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的形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 完善国土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探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问题与建议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保障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检察监督机制建议 试论我国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问题 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理性审视 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若干问题研究 从检察角度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金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怎样更好衔接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具体制度构建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完善烟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完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1-3-20。

参考文献：

[1] 徐燕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研究--兼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J].犯罪研究，2005（2）

[2] 徐显明.公民权利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2

[3]周章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6（6）

[4] 周腾.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篇2

关键词：城乡规划法；控规；思考

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是对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深化、补充与完善,为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性管理文件和土地出让条件,并为修规的编制提供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划法的颁布，例如《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城乡规划法》，让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控规编制的方法必须寻求创新。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首次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在规划的制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发表意见, 并将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予以制度化，从而真正实现城乡规划法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1当前控规发展问题分析

1.1难以兼顾公共利益和市场经济规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转变为:从城市和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的配置城市空间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城市的公共利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机制，确保城市各项建设活动的健康有序，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城市规划建设法律、法规的施行和政令的畅通。

城市建设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既有以经营为目的的开发行为，也有以社会环境效益为目的的公益性建设行为。政府在城市土地空间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并通过城市规划确定哪些用地用于公益性建设，哪些用地用于市场化开发，从而保障城市的合理发展。控规是落实政府目标的重要工具。

在城市规划体系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核心是保证发展中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但是过分的依靠市场经济规律，由于行为主体不顾及其自身行为的外部性，必然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他们在经济环境、地理条件、开发方式、居民诉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体现公共利益的要素在不同区域也有差别。因此，为了保证公共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需要根据控规针对的具体地区，具体社会经济环境对规划控制要素进行相应的调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控规在编制过程中，在控制要素层面还很难实现这种调整，通常都是套用现成的模式，引用相似案例的要素和指标进行控制，很难做到有的放矢。

1.2 编制层面的问题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主体的混乱。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执行应该是政府行为，代表全民的共同利益，但目前有些地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是由开发商直接委托、控制和决定，使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为局部利益服务的工具。

规划区范围划定不合理。规划区范围的划定有时不是根据行政区划、功能组团、地理分界等来划分，而是根据开发项目、招商引资要求确定的，这使得各项规划成果内容、要求不统一，且与周边规划缺少协调。如有的规划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之多，有的规划区面积仅有十几公顷，差别较大。规划区范围太大，易造成规划成果的内容及深度不够。

1.3 规划编制组织的不适应性

当前城市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各种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和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划编制体系，从土地利用的层面看，对一个大城市而言往往需要在总体规划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再以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为依据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每一层面的规划都需要一个周期，即便各项规划编制交错组织，不包括报批时间，覆盖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时间也需要4一5年，在此期间，各专业规划编制的时序与范围往往也未能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机衔接，造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不能在技术上全面落实上位规划及专业规划的空间要求，出现了同一地区多个规划覆盖，缺少综合与协调，有的甚至出现疏漏或矛盾，如此，一个天生就有缺陷的规划成果难免在实际工作中又将面临调整。

2改善控规编制方法的理论构想

2.1 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控规编制修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变革，控规作为城乡经济规划中的重要部分，也要随着社会环境体制的变化而重新审视内容的编制。控规在成为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依据和基础以后，必然涉及到城市中各个利益集团的责、权、利关系，控规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应该积极符合法制原则，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弹性和适应性处理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托市场经济规律，即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控规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控制要素和控制要求做出适当的调整，保证法律文件的合理性，提高控规的适应性，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城市建设开发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也是保证控规的法律严肃性、科学性以及对城市建设实施动态控制的基础。

2.2编制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每个城市在控规编制文件中必不可少的一节，其有效性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市民认识水平和行政管理的引导，以及真正意义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等，而不是仅仅在规划编制与管理中的简单参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利益的共存和竞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体现在城乡规划领域,一些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且通过相互间的交织和竞争动态地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关系。开发商、社会公众、地方政府、规划师都成为新的利益结构中的主体,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诉求也日益强烈。

（1）使多元化的利益冲突趋于平衡

在城乡规划领域,规划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较量的结果。过去,规划由规划师和政府官员主导,其往往重视当前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往往取决于不同个人和利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各种公众参与程序,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通畅表达,不同的意见、观念得以公开呈现,如此,平等沟通和理性协商才得以进行,妥协方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2）监督公共权力运行

公众对公域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公众的参与下,在公共舆论的监督下,才能有效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不仅要求最终的规划决策向公众公开,更要求规划的编制过程向公众开放。如此,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应当是利益相关者通过理性协商和利益博弈的开放过程。此种开放的决策过程有助于确保公权力的运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腐败的发生。

（3）增强规划管理的民主化

公众参与使得民众参与进来,这可称之为“行政民主化”的表现。通过听取公众的意见,规划编制机关可以更好地了解公众的意愿,加深对规划编制区域的了解,有利于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形成共识,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同时,公众参与为公众和政府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决策的可信度,使公众更容易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划。

3对未来控规发展趋势的改革思考

3.1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应与社区规划相结合

有的控规只包括了一个社区，或者是涉及几个社区的局部地块，因而规划人员很难从社区的角度来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必须使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社区规划相结合。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如能把社区规划纳入，则将为社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和规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为社区建设中各项配套设施的完善提供切实的保障。

3.2加强城市设计研究

城市设计与控规相结合的编制方法有助于增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控制，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将城市设计的意图和要求转化为规划控制的实际条件对项目建设进行控制和引导，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指标体系。城市设计还能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形成强有力的解释和支撑，增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说服力，能够较好地让领导及群众接受。城市设计首先应当重视城市空间形态的结构性调整;其次要不断推敲深化内部组织格局;最后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设计导则。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同时又相互启发。

