，这是严重的侮辱人格问题，不是简单皮肉之痛的问题。我建议如果我们的社会将来要有这样的惩罚性赔偿，打人的情况会少很多，人民也会文明很多。

现在我们的《消法》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现在有一些人对这条提出批评，我一直是说这个规定是非常好的，对消费者保护非常必要。

现在有一个争论问题，对知假买假的行为，能不能使用49条的规定。现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什么打假公司等等，很多人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不同看法，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对。因为在学术界看法也不一样。

去年王海在北京打了一个官司，最后判他败诉了。对于这些判决，我最近写了几篇文章，也提了不同的看法。判决认为首先消费者的这个概念，认为只能限于在自己使用，不包括知假买假，我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是值得商榷。我理解的消费者概念，还是不应该考虑动机。第二点，对于这种即便是知假买假，使用《消法》49条，允许他获得1＋1赔偿是必要的，最主要是考虑有这么几个理由：

（1）《消法》第49条也没有要求区分知假买假和非知假买假，没有这样的区分，而且对于“明知”问题，本身就是很难判断的问题。谁能说清楚他购买的时候是明知道是假还买，这个“明知”是怎么判的。王海不承认，谁说得清楚。销售者怎么能够知道它是明知，就因为我买多了就是“明知”。我看也很难说，也可能我自己拿去送人，可能是储藏，可能是欣赏呢，这是我的权利，你怎么能够说我一定是在明知是假而买假。

（2）从立法意图来看，第49条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对销售假冒伪劣等等这些行为进行制裁。它的着重点，就是通过这种双倍的赔偿来遏制假冒伪劣这些欺诈行为。从立法意图考虑，我们对这种纠纷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到怎么样才能够对销售假冒伪劣的行为进行制裁，这是考虑的一个重心。

如果我们的判决判的是最后，因为你的动机不纯，所以不给你加以赔偿，那岂不是放纵了那些已经构成假冒伪劣欺诈行为的人，反而他不必要1＋1赔偿。在一定程度上，怎么能够体现对他的制裁呢，不能体现对他的制裁的话，怎么符合我们符合立法的目的呢。现在假冒伪劣这么严重，49条就是要起到一种惩戒、遏制作用。你把这种情况说成不能赔偿，那岂不是放纵了假冒伪劣。

（3）这个惩罚性赔偿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我们1＋1赔偿跟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实际上这一点都是相似的。它要通过一种必要的机制，促进受害人主动地去寻求一种补救，从而对不法行为进行遏制，这就是说惩罚性赔偿。

在美国有一些惩罚性赔偿，有的是给受害人，有的是给国家的，有是的给当地政府的，也有的地方规定可以给个人的。通过一种利益的刺激、引诱、鼓励，这样会使受害人主动地去寻求一种救济，通过寻求这种救济，这样能够主动揭发、暴露不法行为。因为在市场、在消费领域，这个数额可能常常不是太大，消费者不愿去打官司，因为不去打官司，所以使这些不法行为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暴露。惩罚性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刺激大家去告发，对不法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的遏制，国家也不需要动用纳税人的一分钱，起到一种社会的监督责任和力量，这种作用是执法部门的监督是难以期待替代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执法效果，应该允许有这种利益刺激机制。

假如说我们所谓考虑动机，因为你的动机不纯，所以最后就不予保护。这样一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利益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和惩罚不完全符合，没有达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和效果，打假是政府的行为，怎么能够由个人来行使，是不是越权？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他到法院去告发，这是行政权利吗？不是，还是在行使一种民事权利。因为到法院去请求，本身就是寻求一种民事权利，丝毫没有代替政府部门的职责。

他出来打假，实际上是动用社会力量打假，打假不一定完全都是政府部门的事。如果都是政府部门的事，就太狭窄了，打假应该是社会上的事，由大家提出请求，到法院告发，只要是合法的，是有法律依据的，都是应该鼓励的，只要能够有效地遏制这种假冒伪劣行为，这都是对社会有益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知假买假的行为，好像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行为获得赔偿，在道德上，要进行赔偿是不诚实守信的。我有点看法，只要是合法，我们就不好说它不是诚信的。只要对打击假冒伪劣有利，我们就要鼓励。

从消费者保护和发展的趋势，关于小额诉讼和仲裁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消法》要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者保护的特殊需要，消费者保护特殊的需要还包含一个原因，完全按照民法来寻求救济，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消费者自身的原因，因为数额不是太大，消费者自身也不愿意提起民事诉讼，觉得不值得。另一方面，集体诉讼遇到很多举证上的困难和麻烦。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国家《消法》里面规定，有关的在消费者实行小额诉讼，就是通过小额法庭专门审理有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纠纷。这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

对于小额法庭的诉讼，很多州是规定采取“一裁终结”，不实行“两审终审”。认为几块钱、一二十块钱的东西要搞两次、两轮，要实行二审，从成本效益或者从司法效益上讲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国家也讨论，在报纸上炒作很厉害，是一分钱的官司，一毛钱的官司，还有一块钱的官司，鼓励大家打一块钱的官司，有利于鼓励人们能够主动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能够增强一种权利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考虑司法是有成本的，司法应该是讲求效率，你为一块钱打官司，从效率的角度讲，是不是合算？我建议，我们是不是要搞小额法庭的问题。同样在诉讼程序上，是不是应该采取“一裁终结”？完全按照民法、《消法》来操作是很困难。当然美国有些个别州也有这样一些规定，原则上不实行两审、终审。但是如对提讼的一方来说，他要败诉了，就不能够上诉。

另外，为了解决消费数额小、人数又多的问题，在消费诉讼里面增设了集团诉讼和代表诉讼，也允许有关的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来进行诉讼，出台这些办法来鼓励消费者。比如有的电话卡销售出去是有问题，但是卖给了很多人。消费者说，为了几十块钱不愿意去打官司。但是当人数众多以后，如果有一个机构出来能够代表他们打官司，很多人是会愿意去打官司。

最后，还有一个仲裁的问题。台湾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人都可能是消费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很难有机会去打几百万元的官司。但是，每个人可能每天都会遇到自己所买的东西、或者所交易的物品有瑕疵，可能会受到这些纠纷的困扰，可能不要打官司，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确实是我们法律上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实行小额仲裁，这也是值得研究。

我个人看法，觉得小额仲裁可能是一个办法,都是仲裁，一裁终结，成本很低廉，而且非常及时、简便，也有利于消费者的保护。

三、加入WTO与中国保护消费者关系的问题

WTO规则是具体建立一个公平和有序竞争的体制。WTO规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就是规范政府的行为。WTO协议里面并没有直接针对有关消费者保护做出具体的规定。WTO协议里面，没有对各成员国提出有关提高消费者保护水准的这些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因为：

（一）WTO的宗旨和消费者保护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WTO致力于通过在国际货物贸易里面削减关税和其它障碍，促进缔约方的生产和发展，从而保证充分的就业，保证实质的收入和有效需求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生产生活水准。可以看出，达到这个目标和消费者的保护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二）我们在加入WTO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承诺逐步地降低关税以及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旅游等市场。开放市场实际上最终就是要使消费者受益。因为消费者必然要能够从市场开放，特别是有关服务业的开放过程中，最终受益的实际上是消费者。消费者会从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消费者实际的选择权也会进一步扩大。

（三）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过程中，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尽管不是专门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所设置的，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是非常必要，也是有利的。比如像Trips协议里面有关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保护客观上都有利于防止消费者对商标的误认，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等等。

总体上说，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还是十分有利的。在加入WTO以后，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考虑，我们还需要采取这么几个措施。

1、我们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消费者权益的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意识。在这点上，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包括对消费者享有各项权益的普及。现在有人讲，不要把我们的消费者搞得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告状，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我们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

2、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总结我国消费者保护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体上是非常好。但是，有些现在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我们可以形成消费者保护周密的机制，有些问题不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可以在民法里详细的规定。

3、我们需要利用WTO的规则，加强政府的管制和监督。加入WTO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对政府的挑战，就是政府要不得任意地规定关税税率或者任意地控制进出口的配额和许可证，这是违背WTO的规则。政府制定的一些规则也必须要有透明度，有可预测性。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加入WTO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无所作为，更不是撒手不管，而只是对政府管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我们在加入WTO以后，政府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就保护消费者利益来说，仅仅通过法律制度，消费者个人或者消费者组织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方面也需要政府的介入。完全让消费者自己去，要求赔偿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对一些存在隐患产品的通告，对于产品质量存在缺陷的那些检验、鉴定，对于诉讼中证据的提供，都是可以发召回，召回制度和政府的干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召回，政府应该有权干预。

另外，政府对于一些进出口的商品，特别是进口的商品进行及时的检验，如果发现有缺陷，应当及时地把关，特别是对一些像什么洋垃圾、洋食品的进口，政府应该严格把关，这些都不是消费者能够做的，要强化对这些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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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海运单 提单 UCP600 海运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造船技术的提高与航海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一种运输单证。

它虽然已产生有30余年，但是与海运提单数百年历史相比，年轮实在短浅。由于人们对其认识生疏，加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十分完备，因此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海运单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对海运单的使用率极低，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特点、相关的法规以及在贸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在贸易实践中正确地运用海运单会有很大帮助，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一、海运单的产生背景 1.运输技术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科技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领域，使船舶的安全性能大大提高，航海的速度大大地加快。集装箱运输方式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大港口装卸设备的现代化，使得港口的装卸效率提高，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

因而经常会出现代表货物的提单晚于货物到达目的港的情况，尤其是在近洋贸易当中，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由于提单的制作流程冗长而复杂，造成货到而提单未到的情况，使得买方无法及时提货。这不仅给港口造成货物滞留的情况，而且也给买方增加了额外的费用和风险。为了解决这种难题，贸易界出现了银行担保提货、电放等“偏方”，这种方式不仅违反了提单“见单交货”的原则，而且还会造成在发生贸易纠纷时，当事人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严重后果。海运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出现在缓解了提单晚于货物到港的问题。 2.传统的以船舷为界的交货界限有所改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集装箱运输方式风靡全球，被人们称之为运输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运输技术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方式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的海洋运输由以往的“港至港交货”，变为集装箱“货运站至货运站(CFS to CFS)”或“堆场至堆场(CY to CY)”，以至于发展到“卖方库门到买方库门(Door to Door)”的交货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以“船舷”为界的传统交货方式有所改变，而提单的出具仍然要等到货物上船后才能办理，这种传统的提单流转程序难以满足国际海运发展的要求。 3.推广普及电子商务的需要 电子商务是企业通过运用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使得商务活动所涉及的贸易当事人，通过网络传递单证信息，从而实现商务活动的“无纸化交易”。但是由于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这一重要功能，在目前要通过电子数据传输来体现这一功能尚有一定困难。

