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保障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保障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会计信息在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已经日益成为企业管会计论文理者、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及政府管理部门改善经营管理、评价经济状况、做出投资决策、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完整，将直接影响有关方面的利益和经济秩序，会计信息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 会计信息;质量保障措施;内部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会计信息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制定经济政策、控制监督经济活动以及微观管理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而重要的作用。因此，会计信息的质量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目前中国的会讨.信息质量仍不容乐观，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郑百文、银广厦等造假案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成为中国会计领域鱼待克服的顽症。

一、导致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原因一般来说，虚假会计信息与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产生取决于会计主体环节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原因。

(一)主体环节原因

1.会计信息生产者的利益驱动。一些企业单位领导缺乏现代经营理念，法律意识淡薄，将经济发展同守法经营对立起来，授意甚至强迫会计人员做假账，以达到其隐瞒不当利益、转移正当收益、偷逃国家税款之目的。由于大多数会计人员的切身利益依附于企业单位负责人，他们害怕坚持原则会遭到打击报复，屈从于企业单位负责人的压力，对违法事件不抵制，按照领导的意图做假账。更有少数职业道德差的会计人员，为了谋求自身的一份利益故意做假账，致使虚假会计信息产生或会计信息质量不高2.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这种“产品”的制造者，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然而中国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欠佳。

(l)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目前各行业财务会计人员平均文化素质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大专以上专科毕业生，约占全部会计人员的20%左右，其他中专生及以下的会计人员约为80%，许多会计师并不熟悉新的会计制度，一些年轻的会计人员缺乏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操作技能，对较复杂的会计业务很难较好地处理;

(2)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不高。现实中坚持原则，严格执法，敢于同违规违纪做斗争的人员很少，相反，对违规违纪熟视无睹，甚至主动为领导出谋划策的会计人员却较多。

3.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首先，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缺少内部牵制和复核，未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次，不重视内部审计工作，有的单位未设内部审计机构，有的虽设有机构，却徒有虚名，没起到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单位领导重视不够、认识不高，把内部审计看作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有意淡化弱化内部审计工作，更不用说将审计监督工作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始终。致使虚假的会计信息顺利走出企业，使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受到影响。

(二)外部环境缺陷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除了会计主体环节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外，外部社会的客观环境影响也是其产生的重要条件。影响信息质量的外部客观因素很多，但影响比较直接、作用比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计法规不健全。中国会计法规体系虽已初见规模，但是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准则规定中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当二者相继颁布并共同起作用时，状况较乱。另外，《会计法》是会计工作的根本大法，在实施过程中显现出不足之处，如对违法处罚规定中，使用“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词语，缺少量的标准，可操作性不强，急需进行修改，出台相应的实施措施。

2.政府监管弱化。法律、法规、准则是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但在其具体执行过程及经济管理工作中仍需政府的监管。政府如果在制定会计标准和监督制度、组织实施会计监管的过程中，不能发挥其工作职能，甚至袒护和纵容各种会计工作中的不法行为，就会为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供便利条件。目前中国政府监管不足主要表现在监管思路不清晰、监管范围不明确、监管主体不确定、监管责任不落实等问题上，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监管的作用。监管范围不明确方面主要表现是，《会计法》第32条规定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实施监督。由于规定的监管范围较大，监管单位数量众多，使得政府部门难以履行这一职责，即使政府部门有这种力量也会造成监管成本过高，而且，当会计信息的用户因信息失实而造成损害时，政府部门会因此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风险。在监管主体不确定方面，实际工作中，政府监管存在多头监督、重复检查的问题，使得基层单位对政府部门多有怨言，这样不仅损害政府形象和增加基层单位的负担，也削弱了政府监管的功效，造成政府监管软弱无力。

3.中介机构监督乏力，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如:会计师事务所，未能真正发挥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职能作用，有的中介机构为了争夺客户业务，放弃原则，过分地依据客户的意志要求，有求必应，会计报表上所需要的数字样样齐全，向国家缴纳的各项税款时，企业就少报利润，以达到少缴或不缴所得税的目的，形成了会计报表的数字取决于企业领导说了算数。一些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因利益的驱动，放松执业质量，降低职业道德，不按审计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要求来收集审计证据、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有的还故意违法出具虚假报告，甚至与客户共同作弊以达到“双赢”目的，美国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企业至个人利益满足了，国家的资产却大大流失。

4.惩罚手段不强。中国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惩处手段主要是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为主。对大部分存在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主要是给予企业及主要责常青任人以罚款、通报批评和警告等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很难达到真正处罚的目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对于那些追究了法律责任的，也只是限于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还没有公司因虚假会计信息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例。低廉的代价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做假的净收益要大于诚信执业的净收益，从而造成了虚假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紧密结合，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措施

1.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会计人员既要熟悉生产经营业务，又要熟悉专业知识，掌握会计业务技能，善于会计管理，参与经营决策，不仅要当好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参谋”，又要当好强化会计监督的“经济医生”，还要当好维护资财完整的“经济护士”;财政部门也要闻令按照企业月工资总额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继续教育附加费，建立会计人员教育基金，专项用于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经费，确保会计人员享受继续教育的合法权益，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要统一安排，按行业分期分批组织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教育部门要调整继续教育课程，特别要将新会计制度，准则，健行十核算规范，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税法和职业道德准则等课程列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点课程，提高健行十队伍的素质，适应社

--> 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工作的需要。

2.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朱铭基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词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看似一句普通的大实话，然而仔细体味，却不能不使人为此四个字感慨万千。会计工作是反映经济活动的晴雨表，是把守“钱袋子”的重要一环，其最重要之处，就是要如实记账。朱总理用这朴实无华的四个字来警示世人，并郑重的将其作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可谓一语重千钧。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会计人员不仅要精通会计专业业务，财经法律，法规，业务技能，还要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

3.建立健全企业或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形成真实会计信息的基础。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第一，要建立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也就是要根据有关经营方针和目标，建立健全合理而有效的各种控制制度，以保障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和不断发展。如预算控制制度、权责控制制度、信息管理制度等。第二，要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如设置凭证的传递程序、账薄的核对制度、实物的盘点制度等，可以保证会计资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第三，要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它具有控制的功能，既要检查和评价其他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质量与效2005/3纽右示藏经济与管理(月刊)果，同时本身又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各项内部控制一起，共同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4.提高单位领导的会计法规意识。单位领导的指导思想不正，是造成虚假会计信息的重要原因。治理虚假会计信息，必须组织单位领导学习会计法规，使单位领导提高会计法规意识，端正指导思想，明确自己对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责任;加大执法力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几个环节要齐抓，凡是单位负责人授意，指示会计人员编造、篡改会计数据，弄虚作假，损害社会利益的，必须依法严惩，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随时发现，随时处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发挥“经济警察”作用。加强社会会计监督机制要尽快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及一批会计师事务所，还要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监督，使中介机构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警察”。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我们要明确其分野:除了税务咨询，会计师事务所不应该为客户提供任何审计业务之外的咨询服务，防止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过于亲密;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工作必须进行再审计，为了保证公正性，再审计师不能与会计师事务所有任何牵连，再审计业务也必须是强制性的;定时轮转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审计师小组，防止审计师们与客户的关系过于熟稳;会计师事务所通常夸耀自己为某客户提供了多么久的服务，其实这正是监管者和投资者应该加以警惕的。

6.强化政府对会计的监管，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其监督者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地位独立，与被监督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二是由法定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从上述条件看，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具有其他管理者无法相比的优势。但从中国政府会计监管的实际情况看，存在监管思路不清晰、监管范围不明确、监管主体不确定、监管责任不落实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么i巧年第19卷第3期监管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证券市场暴露的一系列会计信息虚假案件，不仅证明了国家在监管方面存在着漏洞和问题，而且也给监管者、尤其是给政府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加强政府部门的会计监管，政府部门要履行好两项职责:一是制定会计标准和监管制度，主导建立会计监督机制;二是组织实施会计监管，包括直接实施会计监管或者授权有关机构实施会计监管，惩处会计活动中的违法者，保证会计秩序规范运行。具体来说，政府监督就是将“过程控制”和“结果监督”相结合，对国有单位和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如公众公司以及金融、保险、证券机构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度、稽察特派员制度以及外派监事会制度，对其进行“过程控制”;对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结果监督”，主要是通过法律委托会计中介机构承担会计监督，政府部门主要是对会计结果或是对会计中介机构的再监督;同时还要明确政府会计监管的责任，如果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后仍出现重大违法问题，应追究监管者的失职责任。

〔参考文献]

〔月桂馨.强化职业判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j〕.对会研究，

2会计论文康保成.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凡点思考仁j].财会研究，2

〔3杨雄胜.会计诚信问题的理性思考【j〕.会计研究，2(x)2(3

4王雄元.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x)3(1).ts〕

篇2

关键词 水稻；标准化育秧；保障措施；成效；建议；安徽泾县

中图分类号 S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3-0068-01

为有效突破机插育秧环节技术瓶颈，发展机插秧，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根据省市部门要求，泾县从2012年开始，在琴溪镇的绿野水稻专业合作社等进行示范，围绕政策扶持，进行大户示范、科学管理、强化指导。通过近3年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琴溪镇及泾县的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建设规模

1.1 建设数量

经申报单位申请、资格审查、实地考察论证、专家组评审等程序，2012―2014年择优确定了在琴溪镇绿野水稻专业合作社等8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进行示范，确定为水稻标准化育秧建设单位。全县共建标准化育秧示范点8个，其中有2个在琴溪镇，占全县的1/4。

1.2 建设内容

泾县育秧工厂严格按照省农委的方案要求进行建设。8个育秧示范单位配置播种流水线18套、碎土机6台、硬盘12万张、建设钢架大棚60 000 m2、轻钢板房播种车间8间2 500 m2、水泥场地3 000 m2。

1.3 育秧规模

建设的育秧工厂育秧均能满足大田机插面积133.33 hm2以上、8个育秧工厂满足机插秧面积1 600 hm2以上。

2 操作程序

2.1 制定方案

根据省农委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泾县实际，及时制定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实施方案，上报省农委、省财政厅。8个育秧工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各自育秧工厂的实施方案。

2.2 多方联动

经单位申请、资格审查、实地考察、专家组评审等程序，综合评比后择优确定了8家扶持建设单位，农技中心分别与各项目实施点签订了《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建设合同书》。

2.3 合格扶持

项目建设期间，按照督查制度的要求，县农委在项目实施期间会同财政、农机等部门，对育秧工厂进行多次督促、检查、指导。根据检查结果、结合合同内容，对验收合格的育秧工厂实行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

3 保障措施

3.1 组织保障

为加强水稻工厂化育秧工作的组织领导、技术指导、督查、验收，泾县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如泾政办秘[2013]23号文成立了粮油高产创建活动领导组，分管县长为组长。泾农技字[2012]1号成立了水稻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小组；泾农[2012]28号文成立了作领导组和技术指导组；泾农[2012]94号文成立了督查组；泾农[2012]95号文成立育秧工作验收组。琴溪镇也成立了相关组织。

3.2 资金保障

一是育秧工厂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二是整合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控等项目，捆绑实施、叠加倍增，多方位为育秧工厂项目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3.3 宣传保障

按照方案要求，每个育秧工厂都树立了育秧工厂标牌，张贴宣传标语，共制作标牌20个、宣传标语20条。

根据项目实施进程，利用泾县电视台《走进农家》栏目、宣城电视台《5280》栏目、农业信息网等媒体，及时宣传报道琴溪等乡镇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动态，积极营造环境氛围，提高育秧工厂的知晓度。

