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本土化　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1；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经济学大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尽管在学术主张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却罕见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观点。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同样，哈耶克也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单一”现象，很容易观察到各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而社会科学把资料分类和确立其规律性并非根据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们所作的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中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它并不是按照客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是根据个人对经济现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观反应去对经济现象分类并找出其规律性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样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的经验规律，而只能对个体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

一、社会科学离不开心理文化的基础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Ⅲ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显然，具体社会中的人类理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容，而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理性。事实上，经济学根本上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并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复杂化；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科学，研究人如何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科学，但理性本身也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从而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人文性。事实上，经济学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本意是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但显然，目的本身只不过体现了人们愿望，从而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目的本身没有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每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理性的”，这表现为两点：“(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须超过它的成本，否则他便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这意味着，对理性的理解和判断与人的具体目的有关，如果仅仅因为从自己的评价角度看行动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们称为非理性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进一步地，人的目的与心理和文化有关，因而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会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为产生的，而行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则必须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

其实，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不仅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并且所有这些部门的事实，都是心理学的事实”；显然，这一观点也得到穆勒、波普尔等人的认可，而且，许多经济学现象的经典解释也依赖于心理主义。譬如，主流经济学有关价格变化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假定一个或多名个人的偏好变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经济

学对人类行为中互动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学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说，从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与心理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往往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基于此我们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所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自然主义思维(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需要与具体的文化心理相结合；事实上，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

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现代经济学根本上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然而，尽管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但自新古典主义以降，经济学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探究，而“人”这一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影响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相反，它开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求研究的“客观”和“科学”，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工程学的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从而抹煞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相脱节。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为此，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来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经济学说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现象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以及各个流派的特性中窥见一斑：正是基于经济学的这种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学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特质的经济学流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相差很大的理性传统：一是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传统。一是先验的和建构的理性传统：即为盎格鲁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高卢的唯理主义传统。其中，法国受启蒙主义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以及卢梭等的建构理性主义影响较大，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相反，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根植于普通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正因为两个国家在思维特质上存在差异：从英国传统发展的是演进理性，而法国发展的则更凸显建构理性的特点；因而这两个国家产生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法国的经济学特别重视均衡和数理的分析，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与英国传统强调演化和连续性的思想。事实上，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方面，英国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继承和接受了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而法国的重农主义则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对重商主义的激励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讨财富的增加问题，并开始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而且，在古典时期形成强调供给等于需求的萨伊学派与强调演化的斯密学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边际效用兴起之后，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主张与古典经济学断裂，也正是在继承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和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充分将边际分析与较早的以李嘉图和穆勒为其冠冕的英国经济学早期传统结合起来，并基于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构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闭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经济学本土化现象更为突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经济学说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历史的意义和国家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文化主义色彩；二是历史进程上的落后状态使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形态上都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德国承袭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和立约、守约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众大会以及民选王的制度：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但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

大会选出。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这种形态也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得到继承：当时众多邦国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都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或“合约”之类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国皇室的权力实际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国通过封建领主选举方法产生君王的独特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区长期以来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直到18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也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其顶峰：但并没有成熟就开始消逝了，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启蒙思想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同时，为了快速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国社会又特别赞颂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分子。个人财富不仅依赖、而且必须服从整个民族国家的福利和权力；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这不但与英国存在着差异，敌视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则，而且与法国也有很大不同，敌视功利主义和强求来自理性的一般规则。

事实上，这种区别自从德国的官房学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后来的历史学派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即使二战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残留着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征。其中，关于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古典时期，当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与英国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发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只可能有适用于某特定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尝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提出需要确立一些新的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根据这种思路，李斯特等又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譬如，李斯特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将经济现象加以历史的经验的叙述。从德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开始着手建立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李斯特强调，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该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相对于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相对落后的德国就应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是，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是根基于本国的历史，但它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学发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等。

正因如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逐渐把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合流起来，但德国经济学却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德国仍乐于将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的同时仍然偏好国家干预的弗莱堡学派仍然以新自由主义旗帜飘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传统，如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早期就比较倾向于历史学派，只是由于面对一战后魏玛政府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却束手无策，欧根才放弃历史学派的传统，而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欧根的思想却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概念式的经济理论研究，而主张重视现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而这被视为是历史学派的精粹。而且，弗莱堡学派推崇的“奥尔多秩序”这一词汇就是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关于“ordo”的观点中直接脱胎而来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人和事物本质的秩序，体现为一种有用和公平的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事实上，根据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观点，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本质秩序”、“自然秩序”或“奥尔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特别强调连续的或适当的顺序、有规则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级、阶级级别等，而教会也用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历史经验研究对于解释现在、检验旧理论、发展新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归纳法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抽象演绎法的补充；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识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业不一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可能的最佳产出，因此对自由放任的批驳也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共识。

