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时间：2023-12-29 17:54: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流动人口对社会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增加对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是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流动人口解决了城市很多的困难，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流动人口可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人才，未来城市的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流动人口的努力，流动人口也是消费人群，对城市经济有促进作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文化发展也有好处，因为不同地区文化美食都不相同，外地人口的进入也会将文化带入城市中，促使城市文化多元化。流动人口还可以提高社会效益，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人均耕地少，如果只靠着种地百姓很难富起来，国家很难强大起来，而且农村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但是城市的劳动力是短缺的，这就形成了如今的流动大军，只有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二、流动人口对教育的好处
流动人口对教育的影响积极地，外出务工人员对流出的职业教育是有推动性的，流人地可以对本地劳动者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也可以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和质量。人口得流出减轻了流出地政府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由于流出人口大多为年轻人，有的未婚，有的子女会随父母流动，对于经济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可以给子女好的教育环境，流动人口可以对城市的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对教育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流动人口每年都在增长，虽然流动人口为社会和城市作出贡献，但是其子女教育问题却成为难题，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确保他们接受平等、优质的教育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流动人口就会减少，这将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和人才流失问题。流动儿童学校以相对低廉的收费吸引并解决了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难的困难，简陋的办学条件，缺乏配套的师资设备，流动性强的师生资源，，政策规定无证办学应被取缔，但是取缔以后学生就没有地方上学。
由于城市的学校外地人上学都要交借读费和赞助费，而对于大多是外出打工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甚至有的根本拿不出这些钱，而收费低的学校环境差，教学质量低，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还有就是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低，对子女教育不关心，最后导致失学严重的问题。
有些流动人口会将老人和子女留在家乡，而由老人照顾孩子，这样孩子是什么也不缺，但是他们缺少关爱，与其他同学交流少，性格孤僻，对于学习没有足够的动力，由于公立学校借读费和赞助费过高，但是家长为了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学习环境，认可拿出多年积攒的存款供孩子上学，但是孩子上学后得不到老师的重视，在那些私立学校由于学校基础设施差，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差，孩子不能很好的得到教育。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与城里孩子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不同，兴趣爱好也不相同，彼此相互排斥，在学习方面也会比城市孩子差上一些，这种差距感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和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到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流动人口来自不同地区，各种方言也不同，流动人口子女在上课的时候不敢发言，怕同学笑话其说话时的方言，随着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子女就会产生厌恶学习、害怕学习的情绪，造成学习成绩下降，甚至退学。
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地增多，有些人对把子女带到打工地，在所在地进行学习教育，但是政府的管理不完善是产生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公办学校中，教育资源和教学力量相对集中，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不足，政府也没有大力支持，民办学校为了减少开支获得最大利益就会加收各种费用。公办学校里的资源得不到完全释放，而私立学校没有资源可用，致使流动人口子女不能享用良好教育资源。
四、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统筹经济的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国家、政府应当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对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当地发展好了就业机会高了，当地农民就会在附近找工作，而不会去跑向外地，这样人口流动性减少，子女教育问题就不那么困难了。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管理问题，处理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时出现的困难，政府应要求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多部门互相配合，真正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多层次地进行保障。
社会和个人办学应当满足最低的教学条件，保证教学质量，使办学向着规范、优质的方向发展。要加强办学管理。当前一些学校并没有经过相关的部门认可，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不足，所以应当提高办学标准，规范办学质量，政府应加大管理制度，加强对办学者、教师的资格认定，对于违背办学、教学规定的实施严厉处罚。
人口流动未来的走向
我国实行城市化建设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有效地劳动力，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很难实现城市化的发展，只有让流动人口没有后顾之忧，对社会和所在城市感恩，才能更好地对城市化建设做出贡献，社会和政府总是提倡人人平等，但是流动人口的子女也是祖国的未来，也应该有良好的教育。政府应加大力度，出台相应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实施可行有效地方法，让社会更加稳定团结。
参考文献
[1]朱景坤.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03
篇2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流动；持续数据模型；婚姻不稳定
一、引 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劳动力流动在发展中国家是降低贫困的有效手段(Todaro，1985)。转型的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Zhao， 1999)。
据统计，中国外出打工人员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劳动力流动数量超过1亿(DeBrauw等， 2002)。
只有在迁移收益足够弥补所有迁移人的损失时(例如，附属迁移者在迁入地不能找到工作而蒙受的损失)，举家迁移才会发生(Mincer， 1978)。中国大多数外出打工者都是个体打工，而不是举家搬迁。通常情况下，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家。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现象(胡玉坤， 2006)。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CHNS)显示有5·1%的已婚男性离开家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工作，已婚女性的这一比例只有0·51%，夫妻双方一起到外地找工作的比例仅为0·2%。中国有句谚语“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论断成立吗? Lehrer(1996)发现因为城市人口集中，再婚市场前景好而离婚率更高。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捆绑式家庭劳动力流动导致离婚率上升。Becker(1973)提出婚姻市场上存在着正向(或负向)的“配对效应”假说(中国的“门当户对”就是一种正向配对效应)。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个体劳动力流动会打破婚姻的“配对效应”均衡，从而影响婚姻的稳定性。离婚会影响当事人的福利，特别是对留守妇女福利有不利影响。Zeng等(2000)指出中国在1982~1990年期间，离婚倾向提高了42%;他还发现中国离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东部沿海地区离婚率低，西北和东北地区离婚率最高。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离婚率加速上升，在1987~2008年的21年时间中，离婚率从0·55‰上升到1·71‰。与西方国家相比，尽管中国离婚率依然相对较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很高。下降的结婚率和上升的离婚率导致了离婚—结婚比率的上升，在这21年时间里，该比率从6·28%上升到20·67%。
这意味着2008年离婚人数是结婚人数的1/5。此外，除了2004年以外，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于非流动人口，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上同时出现了这些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很少研究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具体研究目标如下:第一，分劳动力流动状况描述不同类型家庭离婚率变化趋势;第二，研究婚姻不稳定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第三探讨离婚的性别含义以及政策意义。
二、婚姻稳定性决定因素的概念模型我们应用婚姻经济学理论(Becker， 1973、1974、1977; Lehrer， 1996; Blau等， 2006)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
(一)婚姻收益以及婚姻的搜寻成本根据Becker的婚姻经济学理论(1973; 1974)，与保持单身相比，婚姻可以使夫妻双方根据比较优势，在家庭内部实现专业化分工。基于分工理论，夫妻双方工资等的“配对效应”特征将是反向的。但是，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随着女性接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传统的家庭分工被打破(Blau et al·， 2006)。而婚姻依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优势(Lehrer， 1996;Blau et al·， 2006): (1)规模经济，例如，两个人一起做饭要比两个人单独做饭成本低得多; (2)公共产品，例如，全家人可以同时分享取暖设备; (3)正的外部性，例如，和配偶一起看电视比单独看电视会更快乐。Blau等人还发现平均而言，已婚成人往往身体更健康，更富有爱心，更容易与人相处。根据Becker(1977)的理论，人们从婚姻中获益越多，离婚率就会越低。当然，婚姻所带来的好处是因人而异的，婚姻所带来的收益大小往往与夫妻双方的个人特质有很大关系。婚姻带来的好处还与夫妻双方的“正向配对效应”特征有关，即如果夫妻双方在智商、教育水平、种族、民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他们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更高(Becker， 1974)。
实际生活中，由于婚姻市场存在着搜寻成本，许多婚姻是不“理想”的。正如Lehrer(1988)所言，一个人一旦决定进入婚姻市场，他/她必须要负担搜寻成本，包括因推迟婚姻而损失的机会成本，时间以及为约会等所花费的支出。最优选择就是在婚姻市场上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搜寻所带来的潜在边际收益(Keeley， 1977)。Becker(1977)指出，搜寻的边际成本越高，实际婚姻与最优婚姻的偏离度就越大，从婚姻中所获得的好处可能就越少，离婚概率就越高。
(二)婚姻破裂
即使一桩婚姻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是最优的，当事人对婚姻的收益—成本评价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离婚和再婚的成本足够低，婚姻就会破裂。问题是:什么样的婚姻更容易破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否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在一个静态框架下，如果离婚后的净收益大于维持婚姻关系的净收益，婚姻就会解体。下面，我们分析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1·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
Becker等(1977)强调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这部分人力资本价值会随着婚姻解体而迅速下降。Chiswick等(1990)把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区分为可传递人力资本和不可传递资本，前者包括房屋、汽车，以及家庭生产技术等，后者包括孩子等。尽管可传递和不可传递人力资本在婚姻破裂时都会贬值，但是前者可以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从而可传递性人力资本对再婚有正向作用，而后者由于不具有可传递性，会对再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现有婚姻的稳定。
2·不可预期事件和偏好变化
Blau等(2006)提出不可预期事件，例如夫妻一方收入的突然上升或者下降会打破原有婚姻平衡，造成婚姻摩擦。个人偏好和需求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特别是在社会道德标准发生大幅度变化时，例如，无过错离婚法案的通过可能会提高离婚率。
3·夫妻双方的其他个人特征
初婚年龄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初婚年龄太小意味着在婚姻市场的搜寻时间较短，从而对对方的了解较少，结果实际婚姻质量偏离理想婚姻较大，离婚率较高(Becker， 1981)。年龄、民族与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对婚姻稳定性也有不利影响。稳定性婚姻往往具有年龄相近、民族相同、教育水平相似等特点(Becker等， 1977)。居住地点也是影响婚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居住人群集中，再婚成本较低，再婚市场潜景更好，因而离婚率就更高(Cherlin， 1977)。
(三)劳动力流动与婚姻不稳定性
以个人为主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原有婚姻收益的期望值，提高预期收益方差。根据婚姻经济学理论，对婚姻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收益方差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两项主要决定因素。在随机分析框架下，婚姻的期望收益越高，期望收益的方差越小，离婚率越低。