4 建设成效

4.1 推广机插

2012―2014年，泾县共建育秧工厂8座，每个育秧工厂育秧满足大田移栽面积133.33 hm2以上，有力地带动了泾县机插秧的发展。育秧工厂的建设，辐射带动该县机插秧跳跃式发展，琴溪镇机插秧面积由4 hm2发展到333.33 hm2以上，全县机插秧面积由以前的不足333.33 hm2发展到1 600 hm2以上。

4.2 拓展服务

泾县机插秧基本为标准化育秧工厂育秧，秧苗素质较传统机插秧育秧大大提高；同时绿野等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订单，进行代育、代插及“四代一管”服务，为大面积“四代一管”服务摸索经验，为泾县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发展奠定基础。

4.3 经济效益

工厂化育秧节本增效、机插秧增产增收。按增产5%、同时节约人工、种子、肥料等，节本增收1 500元/hm2以上。按照1 333.33 hm2机插秧面积，全县每年增收逾2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琴溪镇马鞍村有种植大棚蔬菜的传统，农闲时育秧大棚正好综合利用进行蔬菜生产等，创造新的效益。

5 工作建议

通过3年的育秧工厂建设、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需要加以重视，以利育秧工厂的顺利运行。

5.1 加强土地流转的规范、引导

种植大户土地难以集中连片流转等问题，需职能部门加强土地流转的规范、引导，解决规模化种植土地流转环节问题[1-2]。

5.2 建议省市级加强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现场会学习等

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是一项新技术，操作中因农机、农艺等技术环节失误，出现烂芽、烂秧、土壤湿度过大等问题。技术人员理论知识、实践经验需加强。只有技术人员自己先学好，才能当好“二传手”。

5.3 加大机械设备及农资补贴

建设内容中钢构大棚建设面积过大、投入高[3]。建议缩减大棚面积，将资金更多地投放到机械设备和农资补贴等方面。

5.4 出台营养基质育秧等相关补助政策

标准化育秧所用营养土量大，耕田挖土难以为继。泾县尝试引进营养基质育秧，但增加了育秧成本；建议能像江苏等省份学习，出台营养基质育秧等相关补助政策；给予育秧基质工厂良好环境发展，促使育秧工厂的良性发展[4]。

6 结语

机械化种植是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水稻标准化育秧工厂是新生事物，破解了机插育秧环节技术瓶颈，提高了水稻种植机械化程度。应针对育秧工厂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加以重视、解决，使育秧工厂建设一个、带动一片，加快现代农业的前进步伐。

7 参考文献

[1] 詹中华.安徽省机插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9）：104-105.

[2] 吴正贵，吴建国，杨云娣.机插水稻工厂化标准化多层育秧实践[J].江苏农业科学，2011（6）：123-125.

篇3

关键词：水利水电；环境保护；保证机制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环境保护工作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中最关键的组成，应该从工程的各个阶段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并且必须要将环保和其他的专业进行联系，并且由传统的水利工程正向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这样能够使得工程的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努力做好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结合。

1.水利水电工程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许多工程的环境保护投资在评估中被较大幅度核减，致使工程的环境保护措施无法完全落实。

1.1、土地问题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一般情况下会对很大一部分的土地进行淹没，以及为了进一步扩大水利水电工程的范围而进行的毁林开荒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时在水利水电的建设过程中出现水库岸堤崩塌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地层的震动，诱发比较严重的土地地层构造问题，同时当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以后，进行蓄水作业的过程中，随着地势的增高，会引起水库周边土体的盐碱化问题，这对于土地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

1.2、陆生生态问题

水利水电工程一般会影响当地土壤环境，在水库拦蓄的作用下，下游洪泛平原的淤泥肥源将会不断减少，土壤肥力不断下降，以至于土壤长期处于地下水位过高的过饱和水分状态下，最终会引发土壤次生沼泽化、盐渍化、潜育化等不良现前，即土壤环境的改变，严重影响陆生植物的正常生长。比如：库区蓄水会淹没土地资源，清除植被会损失生物资源和生物的多样性，施工建设会破坏植被，污染居住环境，引入异源性疾病等等。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中，一旦引入外来物种，则会出现竞争捕食、改变生境、传播疾病等现象，直接威胁本地生物，不利于原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破坏区域生物多样性。比如：在水利水电施工的干扰下，会恶化施工区鸟类和兽类的生活取食环境，迫使这些生物远离栖息地；水库蓄水淹没森林，工程建设破坏地表植被；新建城镇、新道路系统分割并侵占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一切都会改原始生态系统，威胁生物生存，加剧物种灭绝。

1.3、区域虫害问题

随着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其周围的空气的湿度往往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往往会诱发一些潮湿性昆虫的滋生，随着这些昆虫的不断增多，给周围的植物以及相关的农业作物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比较巨大的。同时随着昆虫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相关传染病的发生，这对于人和动物的影响是比较巨大的。

1.4、周边生态平衡

工程实施产生的有形污染对于水文结构，水体土壤环境，地理结构的影响在上文已经分析，工程产生的无形污染，例如噪音和过于频繁的人类活动，将影响到周边生态平衡。噪音污染会影响到周边动物的栖息环境，可能改变周边生态环境食物链和生物组成，从而打破生态平衡。类似的，生活活动也将影响到生物的栖息环境。另外，工程实施过程的废料，化学污染等也将影响周边环境中植被的生存环境，生态结构在生产者，消费者等多个层面受到破坏，严重可导致工程周边生态平衡的彻底崩溃。

2.加强对水利水电环境保护的措施

2.1、从根源上进行预防

首先，在工程设计环节，仔细研究每一个执行步骤，全方位考察是否会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如果产生了影响是否可以通过相应手段消除。从整体分析，从根源上避免问题的发生，对于工程进度，工程预算和工程善后来说是最优解。在工程设计环节应当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察工作，设立专门的生态环境监督小组，负责实地环境考察，结合工程设计，找出工程与生态环境不相协调的部分，及时作出修改；对于工程技术达不到，无法避免的问题，选择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执行办法，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好消除影响的方法，最大限度的降低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工程的设计环节就尽量避免问题的发生，对于工程来说是高效的。

2.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环境保护

建立实施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坚持%谁开发、谁补偿。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重要原则。通常情况下，水电企业可以在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的基础上，设置一些过鱼设施，或者设置基本的增殖放流和生境补偿措施，这样有利于协调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水生生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开发河流会对水生生物造成负面影响，这时就要积极采取过鱼设施、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渔政等相关措施，同时还需要人工增殖放流等补偿措施，主要用来防止生物资源的衰退。在水电工程施工中，需要加强环境管理，主要从大气、噪音、水体等方面来展开监测工作，并且要实时掌握施工期间的当地环境状态。与此同时，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处理，决不允许任何潜在的污染源蔓延滋生；对于施工产生的废气、废水等污染物，一定要处理干净，而且要在完工后做好景观恢复和绿化工作。不管怎么说，杜绝破坏生态环境.需要加强施工环境保护工作。

2.3、加强生态保护意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些水利水电工程单位，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完全忽视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引起非常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需要相关的水利水电建设单位在进行水利水电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使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的贯彻到整个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之中，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要嵌入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这对于建设环境友好型水利水电工程是非常有帮助的。

3.环保措施落实的保障机制

水利部于2007年2月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概估算编制规程》（SL359），2011年1月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SL492），《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规程》、《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和《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经修订后也即将。但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概算定额，尽快完善概估算编制体系，将SL359规程纳入概预算范畴，首先让各部门都认同该规定。三阶段编制规程是规范各阶段设计深度的标准，建议尽快实施。同时要加强环保投资编制人员的培训，使得专业人员了解和掌握这些标准和规范。通过培训让工程设计人员提高环保意识，了解项目建议书阶段环境影响篇章的重要性，说明环境保护目标和开展环境现状调查的必要性。对于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人员和环保设计人员，还应宣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规程规范主要内容和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概估算编制，重点培训环保投资项目划分、费用组成、基础单价和工程单价及独立费用编制方法等。

结束语

通过上文中的分析可以得出：（1）在提倡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对水资源进行分层的环保措施，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坝等水利水电环境保护的基本措施。（2）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水利相关管理部门除了必须要执行本部门的职责之外，还必须要建立沟通的机制，共同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春华,蒋成杰.浅谈巴中水利工程环境影响与控制措施[J].陕西水利,2014,02:45-46.

[2]闫俊平.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的保障机制[J].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14,01:71-75.

篇4

摘要：与反倾销和反补贴不同，保障措施的实施应该遵循非歧视原则。然而，GATT1947的实践中存在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性保障措施或选择性保障措施。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的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定体制之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并没有就此消亡，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和针对所谓非市场国家的特定产品中仍存在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此外，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配额分配规则实际上具有隐形歧视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接受其他成员针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为代价。我们有必要探讨歧视性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趋势和矫正方案。

关键词：保障措施、歧视性保障措施、选择性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条款”（safeguard measure clause），又称“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是国际贸易协定中常见的一种条款。其目的在于：使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它们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时免除其在有关协定中承担的义务，从而对已经造成的严重损害进行补救或避免严重损害之威胁可能产生的后果。保障措施是国际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具体运用。[1]GATT规定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制度，传统的GATT体制总是力图区分公平贸易（fair trade）和非公平贸易（unfair trade），前两种作为适用于非公平贸易的保护措施，而最后一种则可以作为对公平贸易的限制。虽然同样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保障措施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就是可以针对来自任何国家进口的相关产品进行，但是颇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也是它的重大缺点之一，它缺乏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性（surgical precision），常会带来更多国家的压力。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有些国家或集团（欧共体为典型代表）力图寻求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或选择性的保障措施（selective safeguard measures）——既可以对公平贸易限制，而又可以国别针对性的方式实施；既可以保护国内的弱势产业，又不会触怒贸易强国。总的来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主要在两种情形下实施：a、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b、针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国营贸易国家。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令这些国家备受其害，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也成为GATT历次谈判争议的一个焦点。从GATT体制下保障措施的演化历程来看，充斥着成员国直接或间接的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以及刻意曲解GATT第19条的现象。即使在今天的WTO体制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仍有其容留之地，特别是在纺织品领域和在国营贸易国家问题上。这些现象引人深思：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吗？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发展趋势及如何矫正？

一、歧视性保障措施的合理性探讨

一般而言，有支持保障措施的论点[2]：1、经济调整需要（the economic adjustment argument）。该观点认为，进口特别是最近的进口增加将损害进口国某些产业的利益，虽然从长远上看这也许符合该国的总体福利要求，但是面临竞争的行业不得不被迫调整以加强竞争力或是将资源转移出该行业，这种调整是暂时的，而相应的暂时限制进口有助于国内调整。2、实际或政治需要（the pragmatic or political argument）。该观点认为，导致需要调整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技术缺乏更新、消费者偏好转移等，但为什么只对进口造成的调整压力要求政府干预呢？答案是生产者组织良好，易对政府施压，规定保障措施条款是为了缓和国内贸易主义压力，临时有限的进口限制可以达到此目的，而又不会严重偏离自由贸易的原则。