因为作为电子数据的电子提单既无法进行正本手签，又不能进行背书转让。提单的物权凭证这一功能，成了网络信息时代电子提单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主张在进出口贸易中，特别是在近洋贸易，如果能肯定货物不在路途中销售，而且到货目的港明确，积极鼓励使用海运单。因为海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这一功能，以此来实现运输单据的网上操作。 二、海运单与提单的区别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环境的发展，国际海事委员会(Committe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于1983年制定了《关于并入海运单或其他类似单证的统一规则草案》，在1990年召开的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上进一步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

规则共八条，包括适用范围;常用关键术语的定义;;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货物说明;支配权;交付;效力等。该规则为海运单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海运单(Sea Waybill)是证明国际海运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将货物交给指定的收货人的一种不可流通的单据。由于海运单不可流通的特点，因此它不能等同于提单的职能，与提单相比，海运单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1.提单具有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物权凭证的三项功能，而海运单只具有提单的货物收据和 运输合同这两种性质，它不是物权凭证。 2.提单是物权凭证，可以作成指示性抬头，通过背书进行转让，具有流通性，而且只有持有人才能提取货物。而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作指示性抬头，不能流通转让。因此，海运单上的收货人栏(Consignee)内必须详细标明具体收货人的名称、住址和其他能够辩明收货人身份的事项。提货时不需要出示海运单，但需出示提货单上标明的收货人身份证明。 3.提单有全式和简式之分，而海运单是简式单证，即它的背面不列详细条款。海运单的正面及各栏目格式与海运提单基本相同，海运单和提单都可以作成“已装船(shipped on board)”形式或“收妥备运(received for shipment)”形式。海运单背面不列详细货运条款，但载有一条可援用海运提单背面内容的条款。 4.在提单的分类中，有“记名提单”，记名提单同样不能背书转让，这与海运单相同。但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记名提单是物权凭证，而海运单不具备这一性质。在提货时，收货人须持记名提单提货，而海运单不是提货的必需单据。

三、海运单的优越性 海运单不能背书转让，属于不可买卖的单证，不具有流通性和有价证券的性质。签发海运单的提货程序通常是：船公司在船舶到达目的港之前，向海运单上注明的具体收货人发出到货通知，收货人签署到货通知后退还给船务，船务根据签署过的到货通知向收货人签发提货单(Delivery Order)，凭此提货单在目的港向承运人提货。当然，承运人有责任、有义务对指定收货人进行严格的核实并将货物交到托运人指定的收货人手中，因此海运单具有一定的安全性。海运单仅涉及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三方，程序简单，操作方便，有利于货物的运转。

从上述海运单流转程序可以看出，海运单提货具有快捷、简便、安全的特点，与提单相比有如下优点。 1.提货快捷 海运单项下，收货人在目的港提货时，不需要出示正本海运单，只需出示船务根据到货通知签发的提货单以及能够证明本身的证明即可提货。承运人只要小心谨慎地将货物交给海运单上所列明的收货人，就视为完成了交货义务。提货快捷对于收货人来说非常重要，能够节省货物在码头的滞期费、仓储费等开支。 2.程序简便 在单据交接程序方面，使用提单时，由于托运人必须向收货人交付全套正本提单，而提单的签发又是在货物装船之后，因而影响提了收货人的提货速度。而海运单由托运人保存，不需要向收货方提交，因此其他单据，如保险单、商业发票等，可以在装完货之后直接发给有关当事人，加快了单据的传递速度，从而能缓解近洋贸易中货到而提单不到的现象。

3.相对安全 在风险方面，采用提单时通行的做法是见单交货，如果提单丢失或被盗至使货物被冒领，承运人对此并不承担责任，因为承运人的义务是凭单交货，这对收货人来讲风险较大。由于海运单的不可转让性，即使海运单丢失或被盗，拾得者或盗窃者也不能凭海运单提货，海运单的收货人明确，这就杜绝了伪造运单骗取货物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讲，海运单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凭证。 四、海运单在实际贸易运用中的问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尽管海运单具有快捷、简便和相对安全的优点，为托运人和收货人双方免去了诸多不便，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海运单出现的时间与提单相比十分短暂，在实际业务运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以下从出口方托运人、进口方收货人以及相关银行等三方面加以论述。

1.从托运人角度看 海运单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签署的一种运输货物契约。根据《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托运人如果不将对货物的支配权转让，他便是惟一的有权就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指示的当事人。他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改变收货人的名称”，从这一点来看，海运单项下运输货物，对托运人很有利。 但是，由于海运单的操作方式简便，省去了许多复杂的审单过程，货到目的港之后，根据规则第七条规定“承运人凭收货人出示的适当的身份证明交付货物”，收货人是否付款赎单，并不是提货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对托运人十分不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收货人的信誉不良，就会给出口方造成货、款两空的危险。 因此，海运单运输方式适合于和信誉良好、有长时间业务关系的老客户做的，也适合于在预付货款或一些无需担心收付货款母子公司之间做的贸易。

2.从收货人角度看 海运单运输方式对收货人的最大好处是提货快捷，可以避免近洋贸易中提货单据晚于货物到港而产生额外费用，以及因提货迟而失去商机。然而，对收货人来讲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首先，由于运输合同是出口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签订的，收货人与承运人无直接的契约关系，虽然《海运单统一规则》第三条规定：“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不仅代表自己，同时也代表收货人，并且向承运人保证他有此权限”，但这也只是一种关系。再因收货人凭身份证明提货，所以收货人不持有海运单，一旦货物发生货损和灭失，收货人向承运人提出索赔，便会有一定的难度。这与提单相比，收货人在海运单中所受到的法律保护要脆弱许多，如果发生纠纷，往往是收货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其次，《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托运人是惟一的有权就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指示的当事人。他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改变收货人的名称”，这对收货人来说极为不利。如果托运人收到货款后，向承运人书面提出变更收货人，则原上收货人无诉讼权。 因此，在采用海运单的运输方式时，买方要在签订的贸易合同中附加一些保护自己的条款。 3.从银行角度看 海运单如果用于如托收、汇付等非信用证结汇方式下，对银行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风险。而目前国际贸易中大部分的货物买卖是通过跟单信用证方式进行的，由于海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这一性质，使用海运单可能会使开证银行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在使用海运单时，收货人无需提交海运单，根据《海运单统一规则》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凭收货人出示适当的身份证明交付货物。”收货人向银行付款赎单并不是提货的必要条件;再加上《海运单统一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托运人有权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收货人的名称，这会使开证银行的债权落空。尽管《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号)第21条已有接受海运单的规定，但在现实业务当中，银行仍然不愿意接受海运单;即使接受，势必也要给开证申请人附加一些苛刻的条件;或者在收到货款之后再付款给受益人，银行会把风险转嫁给他人。

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目前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有一些“偏方”做法。如，在海运单上载明银行作为收货人，使开证行拥有货物的支配权，待买方付清货款后，再把收货人名改为买方等。然而，偏方毕竟是偏方，它不能代替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托运人在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收货人请求提取货物之前的任何时候，更改收货人的名称这一实质问题。如果托运人收到银行的付款，而没有将收货人的名称改为买方的话，从规则的角度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由于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海运单项下开证行不能取得对货物控制权。因此，海运单更适合于付款条件是预付或延期付款的不随附运输单据的贸易。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海运单作为一种新的运输机制，既有其优点，又有其不足。贸易实物界人士要充分了解海运单的优点和问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有选择地运用。比如，跨国公司的总分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结汇方式为汇付或者不随附运输单据的近洋贸易;往来已久、相互信任、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间的业务等，应该选择使用海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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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的保护；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的完善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影响下，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涉外贸易逐年增加，有关商业秘密的交易也日益增多，同时涉外的案件也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多，机遇与风险并存。特别是，特别是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商业经营或技术信息，成为国家和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所在，商业秘密在促进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十分成熟的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措施和制度，然而我国有关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只是散见于各种不同的相关法律中，没有完善的法律救济制度。

在我国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尊重当事人意思高度自治的合同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具有其他保护措施所不能企及的优势，怎样完善商业秘密在合同中的保密问题对当事人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中西方有关国家的商业秘密的基本概念、特征、范围、保护措施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总结出当事人在涉外合同中怎样完善有关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一、保密协议概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企业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与国外企业合作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国企业在商业秘密的保密方面认识不足，对涉外合同、涉外法律缺乏必备的常识和了解，在同国外企业交往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不仅丧失很多合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可能还会导致自己的商业秘密被泄露，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丧失殆尽，甚至当面对国际纠纷时，也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或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一份完备的保密协议就成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手段。

（一）保密协议的定义

在现实对外交往中，为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或信息不被泄露，当事人通常要签订保密合同、保密协议、保密承诺书或合同中的保密条款，在此统称为保密协议。在国外保密协议又被称为禁止披露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s）、保密披露协议（confidential disclosure agreements）或秘密协议（secrecy agreements），指的是当事人签订的管理保密信息的合同，当事人一方称为披露方（disclosing party），另一方称为接收方（receiving party）。保密的信息一般是具有价值性，不为公众或竞争者所知悉的信息，其范围不仅仅是商业秘密，还包括其他的各种信息，但是商业秘密是其最重要的保密对象，在此，笔者所谈到的保密信息仅指商业信息，以便在下文中易于论述。

保密信息通常是披露方和接收方在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友好谈判达成的。披露方通常希望披露的信息越少越好，受保护的范围越广越好，保密期限越长越好，而接收方希望接收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受保护的范围越窄越好，保密期限越短越好，从而承担的保密义务也会越少，责任越轻。所以保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艰难的谈判，在双方取舍的基础上达成的。

披露方就是披露信息的一方当事人，但是，披露方未必是保密信息的实际所有者，披露方也可能是合法占有该披露信息的人，或法律上允许其有权利披露该信息的人。

接收方就是接收披露方所披露的信息的人，接收方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或组织，如果接收方是组织，那接收信息的人可能就是企业所指定的接收该信息的人，但是被指定的接收人在企业或组织中未必承担保密义务，企业或者组织应承担保密义务。