3.3实现经济、政策和公共利益三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调控手段，在满足日照间距及环境容量的前提下，容积率等各项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的制定，应切实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实现城市土地价值的总体最大化。土地容量控制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和决定了土地开发建设投资方的预期收益，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制定还应充分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要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公正、公平。在确定控制引导内容和标准时，首先应坚持保障公益的原则，其次还要保证城市功能的公共、公用和公益设施的空间落实，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犯，要在综合平衡与协调的基础上提出各项设施布局的综合优化方案，并应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加以具体落实。

篇3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

1.根据岗位能力需求提炼专业核心内容

社会和企业对岗位人才的需求是职校的培养目标，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是课程设置的依据。专业核心内容是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内容，它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能够提供形成岗位专业技能必须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二是能够提供就业岗位所需要的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知识和能力结构；三是能为学生创建就业行为导向，关注学生的就业与人格发展。培养学生在动态的社会情境、职业情境和生活情境中，具备一定的主动应对能力以及责任感。

2.根据核心内容确定专项能力模块

核心内容提炼于数控机床操作工人必须具备的岗位能力。岗位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专门技能及专业知识，注重掌握技能、掌握知识，以获得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方法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方法及学习方法，注重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社会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注重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做人，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例如，培养数控机床操作工这一岗位能力的专业核心内容分析如下：

通过对核心内容、能力、知识、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我们将数控机床操作岗位的专项能力划分为四大块：通用技术模块、机械加工模块、数控编程与仿真模块、数控机床操作模块（见下表）。

3.根据专项能力模块设置核心课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根据能力模块，按照教学规律，通过一定的优化组合和科学创新组建专业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内容的主体是专业技能及相关专业知识的集合，课程内容的排序结构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顺序，体现教学策略，真正将能力培养放到了中心位置，实现了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原则。

4.根据核心课程规划和完善专业教学计划

核心课程的目标取向基本一致，即强调能力与知识的整合，认知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融合，内容与方法的兼顾。核心课程的课程形态和目标取向确定之后，还要考虑通用能力类的基础知识课程设置和职业能力形成链的完整性等问题。严格依据核心课程这一条主线，设置好基础课程和相关课程，规划和完善整个专业教学计划。

二、构建就业导向性课程体系框架

1.课程体系的主体内容

职业基础课程：职业道德、职业素质、职业通用能力；通用技术课程：职业关键能力、职业关键技术；专业技能课程：专业基本技能、专业技能、职业能力；职业认证课程：职业技能资格和等级认证；校企合作课程：根据就业单位需要开设课程，包括技术课、技能课和用人单位的企业文化课。

2.课程体系的基本内涵

（1）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观。专业技能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围绕形成岗位的工作技能和职业能力这个中心展开。通用技术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围绕着铺垫好专业技能课程而展开，而职业基础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则关注学生的整体精神构建，围绕着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通用能力这个中心而展开，既可单独开课，又强调将其贯穿于专业教学的始终。这三大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依据岗位工作过程的需求相互协调、互补组合，突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2）课程体系强调实践教学，突出职业技能训练。引入国家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认证，将就业教育与职业资格高度融合，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接轨。学生毕业前考取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从资质上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得到企业认可。

（3）校企合作办学是就业教育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把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各环节和要素充分结合起来，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在真实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培养。校企合作办学的开展，不仅能让学生亲身感受企业理想与文化，提高职业素养与能力，而且帮助学生快速向职工的角色转换，为学生就业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4）基于岗位能力本位的理念建立的课程体系，便于掌握课程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还能够根据产业和经济结构变化和发展，调整更新课程内容，调整教学计划，紧跟市场需求，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参考文献：

[1]姜大源.网上资料“职业教育理论系列论述”.

[2]张明德.讲座“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研究与课程开发”.

篇4

内容提要: 英国自17世纪开始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以来，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论依据方面先后经历了“礼让说”、“债务论”等理论，1907年的艾默纽尔诉希芒案（Emanuel v．Symon）所确立的五条规则，基本上是英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对人诉讼判决的基本规则。但1953年特华斯诉浩利案（Travers v．Holly）的判决，使得英国上诉法院开始考虑司法礼让问题；加拿大在1990年的莫哥德投资有限公司（MorguardInvestments Ltd．v．De Savoye）案之前，一直遵循希芒案规则。但莫哥德投资公司案判例所包含的司法礼让规则，丰富了加拿大国际私法的“就近原则”。莫哥德投资公司案由此成为加拿大各姊妹省相互间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英国及加拿大的理论与实践，对解决我国各法域间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礼让原则

从英国和加拿大的实践中，我们不妨可以乐观瞻望，19世纪英格兰法院在属地法原则基础上解释和适用的有关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将为新的规则即司法礼让规则所代替。

（一）扩充礼让规则的必要性

司法礼让规则不同于胡伯的国际礼让说，前者只是借用后者的名称而已。

主权国家在其领土内享有完全排他的管辖权，这是自古罗马法以来就为各国所遵守的属地法原则。与此相伴，对发生在他国领土内的争议是否行使管辖权这一问题，国家往往是持迟疑或否定态度。在英国和加拿大以往的实践中，管辖权的地域性规则均有明显表现就非属偶然了。[1]

然而，现代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孤立存在。这也决定了各国彼此间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承认外国判决的效力。因此，在普通法系国家对物诉讼的判决，如一国法院对居住在该国的人作出的离婚判决，将为他国法院所承认。同样，在某些情况下，一国法院也会承认和执行他国法院所作出的对人诉讼的判决。因此，如被告在诉讼提起时在外国出庭或同意该外国行使管辖权，则内国法院将执行该外国对违约诉讼所作的判决。这与礼让的要求一致，是一国对他国境内的合法诉讼的尊重。

但国家并无义务执行其认为在外国法院管辖区域外之外的判决。特别是英国法院对于有关合同的判决，无论合同在何地签订，除非被告在诉讼提起时在外国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或接受该外国法院的管辖，否则，均拒绝执行。即使是在外国管辖权下能得到最恰当判决之诉讼，如前述须在外国履行其关于位于该地财产之个人义务的莫哥德案，也是如此。

