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时间：2023-12-29 17:54: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分析；综合；方法；可持续发展
一、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分析法的基本情况
其实所谓的分析法，主要就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将某一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划分和拆解后，对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的属性和本质的，从而形成一种将复杂化为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学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更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人文地理对构建和谐人地关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在不断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促进领悟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新发展。
（二）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1.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的复杂性和繁琐性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由于我国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数量的增多，研究时间的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人文地理学中进行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加大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难度和深度。通过采用分析的方法对人文地理学进行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采用了分析的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对象的组成因素和变化规律等方面似乎更加的清晰、明确，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简化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过程。
2.克服了研究对象的假象误导
人文地理学主要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展开相关的研究和考核活动的，但是由于人文现象的组成内容十分复杂和繁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对象和周遭环境的联系的紧密性和混乱性，所以同时也就给研究对象增添了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能够及时的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了解到研究对象的本质，不受假象的迷惑。
（三）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
1.区域分析法。人文地理学中常用的分析法就是区域分析法，任何的人文现象都是具有一定的特征和规律性，区域性作为人文地理学独有的特点之一，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区域分析法主要是从空间的结构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切入点，掌握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整体分布，利用比例的方法绘制出相应的图纸，使研究对象更加形象化、具体化。
2.时段分析法。时段分析法，顾名思义就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对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时段分析法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的，通过研究对象由简单变化为复杂的过程，了解研究对象的变化的规律和特点，使人文地理学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的完善。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方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表现
1.能够有效地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积极和重要的，由于人文地理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假象的迷惑和干扰，而综合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进行科学、细致、严谨的综合，就能够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进行研究和综合，最终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2.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人文地理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研究和涉及问题面很宽，大到军事地理、天下观念、地域宗教，小到疾病分布、地图思想、风水思想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人文地理学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使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解，动摇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而综合的方法则能够通过地将人文地理学所涉及的方面之间的联系性进行分析，使研究对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充分的发挥了人文地理学的独特优势，有效地缓解了人地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区域的健康持续发展，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法
1.区域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区域综合法，在对研究对象采用了分析法后，根据得出研究对象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等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进行综合后，得出不同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就会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的构成主体和使用功能也都不尽相同。
2.动态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动态综合法主要针对研究对象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的研究进行动态的综合，从而研究得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段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规律，同时对研究对象为了的发展趋势进行推测。
三、总结
篇2
关键词：人文地理；道教；道教地理学；古代科技
宗教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一向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有其十分悠久的历史，但并未形成地理学研究的主流。道教与地理学联系之广、结合程度之密切在其他宗教极为罕见，可形成一门称之为道教地理的学科，其概念可从道教的地理学、地理学的道教、道教与地理学三个角度出发进行辨析。关于道教地理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研究视角、道教地理学概念界定的原则和步骤、从道教的地理学辨析道教地理学概念等内容，可参见笔者前期成果①，本文从地理学的道教、道教与地理学这两个视角对道教地理学概念作进一步辨析。
一、地理学的道教
如果说人文地理学是：“探索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②，那么地理学的道教就是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作为宗教的道教这一种人文现象加以研究。台湾黄志弘指出：“宗教研究向来专注于研究其社会功能、祭祀活动、社会关系、变迁发展等面向，当这些研究面加入了‘站在空间立场’的元素后，即与其他人文科学区别，成了宗教的地理研究。”③也就是说，当宗教这一人文现象的研究加入了“空间”元素后就成了宗教地理研究。
此种定义的最大合理因素在于目前关于宗教地理学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把宗教作为一种人文对象给予研究。Sopher在《宗教地理学》第一章开头就提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一是文化和复杂地球环境间的交换作用；另一种是不同文化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宗教地理学研究这些关系，并集中焦点在文化中宗教组成部分。因此，宗教地理学可从四个文化地理学主题框架进行研究：（1）环境背景对宗教体系以及特定宗教制度发展的重要性。（2）宗教体系以及制度对环境的作用。（3）宗教体系以及制度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框架的组织方式。（4）宗教的地理分布和宗教体系的扩散，以及彼此间的交互影响。④Kong针对九十年代地理学研究方向进行探索，提出了新的宗教地理学研究方向：（1）宗教仪式过程所蕴含的意义。（2）不同的历史背景、地缘与特定宗教的关系。（3）针对不同的宗教所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文献分析。（4）宗教人口特点、变化与生活环境、地理环境间的变迁的关系。（5）在不同的宗教道德观念下，宗教对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影响。⑤李远国认为：它（笔者按：宗教地理学）是以研究各种宗教的地理分布、宗教起源、扩散以及教义、习俗同自然和人文环境各要素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文化景观的影响的一门学科”。⑥从上面可以看出，目前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流仍然集中在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人文对象给予研究，即研究其起源地、分布、宗教景观、宗教制度体系及其制度、以及这种宗教现象与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都披着宗教的外衣来看待和探索周围世界，形成了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地理观念或地理知识。关于此类知识，是否属于宗教地理学存在争议。以撒（E.Isaac）称古希腊时代因宗教原理所显示的空间秩序之学问可以称之宗教地理学，然而美国宗教地理学学者史坦普（R.W.Stump）认为此等学问，充其量仅属于地理诡辩学，不可称为宗教地理学。⑦此种定义方法，仅仅把道教作为一种人文对象加以研究，可顺利避开此种争议。
从这一角度上讲，道教地理学是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宗教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为地球表面人文现象的道教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关系的学问，是一门研究道教起源、分布、传播等所呈现出的空间次序、空间框架以及道教和环境互动的学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道教组织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2）道教礼仪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3）道教圣地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
虽然地理学的道教这一角度充分体现道教地理学的空间地理特征，这点是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如：道教医学、道教物理学等）所不具备的，但最大的不足在于未能充分体现道教与科学的地理学的密切关系。道门中人，在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中，对地理学做出贡献是突出的。例如道门中人长期巡游四海，记载极其丰富的地理知识，根据李远国在《列仙传》所载神仙七十一人和《神仙传》所载神仙九十二人中所涉及的名山八十多座、植物矿物类四十多种⑧，道门人士对地理学贡献可见一斑；又如：被李约瑟称为中国制图学史上关键人物的朱思本对地图学的贡献⑨。诸如此类的地理学知识，未囊括到道教地理学范畴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道教与地理学