（二）保密协议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保密协议的分类也不同。

1、按照保密协议所牵涉的当事人来分，分为单方保密协议、双方保密协议和多方保密协议

单方保密协议指的是披露方仅仅向接收方披露信息，接收方仅仅接收披露方所披露的信息。

双方保密协议指的是双方当事人互相向对方披露信息，互相接收来自披露方所披露的信息。

多方保密协议指的是保密协议的当事人多于两方时，当事人之间互相披露、互相接收所披露的信息。

2、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分为劳动合同性质的保密协议和一般民事合同性质的保密协议

劳动合同性质的保密协议一般是职工所在单位与在职职工之间订立的保守商业秘密合同和竞业禁止合同。

一般民事合同性质的保密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商业秘密开发、商业秘密转让、商业秘密许可使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买卖、承揽、保管、委托等民事关系而签订的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笔者仅作简要分类。另外需注明的一点就是：本文仅分析具有一般民事合同性质的保密协议。

（三）保密协议的作用

保密协议的作用就是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保密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

1、保密协议是当事人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措施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和秘密性要求其所有者或持有者对其进行保护，签订保密协议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商业秘密的范围、保护期限、保密方式等，在保护商业秘密中起着首要的作用。

2、保密协议是当事人实现自己利益和目标的必要保证

为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双方当事人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协议的达成有利于巩固当事人的民事关系，加深彼此的信任和关系，从而实现双方在协议中所确立的目标和利益。

3、保密协议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证

保密协议的当事人之间一旦出现争议，保密协议就成了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重要的证据，有利于当事人在司法救济中寻求法律的保护和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保密协议的完善

本文用例举的方式，根据保密协议的一般顺序，同时结合笔者在保密协议翻译、起草和审查过程中的理解，对英文保密协议的完善进行简要分析，不可能穷尽所有形式，达到完美地步，关键的是在实践中还需要当事人进行审慎的谈判和起草。

一份完善的保密协议一般分为序言、正文和签署三部分，本节也按照此顺序来进行分析。

（一）序言部分（Recitals）

序言部分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签约目的、签约时间和签约地点等。如：

This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 "Agreement"), is made on _____ 2007, by and between: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isclosing Party") ,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___ and 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cipient"),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____.

本保密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07年 月 日签署：___ (在下文简称为"披露方")，其主要营业地位于：___和___（在下文简称为"接受方"），其主要营业地位于___)。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utual promises and undertakings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agree as follows:

以双方的承诺为约因，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该部分列明了协议签署的时间、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和约因。特别需注意的是，协议签署的时间、协议生效的时间和披露信息的时间、保密开始的时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签约的地点关系着法律的管辖问题和风险转移的问题；约因是英美法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可或缺，以上内容看似简单，但是隐含着重要的内容，双方也应仔细谈判商讨、不可轻而视之。

（二）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是整个协议的核心部分，包括保密的主体、客体、保密时间、保密方式、保密范围和其他一些标准条款，以下进行详述：

1、保密客体

保密的客体也就是保密的对象和内容。保密的信息必须明确具体，哪些是保密信息，哪些是例外情况，一般都是采取例举的方式来详细说明，这样就能把保密信息的范围进行限定，从而达到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目的。披露方和接收方所处地位不同，对保密信息的范围也存在差异，披露方希望所保护的范围越广越好，披露给接收方的信息，无论重要与否，全部要求接收方保密，而接收方希望，保密的范围越小越好，这样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范围就会越小，但是，协议的目的是方便执行，双方要在合理的标准下约定保密的内容和范围，也就是保密的客体。通常有两种方式进行约定，一种是从正面进行约定，另一种是从反面进行约定。如：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eans all information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which is disclosed after the execution hereof in written, graphic, electronic or oral form to Recipient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greements, contracts, analyses, reports, letters, data, financial statements, minutes of meetings, and other compilations , analyses, studies and reports prepared by Recipient or by any of its Representatives containing, or based in whole or in part on any such disclosed information.

"保密信息"是指在签署本协议后，披露方以书面、图纸、电子或口头形式披露给接受方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合同、分析、报告、信函、数据、财务报表、会议记录、矿样、岩芯，以及接受方或其代表完成的含有这些信息的或在此信息基础上形成的编辑、分析、数据等其他研究文件。

上面的例子是从正面的角度对保密信息进行了限定，通常采取这种定义的方式进行约定，有利于保护信息披露方的权利，并且也有利于合同的执行。

下面是从反面对其进行约定的例子，也称为保密信息的例外情形或保密信息的排除情形，这种约定有利于接收方，所以接收方在此要争取更大的谈判的主动权，使例外情形更有利于自己。如：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any information which:

a)was in the public domain at the time of disclosure;

b)becomes part of the public knowledge after the time of disclosure through no breach of Recipient of its obligations hereunder;

c)was already in the possession of Recipient at the time of disclosure;

d)is disclosed to Recipient by a third party in the absence of a duty of confidence hereunder after the time of the disclosure;

e)is required to be disclosed by Recipient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aw, stock exchange regulations or by a governmental order, decree, regulation or rule provided that Recipient shall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give prompt written notice to the Disclosing Party prior to such disclosure.

"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

(1)披露时已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

(2)披露后非因信息接收方违反保密义务而为公众知晓的信息；

(3)披露时已为信息接收方所拥有的信息；

(4)披露后由不承担保密义务的第三方披露给信息接收方的信息；

(5)根据适用的法律、证券交易所法规或政府命令、法令或法规条例要求信息接收方披露的信息，但信息接收方应尽力在披露前迅速书面通知信息披露方。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经为公众掌握的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起算时间点一般以披露之日为界，而不是协议签订之日或协议生效之日。

2、保密主体

保密主体就是对保密协议的内容负有披露、保密义务的当事人，其中签约方是重要的主体，但保密主体并不完全等于签约主体，签约方的关联企业如子公司、母公司以及各种咨询公司、银行等都有可能接触到保密信息而成为保密信息义务人。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签约方不可能为签约方之外的第三人设定权利或义务，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式来保护信息披露方的利益。

（1）信息再披露必须经过信息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如：

The Receiving Party shall not disclose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o anyone other than its own employees without a prior consent from the Disclosing Party.

除非事先获得信息披露方同意，否则，信息接收方不得将该保密信息披露给除其雇员以外的任何人。

（2）同意信息接收方向关联公司、咨询公司等披露保密信息，但必须是为履行合同而有必要接触保密信息的关联公司、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从而达到限制接触保密信息的主体。如：

The Receiving Party undertakes to disclose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urnished to it only to its employees who have a legitimate and absolute need to know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relating to the purpose set out herin.

信息接收方承诺，提供的保密信息只会披露给那些为履行与该协议所规定的目的有关的义务而合法且绝对有必要知晓该保密信息的员工。

（3）签订信息披露方可以直接执行的保密协议。

该方法要求信息接收方对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并且要求信息接收方在对其关联公司等进行再披露时与这些关联公司等签订一个保密协议，该保密协议可以由原信息披露方直接执行，也就是，该保密协议可以约束原保密信息披露方、原保密信息接收方和保密信息的再披露的接收方。如：

The Receiving Party shall be entitled to disclose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to such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have a clear need to know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greement:

(a)employee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of the Receiving Party; or

(b)employee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of the said Affiliated Company of the Receiving Party.

不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信息接收方有权向下列人员披露保密信息，但应限于这些人员为执行合同目的而明确需要知道的范围内：（1）接收方的雇员、管理人员和董事；或（2）上述接收方关联公司的雇员、管理人员和董事。

通过以上例子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限制保密的主体可以达到保护信息的目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灵活运用这些技巧。

3、保密时间

保密时间就是信息接收方承担保密义务的时间。信息披露方希望时间越长越好，但是接收方希望越短越好，实践中，要根据合理原则来确定合理的保密时间，以有利于合同的执行为目的。保密的期限可以是有限定的期限，也可以是无限定的期限。如：

This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will take effect upon the exection hereof and will continue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for 3 years.

本保密协议自本协议执行日起生效并持续3年有效。

保密时间和协议的终止时间二者有时是不同的，协议可能3年终止了，但是保密时间可能还会继续，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的必要的手段，在协议中最好明确注明。如：

The confidential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will survive the expiry or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for any reason.

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在本协议期满或任何原因终止后继续有效。

4、保密方式

保密方式就是通过约定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和使用方式来保护商业秘密的方式。具体列明双方的义务，一般包括，禁止接收方使用该信息进行创作或进行有价值的开发；如使用该信息进行创作或有价值的开发，其所有的权利应归属信息披露方；接受方不得复制或企图复制该披露的信息；接收方不得使用该信息从事有损披露方利益的义务等。如：

The Receiving Party shall use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and not permit or assist a third party to make use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any purpose;

接收方仅为合同目的使用保密信息，不会因其他目的允许或帮助第三方使用保密信息。

当事人通常还需要约定恰当的保密措施来保护商业秘密。有的要求接收方按照对待自己的保密信息的方式来保护所接收到的信息；采取合理、恰当的措施来保证保密的安全；指定保密信息存储的方式和地点；指定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和程序等。如：

The Receiving Party shall maintain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 strict confidence at least to the extent that Receiving Party employs to protec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its own;

接收方应严格保存保密信息，采取的保密程度不低于其对待自己的保密信息的保密程度；

All disclos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ocuments have unique identifier numbers and all marked, in red, "Confidential";

所有披露的信息应设定密码并用红色标注"保密"；

5、保密信息的返还与销毁

当因正常原因或非正常原因导致保密协议终止时或保密义务终止时，保密信息的返还与销毁在此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通过返还或销毁，可以防止保密信息的非正常途径的披露或泄露，从而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在签署保密协议时，通常都会对信息的返还与销毁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如：

Upon the request by Disclosing Party, the Receiving Party shall immediately return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destroy the same, in whatever form,(including,but not limited to, any copies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ny note, summary,analysis, compilation and\ or memorandum prepared by Receiving Party and\or its Representatives o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asis), and expunge all copies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any computer or other device.