三、本土化现象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启示

当然，尽管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洗炼；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这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同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逐渐被统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旗帜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其实，李斯特并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基础，仍然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是，他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适合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因而主张德国要建立更适合自己经济发展背景的经济学，并基于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趋近以后，原来具有浓郁本土化倾向的各流派就开始逐渐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趋同化的情况下的(如德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这种统一也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日益集中在资源配置领域有关，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义思维，并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效仿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源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思想之综合，并逐渐用数学分析和经济计量学来作为经济学的统一语言。正如斯皮格尔所说，“尽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对经济思想作出过贡献，但大体上说，经济思想是整个西方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像日本这样已经高度西方化的国家。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上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学的东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讲的那么简单。这需要对经济学基本的微观行为机理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高，且社会制度也与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别，但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和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还为西方社会所掌握，而东方社会迄今也没有提供一个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日本学者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杨国枢说，“时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学者大都仍在东施效颦，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学为能事，所发展的只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心理学)的复制品――西化心理学”；显然，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更自诩为客观的一般化的科学，这种一般化实际上也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正因为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的，那么，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以自身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显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号也仅仅是肤浅的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无法真正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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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以及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各个过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积累——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发展的。

实行计划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各种的无数的企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着，这一部分发展了，就要求其他部分也相应的发展。例如，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需要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原料。随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要求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粮食。例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十万锭子和二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以每天三班生产计算，一年就需要四十万担棉花。如果农业部门拿不出或不能满足工业增长所需要的原料，那么很多工业部门就不能够发展。此外，在目前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还要求农业部门提供一定数量的出口物资——土、特产品，以挽回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还要求农业部门通行农业税的形式提供一定数量的积累，以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发展工业同样需要运输部门的支援。因为要实行工业化，就要进行许多工业基本建设，这就有大量的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需要运输。同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和制出的成品，也需要一定的运输工具来运送。因此，如果在各工业基地之间，没有相应的交通运输网，要进行工业建设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亦需要商业部门的支援。

不仅在国民经济各大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从工业内部来看，在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燃料工业、建筑器材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各种轻工业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譬如，制造机器，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钢铁，而在生产钢铁时，又需要有大量的燃料；在机器工业与钢铁工业扩大生产时，需要进行基本建设，而进行基本建设又要求具备一定数量的建筑器材，这样，生产建筑器材的工业部门又必须相应地发展。

其次，无论我们进行生产或基本建设，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三个因素，亦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必须配合地起作用。如果在某一生产企业中，光是职工数量增加了，而机器设备占财务流动资金都没有增加，那末该企业的生产还是不能扩大。反过来说亦是如此。由此可见，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这三个基本因素，亦必须相互适应地按比例地增加。

上面这一切，都说明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说明计划经济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下产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以前没有五年计划，建设进行得也很好，为什么还要制定五年计划呢？有了年度计划不就可以了吗？何必非有五年计划不可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的规划比较简单，故有年度计划即可；现在是大规模建设时期，国民经济的内部联系较前复杂得多，一个部门的变动会引起其他部门相应的变动，一个事业的发展要求其他事业相应的发展，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来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造，否则其中某些部分就会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就会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步骤的发展。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制度意味着最大的节约。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进行的；而国家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又是根据社会经济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的，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各个企业机器设备的添置与劳动力的增加，都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的，因而在正常的管理情况下，可以避免发生浪费现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则相反。寄生阶级的消费，经济危机、失业现象，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长期低下，技术进步的人为障碍，惊人的非生产性消耗，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互相竞争，根本不考虑市场的需要，这样盲目地进行生产，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产品的积压与某种产品的脱销。大批产品被资本家销毁，资本家任意解雇工人、关闭工厂，造成社会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惊人的浪费，把劳动人民抛入贫困的境地。

第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可以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与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生产部门中去；能够在同等数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下，比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国民经济能够得到高速度的发展。

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把过去属於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收，近来，变成劳动人民所有，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头等的先进工业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总产值要增加百分之九十八点三。而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一年，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仅增加一倍，英国增加百分之六十，意大利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法国增加百分之四。这就充分说明了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五年内粮食增产量，要相当於过去几十年来粮食的增产量。

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新建铁路干线、支线、复线、专用线共一万余公里，而在过去六、七十年内，总共才建了二万多公里。

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五年内的建设工作量，要相当於甚至超过近去几十年所做的工作量。

第三、既然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因而也就能适当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将增长一倍左右。农村购买力增长的这种高速度，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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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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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 二元结构

一、基本特征

建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呈现出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城市群发展迅速等特征。

首先，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且不看其他方面，就从中国城市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

其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发展加快，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1978年全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且以县城关镇和工矿镇为主。 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9 234个，比1978年增加17 061个。 新建的建制镇大多由原乡建制发展而来， 是分布广泛的乡村中心，并正在发展成为以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工矿开发等多种产业为依托的、 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相伴生的小城镇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 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 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 ，2007年全国建制镇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 459人 / 平方公里，小城镇聚集效应逐步显现。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 使得我国的城市发展结构日趋合理。[2]

最后，二元结构下推进城市化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工业、 农业部门二元结构以及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大环境下进行的。[3]

二、动力机制

（一）产业结构的转换力

同全球发展趋势一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4]

（二）科技进步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科技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之一。

（三）国家政策的推动力。国家大力鼓励城市的发展从而带来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从而成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动力。