从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保障措施应该是临时性的，实施的期间也应限于便利调整的需要。但是，我们从中得不出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的需要。此外，GATT自身逻辑是区分公平贸易和非公平贸易，大体上GATT只允许对从事非公平贸易的成员歧视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矫正贸易权利义务的失衡，而对公平贸易理应不允许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对公平贸易歧视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显然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可以说，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并非出于设立保障措施条款的初衷，而是保障措施实施不得不屈服于国际政治压力的反映。因为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意味着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相关产品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将面临众多国家政府的向应的回应压力，特别是那些贸易大国。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通知和磋商的义务以及受该措施的成员可以采取贸易报复的权利。另外，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在观念上也为一些国家难以接受，特别是那些在调查期内并没有增加出口的国家的产品也难以逃脱贸易限制措施。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努力对受影响的出口成员作补偿，然而历经多次多边贸易回合谈判，各种产品大体关税已经大为降低，很难在其他产业做出实质对等的补偿，至于那些剩余产品的高关税也很难给予减让，因为这些产业的减让一般早已经到了成员国能承受的底线。因此，没有哪个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愿意作出补偿。在这些压力下，“丛林竞争法则”（jungle rule）再一次适用，针对贸易实力的弱国实施保障措施成为一条贸易保护的捷径，出口竞争力日益加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随着东欧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GATT，针对这类国家的特殊情况被提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则是出于这些国家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分配、成本分摊和产品定价都和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区别，基本上是行政性主导的，其运作机制同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运作的GATT完全不同，因此有必要针对其采取特殊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特殊保障措施。然而，时隔多年，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对有些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仍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则是认识上的偏差或是人为的固执歧视。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认定标准的缺乏，也加重了这种不公平性。

二、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在GATT和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GATT第19条第1款（a）规定，如因不能预见的情况和一缔约方在本协定项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义务的影响，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的产品数量增加如此之大且情况如此严重，以至对该领土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缔约方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损害所必需的限度和时间内，对该产品全部或部分中止义务或撤销或修改减让。从这一款的规定来看，它并没有明确说必须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因此给缔约方留下了恶意曲解的余地，而且该条款也没有明确中止的GATT义务是否包括中止第1条最惠国待遇的义务。由于总协定条文的含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及贸易集团为对本国相关产业实行长期的保护，往往有选择的专门对特定出口国的特定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并通常在有关国家加入总协定或议定书中订立“选择性保障条款”。[3]例如，欧共体认为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对其很重要，特别是针对一些亚洲国家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是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的实践做法，而选择性实施可以避免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实施以免带来政治纠纷。此外，欧共体认为自己已经将关税降到很低的程度了，而有些国家却仍保持了高关税，因此欧共体需要采取选择性的保障措施。最后，欧共体认为GATT的“祖父条款”允许它采取不受GATT纪律约束的做法。此外，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之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灰色区域措施”，包括双边达成的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等，从而间接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欧共体认为，只有允许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才能消除或减轻“灰色区域措施”。[4]可见，1947关贸总协定体制不能有效的约束缔约方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谈判方就是否允许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可以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小发达国家则坚持应在非歧视基础上实施保障措施。最后，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2款规定，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从这一规定来看，非歧视性的原则得以确立。然而，保障措施协定不可能完全将欧美大国的利益要求抛开，其第11条1款（c）仍规定“本协定不适用于一成员根据除GATT第19条之外的GATT1994其他条款和除本协定外的附件1A所列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或根据在GATT1994范围内订立的议定书、协定或安排所寻求、采取或维持的措施”。这一款的规定既满足了欧美大国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竞争激烈的产品如纺织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要求，也容留了WTO成员可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加入WTO时提出特殊保障措施要求的余地。另外，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配额分配规则实际上突破了非歧视的原则。

（一）纺织品贸易中的特殊保障措施

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逐年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引起发达国家的强烈贸易保护冲动，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自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求。发达国家意图在GATT第19条涵义下引出一新的、更易实施保障措施的情形，即“市场扰乱”（market disruption）概念，这一概念是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的关键。1959年GATT成立一工作小组专门研究根据GATT的条款针对市场扰乱情形采取保障措施是否可行性，并于1960年得出报告，该报告指出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情形应考虑包括从某些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的进口激增或潜在增长的因素，也即如果发现从特定的国家的进口造成了所谓的市场扰乱，则可以针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虽然这种做法有违GATT的非歧视原则，但是它在事后的1961年关于面纺织品的多边短期安排协议和1962年的长期安排协议中被采纳，而且在1973年取代了后者的多种纤维协定中也得到体现。[5]

乌拉圭回合之后，纺织品贸易仍然有其特殊的运作框架和制度。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规定了逐步取消数量限制，实现这些产品自由化，并规定了在过渡时期可以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是在歧视性的基础上实施的，该协定第6条4款明确规定，“根据本条的规定援引的任何措施应在成员对成员的基础上实施。第2款和第3款所指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是否归因于一个成员或多个成员，应在以下基础上确定：自该成员或多个成员的每一个成员的进口急剧和实质性增加，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迫近的，以及与其它来源的进口、市场份额以及在商业交易的可比阶段进口和国内价格相比的进口水平——”。当然，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只是暂时的，该协定第6条1款明确指出，对根据第2条已经纳入GATT1994的产品不得实施此种措施，而只能采取GATT第19条的保障措施。随着纺织品贸易配额的逐渐取消，乃至完全实现自由化，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也将消失。

（二）保障措施协定中的配额分配

保障措施可以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形态，然而由于各国的关税水平明确规定在关税减让的承诺表中，如果撤销或修改这些承诺的话需要同谈判之初的许多国家商议，因此采取提高关税的办法实际上太麻烦，成员国更倾向于采用非关税措施包括设置配额。而配额本身就是歧视性的，国别配额的歧视性最为直接，全球配额也是歧视性的，因为它意味着先来者先领，对后来者歧视。此外，保障措施协定第5条2款就配额的分配作了规定，“（a）在配额在供应国之间进行分配的情况下，实施限制的成员可就配额分配问题寻求与在供应有关产品方面具有实质利益的所有其他成员达成协议。在该并非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有关成员应根据在供应该产品方面具有实质利益的成员在以往的一代表期内的供应量占该产品进口总量或进口总值的比例，将配额分配给此类成员，同时适当考虑可能已经或正在该产品贸易的任何特殊因素。（b）一成员可背离（a）项中的规定，只要在第13条第1款规定的保障措施委员会主持下根据第12条第3款进行磋商，并向委员会明确证明（i）在代表期内，自某些成员进口增长的百分比与有关产品进口的总增长不成比例，（ii）背离（a）项的规定的理由是正当的，以及（iii）此种背离的条件对有关产品的所有供应商是公正的。任何此种措施的期限不得延长超过第7条第1款规定的最初期限。”这种配额分配规定显然认可了传统贸易大国的利益，而对新兴的出口竞争较强的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则造成了歧视，是一种对市场后来者（new-entrant）的歧视。

（三）对国营贸易国家或非市场国家的特殊保障措施

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生产和销售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正如前面指出国营贸易国家（state trading countries）或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作机制同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GATT从其创设之初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二战结束时，鉴于各国在战前或战中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1946年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上，美国提出“国际贸易组织”的建议，要求处理存在的贸易壁垒，包括国营贸易，该建议实际上被用作为多边谈判的基础文件，同时苏联也表示支持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因此的建议文本中关于“国营贸易”最初包括三条，其中一条冠名为“完全垄断进口贸易国家的贸易扩大”，该条规定国营贸易国家应同其他成员谈判，国营贸易国家不仅要做关税减让承诺，还要承诺一定期限内的进口量，即所谓“结果导向型的贸易”。由于后来苏联表示没有兴趣参加谈判，故而该条被删除。而另外的一条是针对战后存在的“混合经济国家”，考虑到这种类型的国家很快就会在战后向市场经济靠拢，该条也被删除。最后，GATT只保留了关于国营贸易企业这条，即GATT第17条，它要求国营贸易企业也必须遵守非歧视原则。可见，GATT1947种并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情形的特殊条款。[6]

在GATT1954-1955年的审议会议上，国营贸易的特殊情形再次被捷克斯洛伐克提起，要求处理在反倾销过程中针对国家垄断贸易的特殊情形如何确定可比价格问题，修改GATT第6条1款（b）项。GATT缔约方虽然没有修改该条款，但是也表示承认的确存在该特殊情形，但没有给出任何明确指示，实际中留给缔约方自由处理。尽管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只是抱着对GATT条款补遗拾缺的目的，但是事后的表明，对该种特殊情形的承认孵化了从经济理性上看最为不可理解、最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针对非市场经国家的规定首先被到反倾销程序中，即衍生出“替代国价格”，这在各国反倾销立法中常见，也为国际反倾销规则默许。理所当然，随着东欧一些原主义国家加入GATT，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条款，包括特殊保障条款，都浮出水面。最早被要求承诺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的一批国家依次是波兰（1967）、罗马尼亚（1971）、匈牙利（1973），它们的加入议定书里面都有“特殊保障措施条款”，这种条款都允许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即规定在自这些国家的进口急剧量增加并对国内生产者造成实质损害的情形下，经过磋商，其他成员可以自由针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采取保障措施。从这三个国家的加入议定书来看，它们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GATT的大体条件，即包括承诺年进口总量、“替代国价格”和特殊保障措施条款。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集团中的一员，传统上被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欧美等国家固执己见，只承认中国尚处于转型阶段。因此中国在要求加入WTO之初，同样遇到这些问题，面临欧美等国迫使中国接受特殊保障措施的要求。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总额位居世界前列，WTO的成员国都对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恐慌，因此中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明确规定中国认可“WTO成员的保留”和“针对中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前者允许WTO成员保留对中国大量的过去的违反WTO规则的做法，包括配额、高关税、特殊反倾销措施、保障措施（波兰也可以保留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后者则赋予WTO成员针对中国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而且实施条件较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条件更为宽松，即只要造成“市场扰乱”就可以实施，实施保障措施时也无须补偿，中国也不得就此向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而且，中国在其他成员采取保障措施前的磋商程序中还可能被迫接受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要求。其次，中国的加入议定书里面还规定有“贸易转移”（trade persion），即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某个成员造成市场扰乱时，中国采取了自动出口限制措施或该进口成员采取了过渡性保障措施或临时保障措施后，导致中国的该出口产品大量出口到另一成员的市场上，则该成员可以要求与中国或/和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成员磋商，以解决这一问题。如在6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则它也可以对“转移”来的中国产品采取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再次，WTO成员针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也可以根据“市场扰乱”的标准实施过渡性的保障措施或要求中国自动限制出口。而中国只得到在保障措施实施期限上的一些限制优惠，另外，在中国加入WTO的12年后，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应该被取消。

三、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措施的发展趋势及矫正

对于已经成为WTO成员的国家来说，目前允许采用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将随确定的日期终将消亡。但这并不意味它就将永远在世界贸易的历史中定格，因为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仍然是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国家在面临处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国家的出口竞争时可以运用的手段之一，在这些国家要求加入WTO时，也可能不得不妥协让步，认可此种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那些徘徊于WTO体制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北朝鲜。

如前所述，保障措施协定中配额分配上存在隐性歧视，这种歧视将在长期内合法，而且也缺乏较好的替代解决方法。但对市场后来者的歧视必然会引起新兴的出口竞争强国的强烈不满，导致贸易争端，质疑保障措施协定该规则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应在分配规则中充分考虑市场新来者的利益，严格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国在依据该协定第5条2款（b）的规定背离一般配额分配规则时的举证责任。此外，特别考虑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要求。

最后，对于中国而言，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其他成员的歧视性保障措施。修改议定书承诺在多边约束之下几乎不可能，中国应该加快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并向世界极力证明改革的成果，更应加强同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双边交流、沟通，争取对方的自我限制。在争取针对我国特定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中的待遇问题上的成果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借鉴：先是欧共体在1998年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其反倾销立法修改，允许在生产商能证明自己是按市场经济条件经营的话，则可以给予正常待遇，即对我国生产商分别裁决；另外，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各国也承诺如果中国出口商能证明类似产品的制造、生产和销售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环境，则可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数据。如果根据进口成员国内法确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判定中国达到了该标准，则被调查的中国产品享有正常待遇。如果判定中国在某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条件，则对该产业或部门的产品也适用一般的做法。然而在针对中国特定产品保障措施的实施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力争其他成员国主动给予中国这样的待遇。

