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概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概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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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按照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结合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县委县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我乡践行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的“四精”理念，努力将打造成为后花园和全域旅游乡镇。

乡集镇建设规划范围达2.56平方公里，改造提升内容包含：倾心打造114户一线沿路房屋坡面、墙面改造和门套、窗套、隐形防盗窗安装；重点提升二、三线集镇居民160余户墙面和附房统一改造；高标准铺设沥青路面；采用陶瓷PC材质铺设的人行道改造提升；新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和市民广场完善集镇功能；通过强电和弱电下地、节点打造映衬、绿化与亮华的点缀来展现乡村振兴示范集镇征村形象。

整个集镇建设共计设立25个工程项目，目前已开工建设的22个，已全部完工20个，已完成工程量50%以上的1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3058.1342万元，目前拨付800万元，下面就各个项目概况做一下简单情况汇报。

为加快推进我乡集镇建设，积极落实“四精”理念，体现一体化规划、布局，改善集镇人居环境，我乡将每周一调度、每月一考核，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将干部绩效考核纳入项目建设进度中，进一步压实、压紧干部职责，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打造高标准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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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 X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0-0104-03

农业面源污染又称农业非点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氮素和磷素等营养物质，农药、重金属以及其他有机和无机污染物质，土壤颗粒等沉积物，从非特定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对大气、土壤和水体等环境形成污染，尤其是通过农田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渗漏造成水域环境的污染。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加上农业面源污染涉及范围广、随机性大、隐蔽性强、不易监测、难以量化、控制难度大，因此，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目前影响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污染源，其发展趋势令人担忧。本文根据巢湖流域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和化肥、农药农用投入品等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巢湖流域农业基本概况

巢湖流域是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综合生产水平较高，水稻、油菜、棉花、蔬菜、家禽及水产已发展成为巢湖流域最具特色的6大主导产业。同时也是长江中下游最大的“菜篮子”，是国家重要的粮油棉、水禽、水产等商品原料生产基地。

2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三废”和城市污染治理力度加大，投入增加，点源污染逐渐减轻，相对农村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如农村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渠、水塘；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农膜过多、过量和不科学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无序排放。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占有率。特别严重的是造成地下水污染，导致农民的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因此，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目前，巢湖流域面源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2.1 化肥用量较大，有效利用率较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化肥的施用量逐年攀升，有机肥施用量逐年下降。据统计部门统计，合肥市巢湖流域2015年化肥用量达22.4万t，平均施用水平为593kg/hm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公认的安全警戒线225kg/hm2。据测算，化肥利用率仅为30%～40%，加之部分农户施肥方法不当，主要是以撒施为主，加剧了肥料的流失。不仅养分损失，还严重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体，污染了环境。

2.2 农药施用量较大 由于近年来有害生物发生面积扩大，危害程度加重，有害生物抗药性增强，品种结构不合理，部分农民施用农药技术落后，造成药剂浪费严重，加之化学防治范围不断扩大，施药次数增加，农药残留污染日益明显。2015年全市农药施用量5098t，平均14.2kg/hm2，其中杀虫剂占33%以上。农药利用率仅为35%，大部分农药流失到土壤、水和空气中，造成污染。

2.3 农膜用量较大，土壤残留逐年累积 2015年全市巢湖流域的农膜施用量高达6545t。平均18kg/hm2。由于农膜不易降解，平均回收率为70%左右，另外30%滞留在农田中，从而形成“白色污染”。

2.4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较低 近年来，我市巢湖流域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家禽饲年养量近亿只，生猪养殖198多万头。据测算，畜禽养殖年排出粪便300万t，除部分进入农业生产循环外，大部分未经过无害化处理，随意排放、流失，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2.5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及垃圾无序排放 我市巢湖流域447.39万农村居民常年生活污水及垃圾，大多未经处理就露天排放，随雨水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形成生活污染源。

3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情况

3.1 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自2011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市就把治理巢湖流域治理作为重中之重，进入“一体化”新时代，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强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实施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认证相结合，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更是促进循环农业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3.2 加快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尿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市多管齐下，利用农I种养业优势，开展种养优势互补，促进生态循环。一是科学合理利用畜禽粪便资源。随着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发展，畜禽粪便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农户将畜禽粪便堆肥发酵后，用于发展大棚蔬菜，或用于养鱼育蚌。二是加工成有机肥料。各地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稻鸭共育”、“山场养鸡”、“林下养禽”、“水上养鸭”等养殖模式，形成了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养殖亮点，既发展的生产，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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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畜牧业；科技；推广现状

