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三农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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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证服务“三农”的现状

（一）农村中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的淡漠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各方面的因素，使得国家对乡村基层的管理控制力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深度。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在乡村基层管理取得的成效很好，这就造就了政治权力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威信力，这在农村又具有不一样的权威，具体来说，就是政治权威。与此同时，由于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因素，在农村形成了以传统、习俗以及活动等为特性的“社区文化”。由于人们一直生活在这个“社区”中，其发展和改变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同时这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进行交流、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人们淡漠了法律权威。出现矛盾、冲突时，绝大多数人愿意利用“托关系”“私了”等非法律措施去解决问题。

（二）政府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公证在“三农”发展中的作用

现阶段，国家与农村相关的各个部门在对“三农”进行管理时，其关键还是依赖于行政权力，没有认识到法律的效力和法律服务的作用与影响力，没能认识到发挥公证服务在“三农”方面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政府政策颁布时，没能把公证服务设定为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流程。

（三）公证行业自身的原因

公证服务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其在“三农”发展中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公证服务人员的意识不强，认为公证服务在“三农”方面的市场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其中涉及到的问题难度大且繁多，产生的经济效益不理想，使得公证服务人员产生了消极应对想法，在开展农村公证市场的过程中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

第二，当前县级公证机构整体实力不强，基于地区性角度来说，公证服务“三农”实际上是涉及到乡村基层，甚至更加偏远的地区，由于公证服务需要的各项投入非常大，而县级公C机构通常经济实力有限，且公证服务收费又比较低，导致各方都不愿介入。

二、探索公证服务“三农”的新途径

（一）顺应大局，增强公证服务“三农”的责任感

要正确认识到服务“三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近年来，国家不断增强对农村工作的关注度，并出台了很多支农、惠农政策，为解决“三农”问题注入了强大动力。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措施的重要性，运用其缓解和处理在农村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摩擦以及利益关系。而这些矛盾大都直接关系到处在基层的农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伴随着诸多法律问题。公证服务具有诸多优势，譬如：防范能力、贴近乡村基层以及费用低等，这些都可以预防和解决农村基层冲突、矛盾，从而维护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和谐。

（二）创新公证宣传模式

健全和完善公证信息联络员体制。开办公证机构能够培养一些具有一定法律常识、文化修养以及有威望的基层群众，可以向村民讲解公证法律知识、常识，开展相关知识培训，让其成为“公证明白人”，再让他们在与其他群众日常接触过程中宣传相关的公证法律常识。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发展起来的“公证明白人”培养成为公证服务方面传达信息的联络员，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反馈到公证机构，公证机构根据此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便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三）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开展公证服务“三农”工作

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基层农民公证服务方面的诉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公证服务。这就需要公证人员深入基层调研农村情况，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对相关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问题的根源，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进而真正掌握基层农民在公证方面的诉求，根据现阶段新农村建设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公证服务工作。譬如：在开展农业技术、项目改造期间，其牵扯到相关的项目在资金贷款方面的公证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公证机构有效的介入，才能够提高公证服务“三农”的针对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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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县概况

1.1位于省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㈡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b农业特产税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b支持c我不在意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第2题第3题第4题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

623663.265%722673.469%5610248214521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县，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县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㈢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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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统计部门如何才能及时提供反映“三农”热点、重点、难点问题的数据资料，并确保其真实可靠？在农业普查和常规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抽样调查，充分发挥抽样调查省时省力、数据科学的优势，把有限的力量使在刀刃上，用扎实的样本数据科学推算总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三大不足制约“三农”抽样调查质量

不久前，为深入研究首都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健康发展，北京市农业局和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全市13个涉农区县组织开展了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总体而言，这种采用抽样调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能够用有限的人力、在有限的时间取得宝贵的基础数据。但笔者发现，在实施这类调查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调查方案设计有所欠缺。如调查表的设计不方便调查员采集数据、了解具体情况、发掘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时间安排不够合理，给调查员培训、入户调查和基层审核留的时间太短，前期工作仓促，把问题都集中到了最后审核阶段，造成后期的核实工作任务明显偏重。