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婚姻的期望收益。首先，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丧失婚姻带来的规模经济，丧失共享公共产品的收益;其次，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流动一方的相对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差距扩大会打破婚姻原有的“配对效应”。因为城市人口比较密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再婚者的搜寻成本;居住和工作场所变化会降低再婚成本，提高原有婚姻的预期收益方差。结果，个人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风险。
在当代中国有流动人口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外出打工挣钱，女性往往留
守在家。Smock(1994)发现离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更大。在中国农村，留守女性受到的伤害可能就更大，离婚后留守妇女和儿童很可能陷入贫困。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女性愿意留守而让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这可能是因为户口限制而不能够举家搬迁;还可能因为夫妻双方很难同时在一个城市找到工作;或者是作为家庭分工、分散风险的一种模式。无论是什么原因，在家庭做出如此决定时，家庭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
三、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我们利用CHNS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把已婚女性分为两组:有流动劳动力人口家庭和无流动劳动力人口家庭，我们把夫妻双方都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家庭定义为无流动人口家庭，把至少一方在外打工家庭定义为有流动人口家庭。我们首先描述两类家庭的离婚率变化状况。其次，我们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 19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在本文，我们同时运用了非参数和参数估计方法。在非参数估计中，第t年机会比率等于当年离婚数目除以之前一直未离婚家庭数目，这可以用卡普兰—迈尔(Kaplan-Meier)曲线来表示。
这一非参数估计方法可以显示离婚率如何随婚姻时间长短而变化。
本文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 19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我们用h(t)dt表示婚姻期内机会方程，即当事人i在t期内维持既定婚姻，而在时期(t， t+dt)内离婚的条件概率。离婚的机会方程可以写作:h(t)=h[X(t)， t]，在这里，X表示在(t， t+dt)期内影响离婚概率因素的向量。具体地说，该向量包括以下因素:第一，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家庭内有劳动力流动人口记作1，否则记为0，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是本模型的核心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以下三类: (1)夫妻双方的个人特征，例如，初婚年龄，教育水平，年龄差异，教育差距以及夫妻双方工资收入等。
(2)家庭特征，包括孩子数量和孩子性别等。(3)社区特征，包括社区内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以及电话普及率等。
假设离婚率在婚姻持续期内服从威布尔分布(WeibullDistribution)①，于是婚姻持续时间的机会方程可以写为:h(X(t)， t) =exp[X(t)′B]αtα-1，α>0(1)
这里，β是待估计参数向量，α显示机会方程如何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而变化，α>1，α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该数据为面板数据，每年调查的样本量为4000户左右，地理上分布于中国9个省，即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和广西，覆盖了中国东、中、西部。该数据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信息，信息收集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家庭与社区。
CHNS数据库记录了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力流动信息，包括劳动力流动状况和离家时间，还包括家庭成员个人特征信息，如年龄、民族、就业状况、职业以及教育水平和教育年限等。
CHNS还对52岁以下已婚女性的婚姻史进行了详细调查，在这部分调查中，目前婚姻状态，初婚时间，离婚时间以及再婚时间都有详细记录。对于离婚1次以上者，我们把样本拆分为独立样本②。有了以上信息，我们就可以使用持续数据模型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了，我们的分析集中于52岁及以下农村户口已婚女性。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平均值以及统计性特征，不难发现，离婚率和劳动力外出打工比率都在上升，平均而言，农村女性教育水平较低，平均只有6·5年，男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大约比女性高2年多。平均来看，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在中国，大约不足6%的跨民族婚姻。
夫妻间年龄、教育年限以及民族差异被用来控制可能的正向/反向配对效应。在中国农村，平均初婚年龄为22岁，根据婚姻经济学理论，初婚年龄是婚前搜寻信息充分与否的变量。
然而，在中国农村，情况可能会不同，因为在中国农村，父母在儿女配偶选择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父母希望通过孩子的婚姻建立社会关系，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人品等信息。鉴于农业收入的不可分性，本文用社区男性(女性)平均工资作为男性(女性)收入的变量，平均而言，男性真实月工资收入高于女性。在中国农村，平均每户有2个孩子，整体而言，儿子数量多于女儿。孩子数量被用作与婚姻有关不可传递人力资本的变量。在社区层面，大约50%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75%的村庄有电话服务。居住地是影响离婚率的重要因素，我们利用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和电话普及率作为居住环境的变量。
五、研究结果
为了显示城乡劳动力流动对离婚概率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分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做卡普兰—迈尔(Kaplan-Meier)生存曲线，见图1。
图1显示在5年婚龄以内，无论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婚姻都比较稳定。在婚龄高于5年后，有流动人口家庭的条件离婚概率一直高于无流动人口家庭。在婚龄达到大约12年之后，离婚概率随着婚龄的提高而下降。
利用CHNS数据和持续数据模型，我们估计了参数模型，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Cox半参数估计(Cox， 1972)，估计结果见表2。两个估计结果很相似，文中解释以参数估计结果为主。统计检验结果说明参数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持续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间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率，幅度高达63·75%。
与预期类似，女性受教育水平降低了离婚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女性更可能找到“理想”丈夫。夫妻间个人特征差异对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年龄差距每提高1年，离婚概率就上升14%;不同民族间婚姻破裂的概率显著提高;但教育水平差异没有显著降低婚姻不稳定性。初婚年龄对婚姻稳定性也没有显著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似，孩子数量显著降低离婚概率;有趣的是，男孩对降低离婚概率起到的作用在数值上大于女孩，这可能与中国人的男性性别偏好有关。具体地说，有男孩会把离婚概率降低30%，而有女孩能够降低20%，二者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男性和女性实际月收入对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在社区水平上，村庄中务农人口比重越高，离婚率越低;而电话普及率提高了离婚概率①。参数估计结果中α值显著小于1，说明整体上离婚概率随着婚龄的延长而降低。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绝大多数打工者是男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预防风险的一种分工形式，还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或者因为户籍制度限制，还是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原因，打工者往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被称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然而，经济学家就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离婚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致的离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还影响社会稳定。本文试图对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离婚率达60%以上，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者面临家庭破裂的风险更大，打工者子女更容易陷入单亲家庭的困境。所以，外出打工在提高预期收入的同时，必须承受更高的离婚风险②。
本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鉴于越来越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是一种趋势，国家有必要降低家庭迁移壁垒，实现更多农民工举家搬迁至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政府可以取消户籍制度，增加城市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对家庭迁移农民工提供城市住房补贴等。
本研究只是初步结果，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受数据限制，我们还不能够检验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不稳定性的传导机制。第二，劳动力流动指标本身可能是内生的，即夫妻感情不好的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4-0305-03
1 引言
相对于城市常住人口，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对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较为缺乏，再加上流动人口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导致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利用率相对较低，从而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的管理工作不能有效实施。
2 流动人口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从20世纪开始，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从未停止，直到现在已有近120年的历史。人口经济学指出，人类的出生、死亡以及迁移等会决定人口本身的规模是增大还是减小，也对人口的结构变化起导向作用，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人口的流动表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而随着人类出生率和死亡率趋于稳定，人口流动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
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1978年底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还不曾达到1500万人，到199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8000万人，而到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居然已经突破1.2亿人。一方面，城市中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会对城乡结构造成有力的冲击。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资源规划是以固定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会大大影响流入地的各种资源配置，从而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流入城市政府常常在经济建设上依赖流动人口，又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抵触心理，认为他们会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
除了工作原因，旅游也是产生流动人口的主要原因。自从1999年开始，每年的“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都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一方面能给旅游等行业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但是同时，也会产生各方面的问题，比如造成交通堵塞、住宿和卫生管理问题，甚至会发生各种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如《暂住证申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法规来加强对流动的人口管理。
3 流动人口容易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
健康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保障每一个社会居民的健康权，不仅是为了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目标。 为了使每个国家一级地区的每一个民众都能享有基本的健康权，提高总体的健康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全球性社会目标希望“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作为主要途径。我国也做出了承诺来支持该社会目标，并且把改善农村基本卫生状况作为主要目标。随着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使农民实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权利。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日益突显：当农民作为主要的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如何来保障他们应该享有的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当前来看这还是一个管理的盲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孕产妇保健
