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篇2

一、人口减少及人才流失原因分析

客观地讲，人口和人才变动趋势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落后、条件艰苦、失业率高的地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驱动力越强。大兴安岭作为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人口和人才输出型地区。1.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人才流失较多。五年间，全区卫生行业人才流出141人，占卫生行业同层次人才的8.3%，且主要是学科带头人或中高级职称的业务骨干。教育行业中高级职称教师人才流出21人，占中高级职称教师比重为0.6%。2.大学生毕业后异地就业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五年间，全区高考大学生13742人，回到本地就业和待就业的仅有4391人，68%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发达地区安家和就业，造成本地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失。3.气候寒冷、收入水平偏低导致人才外流。目前，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0283元，居全省11位，分别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8315元、17310元。特别是中高端人才在发达地区就业与在本地就业相比，收入水平平均高出2倍—40倍不等，且气候条件、生活环境较为优越，这是发达地区吸引人才的垄断性优势。4.就业空间有限导致适龄劳动力外出务工。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全区森工采运业逐年萎缩，新兴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空间有限，机关、事业单位及林业职工是我区就业主渠道，从业人员达到70980人，占从业人员比重78.5%；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10292人，占比重11.3%；非公有制企业仅能容纳就业人口9195人，占比重10.2%，企业就业空间和领域较小，特别是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还不能提供与发达地区同等机遇、待遇的就业岗位，导致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5.随迁家属及异地养老人数增加。由于人才外流，随迁家属的人数也不断增多，或随夫随妻或随子女外迁，按一家三口计算，五年间因人才流失随迁家属的人数约为11200余人。我区地处寒温带，冬季时间长、早晚温差大，部分离退休老人选择温度适宜的城市养老，而且人数逐年增加。

二、人口输出及人才流失对全区影响分析

按照目前每年人口及人才净流出测算，到2020年，我区常驻人口将减少到44万人，2030年减少到34万人。人口和人才流失势必会对我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影响有：1.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影响经济发展。目前，我区共有法人单位4099户，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1214人，从专业人员平均配备比例看，户均不足6人。而我区目前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和流失，必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2.文教卫生行业软件“瓶颈”突显。五年间，我区对各县区和乡镇医院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并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硬件环境大为改观。但人才软实力提升相对缓慢，医务人员整体医疗技术水平偏低、中高端人才外流现象，使部分病患者对在本地就医产生不信任感，导致大量病患外出医治。教育骨干力量流失虽然有所缓解，但每年还是有一些优秀教师外流，导致我区初中升高中的尖子生异地求学，使部分优质生源不断流失。3.新兴产业人才短缺现象更加突出。随着国家全面停止龙江森工和大兴安岭森工商业性采伐，我区进入了全面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着力发展具有林区特色的生态旅游、绿色矿业、绿色食品、北药开发等资源禀赋型产业，但企业发展需要高水平研发、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等，产业技能型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匮乏，将会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4.劳动力季节性“用工荒”频现。随着人口的加速递减，带来适龄劳动人口加速减少，季节性用工短缺现象较为突出。尽管我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009年的19460元增加到30283元，年均增加2165元，但劳动力外流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每年山产品采集期、企业生产期、建设项目施工期，劳动力季节性“用工荒”仍然十分突出。每到夏季施工季节，每天建筑工人日均工资达到200-300元，仍然很难雇到劳动力。5.林业生产一线职工老龄化趋势明显。从1964年开发建设以来，全区涌现一批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伐木工人，他们抗风雪，斗严寒，吃着冷硬的食物，多数人都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胃炎等职业病。在6774人的木材采运一线生产工人中，年龄在40以上的占到53.8%。在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有相当一部分一线生产工人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无法再转岗分流到其他岗位。而80、90后的年青人，因生产条件艰苦，不愿再从事森林管护和森林抚育等林业生产任务，林业生产一线职工出现“断档”，后续力量匮乏的现象将日益严重。