「注释

[1]曾令良著： 《世界贸易组织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8页

[2]John.H.Jackson，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relations，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9， p.p149-150

[3]曾令良著： 《世界贸易组织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4]Pierre Didier， WTO trade instruments in EU law， Cameron May ltd. 1999， Page320

篇5

保障措施是一种世贸协定所允许的、通过使用世贸协定一般所禁止的贸易保护手段对某类符合法定限制条件的进口产品所实施的贸易限制、管制、抵制。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我国贸易保障措施立法实践。

具体的保障措施方式则表现为配额管制、提高进口关税、中止优惠待遇等数量限制和非数量限制的形式,虽然在形式上多样化,但其产生的背景多是由于某类产品进口数量的激增而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受到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目的也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贸易保障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其产生和运行也是符合了实质上的公平贸易原则,因此其合法性得到了WTO成员的认可,在WTO范围内具有合法地位。

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保障措施有和它们相一致的地方,如它们都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实施,都有一定的实施期限要求,都可以分为临时措施和正式措施等,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保障措施所适用的对象是不同的,保障措施针对的对象是某类进口数量剧增或者大幅增加的产品,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象是低于成本价或者低于正常价格的产品,反补贴措施是针对受到非法出口补贴的产品。进一步来看,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对象都是不正当贸易行为,但保障措施限制的对象是正当合法的贸易行为。第二,三大措施所适用的国家不同,尽管三大措施都针对进口产品,但是反倾销措施适用面最广,可以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也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国家,保障措施理论上也可以针对任何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运用,这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粗加工产品数量多有关。第三,三种措施应当满足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不同,实施保障措施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条件要严格得多,必须存在短期内产品进口大量增长的事实,而且造成了进口国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在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只要能够证明相关的国内产业遭到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在因果关系上,保障措施的适用要证明进口产品短期内的激增是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只要证明其是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的原因之一就可以了。第四,保障措施的具体执行方式不同,不管是反倾销措施还是反补贴措施,其最终的执行措施一般是两种:一是是进口国按照倾销幅度和补贴幅度来计算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二是进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企业或者政府提出价格承诺或减少补贴的承诺,以达到进口国认为足以消除损害的程度,而保障措施的执行方式包括修改减让、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或关税配额等。第五,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四年,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第六,反倾销措施被许多国家视为保护本国工业部门利益的重要手段被频繁使用,而贸易保障措施的使用频率就要低得多,适用条件十分苛刻。

篇6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美国等WTO成员担忧中国入世后出口可能会大量增加，因此提出保留专门针对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的权利，这一保留最终体现在了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其第十六条规定了关于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对于《入世议定书》中的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适用做出了一些更详细的规定。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如磋商未能使中国与有关WTO成员在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

不仅如此，该条还规定如一WTO成员认为这种保障措施或根据双边协商达成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六十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

作为仅适用于中国的机制，对中国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在采用市场扰乱和贸易转移的概念、调查时的审查内容、提前磋商、中国能采取的报复措施等方面跟WTO《保障措施协定》具有较大的差异。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包括韩国、日本、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纷纷制定或修订相关的国内法令，以备将来在必要时，可采取这种特别保障措施。韩国是在中国正式入世当日，以贸易委员会告示第2001-4号公布了“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并于当日开始施行。

此后，韩国相继于2002年12月18日、2002年12月30日、2003年9月29日、2003年12月30日、2004年1月20日、2004年10月21日对《关税法》2)、《关税法施行令》3)、《对外贸易法》4)、《对外贸易法施行令》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7)8)的相关部分作出修订。

Ⅰ.过渡性保障措施概述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5-250段规定了过渡性保障措施，该措施的适用应在中国入世后十二年终止。9)

一、适用条件

过渡性保障措施以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为发动条件。10)

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为了防止间接出口，引进了贸易转移作为另外一个发动条件。即如一WTO成员认为另外一个WTO成员以市场扰乱为由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11)

《保障措施协定》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这明确指出了保障措施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或不歧视原则，即不分产品的来源，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实施保障措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第一款却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意味着任何一个WTO成员都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有选择性的采取保障措施，从而有权背离《保障措施协定》所规定的“非选择性”。

并且《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第八款增加了贸易转移条款，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对出口产品给特定成员造成的市场扰乱负责，而且还要对该成员实施保障措施后产生的贸易转移负责。如果有一个WTO成员对某项产品采取保障措施，则可能导致其他WTO成员竞相效仿。

二、审查因素

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以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市场扰乱、进口和市场扰乱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一个发动条件。《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规定市场扰乱应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12)这里使用的“实质损害”概念在字面上与《反倾销协定》中所使用的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相同。而针对不公平贸易的《反倾销协定》中实质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比针对公平贸易的《保障措施协定》中严重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要低。因此，我们不难推出：特别保障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应当比保障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低。

并且按照贸易转移采取的保障措施不需要证明对进口国相关产业造成的“实质损害”，无疑使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标准进一步降低。

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包括是否存在快速增长的进口产品，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与对国内产业的任何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受影响的WTO成员应考虑客观因素，包括进口量、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13)

而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确定增加的进口是否对一国内产业已经或正在威胁造成严重损害的调查中，主管机关应评估影响该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国内市场的份额，以及销售水平、产量、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和亏损及就业的变化。14)

如此比较，在审查因素方面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保障措施少得多，也容易得多。

在确定为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的行动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重大贸易转移时应适用客观标准，需审查的因素包括：(ⅰ)进口至WTO进口成员的中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实际或迫近增长；(ⅱ)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拟议采取行动的性质或程度；(ⅲ)由于采取或拟议中的行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实际或迫近增长；(ⅳ)有关产品在该WTO进口成员市场中的供求关系；(ⅴ)来自中国的产品对于根据议定书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的一个或多个WTO成员和对于WTO进口成员的出口程度。15)

三、提前磋商

按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在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受中国产品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应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如在这些双边磋商过程中，双方同意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是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并有必要采取行动，则中国应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如磋商未能使中国与有关WTO成员在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16)

同样，如一WTO成员认为按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此类磋商应在向保障措施委员会作出通知后30天内举行。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六十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17)

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障措施协定》正是为了规范GATT1994第十九条的适用并消除WTO成员之间的“灰色区域”安排而制定的。《保障措施协定》第十一条是专门规范“灰色区”行为的条款，该条第一款（b）项规定：成员不得在出口或进口方面寻求、采取或维持任何自愿出口限制、有序销售安排或任何其他类似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单个成员采取的措施以及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达成的协议、安排和谅解所采取的措施。

而按《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如果中国同意其出口是造成市场扰乱的重要原因，中国应采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等措施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即使未经过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国也有义务采取自动限制出口等措施。

可以说在一般保障措施18)上所说的提前磋商较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上所说的提前磋商而言补偿性质较强。19)

四、措施内容及期限

《入世议定书》规定，作为补救措施，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相关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20)为处理重大贸易转移而采取的措施将在所涉一个或多个WTO成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的措施终止后不迟于三十天终止。21)而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22)

在保障措施的实施形式方面，《保障措施协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果使用数量限制，除非提出明确的正当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而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水平，该措施不得导致进口量减少至低于最近一段时间的水平，该水平应为可获得统计数据的、最近三个代表性年份的平均进口量；如果保障措施的预计实施期限超过一年，则应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渐放宽该措施。这两项规定反映了补救损害和便利调整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入世议定书》特别保障条款并无类似的规定。因此，如果严格解释《入世议定书》，WTO成员并无义务维持最近一段时间的进口水平或逐渐放宽其所采取的特保措施。

就救济措施期限而言，过渡性保障措施仅规定‘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采取措施，而并未具体规定期限。对于延长，也仅规定‘该措施的适用期可以延长，只要该WTO进口成员主管机关确定仍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而并未具体规定期限。这些同一般保障措施的最初实施期不得超过四年，即使包括任何临时措施的实施期、最初实施期及任何延长，也不得超过八年23)的规定不同。

《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g）段规定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的内容只是限制其他WTO成员进行调查的时间，避免其在前一次调查中没有发现市场扰乱而在短时间内再次进行调查。但是，这一条款对于采取特保措施的时间间隔并没有规定。

五、临时措施

《入世议定书》规定，在迟延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影响的WTO成员可根据一项有关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200天。24)

六、报复措施

《入世议定书》规定，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水平的相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项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二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但是，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的绝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三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25)

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如磋商未能在三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出口成员有权在不迟于该保障措施实施后九十天，并在货物贸易理事会收到此中止的书面通知日起三十天期满后，对实施保障措施成员的贸易中止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等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只要货物贸易理事会对此中止不持异议。26)

相比而言，对基于相对增长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中国有权在实施二年后采取报复措施，对基于绝对增长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或保障措施，中国和WTO成员均有权在实施三年后采取报复措施。无疑剥夺了在基于相对增长下中国作为一般WTO成员所能立即进行报复的权利。

《保障措施协定》的第九条具体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优惠待遇：第一款规定：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产品，只要其有关产品的进口份额在进口成员中不超过3％，即不得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但是进口份额不超过3％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份额总计不得超过有关产产品总井口的9％。第二款规定：一发展中国家成员有权将一保障措施的实施期（八年）再延长二年。但根据《入世议定书》的规定，WTO成员可以只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而不管中国出口的产品是否在该成员国进口产品中占3％以上，这几乎完全剥夺了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机会。

Ⅱ.韩国对特别保障措施制定或修订相关法令的概况及其实施机构

目前，在韩国跟特别保障措施相关的法令共有七部，即对外贸易法及其施行令、关税法及其施行令、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及其施行令、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等。

而跟特别保障措施的运营相关的机关共有三个，即贸易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和产业资源部。其中，由产业资源部内设机构——贸易委员会主管调查事项，并作出裁决。如果贸易委员会经调查认为应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将向产业资源部长官或财政经济部长官建议采取特别保障措施，而最终措施将由产业资源部长官或财政经济部长官发动。其中，以提高关税的方式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而以限制进口数量的方式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按规定，自2013年12月10日起韩国不得再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27)

作为调查主管的贸易委员会由委员长一人和委员八人组成，其中一名委员为常任，而且常任委员由公务员担任。28)而委员长则是非常任，他代表委员会统辖委员会的业务，当委员长因事故无法履行其职务时，由常任委员其职务。29)

贸易委员会下设贸易调查室，而贸易调查室又下设调查综合课、产业损害调查课、价格调查课及进出口调查课。30)其中，产业损害调查申请由调查综合课接收，31)而产业损害调查课则分管是否因外国产品的进口增长而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决定相关事项和随后的调查、裁决、救济措施、对救济措施的再检讨及再审相关事项。32)

Ⅲ.对韩国特别保障机制的分析

一、特别保障措施的调查

（一）调查申请资格

当以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韩国时，其增长的数量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韩国国内市场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或另外一个WTO成员以市场扰乱为由采取的救济或防止措施造成进入韩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的，对生产该产品的国内产业具有利害关系者或主管该国内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向贸易委员会申请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33)

（二）调查申请资料

申请进行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人应将记载下列各项内容的申请书及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的材料一并提交给贸易委员会：第一、该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产品的出口国、出口商、进口国、进口商、进口实绩（产品量和金额）和预计进口量；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和前景；要对申请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及证明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理由（如认为有必要）。第二、该产品的进口符合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理由（包括价格、市场占有率、供求等）。

如果以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交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所采取或拟议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内容。34)

（三）调查开始

贸易委员会在收到调查申请后，应在申请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进行调查。35)