因此，如果将礼让观念固守在对外国主权的尊重上，而不考虑在当今这样一个司法权分授于采取礼让这一学说的各国所组成的世界中的便利和必要，我们就不能很好解决判决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碰到的理论困惑。为此，我们应有以下两点共识：

首先，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全球民商事流转关系呈加速发展态势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国际私法在构建自由、公平、有序国际民商事秩序中的协调与保障作用。在辛格尔诉女王案（Zingrev．The Queen）中[2]，迪克逊法官（Dickson J．）引用首席法官马歇尔（Marshall C．J．）在斯库那交易所诉M．法顿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MFaddon）中的表述，主权国家之间“共同的利益促使统治者们互相交流”。[3]显然，国际私法的规则是以方便时代对财富、技术和人的适当有序的跨国界流动的需要为基础的。这正如冯·梅伦和特劳特曼所认为的那样，“达成某种程度的承认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在我们这个高度复合并互相联系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团体都穷尽每一个主张其陕隘利益的可能机会，则将导致不公正和正常生活模式的混乱。”[4]而雅特玛（Yntema）则认为，在经济上紧密联系、政治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各异的法律制度并存的当今世界，冲突法的功能在于在每个案件中选择、解释和适用最能促进州际和国际商事交流发展的特别的地域的法律。换言之，在于协调商事交易中各类问题所涉及的各地法律的适用。[5]

其次，于多法域国家而言，在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扩充礼让规则的内涵，既是一国宪法性的要求，也是建立共同市场消除各种区际贸易障碍的要求。仅就加拿大而言，有学者认为，在共同国籍可确保加拿大人跨省流动的现实情况下，[6]尤其是在建立共同市场是宪法之要求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的贸易和商务活动往往被看作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大事。[7]这就表明在加拿大境内各姊妹省之间相互执行判决是一种迫切需要。当然，加拿大司法体制本身也是为这种需要而设立的。因此，在没有必要担忧各省之间民商事判决质量前提下，在所有的高级法院法官都是由联邦政府指定和给付薪水，在所有民商事判决都要服从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最终审查，而最高法院可以确定一省法院对某一诉讼是否正确行使了管辖权和在何种情况下另一省法院应承认这些判决。所有这些，都使得各省相互间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并不一定需要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坚持的“充分诚信”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在联邦国家内是与生俱来的。

以上表明，随着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进一步丰富礼让的内涵是完全必要的。尽管英国法院19世纪所采用的方法，可能看起来十分适合大不列颠当时的情况。莫哥德案之前加拿大遵循英国的做法，也可能适合加拿大当时的情况。因为，当一个在英国的被告发现他要应对在世界某一遥远角落的、一个他曾去旅行和联络过的国家提起的诉讼时，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麻烦。但现代的旅行便利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使19世纪的许多担扰显得狭隘和局限。为适应资金、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从充实礼让内涵的角度，来构筑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理论和法律基础，无疑是必要的。这样，就将使得为确保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总体利益而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采取更宽松原则成为可能。

（二）司法礼让原则的内涵

前述表明，英国和加拿大在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实践中所蕴含的司法礼让原则，可归结如下：

1.司法礼让首先是受托法院对外国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尊重

如果判决法院所行使的管辖权是恰当的，受托法院就应对该判决给予充分信任。在确定判决法院行使管辖权是否正当问题上，英国及加拿大采取的是以下标准：

第一，类似情况标准。前述莫哥德案中，亚伯特法院对未在该法院地居住的被告所做出的缺席的对人诉讼判决，能够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法院承认和执行，就是因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法院认为，亚伯特法院行使的管辖权是恰当的。这里，所谓恰当的标准就是，受托法院在类似情况下也将行使管辖权。该案表明，某一省的法院只要在某一诉讼中正当或恰当地行使了管辖权，其他省或区法院对该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就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此相反，如法院行使管辖权，可能会导致一个人仅仅通过搬到另一个省就能逃避来自原省的法律义务；如果法院仅考虑到被告的居住地提起诉讼，而不考虑该诉讼会有巨大开支和不便，也不考虑相关交易与另一省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如果判决在当地的可执行性是原告选择法院的决定性因素且原审法院由此行使管辖权，受托法院如果承认或执行该原审法院的判决，对被告人而言，无疑都是不公平的。

当然，于原告和判决法院而言，在选择诉讼法院以及受案法院在决定是否使管辖权过程中，都应该考虑到判决在承认和执行地的情况。此即所谓管辖法院与执行法院的关联问题。而执行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判决时，则应以判决法院“正当”或“恰当”地行使管辖权的事实为基础。承认一个在与诉讼标的物有最密切或至少重要联系的管辖范围内作出的判决可以满足秩序和正义的要求。但如允许一人不顾该管辖权可能与被告或诉讼标的物的联系而在任何管辖范围对他人提起诉讼，则是与秩序和公正原则不一致的。[8]因此，对被告的公正，就要求判决应由一个通过公正程序并且行使管辖权有适当限定性的法院作出。

第二，真实与实质性联系标准。在对管辖区域外的被告行使的对人诉讼管辖中，如果管辖法院与案件具有实质性联系，即只要管辖权的行使符合就近规则，则管辖权的行使应认为是恰当的。前述表明，尽管英国和加拿大在真实与实质联系原则的内涵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该原则是两国在国际私法领域共同遵守的规则。

通常，法院对被告的管辖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诉讼时被告在管辖区域内或以明示或者默示协议方式服从法院管辖；一是诉讼时被告在管辖区域外并且对管辖表示抗辩。对第一种情况，管辖法院的判决在承认与执行方面一般不会遇到问题。但第二种情况下，被申请法院往往要确定判决法院的管辖权是否恰当。尽管实践中，加拿大各省向外省的被告送达传票之规则限制性条件较少，在认定判决法院管辖权恰当性方面，仍需要有一定限制，而这一般要以就近原则为依据。