三、对策建议

篇3

【摘要】 目的 探讨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精神卫生健康状况，为政府制定相应精神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北京市丰台区三个乡的六个自然村中650名流动居住人口，采用问卷调查表及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精神卫生知识匮乏，对精神卫生知识了解者仅占12.3%。了解渠道单一，其中53.13%为电视、24.15%为报纸书籍宣传资料、17.33%为健康讲座社区宣传、97.04%希望获得法律法规的帮助、91.74%希望获得预防治疗康复知识、54.05%希望获得福利与保障政策、24.30%希望获得精神疾病诊疗机构情况。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住院患者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结论 流动人口对精神疾病知识了解极少，精神健康知识需求非常迫切；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精神卫生健康教育，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并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管理体系之中，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 流动人口；精神卫生；精神疾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Fengtai District of Beijing to provide bases for enacting corresponding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provision. Methods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combinatio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in 650 floating resident population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6 hamlets of 3 townships in Fengtai District. Result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had lower literacy and were short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and only 12.3% of them understande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understanding canal was single，53.13% from TV， 24.15% from propaganda informations e.g. newspaper and books，17.33% from community health lecture、97.04% expected to obtain assistanc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91.74% knowledge of prevention，cure and rehabilitation，54.05% welfare and guarantee policy and 24.30% information of diagnosing and trating facolity for mental disorders. There were som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their proport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scended year by year. Conclusion Floating populations are much short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nee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very urgently；One of our coming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is to enha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improve their recogni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bring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to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mental health；mental disorder

随着首都科技、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寻求发展与就业，丰富了北京市场，方便了居民购物，为北京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丰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拥有流动人口近70万人，其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我国1993年七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3.47‰［1］计算，丰台区流动人口中精神障碍患者近万名。为了提高这一群体的精神卫生健康水平，为职能部门制定相应干预措施或政策提供相关依据，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调研工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北京市丰台区三个乡的六个自然村中650名流动居住人口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相结合方法进行调查：（1）自行设计问卷式调查表。（2）在村委会协助下向流动人口住户统一发放问卷式调查表，并进行填表培训，个人填写完毕后，统一收回。（3）入户访谈，统一问卷指导语，采用一对一方式进行填写，防止诱导或暗示。

1.3 调查内容 (1)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在京职业、来京时间；(2)对精神疾病的了解程度、方式、周围是否有类似患者；(3)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压力、希望得到的帮助、解决方式；（4）其他情况。

1.4 收集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近3年流动人口精神疾病就诊的情况。

1.5 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分析。

2 结果

经村委会协调发放问卷式调查表共650份，收回有效表格612份，入户调查30份，共回收合格调查表642份，回收率94.41%。

2.1 一般资料 64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男351名(54.67%)，女291名（45.32%）；年龄17 a～55 a，平均（38±7.8） a；文化程度：文盲5名，均为50 a以上者，小学及以下164名（25.5%），小学以上至初中毕业354名（55.1%），初中以上至高中毕业87名（13.5%），大专及以上32名（5.0%）；来京时间7 mo～21 a，平均（8±6.9） a；从事职业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为主（82.7%），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占9.6%；收入水平：技术人员收入最高，个体商贩收入最低。精神疾病患者8名。

2.2 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了解程度、了解方式及希望获得帮助的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希望获得的帮助（略）

表1显示，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对精神疾病不了解者占45.17%、稍微了解者占42.52%、十分了解者仅占3.58%。了解方式53.13%为电视、24.15%为报纸书籍宣传资料、17.33%为健康讲座社区宣传。97.04%希望获得法律法规的帮助、91.74%希望获得预防治疗康复知识、54.05%希望获得福利与保障政策、24.30%希望获得精神疾病诊疗机构情况。

2.3 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 被调查的642名流动人口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主要为生活压力，对环境的不适应、家人的分离等。采取的应对方式：积极改变现状者196名（30.53%），保持现状被动等待者372名（57.94%），怨天尤人者74名（11.53%）。

2.4 精神病防治院统计资料 从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统计的数据显示，近3 a的门诊就诊人数中有12.4%的患者为流动人口，主要分为两类：来北京前已经患病，到北京后患病。住院患者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3 讨论

3.1 流动人口学特征及精神健康状况 本调查显示，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小学文化程度占2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1%，高中文化程度占13.5%，文盲占0.78%。调查中发现有8名为精神疾病患者，按此比例推算，流动人口中存在精神疾病患者大约9000余名，与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1］。