贸易委员会在下列情况下，决定不进行调查：第一、调查申请人不对该国内产业具有利害关系或不是主管该国内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第二、经过对申请书及证明材料的审查，认为该产品不是导致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原因；第三、进行调查前，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已丧失其必要性；第四、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包括做出不予调查的决定或作出采取特别保障措施裁决），但是，如果该产品的进口增长与否、该产品的进口对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该产品的进口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产生的影响发生变化，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认为确保履行同中国达成的协议有困难而予以申请的除外。36)

在调查进行之后，如出现下列情况，贸易委员会应终止调查：第一、调查申请人以贸易条件的变动或同被调查出口商达成协议等为由撤回调查申请；第二、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以同中国达成旨在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等的协议为由建议中止调查。37)

（四）调查期限

对于因中国特定产品的进口增长而导致韩国国内市场扰乱、贸易转移、阻碍交易发展等事实进行的调查期原则上定为三年以上。38)

贸易委员会决定进行调查的，应在调查开始之日起四个月内决定该国内产业或国内市场是否符合采取措施的条件。但，如该调查内容复杂或调查申请人提出正当理由申请延长该期限的，可在二个月的范围内延长调查期限。39)

（五）调查方法

贸易委员会可采用调查问卷、实地核查、召开听证会和当事人会议等方法进行调查。

首先，贸易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通过向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40)此时，应给予至少三十天以上的答卷期限，如利害关系人提出正当理由要求延长的，可予以延长。41)

其次，贸易委员会认为为确认国内生产者、出口商、进口商、消费者、流通业者、国外供应商等的生产、销售设施和资料，交易对象国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性，被调查产业现状及前景等有必要的，可以派调查团到现场进行调查。但，对国外供应商及国外产业进行的实地核查要提前跟被调查人达成协议并通报该国，如没有反对意见才能进行。42)如果要在向国外供应商及国外产业派遣的调查团成员中包括非公务员，要向该国及相关被调查人通报。43)贸易委员会就组成调查团的事宜向相关部门和人员提出协助请求的，应以记载有调查目的、主要内容及日程等内容的书面方式提出。44)

此外，贸易委员会也可以就该调查召开听证会、45)当事人会议。46)召开当事人会议的，贸易委员会要对在当事人会议中提示的材料等进行保管和管理，如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阅览或复印，除非有营业秘密，应予许可。47)

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口头形式提出证据，但，应在随后的一周内向贸易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才会被作为考虑对象。48)利害关系人可在调查期间内随时向贸易委员会就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救济方案陈述意见或提出书面意见。49)

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必要的，可就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事项委托人，此时，应向贸易委员会提交证明关系的证明文件及明确的权限。50)

为了向贸易委员会提出而准备的材料应为韩文或英文。但，如用英文准备的材料在解释上存在困难，贸易委员会可要求就该部分提供韩文翻译。51)调查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在产业损害调查过程中做陈述时，应使用韩国语，但外国人亲自参加时，可通过翻译做陈述。52)

二、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条件

要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应证明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导致韩国国内市场扰乱或因其他WTO成员对中国产品发动的特别保障措施导致该产品对韩国市场的贸易转移。

（一）进口增长

“进口增长”是指一定期间内原产于中国的某种产品进口量发生绝对增长或较韩国国内生产相对增长。53)

（二）国内产业

“国内产业”是指生产与特定进口产品属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全体国内生产者或在国内生产总量中占有相当部分的国内生产者集团。如国内生产者兼营进口的，仅指国内生产部分。当国内生产者除生产与特定进口产品属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外，还生产其他产品的，仅指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那一部分。

“与该国内产业有利害关系的人”是指符合下列各项条件之一的人：第一、占该产品国内生产总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生产者或生产者团体；第二、占该产品国内生产者总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生产者团体，但涉及农、林、水产业时，指由五人以上的该产品生产者组成的团体；第三、该产品的国内生产者经各产业劳动组合或主管该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许可设立的协会、组合。但，满足这些条件的生产者以影响国内市场中竞争的程度进口该产品时，可排除在外。54)

（三）市场扰乱

“国内市场造成或威胁造成扰乱”是指因中国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韩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55)

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应对进口产品是否增长、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的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其他客观事实进行调查。56)在对这些事项进行调查时，贸易委员会应考虑该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是否实际或或迫近增长，中国或其他WTO成员采取或拟议采取措施的内容、范围和由此造成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实际或迫近增长，有关产品在韩国国内的供求状况，中国产品对各国的出口程度。57)

（四）贸易转移

“贸易转移”是指因另外一个WTO成员为防止或救济由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导致的市场扰乱而同中国达成的双边协议或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造成该产品进入到韩国市场的数量增长。58)

在确定是否造成贸易转移时，贸易委员会应对贸易转移规模是否重大、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59)在对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时，贸易委员会应审查该进口产品在韩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否实际或或迫近增长，中国或其他WTO成员采取或拟议采取措施的内容、范围和由此造成的中国产品进口的实际或迫近增长，有关产品在韩国国内的供求状况，中国产品对采取保障措施的WTO成员和韩国市场的出口程度。60)

三、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一）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

贸易委员会经调查裁决该产品符合发动特别保障措施条件的，可自该裁决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在防止或救济因该产品进口而导致的国内产业或国内市场损害所需限度内决定特别保障措施及期限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采取措施。贸易委员会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关税率调整、进口产品数量限制、其他为救济国内产业损害或促进结构调整所必要的措施。61)

贸易委员会应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调查终止、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延长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内容登在官报并通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62)

（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

调查申请人向贸易委员会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贸易委员会在听取主管该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该产业相关事业者集团等的意见后，应自申请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是否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如果调查内容复杂，贸易委员会可在一个月内延长期限。

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的申请人应将记载有因该产品的进口增长而造成的国内产业损害严重程度，申请的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内容、程度、期间，其他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所需事项的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贸易委员会。63)

在对是否造成市场扰乱进行的调查过程中，贸易委员会认为如不采取紧急保障措施，被调查产业将会造成难以补救损害的重大情况下，可根据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在不得超过200天的期间内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64)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接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后，应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并通报贸易委员会。该措施要限定在为救济或防止损害所需范围内。但，如果对象产业属于农、林、水产业，因季节性、易腐烂等原因，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时，应自收到建议之日起十五天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需要同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相关机构或团体进行协商等程序的，该期间不包括在内。还有，就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65)

临时措施方式中，关于调整关税率的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关于数量限制的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66)如贸易委员会经过调查，最终认定进口产品并未造成或威胁造成国内市场扰乱的，应返还该特别产品临时紧急关税或解除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67)

财政经济部长官在决定是否征收临时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如认为必要，可在20天内延长决定时间。68)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决定，仅适用于征收决定生效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征收临时紧急关税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69)对特定产品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对象产品、税率、适用期限、数量、进口管理方案等事项由财政经济部令予以规定。70)

产业资源部长官采取临时进口数量限制措施决定，仅适用于措施施行之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采取临时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71)对特定产品采取临时特别进口数量限制的对象产品、数量、适用期限等事项予以公告。72)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将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决定、采取措施的依据、范围、期限等登在官报。73)

（三）提前磋商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请求中国政府就关于旨在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的措施进行磋商。如在磋商中双方达成协议，则遵照协议执行，如未能在自中国政府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同样，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以贸易转移为由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请求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在磋商请求通知WTO保障措施委员会后六十天内达成双边协议，则遵照协议执行，如未能达成协议，则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采取特别保障措施。74)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决定采取保障措施时，应就该措施将对国际通商关系、国民经济和整体产业产生的影响向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征求意见。75)

（四）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对中国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结构调整措施等的建议后，征求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的意见并在一个月内对是否采取措施及措施内容作出决定，并通报贸易委员会。该措施要限定在为救济或防止损害所需范围内。此时，就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结构调整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76)

特别保障措施方式中，关于调整关税率的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关于进口数量限制的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77)

财政经济部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征收紧急关税的建议后，经过对为保护国内产业是否需要征收紧急关税、国际通商关系、因征收紧急关税所导致的补偿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内容的考虑，应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征收紧急关税及征收内容。此时，为了同中国就征收紧急关税事宜进行磋商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征收紧急关税的决定，仅适用于征收决定生效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征收紧急关税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对正在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特定进口产品征收紧急关税时，如紧急关税额不少于临时紧急关税则以该临时紧急关税额征收紧急关税，不另外加收差额；如少于临时紧急关税则返还差额。贸易委员会最终裁决进口产品没有给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返还已征收的临时紧急关税。78)被征收紧急关税的产品、税率、适用期限、数量、进口管理方案等事项由财政经济部令规定。79)

产业资源部长官经过对保护该国内产业的必要性、国际通商关系、因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所导致的补偿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内容的考虑后，决定是否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及限制内容。限制进口数量措施仅适用于该措施实施之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有必要时，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等必要协助。80)

贸易委员会应将开始调查、调查结果、调查终止、建议内容登在官报并通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81)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将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决定、采取措施的依据、范围、期限等登在官报。82)

（五）特别保障措施的延长

在为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有必要时，特别保障措施的适用期限可以延长。83)申请延长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的申请人应将记载下列各项内容的申请书及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的材料在该特别保障措施期满六个月前提交贸易委员会：第一、该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产品的出口国、出口商、进口国、进口商、进口实绩（产品量和金额）和预计进口量；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和前景；要对申请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及证明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理由（如认为有必要）。第二、该产品的进口符合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理由（包括价格、市场占有率、供求等）。第三、如果以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交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所采取或拟议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内容。第四、该国内产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的证据、该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推进实绩、其他有必要延长保障措施的理由。如经过贸易委员会调查认为为了防止或救济国内产业的市场扰乱而有必要延长该措施并做出决定的，应在该措施期满一个月前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提出延长建议。84)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延长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后，征求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的意见并在一个月内对是否采取措施及措施内容作出决定，并通报贸易委员会。此时，就延长特别保障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85)

贸易委员会建议财政经济部长官延长所采取的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在收到该建议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的，可在二十天内延长决定期限。86)

如贸易委员会建议，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延长限制进口数量措施的适用期限。此时，延长适用期限后的措施应当较最初的措施相对放宽。87)

以进口转移为由发动保障措施等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其他WTO成员对中国产品采取的措施终止后三十天内终止特别保障措施，即由财政经济部长官中止征收特定产品紧急关税或由产业资源部长官解除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如其他WTO成员向韩国通报变更对中国产品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时，应对是否需要变更、撤回或维持已发动的措施做出决定。88)

相关中央机关长官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或因同中国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等，使得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原因消灭时，应解除该措施。此时认为必要的，可向贸易委员会征求意见。89)

（六）变更及再次发动

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征收紧急关税决定进行复审，并可根据复审结果变更最初决定，变更后的措施不得严于最初的措施。90)贸易委员会建议财政经济部长官减轻、解除所采取的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在收到该建议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的，可在二十天内延长决定期限。91)

在贸易委员会建议，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变更限制进口数量措施的内容，此时，变更后的措施应当较最初措施相对放宽。92)

在导致贸易转移的其他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终止时，应在三十天内终止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如该WTO成员变更相关保障措施并予以通报时，采取该措施的中央行政长官要对重大的市场扰乱是否会持续，是否变更、撤回或维持所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93)

Ⅳ.结论

《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允许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保障措施，而它类似于在GATT体制下，波兰、凶牙利、罗马尼亚入关时所做的特别保障措施承诺，对中国相当不利。原因是就发动保障措施，减轻了两方面的重要标准：允许仅以中国为对象发动措施，将严重损害要素放宽到跟实质损害相似的市场扰乱，并且还允许在导致贸易转移时发动措施。