第二，培训内容单薄导致调查员能力不足。一是调查员相关知识储备不够，入户调查时对调查对象提供的数据无法做出基本的判断，对不合理的数据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二是指标理解不准确，造成数据填报错误；三是有些地区由于没有适时宣传调查的意义以及《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导致难以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四是调查技巧不足，不能与调查对象形成互动，只是被动地记录数字，无法了解数据背后的具体情况。

再次，调查对象配合不够。调查对象的支持与配合是调查成功的关键。但在“三农”调查中，调查对象配合调查工作的积极性往往不高。由于对调查实施的保密原则不了解，对调查员缺乏足够的信任，常会出现怕漏富不愿提供真实情况，瞒报“收入”类指标，虚报“费用”类指标等情况。此外，缺少生产情况记录，靠估计和回忆来填报数据也较为常见。

针对实际调查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在“三农”领域搞好抽样调查工作，充分发挥这种统计方法的优势，把抽样方法与三农统计高效地结合在一起，做到既快又准地取得所需数据，还需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

上层、中层、基层三方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上层认真调研、创新调查方案。上级机关在制定调查方案前一要认真调研，准确把握调查总体的特征和规律，选择恰当的抽样方法，确定适当的样本数量，确保样本对总体有足够的代表性。二要结合具体调查内容，创新方案设计思路，把调查表分为数据采集表与数据汇总表，数据采集表中指标的选择和排列要以方便调查对象提供数据和调查员现场逻辑审核为原则，确保采集到的数据真实可信。比如需要“播种面积和产量”两项数据，不能直接问一年播种面积有多少亩、产量有多少公斤，而应设计成：“占地面积、有几个大棚，每个棚的实际利用面积、一年种几茬、种植品种、一茬产多少公斤”，这样看似复杂，其实指标一环扣一环更方便调查对象回忆和提供数据，直接推算出一年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时可以防止调查对象虚报瞒报漏报。若出现极大或极小数据时，还有助于调查员了解影响正常生产的一些具体情况。三要在时间安排上向基层倾斜，在整个调查工作中，基层培训好比战前的武器弹药准备，入户调查就像实战，只有这两步迈得扎实稳健，才能保证数据质量，并为后期工作夯实基础、铺平道路。

中层精心组织培训。区县一级在调查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承担着培训基层调查员这一重头戏。为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培训工作，认真备好课讲好课，直接培训到调查员，“一竿子插到底”保证培训质量。首先，培训除了讲明白制度要求和指标含义之外，一定要与实际调查内容相结合，增加相关业务知识的讲解，武装调查员的头脑，帮助调查员入户调查时审核、判断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比如设施农业调查，应讲解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平均亩产、化肥农药的使用量等农业生产知识，介绍大棚的建造成本、各种能源和化肥的价格等市场信息，让调查员对自己要调查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便于调查员现场核实，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可信。其次，要注意讲授入户调查的提问技巧，把入户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进行讲解和讨论。有条件的可进行模拟演练，给调查员一个感性的认识，提高入户调查能力。

基层潜心学习、用心调查。调查员参加培训要认真听讲潜心学习，把知识点一条条记在本上，一点一滴记在心里，深入理解指标含义和设置作用，把握住重点，这样才能在实际入户调查时游刃有余。调查员入户调查一定要规范调查行为，礼貌热情表明身份，宣传《统计法》所规定的调查对象的统计义务，承诺统计人员和统计机构对资料予以保密并承担相应责任，消除调查对象的顾虑。实事求是、不修改不编造数据，以理服人，取得调查对象的尊重和信任。掌握入户技巧，以诚相待，用拉家常的方式与调查对象沟通，从而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事前、事中、事后各阶段严格把控、步步为营

事前选好人、备好“粮”。人、财、物是开展调查工作的基础，责任心又是选聘调查员的首要标准，是调查成败的决定因素。另外调查员还需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沟通能力。物资经费的准备和安排要向基层倾斜，给调查员合理的劳动报酬以确保调查队伍的战斗力，给调查对象准备好实用精美的礼品作为入户的敲门砖，搭起调查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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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扶风县概况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扶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扶风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　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扶风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 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㈡ 扶风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 关注农村 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扶风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 b农业 c农村 d农户 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 b农业特产税 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 b听广播 c别人告诉我的 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 b支持 c我不在意 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 第2题 第3题第4题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62 36 63.265% 72 26 73.469% 56 10 24 8 21 45 21 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扶风县，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扶风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扶风县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㈢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 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 4） 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