1吴店镇基本概况

1）吴店镇概况。枣阳市吴店镇位于枣阳市城区正南方，是枣阳市养殖大镇，版土面积366km2，耕地面积8400hm2（其中水田5733.33hm2，旱地2666.67hm2），全镇3.2万户，10.04万人口，养殖户1.8万户。2）吴店镇畜牧业情况。2016年底全镇猪、牛、羊存栏分别达到15.3万头、0.7万头、2.2万只，同比分别增长54.6%、11.3%、133%，禽存笼121.87万羽，同比下降23.3%；猪、禽出栏（笼）分别达到19.15万头、210.88万羽，同比分别下降17.2%、2.8%，牛羊出栏分别达到0.8万头、3.7万只，同比分别增长1.5%、11.5%，是全市养殖大镇。规模以上养殖场（户）288家，其中猪248家、牛5家、羊12家、禽23家。千头以上的规模猪场58家，100头以上的牛场3家，200只以上的羊场8家，5000只以上的蛋鸡规模养殖场22家。3）吴店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基本情况。吴店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现有职工26人，从事公益的协防员10人，监督员2人，检疫员4人，品改员2人，其中肉牛品改1人，生猪品改1人。

2畜牧科技推广现状

近年来吴店镇紧紧围绕“畜牧强镇、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大力开展畜牧科技推广工作，畜牧产业得到快速发展。1）大力开展畜牧科技培训，不断提高畜牧兽医队伍整体素质，增强服务水平。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组织在职职工参加省农业厅组织的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先后有2人次在华农、职业技术学院等地参加畜牧兽医知识更新培训，邀请省畜牧兽医局专家到该镇现场讲课、指导；利用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培植科技示范户12户，引领240户养殖户发展畜牧产业；加强和农广校合作，开办阳光工程培训班2期，培训农民工及返乡创业人员40人；借助社会力量，邀请襄阳正大、襄阳希望等饲料、兽药厂家的技术人员开展饲料、兽药、饲养管理培训班2期，其中生猪养殖技术培训班1期，培训360人次；家禽养殖技术培训1期，培训135人次；肉牛养殖技术培训1期，培训20余人次。2）不断引进新品种，提高养殖效益。吴店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先后投入5万余元，新建牛品改罐点1个，生猪人工授精点1个，购置品改设备，培训品改人员，品改点建设达到“十有”标准，每年完成牛冻配3800多头﹙其中黄牛1400多头，水牛1100多头﹚，冻配率达到90%，冻配平均受胎率达到80%，产犊成活率达到90%以上，按照每头品改牛增值0.3万元计算，年可为养殖户增收750万元，从而大大提高了畜牧养殖效益。该镇还借助社会力量，引导规模猪场利用优质种公猪面向社会提供，年可提供优质生猪冻精0.5万头份，此外畜牧兽医服务中心2016年建成人工授精点1个，购买公猪2头，添置各种品改设备，达到有品改办公室，有固定的品改员，有配种室，有齐全的冻配设施，辖区内能繁母畜养殖档案，有配种登记表、品改员工作责任制和品改操作规程上墙，为吴店镇猪、牛生产发展提供了新的种源。

3存在的问题

1）经济条件限制牛改工作的发展。由于公益经费少，输配点少，需要养殖户长途牵牛到附近罐点，不方便群众，不利于品改工作的开展。2）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养殖户对品改的认知度不够，目前有大部分养殖户得到了品改带来的经济实惠，而仍有少部分养殖户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靠传统的养殖模式，这一点需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3）认识不高，推广工作难到位。当前，地方领导对依靠科技发展畜牧业的思想认识不够，在畜牧发展中满足于多养多收，不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众多科研成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推广应用。4）环保压力大，畜禽粪污治理难度大。乡镇中心既要发展畜牧产业、还要搞好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工作难度大。

4新常态下搞好畜牧科技推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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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利建设投入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除部分年份的波动外,总体保持着上升趋势。同时,投资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为1980年至1988年间,该阶段的投资总量较小,但是始终保持稳定的增长。第二阶段为1989年至1999年间,该阶段呈强劲增长态势。投资总量增长快、增幅大。投资总额由1989年的29.5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536.5亿元,在增速上,该阶段每年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有5年的增幅都在36%以上,平均增幅为33.36%。第阶段为2000年至2005年间,该阶段虽然投资总量大,但投资增长极为缓慢,处于徘徊增长阶段。第四阶段为2006年至2010年间,其中,2008年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投资政策,2009年和2010年水利投资增幅明显。