一个地区的孕产妇的死亡率是评估该地区妇女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能充分体现国民的健康水平，于是，加强妇女产前的保健活动，对于有效降低产妇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研究分析表明，主要因为产科原因，非户籍孕产妇的死亡率比户籍孕妇高出不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3.2 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管理
3.2.1 HIV/AIDS
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关注的传染病，我国在1985年首次发现AIDS病例，目前艾滋病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流动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3.2.2 结核病
结核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传染病第一杀手，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它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地身体健康，使人们处于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流动人口中肺结核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发病率。由于流动人口一些经济、工作等特点，他们很难对结核病进行规范性地治疗，甚至有时候他们会为了就业而隐瞒病情，从而成为结核病主要的传染源。
3.2.3 麻疹
我国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麻疹的传播。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很少接受计划免疫接种，而且即使接种可能也不规范，所以麻疹病例时常在流动人口中出现，并导致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麻疹的流行。流入地对流动人口麻疹的控制已经成为麻疹控制的重点。董蒲梅等分析了郑州市2000～2001年麻疹确诊病例后得出，在2000、2001年，市区确诊病例中流动人口占57. 23%。由于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免疫接种，极易为感染麻疹埋下隐患。
3.2.4 疟疾
疟疾是一?N社会性疾病，它由蚊媒传播，而且它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疟疾是我国的主要传染病之一，现在经过40多年的防治，我国许多省份已经彻底消灭了疟疾。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于疟疾流行地区，所以他们的迁移往往会导致其流入地的疟疾流行，还有许多人因为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原因而进入疟疾流行区，然后他们在感染疟疾后又进行迁移活动转而成为传染源引起下一个流入地或其原来流出地疟疾的流行。
3.3 职业安全
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开销，在工人工作中没有实施相关的劳动保护，再加上劳动者自身缺乏防护意识，所以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常常会发生很多职业安全问题，甚至会导致劳动者致伤、致残和致死等严重后果。
3.4 食物中毒
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普遍收入较低，所以他们就餐经常会选择一些没有营业证、环境简陋的餐馆，这些餐馆的食具不经常消毒，而且食品经常交叉污染，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在一个城市总的食物中毒人群中流动人口会占到一半以上。
3.5 儿童计划免疫
由于一般情况下，儿童的免疫接种是按照户口来进行分地区管理的，但是由于许多父母流动而使儿童脱离了原户籍的所在地，而其流入地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可能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流动儿童的父母大多缺乏保健预防知识，不是特别重视相关的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导致儿童计划免疫率较低。
4 我国的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成效
4.1 与户籍居民卫生服务有所差距
在很多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被逐渐重视，但是与户籍居民卫生服务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主要表现为相关经费投入不足，尤其是一些卫生院以及区疾病防控中心的补贴较少，很难切实实行流动人口的疾病预防工作。除此之外，由于流动人口非常多，而且暂住人口登记不充分，导致很难顺利地进行相关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从事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人手不足，不能设置固定人员来服务与监测传染病患者。关于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监测范围依然有待扩大。而且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无序可循，这又大大增加了控制传染病的难度。由于受流动人口的经济工作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往往在就医时选择一些收费较低的私人诊所，或者自购药品，导致疾病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医治，但是医院就诊又是传染病主要发现途径，所以流动人口中的传染病往往不能早发现早治疗，不能得到及时的控制，更对社会公共卫生构成严重的威胁。由此可见，必须重视监测流动人口的传染病情况，按照传染病具有周期性的特点，针对流出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科学制定传染病监测方案。
4.2 现有服务利用率差
我国现在部分发达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主要是减少孕产妇死亡、传染病控制和儿童免疫等方面。比如北京市主要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免费流脑疫苗和麻疹接种，而且还给新发现的结核病患者免费提供抗结核药物，并设立了定点医院来主要为流动孕产妇服务。但是由于流动人群各方面都不固定，而且他们的健康意识较差，相关部门很难开展相应的服务以及监测，造成结核病患者不能连续保持治疗、儿童不能持续按要求接种等。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在1年内很少体检，远远不及国家相关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标准，说明流动人口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国家的公共卫生改革成果。
4.3 健康宣教不到位
在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宣传教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贯穿了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而在我国，宣教不到位导致的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差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流动人口是接受宣传教育的一方，需要积极地参与、主动地配合宣教，但是很多流动人口因为工作、生活以及个人素质等问题，常常不会自己主动接受教育，不能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导致健康宣教收效甚微。流动人口常流动的特点，也决定了健康教育不能连续地进行。
5 关于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问题建议
5.1 以医改精神统领研究工作导向
我国现存的一个问题是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概念不统一，内涵一般都局限在传染病、计划免疫、孕产妇保健等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统一的问题。2009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明确了以下9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①建立居民健康档案；②健康教育；③预防接种；④传染病防治；⑤儿童保健；⑥孕产妇保健；⑦老年人保健；⑧慢性病管理；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在此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也接连做出行动，纷纷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一些规定，用以提示相关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医疗改革的需要，切实实行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研究和实践，重点关注政策保障、可操作方案等方面。
5.2 研究流动人口流动性的特征
当前我国的研究者大多将研究的重?c集中在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上，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与所提供的服务不相适应而造成服务利用不足。相关研究需多探索如何一方面适应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另一方面还能持久有效地服务，真正实现让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流动起来。当然，要实现这一愿望，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地配合是关键。一方面，要研究怎样才能使流动人口通过对其宣传教育的方式让他们能真正认识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是否会对流动人口寻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产生约束。
5.3 研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的规律
当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人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配备的，而且经费也主要是以户籍人口数量和对流动人口的估计数量为标准来进行配备的，所以由于现在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多，导致现有的服务人员和经费己经不足以满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需求，这对相关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政府应从当地的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大投入相关资金和加强一些政策研究。一些研究者提出，应该研究如何收取费用，不但能减小政府的经济压力，还能使流动人口都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权利。
5.4 研究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
在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中，还需要研究相关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在各个部门之间实现流动人口信息共享，还可以开发关于流动人口的信息共享平台，使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拥有不同的权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在信息平台上添加或者获取流动人口的信息，从而方便、快捷、高效地掌握流动人口相关动态。
5.5 进行政策研究加大对流动病患者的救助和关怀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流动人口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虽然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在生病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导致一些传染病或职业病对患者家庭带来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国家在研究和制定相关法律或政策时，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到对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的特别研究，以此来加大对流动人口的救助和关怀，防止由于经济原因而导致的疾病扩散。
5.6 研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与做法
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世界各国为了解决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加速的问题，都对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的管理工作作出了比较先进的研究，美国人口流动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而他们的每一个居民都享有几乎相同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权利，这是因为美国对流动人口先进的管理方式，他们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号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社会保障号管理系统己经在美国境内实现全面联网，用于为全体居民提供公共救援和医疗援助等服务。
篇4
当记者踏上这片南邻黄土高坡、北接鄂尔多斯草原的陕北土地,眼前呈现的是公路上络绎不绝的运煤挂车,相映成趣的楼群与吊车,以及建设中的科技新城。对于快速发展中的榆林而言,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故事发生。
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正在帮助榆林有效地管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为榆林市建设平安城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个系统监控2100家旅馆
郭子祥是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旅馆住宿治安管理的一名民警。原来,要想了解各个酒店、旅馆的旅客住宿、治安情况,郭子祥得翻查每家旅馆填报的一摞又一摞厚厚的住宿人员信息登记表,然后挨个走访旅馆,了解治安情况。
因为过去公安局对旅馆进行管理的流程是,旅馆业主将入住旅客的相关信息登记在专用的记录本上,这些信息包括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每天晚上,业主要捧着厚厚的登记册送到管辖区内的派出所,换回前天送过去的登记册。这种落后的方式极其不方便――如果登记薄上的字迹潦草、信息登记不完全,派出所还要给业主打电话确定或完善,效率很低。
而现在,郭子祥只要打开电脑,就能实时掌握全市2100家大大小小旅馆的情况,每家宾馆的入住率、入住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照片等信息都一目了然。
能做到如此,靠的是榆林市公安局建设推广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流动人口可能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榆林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白玉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地方的经济上去了,前来旅游、务工的人员就会越来越多,给当地治安带来很大压力。在有着360万人口的榆林市,共有大大小小旅馆2100家,每天的流动人口有2~3万人,白玉功介绍说。