3.4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序进行。 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 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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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应当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纯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几乎都谈到物化劳动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报酬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假如多余的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假如把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投在数量固定甚至日趋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因为农业活劳动投入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偏低，实际上是属于不充分就业。这就说明了，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中，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才有可能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熟悉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假如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假如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告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治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治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熟悉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假如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四周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四周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四周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四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篇7

中邮物流作为农资流通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彭泽县邮政局曾因为先参与农资配送而引发“彭泽模式”的探讨，就像安徽小岗村在不断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样，彭泽县邮政物流局又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了实体化改革，即模拟企业化运作，使邮政物流在服务“三农”方面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的挫折以后，在2008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公司化更贴近市场

邮政物流属于社会公益性的组织，创造的更多是社会效益，而邮政物流参与“三农”产品的配送，则是进行一项企业运作的尝试。在以前虽然设置了物流局，但是物流局的运作和邮政的整体运作模式还是一样的。彭泽县邮政物流局金峰局长告诉记者：“中国邮政服务“三农”已走过4个年头，其中有痛苦也有喜悦，是挑战更是机遇，。但从我个人理解，是付出的多，回报的少，这主要原因在我们邮政对新业务的发展把握不透，对市场风险掌握不好，因为我们是企业，是企业就不能不追求效益，但从全国来看，邮政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没有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为了能够实现更灵活的市场运作，将邮政物流居真正参与到“三农”产品流通的激烈竞争中去，江西邮政2007年5月进行实体化改革，即模拟公司化运作，邮政物流局进行实体化运作后经营状况有了根本转变，运作更贴近市场，发展更有技巧，前景更加看好。转变的路比较艰难，但是转变过程中所得到的数据确实让人感觉非常振奋，2007年彭泽物流局收支差为－21496.6元2008年1-12月份的收支差为151494.88元，在2008年初步实现了养活自己的目标。

篇8

今年年初国务院确定“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后，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就只剩下一个制度：如何弥合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原则之间的分野。

农行正在试图给出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财经》记者获悉，农行已制订《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并在八个省级分行展开试点。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一行两制”的城乡联动经营模式。所谓“一行两制”，是指在一级法人体制下，根据农行在城乡金融业务上的不同特点，以县域支行为平台，再造一套适用于“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有别于城市业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农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行两制”的总体设想是“一级法人，双线经营，分别核算，统筹发展”。他透露，农行将重构服务“三农”的组织模式，打造成为中国惟一拥有农业信贷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

目前农行已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八个省级分行的部分县域支行展开试点，包括福建、湖南、吉林、四川、广西、甘肃、安徽和重庆。试点从今年10月启动，历时三个月。试点结束后，农行将据此对总体方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并于明年初在全行全面推广。

在专家看来，较之此前关于农村金融的种种设计，农行的尝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厘清，即并未彻底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从而为事后的损失追补预留了空间。虽然“一行两制”模式是期望在一个机构内部平准损失，即支持“三农”的风险在一个法人内部化解，但亦说明其可能做不到真正完全的商业化。如果金融机构完全以市场化原则运作，在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农村地区，必然会有一些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由此可见，仅仅宣传商业化的农村金融，是不全面的，”世界银行高级专家王君强调，“农村金融的供给和需求，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完全承担，更重要的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战略设计公共政策（包括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结合，而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能操作。”

行中之行

在“一行两制”构想下，农行根据“三农”和县域客户信贷需求时间急、金额小、用信频、期限短的特点，在“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评级、授信、担保、定价、流程、审批、授权、激励、风险分类、损失核销等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组织运营体系。其主要思路是：以县域支行作为开展“三农”和县域业务的经营载体，推行适度分权的“三农”信贷业务模式，下沉信贷业务决策中心。由一级分行结合实际，灵活确定二级分行和县域机构信贷业务审批权，在县支行和二级分行设立信贷业务审批审查中心。区分经济环境和管理能力，授予二级分行500万元－3000万元“三农”信贷业务审批权；授予县域支行农户贷款审批权10万元－50万元，个人贷款审批权20万元－200万元，小企业贷款审批权100万元－500万元左右；授予绝大部分二级支行和分理处农户贷款审批权3万元－10万元。