    二、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水利建设的总投入与粮食生产实证分析

    首先,从总体上分析农业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量的相关性。选用1991-2010年的农业水利建设投入和粮食产量两组基础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计量分析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87345,初步说明农业水利建设投入与粮食产量有较大的相关性。接下来,为了更精确地分析出农业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量的相关程度,构建简单的一元函数:Y=f(X)=AX^a,其中,Y表示粮食产量(三万吨),X表示农业水利建设投入(三亿元),A为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为了使数据更准确便于研究分析,将选用的两组数据统一成万单位并取对数,然后模型转化为:LnY=A+aLnX,继续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LnY=0.041496526LnX+10.14848646(3.527451788)(56.60191683)从回归的效果看,方程拟合的效果一般,拟合度不高,调整后的R^2为0.375881078但从变量的检验情况来看,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t检验值通过检验,说明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确是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粮食产量还会受到劳动力、农业生产性投资、粮食播种面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方程的拟合度并不高。

    (二)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不同要素对粮食生产的实证分析

    上文从总体上论证了农业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量有较大影响,但农业水利建设投入涉及诸多要素,各个方面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不同因素对粮食产量的不同影响程度,以了解我国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要素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我国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指在农业中兴建水利工程设施并对水资源在农业上的利用进行科学管理。它包括:灌溉、排水,调水,防洪,保护水源,水土保持,改良盐碱地、沼泽地、草场和沙漠,以及农村水电站与水力动力站、农村水运、水面综合利用、农村居民供水等方面的建设和管理。为了便捷有效地进行量化分析,笔者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水库总量等作为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不同要素,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来具体分析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不同方面对粮食生产的不同影响。

    1.模型设定

    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数量与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具有经济解释能力,符合文章的研究需要。

    2.数据来源

    农业产出数据、农业水利建设投入数据及要素投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水利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11》。其中农业产出以粮食产量为标准,农业水利建设投入的要素很多,为了便于量化收集数据,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选取了有效灌溉面积、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和水库总量为标准。同时,根据模型的需要,即结果的精确性,将组不同的水利建设投入要素原始数据统一为万单位并取对数,得出相应的对数值。

    3.经济计量及结果分析

    按照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线性模型,调整后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如下:LnY=9.170651302+0.381245225LnX1(2.573366)(1.641656)+0.05815745LnX2-0.869252221LnX3(1.209995)(-1.4119)从回归效果看,调整后的R^2为0.40981825,方程拟合效果良好,基本上与农业水利建设投入对粮食产量回归分析的拟合效果一致。从各个变量的检验情况看,有效灌溉面积、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和水库总量的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并且有效灌溉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为0.381245225,说明有效的灌溉对农作物生长有显着的推动作用,有效灌溉面积的提高能有效地促进粮食产量的增长。而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的生产弹性系数为0.05815745,说明乡村水电站建设也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但它小于有效灌溉面积的弹性系数,这表明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的提高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不如有效灌溉面积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明显。也表明我国乡村办水电站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不明显,需要继续有效地加大乡村办水电站的建设。而水库总量的弹性系数为-0.869252221,说明水库总量和粮食产量是负相关关系,即水库总量的增加反而不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水库建设比较落后,全国水库总量较少,其中,主要用于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的大型水库占了较大的比重,而主要用于防洪防灾和农田灌溉的水库总量很少。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水库建设非但没有促进粮食产量在增长还对其产生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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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庄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息、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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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1 渔洞水库概况

昭通渔洞水库位于金沙江下段横江支流洒渔河上游乐居河上。距昭通市23km，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有发电、防洪、工矿和城市生活供水及向下游补水等综合利用的国家大(二)型水利工程。渔洞水库坝高87m，径流区总面积709km2，总库容3.64亿m3，正常蓄水位水面面积12.6km3。

昭通渔洞水库是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唯一稳定和可靠的城市生产生活供水水源，以及昭鲁坝区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功能覆盖昭鲁坝区3个办事处、17个乡镇，约90万人。水库建成至今，在防汛、供水、发电、改善生态等功能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2003、2005年和2010年，昭通遭遇的特大干旱中，水库在保证城市供水、保障农业灌溉上作用巨大、效益显著，为昭阳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承担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2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基本情况

2.1自然地理概况

2.1.1地理位置。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位于鲁甸县中部，主河龙树河源于水磨镇滴水村大海子村民小组，自南往北经水磨、龙树、新街3个乡，从新街乡叉河流入昭阳区境内，径流区界于东经103°18′～103°30′，北纬27°11′～27°31′之间，东与昭阳区苏家院乡顺山村接壤，西与昭阳区大山包乡老林村相连，北接永善县码口乡车则村，南与本县水磨镇蒿屏村，乐红乡官寨村相连，总面积371.37km2。