国内有文献报道了城市外来人口中的精神卫生状况［2，3］，在未来十几年中，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等家庭模式仍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主要模式，社会支持系统匮乏作为重要因素，仍将影响这一特定人群的精神卫生健康水平，处于生活、工作重压下的流动人口在特定的环境下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调研中发现在流动人口中精神卫生保健意识淡薄，精神卫生知识匮乏，认为精神卫生保健工作重要者仅占12.3%。90%左右的流动人口中对精神卫生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心理免疫力，使他们能够正确应对来自多方的应激情况，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调查还显示，流动人口获得精神卫生知识渠道单一，以被动接受电视、广播、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等学习方式者居多，而选择医护人员和科普知识讲座途径者较少。这可能与医疗保健机构和知识讲座是一种直接与医务人员沟通且针对性较强的知识传播方式，受时间、地点、人员等因素限制等，难于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而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快、信息量大、通俗直观，不为时间地点所限等因素有关。精神卫生知识专业性较强，因此，我们既要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各种媒体获得精神卫生知识，还要充分利用医疗保健优势，加大宣教力度，拓宽宣教渠道，提供多角度讲实效的知识讲座机会，以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3.2 流动人口与精神疾病 在人类历史上，移民被看成背井离乡、不安全及痛苦的经历，1685年瑞士医生Hofer 就描述人们对离开自己家园的反应特征，他将之称为“思乡病”。Jasper研究了18～19世纪的医学文献中较多的思乡病，总结的症状有：长期的怀乡、忧郁症、失眠、不思饮食，虚弱、焦虑、弥散性疼痛，紧张甚至昏迷。

移民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两类因素，一类是社会学因素，如都市化紧张，生活变化，种族歧视，缺乏社会支持，贫穷造成的经济应激等。另一类是文化人类学因素，如文化的丧失，文化移入造成的紧张，文化适应困难引起的文化休克等［4］。同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患精神疾病会被歧视，因此常只将躯体疾患标为医学疾患，而心里问题不标出，长期的心理问题的堆积最终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

国内亦有文献报道了流动人口中或流浪精神病患者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管理办法［5，6］。通过丰台区精神病防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男多于女，这可能与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与女性有关。以青壮年、未婚、低文化素质者为主。提示流动人口整体素质较低，加之长期生活在经济较落后地区，当进入经济较发达的新居地后，虽与移居国外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不存在言语障碍，但仍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如社会支持、就业问题、婚姻与家庭稳定问题、人际关系、生活习惯适应问题及医疗保健等问题。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呈低文化层次，当面对外界大量负性刺激时，极易诱发精神疾病。

流动人口精神卫生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增多，他们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将在北京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完全有权利获得与北京常住人口同等的公共和准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其人群的特殊性，如流动性大、经济收入较低和健康卫生意识较弱等特点，在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内容上，应该与常住人口有所不同和侧重，根据他们的特点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因此针对流动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及精神疾病的管理，建议如下：(1)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精神病患者属地管理，目前北京市已经建立了精神病患者三级防治网络，把流动人口的精神病患者纳入当地的防治网络中，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2)精神卫生问题是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应明确职责，协调卫生、残联、公安、民政等各个部门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指导。(3)加强流动务工人员的管理，尤其对高危人群如既往有精神病史的人员加强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及时提供社会支持，防患于未然。(4)流动人员接受保健服务的主要地点在社区和区县级医疗保健机构，建议政府应重视基层卫生工作，建立配套的综合激励机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精神健康保健机构应把建立社区健康服务作为重要任务，主动深入社区。(5)进一步开展精神卫生知识服务，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力争对精神疾病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参考文献

［1］ 沈渔邨.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01

［2］ 徐顺生，阳胜秋，黄永兰，等.建筑民工心理卫生状况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8，4（6）：437

［3］ 孙建中，李曼琴，吴兰兰.安徽民工心理卫生调查［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9，1（7）：38

［4］ 吉华平.移居、文化变异与精神健康［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0，4（7）：159