2002年初以来，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欧盟等国家开始利用此条款采取行动，对我国有关出口产品启动了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利益。其中，2002年8月13日由印度启动了全球第一起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被调查产品为工业用缝纫机针。2002年8月26日，美国启动了对轴承传动器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并且相继在2002年12月6日，2003年6月16日和2003年9月5日对钢丝衣架，刹车鼓、机械旋转部件，易延展铁水管装置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而土耳其则于2003年5月1日对我自行车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除此之外，2003年7月11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橘子罐头同时进行特别保障措施和一般保障措施调查。尽管这些调查最终都以已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而告终，使得目前第十六条的适用尚无先例，但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虽然韩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启动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但是就两国间贸易总量的日益增长趋势来看，韩国将来发动这一措施的可能性还是不少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相关法令，以备将来能够积极应对。

就韩国的相关法令来看，尽管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并未将结构调整规定为一种救济措施，而韩国将其规定为一种救济措施，因为韩国觉得跟萎缩贸易的限制措施相比，给相关产业提供国内支持更加有益。94)此外，韩国一开始在《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贸易委员会能够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采取的临时特别保障措施方式为调整关税率，而在2003年9月29日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中又增添了进口数量限制方式。

将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对应策略，以备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发动特别保障措施，例如：

一、通过条约解释尽量为此种措施的实施限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通过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来进行限定。我国的特别保障措施，也是某种程度对上述原则的背离或例外，同时也是顾全入世谈判大局而接受的结果。它是过渡性的，也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应当将特别保障措施和《保障措施协定》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特别保障措施有特别规定，特别保障措施也应适用《保障措施协定》的有关条款，适用专家组、上诉机构对《保障措施协定》的名词概念、条款的解释。二者可以视为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

二、建立相关产业的预警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手段和技术，对一些产品的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特别是那些数量激增和价格变化大的产品。

三、企业在产品出口的方向上要采取多元化战略，拓展产品出口的国家。产品的最终目的国过于集中，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就有限。

四、生产和出口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避免特保措施案的发生。

五、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在面临进口国保障措施调查的时候，应积极应诉，根据适用保障措施或特别保障措施的条件进行抗辩，避免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保障措施的适用；一旦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了保障措施，中国政府应该行使《保障措施协定》及《入世议定书》中所赋予的权利——对实施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脚注：

1）马光，韩国通商法制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maguang@korea.ac.kr

2）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八条（对特定国家产品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的施行等）。

3）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七十六条（对特定国家产品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的施行等）。

4）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六十七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

5）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八十九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等）。

6）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WTO特定成员的特别保障措施）。

7）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保障措施等）。

8）根据韩国宪法，韩国的法令等级依次为宪法、法律、总统令、总理令、部令。此外，依据宪法缔结的条约和一般被承认的国际法规具有同国内法相同的法律效力。韩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五条。

9）入世议定书16.9条。

10）入世议定书16.1条。

11）入世议定书16.8条。

12）入世议定书16.4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c)段。

13）Ibid。

14）保障措施协定4.2(a)条。

15）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8段。

16）入世议定书16.1条，16.2条，16.3条。

17）入世议定书16.8条。

18）在本论文中，一般保障措施指根据GATT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措施。

19）方顺子（韩），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制度的引进和今后的运用方向，贸易救济，2002年4月，p.178。

20）入世议定书16.3条，16.8条。

21）入世议定书16.8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f)段，249段。

22）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g)段。

23）保障措施协定7.1条，7.2条。

24）入世议定书16.7条。

25）入世议定书16.6条。

26）保障措施协定8.2条。

27）对外贸易法施行令第七十六条条第二款，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二款。

28）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三条。

29）贸易委员会编制第四条。

30）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五条。

31）贸易委员会编制第六条第六号。

32）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七条。

3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一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

3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

3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六款。

3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六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二十条第四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37）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

38）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三条。

3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七款。

40）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

4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

4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

4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

44）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条。

45）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七条。

46）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

47）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48）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

49）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九条。

50）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六条。

5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

5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

5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

5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

5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

5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八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三条。

57）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款。

58）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四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5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九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60）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61）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八款，第十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62）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五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八条。

6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四款。

6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65）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第三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四款，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66）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五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67）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六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68）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69）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

70）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71）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八款。

72）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六款。

7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74）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四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75）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76）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77）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五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78）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79）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80）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四条。

8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8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8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四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六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七条。

85）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86）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87）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8）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七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八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8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九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五款，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90）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

91）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92）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篇7

世界贸易组织（WTO）奉行公平竞争原则，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倾销手段抢占和垄断国际市场，扰乱国际市场秩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WTO成员，在国际贸易中是最讲信誉的国家，决不会公开违背WTO公平竞争原则而采取倾销手段去损害进口国利益的，更无实力对国际市场发动一轮又一轮倾销风潮。既然我国出口企业没有采取倾销行为，那么，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发动一轮又一轮反倾销风潮（参见表1），这实质是他们对我国对外贸易人为设置的连环陷阱，企图削弱我国出口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迫使我国出口企业接受“自动出口限制措施”，取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的普惠制待遇，损害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声誉和形象，并使我国出口企业深深陷入贸易纠纷之中而难以自拔。我国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从下述对华反倾销案件可以看出，中国入世前后变化是巨大的。1979-2000年，对华反倾销为411起，平均每年18.68起；2001-2010年，对华反倾销为564起，平均每年56.4起，入世后为入世前的3倍（300%以上）。必须说明的是，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美国是发动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欧盟紧跟其后。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出口产品没有对进口国构成倾销行为，也没有对进口国同类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因为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并非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出口规模也较小。然而，为什么总是被他们提起反倾销指控。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出口产品屡次遭到反倾销的“围攻”，成为国际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中国对外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

二、对华反倾销原因分析

令人深思的是，1992年，我国国民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为市场经济体制，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已有10年市场经济的实践，然而，WTO并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把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并规定中国出口企业自动获取市场经济地位或待遇，需要经历15年（2001-2016年）的转型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正是依据《WTO反倾销协定》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使用本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与其出口产品价格进行对比，而只能采取替代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与其出口产品价格进行比较，以此确定是否构成倾销的规定，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指控。

首先，他们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总是以生产成本或价格大大高于我国出口产品的替代国的产品为依据，进而征收高额的临时反倾销税。

其次，当我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时，他们以我国出口企业未能按国际会计准则建立生产成本核算体系为由，否定我国入世协定书15条有关“当某一WTO成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时，若被调查的中国企业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有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当使用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或成本进行比较”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出口企业的应诉以败诉而告终。

再次，当最终反倾销税实施时，他们又按《WTO反倾销协定》第11条有关“最终反倾销税仍应自征税之日超过5年之内结束的规定”，又迫使我国出口企业在此期间采取“自动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和取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受的“普惠制待遇”。

最后，应对反倾销的诉讼，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其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这是因为，一是要支付高额应诉费用，使出口企业出现严重亏损；二是对心理造成巨大伤害，因为在长达12-18个月的应诉过程中让每个应诉人员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紧张；三是无论胜败，都会对出口企业声誉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丧失公平竞争的优势和竞争力。这就是对华反倾销设下的连环陷阱。

综上所述，对华反倾销完全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置的一道人为贸易障碍，它已经使我国出口企业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016年以前，他们决不会放弃这道贸易障碍，即使到2016年以后，他们还会以另种方式设置新的障碍，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做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应对策略，另一方面更要做好规避反倾销的对策。由此可见，规避对华反倾销势在必行。

三、对外贸易投资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对外贸易投资不仅是规避反倾销和拓展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成功规避对华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包括特殊保障措施）的战略选择。这是因为，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美国、欧盟为首的一些国家不仅对我国出口产品发动一轮又一轮反倾销风潮，而且还对我国出口产品发动一波又一波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的浪潮。例如，从2002-2010年期间，对华反补贴案件为43起，对华保障措施为106起，对华特殊保障措施为33起。特别是对华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措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是很少见的。因此，中国入世后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的“围攻”，并形成“合围”之势。从2002-2010年期间，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案件高达692起，平均每年为77起，使我国对外贸易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极大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严重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此可见，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加快对外贸易投资步伐，制定中长期对外贸易投资发展战略，使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并驾齐驱，并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之态势，有效粉碎妄图阻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

（一）对于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既是对华反倾销的重点对象，因而又是对外贸易投资的优势项目。因此，在对外贸易投资时在选准市场和合作伙伴条件下，扩大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的投资规模，从而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

篇8

一、贸易保护及其种类

(一)贸易保护的定义

贸易保护指的是一国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干预货物或者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其主要的政策方向是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也有对某类商品鼓励进口或限制出口的例外情形。贸易保护的实质是国家对贸易的干预。

(二)贸易保护的种类

贸易保护可以分为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两大类。

1.关税保护

值得注意的关税保护形式有:关税高峰、关税升级、关税配额、从量关税、从价关税等。与WTO各成员达成的平均关税水平的效果相比,这些形式的关税保护对进口的影响更大。比如,关税高峰可能使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如食品、纺织品、鞋类等享受不到平均关税的好处;关税升级对于制成品来讲可能不利;关税配额对于配额外进口来讲更加不利;从量关税可能打击价低量大的产品的进口;从价关税则可能打击价高量小的产品的进口。

2.非关税保护

非关税保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通关环节措施、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费、进口禁令、进口许可、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贸易救济措施、政府采购中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出口限制、补贴、服务贸易方面的保护、针对进口的知识产权调查(比如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等。

(三)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通常指对贸易进行干预以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观点、主张或者行动,有新旧贸易保护主义之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贸易保护政策的针对性强(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如纺织品、鞋类、钢铁等行业)、措施的日益制度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内部贸易自由化与对外贸易保护并行发展等突出的特点(庄宗明,2003;崔凡、王笑西,2009)。

贸易保护不一定就是贸易保护主义。“WTO规则是允许有一些贸易保护的,对一个国家遇到特殊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及工业品、农产品受到冲击的情况,是允许在一段时间内、一定幅度下进行适度的贸易保护的,‘这是非常有限的手段,这些手段不能称为贸易保护主义’,但如果这些手段被滥用,就是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刘欢,2009)。

二、贸易保护的力量

(一)以反倾销为例进行的分析

WTO成立以来的全球反倾销情况表明,反倾销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且在发达国家继续使用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行反倾销。这说明,不论是否具备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反倾销已在现实中被广泛使用,不断蔓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发达国家青睐它,发展中国家也频繁使用它(邓德雄,2008a)。

抛开其他方面,就进口国国内产业而言,反倾销具有相当大的保护功能,在短期之内尤其如此。反倾销的保护功能至少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1)反倾销措施(包括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即时见效。有些时候反倾销调查刚满两个月即可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即使是简单的反倾销申诉以及调查本身也可以给进口带来相应的影响。(2)通过反倾销,能够高水平地为国内产业提供保护。实践中,反倾销措施包括从价税的水平往往非常高,如征收50%、100%甚至1000%的从价税。这与关税减让谈判所能达到的单个产品的削减幅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3)反倾销不仅能够立即保护,有些保护还是长期的。一项反倾销程序持续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这种情况,行话叫做 “日不落”即太阳长期高挂)。(4)反倾销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还能够削弱国内产业的国外竞争对手即出口国出口厂商的竞争力。(5)对于出口厂商而言,反倾销措施一旦实施之后,就很难了,即使可以,通常也得等到措施实施一定期限并经过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设计对于以出口学习效应型产品等商业上需要超前定价(forward pricing)且更新周期短的产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邓德雄,2008b)。