三、文化因素

事实上，现代城市化的过程，除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展以外，还应包括城市关系以及典型的城市文化因素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运动与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5] 在如此漫长的中国城市史中，城市始终作为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行政区划的各级行政中心而存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政治上高度控制的网络状态。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在愈益完善的官僚体制的严密控制下，个人的经济抱负很难在分裂的形势中找到机会，从而未能象欧洲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6]

四、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基础设施在城市地域内的延伸， 是为满足城市物质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向城市居民和各单位提供基本服务的公共物质设施以及相关的产业和部门。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同其他经济管理一样， 仍然是混合的管理模式， 即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

在实际的运行管理中， 由于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的思想存在， 激励和考核制度的不健全， 导致管理部门间缺乏必要的整合， 各个部门各自为政， 难以协调工作。另外， 由于管理手段和方法落后， 已经不能满足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的需要，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7]

五、总结：总结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具有几下几大特点：

（一）城市化进程明显表现出先被动后主动的特征，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化基本上是被动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政府没有意识到城市对于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

（二）从城市化进程看，劳动力职业的转化快于地域的集中 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割和政策上的限制。[8]

（三）从城市化空间进程看，地区间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于峙.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J].国际城市规划.2009（S1）.

[2]陈秀山，王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研究[A].井冈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薛艳峰，任虎.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其问题[J].经济论坛，2007（6）.

[4]段杰，李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动力机制及发展前景[A].经济地理，1999（12）.

[5]余秋雨.当代都市文化略论[A].戏剧艺术.1997（1）.

[6]徐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A].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3）.

篇5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篇6

本文就目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旨在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策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所有权的安排，而企业所有权又抽象的概括了公司治理结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由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三部分组成，是一种二元制结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股权集中程度过高等。

1 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

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它由董事会、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人员共同组成。在此结构中，三者处于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力、法律体系、文化传统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体现在公司治理上主要表现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委托理论以及古典管家理论等，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理论是目前最具代表性、最为普遍的公司治理理论。

1.1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理论

1.1.1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指出，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只要公司在良好的制度下运营，那么公司不仅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还能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这一理论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指出经营者和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引起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关键。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以内部管理层制度、技术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为支撑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两权分离，所以委托能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有机融合。

1.1.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司治理，是公司各方为了各自利益而形成的共同参与的制约平衡机制，指出公司有若干利益相关者，而公司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股东利益，它的经营目标应是满足各利益追求者的需求，让其它利益主体有机会共同参与到公司治理环节中。

1.2公司治理模式

世界各地区在社会、历史、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各国由于具体国情的限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和经济参与程度不尽相同，所以各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导致不同融资制度的形成。就企业而言，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资本结构、融资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1.2.1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又被认为是市场导向型治理模式，外部市场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此种公司治理的灵感来源于“盎格鲁美利坚”式资本主义，它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础是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流通性强的资本市场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受此制度的影响，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此种公司治理模式。

1.2.2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即通常意义上的网络导向型治理模式，内部经理人员和股东的流动在公司治理中占据着突出作用。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灵感来源于“日耳曼”式资本主义，欧洲大陆国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础是主银行在公司监控方面的实质性参与和股权的相对集中。

1.2.3家族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家族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最为一种普遍的治理模式，它将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融合在一起，将家族与公司合一，公司的主控制权在家族成员间实现了有效配置。家族监控型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础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结合。受此制度影响，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此种公司治理模式。

2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2.1股权过分集中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和前提，法人股、国有股持股比例高是其在股权方面的突出表现。如此集中的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控制所有者，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不利于监督和约束经理层，极易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同时，股权主要集中于国有股，而国有股自身存在出资者代表不明确、产权模糊、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控制方式等诸多问题，加大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使企业经营目标的政治化倾向明显，难以实现企业运转机制的灵活转换。股权的过分集中加剧了原有政企不分的弊端，政府直接进入企业管理层内部，政府凭借自身的股东身份指派董事会凌驾于股东大会之上。所以导致股东和上市公司在财务、资产和人员安排上长期不分离，关联交易大肆盛行。大股东管理者公司的一切事物，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2.2董事会欠缺独立性

目前，国有股在公司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原主管部门和国有股东掌握着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董事长一般兼任着总经理。在此背景下，总经理任命董事会人选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同时，总经理直接对政府大股东负责而不对董事会负责，这样就会架空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利。在股权如此集中的前提下，董事会由内部人员或者大股东控制，限制了董事会的权利。

2.3缺乏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报告数据显示，65.4%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认为自己的风险、职责以及才能得到了相应回报，32.2%的经营者认为尚未得到任何回报，而41.7%的经营者非常不满意于自己目前的经济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励约束机制的欠缺。除了部分公司以外，大部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仍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工资制度，薪酬结构表现出极强的单一性，难以有效约束和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而且也难以达到高管人员的期望值。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容易出现的行为，最终给中小股东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除此之外，由于缺乏健全的权责机制，导致经营不善和决策失误行为的频繁发生，但是却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制裁和惩罚高级管理人员。

