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12-29 17: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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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人的差异性;社会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通常认为,“阶级斗争”、“否认市场调节作用”等观点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代显得不合时宜,而马克思哲学本身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哲学,当一个理论存在的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消失时,它就仅仅存在于书本里。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具备使人产生客观实在的行动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是僵死的,它不同于藏经阁里的经书,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的灵魂的话,它需要新的理解与诠释。如果这种理解与诠释合理的话,它本身就具备了在新时代的可实践性,现实的物质基础把新的理论推向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必然。
一、差异化的人与异化的社会
人的劳动属于人的行为范畴,劳动产生价值,对劳动价值占有量的多寡的差异是阶级产生的基本条件,阶级产生则是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被社会成员均等占有的话,那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剥削存在的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是实现众多社会成员之间的纯粹契约化关系,而实际上,这种社会形态基本不能出现,假使出现这种社会,那么所要耗费的社会资源要比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由少数人占有的社会制度更多。所以,经济意义上的剥削是不能被消灭的,假使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已被消灭,那么,社会再生产则会遇到极大地困难。所以,社会的进化其实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这里所讲的牺牲是一个相对概念。同时,阶级的对立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形式,在更广泛的层面,不同阶级实际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状态,那么,对于社会问题就需要从另一个方面着手。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讲,否认了自然的人本身的差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分工的消失”等实际上是否认了理想化“人的全面发展”而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当每个人的能力与天赋特质体现出之后,必然产生个体在劳动成果上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在按劳分配的体制下,必然产生社会分工。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讲,社会在成果分配、资源占有、个体机会上的不公平是必然的。而这也又引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认为只要将所有特权阶级、贵族、富有者从直接的物质上全部消灭,将其财产重新分配,则社会将进入更优的形态。在实践中,伴随着一个阶级的物质上的消灭和财产的再分配,曾经与之对立的阶级则不可避免地在阶级内部产生个体差异,这就会形成新的对立,社会不公平的因素无法通过有局限的人为的手段消灭,以物质的暂时的力量去铲除一个永恒存在的根源,只能是进入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
自然的人在个体层面上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通过物质的力量无法消灭规律,这是一个客观现象。自然的人与自然人的社会之间确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裂痕,这可以理解为优胜劣汰原理,其本质同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是同样的。自然界的广义的强大个体总是能占有更多的广义的资源,反之亦然,而这确又维系了自然界的平衡。当这种由规律引发的现象在某一个人类历史阶段存在,这种现象又成为了一个偶然现象。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的发展规律毕竟是不同的,从逻辑上层面讲,自然界的发展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具有统一性的。从历史层面讲,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那么,则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先于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在历史层面决定社会规律。“人的产生和存在”这个自然的发生给予了社会规律以生命,于是自然的人异化为社会的人。那么,公平的不公平与合理的不合理就必然产生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人为的手段不对社会加以干涉,社会的优胜劣汰就演化为社会的优汰劣胜,而这种演化是通常以巨大的社会破坏为方式,人的价值则会以非规律的伪价值体现出来,这种人的异化通常也可以体现为异化的思想。物质的力量无法消灭物质本身,如果说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残酷的和谐,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残酷的不和谐,那么,经济基础的影响力和其改造能力则偏离了它在人的愿景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以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一偏离则成为了唯一的方式,但就其本身来说,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二、人的差异与上层建筑
关于社会发展,人的实践与广义上的经济运作是对立统一的,人的实践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广义上的经济运作相对于人的理想目标之间的负差异。那么,这也恰恰说明,相对正确的实践存在的合理性与永久性。在此,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某些意识形态则成为了人的发展的桎梏,由于其具有独立性、滞后性、排他性,它们不可能通过经济运转自身去消除,所以只能以人的主观科学实践去消除,这种消除是具有合理性的。举文化为例,其差异在人类早期历史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文化的差异越来越体现出其消极的作用,这种消极作用施加于每个社会成员,它所具备的是一种潜在的对抗性与破坏性。当社会在不能包容其对抗性与破坏性时,其潜在就会转化为现实。比如,某种落后的文化形态取代了先进的文化形态,或者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产生。所以,先进取代落后是逻辑上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在众多方面这种取代必须以人的现实的主观实践为手段。
不管从逻辑层面讲还是从历史层面讲,人类的发展趋于统一,并最终实现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以不断地以阶级对抗来“消灭阶级”而实现的,而是以合理的秩序的实现来实现的。而这种秩序的实现首先必须将不同民族、群体中已经内化的相应不同的文化属性消除掉,而这种消除也应该是一种内化式的进化。那么,通过实在的物质的方式消灭前人所遗留的某些遗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些并不是社会有机体本身,而是它的形成条件,而内化式的进化就其方式上来说并不能是纯粹内化的形式。
历史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全世界和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保留前一阶段的物质结果,这种结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也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统一体。所以,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受到前一阶段物质结果的制约,这种制约既存在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作用,既是继续发展的条件,也是继续发展的障碍。由于客观物质化的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由一种形态过进化到另一种形态,这种进化是一种积极的异化,它是合形式与目的的统一,合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客观物质的消极因素和主观思想上的消极因素是存在的,而且,主观消极因素的阻碍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客观物质的消极因素更大。当社会在进化时,人的思想中却保留了更多的反进化力,也就是说,人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个体的人、群体、民族的发展程度与狭隘的国家进化为广义的统一的世界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如果不施以外力,人既不能摆脱其个体的狭隘性,也不能摆脱其群体、民族的狭隘性。那么,人自身与人自身的发展就出现了彻底的鸿沟,而总成这个鸿沟的正是人在思想层面的异己力量,当思想上的异己力量外化为现实的物质的力时,对社会的发展则会起到破坏性作用。