为了管好日益激增的流动人口,保障当地社会治安,榆林市公安局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依靠纸质传递信息和民警巡查的粗放式管理方式。于是,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榆林市于2006年开始正式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操作非常简单。系统前端是部署在各个旅馆的一套电脑设备和专用软件,以及特种扫描仪。系统供应商北京博雅英杰科技公司在公安部的标准之上,增加了无线传输、自动识别、人脸比对功能。旅客进入酒店或旅馆办理入住时,酒店或者旅馆的服务人员将旅客身份证放在特种扫描仪上,点击软件的扫描按钮,30秒内即可扫描完身份证并上传信息。通过无线网络,服务人员将旅客身份信息数据上传到公安局的后台服务器。
收集到这些数据之后,榆林市公安局后台服务器将这些数据与公安部权威的人口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比对确认。完成一次信息比对只需30秒,可以确认旅客的真实合法身份,如果旅客身份有疑,系统就会报警。
从抵制到主动应用
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价格分别为9800元、8600元和6800元,设备包括一套电脑、一台特种扫描仪和一个无线传输设备。价格差距体现在设备的配置上,价格越高电脑配置越高。
但是,旅馆是营利性组织,让旅馆业主出钱购买电脑并安装系统,却看不到由此带来的好处,开始旅馆业主们对此抵触情绪很大。因此,开始时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部署、应用过程并不顺利。从头到尾参与了此系统的推广应用的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长李希鸿对此深有感触。
“安装设备后,旅店业主还要花费人力成本去维护,还要担心使用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装?”李希鸿说,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旅馆业主的心态。“即便是设备安装了,大家也不怎么用。”李希鸿补充说。后来,榆林市公安局规定,旅馆在开业前必须安装这套系统,否则工商部门不予登记。这个前置性规则,极大地推进了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力度。此外,系统从建设到应用的过程中,榆林市公安局采用的以培训为重点、以应用为核心的策略,取得了实效。
现在,系统在榆林市旅馆的安装率达到了100%。白玉功认为,除了强制要求、宣传教育等手段取得很好成效之外,系统真正发挥了作用是其中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推进,榆林市旅馆业主对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态度已经从当初的抵触、不愿安装,转变到现在的积极配合安装。旅馆业主变被动为主动,是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
白玉功介绍说,现在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已经从旅馆开始延伸到工矿企业和网吧,系统分别对工矿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进行管理。“那些业主自己就提出需求了。他们从过去对系统不理解,转变到现在主动来找我们要求安装。而我们也从过去业主不改就处罚他们的一个管理部门,慢慢转变成一个服务型部门――业主一有问题我们就及时予以解决。”白玉功不无感慨地说。
此外,据记者了解,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能应用起来,还得益于系统采用了无线传输方式,不受网络线路的限制。只要在手机信号覆盖的区域,系统就能传输信息。酒店登记的信息在30秒内就能传递到公安局后台数据库,而不像采用有线传输方式的同类系统那样,受线路覆盖率局限,导致系统安装率低。
发现并辅助抓获逃犯188人
2009年12月11日18时30分,榆林市公安局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数据比对显示:神木县兴泰招待所048房间入住了一名网上逃犯。接到报警后,神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立即组织警力迅速出警,在兴泰招待所048房间将涉嫌诈骗的网上逃犯陈刚抓获。这是榆林市公安局上马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后又一次见到实效果。
榆林市公安局从2006年开始正式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榆林市公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5月26日,榆林市全市旅馆所安装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联网率达到100%,各单位共向市局数据库传递旅客信息2164961条;系统先后为刑侦等部门提供了查询386人次,发现可疑情况报警256次;通过系统发现并辅助抓获网上逃犯188人(其中包括12名故意杀人犯、14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犯、26名涉嫌经济诈骗案犯,其余为故意伤害、盗窃等案件嫌疑人员)。
白玉功说,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摸清了榆林市区旅馆的数量。目前,系统在榆林旅馆业的安装率达到了100%,使用率达到90%,公安部门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达到5万条。这使得榆林市的旅馆治安环境明显好转,犯罪率下降,利用宾馆酒店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减少,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美誉度。
篇5
关于分配不均的“旧”理论认为，借助税收体系的再分配措施，削弱了激励因素并损害了经济增长。但分配不均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个简单的权衡理论复杂和多面。多种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导致难以下定论。
比如，美中两国都存在较严重且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我们不应因此认定增长和分配不均要么不相关，要么呈正相关，但一口咬定分配不均对增长无益显然与事实不符。
此外，从全球范围看，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分配不均在减轻。这可能看似违反常理，但却讲得通。全球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二战”后开始的趋同进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5%，而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持续的快速实际增长。这种全球趋势压倒了各国内部分配不均的加剧。
即便如此，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验表明，较高程度且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尤其是机会的不均等，确实会损害增长。其中一个理由是不均等状况削弱了关于增长型战略和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共识。这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冲突或不明智的政策选择。
代际流动性是机会均等的一个关键指标。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其是否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支撑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教育和医疗是否惠及所有人。比如，如果公立教育体系开始失灵，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上层的人群往往会代之以私立体系，这会对代际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
分配不均状况和增长之间还存在其他联系。较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常常导致和强化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们不愿尝试制定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而是试图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寻租优势。总体来说，这意味着对贸易和投资流不大开放，因为贸易和投资流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外部竞争。
这意味着各种不均等不应被一视同仁。基于成功权力寻租与获取资源和市场机会特权的不均等，对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以及增长型政策极为有害。在一个总体来说精英制的环境中，基于创造力、创新或独特天赋的成功通常不会被仇视，而且被认为破坏性要小得多。
高速增长有好处。在高增长环境中，由于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所以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尤其是在精英制的环境中。但在低增长环境中，快速加剧的分配不均意味着许多人的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在绝对或相对意义上减少，人们就无法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
分配不均加剧的后果可能诱使政策制定者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利用借债，有时辅之以资产泡沫来维持消费。欧洲是利用政府借债去填补私人国内和外部需求不足所导致的需求和就业缺口。鉴于后者与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有关，并由于共同货币进一步加剧，可见此应对政策并不恰当。
人们对中国债务水平的快速上升也有类似担忧。或许债务看似是应对分配不均或低速增长最省力的办法，但应对分配不均加剧的方法有好有坏，而使用杠杆是最糟糕的办法之一。
当务之急是对穷人和失业者发放收入补助，因为这些人是危机以及潜在失衡和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其次，尤其随着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使人人享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极端重要。
篇6
少数民族规模性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过程和结构，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经过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少数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人意识、权利意识等有了增强。然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区的参政主体缺失，不利于基层干部队伍选拔与建设，还对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带来冲击。
(一)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外出，无法实现有效的基层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也是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所谓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它包括各种利益表达、利益维护的行动。［7］然而，民族地区大部分青壮年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在外务工经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乡的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区基层民主政治的参与主体缺失。因为长期外出，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地区难以享受到民利，较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等公民基本权利，这对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青年的政治意识正在渐进成熟阶段，他们能够接受新东西、新观念，但是往往政治责任感不牢固，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长期外出打工的年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回民族地区后，对于民族地区公共事务的兴趣不大。调查发现，哈尼族村寨的年轻人即便偶尔回来，时间较短，对村寨公共事务并不关心。［8］当然，他们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无法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而在流出地又无法真正享有政治权利，成为民主政治权利享有的“盲区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权利贫困境地。民族地区留守的弱势群体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也不高，“当前民族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区认同感，不愿参加社区活动。”［4］(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参加社区政治活动，而流动人口无法参与，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治活动难免流于形式。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民族地区乡村中，党支部、村委会等正式权力组织中的干部是国家政权在民族地区的代言人、决策者，不仅代表着国家在基层社会中的形象，还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数民族精英选拔到基层政权中，对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带动百姓富裕、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壮年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和外出务工的经历，民主意识和政治认知等高于其他年龄层的人们，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质。有研究者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数民族人口，对政治符号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这个相对精英阶层的人口却大规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区的人口大多整体素质较低，致使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基层干部，影响到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的精英化与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动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多为思想活跃、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识的农村精英。他们的外流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稳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担任村干部，使得农村干部后继乏人，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力量，使得基层政权运营处于胡乱维持状态。虽然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回归为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出的规模化、精英化程度远远高于回归的数量，这使得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选拔范围变得狭窄。