2.4外部监控机制不健全

外部监控机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等机构对公司的监控力度较小。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基本内容的银企关系，但现行法律却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金融行业和证券业投资，商业银行的代表没有加入到其中任何一个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中。第二，并购市场和外部公司控制权市场缺乏对公司的有效监控。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控股方掌握着大量的不可流通股份，而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与经营者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进一步限制了上市公司改进绩效的成效。第三，经理市场是公司外部监督的重要手段和机制。由于具体国情的限制，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结构和现状极大的约束和制约了经理市场对公司管理者行为的监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评价管理者才能制度，经理市场培育在我国缺乏可操作性，导致经理市场的监控作用进一步削弱。

3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的措施

3.1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为股东大会履行职责创造和谐环境

相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降低国有股持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制度，实现股权制度的动态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不断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要推进机构投资者的建立，充分发挥机构股东的推动作用，实现向银行、证券投资机构、境外投资机构和社会基金的配售。同时，要积极推进内部职工持股制度的建立，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为实现途径，积极培育新的投资主体。除此之外，要创造有利环境，切实保障股东大会依法履行职责，最大限度的维护股东利益。股东大会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2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不断完善董事会功能

公司可以扩大董事会的现有规模，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制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董事会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可以采取累计投票制来选取董事会成员，降低控股股东对董事会的把持和束缚，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在董事会内部建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治理委员会等，由独立董事负责，保证董事会履职的有效性，进一步强化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除此之外，要保证董事会成员依法履行职责和义务，并建立完善的报酬激励制度。

3.3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公司要实现经营成果和报酬的有机融合，给高级管理人员较高的报酬，同时给予员工与公司业绩相一致的公司期权。假如因为高级管理人员自己的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罚。高级管理人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公司要贯彻执行《公司法》的若干规定，建立起由董事会确定经理报酬、股东大会确定监事和董事报酬的薪酬结算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将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业绩相挂钩，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3.4健全外部监控机制

上市公司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就要建立并完善信息传递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同时，证券监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巡回检查工作制度和举报制度，加强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的限制，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松；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亟待解决的基础[J]特区经济；2011（06） .

[2]朱剑玲；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J]东北财经大学；2013（12） .

篇7

关键词：工程量清单；作用；分类；形式分析

中图分类号：TU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145-02

1　工程量清单的含义

工程量清单是把承包合同中规定的准备实话的全部工程项目和内容，按工程部位、性质以及它们的数量、单价、合价等列表表示出来，用于投标报价和中标后计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工程量清单是承包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工程量清单的作用和要求

(1)工程量清单是编制招标工程标底价，投标报价和工程结算时调整工程量的依据。

(2)工程量清单必须依据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分部分项工程项目划分及计算单位的规定-施工设计图纸、施工现场情况和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3)工程量清单应由具体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编制。

(4)工程量清单应当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3　工程量清单的分类

工程量清单的分类，按分部分项工程单价组成来分有。

(1)工料单价。

直接费单价由人工、材料和机械费组成。我国目前的单价是按照现行预算定额的工、料、机消耗标准及预算价格和可进入直接费的调价确定。其他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差价、税金等按现行的计算方法计取列入其他相应价格计算其中，这是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编制方式。

(2)综合单价。

部分费用单价只综合了直接费、管理费和利润，并依综合单价计算公式确定综合单价。该综合单价对应图纸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即分部分项同工程实物量计价表，一般这部分费用属于综合费用。综合费用项目如脚手架工程费、高层建筑增加费、施工组织措施费、履约担保手续费、工程担保费、保险费等，这部分费用属于部分性费用。我国目前非竞争性费用采用定额预算编制方法套用定额及相应的调差文件计算，而竞争性费用由投标人依据工程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能力自由报价。

(3)全费用单价。

全费用单价由直接费、非竞争性费用和竞争性费用组成。该工程量清单项目由工程清单、措施费和暂定金额组成。工程量清单由分部分项工程组成，措施费由各措施项目费组成：暂定金额即不可预见费，它包括工程变更和零星工程(计日工)。全费用单价合同是典型、完整的单价合同。对于该子目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必须加之说明界定。工作量清单不能单独使用，应与招标文件的招标须知、合同文件、技术规范和图纸等结合使用。

4　工程量清单计价与传统的定额计价的区别

(1)定额计价是我们使用了几十年的一种计价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价格=定额+费用+文件规定。并作为法定性的依据强制执行。不论是工程招标编制标底还是投标报价均以此为唯一的依据，承发包双方共用一本定额和费用标准确定标底价和投标报价，一量定额价与市场价脱节就影响计价的准确性。定额计价是建立在以政府定价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管理基础上的价格管理模式，它所体现的是政府对工程价格的直接管理和调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曾提出过“控制置、指导价，竞争费”、“量价分离”、“以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等多种改革方案。但由于没有对定额管理方式及计价模式进行根本的改变，以至于未能真正体现量价分离，以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也曾提出过推行工程量清单报价，但实际上由于目前还未形成熟的的市场环境，一步实现完全开放的市场还有困难，有时明显的是以量补价量价扭曲，所以仍然是以定额计价的形式出现，摆脱不了定额计价模式，不能真正体现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条件自主报价。