在莫瑞诉加拿大波尔有限公司案中[9]（Moran v．Pyle National＜Canada＞Ltd．），[10]联邦法院的迪克逊法官从产品的“正常销售渠道”，尤其是“省际商业流通”中推导出萨斯克其万行使管辖权的合理性，由此阐明萨斯克其万法院行使管辖权符合就近原则。[11]由该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一省法院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则该判决在其他省被承认和执行也似乎是同样合理的。因此，前述辛格尔案中，迪克逊法官称，礼让是基于作出判决的管辖权和承认判决的管辖权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此应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根据“类似情况标准”还是“真实与实质性联系标准”来判断受托法院的管辖资格，实质上都是受托法院在根据本国的管辖权规则判定原审法院的管辖权，受托法院据此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实质上是行使本国间接管辖权的结果。

2.礼让是互惠的前提

前述在英国的特华斯诉浩利案判决不久，加拿大国际私法学者中，就开始有人主张，对于对人诉讼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应考虑互惠规则。前述1987年马科特诉梅格森案则是采用互惠规则的实践。另外，加拿大制定有《互惠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法》（the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Act），适用于对外国的金钱给付判决的承认和执行；[12]加拿大的相关省（如萨斯克其万和新伯伦瑞克）也制定有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条件的立法。

从上述实践及立法看，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是，判决承认和执行中的司法礼让与互惠关系如何？二者是两个并列的命题还是具有从属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司法礼让应该是互惠的前提。即只有被申请法院根据礼让规则承认和执行管辖法院的判决，才有判决承认和执行中的互惠问题。反过来讲，如果被申请法院没有依据前述“类似情况标准”和“真实与实质联系标准”（就近原则标准）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管辖法院的判决，二者间也就不存在所谓互惠问题。也正因为此，加拿大在第一城市资本有限公司诉温彻斯特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案（FirstCity Capital Ltd．v．Winchester Computer Corp．）案中，[13]被告方辩护人提出须特别注意不列颠哥伦比亚法31条第6款，[14]根据该款的观点，被告方辩护人的意见是合理的。但根据该法第41条的观点看，该辩护方的意见是不能被采纳的。[15]

因此，莫哥德案之后，加拿大及其各省的互惠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法，由于缺失莫哥德案的规则，面临着修改和完善问题。

（三）司法礼让原则的例外

英国及加拿大（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表明，受托法院一般不对外国法院判决进行实质上的审查，或者不对外国法院关于事实认定进行审查，这本身就是对外国法院司法礼让的一种具体表现。但实践也表明，司法礼让并非毫无原则或限制的礼让。一般而言，司法礼让往往要受到以下限制：

1.外国法院的司法程序必须合法。程序合法是程序正义的必要保障，也是正义司法的表现。从各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看，各国对程序合法性往往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给当事人合理的通知和答辩机会；二是法院的判决不是通过欺诈或违法方式获得的。如果原审法院在程序上存在上述问题，被申请法院则可以作为例外，拒绝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的判决。

2.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不得违背法院地的公共秩序。法律适用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有所谓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采用何种标准，一般由各国自己决定。

四、结语

上述表明，在国际（或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坚持司法礼让原则，对国与国之间而言，是进一步促进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各国间民商事交流良性发展的需要；对一国内不同的法域之间而言，则是建立共同市场即实现人员、资金及技术无碍流通的需要。因此，这里所说的礼让原则之实质，既是国家对其司法主权所要求的属地性原则的自我限制，也是一国内的各法域对其司法自治权所要求的地域性原则的自我约束。其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小或者杜绝政治制度的歧异与意思形态领域的差别对解决民商事争议的影响，从而使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权益得到稳固而切实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坚持司法礼让原则，是国际（或区际）民商事交流得以良性发展的前提之一。

目前，中国之内以四个法域为基础的共同市场呈加速发展态势。[16]但在各法域之间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还有许多亟待努力的空间。仅从海峡两岸在该问题上的现实困境中，就可略见一斑。

目前，大陆承认与执行台湾地区民商事判决的法律依据，体现在对台湾地区有关司法文书是否认可问题上由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四个司法解释中。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17]、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18]，以及2009年5月14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19]台湾地区关于大陆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则主要规定在1992年7月16日台湾地区正式颁布施行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20]这些文件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均对彼此法院的管辖权给予尊重和认可；第二，均对彼此法院判决效力的同等性给予尊重和认可。

这些文件实施以来，所取的的成效无疑是显著的。如1998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1997年4月26日的一份债务纠纷判决作出认可其法律效力的裁定，允许当事人依据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21]1998年6月9日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南投地方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22]2001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离婚判决的效力。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大陆各级人民法院依据1998年《规定》，受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支付令的案件已达200余件，处理结果得到台湾方当事人的称赞和肯定。[23]

但最近，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以“大陆的民事确定判决经台湾法院裁定认可后仍不具既判力”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三九号判决。[24]在该案中，初审法院台湾桃园地方法院认为，基于“两岸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项所采取之平等互惠政策原则，系争大陆判决业经系争裁定认可，不论执行名义为该大陆地区判决，或应与系争裁定合而为一，均应发生与台湾地区法院确定判决同一之效力，禁止再诉、禁止重为实体审查。[25]但台湾“最高法院”在第三审判决中认为，依“两岸关系条例”，对大陆判决未采取自动承认制，因而经裁定认可之大陆民事确定裁判，应只具有执行力而无与台湾地区法院确定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26]该案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台湾知名学者陈长文教授认为，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法官，似乎只因两岸条例之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文字不同[27]，即径行推论经台湾地区法院裁定认可之大陆民事确定裁判，应只具有执行力而无与台湾地区法院确定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于是准许债务人于台湾另行起诉，而重新就相同的诉讼标的请求实质判决，进而可能做出与大陆早已确定的判决不同的决定。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这种立场，是严重的倒退。[28]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修正案的字义或立法理由，均看不出立法者有意排除承认大陆民事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若不能主动改变立场，必将造成两岸人民就相同的争议重复奔波于两岸法院，不但损害当事人的权益，更会损害司法本身的尊严。