与贷款审批权限同步下放的，还有“三农”和县域客户信用等级认定权限及贷款定价权限，同时授予一级分行一定的信贷产品创新权和相应的管理办法、操作规程制定权。此前，与工、中、建等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行基本实行省级分行以上的中央集权式信贷审批模式，东部地区的二级分行有一定审批权，中西部二级分行基本没有审批权。

目前，农行已经设立了农业信贷部，定位于县域业务综合经营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分散于公司业务部、机构业务部等各部门的所有县域信贷业务；在27个一级分行设立了农业信贷处，归口管理辖内县域信贷业务；所有大部分涉农占比较高的二级分行均设立了农业信贷科，定位于县域业务经营中心，“使二级分行成为权力中心，主要负责营销县域信贷业务，了解县域金融需求，配合总行、一级分行开发特色产品。”

“新的一行两制模式，其核心就是深化扁平化改革，适度放宽二级分行经营权限，下沉经营重心，缩短经营链条，提高服务效率。”周清玉称，这些二级分行的风险管理模式也相应作出调整，比如推行风险定价，全面推行风险经理派驻制、独立审批人制，并建立不同于城市行的等级评价体系及绩效考核机制。

“新的模式相当于事业部制，实行专门会计科目，对‘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资产负债权益收入支出盈亏等项目进行单独归集统计，准确核算经营成果，并计划每年向国家有关部门、股东和社会公众报告农行服务‘三农’的有关情况。”农行计财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方案》将县域支行分为四类，即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不同类型的县域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重点服务领域。

“由于农行涉及整体改制并面临上市，在《方案》里，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并不是包打天下的，而是瞄准县域经济的中高端客户，包括重点农户中的养殖、种植大户。虽然对城乡客户采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但仍要坚持商业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周清玉称。

农行还将增设乡镇营业网点，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小额信贷服务功能的县域网点，重点发展农户、个体户、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小额信贷业务；在网点覆盖不到的地区，由客户经理组提供流动金融服务；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扩大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规模。

根据《方案》的规划，未来三年内，农行的农村网点将超过1.6万个，投放到县域的自助设备不少于6000台，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基地的服务覆盖面达到50％以上，对全国千强镇的支持面达到50％以上，直接对农户的信贷服务覆盖面达到30％以上。

回归“三农”之路

自2005年起即反复酝酿改革方案的农行，一直在商业化运作与政策性业务的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除了财务问题，如何服务“三农”，一直被认为是农行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认识农村金融的性质。”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曾经在《财经》撰文表示，一旦将农村金融理解为政策性业务，需要仰赖政府补贴，就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无法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业性亏损的责任。

正是基于此，分拆方案是一种界限清晰的选择，亦多为学者推崇。其中包括按照区域分拆、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拆、按涉农业务和非涉农业务分拆，不一而足。然而，在现实考虑中，涉及员工安置、财务调整等巨大的利益重组，最终并未被采纳。

在2006年7月的农行分行长会议上，时任农行行长杨明生重新提出“农行要留在县域农村金融领域”。事后看来，这一定位最终使得农行避免了被分拆的命运，但并未从根本上回答如何面对“三农”的问题。

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撤离农村市场。1998年到2001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应撤并了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网点。其中农行由于网点最密，撤减的网点数量也最多，从6万个撤减到目前的约2.5万个，在岗员工数量也减少了19万，达到当前的45万人。

大撤退的结果是，农行目前虽然有55％的贷款分布于县域，但只是存量，且大部分贷款集中于经济金融发达、“三农”问题并不突出的“三大板块”，即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目前支撑农行盈利的主要支柱，仍然来自“三大板块”和城市业务。截至今年上半年，“三大板块”创造经营利润占全行近70％，加上其他大中城市的业务，比重占到80％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意见认为，农行在网点收缩后，已经将面向“三农”的低端业务让给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储银行，本身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是商业可持续的；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盈利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