2.1.2地形地貌。径流区地貌东西高，中间低平。东面是阿鲁伯梁子，西面是五莲峰山脉，中间是龙树坝子，地势从平地向四周波状起伏过渡，四周有陡坡或崖壁与底丘相分开，西部和北部低丘多，龙树河从坝子中间流过。径流区最高海拔水磨镇滴水村大海子村民小组架马石3111.4m，最低海拔新街镇坪地营村叉河2067m，海拔高差1044.4m。

2.1.3河流水系。龙树河源于水磨镇滴水村大海子村民小组，由南向北流经水磨镇滴水、黄泥寨、铁厂、新棚、水磨村，龙树镇龙树、新乐、照壁、塘房村，新街镇酒房、新街、闪桥、坪地营村共3镇13个村，从新街乡坪地营岔河出境进入昭阳区地界，全长42.8km，流域面积371.37km3，年平均流量6.13 m3/s，河床宽15～30m。自南往北有铁厂村小河，新棚村纳黑租河、独山河，水磨村白水洞河、黑鲁河，照壁村木瓜冲河、石龙河，塘房村塘房河，新街村毕家沟河，闪桥村断箐沟河，坪地营村铁匠沟河11条主要支流汇入龙树河。

2.1.4气候条件。径流区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温和，热量强度差，积温不足，年均温10～10.9℃，≥10℃年积温2860℃，无霜期198天，年降雨量1047mm。

2.1.5土壤。境内土壤主要由玄武岩、石灰岩、页岩发育而成的黄壤、黄棕壤、棕壤、紫色土、水稻土等。

2.1.6森林植被。主要乔木树种有华山松、云南松、杉木、滇杨、旱冬瓜、毛白杨、高山栎、大叶石栎、木姜子等；灌木树种有野八角、大白花杜鹃、碎米花杜鹃、野山茶、峨眉蔷薇、救军粮、胡秃子等；草本植物有蕨类、翻白叶、火绒草、过山龙、透骨草、禾本科茅草类等。

2.1.7水土流失情况。由于降雨量多而集中，地形陡斜，坡陡而长，土壤质地疏松，抗蚀力弱；人口密度大，垦殖率高，森林覆盖率低。因此，水土流失严重，流失面广、量大，使坡地表土，土壤瘠薄，肥力下降。

表1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水土流失现状统计表(单位：hm2)

2.2土地利用现状及森林资源状况

径流区国土面积37137 hm2，林业用地13683 hm2占36.8%，农业用地21009 hm2，占56.6%，其它用地2445 hm2占6.6%。

表2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土地林业现状表(单位：hm2)

2.3社会经济状况

径流区人口密度较大达231人/km2，经济贫困，人均纯收入仅2140元，未达国家脱贫标准2300元。

表3 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社会经济情况统计表

3鲁甸县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环境评价

3.1 人口密度大、贫困程度深、生态意识薄弱

径流区总人口85643人，人口密度达231人/ km2，地下无矿产资源，地上无工业企业，全靠农业生产生活，气候冷凉，农业产业发展滞后，群众生活困难，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人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总体低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甚至缺失。

3.2 陡坡垦植面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径流区耕地面积21008km2占国土面积的56.6%，森林覆盖率仅31%，有林地覆盖率仅28.7%，水土流失面积达10320 km2，占总面积的27.8%，其中水土流失级在强度级以上的面积是8301km2，占总面积的22.35%。根据水文观测资料显示，每年有108万t泥沙淤积在水库内，相当于1年就报废了一座小(二)型水库，损失资金近千万元。

3.3 森林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低且森林分布零星森林生态效益不高

径流区有林地仅有10647 hm2占28.7%。森林资源较少且分布不均，总的看来径流区森林主要分布在东部阿鲁伯梁子，其它分布较少；森林分布零星呈小块状，连续千亩以上的较少。

3.4树种单一、林分质量低生态效能低下

林分以云南松、华山松针叶纯林为主，没有针阔混交林；以人工华山松纯林居多，天然次生云南松纯林次之；林地立地条件较差，林分生长缓慢。

3.5侵蚀沟、河堤未得到治理泥沙直接冲入水库

径流区主河龙树河、大小支流及侵蚀沟没有得到综合治理，河堤沟坡冬季冰凌剥蚀，雨季洪水冲刷塌方，泥沙淤塞河道或直接冲入水库。

4径流区生态环境治理措施建议

4.1加大径流区扶贫力度，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提高径流区群众生态文明水平

抓住国家实施乌蒙山片区扶贫开发的机遇，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环保的农业产业、旅游业等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实施电网改造、改厕改圈、建设沼气池、推广太阳能等民生工程改善群众生活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态文明水平。

4.2实施退耕还林、陡坡地生态治理等项目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下转第168页）