(2)工程量清单计价是属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范畴，其思路是“统一计算规则，有效控制水量，彻底放开价格，正确引导企业自主报价、市场有序竞争形成价格”。跳出传统的定额计价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计价模式，依靠市场和企业的实力通过竞争形成价格，使业主通过企业报价可直观的了解项目造价。

(3)工程量清单计价与定额计价不仅仅是在表现形式、计价方法上发生了变化，而是从定额管理方式和计价模式上发生了变化。首先，从思想观念上对定额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多年来我们力图通过对定额的强制贯彻执行来达到对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这种做法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初期，的确是有效的管理手段。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以政府行政行为作为对工程造价的刚性管理手段所暴露出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要寻求一种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段，从定额管理转变到为建设领域各方面提供计价依据指导和服务。其次，工程量清单计价实现了定额管理方面的转变。工作量清单计价模式采用的是综合单价形式，并由企业自行编制。

篇8

一、社区经济的特点及其与街道经济间的差别

(一)特点

1.地域性社区也就是地域性社会，地域性在社区经济发展中属于基本特征，存在于特定区域范围外的经济活动都不能称之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指的是其经济主体分布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上，同时其劳动力的产生也必须呈现出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力、主要技术的构成以及主要的服务对象。

2.社会性在社区经济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由于社区除了地域性特征外，其内部关系还涵盖了情感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在努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关注社会性。

3.服务性社区经济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其始终将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作为目标。所以，社区内的所有经济并非都在社区经济范围内，这正是社区经济与其他经济间的不同。

(二)社区经济与街道经济间的差别

1.主体差别街道经济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作为了主体部分，由街道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而促进这些企业的生成，有着明显的政企不分的半官半商经济。从其经营角度上看，街道经济的目的在于以解决街道就业及实现高利润为主。等同于一般的经济实体，呈现出竞争性的本质特点。社区经济范畴中的抵偿与福利性经济部分刚好弥补了市场缺陷或失灵的情况，是在构建良好社区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在经济体制不断的深入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下，社区经济将非营利性组织与公益性组织作为了主体部分，比如合作社组织等。

2.目标差别街道经济与社区经济存在主体差别，那么这两者间的目标也因此不同。街道经济一直将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充实财政拨款和解决就业作为根本性目标。唯有设立此目标，方能通过街道实体的创收补充街道内各职工的低收入，开展集体性、福利性活动，加快社区建设。简言之，发展经济就是街道经济的主要目标。和街道经济完全不同，社区经济的目标是积极营造舒适、便捷、健康的良好环境，以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生活，让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为自己的生活所带来了各种便捷与乐趣。所以社区福利最大化是社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目标。

3.机制差别对于街道经济这一个市场主体而言，实际需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其遵循的是市场化机制，这就决定了其经营状况会受宏观经济形势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财政政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社区经济所遵循的是非市场化的机制，其呈现出了一定的福利性、无偿性、低偿性特点，所以其机制涉及了计划性在内的多元机制。由于社区经济经营方式丰富多样，因此促进了该多元机制的形成。

二、加强促进街道经济向社区经济转型的具体对策

(一)加快盈利性经济实体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将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改进与调整，从以往由政府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向由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的方式上转变，实际中若由政府配置本该属于市场配置的资源，那么将很难促进效率及效益的提升，从而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情况严重，更有甚者会发生寻租或腐败现象。街道经济同样如此，在因产权不清而影响发展的重压下，对其实施深入全面的改革、改制至关重要，比如采用出售或持股等形式推向社会，实现企业的市场主体目标，同时积极的参与到广阔的市场中寻求更好的发展，通过税收等各类方式为社会造福。

(二)加快非营利性、低偿或无偿的服务项目发展步伐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下，居民对自身的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实现高档化、专业化的服务要求成为必然，只有开展能够良好服务于社区居民的项目，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的生活提供各种便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项目应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有的项目可通过无偿的方式进行，比如开展专家讲座，传授人们科普知识、生活健康方面的知识等，有的项目可通过低偿的方式进行，比如法律咨询等，该项目实际运行中可做到盈亏平衡。

此外，在居民收入的提高下，无论是服务消费水平还是服务层次都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消费需求是教育类、文化生活类、娱乐类等。由此一来就提供了社区经济生存发展的市场需求，社区应结合具体的经济实况，在良好的时机下推动现代化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并将该服务作为社区经济结构的核心。家政服务中涵盖了家电维修、家居清洗、便民店等环节;医疗卫生服务涵盖了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全程服务、定期上门体检等环节;少年儿童服务涵盖了婴幼看护及教育、假期托管、兴趣特长培养等环节;文化娱乐涵盖了休闲中心、健身房、图书阅览室等环节;特殊服务涵盖了老人、残疾人生活照料中心、弱智儿童辅读班等环节。可见，社区服务涉及的广阔领域，就拿社区医院来说，其便利性、服务性要比大医院更高、更细致，充分掌握患者的生活实况、收费低，由于仅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所以不用现代化的设备和高层次人才为其提供支持，只需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为医疗质量保驾护航，就能达到一定的比较优势。