一旦披露方提出书面返还要求，接收方及其代表应立即向披露方返还该保密信息并且销毁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保密信息复印件以及由接收方和、或其代表依此完成的任何笔记、总结、分析、编辑、备忘录），从计算机或其他装置中擦去含有该保密信息的记录。

在现代互联网和电子化的环境中，销毁或返还信息有很大的操作难度，但是披露方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拥有要求其返还的权利，一般会在协议中对此做出约定。

6、特别声明

特别声明部分通常是保密信息的披露方或接收方对保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其对保密信息的所有权的相关声明，该部分对于确定保密信息的范围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如：

The Receiving Party agrees that al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ll remain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Disclosing Party.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as granting or conferring right to the Receiving Party.

接收方承认本协议所涉及的保密信息为披露方独家所有，签署本协议不代表授予接收方或向其转让任何权利。

It is expressly acknowledged and agreed that the Disclosing Party makes no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Receiving Party of any of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s to the accuran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in.

信息接收方明确知道并同意，披露方对于其向信息接收方披露的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陈述或保证。

7、法律救济

法律救济（remedies）有时也称为争议解决(settlement of disputes)指的是协议的当事人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所采取的解决争议的方法或途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合同的执行，当然，即使当事人没有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争议的解决方法，当事人也会采取合理的方式去解决或者诉诸法律。如：

The Parties hereto all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damages would not obtain an adequate remedy for breach of the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and therefore Disclosing Party shall be entitled to enforc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ement by obtaining specific performance, injunctive relief, and other remedies for any actual breach of the provisions hereof.

本协议各方认可并同意：如有违约，违约金不是唯一的救济方式。披露方有权要求实际履行、获得救济令或其他方式对本协议的实际违约进行法律救济。

争议的解决最常见的就是调解、仲裁和诉讼。在日常的商务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仲裁，因为仲裁在国际民商事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在下一节详细讲述，在此不再展开。

8、条款的独立性

条款的独立性是英文合同或协议中的一个标准条款，为避免合同或协议中某个条款无效或无法执行而导致整个合同或协议无效而由当事人订立的条款。对此约定，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其效力，约定此条款，可以通过合同本身就可以看出该条款是否有效，而不必通过法院去认定，从而为合同或协议的当事人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该条款的无效并不会影响合同或协议的其他条款或整个合同的执行，从而有利于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同时，也可以防止合同一方因为合同中某些不重要的事项不合法或无法执行而逃避整个合同义务。如：

Should any portion or provision hereof prove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the rest hereof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such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规定被证明无效或不可执行，本协议的其他条款不受此影响。

9、完整协议

在任何协议的结尾处，我们经常看到该条款，完整协议条款是和英美法对合约的解释密切相关的，因为英美法中解释合同或协议的首要的原则是"four corner of the document"即"四角原则"也就是说对合同或协议的解释必须要根据合同或协议的本身，任何协议签署前双方达成的口头或书面材料都不得作为解释的证据，所有的解释都必须以合同或协议本身为原则。如：

This shall constitue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both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shall supersede any and all prior agreement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relating thereto.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保密信息所达成的完整协议，并且将取代双方之前就此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

10、适用法律

根据英美合约的当事人意思自制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或协议所适用的法律或称为管辖法，当事人都希望使用自己国家的法律或自己熟悉的法律来进行管辖，但是在实践中，不可能随人所愿，有时候当事人就约定使用第三国的规则或原则来管辖，其也是合同中的一个标准条款，在此不再赘述。如：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and gov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

本协议将按照----法律解释及关系。

（三）结尾

合同或协议的结尾部分通常包括协议所使用的语言及效力、签署人的姓名、签署的时间、协议的份数等条款。如：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both in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and both versions shall be the same effect. If there remains unresolved conflict between two languages,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prevail.

本协议以中英文书就，具有同样效力，如存在冲突，英文为先。

在协议的最后，通常会见到"IN WITNESS WHEREOF"条款，通常放在主条款之后，签署之前，在英国法律下，如果你希望该合同能成为"deed"(契约)，则最好规定该条款，如：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ave caused this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to be signed on the date first above written.

兹证明，本协议双方已于文首所列日期签署本保密协议。

三、仲裁的保密

商务仲裁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解决争议所适用的仲裁规则和程序，但是这种自由有时候却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国际仲裁的程序和裁决书的保密问题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的国家承认默示的保密义务，有的国家不承认。

不承认默示的保密义务的国家。瑞典最高法院在Bulgarian Foreign Trade Bank Ltd. V. AI Trade Finance Inc.,案件中裁决，在商务仲裁中不承认默示的保密义务。澳大利亚和美国也不承认这种商务仲裁的默示的保密义务。

承认默示的保密义务的国家。新西兰1996年仲裁法第14条规定：对本协议项下的与仲裁程序相关的信息或根据本仲裁程序所做的裁决，当事人不得印刷、出版、披露或交流，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英国和法国承认对这种默示的保密义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7条："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人、证人、仲裁员、仲裁庭咨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仲裁委员会秘书局的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我国的仲裁规则也是承认默示的保密义务的。

为避免争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仲裁的范围、仲裁机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效力、仲裁规则、仲裁语言、仲裁内容的保密与否等。

（一）仲裁意思表示

当事人在保密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就是做出了仲裁的意思表示。如：

The direct negotiations,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requir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by the Parties and must not be disclosed to third parties.

双方根据本协议进行直接的谈判、调解和仲裁应严格保密，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二）仲裁范围

仲裁的范围就是当事人约定的需要提交仲裁的事项或内容。如：

Any dispute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validity, termination, and\or construction of the Agreement.

与本协议的存在、效力、终止和\或解释方面的争议。

约定了该仲裁的范围，就是限定了保密信息的保密保密范围，这在保护商业秘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仲裁机构

仲裁分为机构仲裁和特别仲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机构仲裁，但对特别仲裁却有不同的规定，我国要求必须采用机构仲裁，不承认特别仲裁，但我国承认在国外采用特别仲裁所做的裁决结果。目前世界上主要的仲裁机构有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四）仲裁效力

各国对仲裁效力的认定也不同，英美国家的仲裁庭通常都会裁定仲裁条款有效，除非该条款实在无法适用。但是我国对仲裁条款的效力要求比较严格，我国仲裁法规定，合同方应该选定仲裁委员会，否则，该仲裁条款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如果适用中国的法律，最好指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约定仲裁地点和仲裁规则。下面是一比较全面的仲裁协议的保密内容，仅供参考：

The direct negotiations,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requir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by the Parties and must not be disclosed to third parties. This non-disclosure obligation includes the existence, content, or results of any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or any materials prepared or submit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proceedings. Disclosure may, however, be made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any of the following:

(a)To enforce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any arbitration award or judgment.

(b)To apprise the Affiliates of a Party of the status of the proceedings.

(c) To respond to a request by the auditors of a Party.

(d) To comply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subpoenas and orders of a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双方对根据本协议要求进行直接谈判、调解和仲裁应严格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不得披露的内容有争议解决的存在、内容和结果或准备或提交的与这些争议解决有关的材料。但如果为了下列目的，可以做必要披露：

（1）为执行本协议，包括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或判决；

（2）通知一方的关联公司有关诉讼状况；

（3）对一方的审计要求的回复；

（4）遵照法律要求，包括传票和管辖法院的命令。

总之，仲裁的保密因为各国有其不同的规则和要求，所以在此特做简要分析，根据具体环境和情况，当事人还需慎重考虑做出有利于己方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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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独立担保 担保法 保函

    一、独立担保对传统担保的挑战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交往电子化及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效率优先”理念的推动下，国际经济交往各方当事人都不仅要求交易的达成和履行应谨慎而快速，对违约的救济也开始崇尚公平前提下的高效率。因此独立担保对传统的从属性担保的突破可谓顺应时代的要求。根据传统的从属性担保关系，债权人（受益人）必须首先证明基础合同的债务人违约，在“一般保证”的场合，保证人甚至拥有先诉抗辩权，即受益人必须在用尽对债务人的一切追偿手段仍未能满足自己的债权要求时，才能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即使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受益人也须证明债务人在基础合同中违约（如债务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才能要求保证人付款。而且，无论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都拥有许多针对受益人的抗辩权。这种费时耗力的救济方法，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面前已显得十分落后和低效，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全新意义的、与基础交易相脱离的、仅凭索赔书（或附以简单易得的单据）即可获得赔付的独立担保便应运而生，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被广泛采用。这就是现代担保对传统的从属性担保的最严厉挑战和最重要创新。

    在独立担保实践的推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的国际惯例和条约相继产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即有1992年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1995年联合国主持签署的《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和1998年国际商会公布的《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1]（P116—118）

    关于独立担保的内涵，国内外均未见统一的定义，但从其运作过程可知，独立担保是担保人应申请人（基础合同的债务人）的请求，向受益人（基础合同的债权人）作出的，表示在受益人向其提出索赔并提示一定的单据时，立即无条件地向受益人承担付款责任的书面承诺。在国际融资担保实践中，独立担保的形式通常包括见索即付保函和备用信用证。（注：除另有说明，本文的独立保函或独立担保包括见索即付保函、备用信用证及其他具有类似法律效果的担保文书。）在独立担保中，担保人承担着不可撤销、无条件的付款责任，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保函规定的证明文件（有时甚至只要求提示由受益人自行开立的申请人违约的证明和索赔书），担保人就必须承担付款责任。即担保人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并不是基于申请人在基础合同中的实际违约，而是受益人提示了与独立保函的要求相符的单据。因此，担保人不能以调查申请人在基础合同中是否真正违约或以基于基础合同的其他理由作为抗辩而拒绝或拖延付款。[2]（P2238，2247—2248）换言之，基础合同的效力、修改、履行情况，以及基础合同债权人放弃对债务人的某些权利（如抵押权）或解除某些责任人的责任（如解除其他担保人的责任）等均不影响保函的效力和履行，担保人仍应依保函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3]而在传统的从属性担保中，基础合同无效、被修改或已履行，以及受益人放弃其对基础合同债务人的某些权利或解除其他责任人的某些责任，都将成为担保人解除担保责任的法定理由。

    可见，独立担保人依保函所应承担的付款责任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从属于基础合同债务人的，只要受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保函规定的索赔单据，担保人即应在独立保函规定的金额范围内履行付款义务，除非存在受益人明显的欺诈或对有关单证的伪造，否则担保人不得提出除独立保函之外的其他任何抗辩。[4] （P751）这就是独立担保对传统担保的从属性质的最重大突破和创新。