农行有关人士亦向《财经》表示：“从同业以及农行部分经营行的发展状况看，‘三农’和县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贷市场，只要控制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商业银行是能够取得经营效益的。”他同时强调，现阶段农行将不再撤并机构、分流人员。

尽管如此，整体改制毕竟未能划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金融的界限。2005年末，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仍设有机构3160个，在地区有各类机构502个。由于地区没有设立农发行和农村信用社，农行是惟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策性的公共服务职能。

农行内部的资料也显示，农行在中西部的部分县域保留分支机构是以自身亏损为代价的，到2005年底，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支行亏损面高达34％。农行行长项俊波在今年年中的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亦明确表示，在592个国家贫困县及、青海等其他一些特殊地区，基本不具备商业化经营条件。

为此，农行在相关调研报告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建立普遍服务基金，专门用于补贴特殊地区网点；或者出台针对这些地区分行的特殊政策和办法，妥善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财政资金怎么和金融手段结合，哪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西部地区，值得深入研究；首要一点是，相应权责利是否明确，在现行机制下恐怕很难。”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记者坦承。

“农行此次的《方案》区分了可以盈利和不可盈利的地区，已经优于原来笼统的划分方式，但西部地区并不一定全是商业不可持续的。这和效率、控制成本能力有密切关系，而且需要相当大动力并且取决于市场竞争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开放的市场，不盈利就从市场退出，否则在现有未界定清楚责权利的情形下，无论哪个机构承担面向‘三农’的政治责任，都可能必然亏损。”王君亦分析称。

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包括由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包括现代化的有担保的交易框架、农村征信体系、通过其他零售渠道例如小卖部等发放贷款以及提供商业化的农业保险）以及由财政出资，对那些必要但是却不盈利的农村金融供给提供补贴。“补贴的者可以通过招标竞争，但切忌不能通过低利率发放农贷的办法补贴，而是对交易成本补贴，对最终消费者补贴等，从而发挥补贴的效用最大化。”王君强调。

激励之道

在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农行的“一行两制”方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既力图遵循商业化原则，又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方案。”一位接近农行的人士如是称。

农行四川分行信贷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总行对试点基层行的权限、费用、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已给予支持，各项措施已经落实到实施阶段，包括机制调整、人员配备、人事结构调整、工作倾斜重心等，进展明显。

据悉，四川农行把全省186个县级支行划分为丘陵类、山区类、平原类、资源类、贫困类五类，分别制定不同考核指标，并调剂5亿元贷款规模用于“三农”业务，150万元费用用于三个试点的二级分行（绵阳、巴中、资阳）。同时开始对其网点设施的改造，正在着手有针对性制定一些产品以及管理办法，“整个对于‘三农’的审贷流程、风险控制流程包括会计科目的核算全部在改造之中”。

但上述人士也表示了一定担忧，“明年一旦在全行推广，‘一行两制’的难处可能会凸显，即在城乡两套资源配置方式中怎么协调配置全行资源，以及具体的操作管理办法如何制定”。而所谓资源配置，包括信贷资源、经济资本、财务费用、固定资产购置、网点设置和人员配备等等。近年县域行基本没有新增贷款计划，财务费用缺口大，固定资产配置失衡，人力资源紧张。

“全行资源中城乡业务各配给一半，至于能不能全部满足，城市业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资源的供给和发展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的问题。”农行总行前述人士 坦承。

不过，在他看来，截至9月农行县域贷款的数据已基本接近县域贷款占整体贷款规模50％以上的目标，“说明在配给上应完全可以实现。”

截至2007年9月底，农行存款余额51744.85亿元，贷款余额34445.22亿元，其中县域贷款16320亿元（含涉农贷款11310亿元），比年初增加1832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余额的47.38％。不良贷款余额下降44.2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1％。经营利润705.68亿元，同比增幅65.76％，几乎完成全部年度计划。