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外出不仅取得较丰厚的经济收入，拥有较广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养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是，他们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愿意成为经济好手，而不愿意参加到基层政治中。已有经验研究显示，广西仫佬族流动人口中的农村精英绝大多数忙于商业活动与生意，对参加竞选村干部没有什么兴趣。［1］(P112)这不利于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的发展。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基层权力格局中，呈现出正式权力组织与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的形态。基层的正式权力组织如党支部和村委会代表的是国家基层政权，非正式权力组织如乡老集团、宗教组织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权力等。传统上，非正式权力组织中的乡老享有民间承认的权威地位，宗教组织掌握着民族地区宗教的话语权。然而，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变化，打破了民族地区传统、同质的社会状态，促使民族地区社会权力结构功能的变迁，民间权威逐渐由传统老人型向经济精英型让渡。乡老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及协调的功能开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区的宗教组织也开始萎缩、衰落，正式权力组织在民族地区公共事务中的作用逐渐突显，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由礼治型向法治型过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区，人们对于民间纠纷的调解上，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老们调解。现在则不同于过去全部依靠乡老的调解，出现了寻求基层正式权力组织解决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决，23.9%的人找传统权威即乡老解决，41.8%的人私下解决。［2］(P237)同时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教组织出现传承危机，宗教组织的声望逐渐下降，难以发挥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包括宗教组织“苯苯”阶层、“吉巴”、“牌子”和乡老集团。“苯苯”呈现衰落趋势，年轻的“苯苯”开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组织趋于瘫痪，原有的一些功能现在逐渐无法发挥。［2］(P235)由于民族地区的大部分非正式权力组织在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协调矛盾、间接影响社区事务决策等作用，是维系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间非正式权力组织的弱化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力量的整合、基层事务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现象。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负效应
过去，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封闭、交通闭塞、人口流动较少等原因，文化的变迁与传播等较为缓慢，文化传统、、仪式实践等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与较高的权威性。随着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民族地区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开放，原来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受到外界的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回归民族地区的流动少数民族是外来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的文化带到民族地区，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受此影响发生变化，促进本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10］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群体萎缩。“对于其原属群体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主体流失，群体萎缩，表现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属群体的社会文化传承主体逐步减少，文化的承继问题凸现。”［11］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市场，其传承遭遇危机。
(一)民族语言使用空间日益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
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其使用的场所逐渐在减少，比如，“朝鲜族人口流动引致的朝鲜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朝鲜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12］民族地区的很多年轻人多不会说民族语言，致使某些民族语言有消失的危险。有研究者以朝鲜族为例指出，“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消弱，朝鲜族后代正在面临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13］其他民族地区存在类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一些孩子随父母流动到流入地汉族学校读书，一开始就处在与民族语言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之下。即使留守儿童，其父母也要求他们说汉语，学好普通话，并且嘱咐长辈不要跟孩子说土语(即民族语言)，认为土话跟不上形势，教娃娃讲土话，长大后吃不开，与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为流动，年轻人体会到民族语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话的好处，感到民族语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虽然担心民族语言失传但为了孩子们的长远发展而没有办法教授民族语言。显然，人口流动的因素导致民族语言失去了传承的场域与主体，跟随父母在外流动的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而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同样则不让学习民族语言。
(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出现流失与断层
随着民族地区人口流出加剧，民族传统文化承继主体大量流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无论是口头传统还是仪式实践等都存在文化传承断层问题。口头传统的传承主体逐渐缺失。口头传统是民族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调查发现，哈尼族古老的火塘边唱哈巴被现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传统文化代表莫批离开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仪式无法进行。巫师年龄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则对古老的仪式兴趣不大，哈尼族的口头文化遗产青黄不接无法传承，有失传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区的很多口头传统文化亦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较少有年轻人愿意花费时间学习类似东西。传统仪式实践及生活实践的主体面临流失。各类实践活动都需要人操作实行，由于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口增多，传统生活实践传承主体相应减少，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走出了壮族文化所包围的传统社会，融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会唱壮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饰、不再做鞋垫送情人、不再会织布……［16］(P136)同样朝鲜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传统的民族体育实践开始衰落。例如，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秋千和跳板，过去很受群众喜爱，一般朝鲜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随着秋千和跳板运动逐步消失，尽管国家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秋千纳入竞技项目，但是现在要练秋千的人越来越少。［17］这表明民族地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载体变少，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传承主体进而越发没有市场。民族地区传统的劳作实践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临发展困境。比如，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临发展危机，甚至出现无人耕作而废弃的情况。作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为了打工仔，精壮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渐荒弃。哈尼族青年一代遗忘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很多传统技艺如手工艺技能、稻作技能，农业遗产有灭绝的危险。［15］在其他民族地区，民族传统实践活动同样遇到传承无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内涵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功利化的改变，民族地区的传统价值观与受到了冲击，“就连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仪式，现在也成为了一种为获得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使其内隐文化的观念内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础。”［18］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携带的外界文化冲击了民族传统文化
基于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而带来的外界文化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19］(P373－374)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民族文化因子不断被创造也在不断流失，一些传统习俗开始消失。外在物质文化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民族服饰穿着的时间日渐减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饰，只有在重要节日、婚丧嫁娶时才穿民族特色服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发生较大变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饮食习俗，少了民族特色。外来文化的冲击打破了原本的饮食结构。比如，藏族地区的传统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减少，糌粑、酥油茶等已从餐桌淡出，主食变为了大米和面食;饮料种类增加了诸如可乐、碳酸汽水等;开始经常吃各类时令蔬菜等。一些少数民族传统餐具逐渐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间也发生了变迁。民族地区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审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动而有所改变，使得传统文化空间正在不断地缩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间变迁较为明显。房屋的形制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吊脚楼与干栏式建筑被现代瓦房与楼房取代，比如，近十年来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盖”的干栏式建筑或土家吊脚楼，而是修建小洋楼。32户人家中，有16户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脚楼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这与人口流动所接触的高层建筑审美文化有关。房屋的内部设计、装修等不再按照民族传统的房间格局布置，导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间不断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个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间，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吃饭、烤火或者聊天等，还举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动，如哈尼族在火塘边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现在民族地区的新式住宅中较少修建传统火塘，围绕火塘所展开的活动也相应减少。像仫佬族聚居的凤梧村地区，新式楼房中不再设有火塘，火塘逐渐消失。［1］(P140)一些曾经发挥特殊功能的传统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儿房。在传统的壮族社区，每家每户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建盖有侧房即女儿房，是专门给成年的女儿夜晚对歌、谈恋爱准备的。由于人口流动数量的上升，壮族人恋爱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因为夜晚对歌、谈恋爱的习俗渐渐消失，女儿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义。［16］(P136)民族地区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渐被现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风情。民族地区的公共建筑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为民族地区村落公共活动的祠堂与作为民族信仰中心的庙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响下，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发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过多，人们把重心放在务工经商与个人家庭上，对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少人问津，导致这些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场所逐渐败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获得了财富，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的意识觉醒，进而组织起来把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按照现代审美标准修建得富丽堂皇，而失去了其作为民族传统建筑的符号意义与文化内涵。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负效应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归，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局部地区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与贫富分化趋势，社会分层现象日渐显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变得不稳定，夫妻关系受到冲击。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以及、盗窃抢劫财物等违法犯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一定的压力。