综上，尽管两岸关于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文件中，已经包含有互惠、对等方面的内容，但出于两岸共同市场利益的考虑，尤其是着眼于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利益的保障和维护，两岸仍需在司法互信和司法礼让方面继续努力。

注释:

[1]see Libman v．The Queen（1985）2S．C．R．178．另外，加拿大学者Janet Walker也指出：“我们所见的英国的作法（指Libman v．TheQueen案所强调的管辖权属地性做法——引者注），被加拿大的法院不经思考地采用了，甚至在对兄弟省份所作的判决方面也是如此。”See Janet Walker，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nflict of Laws 2000，p．197．

[2]Zingre v．The Queen，［1981］2 S．C．R．392，p．400．

[3]The Schooner Exchange v．MFaddon）11 U．S．（7 Cranch）116（1812）．

[4]Von Mehren and Trautman，Recognition of Foreign Adjudication：A Survey and A Suggested Approach，（1968），81 Harv．L．Rev．1601，p．1603．

[5]Hessel E．Yntema，The Objectiv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957），35 Can．Bar．Rev．，p．741．

[6]See s．6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Black v．Law Society of Alberta，（1985）1 S．C．R．591．

[7]See Constitution Act，1867，s．91（2）．

[8]See Joost Blom，Conflict of Laws－Enforcement of Extroprovincial Default Judgment－Reciprocity of Jurisdiction：Morguard Investments Ltd．v．De Savoye（1989），68 Can．Bar．Rev．359．，p．360．

[9]Moran v．Pyle National＜Canada＞Ltd．（1975）1S．C．R．393．

[10]该案中，一名电工在萨斯克其万拆除由安大略公司制造的灯泡时受重伤致死。而该公司在萨斯克其万无营业所也无任何财产，该公司的所有产品均销售给经销商而未卖给消费者，该公司在萨斯克其万也没有推销员或商。该电工的妻子和子女根据《萨斯克其万严重事故法》对该公司提起诉讼，并声称该公司在生产灯泡时有过失且未能提供有效的安全机制以防止不安全的灯泡出厂及出售或使用。在受案之前，法官认为任何过失都是在安大略发生的，所以侵权行为发生在法院地之外。但法官根据王座法庭法对原告在萨斯克其万提起诉讼给予了特别许可，并裁决允许向安大略送达起诉书和传票。后被告成功地向萨斯克其万上诉法院上诉，但上诉法院的判决被联邦法院撤销。See Moran v．Pyle National＜Canada＞Ltd．（1975）1 S．C．R．393．

[11]迪克逊法官认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侵权行为是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发生在A州另一部分发生在B州，或以一更严格的方式说，不发生在任何一州，则如何将之恰当地说成仅发生在A州就很难让人理解。总的说来，在决定某一侵权行为发生在何处时，诉诸于专断的规则既不必要也不合理。行为地和损害地理论都过于专断，太不灵活而难以为当代法学所承认。在迪斯泰勒案（Distiller'scase）和科德瓦案（Cordova case）中都暗含了真实和实质性检验标准。切西尔也曾提出一与此非常类似的检验标准，他认为，将侵权行为视为发生在为被告的行为或其结果所实质性影响的国家和其法律可能在双方的合理考虑之中的国家并无不妥。将此标准适用于一个过失生产的案件，则可拟定如下规则：当某一外国被告在外国管辖范围内过失生产缺陷产品，该产品进入了正常商业渠道，而他知道或应当知道作为其疏忽大意的后果，顾客可能受到伤害。而且，被告可以合理预见该产品会在原告使用或消费地使用或消费，则原告受到损害地区之法院有权对该外国被告行使管辖权。该规则承认了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所受伤害的重要利益。它承认侵权行为的过失原则，并承认侵权行为的主要因素是所受的损害。通过直接或经过正常的销售渠道在市场上供应其产品，只要生产者被诉之法院是其提品时所应合理考虑到的法院，该生产者就应承担产品责任。该规则对于省际商业流通中的有危险缺陷的产品尤为适用。See Moran v．Pyle National（Canada）Ltd．（1975）1S．C．R．，pp．408－409．

[12]R.S．N．B．1973，c．F－19，S．5；S．2（b）；R．S．S．1978，c F－18，S．3（b）．

[13]First City Capital Ltd．v．Winchester Computer Corp．（1987）6 W．W．R．212（Sask．C．A．）．

[14]该款规定：“如果存在如下情况，被申请登记的法院则不应作出准予登记的裁决：（a）原判法院（i）在被申请法院的冲突法规则下无管辖权或……（b）判定债务人既非原判法院所在地居民也不在该处营业，并且未自愿出庭或在诉讼中自愿服从该院的管辖”。

[15]Janet Walker教授就认为，实际上不列颠哥伦比亚法第40节就此阐述得很清楚，而该法并未剥夺判决债权人以提起诉讼方式来申请执行判决的权利，也无法阻止原告提起这样的诉讼并阻止其利用不断发展的国际私法规则。See Janet Walker，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nflict of Laws，2000，p．204．

[16]2003年6月29日和10月29日，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泛珠三角区域，也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08年6月以来，《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及新近签署并将实施的“海峡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不仅为两岸全面实现直接“三通”、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奠定基础，而且可以为两岸构建稳定共同体市场开辟法制保障通道。

[17]1999年5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是针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的个案批复式司法解释。该批复对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民事调解协议作了如下规定：“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应视为与法院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人民法院应比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予以受理。但对台湾地区有关机构（包括民间调解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

[18]在2001年4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中，对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法院的支付令作了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及其确定证明书申请其认可的，可比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予以受理。”