(三)处理好发展与服务、执法与监管间的关系实际中，只要是国家明确提出放开的领域或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应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针对一些困难弱势群体，应为其创业实施流动注册，并上门提供优质服务。街道税务所应促使已日渐成熟的创业企业积极开展二次创业活动。税务部门的专职管理人员应为企业的改制、股权变更设置、资产评估等各项审批手续的办理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建言献策，避免政策矛盾的发生。街道工商部门、劳保所、城管部门应全面整顿职介市场，严防各类不合法的职介活动，积极营造氛围好的职介环境，以促进创业人员更好的发展。只有实际做好这些工作，和企业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方可做到有效的联动与双赢，方能促进社区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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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后勤 经济学 社会化 改革

中图分类号:G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05-02

一、高校后勤改革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的商品经济学说及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商品经济学说关于“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观点,为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后勤实体企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后勤服务产业化、后勤队伍专业化。

2.制度变迁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均衡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制度选择集中,由高校为适应外部变化、捕捉制度不均衡的潜在获利机会而寻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政府出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施以政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兼有这两者的成分。

3.交易费用的理论。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高校的后勤提供是由学校主导还是由市场配置,就要取决于管理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比较而言孰大孰小。

4.产权经济理论。剩余权力是产权理论研究的核心,剩余控制权的主要经济意义是,允许所有者拒绝不支付所有者要求的价格人使用它的资产,而这就是所有者能够获得并保有资产的剩余收益。

对于后勤社会化改革来讲,前提是在对现有的资产进行全面的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进行明确的产权界定,明晰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理顺产权关系既是后勤改革的基础,也是后勤改革的目标。

二、高校后勤服务属性的经济学分析

1.高校后勤服务:从纯粹公共产品到私人产品。高校后勤的改革,既体现为理论也体现为实践的不断推陈出新。随着改革向深处跨越,为了有效地消解新的实践困难,在理论上仍必须“走回去”,必须在源头上回答高校后勤改革的本质内涵以及现实指向等诸多问题,而剖析高等教育服务和高校后勤产品的经济本质区别,明晰后勤服务产品的本质属性,籍以指引改革方向,则是当前理论之第一要务。

首先对产品性质的内涵做一概略性的说明。所谓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按萨缪尔森的话,就是公共产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划分,最简单的理解是源于产品受益范围的不同:用于满足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共同提出的公共需要的产品为公共产品;用于满足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分别提出的私人需要的产品为私人产品。纯粹的公共产品具备两个本质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即消费者在消费某种产品时并不妨碍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同时享用,也不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利益,不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在消费这种产品时,很难将拒绝为此产品付费的消费者排除在受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问题研究范围之外。

(1)高校后勤服务作为公共产品何以成为必然。高校以事业方式自办后勤是与传统社会、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环境相适应的。把高教当作公共产品来提供,所以高校后勤也只能体现为公共产品,唯其如此,高校的基本运行才能得以保证。高校与高校后勤处于密不可分的捆绑式结构,后勤的资源配置与教育资源的配置一样遵循计划,高校吃政府的“财政饭”,后勤吃高校的“财政饭”。

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专门化程度较低,甚至没有形成产业的概念,尤其是第三产业。没有来自社会的冲击,高校后勤自然处于没有竞争压力的态势之中,处于行政垄断的保护之下,处于低水平的独家经营的状态。高校的一切都属于计划控制的范畴,后勤自然也不可能越出这个雷池。其结果是,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涵盖教职工及其家庭和全体大学生),服务内容的宽泛性(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子女的所有生活问题),服务提供的福利化,排斥成本核算等等都使得高校后勤成为一种公共产品。

(2)高校后勤服务成为私人产品何以成为必须。随着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不断深入,高校后勤服务已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后勤服务资源的利用率达到饱和,则必有一部分人无法享受这种服务,或者享受的服务质量较差。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接受这种服务的对象相对固定的,他们较少具有流动性和变异性,因而作为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产品的服务对象是明确的。但是高校日益开放,体现在高校后勤的服务对象上,已不再限于师生员工,还有很多的教职工家属,甚至延伸到校外,如果这时再用公共产品、福利化的思路来提供高校后勤,则会产生严重的“溢出效应”,与国家大力兴办高等教育是相违的。高校后勤服务之所以要成为私人产品,是因为高校后勤的经济性质不同于高等教育的性质。国家在保持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同时,没必要把不同性质的高校后勤也捆绑在一起,这样既违背教育规律,又违背经济规律,使得高校后勤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因素。

后勤服务不同于教育,它的消费具有直接效用,因而更具竞争性和排他性。学校增加一个学生,边际成本不为零,会降低原有学生得到教育服务的水平,如平均受教师关注的程度会降低,生均校舍面积、图书、仪器等教育资源会减少。并且在技术上学校完全有能力将教育的消费者(如不付费者)排除在学校或教室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后勤是私人产品,至少可以说,在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中,由于高校后勤的存在,其私人产品的比重更重了些。而私人产品符合完全竞争假定前提中关于产品的消费利益必须内部化的要求,从消费方面看,私人产品不存在市场缺陷,如果产品在生产方面符合完全竞争的假定条件,即该产品的每个生产者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具有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且能在现有技术的条件下最有效地生产这一产品,那么市场提供将使得这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处在理想的水平上。也就是说,私人产品的市场提供可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2.高校后勤:教育与产业的双重属性。