道教与地理学，两者之间不存在着主次关系，既可以包含道教的地理学，也可以是地理学的道教。虽然，此视角之道教地理学有内容过于广泛之嫌，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
首先，充分考虑到道教地理学的特殊性，有效的弥补了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中的地理这两个角度的缺陷。定义道教地理学应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⑩，一方面道教地理学具有自身的地理空间特征，这点是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所没有的；另一方面，道教地理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紧密关系，这点跟其他宗教地理学有所不同的。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学这两个角度各执一端、各有利弊。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在充分体现两者优点的同时，弥补了两者各自的缺陷。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宗教与地理的互动可以转换为宗教与地理学的互动。
宗教与地理的互动，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RJ约翰斯顿认为：“人文地理学者只是研究某些关系，而把另一些关系留给自然地理学者，在垂直课题方向上，人文地理学者们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水平课题方向，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的流动上”B11。在宗教地理学领域里，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的流动上，表现为宗教（景观、教徒）流动上；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宗教与地理的互动。宗教与地理的互动，既可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与地理的互动，也可以是作为宗教人士与地理的互动。在道教地理学领域里，这种互动结果，一方面地理环境对道教的分布、扩散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道教对地理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通过道教的地理观、道教人士的地理学成就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道教与地理互动结果实际上体现了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
最后，有学者对宗教地理学的界定既有地理学的宗教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学的内容。台湾潘朝阳认为地理学可以依其本质的研究进路从事宗教现的探讨：地理学的研究路线有其多元面向。依据空间理论，可对民俗宗教的空间结构、传播扩散等现象进行研究；依人地理论，可以从民俗宗教中探讨其所蕴含的环境识觉或认知；以区域理论，可以研讨区域内民俗宗教的独特性及其在区域内和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B12约翰斯顿所指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潘朝阳宗教地理学表现为“环境识觉或认知”，所谓认知：“认知与认识是同义词，泛指全部认识过程的总称。包含知觉、注意、记忆、想象、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B13认知是经过知觉、注意、想象、思维得出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讲，道教对环境的认知结果就是科学或类科学的地理知识。因此，按照潘朝阳宗教地理学的定义，宗教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实际上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学和地理学的宗教两个部分。
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道教地理学是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宗教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道门中人基于创教、布道、信仰等需要，在“长生久视”愿望驱动下、在“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等道教神圣观念指导下，在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在有意或无意的从事属于地理学范畴内的科技探索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地理知识或类科学地理知识的学问；以及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为地球表面人文现象的道教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关系的学问。研究内容主要有：（1）道教经典所蕴含的科学地理思想或类科学地理思想。（2）道教人士在有意或无意从事科技探索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地理学方面的成就。（3）道教组织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如：研究道教起源、分布、传播等所呈现出的空间次序、空间框架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宗教体系以及制度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框架的组织方式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4）道教礼仪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5）道教圣地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如：道教名山、道教景观的分布、变化以及与环境要素关系的研究。
三、结论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宗教地理学研究存在着地理学的宗教、宗教的地理学、宗教与地理学的不同理解，可从地理学的道教、道教的地理学、道教与地理学三个角度出发，辨析道教地理学概念，认为：从地理学的道教角度界定道教地理学符合目前宗教地理学研究的一般做法，因此，此角度颇有可取之处，可称为严格上、狭义上的道教地理学；目前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主要是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的，这也是道教的地理学所侧重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也是有其可行之处，也可称之为狭义上的道教地理学；但由于前两个角度各执一端、各有利弊，没有完全兼顾到道教地理学与其他宗教地理学、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的共性和特殊性，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取前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是笔者所推崇道教地理学，也不妨称之为广义上的道教地理学。（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道教景观的地理时空分布及其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5NZYQN57）资助。
注解：
①李海林：《道教地理学概念辨析》，《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李旭旦等：《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黄志弘：《宗教地理学研究趋势之探讨》，台湾：《社会科教育研究》，第十期，序言。
④E.Sopher（1967）.Geography of Religions，Englewood Cliffs，N.J.p1～2。
⑤Lily Kong.（2001）.Mapping ‘new’ geographies of religion：politics and poetics in modernity.Pregoess in Human geography，25（2），p211～233。
⑥李远国：《论汉晋之际道教地理学的成就》，《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页。
⑦参见蔡主恩：《宗教地理学的过去发展与未来研究趋势》，台湾：《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五卷一期，第165页。
⑧参见李远国：《论汉晋之际道教地理学的成就》，《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3～4页。
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成都：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⑩李海林：《道教地理学概念辨析》，《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78页。
B11[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页。
篇3
[关键词]知识储备；知识需求；研究生；教学探索
[作者简介]周建（1989—），男，山东沂水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土地整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2-0237-02[收稿日期]2020-03-10
1999年，为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我国进行了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扩招[1]。当前，我国本科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为大众教育[2]，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人，而且根据世界大学发展的规律，大学的功能会逐渐向育人功能、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综合方向发展[3-4]。因此，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高校研究生人数会逐渐增多。
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2018年8月2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双一流”文件的出台和“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加快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5]。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突出特征，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6-7]。基于此，本文从研究生的知识储备与知识需求的角度出发，以研究生课程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为例，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
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重点介绍土地整治规划与土地整治工程设计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典型土地整治规划案例和土地整治工程设计案例进行讲解。通过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土地整治规划与土地整治工程设计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相关的方法。
二、学生知识储备与知识需求分析
（一）学生学科交叉融合多，基础知识掌握存在差异
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涉及地质学、土壤学、地理学、土地资源学、土地管理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然而，研究生的本科专业主要涉及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土地管理学、建筑学、地质学等学科，也就是说学生的学科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的基础知识的掌握也必然不同。为此，如何让专业基础知识储备存在差异的学生更好地完成该课程的学习是一大问题。
（二）如何更好地激发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学生的学习兴趣