篇4

【关键词】 惠州市惠阳区；流动人口；未婚女性；人工流产；避孕知识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9.209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WEN Hua-ying， WEI Ji-lian， YANG Xing-juan. Guangdong Huizhou City Hu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izhou 5162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level in childbearing-age women. Methods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was taken to research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fter artificial abortion by 660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iyang distric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69.55% of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knowing 11 contraceptive ways， such as intrauterine device and condom， 7.27% having detailed knowledge of application way， principle and relative merits， and 20.91% having no knowledge of the mentioned contraceptive way. There were 39.09% of the women gaining their knowledge from television or radio， 30.45% from newspaper， magazine， book and leaflet， 20.15% from network， and 10.30% from training class and advisory service. Conclusion Enhance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unmarried female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ctive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of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by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 departments are necessary for reducing artificial abortion and repeated abortion rates， and improving reproductive health level.

【Key words】 Huiyang district of Huizhou 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Unmarried female； Artificial abortion；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人工流产作为一种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 是非意愿妊娠妇女的选择， 但是女性在接受人工流产会导致并发症的发生[1]， 严重危害女性健康。本研究对惠阳区所有计划生育服务点660例流动人口未婚女性的避孕情况进行调查访问，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篇5

1　资料与方法

以外省市来本区居住3个月以上者为监测对象。采 用血清学检测方法。在同一张PVC薄膜抗原片上采用免 疫酶染试验(1EST)方法同时检测血吸虫、疟原虫、丝虫抗 体。血吸虫抗体滴度IEST>≥：10作为病原学检查和治 疗的对象。疟原虫抗体滴度IEST≥1：5应作病原学检 查，IEST≥1：10应作病原学检查并进行抗疟治疗。丝虫 抗体滴度IEST≥1：10应作病原学检查，阳性者进行病原 治疗。

2　结果

2.1　监测覆盖率

1995-2008年全区所有街道均开展了“三病”监测， 覆盖率为100％。登记在册的外来流动人口数总计为 373 107人，14年共监测流动人口37 050人，平均人群覆 盖率9.93％(表1)。

2.2　血清学监测

1995-2008年共监测37 050人次，“三病”抗体总阳 性557人，阳性率为1.50％(表2)。

2.2.1　血吸虫病监测IEST共检测37 050人，抗体阳 性426人，阳性率为1.15％，其中1：5阳性423人，1：10 阳性3人。根据血吸虫抗体滴度检测结果，应治疗3人， 实际对3人进行了病原治疗，治疗率为100％。

2.2.2　疟疾监测IEST检测37 050人，抗体阳性123 人，阳性率为0.33％，其中1：5阳性119人，1：10阳性4 人。根据疟原虫抗体滴度检测结果，应治疗4人，实际对 4人进行了预防性治疗。治疗率为100％。

2.2.3　丝虫病监测IEST检测37 050人，丝虫抗体阳 性8人，阳性率为0.02％，其中1：5阳性6人，1：10阳性 2人。

3　讨论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卢湾区外来流动人口日益 增多。从1995年的6 000余人增至2008年的47 000余 人。这些人员大都来自上海周边“三病”感染率较高的 省市，给本市的卫生防疫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做好 外来流动人员的“三病”监测，是本区寄生虫防制工作的 重点。

本区“三病”监测的人群覆盖率自2004年以后有所 下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流动人员的界定问 题，目前本区主要在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中鉴别流动人 员进行“三病”监测，但外来流动人员在上海一定年限后 鉴别较困难，且因传染期已过，监测意义不大。有的外来 流动人员不是流行区来的，亦无监测的必要。另一方面 由于上海“三病”的发病数甚少，以至群众对检测的意义 认识不足，依从性较差，觉得没有必要进行“三病”检测。

本区1995-2008年“三病”各病种阳性率均处于较 低水平，监测总阳性率为1.50％(0.15％～2.89％)。 2007--2008年血吸虫病阳性率有较明显升高。由于上海 市血吸虫病发病率一直维持在0.01／10万以下的水平， 这可能由于近年来本中心检验人员变动所引起的系统误 差造成。