[19]该《补充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执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关于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的有关规定，维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的又一重要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共十个条款，主要从适用范围、案件管辖、举证责任、财产保全、审查程序、审判组织、申请认可及审理的期限等方面作了规范。

[20]“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第74条规定，在大陆作成的民事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断，不违反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认可的判决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在1997年5月对“条例”进行增订和修正时，于第74条增加了一项，规定台湾承认和执行内地的判决和裁决，须以互惠和对等为原则。1998年5月，台湾“行政院”又对“两岸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54条增订一条款项，即“依本条例（两岸关系条例）第74条规定申请法院裁定认可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应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事团体验证。”

[21]此案涉及许某与台湾长泰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纠纷，高雄地方法院判决长泰庄公司应付给许某新台币1685万元。该判决于1997年6月5日生效。判决生效后，长泰庄公司没有完全履行义务，许某于1998年得知该公司在上海浦东地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于是向该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一中院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后，按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认可的裁定。见《新民晚报》1999年7月16日第6版。

[22]前引[21]。

[23]http：//www．chinacourt．org，2010年8月27日访问。

[24]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二八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七六号判决。

[25]参见台湾桃园地方法院二四年度声字第一〇三二号民事裁定。

[26]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二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五三一号判决和二八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七六号判决。

篇5

关键词：初中 法治 观念 意识

“依法治国”于1999年写入宪法。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这些都表明了国家对“法治”的重视。但是，目前初中思想政治课教育中出现了诸多与法治教育严重不相适应的环节。

一、贯彻法治教育时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师法律知识体系不健全

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师通常只是在大学阶段学习过《法律基础知识》，并非系统接受过法律专业知识学习，未形成专业法律知识体系结构，对于法律概念处于模糊状态，对于法律现象不能做出清晰明确的判断。教师法律知识的残缺就为初中生法治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也就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思想政治法治教育观念偏离法治建设轨道

教育界提出了“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但是观念的改变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也依然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只要求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可能涉及的考点记牢记熟，能够应付考试即可，教学安排中不会针对法治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的讲解，更不会特意安排专门的教学实践活动。观念的偏差，必将导致初中阶段法治教育的难见成效。

（三）教学方法不利于法治教育

鉴于升学率的考虑，初中思想政治法治教育只局限于书本，只是教师单纯的教授，忽视学生的教学主体作用，忽视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导致社会经历缺乏的初中生对法治的理解只停留于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能做到法律现象与本质的融会贯通。

（四）社会环境不利于进行法治教育

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对于在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的初中生，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在其内心产生印迹，对其正确心理机制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违法违纪的现象，通过媒体等途径传达到学生中，对鉴别力不足的学生的法治教育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解决措施

针对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动员学校、家庭、社会力量才能予以根本改变。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教师整体法治教育水平

通过引进法律专业教师、聘请法治副校长、对教师进行法律知识提高教育等多种方式，提高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层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为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提供专业知识储备。

对教师进行法治教育专项培训，引导教师在教学中灵活运用案例教学、媒体教学、旁听庭审教学等多种多方位立体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法治现象和概念形成鲜活的体会。

（二）为学生创造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

学校作为学生接触最多的环境，必须完善制定各项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学校领导层，还是教师、学生，只要违法规定就按照规定予以执行，首先从学校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氛围。其次，公安、工商、文化管理等部门也协助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对于不利于学生教育的问题予以及时清除。

（三）督促学生形成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习惯

校园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校规校纪就是广义上的法律，遵守校纪校规就是学生遵纪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管理层和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对于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从而促使初中生形成自觉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习惯。

（四）帮助初中生形成正确的是非观

初中生心理发展难以适应生理的迅速发展，所以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利用课堂、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对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分清是非才能决定其思想的发育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进一步正确指导自己日常的行为。

（五）帮助初中生形成正确的法治观

初中生法治观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一个从社会现象抽象出法律现象，从法律现象中抽象出法律概念，法律现象与法律规定相匹配，最终形成法律判断的过程。而学生在这过程中也经过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是学法的过程。经过多次这样法律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初中生也就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法治观念，具有了对基本法律现象的判断能力。

（六）培养初中生形成法治意识

篇6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法治意识；培养措施

高中阶段的学生思想日趋成熟，对身边的人或事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学校或家长需要对这一阶段的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由于高中生课业任务较重，在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较长，故高中思想政治教师针对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努力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以改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使之形成法治意识，实现更好地成长。

一、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重要性

1.个人层面。

高中阶段是学生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三观，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另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自己的价值。

2.社会层面。

通过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除能够帮助学生自身获得更好的发展外，在社会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正所谓“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在高中阶段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培养学生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能够降低他们在未来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这有助于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持续进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在培养学生法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1.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高中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这是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主要障碍。首先，高中学生对思想政治学科学习缺乏重视。高中生学习任务较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而思想政治教学理论性强，学起来较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许多学生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态度十分消极。其次，高中教师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更多侧重于其学习成绩的提升，在教学中只关注高考考查的内容，常常以如何得分为目的让学生机械性地记忆思想政治教材中的重点知识，忽视了对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法治意识淡薄。

2.教材中法治知识较少，教师教学能力不足。一方面，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涉及的法治知识较少，对法治知识的解读也较为浅薄，且在实际的教学中这些知识往往被当作理论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法治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由于法治意识相关内容在高考中涉及较少，学校对于负责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不高，很多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在教学中只能照本宣科地讲解教材中的法律知识点，而对于学生需要了解的教材之外的法律知识，任课教师无法有效进行补充讲解。另外，部分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程度有限，无法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讲解，这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甚至会使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产生偏差。