尽管学生的專业为人文地理学、国土资源学专业，但是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选题涉及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土地整治、城镇化等方面。该课程内容与有些学生的选题有直接联系，与有些学生的选题联系远一些。在此情况下，有些学生由于课程内容与自己研究课题内容相关性不大，学习兴趣不高。因此，如何调动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学生对空间分析技术的知识需求迫切
要出色地完成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需要掌握GIS、CAD等计算机操作软件。同时，作为人文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其日常科研活动也时刻会用到GIS、CAD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尤其是利用GIS软件进行数据的空间分析。虽然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对相关软件均有一定的接触，但是理解不够深刻、操作不够熟练。因此，如何让学生在该课程中理解并熟练操作软件对学好该课程，同时更好地服务学生日常科研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研究生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亟待加强
尽管研究生在本科阶段进行了系统、专业的知识学习，但是本科阶段对学生科学研究素养的培养不够充分。研究生入学后即进行科学研究，但此时大多数研究生会感到些许的茫然。为此，在该课程中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素养，既可以提高研究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也有利于研究生顺利进行科学研究。
三、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教学探索
（一）重点进行课程基础知识的强化，使学生深刻理解该课程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进行任何专业课程的学习，必须对学科的专业名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等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只有如此才能完全、透彻地掌握知识，做好科学研究。但是大多数时候，学生对专业名词、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不够深入。为此，在课程的教学中始终强化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的相关专业名词、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讲述，让学生透彻理解相关的专业名词、把握住本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全面学好该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将课程内容与学生研究方向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想学、愿意学，教学效果才会好，学生才能真正地将知识学好。为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课之初会对各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行摸底、了解。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尽量将课程有关内容跟学生的研究内容相结合，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三）将技术处理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课程会涉及大量GIS、CAD的处理，为此，在土地整治规划授课过程中，会穿插ArcGIS在土地整治规划过程中的运用情况，并通过软件对学生进行示范；在土地整治工程项目设计授课中，就具体的土地整治项目利用CAD进行展示，并介绍涉及的CAD的主要操作。上课过程中通过相关软件的实际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动同学的积极性。
（四）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就科学问题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素养
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就当前本学科存在的科学问题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例如，土地整治投资标准经过多年的施行，现在是否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引导学生就科学问题如何产生、怎么发现科学问题、问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分析、如何更好地解决科学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地与学生进行科学问题的互动，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思维与素养。
篇4
张祖群，湖北孝感人，男，汉族，先后获得风景园林学士、人文地理学硕士、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旅游管理系副主任，系支部书记。旅游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导，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为遗产旅游与文化产业。超星学术视频主讲教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通信评审专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专家，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专家。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评审专家、中央单位(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主要评标：旅游管理（饭店）、城市园林，文化遗产建设工程、遗址保护工程、教学科研设备与实验室等。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遗产旅游与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人类学）方向教学科研工作。
三、主要研究成果与学术活动
一是抓住核心研究方向，主要针对北京地区遗产旅游原真性与管理创新研究，对北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人类（文化）学、人文（文化）地理解读，对中国古都文化遗产的旅游空间演变与产业重塑（北京、西安、咸阳等地对比）进行研究。在《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中国园林》、《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科学）》、《城市规划》、《北京社会科学》、《农业考古》、《中国软科学》等核心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二是重视积累，出版高质量的著作与教材。张祖群副教授出版著作《旅游地策划——文化·创意·空间》（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旅游与文化地理学随笔》（民族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从聚集到扩散：新时期北京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张祖群为该专著第四作者，撰写两章，合计5万字），《基于类型的古都遗产旅游的文化空间解读》（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参与邹统钎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教材撰写，负责“第十六章文化遗产景区旅游管理”修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3版）。
三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专业建设为基础，着力进行课程改革，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制订旅游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高质量建设“旅游研究中心”，构筑学科研究高地；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努力探索课程建设与改革新途径；增加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旅游实践，注重实践教学，并将其纳入培养与考核体系。
四是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宣传旅游管理学术观点。2011年，张祖群等：《从恩格尔系数到旅游恩格尔系数：述评与应用》入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1）电子论文集。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张祖群的《试论南北锣鼓巷的历史变迁与“人文北京”建设》受邀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举办“2011城市国际化论坛”分会场报告做报告。2011年7月5日，张祖群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非优区的错位分析》，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办的“中国区域科学年会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中，被选为大会交流论文，获得荣誉证书，并邀请做会场报告。2011年12月3日至4日，张祖群受邀在2011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京津冀（贫困带）扶贫旅游研究：判识、机理与学术目标》主旨演讲，《国家经济地理》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对此做了专门宣传。
五是以超星学术视频讲座为平台，服务社会大众。2010年3月至5月全球最大的中文学术视频网站：超星数字图书馆（video.省略/）全程拍录张祖群的《文化地理学——城市空间的文化解读》、《旅游文化学——遗产旅游专题研究》课程，该课程是将枯燥的遗产旅游与文化地理理论转化为科普实践的有效尝试。
四、主持项目
篇5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046-02
云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省部共建师范大学，也是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的100所高校之一。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1938年，其前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78年全国恢复招收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单位之一。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
云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始于200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单列，毕业由中国农业大学授予博士学位）。2007年，云南师范大学开始独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至2013年学校已经招收了7届博士研究生。学校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博士学位授权点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
一、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迅速增长
目前，学校拥有1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地理学），7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别是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教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山地环境与自然灾害。近三年学校博士研究生规模情况见表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学校每年都圆满完成了博士生招生计划，同时，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1、2012年学校的博士生招生计划数与导师数之比为1∶2，2013年甚至接近1∶3。平均而言，每位导师两年才能招收一位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少已经成为制约学校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管理体制和培养机制