三、人的差异性促成社会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众多参与者却是无意识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在自主意识的作用下运行的,只要自主意识存在,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的范围内就由人类掌握。那么,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作用下,假设时间是可逆的,或者历史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平行发展,则历史发展会有不同的结果。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的差异性和事物发展的随机性,意味着历史在线性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也意味着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形态是不合理的,这也说明社会是横向动态与纵向动态的统一,经济运作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形式与目的的统一。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如果人为地把历史发展分为若干个阶段,并且肯定某一种社会状态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则无异于形而上学。实践是人存在的方式,实践检验真理的能力只有在实践可触及的范围内体现。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文化、信仰、民族等之间的斗争推动的,规律与秩序的存在意味着等级的存在。如果把很显然处于不同等级的文明形态进行同样的价值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一切同类物之间都存在不同范围的优劣、高下之分,人与人之间、人种与人种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都不例外。高智商群体、低智商群体,基因优良群体、基因低劣群体,高等级群体、低等级群体,这些的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法律却不能规定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和权利上的不平等。可以说,排除了人的差异的影响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以人为方式排除这些差异,那么,所造成的社会局面很可能导致集权政治的出现。剩余价值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为,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人类存在的方式是物质性的,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存的根本方式,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存在目的的形式。人类的存在目的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结果,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同时也促成了人的异化。人的占有本能决定了人在主观上要占有更多的广义上的资源,广义上的资源占有量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的主观愿望实现。从根本上讲,在相对正常的社会中,没有人把贫穷、舍己、艰苦作为快乐,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就成了解决资源配置的第一方式,资源的占有必须以权力的获得为基础,而这个权力或许是个人权力或者是群体权力。人的差异性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低等级的人和群体没有享有分享社会资源的权力或者是如历史上的极端方式加以物质上的消灭,相反,在建立稳定秩序的条件下,相应的人享有相应的权利则成为最合理的分配方式。
四、结语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关键是有自主意识,而不只是会劳动和参与经济活动,因为人类以外的动物同样会劳动且必须劳动,但是它们没有自主意识。在相同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下,人类的意志也是自由的,在这些意志的指导下可以制定不同的制度文化;而在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也可以有相同的思想观念。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具体的制度文化可以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衡量制度文化的标准是合理与公平,尽可能合理与尽可能公平的制度才能使社会较为稳定和可持续,而不合理与不公平的制度则不能使社会稳定,这样的制度文化便不可持续。认真细致地研究各种制度是否较为合理与公平以及如何使之尽可能更加公平和合理,这是人类社会的永久任务。暴力革命是在人们的思想认识存在很多缺陷、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情况下的产物,而如果能够对社会问题能够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则会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这就是说,暴力革命既非必然,也非必需,任何暴力革命都必然付出很大代价。人类的经济活动固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但人类社会进步和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有范围的意志。
存在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是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异化体。关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历史的经验表明,消除这种异化是最优的解决方式,因为这是通过人为地实践手段可以实现的,还因为这符合社会进化的规律。通常认为,在横向层面,某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使一种落后文化形态灭亡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其实不然,这实际上是社会的进化现象,使后者从落后的状态进化到先进的状态。这种现象及其结果实则是将人类社会的矛盾通过合理的方式消弭掉,毕竟,某些文化形态存在于博物馆中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
篇2
(一)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及其内容存在的问题
1.教材内容陈旧且雷同
目前,国内高校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系列教材和自主编写教材两类。如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教材中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属于前一类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张丰兰主编)则属于后一类教科书。就教科书的内容安排而言,虽然个别章节顺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依然沿用着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特别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髓的阐述部分,基本上依然沿用着对经典理论逻辑的原始解读,对其理论的最新发展以及理论创新内容还很少见。即便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由于缺乏系统性,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作为研究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没有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体现。故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内容陈旧且雷同的问题,这成为制约和影响政治经济学教学有效展开的客体障碍。
2.教材内容与实践缺乏联系
由于教材内容陈旧且雷同,教师基本上是按照教材的体系以及内容来展开课程活动,这就出现了课堂讲授的理论内容与学生们在实践中能够感受和接触到的现实无法有效对接的问题,即出现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两层皮”的现象。为各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隔几年就会再版,而新版的教材除了在个别地方增加一些简单的阅读材料以外,与旧版本的教材在实用性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即出现了教材版本很新,但教材内容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却始终存在。
(二)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教师依然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讲授方式与课程的考核方式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教学方式单一且运行效果不佳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大高校纷纷倡导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展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力图通过先进的教学工具提升教学质量。但在教学过程中,新的教学工具的使用并没有直接促使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提升,加之教师们对多媒体教学技能掌握的程度不高,使得应用这一新的教学工具对教学质量的提升力度并不大,先进教学方式的应用蜕变为变相的“照本宣科”。在教学过程中,各种教学方法合理应用也是教学方式有效运行的重要方面。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被提到的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学法,但受到教师理论基础薄弱与科研能力不强的限制,能够很好的应用案例来讲解理论的教师在普通高校中还不多见。而借助于多媒体技术的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改变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性强、相对抽象的固有特点。这也使得政治经济学在单一教学方式下教学效果不佳。