三、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有效措施

1.加强师生对法治教学的重视。

教师和学生对于法治教学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法治教学的效果，因此，为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法治知识，学校需要切实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法治意识重要性的认识。首先，加大思想政治教学中法律知识讲解的比重，给学生提供充分学习法治知识的机会，为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其次，对教师开展充分的法律知识培训，加深教师对法治意识的理解，使其有能力胜任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从而增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教学效果。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邀请法律专家开办讲座、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激发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积极性，拓宽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学习的参与度，让法治教学发挥实质作用。

2.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法治内容，加强教材与法治教学的联合性。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学习的主要渠道，因此，要加强法治意识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渗透，教师就要深入发掘教材中的法治内容，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法治教学开展的意义，增强法治教学的成效。同时，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任课教师应当科学调整教学策略，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法治意识。需要注意的是，高中的法治教学根植于教材，但不能局限于教材，教师应当积极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拓展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更加游刃有余地开展教学工作，给予学生更多的法律知识补充。对此，学校也要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法律知识学习机会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还要优化相关教学评价体系，对法治教学的效果进行科学测评，以便教师掌握教学中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篇7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了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突出党对法治的理念和态度。而法治方式作为方法论，是一种行为准则，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具体路径，体现了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性和必要性。

从党的执政历程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并愈加重视法治建设。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报告，不仅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

从推进发展的要求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凝聚着深化改革的法治共识。十报告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则是凝聚法治共识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得有法可依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基本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这一层面讲，改革的成效将更加体现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上，以切实保障改革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

从维护稳定的大局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顺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要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法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十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法制宣传教育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中的积极作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全新论述的提出，将对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行为准则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并使其发生深刻变化。而法治宣传教育作为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法制宣传教育是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理念是思维形成的基础，并对思维方式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法律形式可以在短期内进行移植，而法律思想却很难移植，它是在反复的反思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思”、长期实践的过程。法制宣传教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通过宣传教育，真正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植根于领导干部心中，并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认同。

（二）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必由之路。认知因素，即一定的知识积累，是形成法治思维、提升运用法治方式能力的必要条件。领导干部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信仰、自愿守法和自觉用法，是法律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广泛的途径。目前，我国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规和90%的地方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机关执行的，这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规。同时，作为法律知识的传播，还包括传授法的机制、法理知识和法律史观等内容；不仅告知着法律的既定规制，还阐述着“为何如此而非彼”的法理精神，从而在知识普及中增强领导干部对法的认知，形成法的意识，提升法律修养。

（三）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形成法治信仰的有效手段。“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从过去的学法守法用法到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尊法”，这是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了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准则。法制宣传教育担负着法律规制的传播职责，能为领导干部的行为提供标准，促进领导干部形成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培养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信念。特别是法制宣传教育中法治文化的传播，以文化特有的引领和约束功能，影响着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传播着法治观念和对法治的价值判断，培植着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从而促使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自1986年以来，通过27年持之以恒的普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养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和时展的要求相比，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扩展其广度和深度。

（一）更新工作理念。一是创新性理念。创新是法制宣传教育体现时代价值的根本所在。通过创新途径、创新机制等手段，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推动领导干部在全民中带头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二是制度化的理念。要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三是求实效的理念。切实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纳入法治建设先导区等目标的考核体系中，作为检验普法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二）创新工作方法。当前应着力构建三种类型的法治教育模式。一是导向型的法治教育模式。通过大力宣传用法治推进科学发展、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典型事迹，切实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良好氛围，促进领导干部对法治价值的认同。二是参与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多组织参与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等实践教学，提高法治教育活动的思辩性、互动性。三是渗透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建立机关内的法治文化阵地，使领导干部切实体会到法治就在身边，从而形成推进法治的自觉和自信。

（三）培育工作品牌。品牌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可以探索以试点运行、项目化运作的方式推进。通过项目化设计和整体化的推进，逐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品牌，以点带面地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四）优化工作体系。一是提升法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性。要以宣传宪法为核心，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同时，注重推介当前法学前沿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启迪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二是注重法治教育领域的广泛性。不断拓展法治教育工作领域。三是强化工作机制的协作性。运用纪律和组织等手段督促领导干部“真学、善用、坚守”。

篇8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人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主张“出礼人刑”，在“礼、法、德、刑”的关系上即是“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化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第二，无讼的价值观，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以诉讼为耻，“无讼为德”，无讼成为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见利思义”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的主张一直对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落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阶层萎缩，“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这种对“利”的态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相联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第四，集体本位的责任意识，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意识。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武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的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就连清末的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集体本位，换句话说，清末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权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和民主的误读。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义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等，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一面，在此就不过多赘述。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理性、正义、权利，正是西方法治传统的精髓。现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治已从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切实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法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权与自由原则。

乍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异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断两事物的相容与否，并不是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性，是为了找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资源，并不是从表面上找其相似性这么简单。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不仅是可能的，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历史和传统是无法割裂的，传统注定要对现实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过去传统的联系。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中国法治建设若离开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弘扬，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作为一个历史的连联过程，传统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历史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文化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

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延续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并经过长期发展就会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那种主张所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废墟上建立现代法治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文化必然要与所准备构建的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则，即是构建了现代法治也会遭到传统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现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第一，“德主刑辅”，道德渗透于法律的现代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现代法治主张“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法治是良法的统治，丧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绝对不是良法，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对礼法的道德评判的关注，对现代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实施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时候，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使其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发展的要求。

第二，“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

“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要实现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借鉴“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在义利观方面，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没有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两者关系上偏重于义，即强调“见利思义”。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恩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一个道德原则。“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信者，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诚信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目前，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帝王条款”的作用，与这种义利观也不谋而合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大力倡扬“诚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的现代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素来都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系统地实现法的多重功能，应注意防止单纯的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既要实现法的惩罚功能，又要实现法的教育、指引、预测以及评价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动力来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是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尤其是清代成文法、判例法几乎是交互使用的，律和例甚至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引用，“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与现代法治有不同程度的相容相通。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进行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的资源。但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观念都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地甄别，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合理性的精华。更需指出的是，传统法律文化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因素，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并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随着时展而更新，从而更具生命力。