    二、我国独立担保的实践

    1.我国独立担保的业务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国际融资实践中已开始引入独立担保方式。如1984年1月我国某公司为中国在香港合资设立的香港××电器有限公司的对外借款向国外××银行出具的《担保函》规定，担保人“在此绝对地、不可撤销地、无条件地向贷款人保证，如果借款人到期未能按照信贷合同偿还债务，我公司将及时向贵行偿付到期的所有债务”，“本担保不论信贷合同是否有效、可强制执行或修改或变更以及构成免除担保人的责任或形成对担保人的保护等其他一切情况，均不影响其效力”。再如，1986年8月我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我国××酒店的对外借款向贷款人香港××贷款银团出具的《保证书》，明确规定“该保证为不附任何条件和不可撤销的”，“担保人同意在收到贷款银团之书面通知后10天内以同一货币向贷款银团支付借款人应付之款项”。又如，1986年10月中国× ×投资公司为国外××银行通过香港××公司向国内××饭店提供的贷款出具《担保书》，规定担保人“无条件地和不可撤销地保证在贵方提出要求时，向贵方支付客户未能就财务贷款应向贵方支付的所有本金、利息和其他有关费用”；担保人的责任“不应受下列事情影响：贵方和客户之间的任何交易或贵方对客户的权利有任何不足之处或任何其他情况”。[5]（P128—130，145—146，187—188）从这些担保书的具体内容可见，尽管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体现了作为典型的独立保函的代表性规定，表明保函的独立性、不可撤销性和无条件性等独立担保特征。

    2.我国独立担保的立法实践

    尽管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国际融资担保实践中已大量存在以独立担保作为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方式，但是，在1986年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第89条）仍将担保合同明确定位为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时隔10年，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虽然借鉴了国外担保立法与惯例的先进理念，尤其是注意到1992年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独立担保的专门规范，并在立法用词方面为传统、典型的担保方式之外的担保创新实践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在我国这一专门的担保立法中仍未明确把独立担保作为独立的担保方式。（注：参见我国《担保法》第5条第1款。另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典型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五种。）

    我国《担保法》第5条第1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这一规定展示了我国《担保法》为独立担保所留下的进行司法解释的制度空间，大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这就是法律赋予当事人通过约定改变担保合同的从合同地位的一项明确授权。[6]但是，在明确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这一规定是否真的可以理解为法律授权担保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改变担保合同的从属性，确立担保合同的独立性，目前尚未定论。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看，也未对“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加以解释，即对此处的“但书”未作出“担保合同可以约定为非从属性的独立担保”、“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仍然有效”等明文解释。甚至在该《担保法解释》第6条第5款规定：在对外担保的场合，主合同变更，未经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表现出解释者排斥独立担保的基本思路。而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虽然明确规定境内机构可以以备用信用证对外提供担保（第2条），但同时规定，只有“当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担保人才履行偿付义务。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的对外担保（包括备用信用证）仍是传统的从属性担保，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担保。此外，该《管理办法》在第13条规定，担保人提供担保后，债权人与被担保人如果需要修改所担保的合同，必须取得担保人的同意，未经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自行解除；担保人提供担保后，债权人未按照基础合同履行义务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自行解除。由此可见，《管理办法》虽然名义上规定了具有独立担保性质的备用信用证，但其实际内容仍未脱离从属担保的法律特征。

    3.我国独立担保的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也屡次以判决形式否定独立担保在国内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如在“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进口合同案”（最高人民法院经终字第184号判决书）的判决中指出：担保合同中虽然有“本担保函不因委托人的原因导致进口协议书无效而失去担保责任”的约定，但在国内民事活动中不应采取此种独立担保方式，因此该约定无效。[7]目前，否认独立担保合同效力的主要理由是独立担保存在极大的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可能性，损害担保人的权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担保人开出无条件付款的独立保函无异于“自杀”。[8]

    而在新近的银行担保实践中，几乎所有的银行贷款担保合同都规定“担保人不享有债务人基于基础合同的抗辩权”：“担保人应对基础合同无效所引起的债权人损失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承担绝对、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付款责任”等。而正是这些规定，常被认为违反《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注：《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如果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的规定，并确立担保合同的独立地位，或允许其通过约定排除“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并达成“基础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仍有效”的合意，显然没有理由否定与独立担保合同特征相符的担保人的独立责任，包括担保人不得行使基础合同债务人的抗辩权，以及在基础合同无效时就债权人的损失承担担保责任（能证明债权人欺诈，或因债权人的行为而导致合同无效的除外）。因此，为了寻找独立担保约定的合法根据，关键在于考察《担保法》规定的“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确切含义。

    有些司法审判人员虽然承认担保合同当事人可通过合同条款的约定否定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从属关系，并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但同时认为，担保人对基础合同债权的担保与对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是对基础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后者是对基础合同无效时债务人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在基础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前者因担保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后者由于明确了是对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故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在基础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基础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变为围绕对基础合同无效应负的责任而展开，此时若存在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则应为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效力关系“另有约定”，只能是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是否对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进行约定。也只有在这种约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才具有独立性，可以不因基础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因为，此时的担保合同所针对的恰恰是基础合同无效后的担保责任，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自然不受基础合同无效的影响。据此，简单地规定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但未明确在基础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债务人因基础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则在我国现有担保法律下，应当认定为无效。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上述提到的明确约定才使得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基础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基础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9]

    上述观点对《担保法》第5条的理解显然存在片面性，该条规定的“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应是对同条前半段规定的“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限制或作为其例外而存在，而不是对前半段规定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个词的限制或例外。从《担保法》全文来看，都是针对“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作出规定的，也只有针对“担保合同”非为“主合同的从合同”的情况，才有必要作出例外规定（即规定为“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三、我国独立担保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1.我国现有独立担保法律环境介评

    在我国国内担保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的保证范围内。尽管《担保法》第5条有关于“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但如前所述，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法院的审判实践，从未认可在国内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否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的条款的法律效力。而在国际担保实践中，由于涉及担保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有可能出现因当事人的选择或冲突规范的指向而适用外国法或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如果担保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含条约、惯例）允许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选择，那么，担保合同中的“独立担保”约定应是确定有效的，因为这种准据法的适用是各国法律普遍认可的。但是，如果一项国际融资担保合同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合同中的独立担保约定的效力如何，便是值得讨论的。

    如前所述，虽然《管理办法》已有关于备用信用证的规定，但在具体阐述担保合同关系、效力时，仍未脱离传统保证的框架。如该《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在基础合同“债务人（被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可见，即使约定备用信用证担保方式，也以基础合同债务人实际违约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而不是规定的以债权人提示符合备用信用证规定的单据作为担保人承担付款责任的根据。又如《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后，债权人与被担保人如需修改所担保的合同，必须取得担保人的同意，未经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的义务自行解除。同条规定：债权人未按照债务合同履行义务的，担保人的义务自行解除。这些规定也都表明担保合同并未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的责任仍直接受到基础合同修改和履行情况的影响。此外，1997年1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7条第2款更明确规定：“对外担保合同是主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务合同无效，对外担保合同无效。对外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显然，这是《担保法》第5条的翻版，对对外担保并无明显区别于国内担保的突破，仍以主合同和从合同来认定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只有在“另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所突破。但同时也说明，无论是《担保法》，还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都允许当事人对担保合同与基础合同的关系以及基础合同的效力对担保合同的影响另行作出约定，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落到对“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准确理解。

    如前所述，对《担保法》第5条及其相关解释和配套规章的规定存在几种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明确了这样的涵义：如果担保合同没有特别约定，则担保合同应是基础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当然无效。这是担保合同与主合同关系的基本涵义。同时该条规定也包含这样的涵义：法律授权当事人可作出与上述“基本涵义”不同甚至相反的约定，而且如果当事人作出特别约定，各方当事人即应依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换言之，如果约定为独立担保，则无论基础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履行、或基础合同的未履行是何原因引起的，均不影响担保人依担保合同应承担的责任。[10]

    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担保法》第5条，当事人可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与担保的基本涵义不同的约定，但这种约定只能在国际担保中才是有效的，在国内担保中，则尚缺乏独立担保的社会、法律环境。即国内社会信用体系尚欠健全，现有的担保制度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引入以单据索赔为特征的独立担保，将对现有担保法律制度造成严重冲击。[11]从目前司法解释看，也不承认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国际担保合同，则可依《合同法》第126条和《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认定其效力，即当事人首先可以选择适用承认独立担保合同效力的国家的法律（包括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如果当事人选择了中国法律，法院在审理独立担保合同纠纷时，也可在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适用国际惯例。即把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担保的规定理解为对独立担保未作规定，同时我国也未批准加入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因此，中国法院在审理国际独立担保案件时，应可根据国际商会的相关惯例对其加以认定。这种观点在解决国际担保的独立性方面无疑是可取的，但对同一法律条文（“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在国内担保和国际担保中作出“内外有别”的不同解释，在法律解释上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对《担保法》第5条的理解，不应拘泥于国内担保或国际担保，而应着力探究该条文的“真实意思”，即应允许当事人“另有约定”，但是这种约定又不能割裂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即“另有约定”应理解为约定担保人对基础合同无效的后果承担担保责任。[9]如果当事人的约定超出这一范围，无论其为国际担保还是国内担保，都应认定为无效。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已如前述，独立担保岂止是解决基础合同无效的后果。按此观点，除了对基础合同无效的后果的约定，关于独立担保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如约定担保人在基础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仍应对债务人在基础合同中应承担的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即为超过法律允许约定的范围，因此应认定为无效。这一观点与独立担保的国际公约及惯例的相关规定显然难以相容。

    上述这些观点毕竟只是学者的看法。遗憾的是，除了学者的观点之外，任何官方的法律、规章、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未对“另有约定”作出正面的解释。也正因如此，才引起学者对相同法律条文的不同理解和长期争论。“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相关规定的澄清还需由立法或司法部门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对原条文加以修订、补充。但在出台权威解释或补充、修订之前，对《担保法》第5条的“另有约定”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和法律的权威性。

    作为独立担保两种典型形式的见索即付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已分别在欧洲大陆和美国被长期采用。我国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担保实践中，也不乏采用独立担保的案例，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独立担保在国际担保实践中的有效性，但在国内担保实践中，则未有独立担保的效力被司法实践所承认的例子，即独立担保作为国内担保尚缺乏具有强制效力的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但这并不能掩盖许多国内、涉外担保合同中约定“独立担保”的事实，因此对此类国内独立担保不能不闻不问或任其自生自灭，而应给担保各方当事人一个明确的解释，使其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可预见性。