（上接第166页）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工程，营造人工混交林7500 hm2，提高森林覆盖率20%，使径流区森林覆盖率达51%，有林地覆盖率达48.7%。人工造林工程合理布局尽可能把现有零星的森林连接起来，形成万亩以上，甚至几万亩以上的连片森林，使森林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

4.3实施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提高林分质量

实施生态疏伐、卫生伐、修枝等抚育方式进行森林抚育，以抚育、抽针补阔、栽针保阔、灌木改造乔木、封山育林等措施实施低效林改造，大幅度提高林分的质量，提高森林防护效能。

4.5对侵蚀沟及河道进行综合治理

对侵蚀沟和河道治理，要以生物治理和工程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原则进行。对侵蚀沟的沟坡种植刺槐、峨眉蔷薇等小乔木和灌木，沟内种植滇杨等适生树种，适宜的地段打简易拦砂坝；对河道支流的沟坡种植树木阻止沟坡塌方，适宜的地段修筑拦砂坝拦截泥沙；对河道修筑河堤，种植垂柳等护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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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区河道；生态建设；工程治理

安吉县地处浙西北部山区、天目山北麓，是一个山区县，主要以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四种地貌为主。其中东南部地区主要为山区，中部为丘陵区，西北部主要以岗地为主。西苕溪流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全境，在下游形成冲击平原，整个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在西苕区处呈“畚箕形”。安吉县境内的水系呈发射状分布，全县共有河道1264条，并以山区性河流分布为主，由于源短流急，每年梅雨、台风季节水位暴涨，枯水季节河水干枯。近年来，实施生态河道建设，特别是2008年安吉县拉开“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序幕以来，对河道生态环境整治要求更高。在山区河道治理过程中，对河道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各种护岸材料和不同形式的技术处理，对进行建设整治，修复岸坡生态系统，在确保河道安全的前提下，达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要求。

1 山区河道存在的问题

（1）以前河道建设过程中，考虑安全因素较多，忽略对河道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考虑，从而对河道产生很大的影响。

（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为活动不断的增加，现有竹林开垦施肥，农田大量使用农药化肥，许多河道周边的植被遭到破坏，造成河道水质养份增多，水体污染，水生生物多样性得到破坏。

（3） 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沿河两岸农田改种经济作物数量增加，以及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对现有河道的防洪要求更高。原有河道的防洪标准和河道沿线的生态环境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 山区生态河道建设的思路

对山区河道进行生态建设治理，是确保山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在河道治理过程中要明确工作重点，在确保河道安全的基础上，结合水土保持和生态河道的建设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综合整治。

2.1 转变山区河道治理的生态理念

长期以来在山区河道的治理中注重其护岸的结构安全，河道沿线的干部群众对土地的要求高，土地与河道争地，导致在河道治理中其设计被人工化和渠道化，使河道的形式单一，多采用硬质护岸结构，一些弯曲的河段被取直，破坏了原有河道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许多生物丧失了生存的条件，使河道中原有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而且由于污水和垃圾对河水造成一定的污染，使河道内的水质变差，河道失去了生态功能，人们都会远离河道。在山区河道治理中，必须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转变观念，适当退地还河，同时要改变在沿河种植草皮、苗木进行绿化就是生态的错误思想，要从保护和修复河道生态系统入手，恢复山区河道的自然生态功能。

2.2 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近年来，安吉县在改善生态环境建设上加大了投入，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乡污水处理率达92%，城乡所有工业园区均集中建设污水处理厂，强制关停32家无法处理污水的企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推广测土配方、秸秆还田、使用有机肥，清洁农业生产技术覆盖率达90%。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实行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

2.3 分河段制定河道建设和治理方案

山区河道两侧为农田或村庄，在治理过程中须考虑当地群众的实际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保证基本防洪要求的前提下，以生态、实用、经济为主，选择不同的河道断面形式和护岸结构。

2.4 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治理山区河道

山区河道比降大、水流急、冲刷严重，河道两岸需要采取必要的材料进行防护。近年来，安吉县加大了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关停了一大批产石场，石块等护岸材料短缺。在河道治理过程中需要应用混凝土生态球、生态砌块、宾格网、三维土工网等新技术新材料，以解决护砌材料紧缺的问题。

3 山区河道生态建设的技术措施

安吉县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在鄣吴溪、五鹤溪、景溪等山区河道建设和治理中，采用不同的河道断面形式和护岸结构对河道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1）坚持遵循自然的准则，在保持河道原有走势的基础上，对河道比降小的河岸作抛石固脚、整理岸坡等改造，在岸坡种植草皮或根系发达、抗水性较好的植物，比如高羊茅、苜蓿等草本植物【2】，保护岸坡防治冲刷。