根据国家和省级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学校每年都要制订《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方案》，从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硕士（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硕士（学士）学位论文和评议书、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综合考核考生的素质，并经过公示后，最终确定录取人员的名单。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严格按照《云南师范大学遴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办法》来进行，以为国家培养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所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中心，以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重点，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学科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及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坚持“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公正合理、保证质量”的原则，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办法》，并有效实施[2]。
学校遵循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和《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2]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文件，从制度上保障了学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化。
三、学校具有较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
“十一五”期间，学校投入3000万元用于学科建设，重点是博士学位点的建设。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努力，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和提高。目前，学校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质量检测中心、云南省重点实验室、云南省创新人才基地、中英太阳能研发中心等科研机构40余个。近五年来，学校共承担了国家人文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际合作重大专项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0余项，承担其他各类科研项目300余项，科研经费近2亿元，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明确规定博士研究生导师必须支持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和经费，导师必须将博士研究生作为科研工作伙伴或者是助手，在科研经费上也要大力支持博士研究生。另外，学校有效开展了高端人才培养引进工作，通过全职或半全职引进国内外学科专家，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断提高学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能力和水平。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等一批专家学者。
四、积极调整博士研究生专业结构
学校博士生招生计划分配坚持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想为指导，以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体现“效率优选，兼顾公平，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各培养单位的培养质量、培养声誉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其目标都是朝着有利于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建设上水平，有利于人才培养与科研相结合，完善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向师资质量好、生源质量好、培养条件好、培养质量高、研究水平高的院系与多学科交叉平台倾斜的方向发展。
为满足云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2011年学校在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经过专家论证报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自主设置了“教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山地环境与自然灾害”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学校的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都是云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
五、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测指标体系
学校高度重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在云南省率先成立专门的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全面开展研究生教学过程的督导工作。在云南省率先开展研究生网上评教，对学位论文全面实施学术不端检测、“双盲审”制度等。为了加强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暂行规定》、《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堂教学评价办法》、《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管理暂行办法》、《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2]等相关管理规定；严把出口关，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考核办法》、《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实施细则》、《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管理文件；严格进行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加强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制定了《云南师范大学遴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办法》、《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暂行办法》[2]等管理文件。通过对博士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的管理和监控，建立了学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测体系，确保学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六、多渠道资助，解决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后顾之忧
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发放博士研究生普通讲学金外，学校还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来资助博士研究生，保障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无后顾之忧。学校每年都会评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伍达观奖学金、华藏奖学金、红云红河奖学金等，另外，导师把所带的博士作为自己的科研伙伴或助手，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来资助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学校每月给博士研究生所发放的普通奖学金是硕士普通奖学金的1.5倍以上，平均每月博士研究生所获得的各种资助的总和不少于本科毕业生工作三年后每月的薪资水平。
七、近三年学校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情况
由表2可见，学校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大部分来自于外校，且比例正逐年提高。另外，尽管前两年由于专业的原因（学校仅有“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学校的考录比比例并不高，但随着二级学科博士点数量的增加，学校的考录比比例已呈现爆发式增长，报考学校博士研究生正成为本校很多教师的首选。
八、总结
在过去近十年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学校根据博士点建设的实际情况，积极调整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结构，不断完善了博士研究生的管理体制和培养机制，不断提高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能力，建立健全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测指标体系，多渠道资助了博士研究生，为保障学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师范大学[DB/OL].http：///school1.php.
[2]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部.云南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文件汇编[C].2013.
篇6
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30年代编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和《中国地理》[2]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1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究遵循“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现而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3]和《古地理学》[4]，分别为国内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80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风研究[5]，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及其他大量区域环境演变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国自然地带发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温度较现代高2.5℃左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30～150m，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PAGES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15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10]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因而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林超等[11]、罗开富[12]、黄秉维[13～15]、任美锷等[16，17]、侯学煜[18，19]、赵松乔[20]、席承藩等[21]以及郑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几个方案。