(1)高校后勤的教育属性。我国的高校后勤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教育和产业的双重属性。从后勤工作的性质和功能来看,不论是基建房产、总务、设备,还是物管、养护、维修、膳食,它们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讲最终都是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服务于人才的培养,因而具有教育属性。理解和重视后勤的经济属性,必须首先理解和重视后勤的教育属性,承认和重视高校后勤的教育属性,就要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保证高校对大学生的补贴和扶持真正到位?怎样限制后勤服务者通过垄断、随意提高价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如何使全体学生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控制在能接受的范围内?怎样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

(2)高校后勤的产业属性。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后勤又具有明显的产业属性。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总体框架的确立,后勤工作不可能沿袭过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师生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都要求从管理方式到管理程序都要把后勤工作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来运作。产业是具有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指具有同类或相互密切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从供给角度来看,是指具有类似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特征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类似经济性质的服务活动。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高校后勤服务首先是一种产品,而且是私人产品,既然是私人产品,就应由市场提供,既然由市场提供就具有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同时,既然是产品而且是私人产品,就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或类似经济性质的服务活动。回到前面提出的产业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确定:高校后勤具有产业属性。

三、对高校后勤改革的认识

1.高校后勤的经济属性对后勤改革的启示。高校后勤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纯粹公共产品发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产品,这种经济属性的转变就决定了传统的福利型后勤提供模式是没有效率并且难以持续的,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高校后勤的需求,因此必然走向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并不是要脱离和违背教育,而是要更好地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高校后勤服务工作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经济活动,属于社会第三产业,具有经济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后勤要按经济规律办,讲求经济效益,又要遵循教育规律,注意社会效益,才能发展壮大。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高校后勤具有教育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因此后勤社会化改革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坚持高等教育公共品属性。为教育服务决定了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同时,也遵循教育规律,“三服务、两育人”的宗旨不能变,后勤服务永远肩负着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责任。同时,社会化改革后,高校后勤将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中,为了保证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后勤部门要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强化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树立以改革求生存、向市场要经费、向管理要效益的观念。

2.高校后勤改革的层次与框架。高校后勤社会化,即是将高校教学、科研、师生生活的后勤支撑条件置于社会化服务的大环境中,开放现有的高校后勤管理系统,走市场化的道路。最终达到“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国家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管理,政府、学校和社会监督管理”的新型高校后勤保障体系。

后勤社会化既是一个管理模式改革,更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将后勤服务部门,由计划管理的、行政命令的、福利型的经济单位,向市场为导向的、按行业规律组建成的、服从价值规律的现代企业的转变。其过程为:后勤部门人财物逐步实现与学校行政管理体制脱钩,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服务型企业实体;吸引社会投资逐渐实现后勤实体产权多元化;建立完善的高校市场准入机制,鼓励社会第三产业加入高校后勤服务提供;校园服务与社区服务协调发展,高校摆脱后勤经营管理工作,自主选择服务提供商,其对后勤的职能仅仅保留规划与监督的功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将本该由社会举办的后勤保障服务还给社会,学校主要负责教学、科研、育人。后勤服务部门脱离学校行政系统,以企业化的经济组织形式融入社会,必将带来高校办学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改革的内容或者说改革的框架来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体制改革。变供给制、福利型的无偿服务拨款制为经营型、企业型的有偿服务收费制。建立“精干、高效”的后勤行政管理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后勤服务经济实体。按“管理、服务功能和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的原则,组建企业化的服务公司,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2)运行机制改革。将计划经济经费拨款的运行机制改为主要靠市场经济收费制驱动的新的运行机制。学校尽可能将公用经费指标按照招生数量和工作性质分解到各单位,对师生的福利尽可能由暗补改为明补,减少实物分配的无偿占有量,增大货币分配的有偿占有量。

(3)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社会化方向和企业化管理的要求,建立相应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定编定岗,坚持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双向选择,以岗定人,引入竞争机制。

(4)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工资制度,引入激励机制,以岗位、贡献、效益为主要考核指标,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5)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后勤社会化管理改革,应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并应在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可采取引进、联营、租赁、服务合作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化改革。

四、结束语

高校后勤改革没有统一的样板可循,各高校要根据实际条件选择各自最佳的改革时机和改革模式,要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办学发展的最佳模式。而就后勤服务的具体项目而言,因其经营性质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在同一学校内部的各个部门的改革上也不必追求改革的统一性,不必强求各方面都要在同一时间、按同一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进,可以灵活地选择改革形式,不必拘泥于形式的统一和时间的同步。社会化改革的下一步应重点解决后勤实体的企业化建设、后勤实体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以及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误区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嘶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3.章勇.高等教育成本核算的研究[J].重庆工商人学学报,2004(5)

4.杜驰.高校教育成奉核算初探[J].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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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转型与新兴市场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迅速的制度变更,该特征是理解与此相关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区别于成熟审计市场的另一显著特征在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该结构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变化趋势则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相联系。从理论角度看,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会对审计质量供给产生影响。