其实,雅各布・瓦伊纳(1923)很早就指出,作为反倾销措施的普通进口关税可以阻止倾销,并且当它足够高时可以完全消除倾销,然而,普通进口关税会阻止进口,而不论进口商品是否以倾销价格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的反倾销立法还区分不同国别,对某些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这些歧视性做法既有实体方面的,也有程序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和欧盟等采取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做法,这些做法通过实体和程序的紧密结合,能够产生与实际情况并不相同的结果。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2006)对美国25起既对中国又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做了对比分析,指出适用于中国的统一税率的平均数比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所有其他”税率(all others duty rate)的平均数高出了61个百分点(98%-37%=61%)。Cliff Stevenson (2005)也认为欧盟委员会目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做法可能会存在替代国价格和成本较高的情形。

由此可见,反倾销对进口国国内产业所具有的相当大的保护功能是进口国进行反倾销从而实现反倾销功能的直接推动力。如果进口国对不是倾销的销售或者尽管是倾销但本不构成可抵消的倾销进行反倾销调查并采取反倾销措施,则反倾销无疑就蔓延了(Sumeet Gulati,Nisha Malhotra & Shavin Malhotra,2005)。

(二)其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的简单分析

除了反倾销之外,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和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进口禁令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贸易保护措施。对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的相关力量简单分析如下:

1.进口禁令

进口禁令通常表现为禁止进口,有些禁令的公告也非常简单,就是告诉你何时实施禁令,对哪个国家的产品实施禁令,禁令期限多长。很显然,如果出口遭受禁令,其结果是在禁令修改或者终止之前,你的产品是出不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级别相当高的贸易保护。

2.美国337调查

美国3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规定,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实践中,337调查主要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行为。对于被认定侵权的产品,美国可以采取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禁止令等强制措施。其中,普遍排除令的杀伤力非常大,它适用于涉案产品的整个行业(获排除适用的个别企业除外),不是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而是整个行业的涉案产品都出不去,相当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这个行业实施了进口禁令,严重者还波及上下游产业。337调查具有申请门槛低、程序时间短、处罚措施严和应诉负担重等特点,为申请方提供的保护力度非常明显。

3.反补贴措施

进口国可以针对出口国的补贴采取反补贴措施或者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出口国停止或者撤回补贴。其中,反补贴措施通常采取征收反补贴税的方式实施,在采取外部基准确定补贴幅度的情况下,容易得出很高的反补贴税率;如果把非补贴也认定为补贴或者尽管是补贴但并不构成可以反的补贴(比如非专向性补贴)也认定为可反的补贴并采取措施,则对出口国企业来讲情况就更糟。

4.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针对全球范围内的涉案产品采取的某种进口限制措施,通常采取关税配额或者提高关税的方式实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不一样,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公平进口,而从规则要求上讲,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不公平进口。此外,在实施条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要针对全球范围内的进口采取,不得有歧视,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均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或涉案企业确定相应的税率;又如,在认定损害方面,保障措施的要求更严格,必须是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再如,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可能被要求提供贸易补偿。

5.特殊保障措施

特殊保障措施可以说是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升级版,就追求设定并使用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的进口国及其国内产业而言,特殊保障措施吸收了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一些优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两者中进口国或其国内产业不喜欢之处。其中,保障措施要求对全球范围内的进口采取,反倾销要求对所有倾销进口采取,两者均要求不歧视地适用,但特殊保障措施正好避开了这一非歧视要求,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即仅针对某一国家采用,因此,具有高度的、显而易见的歧视性;保障措施要求在进口国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特殊保障措施则无此要求,其损害要求基本上降级为反倾销中的损害要求;特殊保障措施迅速快捷,调查时限比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要短;此外,措施灵活,进口国可能希望采取限制进口或要求出口国进行自动出口限制等通常在WTO框架下受到反对的手段。

(三)贸易保护的扩张

贸易保护的力量还来源于某些贸易保护措施比如反倾销措施的扩张,主要是时间上、程度上、范围上和地域上的扩张。时间上的扩张,在前文已经论及;程度上的扩张指通过复审、反吸收调查等方式提高反倾销措施的水平,其中,通过复审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反倾销措施的水平,各国规则和做法没有明确,而欧盟在其反倾销的反吸收立法中明确规定通过反吸收调查最多可以将反倾销税率提高一倍;范围上的扩张,可以包括产品范围和来源的扩张,比如通过反规避将产品的零部件和其他来源的产品纳入反倾销措施的范围(邓德雄,2004);地域上的扩张主要是一旦一个国家采取反倾销措施,其他国家有可能接着也采取,次数不限,而提出保护要求的申请方可能是某一家跨国公司,其申请人资格可能是事先就具备或者通过在进口国投资设厂后再具备。

(四)贸易保护的更替

每一种贸易保护可能是单独采取,因此在某一时段内可能不存在并排的贸易保护措施,但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措施快结束时,另一种措施就取而代之。比如,配额限制到期了,就改用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到期了,就改用反倾销,反倾销到期了(实践中,可以不到期)就改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等。还有一种情况是,进口国国内产业寻求某一贸易保护措施失败,就改为寻求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直到保护目标实现为止。严格意义上讲,后一种情况是贸易保护诉求的更替。

(五)贸易保护的聚集

单个贸易保护的力量已经很大了,比如通常情况下的反倾销措施,对国内产业就能提供必要的保护,如果通过采取替代国、反规避等做法,则通常导致反倾销保护在更大程度上的升级。然而,实践中,贸易保护的聚集现象较为明显,也就是说,一种或者多种贸易保护同时使用,火力集中,杀伤力大。较为典型的是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同时使用,尤其是在使用替代国的情况下;此外,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同时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些WTO成员专门通过立法避免因措施重叠适用而导致的保护过度的情况(邓德雄,2004),也有WTO成员专门追求重叠适用及其超保护效果。

(六)贸易保护的局限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对于保护国来讲具有显然的诱惑力和相应的效果,这些效果多数是通过贸易保护对被采取保护措施的国家的厂商的杀伤力来实现的。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果使用不当,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则很可能产生回火(backfire),也就是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回火之痛,既有理论解释,也有相关实例。

1.理论解释:仍以反倾销为例

雅各布・瓦伊纳(1923)对作为反倾销措施的普通关税进行分析时指出,实际上,保护贸易者和自由贸易者都始终同意,如果保护性关税足够高,便能有效阻止倾销,唯一的分歧在于,倾销产生的威胁是否真实或严重到必须采取保护性政策来消除这种威胁。雅各布・瓦伊纳(1923)同时指出,在是否对倾销采取行动时,应从进口国整体角度进行考虑,不能仅仅考虑国内产业的利益,而使消费者利益受损。只有在能够预料到倾销给国内工业带来的损害大于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时,才有经济上反对倾销的理由。只有站在最苛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上,才会认为是否允许倾销商品进口只应取决于倾销对国内厂商的影响,而不考虑它带给消费者的利益。

唐宇(2004)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实施后对进口国可能产生的一些效应,认为,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初衷的反倾销措施正在被更多的国家以越来越高的频率使用,根源在于它能为本国进口竞争性产业提供保护,但反倾销措施的特殊性也使得其实施将引发特殊的经济效应,包括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投资跨越效应(Tariff-Jumping FDI Effect)、上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效应(Cascading Protection Effect)和反倾销国家间的报复效应(Antidumping Retaliation Effect)。这些经济效应的存在不仅会弱化反倾销措施对本国进口竞争性产业的保护效果,而且还会加大实施反倾销保护的成本,给进口国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此外,如果过度使用反倾销以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则会带来相当大的市场不确定性(Kaul・Inge,1999)。

2.相关例子

例子1:保罗・萨缪尔森(1999)专门举了有关巴西保护本国计算机产业导致悲剧的例子,根据该例子,巴西计算机工业不仅未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反而使其计算机产业更加落后,计算机产业的问题甚至严重阻碍了巴西其他产业的现代化。

例子2:在贸易保护的局限性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签订的《半导体贸易协定》,其有关提高日本出口价格的相关条款的效果,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争论的一个典型。美国非但没有通过这一协议来维持行将没落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厂商,大多数厂商在协定没有到期之前就已退出了市场,反而还让韩国厂商找到了拓宽美国市场的绝佳机会(Kaul・Inge,1999)。

例子3:1930年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颁发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总额大幅缩减,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出口总额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一法案即使在美国国内也被普遍认为是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陈德铭,2009)。

三、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遭遇与应对

(一)遭遇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近几年,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我出口产品已成为国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两反两保”)和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的首要目标。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发起首起反倾销调查至2008年底,我国已累计遭受“两反两保”调查1021起。从1995年WTO成立至2008年,我国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6年至2008年,我国连续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从2002年至2007年,我国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遇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自1986年美国对我发起首起337调查至2008年底,对华337调查案件累计达89起。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许多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国内产业陷入困境,失业率上升,为防止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保护国内产业,一些国家新出台了形形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两反两保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国外贸易保护形势比以往更加严峻。比如,2008年全球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93起,为历年来我国遭受调查最多的一年,调查期当年涉案金额约62亿美元;美国对我国发起337知识产权调查11起,涉案金额约27.5亿美元。

除了“两反两保”调查和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之外,商务部4月23日正式对外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还收录了大量贸易壁垒成案。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贸易壁垒信息包括:(1)美国通过《2009年美国综合拨款法案》第727条款,中国禽肉制品出口美国受阻局面仍将继续;(2)美国颁布和实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3)欧盟新指令抬高产品进口门槛;(4)俄罗斯采取进口汽车标准、认证及海关检查措施;(5)印度颁布对华玩具禁令,全面禁止进口中国产玩具,等等。

(二)应对

1.旗帜

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两次G20会议上,各国元首共同发表了庄严声明,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根据商务部网站上的有关信息,中国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2.机制

根据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最近编写的《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指南》一书的介绍,几年来,在应对贸易摩擦(主要指本文述及的贸易保护措施中的两反两保、美国337调查以及其他相关贸易壁垒)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商务部、地方主管部门、中介机构和相关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工作机制。商务部加强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协调,有针对性地指导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同时,通过参加多双边谈判,力争为中国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规则环境。各地方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并不断加强应对贸易摩擦的组织和机构建设。许多行业中介组织较为全面地收集本地区、本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动态与信息,认真组织本地区、本行业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多数企业能自觉运用WTO规则,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维护自身权益。笔者认为,这一机制不仅是对以往应对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而且也对目前以及今后应对各类贸易摩擦提供了指导,尤其是对反补贴调查应对的指导(反补贴被调查主体除了企业外还有政府)。

3.行动

在“四体联动”机制的指导下,各个主体都在行动。不看别的,就从商务部网站上也能看到在金融危机下的一些新的行动:比如加强风险防范和提示工作,其中典型是国别贸易投资环境年度报告,2009年报告突出了风险防范和提示功能;国外贸易投资壁垒信息月报,增强了风险防范和提示工作的时效性;技术性贸易措施月度通报,为企业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提供帮助;又如从应对贸易摩擦网站得到了充实,应对贸易摩擦专栏、应对贸易壁垒专栏和应对美国337调查专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最近专门编写了《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指南》一书,编写该书旨在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行业中介组织和相关企业的整体应对能力,并为各方面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工作提供全面的指导。

4.意识

最后,在应对贸易保护尤其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意识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提高应对贸易摩擦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要提高对规则的认知;其三是要提高对运用规则进行维权的认识;最后是要提高对维护公平的外部规则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德铭.贸易保护主义无法拯救世界经济[N].华尔街日报中文,2009.2-20.

[2]崔凡,王笑西.“买美国货”条款与新贸易保护主义[J].国际贸易,2009(3).

[3]邓德雄.欧盟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

[4]邓德雄.现实中的反倾销及其理论上的解释[J].国际经贸探索,2008(10).