十多年的“三病”监测工作有助于本市控制“三病” 疫情。近年来本市“三病”发病率一直较低，从1979年以 来，本市没有发生内源性血吸虫病感染患者，1981年起疟 疾年发病率已低于1／10万，2003年疟疾年发病率已降至 0.13／10万，丝虫病的年发病率为0。“三病”监测阳 性率也相应偏低。2001-2003年，上海市“三病”监测总 阳性率为0.85％，其中血吸虫病阳性率为0.55％，疟疾 阳性率为0.28％，丝虫病阳性率为0.02％。而本区 1995-2008年“三病”监测总阳性率为1.50％，其中血吸 虫病阳性率为1.15％，疟疾阳性率为0.33％，丝虫病阳性 率为0.02％，各病种的阳性率均偏低，因此，提高监测的 敏感性尤为重要。

篇6

1.流动人口的规模有较大增长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见表1)，在山西户政部门的登记中，暂住人口2003年有57.09万人，2011年增长到132.6万人，在这8年时间里，共增长了232.26%。尽管暂住人口只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但是，暂住人口的发展状况已经反映出近年来山西流动人口的规模有了较大增长。2.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逐渐扩大，男性比例相应降低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见表2)，山西暂住人口从2003年到2011年的所占比例，女性由18.32%上升到32.47%，男性由81.68%下降到67.53%，这就说明，山西流动人口中，近年来女性所占比例逐渐升高，男性比例不断降低。3.流动人口中务工人员比例不断上升，经商人员比例不断下降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见表3)，山西暂住人口中，务工人员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11年的统计数字是81.10万人，2003年则是44.46万人，增长了82.41%;其在暂住人口中所占比例由2003年的77.88%上升到2009年的84.80%;到2011年，这个比例虽然下降为63.20%，仍占暂住人口的6成以上。其次是暂住人口中经商人员在减少，2003年所占比例是19.97%，到了2011年则降至10.24%，8年期间共下降9.73个百分点。这就表明，近些年来山西流动人口中务工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经商人员人数则在不断减少。资料显示，山西务工人员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3.2%;经商人员次之，占比约为10.24%;务农人员和保姆只占极小比例。4.流动人口中暂住一年以上的有较大幅度提升，暂住一年以下的有所下降统计资料显示(见表4)，在暂住人口的暂住时间方面，2003年，暂住一个月以下的有9.28%，暂住一个月至一年的有62.89%，合计为72.17%。到2011年，上述两个时间则分别为10.26%和49.02%，合计59.28%，比2003年下降了12.89个百分点。到了2011年，暂住一年以上的是40.72%。据此分析，山西流动人口中，在城市中暂住一年以上者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而暂住一年以下者的比例则在不断下降。5.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数量则呈明显的减少趋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见表5)，山西的暂住人口中，从人员来源看，来自省内者所占比例从2003年的36.48%上升到2011年的54.41%，提高了17.93%;来自省外者所占比例则从2003年的63.51%下降到2011年的45.54%，降低了17.97%。这显示出，山西的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内的比例有较大幅度上升，来自省外的比例则相应在降低。6.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近年来逐渐有所改善从暂住人口的居住处所情况来看(见表6)，2003年到2011年，居住在租赁房屋者(27.57%～32.04%)所占比例有一定程度上升，居住在工地现场者(35.08%～20.97%)所占比例分别有较大幅度下降，居住在单位内部(24.33%～21.06%)的比例有所下降。表明近年来山西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在逐渐改善。暂住人口中居住在租赁房屋、工地现场和单位内部者所占比例较大，合计近3/4。