(一)通婚圈扩大导致民族地区出现“娶妻难”问题
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通婚圈不断扩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那善屯，屯内婚、村内婚、乡内婚减少，跨乡婚、跨县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渐扩大。［20］民族地区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数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区，“出现了远嫁远娶现象，各村都有数对远距离异族通婚者，他们涉及云南、贵州、重庆、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14］通婚圈的扩大还表现在族际通婚数量的上升。比如，广西仫佬族凤梧村，目前村内仫佬族人与壮族通婚的有32对，与汉族通婚的有18对。［1］(P120)由于民族地区婚嫁年龄的男女性别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数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传统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现“娶妻难”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妇转而迎娶外地媳妇或者入赘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龄组内找不到转而到下一年龄组寻找对象，出现“婚姻挤压”问题。比如，新坪藏族地区的通婚圈扩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现象日益突出，汉族女子内嫁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赘男子的比例上升，这就意味着，通婚圈的扩展在事实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围，对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扩展又造成了他们自身通婚范围的萎缩。［2］(P137)朝鲜族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农村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对象而对社会产生怨愤情绪，影响了地方社会稳定。［21］显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多农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适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出现了“光棍村”现象。［22］民族地区找不到对象的男性青年对于当地社会而言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群体”，不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那些有着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内找不到对象，一些人将会到外民族如汉族中寻找对象，最终会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出现问题。此外，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婚俗逐渐朝着简化和城市的方向变迁，这不利于民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传承与保存。
(二)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家庭稳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家庭关系稳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婚姻破裂，家庭解体。比如，“在朝鲜族流动人员家庭中，因客居异地条件差、经营上的矛盾、借贷问题、经营失败而破产等多种原因，出现一些家庭不和甚至离异的现象。”［12］至于离婚的原因则是与女性外出、长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关。“长期的夫妻分离导致了离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响和动摇家庭的根基，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22］当然也与男女差距拉大有关。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务工的丈夫进城见了世面，获得更大的现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则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导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乡的妻子导致离婚。
(三)基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某些新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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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 城乡关系 二元对立
一、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背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美好梦想，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但最终仍然实现了当初的追求。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走的异常艰辛，中国农民的利益损失更大。据统计，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 另据统计，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国家仅靠工农产品“剪刀差”，就从农民那里拿走了6000亿元以上。农村、农业在为工业化、城市化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之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绝大部分农民仍无法享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好处。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成了发展的主体，但由于国家在制度、政策方面向工业和城市倾斜，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除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之外，资金、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严重缺乏，影响其正常发展和茁壮成长。即使是位处上海、杭州、无锡等轻工纺织业发达城市周边的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也只能使用城市工厂淘汰的机器设备和临时性的聘请这些工厂的工程师来进行技术指导。即使如此，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这种条件来发展乡镇企业，因而，苏南模式的复制性不强，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长期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接受传统思维教育的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到高度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务工、经商、办理服务业。首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户籍制度、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劳动力供过于求），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工资水平、福利保障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无法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其次，绝大部分农民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是受其工资水平低、福利保障少的影响；也就是说依靠他个人的工资收入无法在城市购买住房、结婚生子并生活下来。所以，上至赡养父母，下到子女上学等只能在农村完成。另一方面是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暂时还无法覆盖到农民工的子女，甚至是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提供。从而，他们必须让自己年老的父母住在乡下：一个生活费很便宜的地方。他们也必须让自己的子女在乡村长大，在乡下接受教育和医疗。妻离子散、远离双亲的生活场景使得孤身一人在城市务工、经商、办理服务业的农民只能通过电话或春节回家时和亲人有短暂的交流。作为父母，子女教育的不在场，给其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作为子女，赡养父母的缺席，剥夺了老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力。同样，对农民工个人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遭遇之际，就是农民工的精神、理想受到严重冲击之时，甚至可能导致越轨行为的出现。
如此看来，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依然严重，如何让9亿农民也能分享中国现代化的好处，成为建立在高水平工业化、城市化之上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挑战。但是，在接受挑战和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下两方面问题。
首先，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第一，受地球环境资源总量的限制，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13亿人都过上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高消费的生活，那么全世界的能源和资源仅供中国使用都还显得不够。更重要的是，除中国之外，印度、越南以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将对地球的环境和资源、能源构成严重的威胁。第二，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据陈锡文的估算，中国即使以最快的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去，到2035年，中国仍然有8.5亿人生活在农村，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50%左右。由此看来，这种单向的由农村往城市流动的方式仍然很难解决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农村这些无法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保障还是必须要考虑，为此，中国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即使如此，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将种粮食作为主业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那么如何使农村人增收致富便成为整个国家（或社会）当前及未来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第三产业是整个产业结构中的重点发展对象。其产业带动效应及其他影响力不亚于第二产业（工业），特别是旅游业。根据相关研究，如果旅游业提供1个就业岗位，其产业链上就可能解决5个人的就业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在改善就业结构的同时还增加了相关人群的经济收入，调整经济收入结构；其次，由旅游业带动的社会流动，就不仅仅是指城乡流动，还可能包括整个世界的流动。同样。2005年以来，全球每年有超过8亿人次的国际游客，更有超过100亿人次的国内游客。在游客流动到旅游目的地进行文化消费、自然环境消费的同时，还会带动各种资源的流动。从此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由旅游引发的社会流动中的人的流动和资源流动的耦合关系，即人和资源都向旅游目的地流动。为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占全国总人口50%强的农村人口长期生活的地区里，对工业化、现代化水平都较高的城市而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以及环境优美、绚丽多彩的自然资源是其最大的优势。从旅游业的构成要素来看，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是其两种核心要素，也是发展旅游业的灵魂。特别是对于国土面积广阔、地形地貌多样、民族种类众多的中国西部农村来说，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资源及清新的环境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 乡村旅游的产业特征及优势
素有“朝阳产业”之称的旅游业，特别是乡村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
首先，乡村旅游具有“乡土不离”的产业特征，其产业的拓展，完全建基于具有地方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之上。“对于中国西部农村而言，较之于传统农业，乡村旅游克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所固有的报酬递减率的先天制约；较之于工业生产，又克服了与工业化比肩同行的城市化所要求的漫长积累过程。”1其虽扎根乡土，但为农民提供了非农性质的工作岗位及收入途径；其虽为新兴产业，但为维持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原貌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在地方性文化之上的乡村旅游，避免了与农业和工业争夺发展资源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为自身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寻找到新的扩展空间。
其次，从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上看，乡村旅游以其独特文化资源的魅力，安抚、慰籍着现代人日益撕裂的神经，使现代人返璞归真、回归自我的诉求具有了现实的可能。2丹麦未来学家蒙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主要转向精神需要。3人们的这种精神需要在黔中屯堡社区基本可以得到满足：在现代社会体会明朝遗韵，给你穿越时空隧道的，摆脱生活压力，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在云贵高原体验江南风味，给你天马行空的享受，摆脱都市疏离感，寻找满足与踏实感，求证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曾经一度处于劣势地位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屯堡社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丰富多彩、历史韵味浓厚的屯堡文化相反成为了后现代话语体系下的文化优势。