其中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3大自然区，6个温度带，18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28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90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5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27]，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自然区划[28]，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29]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30]、黄秉维[31，32]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北纬34°，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33～40]。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3个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黄秉维1959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42]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姜恕[43]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3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60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度等[44，45]认为，要阐明其自然地域分异，必须对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等[46]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高寒半湿润3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41]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郑度等[47]认为，从三维地带性出发，高原边缘的垂直带与毗邻低地的水平地带有联系，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高原被划分为9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48]。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祖等[46]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邢嘉明等[49]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50]绘制了黄土高原不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3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20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51]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实践。此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根据1978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200余名，至20世纪末，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0级单位(土地纲)，作为土地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A湿润赤道带，B湿润热带，C湿润南亚热带，D湿润中亚热带，E湿润北亚热带，F湿润半湿润暖温带，G湿润半湿润温带，H湿润寒温带，I黄土高原，J半干旱温带草原，K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1∶100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或亚型)，土壤类(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1∶20～1∶50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组)、土壤属(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1∶5万～1∶10万比例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级别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8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等23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以上。各省(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1∶20～1∶50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宁夏等19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类型，如沼泽、海涂，荒漠、绿洲等进行调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论方法总结，如《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53]、《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54]、《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55]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的编制(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90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80～90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成熟，90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1∶50万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80年代已经成功，利用1∶10万TM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和ARC/INFO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90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57，58]，成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59]。
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最早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景观生态一词为C.Troll首先提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绍阶段。1983年林超发表了C.Troll的“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代表性文献。1985年陈昌笃发表“评价Z.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1986年景贵和发表“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988年李哈滨等发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新概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几种景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4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3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62]。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20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过程中各环节和界面上的势能变动和阻力等在内的水分传输和能量传输研究。1956年，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60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1979年在山东禹城建立了禹城综合试验站，80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态类型的8个试验站，在80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术仍然薄弱。1973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于最适宜状态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物质(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太阳总辐射〔卡/厘米[2]〕数值乘以0.124(后订正为0.123)便是光合潜力[斤/亩]数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63]。
5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丛书、70～80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总论》、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PhysicalGeographyofChina》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64]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65]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自然地理》和《中国的青藏高原》[66]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其中，《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67]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68]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69]是对我国境内天山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1]、《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74]、《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75]、《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76]、《广东自然地理》[77]等。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78～80]。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81]。
6结语
篇7
关键词：乡土旅游资源；旅游地理；课程建设
旅游地理在中国的发展以198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旅游地理组为明显标志，之后快速发展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旅游地理的学科体系日渐成熟，但是新的旅游资源又不断产生，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怎样达到教材与实践的契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笔者以成都市为例，浅谈在《中国旅游地理》教材建设中渗透乡土旅游资源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一、乡土旅游资源的类型及特色
乡土旅游资源是指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旅游资源，它们根植于一片土地，滋养一方人民，在本地的旅游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成都市为例，在近10年的建设中，成都市不仅整个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三圣花乡·五朵金花、宽窄巷子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成都新“十景”，这些旅游地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每天伴随着我们的生活，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兴衰荣辱，这些是我们活生生的教学素材。