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教学活动灵活展开随着教育部学分制的推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被压缩,使得大量的教学内容被压缩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增加了教师课堂授课的压力。与此同时,学分制下推行的教考分离制度,使得考试环节反过来制约教师的课堂活动。教考分离制度执行以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师教学的质量。但这也使得教师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更多的要考虑学生最终考试问题,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到的重点内容,而不是按照现实经济发展中理论的实际应用程度来讲解。
(三)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从教学环节的展开来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对象,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好坏也是衡量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但在政治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存在着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1.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但从课程本身来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误区。由于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很多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往往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的理解为“政治+经济”,并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极大的影响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积极性。二是理论抽象,短时间内难以完全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其内容中更多的论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原理和规律,相对较为抽象。虽然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具有重要且持久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作为初学者,在短时间内很难体会基本理论所具有的持久魅力。三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性强,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难掌握,对其有效应用需要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与锻炼,这使得学生在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的同时,认为这一课程对自己后续的学业乃至就业没有太大助益,故而不重视课程的学习。
2.学习效果不佳学生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体积极性不高方面的问题在,还存在着学习效果不佳的问题。首先,学生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考试中成绩普遍不高。由于教材、教师以及学习态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学生们在本门课程的期末考试中成绩普遍不理想。就笔者所在的高校而言,历年都有五十几个班级参加考试,大部分同学的成绩是介于60~80分之间,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及格。而成绩在85分以上的学生数目相对较少,90分以上的更是寥寥无几。其次,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并不能相对较好的将理论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中。由于学生们学习本课程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考试,因而考试及格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最高目标,这使得其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注重知识点,特别是重点内容的机械学习与记忆,对理论内容掌握的系统性和深度不够,进而也就不具有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的能力和潜力。第三,不能很好的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其他课程知识有效的融会贯通,使得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理论学科的学习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修养方面体现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二、改进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措施
鉴于上述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改进。
1.改进政治经济学教材质量,改革教材内容
政治经济学一经产生,就成为极具批判性和发展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展现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必须坚持和传承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批判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将其理论的有益成果切实用于解释我国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使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存活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之中。相应的,应将上述理论成果充实于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构成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教学内容。此外,在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安排方面,应不断的提高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更新率以及更新频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展现于学生面前,从教学客体方面且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效果,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
2.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
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将依然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因此,提升授课教师自身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能力,将是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主要出路。一方面,可以通过研讨会的方式,定期的组织授课教师对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集教师群体的力量来提升教师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相对客观合理的科研任务,来督促和助推教师更为积极深入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相应的奖惩措施下,逐步培养教师依托教学不断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习惯和氛围。此外,在增强教师理论功底的同时,还需要不断的创新教学方法。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使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趣味性教学法、形象性教学法等方法来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但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应用单一、范围有限、深度不够等问题。因而,教师在不断的提升每一种教学方法应用深度的同时,还应更加注重将多种方法统筹起来综合运用,在此过程中才能更好的彰显不同教学方法的优势,形成全新、立体、动态的教学方法。当前国内高校基本上都配有多媒体设施,这为实施上述多元化教学方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更为动态化的展现马克思逻辑性极强的基本理论,展示更多的案例材料,同时还可以配以声音、图像,以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学习的趣味性。
3.改革考核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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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篇4