再次，面对现代农村社会在转型时期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断裂，乡村旅游为其提供了阻止的契机。大规模的城市、城镇建设和工业扩张占用了大量土地，促生了大量失地农民，从而大规模的涌入城市，形成日益受人关注的“农民工”队伍，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的约束，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社会地位、社会福利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情况为社会断裂提供了现实的重要土壤。而乡村旅游的开发，由于其乡土不离的产业特征，农民在不脱离乡土的前提下能够从事非农劳动，同时还可以达到增收的目的。从而，“传统的生活格局被打破，他们不再是耕田犁地的农民，而是新型的乡村旅游企业的员工。”4更重要的是，乡村旅游的场域具有减轻因离土离乡走入现代化的阵痛以及降低观念转型的精神、心理成本的功能，为农民更好的适应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情况提供了新的契机。
最后，乡村旅游为保护乡村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文化传承创生了符合时代特性的机制和模式。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以及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中，乡村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传承机制也受到严重的挑战，乡村旅游是舒缓这种严峻形势的中间过渡地带。“它可以使处在世界体系‘边陲’的中国西部农村跨越式的进入‘中心’地带。原本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人们，对现代性恶的一面的发现和拒斥，也可以成为中国西部农村发展之警示，并引入操作之中，从而真正意义上拒斥现代性的负面效应。”5
参考文献：
[1]卢云辉 孙兆霞 转型期西部农村发展的制度支持缺失问题探析――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例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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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大不易，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已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常住人口有多少？保守估计应该已突破2000万了吧。2009年底的数据为1972万人，而上海2010年末的数据约为2300万人，以这两个数据为参照，北京人口突破2000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所确定的目标，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应控制在1800万人，这个目标已提前10多年突破。
适量青壮年劳力的涌入对北京大有好处，但人口膨胀却又反过来带来负累，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北京的交通拥堵，中国首都已被称为中国“首堵”。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逼近500万辆，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北京的版图又很大，人们如果从东六环跑到西六环，一去就是七八十公里，很多人办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路上。交管部门的信息显示，在平日早高峰，早6时30分到8时30分，北京的拥堵路段可多达100条左右，城市主干线和城市快速路上的汽车时速低于20公里。对此，作家郑渊洁调侃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此事真假不必追究，以笔者的亲历看，有过去学校接孩子，来回不到40公里整整花费了5个小时的纪录，那种感受令人崩溃。
城市本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有点适得其反。城市大，交通堵，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车多，排放废气多，空气混浊，阴霾天增加，城市环境急剧恶化，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幸福感开始下降。
人口膨胀还会对城市的能源、土地、水、住房、教育、医疗与就业等资源供应构成巨大压力。以北京的用水为例，因北京水资源短缺，有专家认为人口上限为1800万。另据调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国际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不足部分只好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维持。
北京的人口上限是否真的就只能是1800万，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因为城市是个开放系统，能源资源可以从系统外获得，所以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良好的规划设计可以改良交通，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加大北京用水供应。所以，一个城市人口究竟多少合适，没有哪个部门说了算，也没有专家能说了算。
真正能够说了算的是谁呢？是市场。因为市场是供需关系的反应，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存在供需关系，如果人口增多，则需求放大，需求放大而供应不足，则资源价格必然上升，资源价格升降会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从而影响其去留的决策。所以，从理论上说，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中的市场价格，其本身就是“城市最优化规模”的一把标尺。
所以，市场化调节机制也被多数发达国家认同为最优的人口调节机制，而行政的调节机制往往会失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市场信息极其庞杂，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能准确与及时掌握，而在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中，来自市场的成千上万的交易则能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能最及时地做出较准确的反应。市场最容易发现剩余与短缺，并发现价格。
从公平的角度看，市场调节也通常优于行政调节。市场虽然也不能完全做到公平，但它比行政更可能保证开放、透明、公开，保证自由交易。所以从理论上说，市场调节机制是城市人口调节的最佳机制。
然而，北京目前的人口控制思路，大体上还是依赖行政手段。
比如“以房管人”，在购房方面，北京出台楼市调控15条，规定外地人购房须提供连续5年纳税或社保证明，限购以认房为标准；在租房方面，北京以“人防工程”的名义清理地下空间，这让一些经济收入较低的外地人租房更加困难。此外，北京对汽车的限购，也有类似的特点。这都说明，最近的北京房控政策，开始剥掉市场的面纱，而显露出明显的行政色彩。
再说“以业控人”。今年初，北京市提出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此项政策显然能缩减这些“低端”行业的外地从业人员。
如果说“以房管人”、“以业控人”针对的主要对象为非户籍流动人口，那么严控进京指示，则主要针对户籍人口进行调控，可算是过去“以户管人”的延续。北京的进京指标近年总体上呈现缩减趋势，按计划，2010―2020年间，北京只增加 104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有约10万个户籍指标增长空间。
北京的这种行政化人口调控，差不多是向过去自计划经济以来“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的旧思路靠近。这一思路，不仅实际上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城市化中人口膨胀之所以如今“厚积薄发”，恰恰是历史欠下的旧账埋下祸根。谁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学？三甲医院北京最多？谁不知道北京的户口值钱？这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户籍制度、全国性资源过于向北京集中而“历史形成”的，如今大量人口涌入，不正是有因有果之事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市的人口控制搞了近30年，锲而不舍却 “屡控屡破”，因为“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是扬汤止沸，短期的策略与长期的战略目标形成背离。
人口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是罕见现象。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来先天带着缺陷：它人为地造成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导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使得我国城市化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失控状态，一度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从法律角度说，《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所以，一个“外地人”到祖国首都寻找谋生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而北京应该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要求。勿庸置疑的是，“户口”背后的行政力量左右的人口调控，却带着公民岐视登上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情。
还要澄清的是，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归结于外来人口，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比如说，流动人口可能导致犯罪率高的问题，它也不能归结于流动人口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流动人口素质低。流动人口犯罪其实往往是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对北京市民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同样也会出现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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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善县农民工的新情况
嘉善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与上海、江苏接壤，处长三角核心地区，距离虹桥机场45分钟车程，20分钟高铁即可到达上海，全县面积506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73.3万人、户籍人口38万人。嘉善是典型的发达地区，2015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5.5亿元，人均109811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7631美元），为全国的2.2倍，三次产业比重为5.5∶55.1∶39.4。
（一）虽是小城市但外来人口占比高、规模大，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体
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使嘉善已充分融入上海半小时经济圈、工作圈和生活圈，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嘉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嘉善外来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4.31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34.6万人（其中农民工25万人，占72.3%），新老居民比达到100：89。尽管嘉善是小城市，但外来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主要来自安徽、四川、河南等临近内陆人口大省，分别占嘉善外来人口的18.48%、17.16%、9.6%。这些农民工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为1.2∶72.3∶26.5，以第二产业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企业打工为主，近年来建筑业、批零业、住宿餐饮业吸纳农民工的数量也在大幅上升。
（二）外来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近几年开始减少
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不仅使嘉善在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承载力面临较大挑战，也使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高企，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因素作用下，嘉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常住人口开始呈回落态势，外来人口也从2010年最高时的41.38万人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34.6万人，降幅22.6%。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嘉善外来人口的减少主要原因，一是嘉善对电镀、印染、造纸等过剩行业实施清理，关停淘汰喷水织机8000多台、淘汰改造工业自备锅炉100多台。二是嘉善大力推进和实施“机器换人”项目467个，直接减员2.8万多人，劳动生产率提高18.9%。同时，项目审批中对新建、扩建项目“亩均、人均、科技”等标准要求，也减少了新增产业项目数量。
（三）农村户籍吸引力提高，出现城市向农村的人口“逆流动”
嘉善一直致力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1，远低于全国。在嘉善，农村户籍意味着享有土地、直a、分红等特有权利，许多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再将户口迁出，一些城市人也开始向农村转户。对这种人口“逆流动”，嘉善也在积极探索“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进行规范，需满足四个条件方可：一是转户者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二是夫妻及子女在城区无商品住房，三是实际在农村居住的人员，四是农村宅基地上有此人名字和份额。
（四）农民工落户意愿出现分化，新生代和外来农民工意愿较高
根据嘉善县2016年3月和4月开展的“新居民”落户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在总共收回的3016份问卷中：有长期居住生活意愿占37.30%、没有占33.32%；有户口迁入意愿占17.57%、没有占54.78%；希望落户县城的占59.85%、中心镇占33.52%。而落户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子女教育（46.40%）、就业及个人发展（24.62%），入户最大困难是房价太高（30.42%）、户口放老家有好处（15.56%）、生活成本高（14.88%）、收入不稳定（14.16%）。在访谈中了解到，转户意愿高的主要是那些处于管理岗、技术岗，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收入能力的新生代外来农民工，如加强政策支持，意愿还有望提高，而本地农民工转户意愿不高。
（五）外来人口落户数量非常少，受教育资源驱动，落户地点主要在县城
嘉善县2009年制定了《嘉善县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户口迁移的有关政策，细则实施（2010年）以来，嘉善县外迁入落户13295人，相当于外来人口的3.84%，其中，县外农村迁入5649人，占42.5%。而县外农村迁入人员中，通过购房落户的2890人，通过夫妻投靠、子女随迁、子女投靠父母、年老父母投靠子女的有2759人，基本各占一半。县外迁入的农村人员主要来自安徽（26.8%）、四川（12%）、河南（8.6%）、福建（7.8%）、江西（7.2%）、江苏（7.1%）、湖北（6.5%），落户地点主要在县城的三个街道，合占80.2%，主要是因为其就学条件更好、更具吸引力。