（2）在河道两侧以农田为主的河段，采用挡墙基础与护坡相结合的复式结构，在近年整治的河段中，采用荣勋挡墙、生态袋、生态混泥土砌块、格宾网灌块石挡墙、生态混凝土球等通透材料。

（3）在河道两岸以村庄为主河段，采用大河卵石或块石等材料修复原有护岸，基础以浆砌和混凝土为主，确保护岸基础的稳固，上部采用宾格网和浆砌块石等材料。

4 鄣吴溪河道生态建设实例

4.1 工程概况

鄣吴溪位于安吉县西部山区，现有河道宽度17.6～60.2m，河道平均坡降0.0134。洪水暴涨暴落，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护岸设施还不完善，基础埋深浅，部分护岸基础底高程高于现河底高程。2010年对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改造河道护岸10.989km，护岸采用以下几种断面型式。

4.2 工程设计

（1）对于河道坡降不大的河段，采用坡脚漂石固脚和坡面植物措施保护的复式断面，植物采用喜树、龙爪槐、杜英、垂柳、紫荆、水竹、狗牙根等。局部地段为满足抗冲要求，在坡后新建浆砌块石挡墙。距挡墙顶1.0m～1.5m位置设置沿河亲水平台和步道。

（2）对于现状已建有砌石护坡，但因砌石护坡年代较长，景观效果较差的河段，设计在现有护坡面上重新覆土后种植植物，同时在现有的护坡面开洞新建树池，坡脚采用漂石固脚。

（3）当河道坡降大、流速快的河段，护岸下部采用荣勋护坡砖护坡，护岸高1.8m，护坡顶设宽1.5m平台，平台以上至堤顶采用植物措施护坡。荣勋护坡砖厚0.1m，护坡底部设M7.5浆砌块石基础，基础高1.2m，顶宽0.6m，底宽1.04m。上部植物措施采用桂花、垂柳、紫荆、水竹、狗牙根等。

（4）为满足群众休闲、生活需要并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在每条河道上村庄附近布置河道生态景观示范带，示范带一般由亲水平台、沿河步道、花坛、娱乐设施、绿化及相应的文化设施等组成。沿河建设长台阶，便于群众下河亲水，步道平面采用卵石或人行道板铺装。

4.3 工程效果

水利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对鄣吴溪河道进行集中治理，使得河道岸坡抗御洪水的能力增强，河道内水流自然，河道岸坡和周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河道经过综合整治后，水生动植物增多，水环境有所改善，水质也明显变好；山区河道通过治理和生态修复，提高了河道行洪能力，美化了河道环境。

5 结语

山区河道生态建设和治理是一项长远发展的过程，在具体的河道工程建设中要结合河道实际情况和当地发展需要，对河道进行全面综合的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山区河道在生态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有河道的自然特性，减少裁弯取直，降低流速；在护岸材料选择时，应考虑抗冲刷能力强，整体性好，易透水的材料，给水生生物是人非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岸坡植物应选择适应性强的本土地植物，提高植物的成活率，降低工程造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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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扶村总体概况

（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村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734人减少到2019年底14人，贫困发生率由25.7%降至0.5%。

（二）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村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近万元。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问题总体解决。

（三）贫困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村新建硬化村组道路10余公里，实施危房改造近百户，解决了贫困户通电用网、安全用水、看病难和上学难等问题。

（四）帮扶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通过政策扶持，村产业得到了发展，就业渠道明显拓宽，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五）帮扶村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村通过党建促扶贫，基层组织得到了加强，基层干部得到了锻炼，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

二、工作目标

村级基层组织得到加强，村支两委战斗力得到提升；巩固脱贫成效，人均收入稳定增长；剩余6户14人高质量脱贫；协助完善“双基”建设，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帮助开展村庄整治，推动乡村振兴。

三、具体措施

（一）政策帮扶。一是本机关帮扶人员自身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关于扶贫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脱贫攻坚方针政策，二是帮扶人员为贫困村干部群众宣传政策、理解政策、用好政策，增强其脱贫信心。

（二）项目帮扶。一是利用供销社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和优势，帮助大户、能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利用供销社农村电商平台，培训电商实用技术人员和销售农副产品；三是帮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申报和实施；四是协助到村项目的实施。

（三）就业帮扶。根据县供销社下属企业的需求，优先招聘贫困户子女在近就业。

四、组织领导

为使帮扶工作责任明确、任务落实、成效显著，成立县供销社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一）领导小组

（二）工作机制

1.定期会议。县供销社每季度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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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流域;治理;措施