    综观《担保法》第1条规定的宗旨（保障债权实现）和第3条规定的原则（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笔者认为，《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应可从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当事人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关系已作约定的，应依约定。无论将其约定为主从关系还是独立关系，都是符合该条规定的。因为该条明确规定了“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除了主从关系的约定，在担保实践中还常有独立关系的约定，即担保合同生效后，独立于基础合同，完全按担保合同条款履行，基础合同无效、变更、履行等情况均不对担保合同的效力和履行构成影响。这些内容与《担保法》第5条规定的主从关系的典型担保完全不同，因此，只有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才能约束当事人，即“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因此，只要是当事人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基于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原则，所作出的约定都应是有效的，而不应人为地将“另有约定”限制于国际担保，或限制于因基础合同无效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即合同无效的后果）。必须结合《担保法》的宗旨、原则和相关的规定加以解释，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客观存在”（如国内信用体系不健全）而刻意对其作出有悖立法本意的缩小解释。而这种缩小解释的后果则是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双方合意）。

    其次，如果担保合同没有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约定，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从关系，在主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当然无效，在此并无第二种解释。质言之，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主从关系是典型的担保模式的基本内涵，整部《担保法》的理解都必须按照这一涵义，非主从关系的其他约定都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因此必须在合同中另行约定，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当然这也表明法律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另行约定的明确授权。如果当事人未作出另行约定，则表明当事人放弃此项授权，接受了法定的、典型的主从关系原则，并在基础合同无效时，使担保合同当然无效，除非担保人对基础合同的无效有过错，否则不能要求其承担责任。（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综上所述，在担保合同当事人约定为独立担保时，首先应认定其有效性，而不论其为国内担保还是国际担保（含对内和对外担保），也没有理由将其限于就基础合同的无效后果承担责任，否则，不仅有违法律授权条款的效力，而且不利于保护本国受益人的利益。例如外国担保人与我国受益人之间的担保合同若选择我国法律为准据法，岂非不承认我国受益人依独立担保合同可享有的请求权，既违当事人约定的初衷，也不利于保护我国受益人依独立担保可获得的各种利益。

篇9

[摘要]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有的观点认为，针对传统证券经纪公司的管理办法只须稍作调整，完全可以适用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并不需要专门出台针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管理办法。鉴于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出台专门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管理办法还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制订相关的管理办法和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是动态概念这一点。与此同时，在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和非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施监督和管理方面，如何真正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在两者之间求得很好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证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是摆在监管者面前的一大挑战。

网上证券交易方式正逐渐为广大投资者认同和接受，网上证券交易呈现可喜的发展态势。国内的证券公司纷纷投入巨资拓展网上证券交易，IT公司等进入网上证券交易市场的意愿日益高涨，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呼之欲出。

2001年有几项政策信息值得关注，一是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28日公布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可设立专门从事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同时证券公司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专门从事某一证券业务的子公司；二是2001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中国证券业电子商务研讨会”上指出，将允许IT公司发起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三是《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起草完毕，并多次征求业内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四是2001年10月出台的《证券营业部审批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了“技术服务站点”的概念，这将为我国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

1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界定

从美国、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开展网上证券交易的证券经纪公司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证券经纪公司，另一类就是所谓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既然两者都为客户提供网上证券经纪服务，那么划分传统的非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呢?

传统证券经纪公司在为客户提供电话委托、柜台委托、磁卡委托等交易方式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网上交易方式；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在为客户提供网上交易方式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电话委托等其他替代交易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以电子信息交换网络为主要手段。简单地说，如果一家证券经纪公司以电子交换信息网络为主要手段向客户提供证券经纪服务及相关业务，则其就归入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韩国、台湾等海外的证券界，由于发展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人们习惯于将那些一开始主要借助互联网络拓展市场的证券经纪公司界定为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与传统证券公司日益融合，两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那么，网上交易所占比例不到20％的台湾网路证券究竟应归入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还是传统证券公司范畴呢?网上交易所占比例超出60％的金华信银和数位公诚证券究竟应归入传统证券公司还是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呢?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在分析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由此可见，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有的观点认为，针对传统证券经纪公司的管理办法只须稍作调整，完全可以适用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并不需要专门出台针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管理办法。鉴于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出台专门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管理办法还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制订相关的管理办法和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是动态概念这一点。与此同时，在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和非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施监督和管理方面，如何真正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在两者之间求得很好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证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是摆在监管者面前的一大挑战。

1997年，我国个别传统证券公司开始为客户提供网上证券交易服务方式，现在已经有约80家证券公司开通了网上证券交易。2001年11月，网上委托交易量占全国股票和基金交易总量的比例为6．17％，网上交易开户数所占的比例达到9．94％。考虑到2000年网上交易所占比例只有1%这一点，这组数据充分反映了我国网上证券交易发展速度之快。其中，华泰证券公司等少数证券公司的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25％。当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

从业务范围看，海外一些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所涉足的领域比较宽泛，业务多元化趋势明显。如美国的E*Trade，目前已成为一家“金融超市”，网上证券、网上银行、网上保险，可谓无所不有。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既然属于证券经纪公司，因此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外乎证券买卖、登记开户、证券的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和鉴证、证券投资咨询等。其中，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还需要单独提出申请，即只有在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后，方可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当然，随着互联网络技术和证券业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将会出现网上路演、网上直接发行(DPO)、网上客户理财、网上投资产品销售等业务。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允许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开展这些方面的业务。如果将来我国金融业允许混业经营，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网上金融超市”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2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

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或发起人的资格，二是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具备的条件。

一、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或发起人

从海外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情况看，这些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或发起人来自各个领域，有证券公司，有IT公司，有资讯服务公司，有工业类企业等。还有一些是由自然人发起设立，吸引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发展起来的。

从我国的情况看，证券公司在资金实力、证券专业人才和投资咨询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IT公司在信息技术、IT人才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因此证券公司和IT公司将成为我国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或发起人。《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设立专门从事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或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信息技术公司出资不得低于拟设立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注册资本金的20％”。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业务与商业银行、电信公司等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受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限制，参股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存在着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电信公司的对外投资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制约。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股东名单中就很少有电信公司。

我们认为，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以证券公司为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IT公司参与发起，同时吸引其他公司和管理层参股。这是由于IT公司的资本金实力比较差，同时不太熟悉证券经纪业务方面的流程，作为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不合适。

当然，就证券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的网上证券经纪子公司而言，《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证券公司持有股份不得低于51％。证券公司可根据需要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全资子公司，或者采取吸收其他股东参股的方式组建网上证券经纪子公司。

二、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具备的条件

网上证券经纪业是一个资金、技术和智力密集型的产业，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具备相应的条件。《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对设立专门的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所应具备的条件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资本金实力、技术条件和人才资源是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主要条件。

1.注册资本金。证券业对资金量的要求往往是比较高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自然也不例外。技术开发投入，计算机软、硬件投入，证券从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服务网点的设立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考虑到我国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今后一段时间在发展规模、客户数量和客户资金量等方面的增长会非常迅速，同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所面对的风险和责任比非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要大，一旦发生偿付能力方面的危机，影响面往往比较大，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为了确保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偿付能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需要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设置一个“门槛”限制，同时设定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财务风险监管指标。

在注册资本金方面，《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原先《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我们认为，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注册资本金要求应适当提高，是否可以考虑将进入“门槛”设置在1亿元人民币?《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纪类证券公司的对外负债(不包括客户存放的交易结算资金)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3倍；同时经纪类证券公司在对外负债超过其净资产两倍时，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证监会，并说明原因和对策。很显然，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考虑到我国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特点，我们认为财务风险监管指标要求可以适当提高，即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负债总额(不包括客户存放的交易结算资金)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280%，同时其流动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其流动负债余额(不包括客户存放的交易结算资金)。

2．技术条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对技术条件的要求相当高，同时又是全方位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必须：(1)有符合要求的网络交易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2)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系统中有关数据传输安全、身份识别等关键技术产品必须通过权威机构的安全性测评，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系统及维护管理制度必须通过权威机构的安全性认证；(3)具有控制网上证券经纪业务有关风险的技术、管理和业务等方面的有效措施；(4)拥有完善的系统故障应急方案，包括信息传播及委托方式的转移、数据及系统的恢复措施等；(5)拥有比较完善的技术服务支持体系、技术岗位管理制度、技术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体系和实时监控系统等。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比较复杂，专业性很强，在评估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技术条件过程中，监管机构应广泛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

3．人才资源。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和运作需要多方面人才，证券交易专家、投资咨询专家、技术和管理人才、法律专家、市场推广人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中国证券业电子商务研讨会”上强调，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设立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证券公司拥有大量的证券交易和投资咨询等方面的专家，IT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因此证券公司和IT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可以很好地实现两者在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互补。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从业人员不少于15人，并有相应的会计、法律、计算机专业人员；设立专门从事网上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还要有10名以上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并能确保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同时高级管理人员中至少有一名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认为，这一要求适用于所有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同时要对技术负责人的资格作出专门的规定和要求。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应允许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建立股票期权制度。开户，交易与清算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服务，涉及多个方面的环节，其中主要的环节是：

1．开户

与传统证券公司一样，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传统证券公司主要采取直接开户方式，即客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证券公司下属营业部开户。网上证券经纪公司除了可以通过直接方式为客户开户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方式和方式为客户开户。

海外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开户非常简单，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1)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主页申请开户申请表；(2)公司送来开户申请表；(3)将填写好的开户申请表发回公司；(4)公司发来交易时需用的用户ID和密码。在办完这些手续后，只要向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汇入一定的钱款，客户就可以进行交易了。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通过网络方式为客户开户，需要对客户的身份予以核实。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明显滞后，缺乏电子签名等各方面的法律规定，因此，网络开户方式还面临一定的挑战。这就需要寻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CA认证机构等的支持与协作，利用投资者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保险单以及CA认证等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数据资料，对申请网上开户的客户身份加以验证。

在我国，网上证券经纪公司通过方式为客户开户，是一个比较可行并值得推广的做法。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可以委托那些营业网点多、信誉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邮局和电信公司等机构开户。当然，委托第三方开户，网上证券经纪公司须与被委托方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同时明确具体的操作流程。

另外，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也可以通过下属服务网点直接为客户办理开户手续。服务网点同时还可以承担与开户机构联络、接受开户机构客户资料等职能。