二、嘉善县推进农民工落户面临的问题
（一）本地农民转户城镇意愿低，制约城镇化水平提升
随着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完善，嘉善本地农民大多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在一些村，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十分可观，每人每年的集体分红可达5万元，2015年，嘉善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1%，比全国低了3.8个百分点。这种“实惠”的乡城倒挂现象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普遍，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买了房，但并不想转户到城市，依然希望继续生活在农村，与国家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形成反差。
（二）外来农民工虽有落户渠道，但门槛依然较高
2015年12月，浙江省就出台了户改实施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县（市）落户限制，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道）和其他建制镇（街道）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包括无生活来源的未婚子女，下同）、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而嘉善的实施细则则增加了3个条件：依法取得房屋权属证明的成套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当年度政府公布的申请廉租房人均面积）；在城镇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即被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依法录用或聘用，具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金，或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具有相应的经济收入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金）。其中条件和可以通过努力实现，但条件的难度大，嘉善外来农民工中78.98%租房，买房的很少。
对于没有达到落户条件（买房、稳定工作）的，还有一个渠道是积分落户。但在分值的设置上，普通农民工很难得到高分。在500分的总分中：文化程度占60分，其中高中仅为5分；住房状况占30分，未购房为0分；专利创新占50分，农民工基本上很难拿到分；投资纳税占40分，纳税每满1万元得1分，雇佣10个人得1分；上述180分中，普通农民工一般只能得到不足10分。
（三）部分农民工具备落户（购房）能力，但政策支持不够
2016年4月，嘉善县城的房价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而更靠近上海、公共服务也不错的大姚镇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屋约需45万元，其中首付13.5万元，商业贷款按揭30年，每月需还款1672元。在大姚镇打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普遍在3500元以上，夫妻双方收入达到8万元/年的也不在少数，普遍具备家庭每月还房贷2000―4000元的能力。但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缺少金融政策上的支持，许多具备购房能力的农民工难以、或不敢购房，还没有资格办理住房按揭贷款，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也无法办理抵押贷款。
（四）率先推出“三权三抵押”，但未能助力城镇化
2014年，嘉善县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农村产权“三权三抵押”改革，推出融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三权”为一体的农村综合产权抵押产品，形成了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配套农村产权确权赋能、活权运转和交易服务三大平台的“一核心、三平台”制度体系。截至2016年3月，累计办理“三权三抵押”贷款172P，发放贷款总量超2亿元。调研中发现，嘉善的“三权三抵押”改革，主要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融资渠道，这些农民在拥有更多资产后，进城落户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增强，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制度安排的调整，并没有让城镇化得到加速，反而阻碍了城镇化推进。
（五）制度性缺位让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落户的积极性不高
调研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外来农民工，虽为嘉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压力，社会治安、城市执法等每年要额外支出5亿多元，而目前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此没有专项补助。地方政府担心一旦全面放开户口，在城市管理上支出将进一步增大，经济形势好、财政增长较快时尚能维持，地方财政不好时则会陷入困难。因此地方城市更倾向于分步骤、有选择地推进落户，通过居住证、积分落户等缓解短期内的落户压力，在积分门槛设置上倾向将所谓的“低素质非人才标准的人口”挤出去。下一步，如何采取有效政策，促进中央政府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财政性建设资金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等方面推进改革，真正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从嘉善看沿海地区：对农民工落户的启示与建议
（一）增强农民工管理服务供给有利于促进落户
为加强和创新居民（外来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嘉善构建了县级、镇级、村级三级新居民管理服务机构，突出抓好企业工作站和社区需求服务站建设，实现网格化管理全覆盖。例如，魏塘街道魏中村在浙江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居民管委会，并探索了“以新管新”模式，村集体提供劳动就业培训、社保、计生、人口统计等公共服务，鼓励村民自盖公寓供农民工出租使用；姚庄镇推进建设城乡一体新社区，实施生产以村为主、生活以社区为主的双重管理模式，并建设标准化的公寓住房和配套用房。通过加强对新居民的服务管理，使外来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嘉善的经验表明，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特别是对跨地区农民工群体集聚的地区，通过提供服务供给水平，保障农民工“安居乐业”，逐步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相降低农民工落户的综合成本。
（二）推进落户要与承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相协同
在嘉善，子女教育是外来农民工迁入户口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在上海工作却没有上海户口的人，为了解决小孩的读书问题，对于落户嘉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嘉善不仅需要解决自身境内的农民工，也要接受来自上海的疏解和分流。从全国来看，大都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农民工落户压力普遍较大，一方面，如果按照现行落户政策框架，仅就城市规模而言，这些中小城市无疑需全面放开户口，但地方在实际中这样做很难；另一方面，这些中小城市的落户政策应与承接周边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结合起来，有一定的政策导向，结合实际情况，渐次承接。
（三）新生代农民工应成为落户政策重点关注的重点
在与当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既落不了户、又回不去老家农村的两难境地，已不适应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在城市面临幼儿看护、入园入托、子女就学、稳定住所等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年龄大一点的80后要比90后落户意愿强烈一些。与此同时，新生代也是城市未来人力资本和城市劳动力增长的主力军，有利于提升城市发展的人口红利。嘉善的启示是，在当前人口结构变动的大趋势下，应该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加快让他们融入城市、落户城市，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活水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和城市政府都能带来巨大实惠，意义重大。
（四）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本地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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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表1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2中国历年从业人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反映“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现象。就业不足的统计定义是指非个人原因，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到标准时间的一半（即20小时），并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人员。按此标准，我国就业不足人员是大量存在的，如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等等。就业不足从工作时间上讲是处于就业状态（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但是这种就业并不让人满意，人们仍然有寻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业统计中应该另设指标对此进行反应。
隐性失业的通俗解释是：形式上就业，实际上没有就业。经济学解释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者负数的就业。这种情况在我国城乡非常普遍。当然，隐性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就业不足人员，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隐性失业更为严重和隐蔽，因为他的劳动时间也许达到了就业的定义，但是他创造的边际利润却等于零或者为负。对这部分人的测定和统计，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完全不反映这个现象绝对是失业统计的不足之处。
第二，在失业指标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指标，然后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失业原因等对失业进行的简单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其他数据，如按产业、地区、失业时间长短等划分的失业数据。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查，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究竟如何，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速度不同，失业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持，这也不利于当地政府进行调控和人们理性选择就业地区；分析失业时间的长短也能判断我国的经济周期等情况，反映了失业和就业的连贯性。但是失业统计体系却缺少这些数据，这使得它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第二，登记失业并不完善、严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这样的标准有两个缺陷：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在统计时就难免被遗漏；二是导致了以“登记与否”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劳动事实”来登记失业。例如：部分进行登记的人员可能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比如一小时），如零工、摊贩（事实上的就业者）等却被统计在失业者之中；有的登记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劳动部门消除登记。这些情况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时间”的定额。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确定就业和失业界限，这个定额太低了，因此，建议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1/3来定额，我国实行的是8小时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调查周内工作13或者14小时以内作为失业的标准之一。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
，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业人口统计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失业情况。在我国户籍改革并没有实现“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的目标前，失业统计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样调查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失业统计更完整，同时能从宏观上指导和调控流动人口的就业，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盲流现象和社会问题。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标准是在调查小区居住时间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满半年，但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国进行常住人口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是：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地区。以时间期限和地理范围为标准，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的失业统计，以此来推算全部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在计算出常住人口失业率和流动人口失业率后，通过观察二者的高低（具体数字的高低各地区会有所不同），能对本地区的就业进行一定的指导。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第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
第五，加大调查频率。我国对外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以年计的，这对现实的就业情况没有很大的实际用途。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失业情况调查的对象是在调查区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更是要求时间上的及时性。但是我国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实现一个月对外报告一次的频率。因此建议每季度报告一次，这样能对现实的就业进行比较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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