二、山西流动人口发展趋势

根据2003～2011年山西暂住人口的基础数据，运用线性拟合预测的方法，对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部分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1.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趋势预测根据2003年～2011年山西暂住人口总数的基础数据(见表7)，应用线性拟合的方法预测:(1)到2015和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的总数将分别达到147.79万人和191.78万人，分别约为2011年的1.11倍和1.45倍。(2)暂住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将由2011年的68.76%逐步降低到2015年的65.66%和2020年的63.31%，女性所占比例则相应逐步提高。由此推断，今后一段时期，山西流动人口在总体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男性所占比例将继续逐步降低，女性所占比例则相应有所提高。2.流动人口职业分布趋势预测根据2003～2011年山西暂住人口主要职业分布的基础数据(见表8)，采用线性拟合预测:(1)到2015年，山西暂住人口中的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和务农人员将分别约达到94.18万人、11.4万人和1.15万人;到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中的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和务农人员将分别约达到116.01万人、12.08万人和1.2万人。(2)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中的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将先后达到约63.73%和60.49%，山西暂住人口中的务工人员人数分别相当于2011年务工人员数的1.16倍和1.43倍。可以推断，今后一段时期，山西流动人口主要职业分布的大致趋势是:在总体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务工人员人数不断扩大，其所占比例仍保持在60%以上，其他主要职业的从业人数变化不大。3.流动人口暂住时间分布趋势预测依据2003～2011年山西暂住人口的不同暂住时间的分布基础数据(见表9)，经线性拟合预测得到:(1)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中，暂住“一年以上”者将先后达到62.14万人和84.31万人，分别相当于2011年(53．99万人)的1.15倍和1.56倍;其占暂住人口总数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36.86%，先后分别达到2015年的42.08%和2020年的43.99%。就是说，暂住“一年以上”的长期居住者的人数和所占比例均会不断增长。(2)到2015年和2020年，山西暂住人口中，暂住“一个月至一年”者将先后逐步达到71.33万人和87.87万人，分别相当于2011年(65万人)的1.1倍和1.35倍;其占暂住人口总数的比例，则将由2011年的51.45%逐渐下降为2015年的48.30%和2020年的45.85%。暂住“一个月至一年”者人数将不断增长，但其所占比例则逐步下降。可以推断出，今后一段时期，山西省的流动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居住“一年以上”的将会持续增长，居住“一年以下”的则会逐渐缩小。

三、山西流动人口治理方面的创新举措

篇7

关键词：京津冀 人才流入 人才流出 受教育程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a）-0213-02

1 京津冀区域的人口流动的总量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北京市和天津市为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向地。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规模远大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15年初，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 400万人。

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流动情况（见表1～3），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北京市流入人口有245.6万增加到704.5万，增加了458.9万人，其中由河北流入北京的人口有2000年的55.5万增加到2010年的155.9万，年均增长10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入的22%，这个比例十年间基本不变；河北流入天津的人口十年间也增长了55.3万，年均增长5.5万人，占河北人口总流出的比例由2000年的16.7%增长到2010年的21.6%。

根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称，自2010―2014年四年间，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总量为455 132人。其中，由河北省净迁入80 032人，占四年来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率的17.58%，四年间增长比率持续增加。在北京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中近1/5来自河北省。此外，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北京市流动人口的1/5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初，河北籍在京流动人口数为181.97万人，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2.69%。在2010年至2014年间，在京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

相比之下，北京流入河北、天津的人口骤减，2000年北京流入河北人口2.9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31.6%，流入天津仅仅0.5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4.8%；2010年北京北京流入河北的人口增长到7.5万人，这只是河北流入北京人口的1/20，2010年流入天津2.3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出的8.3%。

2 京津冀区域人才流动的受教育状况

京津冀区域流动人口的数量差异巨大，但是，未来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竞争不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间接的反映了流动人口的素质・，而一个地区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不仅与当地的就业需求有关，也与当地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有关。

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56.1%，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为1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占13.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增长了14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学历水平的提升，折射出北京市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能力在提升。

与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津冀略差尤其是津，天津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具有初8.9%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71.6%，而河北地区的这个比例为67.9%，两个地区的这个比例相差不大；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天津为6.2%，低于河北的8.9%，与北京相比，低于北京近5个百分点；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天津仅为3.6%，低于北京近10个百分点，河北的这个比例为8.1%。

单独从高受教育程度和低受教育程度两个处于极端的比例来看，不好对总体受教育水平的高低进行精确的比较，为此引用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的《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计算出各类受教育完成的年限，计算了不同省份15岁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最高为10.87年，其次是河北的9.87年，天津最低。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了京津两地大量人力资本的迁入，相对于周边的河北省，京津两地对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人才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人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对最大化的追求，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分析来看，2014年京津冀三地该指标依次达到44 488.6、28 832.3、16 647.4元，北京和天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河北的2.67倍、1.73倍。从职工工资来看，2014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2 268元，天津为72 773元，相当于河北45 114元的2.27倍和1.61倍。2014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56 360元，高于河北11 246元，可以看出，河北的工资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别说与京津的比较了。由于对未来没有很好的预期，人才被京津两地高薪所吸引，大量高层次人才流失，“人才洼地”现象严重。

参考文献

[1] 孙蕊，温孝卿.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产业转移与人才聚集系统动态演进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5（8）：64-68.