[5]邓德雄.欧盟反倾销维护产业竞争力问题研究:基于经济学和法学的思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6]刘欢.陈德铭: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进多哈会谈进程.新华网.2009.3-10.

[7]唐宇.反倾销保护引发的四种经济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04(11).

[8]薛荣久.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J].国际贸易,2009(3).

[9]周晓燕(主编).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指南[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9.

[10]庄宗明.世界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2]雅各布・瓦伊纳.1923.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Cliff Stevenson (Project Manager and Principal Author). Evaluation of EC 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R]. Mayer, Brown, Rowe & Maw LLP. 2005.

[14]David C・Mowery. US Industry in 2000 Studies i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M].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

[15]Kaul・Inge. 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篇9

 

一、引言

 

跟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迅猛进步和网络的广泛不分国界，金融的国际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一体化水平也进一步提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关税和贸易壁垒都在逐步的减少，而且在WTO框架的保护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救济的方法越来越是重视了，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WTO成员国的成员采纳的最多我措施。《GATT1994》规定了当进口产品对进口成员方造成损害时允许进口成员方可以采取这三种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贸易秩序。为了更好的把握和理解这三种措施，并为我们自己所用，本文对它们的理论知识进行了分析。

 

二、定义

 

《反倾销措施协议》对倾销的定义是： 如果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 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而反倾销是一种抵制方法，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才采取的方法;一般都是征收一些税收和附加税;反补贴是一国所采取的的保护措施，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可以健康稳健的发展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保障措施是一国所采取的行政方法，也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是在别国的进口猛激增的情况并且对自身国家的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和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保护本国的措施。

 

三、三者的分析比较

 

1.其共同点

 

方法措施的操作都要求其行为已经对自身国家的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了;都是在进口数量的猛增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都存在着进口和损益的因果循环关联，所采纳的出于本能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方法都受到WTO体制的保护，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对本国的损害和威胁，是自身国家的产业能够顺利、安全、有序的进行贸易往来。

 

2.其不同点

 

(1)在性质方面上

 

保障方法所采取的对进口产品的限制的操作，是在公平贸易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而反倾销和反补贴这两个方法措施的实现的目标就是阻止甚至遏制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它们的操作实施是在公平竞争贸易的原则下实现的，以此期望可以给成员国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可见，保障方法实施的情况下，其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时一种正当合法的行为，因为这是他们本身所应享有的权利;而在剩余这两个方法下所进行的贸易往来，增加的进口产品属于不正当的行为甚至是违法的，只因为他们违反了所规定的要进行公平贸易竞争。

 

(2)在调查方面上

 

①在损害程度方面上

 

根据世贸组织的观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阻碍)”是保障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要求是比较严厉的;而相对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实施的要求比较轻。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程度上，当保障方法受到损害的时候是已经严重到如果不采取方法是话是不能弥补修复的，而其它两个方法的损害程度仅仅是不严重而已，没有那么严重;范围上，前者多强调的是整个行业，范围比较大;后两者所强调的是细节性，范围比较小。

 

②在调查程序方面上

 

保障方法相对于其它两个是比较严厉的，它规定进行操作实现的一方必须要将其所要采取的行动或者措施提前告知规定的委员会，通知对方可以进行磋商。因此，它的实现调查过程有比较清晰的透明度;而其它两者在调查的步骤上使类同的，要求其成员方要履行其告知的义务，但在时间上和内容上要求是相对宽松的。

 

③需考虑的要素和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规定上

 

保障方法得以操作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进口产品数量的猛增，对此方法进行操作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此方法的操作来调节自身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自身实力得以增强，以便巩固和提高其国际地位，因此，在操作过程中要对本国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而其它两种措施的实现除了对产品数量考虑之外，还需要考虑其成本和别国的产品价格等因素，而且这两种措施的实施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产品才去实施的措施，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别国对自身国家企业的发展造成的不良作用。前者的措施是积极性的，后两者的措施是被动去实施的。

 

(3)在实施方面上

 

①在实施范围上

 

保障措施的实施针对的是某一产品的输入，没有问国家是哪一个，只是说产品，体现了非歧视性;后两者针对的是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现象，那么实施上就没有最惠国待遇的约束条件，那么就可以针对某一国家的进口产品，还可以对一些不同的企业实施差别歧视待遇。

 

②在实施期限方面上

 

保障措施的操作采纳的临时期限为200天，而后两者的操作实施临时期限是4个月。前者的最终操作时间是不超过4年，但是仍然有必要用这个方法来阻止受损害或者保护需要得到补偿的产业的话，或许有证明显示这个产业在进行修整，有这两种情况发生的话是可以延长其期限的，但延长期限不是无限而只有不超过8年;后两者的实现期限不得超过5年，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允许适当的延长期限，取消或者继续使用是看有没有存在倾销或者补贴行为的。

 

③其适用的措施上

 

保障措施的操作方式是比较多的，如实施关税、进行数量上的限制、对关税进行配额等;而后两者一般只有实行反倾销税收和反补贴税收。

 

④在补偿或者报复方面上

 

保障措施的操作实现是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若是出现了权益受到损害，那么出口的一方就有权利提出补偿，若是就补偿过程中双方达不成协议的话，那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就有权利进行实质上的对等水平上的报复行为;而对后两者的措施进行操作，是针对的国际上的不公平竞争，来维护合理的秩序以希望保护自身国家的产业，因此就不存在对出口一方的利益的补偿问题，那就不没有权利实施报复行为。

 

⑤在实施难度和频率方面上

 

这三者中实施最为频繁实施且难度最容易的的是反倾销，因为它具有合法的形式、实施起来比较容易、实施效果比较好能够有效的排斥外国的产品进口，并且不容易招致外国的报复等一系列好处;排名第二的是保障措施，从上述理论知道它实施的前提条件比其他两个都严格，且要求以非歧视的方式进行和必须对出口国有补偿性，若是不补偿就有权进行报复，其使用频率相对而言是较低;最后实施难度且使用频率最低的是反补贴，因为它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有许多补贴是隐蔽的，不容易收集到充实的资料和证据，而且它是政府补给行为，采取的措施行动比较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故此措施的实施是不容易成功，使用频率最低的。

 

⑥在实施成本的方面上

 

保障措施是在公平竞争下实施的措施，原则上规定需要给予出口方一定的补偿且在补偿协议不可磋商情况下对进口方实行报复，在此情况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相对而言，剩下的这两个措施由于针对的是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故没有要求进口方必须对出口方进行补偿和也没有实施报复的权利，因此，成本是比较低的。

 

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上

 

相比较而言，反倾销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是比较简单模糊，不清楚的。在征收反倾销税后会影响发展中国的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实施之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保障措施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的利益作了较充分规定：进口国只有在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进口量超过(低于)某一产品总进口量的3%，才能对其采取保障措施;反补贴的规定是最为详细的，主要有三方面：(1)延长取消禁止性补贴的过渡期;(2)放宽适用可诉补贴纪律;(3)微量补贴规则。

 

4.在适用原则上

 

保障措施在原则上是有非歧视的要求的，那么就是要求要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够对任何国家的进口产品有歧视待遇。而且WTO框架下有明文规定的说不论其来源是哪个国家不可以针对其进口产品，如《保障措施协议》中就有;但是反补贴和反倾销却是和保障措施相反的，它们都是对特定国家的产品进行征税的，因为不受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束缚。简要概况如上表所示。

 

由上所讲，可以知道这三个措施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占据很高的地位，是保护成员国国内产业安全的主要手段，它们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所以在利用利用者三个措施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开来，做到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四、结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到一方面随着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会有更多外国的商品和服务涌入，国内的一些产业难免会遭受一定损害甚至是严重的损害或阻碍，今后中国保护措施的运用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引进技术，进行技术创新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的加强，其他WTO成员国相对的为了防止我国产品冲击其国内的产业，也会发起针对我国产品的保护措施。

 

对我国而言，保护措施利弊并存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正确理解、运用有关的规定，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开放市场和保护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保护国内产业的安全。

 

(1)在应对保护措施实施的程序和条件及为自身合法权益进行争辩时，应该勇于呼吁，积极应诉，主动的向科研机构咨询，寻求对策。

 

(2)积极主动的加强同一体化组织的联系，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利益，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减轻贸易争端压力。

 

(3)学会合理、谨慎、有度地利用保护措施，保护国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学会未雨绸缪，做好预警。

 

(4)对进口国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在使用保障措施时要注意不仅要考虑本国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到可能造成的“打击面”以及本国是否能够承受相对应的报复。

 

(5)适度控制出口数量，不能单纯追求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应该以技术创新为后盾来增加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以此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6)积极研究以往的案例，吸取经验，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维护合法的权益。

 

(7)做到信息的及时更新，及时收集、争论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适时改变出口策略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作者：何浪 来源：商场现代化 2016年4期

 

篇10

    一、“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根据两项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自中国加入wto之日起的12年内,wto成员可以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的特别保障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事实上,美国、欧盟等wto其他成员方都更倾向于对这些概念所涉及的一大片灰色地带自由地加以解释。最后,针对不合理的保障措施的补救手段充分,而针对特别保障措施的补救手段受限,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不合理,可以在经过一定程序后,及时中止实施在该项下中国对美国的实质相当的减让或其他义务;而在特别保障措施约束下。如果中国要采取同样的补救手段,须待到(如果进口产品相对增加)特别保障措施实施2年后,或者待到(如果进口产品绝对增加)特别保障措施实施3年后。

    二、“轮胎特保案”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与以往贸易保护争端的涉案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区别,在本次案例中,轮胎作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为新一轮受害者。这说明,继劳动密集型产品之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将成为未来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产品,如果中国出口的其他中高端产品损害到当地产业的利益,美国同样会挥起贸易保护的大棒。历史上,美国就曾针对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打压过德国、日本等国家。而且从数据上看,2009年上半年中国产品遭贸易调查数量较2007年上半年几乎翻了一倍。因为贸易调查往往比出口限制措施早12个月至14个月。这预示着2010年将出现一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为远虑。

    再看近忧。“轮胎特保案”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整个中国轮胎产业。2008年,中国轮胎有40%出口,其中又有30%是出口到美国。美国对中国轮胎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中国轮胎将失去美国市场,有10万人可能因此失业,损失约20亿美元出口额,直接造成12%的轮胎产能过剩。而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奥巴马的裁决鼓励了美国国内诸如钢铁、服装纺织品、鞋类等劳工组织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其他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这一制裁方案,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同等关税,从而使中国的轮胎失去世界市场。

    首先,我们要对国际法有个全方位的认识。国际法是在为正义而进行的抗争中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如果我国手握正义而不去伸张,不符合大国的形象。况且,这项条款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本身就是集歧视与不公正于一身的不正常协议。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而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相关国家更真诚地合作,为了遏制如今全世界所警惕的贸易保护主义,倡导更自由、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我国理应采取相关措施。

    其次,我们要基于条约法的解释规则对特保措施的有关条款严格加以解释,从而消除特保措施设计上的瑕疵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条约法中规定,wto各项协议是一个大的整体,在解释某个协议时,其他相关协议都是可供参照的“上下文”。无论是保障措施还是特别保障措施,都是针对公平贸易所采取的行动,它与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所针对的非公平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保障措施协定》与特别保障措施之间应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如果在特别法没有详细规定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规定。于是,如果我们严格解释特保措施的启动和实施程序,便可将其限制条件明确化。例如,可以通过要求启动特保措施的外国政府提供尽可能详实的相关说明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对采取特保措施的任意性予以限制。

    再次,我们需要争取遭遇特保措施调查产品的进口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