1、前言

鄞州区丘陵山地占国土面积的40%左右，这些地区山溪性河流众多，形成相对独立的小流域。山区小流域由于雨量丰沛，河流源短流急、水位暴涨暴落，台风暴雨及形成的突发性山洪易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建筑、道路桥梁、水利设施、农田土地等损毁，严重影响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进一步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提高山区小流域山洪防御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障农村的公共安全，针对鄞州区小流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措施，为科学治理小流域提供参考。

2、小流域概况

鄞州区境内地貌东南部与西部为丘陵与山地，中部为宽广的平原，总形态呈马鞍形。东南部丘陵山地面积为375.48km2，有太白、福泉、金峨诸山，以太白山最高，主峰高程海拔656.9m。鄞州区内流域面积大于20km2的小流域共10条，分布人口81464人，耕地51472亩，其中横溪小流域已经完成综合治理建设，东钱湖地区上游溪道合并为1个小流域。

3、存在主要问题

由于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到目前为止，全区小流域治理进度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讲，全区80%以上小流域的过乡镇、村庄段都进行了简单的治理，但是防洪标准较低，除部分乡镇段防洪标准达到10年一遇以上外，一般仅能满足2~5年的防洪标准。目前，小流域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防洪标准较低

小流域整体防洪标准较低，一般在二~五年一遇，有的仅为两年一遇以下的防洪标准，防御山洪灾害的能力很低。主要表现在：

防洪堤标准低、不连续。现有河道防洪堤高度不够，基本上为村镇自发修建，大多数堤防只修建于村镇附近，并且堤身单薄，遭遇洪水时易损毁。

溪河蜿蜒曲折，排水不畅。由于缺少全面统一的科学治理，部分溪道淤积，部分河段冲刷严重，受水流顶冲影响，弯曲河段遇大洪水时易漫顶溃堤。

许多小流域上游虽建有山塘水库，但众多水库、山塘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一旦遇到大洪水，容易出现溢流堰毁坏，下泄流量急剧增加，给下游造成威胁。同时，由于一些水库溢洪道出口缺少配套河道或下游河道建设标准低，也易形成洪灾。

3.2环境脏、乱、差

山区小流域非村庄段一般地面植被较好，山泉错落，水质较好，但穿镇过村段沿岸倾到生活垃圾多，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水体悬浮物、COD污染物严重超标，部分河道水质发生恶化，臭味较浓，呈黑色混浊状态，河中生物濒临绝迹。

3.3溪道大量被填被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村镇建设，各地填溪、堵溪、缩窄溪道等现象普遍，造成河床淤积，行洪断面越来越小，洪水出路变窄，洪水漫堤，形成洪灾。部分滩地上乱搭、违建房屋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河道行洪。

同时，由于缺少系统的规划，各村镇修建防洪堤时未考虑河道的行洪能力，仅根据自身条件与利益修筑堤防，加剧了河道岸线的曲折程度和局部冲淤变化，致使河道行洪受阻。

3.4管理十分薄弱

鄞州区小流域大多缺少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小流域管理范围不明确，堤防建设标准不一，人类不合理的涉河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造成河道缩窄，溪流淤积，水环境恶化。

4、治理标准及对策措施

4.1治理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94），当防护区人口<20万人时，防洪标准（重现期）为10～20年。人口密集、乡镇企业较发达或农作物高产的乡村防护区，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据此，我市小流域防洪标准宜为：

防洪堤：保护农田达到5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村庄达到10～20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乡(镇)达到20～50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县城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

4.2对策措施

山区小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虑不同保护对象的防洪要求，根据山区洪水和溪道的特点、防治现状及其要求，因地制宜的采取拦挡、疏浚、排导与加固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4.2.1拦蓄措施

对不同类型的山区河道，根据特点与需要，在上游修建或扩建水库，拦蓄洪水。对已建水库针对20年一遇的洪水进行优化调度研究，充分利用水库的防洪库容，减少下游小流域洪水灾害。

4.2.2河道整治工程

对于淤塞的河段，通过疏挖和清障等，扩大行洪断面；对于岸坡垮塌严重的堤防采取护岸措施，同时清除各类阻水建筑物，确保河道行洪顺畅。

4.2.3堤防工程

根据流域防洪总体规划，在规划布置防洪堤的两岸修建防洪堤，堤防标准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确定。堤防工程是小流域治理的重点。