对于农行提出的县域信贷管理体系，《财经》特约研究员陆磊评价说：“从贴近县域基层角度看，下放审批权限、独立审批人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需要强调的是，权力下放会产生风险，内控制度设计很关键。”比如，由于天灾人祸等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何划分责任？如果超过风险容忍度，由哪一级行承担责任？“如果由支行承担责任，它一定承担不起，后果就是惜贷、不作为而带来信贷萎缩；如果由一级法人承担责任，基层行就会有放贷冲动而大批特批。”

陆磊称，“一行两制”能否有效实施，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激励基层县支行服务高风险、高成本的“三农”业务，以及对基层客户经理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

据了解，针对上述问题，农行也正着手构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并行的“双百分制”绩效考核体系。所谓“双百分制”，周清玉解释说，“就是城乡两个业务各100分，各占全行总资源的50％，城市业务做得再好也只能得50分，如果农村业务做得不好，相应的资源就调整奖励到其他做得好的支行。”

在陆磊看来，奖惩考核机制很关键，否则没人愿意做支农业务。“可以结合农行股份制改造相应建立一个正向的激励制度。”他认为，股权激励是一条必行之路。

篇9

一、强化阳光信贷组织领导

今年以来，为了扎实做好“阳光信贷”工程，该行专门成立了由领导班子成员、零售部及各支行信贷业务骨干组成的“阳光信贷”工程推广工作小组，负责“阳光信贷”工程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开展工作。要求班子成员必须深入片区，带头参与；同时要求各包片负责人必须深入乡镇，检查督导；要求各网点、支行行长要切实认真履行职责，明确任务，做到时间上统一，组织上严密，方式上灵活，反馈上及时。

二、强化阳光信贷宣传手段

东方农商银行通过对接政府、召开银企座谈会、开展服务小微企业宣传月、张贴宣传海报、滚动播放LED标语、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真正让该行“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理念深入千家万户。切实有效的增加小微企业对东方农商银行融资手段的了解程度。为进一步扩大“阳光信贷”宣传效应，该行与朝阳镇政府合作，在朝阳镇开展“阳光信贷工作推进会”我行集中对“阳光信贷”的评议标准、操作流程、快捷优势等内容进行宣传，使参会人员正确、全面、深刻理解了“阳光贷款”内涵，提高认识。签订承诺，接受监督。签订了《阳光贷款承诺书》，对外公布监督电话和投诉邮箱，接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三、强化阳光信贷工作质量

加强风险防范。把握问卷调查、小组评议、实地调查的关键环节。调查问卷、小组评议的农户代表选择在当地有一定威望，思想正派、品行端正、办事公正、能够在调查评议授信中秉公办事，反映情况真实可靠的农户。实地调查由信贷人员到村到户进行实地调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所有农户的家庭资产、负债、经营项目、年收入、信用状况进行贷前调查，并提交评议小组进行评议，确定授信额度。

提高服务效率。通过“阳光操作”，采取标准化、透明化、规范化的方式，对守信农户一次性确定授信额度，2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和授信额度内，农户因生产经营需要资金时，可以随时到当地农商行如同提取存款一样借取贷款的一种信贷管理模式。同时积极改进信贷服务方式，设立信贷服务专门窗口，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操作流程，推行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四项制度”，实行“一站式”服务。

篇10

“钱荒”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钱荒并不是缺钱，而是相对于资金需求的供给不足。在近年来货币超发的大环境下，银行中长期信贷资产扩张、表外业务膨胀、美联储退出QE3等因素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短期结构性失衡，由此直接引发了“钱荒”。同时，也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本届政府放弃刺激政策、控制过度流动性增长、“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意图还没有深刻理解并做好应对准备，使得“钱荒”的出现成为必然。

此次“钱荒”给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深刻教训的同时，亦揭示了这样一个朴实而深刻的真理，即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句话，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因此，唯有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才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安身立命之道。

与此次“钱荒”对一些大型银行造成较大影响相比，一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显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仅没有遭遇流动性危机，反而成为资金的借出方，多少赚了一笔，“钱荒”对其而言倒成为一种机遇。

究其原因，除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新业务发展相对滞后，没有过多涉足于“影子银行”业务，从而侥幸躲过“钱荒”冲击外，也与其多年扎根服务实体经济和“三农”、小微企业有关。因此，在“钱荒”袭击的热闹表象之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尤应有一份警醒牢记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