2．交易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开展证券经纪业务，须向证券交易所申请独立的证券交易席位。至于证券公司控股的网上证券经纪子公司，我们认为也需要向证券交易所申请独立的证券交易席位，以便于监督和管理。

除了电子信息交换网络这一主要手段外，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还必须为客户提供电话委托等其他必要的替代交易方式，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当然，这方面涉及长途话费等问题，需要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与电信等部门开展合作；或者是通过银证合作，充分利用银行网点的资源，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还应向客户提供与证券交易相关的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委托、成交、清算、资金与股份余额等交易相关数据的查询。同时，应定期向客户提供书面对账单。

3．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及销户

根据客户指令，在确定客户的有效身份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方式和直接方式为客户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及销户手续，具体的做法(尤其是销户)与开户手续比较类似。

4.清算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根据相关的规定，在具备资格的商业银行设立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和清算备付金账户。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统一管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和清算备付金账户。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与商业银行开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自动划转系统或银证转账系统，双方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责任、义务和有关的流程。

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划转可以采取网络转账、电话转账和银行汇款等方式。采取网络或电话转账方式的，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与储蓄账户之间通过因特网方式或电话方式进行划拨，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就此与商业银行、客户签订协议。服务网点对于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来说，设立有形服务网点是十分必要的。服务网点的设立，可以提高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信用度，开展与证券经纪相关的业务。与此同时，海外网上证券经纪业的发展表明，拥有有形服务网点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发展一个客户的平均成本远低于没有有形服务网点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正因为如此，海外很多原先没有设立服务网点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纷纷设立相当数量的服务网点。

与传统证券公司下属的证券营业部相比，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服务网点的功能应有所调整，规模趋于减小，表现在服务网点不为客户办理现金存款，不办理柜台交易和交割，不为客户提供大、中户交易室和营业大厅等经营性的证券交易场所。同时服务网点应突出其在网上交易演示等技术方面的功能。这一定位基本符合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发展需要。

《证券营业部审批规则》(征求意见稿)提出证券公司可以申请设立技术服务站点，规定“技术服务站点是证券公司对客户从事网上证券交易提供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分支机构”，“申请设立技术服务站点的证券公司应取得网上委托业务资格”。《证券营业部审批规则》(征求意见稿)同时对设立技术服务站点应具备的条件、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可以经营的业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兰州、西安等地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证券交易“黑市”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考虑到网上证券经纪业的特点，监管机构应加强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服务网点的监管。建立“防火墙”，不允许服务网点与客户直接发生现金往来，关注机构的资信情况，同时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当地的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服务网点情况，特别是要防止有人假冒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服务网点的名义欺骗投资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可以设立一家从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独立的专门机构，通过互联网站及时披露有关网上证券经纪公司服务网点的情况，同时开通电话查询，方便投资者识别服务网点的真伪，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另外，监管机构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投资者的辨别能力，同时建立投资者举报制度。

3证券交易佣金政策

一段时期以来，证券交易佣金政策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市场上的猜测和传闻很多。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我国证券交易固定佣金制度的变革。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和传统证券公司的佣金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

1．两者均实行现行的固定佣金制度。当前，我国固定佣金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允许证券公司根据市场和自身的情况对佣金的收取作适当调整是大势所趋。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出现以后继续实行固定佣金制度，显然不利于网上证券经纪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这一方案是不可行的。

2．两者均实行自由浮动佣金制度，不设上、下限，公司可自主决定。海外证券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普遍采取这一做法。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今后的发展方向，但在目前证券业普遍缺乏自律和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尚不具备完全实施自由浮动佣金制度的条件。一旦完全放开，就必然会导致证券经纪业的注意力集中于价格竞争，从而忽视服务水平的提高。在这方面，商业银行高息揽存、保险公司赔本竞争的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因此，这一方案也不可行。

3．传统证券公司继续实行现行的固定佣金制度，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行自由浮动佣金制度。巨大的反差同样会引发我国证券经纪业的恶性价格竞争，直接和公开的价格竞争受到限制，传统证券公司就会采取变相和隐蔽的价格竞争，从而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时不符合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

4．传统证券公司和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行同样的浮动佣金制度，同时设定上限和下限(即浮动区间)；或者是实行区间浮动佣金制度，传统证券公司和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浮动区间有所差异。考虑到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这一方案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这既给证券经纪公司留有一定的余地，同时又符合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

总之，在出台针对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政策时，需要考虑对原先的佣金政策实施相应的调整。同时，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制度的改革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加以实施。当前，为了促进我国网上证券经纪业的发展，推动我国证券业的竞争，我们认为，开始时可以考虑将传统证券公司的佣金浮动区间设置在0．2％、0．3％之间，将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佣金浮动区间设置在0．15％&#0;0．25％之间；在网上证券经纪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后，对传统证券公司和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实行相同区间的浮动佣金制度；待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到比较成熟和规范的阶段后，就可以考虑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佣金制度。

通过电子信息交换网络方式买卖证券，其安全性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往往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大致包括实时通信线路的稳定性，以及下单的可靠性和保密性等。其实从技术上讲，相对于电话委托等其他证券交易方式，网上证券交易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对安全性的担忧主要源于对技术的不了解和新闻媒体对网络黑客攻击的大肆渲染。

当然，风险小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考虑到网上证券交易所涉及的资金量非常大，对可靠性和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容不得出现一点点的误差。因此，网上证券经纪公司需要完善相关技术，加强管理。(1)对网上数据实施加密；(2)利用数字签名的身份认证，防止密码攻击；(3)将内部业务系统与因特网等外部网络严格隔离，并监控相互间的信息交换，建立有效的“防火墙”等安全防范措施；(4)建立实时监控系统，采取网络隔离等技术防范黑客攻击和外部非法访问；(5)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故障恢复手段，采取切实有效的系统备份机制，保证网上证券交易业务通道的畅通；(6)加强管理，建立严格的岗位管理制度和技术风险管理制度，以提高网上证券交易的安全性。

为了保护投资者及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自身利益，在接受客户开户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与客户签订“风险揭示书”，向客户解释相关的风险，协议书应采取《合同法》认可的书面形式签署。同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应通过入门网站和客户终端软件向市场充分揭示风险，包括：(1)所显示的行情信息可能出现错误和偏差；(2)客户的身份有可能被仿冒，客户的交易密码可能遗失或被他人窃取；(3)因为网络传输方面的原因，客户发出的交易指令可能会出现延迟、停顿、中断或数据出错等情况。

在与客户交流和接受客户咨询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应客观地向客户揭示网上证券交易方面的风险，不能故意回避和隐瞒相关的风险，误导和欺骗客户。与此同时，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还应对客户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帮助客户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方面的隐患，同时教会他们正确和熟练使用网上交易方式以及电话委托等其他替代交易方式。

此外，网上证券经纪公司还可以借助商业保险来解决网上证券交易的安全性问题。美国大多数网上证券经纪公司为自己的网上交易客户提供高额的商业保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客户对网上证券交易安全性的后顾之忧，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网上证券经纪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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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还访问了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有关机构，与专题研究全球信用体系的资深专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座谈和讨论，听取了他们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信用体系基本模式的分析，并得到了他们对欧洲及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信用调查机构与私人信用调查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关报告。通过讨论、座谈和参考他们的研究结论，再结合对美国的实地考察，使我们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模式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并引发了我们的深入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初期，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信用体系发育的现状，选择什么样的信用体系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公共征信系统与民营征信系统：两种不同的征信模式

（一）美国社会信用体系是以民营征信服务为特征的市场化模式

考察中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征信国家。其具体表现是，不仅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形成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方式建立，并依据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征信服务主体。美国的征信服务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营征信机构（或称为私人信用调查机构），这些机构具有如下明显特征：

1.在机构组成方面：美国的信用调查机构主要由私人和法人投资组成。美国没有公共信用调查机构，其信用调查报告几乎全部由民营调查机构提供。从征信机构的结构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存在着数千家信用调查公司，在此之后，由于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美国的征信行业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市场整合期，通过兼并和合并，征信机构数量大幅度减少。据美国消费者信用协会（CDIA）提供的资料，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由原来的2000余家减少到目前的400家左右，由此带来了征信市场集中程度的显著提高。目前美国的消费者信用报告主要由前述的三大征信机构提供，其余的小型征信公司只在某类业务或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提供服务。在企业征信服务方面，邓白氏公司则几乎占据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2．在信息来源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来源广泛。在美国，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的信用信息除了来自银行和相关的金融机构外，还来自信贷协会和其它各类协会、财务公司或租赁公司、信用卡发行公司和商业零售机构等。其方式是由征信公司与上述机构自愿签订协议，由后者按协议约定向征信机构定期提供信用信息。企业征信公司搜集的数据来源与消费者征信有所不同，主要是美国各公司定期提供的公司内部信用信息和一些政府公共信息，而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多数银行不向信用调查机构报告它们的企业信贷数据（主要是出于竞争和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

3．在信用信息内容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征集消费者的负面信用信息，而且征集正面信息。特别是在对纳税人的基本信息数据、税收状况信息、企业地址、所有者名称、业务范围和损益表以及破产记录、犯罪记录、被追帐记录等方面，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更多、更全面。

4．在服务范围方面：美国消费者信用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要受国家“公平信用报告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才能使用相关的消费者信用信息。征信机构必须对信用信息的使用和查询情况予以记录和保存，以备监管部门检查。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消费者信用信息的获取与其是否曾向征信机构提供数据信息则没有对等关系，换言之，并不是只有提供数据者才能获取数据信息，非数据提供者也可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获取相关信息。这表明，美国民营信用调查机构是面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包括：私人银行、私人信用机构、其它企业、个人、税收征管机构、法律实施机构和其它联邦机构，以及本地政府机构等，这些机构都是征信报告的需求方。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信用中介服务完全是依市场化原则运作，即信用调查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是商品，因此有价值和价格，按照商品交易的原则出售给需求者（除特殊规定的条件下可免费提供），这是美国民营征信行业得以不断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美国，从事消费者征信的机构，均提供消费者的历史信用数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一般的消费者信用数据可保留7年，破产信息可保留10年。而企业征信机构，一般提供12个月内的企业信用数据信息。