（一）农家乐旅游资源类型
农家乐是新兴的旅游休闲形式，是农民向城市现代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从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休闲旅游方式。一般来说，农家乐的业主利用当地的农产品进行加工，满足客人的需要，成本较低，因此消费就不高。而且农家乐周围一般都是美丽的自然或田园风光，可以满足舒缓现代人的精神，因此受到很多城市年轻人的欢迎。
成都是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前沿地带，“农家乐”起步较早，成都周边的郫县、温江、双流、都江堰等地，近年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农家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成都近郊被称为“五朵金花”的5个村，过去都是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农民并不富裕，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兴办“农家乐”，形成了红砂村“花乡农居”、万福村“荷塘月色”、驸马村“东篱菊园”、幸福村“幸福梅林”和江家村“江家菜地”5个村5个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乡结合部兴办乡村旅游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二）古镇旅游资源类型
古镇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可供借鉴的建筑艺术价值，由于其古朴和历经磨难的环境，使人产生亲切的归属感。近年来古镇旅游持续升温，而这些古镇主要存在于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带，正是因为相对滞后的发展环境才使得这些宝贵的财富能留存至今，成为现代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资源。
成都周边的古镇数量很多，近年来游客较为集中的有黄龙溪、悦来、上里、平乐、街子、怀远、西来、安仁、元通、洛带古镇等。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成都人就会携家带口来到古镇休息放松，大大地推动了古镇旅游发展。
（三）特色观光农业旅游资源类型
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是旅游业与农业之间交叉性的新兴产业，它的形式和类型很多，主要有：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森林公园、民俗观光村等类型。有特色的观光农业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旅游资源，成都市周边的观光农业如三圣花乡，龙泉桃花山，新津梨花沟等都以成片的花卉或果树栽种为依托，开发其观赏、休闲、娱乐的旅游价值。龙泉桃花山更是在每年农历二月举行桃花会，是成都居民外出踏青的最好时节。不仅能欣赏到姹紫嫣红的桃花，在桃花会期间，最有特色的项目是花农们开办的家庭接待站，游人在花农家中饮茶赏景，娱乐消闲，更有可口的农村家常风味餐，吃的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别有一番情趣。
（四）特色老街区旅游资源类型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保留至今的老街和老建筑，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有些老街消失了，有些老建筑倒塌了，能留下来的恰好是那些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特色的老街区。这些老街区成为人们追思记忆、寻找过去的寄托地，透过这些老街区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城市的变迁。成都市内最有特色的街区当属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群落组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列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8年6月，为期三年的宽窄巷子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修葺一新的宽窄巷子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艺术与文化底蕴的花园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色的建筑群落组成。宽窄巷子寻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与现代商业成功结合的经营模式，以“成都生活精神”为线索，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形成汇聚街面民俗生活体验、公益博览、高档餐饮、宅院酒店、娱乐休闲、特色策展、情景再现等业态的“院落式情景消费街区”和“成都城市怀旧旅游的人文游憩中心”，打造成“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
（五）现代主题乐园旅游资源类型
现代主题乐园指有特定游憩主题的、可供人们游乐、休闲、享受的特定空间范围的园区。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需要预先进行主题策划，乐园的场馆、设施、活动、表演、气氛、景观、附属设施、商品等都是以此主题为概念而塑造，使这些相关的配合元素都能在此主题的中心思想下统一，形成一个有特定主题统领的游乐园。成都地区现主要有国色天香和欢乐谷两大主题乐园，成都欢乐谷是继深圳欢乐谷、北京欢乐谷之后，欢乐谷连锁品牌走向全国的第三站。成都欢乐谷以“时尚、动感、欢乐、梦幻”的激情体验吸引着无数的国内外游客。那些游乐项目赋予了逼真而完美的主题包装，营造出优美宜人的环境，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历程，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让游客仿佛进入一个亦真亦幻的神秘境界。
（六）古遗址旅游资源类型
古遗址是古代人类各种活动留下的遗迹。既包括人类为不同用途所营建的建筑群体，以及范围更大的村寨、城堡、烽燧等各类建筑残迹；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
成都市内最具代表性的古遗址就是金沙遗址，该遗址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对于研究古蜀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将改写成都的历史和四川的历史。金沙遗址的性质一旦确定，将把成都的建城史往前推进700年左右——由距今2300年推进至3000年以前。金沙遗址再一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西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出土的玉戈、玉
琮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中华文化相互联系的一部分，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二、乡土旅游资源在《中国旅游地理》课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乡土旅游资源是人文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旅游地理》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旅游活动的三大组成要素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媒介，旅游客体由各类旅游资源构成，乡土旅游资源属于人文旅游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活动密不可分。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介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间，是属于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主要分为两个大类，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乡土旅游资源的各种类型主要属于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挖掘出来成为新兴的旅游资源，那些过去被我们忽略的社会形态今天逐渐成为了旅游活动的主角，做为旅游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必须不断补充这些新的吸引物。
（二）乡土旅游资源能体现《中国旅游地理》课程建设的目的
课程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让课程结构更合理，针对性更强，更能与实际相结合并更能体现教育目标。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能熟悉市场，了解行业动态并能熟练掌握职业技能的毕业生，旅游行业主要培养的是地方服务业的窗口服务人员，熟悉本土、热爱本土、宣传本土是其主要职责，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能。
乡土化的旅游资源是依附于一个地区发展，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他们根植于这一方水土，与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展现了一个地区蓬勃的生命力。将乡土旅游资源引入《中国旅游地理》教材建设中是必须而可行的。
（三）通过乡土旅游资源的学习达到素质培养的目标
《中国旅游地理》虽然是一门课程，但是学生的素质培养与课堂教学不是割裂开的内容，通过对家乡旅游资源的熟悉和掌握，不仅能强化学生的职业技能，最关键的是让学生能热爱家乡，培养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感，熏陶学生健康的思想道德情操，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学生通过乡土旅游资源的学习，充分了解家乡在发展旅游业中的优越条件，激发对家乡的热爱，强化发展旅游业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的还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四）有助于培养优秀导游人员，为宣传家乡优秀历史文化作出贡献
导游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窗口，游客初来乍到首先通过导游了解熟悉一个地方，导游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接待水平。导游工作又是项脑力与体力高度结合的工作，不仅需要导游人员有健康的体魄，更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导游技能。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产业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人们普遍关注的景点现在只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决定了新兴的乡土旅游资源越来越受欢迎。古镇游、农家乐游等早已占据了市场的部分份额，这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旅游地不仅仅面向庞大的本地市场，也越来越受其他地区游客的喜爱。
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导游，娴熟的掌握本地的旅游资源，做好家乡宣传的工作是应该尽到得一份责任，这也是旅游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导游，必须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在《中国旅游地理》等相关课程上，加强乡土旅游资源的教学，为学生将来从事导游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运用乡土旅游资源，促进《中国旅游地理》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中国旅游地理》的教学中能起到很好作用的方法当属实地教学法，乡土旅游资源的优势是位于我们身边，作为学校开展实地教学的操作性来说，易于实现。
虽然现在很多学校花了许多心血和资金建立了仿真模拟实训室，但是虚拟环境跟真实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应该说虚拟环境主要提供在空间上难以到达的地区，而对于身边的资源，完全可以在实地进行教学。