[2] 王海旦.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透视[J]. 经济论坛，2014（9）：23-25.

[3] 许爱萍.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战略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0）：119-123.

篇8

流动方式

个体劳动力变家庭化迁移

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这些80后的年轻人，选择的流动方式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超过六成的80后流动人口，最近3年没换过工作。

《报告》分析，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产生归属感，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要适应家庭化流动趋势，满足流动人口家庭而非个人的需求。

工资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显示，今年4月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收入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流动人口主要就业于私营部门或从事个体经营，就业集中在制造业等五大行业。

制造业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最主要的行业，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制造业从业比例连续下降。2013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3.3%，较2011年下降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出现上升趋势，2013年在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婚育状况

已婚育龄妇女1/4“流动”

流动人口一直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弱势人群。国家卫生计生委推算，2012年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约6307万人，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的近1/4。流动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约占全国同期出生数量的1/3，已孕妇女选择在现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谦说，在孕产期保健、儿童健康管理、预防接种等方面，流动孕产妇和儿童是卫生计生部门应关注的重点人群。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怀孕、生殖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这些对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是挑战。

焦点

流动人口不是“超生大军”

近年来，曾有大城市为控制人口增长，对流动人口的升学、就业、购房等，出台诸多限制政策。还有人认为，现在各地计划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可以随意“超生”，缺乏监管；而且，多生的孩子，还要占用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明确表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率与总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无几，他们不是所谓的“超生大军”。

篇9

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膨胀趋势，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调控管理”，“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首都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箭在弦上，市民瞩目，全国关注。

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如果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从外地来京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就医疗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记者采访相关人士了解到，依据这两个专项调研，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已超过1000万。北京快速增长的主要是流动人口“十一五”前四年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37.9万，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69.9%。如果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从外地来京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就医疗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

从登记就业情况看，北京流动人口登记为“已就业”的占57.4%，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305万人，占已就业总数的69.7%。

从居住分布看，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市核心区已经处于饱和并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这两个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占登记总数的88%，而且发展新区的流动人口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明显。

流动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万人，占95.1%；居住时间超过五年的有123.2万人，占16.1%；举家迁移的比例逐年提高，达到41.2%。

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1350万人。2009年底，北京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近年首都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约16万人。如果继续按这个速度增长，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020年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

四是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十一五”前四年，北京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前两年每年增加超过60万人。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人。

超过资源承载极限？

“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致使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首先，目前的人口增长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尖锐。资源供给增量有限给北京市城市运转带来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由于南水北调工程因工程进度问题给北京供水的时间从2010年推迟到2014年，加上北京连续12年干旱导致可利用水资源量大幅衰减，以及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增长加速带来的用水刚性需求，北京的供水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空前。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以垃圾处理为例，人口快速膨胀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日，缺口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处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很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围城”窘境。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的26.6万套，占32.3%。

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学加剧了北京的“入托难”“入学难”，北京的教育资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41.8万人，占北京学生总数的40%。部分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动人口的子女。

三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在一些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无照经营、“黑车”营运、制贩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行医问题多发。北京流动人口登记状态为已就业的只约57.4%，一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保障而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隐患严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缘纠合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870个，同比上升33%。全市流动人口涉案数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流动人口增长最快

“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

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相关调研报告分析，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大势所趋；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流动人口来京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就像一条巨大的吸水龙把全国各地各种需求的人吸引过来。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还有一些自身的深层原因。比如认识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人士透露，从他们调查的情况看，“对于首都人口规模调控这一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没有将调控人口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

其次是协调问题。相关专家表示，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此外，调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京调控人口最难的是对增长最快的流动人口缺乏调控手段。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提高调控的能力。

直面难题，指标调控

“居住证如果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养老、户籍、教育、医疗、计划生育等政策结合起来，就会具有调控管理流动人口总量的实际功能。”

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

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人口进行总量控制，并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思路。