5．在业务范围方面：美国的民营信用调查机构在从事消费者征信和企业征信业务上有明确的界限，大型信用调查机构的业务更是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比如邓白氏公司主要为社会提供企业信用报告和评分（特别是中小企业），而很少涉足消费者信用调查业务；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和菲奇（Fitch）等公司专门从事证券信用评级业务，重点为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服务；三大消费者信用局则主要对消费者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加工、评分并销售信用报告。虽然在个人信用局的业务中，也会涉及到企业信用信息（如Experian和Trans  union公司都提供一部分企业信用报告），但是规模很小，不是其核心业务。这种业务上明确的社会化分工，使不同的征信机构重点围绕着各自的核心业务不断创新、研究、设计，并不断推出新的信用报告产品，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特点与模式特征

在与世界银行专家的座谈中我们了解到，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建有公共信用调查机构（也称公共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在世行专家调查的56个国家中，有30个国家设有这类机构。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起源于欧洲，德国于1934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公共信用调查机构，法国的同类机构产生于1946年。1992年10月，欧共体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将公共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定义为：“为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关于公司、个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负债情况而设计的一套信息系统”。通过参考世行对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信用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公共信用信息调查机构具有如下特点：

1.机构的组成和主要职能：公共信用信息调查机构主要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机构开设，并由央行负责运行管理。建立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服务，为央行提供发放信贷的信息，包括金融机构对个人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贷款评级和贷款附属担保品的价值信息等，而不是为社会提供个人或企业的信用报告。这就决定了该机构不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公共信用信息成为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机构为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提供最新的借贷大户和银行风险的基本情况，为强化监管和风险分析提供最基础的数据，有助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估。

2.信息数据的获得：与民营征信机构不同，公共信用调查系统通过法律或决议的形式强制性要求所监管的包括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参加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按法规的严格规定，这些金融机构必须定期将所拥有的信用信息数据报告给公共信用登记系统，而不是像民营征信公司那样，根据与金融机构间的合同约定提供数据信息。这种强制性的征信方式，使公共登记系统几乎能够覆盖一国的全部金融机构，但是它们并不收集所有的贷款资料，而只是在一个规定的起点上收集信息数据。许多国家规定了金融机构向公共调查机构提供信用数据中的最低贷款数额（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低于这个数额则不需提供，这就排除了相当一部分信用信息数据。而民营征信机构的特点则是可以提供每单笔贷款的详细资料。

3.信息数据的范围：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信用数据既包括企业贷款信息，也包括消费者借贷信息，与美国民营征信机构中二者在业务上有明显边界的特点大不相同。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负面信息。与民营的征信机构相比，公共信用机构的信用信息来源相对较窄，例如，它不包括来自法院、公共租赁公司及资产登记系统和税务机关等其它非金融机构的信息，也很少搜集贸易（商业零售机构）信贷的信息，只有不到1/3的公共调查机构掌握信用卡债务的信息。对企业地址、所有者名称、业务范围和损益表以及破产记录、犯罪记录、被追帐记录等信息基本不收集。许多国家公共信用调查机构只当前的信用数据信息，而不提供借款人借贷信息的历史记录。

4．信用数据的使用：许多国家对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使用有较严格的限制。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其数据的提供和使用实行对等原则，即只有为该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数据的机构才能获取数据信息，而且这种信息是经过汇总后的，而不是具体的单笔信贷详细资料。这是因为，公共信用登记系统主要是为监管服务，只有出于提供贷款审查目的才以汇总的方式向数据提供机构提供其他机构的信息。因此，实际上公共信用登记机构的信用数据只是向金融机构提供，而不向社会其他需求方提供，即该机构主要不是提供社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这种对等的原则也决定了这种数据使用不是商业化的，即这类信用报告不是商品，因此，即使有收费也很少。

概括起来，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模式与民营信用调查机构的模式有着较大的区别。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是由金融监管机构设立，更多地体现了监管者的意志和需要；民营征信机构是由私人和法人组成，采取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公共信用登记系统主要是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信用监管服务，而不考虑社会的商业化信用信息需求；民营征信机构是为社会更广泛的信用需求服务，服务范围更宽、更广、更全面。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强制性地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的来源更全面，除银行数据之外，还包括来自商业、贸易等方面的信用信息。公共信用登记系统的数据使用更多地是金融机构内部为防范风险的信息互通，而民营征信机构的信用报告则是商品，强调为需求者提供商业化、个性化服务。

二、两种不同征信模式产生的基础与条件

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不同征信模式的选择？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和对世行的访问，我们感到如下一些因素在征信模式的选择中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

（一）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是民间征信业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民营征信业的起源来自于经济发展中信用信息共享方面的需求。我们从美国CDIA了解到，最早的消费者信用信息共享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从伦敦的裁缝行业开始的，由行业内相互之间对消费者守信情况的互通，发展为在固定时间内进行信用信息交流，防止消费者违约和不守信用的现象增加。随着发展，出现了第三方专门收集消费者信用状况并加工生产成信用报告出售给需求者的民营征信机构。在美国，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对信用信息的大量需求。在这一时期，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银行信用和民间信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社会的信用需求和消费者借贷活动的增加促进了金融信贷和其它信用方式的发展，进而产生了金融机构、商业机构对消费者和企业信用调查、资信评级的市场需求，民营信用机构和征信业务便应运而生。在一战、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美国民间征信业曾受到很大影响，制约了其发展进程。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信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征信和信用评级等行业快速发展起来。到60年代，美国全国已有2200多个民营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主要业务是收集、整理、加工、储存、评估和销售消费者信用报告。

美国的消费者征信机构首先是从地方发展起来的，在较长时间内，征信业务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交通条件使人们的流动性受到限制，以及对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制，消费者更倾向于在本地金融机构或商业机构获得信用贷款，使得信用信息的供求双方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地方或城市，因此，地方征信机构的信息更集中和实用。这就导致了地方消费者征信机构数量的增加。从征信手段看，在相当的时期内，美国民营征信机构是靠手工调查来收集、加工信用信息和生产信用报告。

20世纪60年代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美国民营征信业的发展：一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需求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这就促进了信贷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信贷机构对信用报告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二是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自动化操作手段代替了手工信息收集手段，加上信息技术产生的规模效应大幅度降低了征信行业的生产成本，使其效率和准确性大大提高，并为信用产品提供了新的传送渠道；三是美国于1971年颁布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使征信行业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有效解决信用信息收集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隐私的关系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大大促进了征信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与此同时，自50年代开始的高速公路建设，促进了美国城乡居民汽车消费的超常增长，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半径迅速扩大，客观上要求信用规模和信用活动范围随之扩大。特别是70年代后信用卡等公司的迅速崛起，为征信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征信行业谋求业务量的扩大和跨区域的拓展。这些原因综合作用导致了美国80年代后征信行业跨区域兼并和重组的趋势日益明显，其结果是征信机构数量的减少和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征信机构核心业务的发展和数据处理的集中化趋势，使信用信息更全面更准确。

庞大的消费信贷规模是美国征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截止到1998年，消费者所有的抵押贷款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包括第一和第二抵押权以及房屋产权贷款），另外，非抵押消费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及其它个人分期付款）的总额也达到1.33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征信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战后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长期致力于鼓励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机构向城乡居民提供贷款和其他方式的信用支持与服务。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利用信贷消费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加。1956年有大约55％的家庭申请了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到1998年，消费信贷已为74％的家庭所利用。这种消费信用的快速发展在提高国民的投资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更快地促进了美国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迅速增加着市场需求，进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此期间，征信服务对于消费信贷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信用报告大大地降低了提供信用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信用提供者的风险，使更多的家庭和个人获得了贷款。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随着技术进步、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信用活动的增加，产生了对信用信息服务的社会需求，私人征信机构先于美国而产生，并在经济活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英国等工业化较早的国家，私人征信业发育更早。实际上，美国最初的民营征信活动经验更多地是借鉴于英国等国家的征信业务实践。在20世纪，英国等国家的私人征信活动发展也很快，并且通过兼并和重组形成了一些大型跨国征信公司，如Experian就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大型民营消费者征信公司，其业务已发展至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也成为三大消费者征信公司之一。这表明，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欧洲，经济发展和信用规模的扩大是民间征信业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另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建立了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而民营征信业相对不是很活跃。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慢和信用规模小，而更多的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征信理念的差异。

（二）法律制度与征信理念的差异影响了不同征信发展模式的选择

曾有人提出，促使一些国家成立并利用公共信用调查机构的原因，是由于该国民营征信机构缺乏所致。但实际上许多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和欧洲部分国家）是在已经建有民营征信机构的前提下成立了公共信用调查机构。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的调查结果，选择不同的征信行业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法律制度和征信理念。根据一些信用专家的观点，在法律制度上，实行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公共信用调查模式（如法国、意大利等）。因为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相对少一些，相应地限制了民营征信机构的发展，而建立公共调查机构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是补偿或部分补偿政府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力，从而防止信用活动中的风险。

选择建立公共信用调查机构，还基于对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认识和征信的理念。从历史上看，影响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民营征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借款人隐私保护的认识。这些国家实行的是高水平隐私保护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相关法律文件中规定，必须经过借款人的明确认可，方可征集和使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这一原则还被写入了于1998年10月生效的欧洲议会95/46号文件中。文件规定：“在个人数据处理和保证个人信息自由流动方面必须保护个人利益。”这一文件也被称为“数据保护指南”，这一文件的生效使欧洲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变得更为严格。例如法国的法律规定，不仅每次征集信用信息时必须征得借款人的书面同意，而且每次信用报告时必须再次得到本人书面认可。在这种状况下，民营征信机构很难有发展空间。二是这些国家明确禁止征信活动中披露借款人的白色（正面）信息，认为这属于个人隐私，而只允许征集和披露黑色（负面）信息。这种基于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理念和极严格的信息保护制度，制约了民营征信行业的发展，使其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运作，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公共信用调查系统的建立。因为公共征信机构的信用信息基本上不向社会公开，不存在披露隐私的问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民营征信服务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的国家，在征信理念上不同于欧洲国家。例如，一方面，美国除特殊的情况外，一般不需要经过消费者本人的认可，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可收集、加工、存储消费者信用信息，并销售相关报告；另一方面，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中，不仅包括负面信息，也包括正面信息。根据美国的征信理念，正是正面信息被采集和使用，才保证了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才能创新出更多的信息产品和增值服务为社会所用。这种征信理念所带来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大大促进了美国民营征信行业的迅速发展，并扩大了社会信用规模，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拉动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经济增长。

(三)强化金融监管是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决定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