实地教学的现场感是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当我们登临长城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伟壮观；当我们站在乌镇的小桥上时，才能感受到古镇的宁静和祥和；也只有当我们流连于故宫博物院时才能感受到中华5000年文明的博大精深。所以组织学生现场教学是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良好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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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学科特点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篇9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J505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共生共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在少数民族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宗教绘画艺术以其多样的形式矗立于宗教绘画艺术之巅，展现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化，对其基本类型及地理空间分布研究较少。通过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发展的现状与特征，以绘画作品的历史遗迹和民族分布为线索，运用地理学思想理论和方法总结其地域空间分布及特征，试图进一步探讨绘画艺术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整体地域特征。
一、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概况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以反映人与自然矛盾为主的初期宗教，它以多神崇拜和巫术控制为主要特征。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形态基本上涵盖了原始宗教的所有形态和内容，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性力崇拜、灵物崇拜、精灵崇拜等[1]。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是共生发展的。由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产生朴素的符号和简单的图像，形成了最原始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初期表现形式。由于宗教形式的不同，各宗教绘画艺术所表现和反映的具体内容也不同，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宗教绘画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并且只能表现出事物的一个瞬间状态，具有宗教性。作为人类早期的文化遗产，能够具体形象地展现宗教与绘画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2]。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崖画、木版画、木牌画、竹笔画和卷轴画，另外也存在少量巫画和庙宇绘画。从地域传统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有毕摩画、东巴画、甲马和崖（岩）画。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分布的民族地域性
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始终，26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始宗教的内容，表现最为突出和典型的即为白族的本主崇拜、彝族的毕摩教、纳西族东巴教和佤族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这几个民族的宗教绘画艺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原始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宗教文化的贯穿是云南少刷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决定了原始宗教绘画的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民族的地域分布是影响原始宗教绘画地理分布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白族原始宗教绘画
白族主要分布于大理、丽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本主崇拜仅仅存在于白族当中，可追溯到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是一种以本主为中心的多神崇拜，以祖先和对人民做过的好事为崇拜对象。本主崇拜是白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在白族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重要功能[3]。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远古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一种解释，也是白族人早期生活的历史真实及社会发展轨迹的反映[4]。
本主信仰的形成经历了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几个阶段。本主崇拜是白族共同享有的习俗，其中包含着通过本民族语言传递得来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5]。祭祀本主成为白族农村古老的传统习俗，因此产生了“本主神”，融入了绘画艺术，形成白族原始宗教最初的绘画艺术形态。随着社会发展，同时也形成了木版画、岩画、壁画等艺术作品。如体现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木版画-甲马，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岩画等。
（二）彝族原始宗教绘画
彝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即彝族毕摩祭司绘画艺术，是中国古代彝族历代先民在活动中用民间绘画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图解、释意而创作的绘画艺术文化，是彝族原始传统艺术文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美术绘画艺术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展现了彝族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等全过程以及彝族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倾向[6]。
彝族原始宗教绘画载体主要是就地取材，绘制在羊皮、丝绸、布帛及土棉纸上，以及绘制在石壁或崖壁上的崖画、岩画等绘画艺术作品。如体现经籍绘画艺术的《彝族签卦书》、《命理书》等，布画（纸画）“保家护佑神”、“地脉龙神”等，岩画艺术“沧源岩画”、“元江它克岩画”等，以及其它的吞口绘画、祖妣画像、巫画、庙宇绘画等绘画作品。主要分布于楚雄、红河、峨山、宁蒗、石林、南涧、漾濞、景东、江城、巍山、寻甸、元江、新平、禄劝、普洱、景谷、镇沅、宁洱等地区。
（三）纳西族原始宗教绘画
东巴绘画是纳西族东巴艺术的奇葩，其热葜饕表现纳西族的神灵鬼怪和各种理想世界，其中也有反映纳西族社会的各种世俗生活[7]。东巴绘画在东巴教的各种仪式中用到，以东巴教中的诸鬼神为绘画对象，以东巴纸、木片、麻布等为材料，形成木牌画、纸牌画、经书绘画、卷轴画等艺术表现形式。如经籍作品《崇般图》、卷轴画《神路图》、木牌画《鬼牌》、《仇鬼牌》及纸牌画《东巴画谱》等。主要分布于丽江古城区、玉龙、维西、香格里拉、德钦、宁蒗、永胜等县地区。
（四）佤族原始宗教绘画
沧源崖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崖画之一，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灰色的石灰岩石壁上画有赭红色的画图，当地的佤族人称为"染典姆"，意为岩石上的画，是用手指或羽毛等，蘸抹红色颜料绘成，颜料可能是用动物血调和赤铁矿粉制作的。崖画主要是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及娱神等宗教活动的场面，也有表现了佤族的自然崇拜物牛等形象。目前，已发现崖画地点11处，分布于云南省沧源县的勐来乡、丁来乡、满坎乡、和平乡和耿马县的芒光乡等地，一般均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崖上。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历史遗迹主要类型的地域分布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崇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体现其艺术成就的绘画类型多种多样，承载其绘画艺术的体源众多，表现为崖画、木版画、竹笔画、木牌画、纸画和卷轴绘画六种。
（一）崖（岩）画
云南古代崖画以古代原始社会先民的生活为主体，是原始社会形象性的反应，是其它省区的崖画所少有的。崖画的表现内容有人物舞蹈画面；狩猎采集画面；符号、手印；战斗、划船、用绳牵牛准备祭祀的画面；房屋、村落画面等。如：佤族猎头祀谷祈求丰收习俗的崖画；景颇族“目脑纵歌”节日的崖画；独龙族剽牛祭祀的崖画等，以及元江县它克崖画、西畴狮子山崖画、永胜崖画、香格里拉三坝村崖画、耿马崖画和沧源崖画、麻栗坡崖画、弥勒金子坡崖画和高甸村红石岩崖画、漾濞苍山岩画等。主要分布在大理、沧源、玉溪、个旧、文山、红河、香格里拉等地。
（二）木版画
云南少数民族木版画主要表现形式为纸马（也称甲马纸），多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鬼文化为民间，作为一种祭祀用品至今依然流行。从艺术学的角度看，云南马是在多神崇拜观念影响下运用于民俗活动中的民间木版画[8]。目前，云南纸马在滇中、滇西北、滇南尤为多见，且各地均有差异，如昆明部区称之为“封门纸”；红河一带称“利市纸”、“ 领魂纸 ”；楚雄一带称“叫魂马”；“灶君”为各地纸马中必有[9]，其内容都是与祭祀有关的神，如龙神、白虎、顺甲马、倒甲马、水神、山神、大神、猎神等，约有一百六十余种神祗。以求生、趋利和避害为文化主题，如“喜神”、“送生娘娘”、 “五福大神”、“招财童子”、“青龙白虎”、“起魂纸马”、“叫魂娘娘”等。从明代始传入云南的中原纸马普遍存在于云南汉、彝、白、傣、傈僳、纳西、藏等民族地区，且在其文化涵化过程中融入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云南纸马文化现象[10]。
（三）竹笔画
竹笔画属东巴艺术的一部分，体现在东巴经图画中，创作题材广泛，源于纳西族的多神崇拜。竹笔画在审美角度上主要是对经书起美化作用，如封面装饰画、扉页插画、题图、插图等。其中最能体现竹笔画风格的是东巴经中的画谱部分，这些画是用东巴书写东巴经典的竹笔蘸自制松烟墨汁绘在纸上或木牌上而成。竹笔画中最具特色的是绘以经书形式的画稿，具有画谱的性质，纳西语叫作“冬目”，是东巴在传承其文化中所用的一种工具书，内容包括神鬼、人物、祭木、面偶等画样。主要分布于丽江古城区、玉龙、维西、香格里拉、德钦、宁蒗，永胜等地区。
（四）木牌画
木牌画题材祝愿来源于神鬼宗教，是纳西族东巴用于宗教仪式的一种祭祀用品，是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布置神坛鬼寨必不可少的原始宗教艺术，主要包括神牌、鬼牌、门牌、还债牌、诅咒牌等[11]，集中分布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宁蒗等地区。
（五）纸画
纸画主要指原始宗教绘画中的经书绘画，以毕摩画为典型。毕摩画以彝文经籍内容为题材，民间绘画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系统生动的图解、释意而再创作的绘画艺术文化[12]。主要包括毕摩经籍中连环画似的插图、原始宗教祭祀仪式中绘在木板上的鬼板画、彝族人家堂上绘画三种形式。历史遗迹主要分布于元阳、红河、新平、禄丰、峨山、江城和建水等地区。
四、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地理空间分布及特征
（一）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基本特征
1.类型丰富
从其艺术载体形式来看，有崖画、木版画、竹笔画、木牌画、面具、毕摩绘画等多种表现方式，展示出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形式丰富的类型，充分体现了云南民族众多的特点。
2.题材多样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是以各种崇拜为主，随着其原始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体现其的崇拜方式亦不同。多元的崇拜方式，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容与形态，包含了原始宗教所有的崇拜形态，不仅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形态的完整性与多样性，更是体现了其宗教绘画题材的多样性，演绎着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性与信仰方式。
3.文明差异
虽然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形式纷繁多彩，但是据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其绘画手段亦存在极大的区别。从就地取材到人造载体（纸、羊皮、自制器物、卷轴等），以及崇拜形式的先后发展，信仰心理的纵向转变，直接体现着各民族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类发展轨道上的鲜明印记。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地理空间分布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分布较广，充分体现了云南多民族、多信仰的民族特点。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特点与云南少数民族空间分布，分析总结出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地理分布特征。其分布格局如图-1所示。