相关人士透露，这次调控既针对户籍人口也针对流动人口，既强调总量控制也强调优化结构“直面难题，力求实效”。

一是实行户籍指标调控“以指标管人”。北京市明确提出“坚持总量控制、优化结构，在严格执行准入政策同时，实行户籍指标调控。合理配置进京户籍指标，优先解决好符合首都发展需要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需求。”

如何确定“指标”，这些指标又如何“合理配置”并确保不被各个系统突破，“优先解决”的具体对象如何界定，这些目前还没有答案。但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祖德透露，今年对户籍进京不会出台具体的数量控制指标，“不过人数上会延续逐年降低的趋势”，将着重提升引进质量。

二是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以证管人”。北京过去对流动人口的调控缺乏有效手段，准确统计流动人口也很难。这次明确提出，以居住证为载体，按照“来有登记、走有核销”的基本要求对流动人口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居住证制度究竟如何设计，与暂住证区别何在，对获得居住证是否设立“门槛”(比如在京常住多少年)，对居住证发放是否像车牌一样实施总量控制，拿到居住证可享受哪些权利和需要承担什么义务，拿不到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如何在北京生存(比如是否不能租房买房、不能就业)，相信北京的流动人口都期待尽快揭晓谜底。

篇10

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逐渐频繁，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有逐渐扩散的趋势。2000年，流动人口数量为10229万人，2014年就已达到25300万人，年均增速达到9.8%，可以看出，我国流?尤丝谑?量日益扩大，一方面可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

二、 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影响力最大的是英国的学者E.G.Ravenstein（1885），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定律；20世纪后，Herberle（1938）首次提出了“推―拉”理论概念，并被广泛接受，成为当时分析人口迁移的最佳理论基础；早期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的关注，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流动人口进行分析，但主要是定性分析。随着我国政府的注重，开始转向定量研究，刘涛等（2015）利用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且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劳昕等（2015）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在地级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讨，发现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

三、 实证研究

从普查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分，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常住地与其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所以衡量流动人口涉及到空间及其持续的时间。空间主要指其距离，时间指在常住地居住的时间。本文采用第五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对于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

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由于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运用，所以要对其进行测算。经查阅资料，关于流动人口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直接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上的迁移人口数据代替流动人口数据，由于普查不是每年都进行，故而这种方式无法获取每年的迁移人口数据。二是利用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这种测算方式最为直接，但是数据不易获取，因为动态监测数据并不对外公开。三是利用统计年鉴计算流动人口的具体数据。这种处理方法已被国内许多学者使用，例如鲍常勇（2007）、田明（2013）以及李拓等（2015），其中李拓等测算的是人口流动速率，其他几位学者测算的流动人口规模。测算流动人口规模时，主要是利用常住人口总数与户籍人口总数进行测算。这种获取流动人口数据的方法最为简单，但与真实情况相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三种流动人口数据的获取方式各有优势与缺点，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处理方式的准确性，本文将采用第三种处理方法，利用本年末常住人口总数减去本年末户籍人口总数之间的差值来表示该地区的流动人口规模。以2004-2014年为研究区间，查找年鉴发现，《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关于常住人口数据的统计仅有2010-2013年共4年的数据记录，其余年份统计的是“年底总人口数”。而且在核对的过程中发现，例如天津，其年末总人口数与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户籍人口总数相差较大。综合考虑后，本文在借鉴何鑫（2016）对于流动人口数据的测算方式上，提出本文的测算方法，即按照两个步骤对流动人口指标进行测算。

首先，2006年以后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城市人均GDP必须通过常住人口进行计算，故2007-2014年的35个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数据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GDP数据与人均GDP的比值获得。通过与2010-2014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有35个大中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比较可知，计算出来的常住人口数据与统计的常住人口数据是基本一致的。

流动人口数（2007-2014）=（城市GDP/人均GDP）―年底户籍人口数

其次，在2004-2006年间，由于人均GDP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将通过测算2007-2010年的各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后，以2007年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为基数进行推算，最后表明与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关于常住人口数相比，测算出来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相差较小，可以使用。

流动人口数（2004-2006）=2007年常住人口数/（1+年均增速） ―年底户籍人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