【关键词】证券审计市场;制度变迁;竞争性市场结构;审计质量

要把握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任何抛开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现状而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特征的认识都只具有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必将丧失其适用性和原有意义。由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由此入手。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发展必然伴随着更为迅速的制度变更,这也是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需求和供给等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一、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

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册会计师的业务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业务范围涉及验资、查账、所得税申报以及外汇收支报告等(杨时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创造了公众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同时,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才开始形成。显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相提并论。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轨迹类似,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过程决定了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在发展初期其主导力量也必然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易琮,2002;韩洪灵,2006)。

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较早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审计市场的非市场自然细分(行政细分)所导致的无序化问题。这种无序化的行政细分则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行政细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职业服务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尽管他们观察到市场的自然细分一定程度上在当时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声誉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无疑市场的行政细分抑制了竞争并造成了审计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陈武朝和郑军(2001)指出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政府部门是审计市场的最大需求者,但这种非市场化的需求和行政细分的结果决定了其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多数会计报表使用者尚未真正关心审计质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少或基本不靠质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争取客户,同时亦助长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审计市场问题的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应用于当前与审计市场有关问题的分析。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我国审计市场的行政性细分是市场化发展初期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现联合。1997年8月全行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销事务所638家,撤销滥设的分支机构1474家。1998年启动的脱钩改制工作则使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真正独立的公司法人,从体制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103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工作。200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税务管理中心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发展初期制度的匮乏以及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向规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进的过程,也正是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研究中所谓的“基础设施”从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主导应当指的是政府是规则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运动员”亦非“裁判员”,而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证券审计市场发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导并没有问题。据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场需求,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发展将会自动选择独立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将事务所脱钩改制理解为政府无奈选择结果的观点(如刘峰和林斌,2000)。因为本质上讲独立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Watts&Zimmerman,1986),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在相关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对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因此脱钩改制不是政府的无奈选择,而是其培育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必然之举。

二、制度变迁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与发达成熟证券审计市场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这可以视作我国区别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树华(2000)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度与国际趋势存在着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户家数计算“十大”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48%、44%和35%,市场集中度较低并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各年间的排名很不稳定,研究结论认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此后的研究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后期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吴溪(2001)对我国1997年至1999年的证券审计市场进行了考察,三年间按照股本总额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分别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审计意见的考察结果研究表明,在这三年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在总体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研究结论指出2000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政府诱致性合并重组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发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业务收入数据对1998年至2000年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全行业前“”事务所的各年市场份额分别为42.35%、48.07%和53.47%,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她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正说明行业制度变迁(脱钩改制和全行业规模化)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则同时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0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户家数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为31%,后者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则达到了49.46%,差异来自于比较基准的不同。笔者对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2年至2004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1PanelA所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几乎全部为“(或五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英国的审计市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100%,日本为最低也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反,如Panel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国审计市场中前“十大”(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按客户家数计算仅为25%(11%),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则为48%(33%),按照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为53%(39%)。Herfindahl指数也显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性程度,根据客户家数计算,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约有50家同等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按照客户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分别为22家和15家。PanelC反映了国际“四大”中国所的市场份额情况。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国际“四大”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按照客户资产总额、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国际在“四大”的市场份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达到34%和38%,表明国际“四大”在大客户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审计市场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不过,与上文所提到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这三年间的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时间序列上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竞争程度仍然较高,但是以上结果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发展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市场竞争开始向着较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供给:一个争论

鉴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部分研究者将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与审计质量供给联系起来(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刘明辉等,2003),认为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首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发达市场国家如美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1997年深圳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试点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业完成改制,审计市场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垄断,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阶段,市场集中度不高是历史造成的现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国外研究者对于市场集中现象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Dopuch&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化以及产品高质量的声誉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集中现象,我国部分研究者的观点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认为是由于审计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会计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市场集中现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过构建了一个无差异化、纯价格竞争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市场集中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既不是审计质量差异化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订约活动(Contractingpractices)、客户规模分布(clientsizedistributions)以及事务所生产效率的差异(differencesinauditorproductivity)联合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结合上述解释,笔者认为,若将审计质量高低与当前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相联系恐难有说服力,同样,若将审计质量差异化与此相联系一样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那么竞争性的审计市场结构对审计质量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来(如Krishnan&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绝大多数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审计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差异化、审计质量差异化沿着何种维度分割、事务所规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场一样与审计质量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未有定论的研究课题。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

(1995)均认为在寡占型市场中,大型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可能并不必然与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相联系,原因在于费用溢价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务所依靠市场势力所获取的经济租。这使得从供给方考察审计质量陷入尴尬境地,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应能够较好地避免该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武朝,郑军.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需求的特点及其影响的探讨[J].审计研究,2001(1):51-53.

[2]韩洪灵.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结构、行为与绩效[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李树华.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刘峰,林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与政府选择:一种解释[J].会计研究,2000(2):9-15.

[5]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7):37-41.

[6]吴溪.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9):14-16.

[7]夏冬林,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40-46.

[8]谢德仁,陈武朝.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的细分研究[J].会计研究,1999(8):2-10.

[9]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J].经济评论,2001(3):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