1.从具体民族分布角度来看，主要分布在白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人口较多的民族聚集地区，以大理白族、丽江纳西族、迪庆纳西族、楚雄彝族、普洱彝族、红河彝族最为明显。
2.从民族聚居区角度来看，主要分布在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州，如大理、丽江、迪庆、临沧、普洱、文山等地。
3.从云南区域划分角度来看，主要分布在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分布地，滇中地区分布较少，其他地区基本没有此类绘画艺术成就。
4.另外，从流域角度看，在南盘江流域、红河流域、澜沧江流域、金沙江流域、怒江流域等地区均有分布。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分布广泛，是展示云南民族众多的直接表现形式。
五、小结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发展较早，源于民族的多样化、信仰的多样化。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艺术的研究成果较少，对绘画的类型及空间分布尚未作出明确的鉴定。本文初步的尝试了对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的基本类型的地理空间分布及特征分析，以期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相关研究提供前提和依据，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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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会展业；酒店业；东莞；厚街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6-0141-02
1 厚街会展业概况
厚街会展业起步于1999 年始办的名家具(东莞)展览会,每年两届的名家具展览会使厚街展览业迅速崛起。2003年的12 月厚街镇镇委、镇政府通过了创建中国展览名镇的决定,如今展览业已成为厚街镇的主导产业之一。
厚街镇近几年展览会的数量、规模呈逐年增加态势,展览会的举办数量由2002年的12个增至2009年的34个；2009年,参展企业达到10909家,专业观众达79万人次。目前厚街镇依托本地产业和专业化服务培育了一批名牌展览项目,如20万平方米的名家具(东莞)展览会,6万平方米的东莞国际机械及原料展、塑料及包装展,2万平方米的国际线路板及电子组装展览会。
1.1 独特明确的工业会展定位
根据东莞产业集群相对集中的情况,可以考虑发展“特”、“强”、“优”的特色会展经济。东莞作为一个以加工业为主的城市,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显。结合这个背景，与广深两市会展业错位发展,在支持发展的前提下,工业器械、产品的大量市场需求,为推动工业器械、产品等方面展览的发展作好了铺垫。目前,厚街镇已初步形成了以家具、制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会展发展模式,在会展规划、政策扶持、品牌塑造等方面围绕这一定位展开。
1.2 不断壮大的城市会展品牌
随着厚街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厚街会展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其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形成独特的会展品牌并得以认可。近年来厚街先后培育了一批较具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如名家具、名鞋展、名车展、国际机械展、国际印刷展、国际五金展、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等。
1.3 创新模式的会展管理
场馆运营模式创新：镇政府占展览中心30%股份,余下的股份由其他29个集体所有制或民营企业家所拥有。既有利于企业按市场方式运作,同时政府也能够给予政策支持。专业化增值服务：中心已通过ISO 9002认证,推行一站式 “A+”、“A++”服务(即专业化增值服务，一个“+”是合同外的附加服务,两个“+”则表示有更多的附加服务)。积极加入展览协会组织：全球展览业协会(简称UFI）、香港会议展览业协会、中国展览馆协会和广东省商业联合会。通过这四家协会,现代展览中心建立了更广阔的网络,扩大了影响力。
2 会展业发展对酒店业的影响现状分析
2.1 对酒店投资环境的影响
厚街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会展产业带中点,受广深港等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工商业繁华,海陆空交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由于本土会展业的发展带动产业升级,又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会展经济对酒店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第一,会展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其带动、聚集效应。会展业通过关联效应、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带动建筑、旅游、餐饮、金融保险等其他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优势地位顺向递进的方向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分别占优势地位的方向演进,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方向发展,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动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促进镇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形成投资环境新优势。第二,由于会展业涉及旅游、餐饮、广告、交通等几十种服务行业,它要求有完备的展览场所、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信息网络、配套的旅游服务设施等。随着会展业发展及多项大型会议展览设施的落成,将进一步加快厚街会展业的发展。此外,为把发展厚街成为区域会议展览中心,厚街政府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更新升级相关设施以及向外推广厚街的会议展览重镇形象等,从而全面提升厚街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公共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等服务功能与质量,大大优化酒店业的投资环境。
2.2 对酒店客源市场的影响
现代美国饭店之父埃尔斯沃思•斯塔特勒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饭店成功的三个原因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此名言至今不衰,正是体现位置这一因素对酒店业投资者的重要性。处于珠江三角洲会展产业带的中点位置的厚街镇,由于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优质的服务与设施,该镇酒店可以兼得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之会展客源及其便利。
厚街镇位于东莞的西南部、穗港经济走廊中段。在一小时车程范围内,可抵达国际大都会香港,可抵达华南最大的现代化城市广州,可抵达经济特区、国际城市深圳,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城市,而服务业的最佳服务半径就是一小时车程以内。在实际距离与时间距离完美配合的条件之下,厚街星级酒店以其“物美价廉”的服务与产品形成了珠三角星级酒店价格的“洼地”,并且东莞酒店的配套与服务较广深有更显著的优势,所以除接待本镇客商外,还承接广交会、深圳高交会等客商,以及珠三角每年频繁商务活动云集的海内外商贾。而厚街本土的会展业繁盛,也有较具影响力的会展项目,如名家具展、名鞋展、国际机械展、国际印刷展、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等,在这些大型展览会期间,所有酒店基本能够保证入住率为99%以上。
2.3 对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
会展带来大量的人流,导致会展场馆周边及其交通通达的区域集中大量酒店,并逐渐形成酒店业的空间聚集区。①早期星级酒店空间零星分布：2000年以前厚街的星级酒店属于早期星级酒店。厚街早期的星级酒店主要零星分布在中心区域以及交通节点。镇中心区拥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是主要的道路交会处,各类资源条件为酒店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时期,厚街最具代表性的星级酒店是厚街大酒店,坐落于当时的广深公路(现S256省道)与东风路交界处。②星级酒店组团式分布,呈轴状发展格局：2000年之后,厚街国际家具城、第一城家具博览中心、恒峰家具博览中心、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分别在镇区的西部、中部、南部建成并经营。在厚街中心区、S256省道沿线、家具大道呈现明显的星级酒店组团式聚集,形成以主要干道为发展轴的星级酒店轴状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厚街的星级酒店大多数布局在S256省道的两侧,以及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周边,其余则零星分布在商业气氛较浓的康乐南路、珊瑚路、厚街大道等城市商业街道,并进一步在星级酒店带聚集,星级酒店空间集群发展成熟。星级酒店分布最密集的厚街镇同时也是东莞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莞各乡镇探索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形成“一镇一品”的经济发展格局,为星级酒店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厚街的会展业与酒店业互动发展、互相促进,从而助推厚街的服务业飞速发展。
3 厚街酒店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3.1 存在的问题
第一,非展期酒店客源不足。即使厚街得益于其广深之间的优势区位,但也因其自身非大城市而出现非展期人气不足的尴尬局面。厚街户籍人口9.5万人,却拥有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旅馆2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5家,其中在建五星级酒店1家,全镇客房总数超1.3万间,年接待旅客逾200万人次。根据2009年厚街会展与旅客数据显示,2009年共举办大型展会20场,专业观众达79万人次,展期共61天,即计为每场每天专业观众为1.29万人次,实际需要住宿的观众远小于这个数目,加上非展期的闲置时间段,所以空闲的酒店客房还是占有一定数量。并且,广州、深圳两市高星级酒店数量飙升,逐步争夺邻近城市的客源,这也给广深间的厚街镇及其酒店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压力。
第二,酒店业过分依赖会展业,造成酒店行业内部无差别竞争。一直以来,会展业对厚街本土酒店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因此酒店行业绝大部分属于单一的商务型酒店,只有依靠会议展览、大型节事才能吸引较多的客源,但在非展期,酒店客房空置问题就相应突出。同时,在同一展会期间,部分高星级酒店为争夺客源而纷纷降价住房价格排挤低星级酒店,造成酒店住房价格的混乱并产生不良影响。
3.2 提出对策
第一,升级酒店硬件,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宣传力度,以独特新颖的产品吸引周边城市之客户。酒店应适时更新、升级酒店配套设施,加强酒店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不仅改善酒店经营环境,还可以激活存在的客户需求。据塘厦三正半山酒店形象管理部副经理李华表示,该酒店在2008年年底时专门建成了一个比普通星级酒店会议厅大好几倍的独立大型会议中心,这一策略也成为酒店开拓国内会议市场的利器。在海外客商减少的不利局面下,东莞的许多酒店踊跃参加东莞市旅游局组织的各项旅游促销活动,广开门路吸引资源。
第二,厚街的星级酒店可以尝试业务方向的转型。酒店从之前单一的商务型酒店现在转为会展、商务和旅游三方面同时发展,其中高星级酒店不妨从重视单一的商务会议为主向业务多元化发展过渡,加强旅游、休闲度假功能。中低层次的酒店可以考虑转型为经济型酒店,以中低商务客户市场为主,降低经营成本和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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