篇9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坐标，是道德境界和行动先导，回答的是人生最为关切的问题。信仰比信任更多一层价值追问，比信念更具长期性和坚定性，比信心更强调思想自觉和道德自觉。让法治成为信仰，就是让法治成为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法治。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法律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一语揭示了法治的真谛。

法治信仰意味着相信和尊重法律，自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并把法律的要求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法治只有被信仰，法律才有尊严、权威和生命力，才能在人们心里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如果说法治信仰是“鱼”，那么由法治理论、法治理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方式、法治素养和法治体系等构成的法治文化就是养“鱼”的“水”，刚性的具有强制力的法治就是“鱼”的“岸”。

强调，要信仰法治。让法治成为信仰，要求法治必须是良法善治。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曾几何时，有的人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情不信法，不信法，信神不信法，甚至是信邪不信法，等等，法治的权威和生命力遭到不同程度的虫蛀。树立法治信仰和权威，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最根本保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执法中，要警惕以权代法的置换性执法，警惕以趋利为目的的选择性执法，警惕粗暴的扭曲性执法，警惕弹性裁量的运动性执法。在司法中，要破解100-1=0效应，充分认识司法不公造成的致命性伤害，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美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弗洛斯特，曾经提出了弗洛斯特法则。他说，应该筑一堵墙，首先要确定墙的范围，然后，把那些属于自己的圈进来，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圈出去。但怎样建筑好这堵墙，怎样界定属于还是不属于墙内的东西，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命题。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中”。把法律刻在人心上，“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让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特别是道德对法律的滋养作用，用道德底蕴、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公序良俗支撑法律，让法律成为成文的道德，道德成为内心的法律，用法治的硬约束和道德的软约束构建法治中国。

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这是法学家的美好愿望，也必将使中华大地上，通过法治的权威性、至上感带来无比的安全感、幸福感，这就是法治信仰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外溢效应。

篇10

关键词：人性善 人性恶 法治

人性善恶的评判自百家争鸣之时就有争论，至今仍未有确定的结论，人性善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时期、依据不同的标准得到的结论自然也是不同的，无论是我国的古代社会制度还是西方的自然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与人性善恶的评判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对人性不断地认识并且给与适度尊重和满足的基础上，社会制度才会越来越完善，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地前行。

一、人性善恶的评判

人性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本能和生理特征，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要满足人性所表达出来的各种欲望和需求，就必须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马克思说认识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各样的人性善与恶的评判也就出现了。一般来说，善就是好，恶就是坏，善与恶是一种道德评判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有了善恶的评判才有了道德的产生，也就是说，符合道德评判就是善，不符合道德评判就是恶。在此意义上说，人性善恶也是一种道德假设。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的利益为中心，符合道德评判的人性就是善的；相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性人性即是人性恶。这都是道德意义上的评判，在法治社会条件下，对于规则又该如何制定才能符合善恶的评判呢？

我国战国时期的孟子是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性善论从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是认为人性本善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我们中国孩子所熟知的经典读物《三字经》开篇即是“人之初，性本善”。与“性善论”相反，战国时期的荀子最先主张“人性本恶”，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但是每个人都有欲望的追求，这是人的本性中就有的，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本质是恶的。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更是坚定认为人性恶，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秦王朝更是将这种思想推到极致，形成单一的法治。

西方国家的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赎罪，要用忏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从某种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恕。这样才能在死后进入天堂，否则就会进入地狱受苦。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这也是西方法治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人性善恶对法治理念的影响

法治理念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主要内容是法律的权威性是法治赖以实现的根本保障；限制公权力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公正是法治最普遍的价值表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实质。

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充满了各种规则，这些规则不断调整着不同的人不同时期的人性满足。尊重和满足了大部分人的人性，社会才会安定。从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说，统治者或者是宗教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威的需要才会形成对人性善恶的评断。无论多少思想家的评判也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中国古代王朝的变迁都是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号就是最好的说明，西方的社会制度更是与宗教密不可分。

主张人性善，实行德治，认为人的恶行可以由道德教化转化为善行。这从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政策中明显的体现出来。中国秦朝是主张人性恶，建立法治，但是由于单一的法治过于极致演变成罚治，使得民怨沸腾、秦朝腐败灭亡。之后的统治者吸取教训改变单一的法治将礼法结合，法治与德治并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主张人性善，主张伦理本位，德治主义，人治主义，要求统治者本身有德行，推恩于民，施行仁政。

与中国相反，西方宗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赎罪，人性是恶的，有权者会利用人们让渡的权利来危害他人的利益，这就需要用制度来约束统治者的人性，维护人们的利益。法治就是治理当权者而不是治理权利让渡者。人民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国家权力为人民服务，依照人民意思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西方国家建立法治社会，崇尚法律的权威，以各种法的完善来更好的保护人的自由价值。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西方是注重法律方法，强调问责。

人性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多考虑道德方法、和解加调解以便息事宁人。例如面对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三鹿案件、苏丹红案件，首先考虑的是生产者的社会责任、道德心，而不是质问生产者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该有的态度吗？生产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不顾他人的合法权利，这是他们人性恶的一面，在制定法律制度时就该考虑到生产者会为了自身利益危害他人利益，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柏拉图的哲人王统治梦想的破灭不正是最好的说明吗。

三、结语

对人性的正确认识是人认识自身、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前提，忽视或者否认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特征就会对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具体的人产生极大地危害。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性就要受到人类规则的制约。

人性是一种道德假设，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有不合理。人性善恶也是一种道德假设，无论在社会制度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看这种社会制度在当时社会的具体社会效果，而不是单纯的批判。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人性恶是现代法治的哲学基础，人性恶的观念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保障公民权利，实现良法之治，没有这种观念是无法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的。

参考文献：

[1]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侯灵华.荀子人性论研究[J].中国商界,2010,4.

[3]王海明,人性是什么[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