4.2.4排洪渠修筑

为防治山丘区坡水危害农田和居民，应结合防洪工程，可以修建排洪渠，将洪水撇出农田区和居民区。

5、建议

5.1根据规划，分期实施方案应坚持以下原则：“先突出、后一般”的原则，“先乡镇、后村庄”的原则，“先众多、后稀少”的原则，“先附近、后周边”的原则。

5.2以点带面。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浩大，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根据财力逐步实施。近期，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筛选灾情严重、影响大、急需治理的小流域，开展综合治理试点，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开小流域治理。对列入综合治理试点的，要将综合治理区的项目进行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并将综合治理试点项目明确各自的工作重点，各司其责，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要因地制宜，针对具体的小流域特点，科学地采取相应的综合治理措施，实现综合治理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5.3强化管理。要提高小流域的生态质量，维护小流域的生命健康，不仅要治理，更要重视管理，落实以防为主，切实加强对河道的管理，严禁在河道弃土弃渣和在河道内占地建房，规范河道采砂管理，清理“三无”小水电。切实加强沿溪沿河森林植被保护和培育，引导农民科学山地耕作和营林作业，从源头上减少水土流失，提高森林植被质量。

5.4加大投入。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小流域综合治理又是公益性工程，主要体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难以按市场化运作，因此，必须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投入机制。例如对接中央国债项目，争取中央国债项目支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接省市项目，如新农村建设、“强塘固房”工程、生态林保护工程、山地综合开发、平整土地、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要落实各级财政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重点用于小流域综合治理。要鼓励群众参与，鼓励自筹资金和投工投劳参与建设。要用政策支持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如在用地、税收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投入。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宁波市山区小流域治理规划，[R]，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2007.7。

篇10

【关键词】生态环境；非政府组织；监督机制

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与非政府组织

传统的工业型城市在带给我们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使我们饱尝环境恶化之苦。在今天，为了人类的持续繁荣，我们需要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的新的城市形态，这就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内涵十分广泛，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制度多个方面，具有全面性与复杂性，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主导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具有民间性、专业性等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概况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是由我国著名探险家黄成德所创建的贵阳市首家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立的环保类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组织目标和宗旨是传播并实践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开展环境保护项目和公众环保教育推进城市与乡镇的生态文明建设。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的组织结构以理事会为核心，下设环保教育部、生态项目部、公众环保活动部、气候变化应对部四个部门。该组织同时也进行生态环境调研，城市生态修复等活动。在技术上，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得到包括地理专家李栓科和生态学教授刘济明等多名专家的支持。在组织外部，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地球村等组织长期保持着合作关系。

三、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一）参与生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经过实践，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需要修改为《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条例》。在此过程中，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凭借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素质，以及在过去的活动中，执行《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的经验，对法规的修改有了充足的发言权，因此受市政府的邀请参与到了《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的修改过程中。结果，根据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所提出的包括“政府对基层自治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实行社会服务购买”在内的十四条修改意见被采纳。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代表非政府组织参与到了生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去。

（二）以第三部门的身份监督企业与政府，防治环境问题。由于政府监管的漏洞和寻租活动，危害生态环境的企业不能受到及时、全面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以“第三者”的身份弥补了现有监督体制的不足。在其与清镇好一多乳业公司的诉讼案中，其取得了法院的委托，对好一多乳业实施了第三方监督。

另外，某些环境问题的发生，政府监管不力是问题根源，而对于政府的监督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以其独特的组织身份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其对修文县生态建设局对垃圾场监管不力的情况提起了诉讼，这不仅增强了对政府的监督，也抑制了环境问题的发生。

（三）对生态环境进行调研，给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政府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面临信息不足，这时，由非政府组织辅助提供信息，有助于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的组织目标就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在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这种信息资源可以为政府决策所利用。比较典型的，在黔灵山规划改造过程中，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凭借自身的专业力量，对黔灵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将报告提交给市政府，为市政府的决策贡献了宝贵的信息资源。

（四）促进公民参与，增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推动力量，开展实际活动保护生态环境。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以开展实际活动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它凭借自身的专业技术，定期组织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对遭到污染的河流、湿地等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以实际活动保护生态环境。

另外，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需要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参与的治理模式。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不仅依靠组织自身的力量，还通过开展活动广泛促进公民的参与，使公民也成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推动力量之一，其开展的贵阳市绿色江河全民保护行动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公民力量的环保活动，在这个项目中，它动员各家庭、个人、组织等登记认领一条河流，并在认领期内负责河流的监督保护，这种活动不仅有效应对了生态问题，同时也增强了公民对于生态问题的责任意识，增强了公民对自身的参与能力的信心，使公民更多的参与到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增强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推动力量。

（五）促进本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与发展。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不仅包括城市的建设，还包括乡村的统筹发展，在乡村中，成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有良好的效果，可以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宣传的长效化。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在自身活动的同时，也促进本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与发展，其通过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使居民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自身利益的密切关联，促使本土非政府组织成立。在成立之后，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供给其培训、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促进其发展与活动。在贵州从江县小黄村的侗族地区，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成功促使第一个侗族地区本土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在其与本土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过程中，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02）.

[2] 郭先登.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问题[J].山东经济，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