(一)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缺乏创新
目前,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定式,很难主动学习,也不能拓宽知识面,更不能创造创新性学习。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学方式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但在授课过程中部分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从而忽略教材使用,造成一些课程内容不能深化教学。毕竟,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工具,只是教学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而且由于师生之间主要通过多媒体形式展开教学活动,使得师生之间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课件而不是教材,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步减少。学生大多不认真读教材,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往往止于表面,缺乏深入。此外,部分教师备课不充分,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授课形式单一,教师讲课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群体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渴望在更高层次水平上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在教学中注重内容传授的全面和准确,更要适度增加内容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显然,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学生学习热情不高
由于在高中学习阶段,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有所了解,又因为在高中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来讲授的,这使得学生们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程,造成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较低,忽视甚至于轻视这门课程的学习。而目前,大学的本科教学无论是思想教育的公共课还是经济类专业课中又再次讲授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高中相比,这种重复教学内容也会导致学生厌学,积极性不高。同时,政治经济学本身理论性较强,一些理论观点、基本概念和分析过程又比较抽象和晦涩难懂,从而也使得学生对这一理论不够重视,认为其只是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相距太远,更缺乏实用性,对其就业没有直接的帮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大量的西方经济课程和教材引进到课堂教学,相关的课程被大量开设,课时量也相应增加,而政治经济学教学课时却不断被挤压,面临日益减少的局面。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政治经济学教学,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日益边缘化和不被重视,这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以上的各种原因使得大学生消极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接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教学效果差。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基于上述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应当优化教材的知识结构,持续更新教学内容,将最新的理论成果引入日常教学中,除此之外,还需要转变大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错误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大学生的创新创造性思维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一)优化教材知识结构,更新教学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深刻理解,都已为实践所证实。当然,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马克思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也要与时俱进。其体系、内容和结构也要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调整和优化,在教学中应强调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及其发展规律的重点内容,突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讲授;加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容和运行机制讲解,并将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既要突出二者相同之处,也要强调二者的差异。既要分析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特征,也要剖析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注重市场经济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因此,必须吸收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在坚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通过不断引入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观点、新思想来丰富教学内容,特别要借鉴吸收西方当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加强其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力。持续地更新教学内容,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也能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意义
首先要通过教学使学生充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理论意义以及对经济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要让学生认识到,尽管社会时代在变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本质没有改变,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没有改变,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没有改变,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分析并没有过时,相反,这一理论却有强大的生命力。要通过大量事例实例来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以消除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和兴趣。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同样,这些基本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学术地位和价值,也能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
(三)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强创新思维训练
要引导学生进行创新创造性思维训练,促进学生主动深入思考,将所学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就必须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1.大量运用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的优点在于将理论联系实际,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在教学中要多举现实生活的实例来说明和阐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和抽象理论。通过案例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进行思辨能力,提高实际问题分析能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在案例教学中要更多地激发学生的思考主动性,教师不能仅仅利用理论解释所列举的案例,而是要引导启发学生发散思考、深入思考。
2.善于启发教学。
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是主导,而学生是主体,因此,要充分引导和发挥学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所学的理论知识,教师在教学中可根据需要灵活设置多种问题或疑问,以吸引学生思考和回答。
3.讨论式教学。
这一教学方法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要提倡学生多多思考和多多发问,鼓励学生敢于质疑甚至否定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和思想,发表和阐述自己的不同见解,以发散思维、创新思维来思考现有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要努力保护和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积极性,借此来启发和调动学生在听课过程中积极思考和善于思考,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主动思考习惯就会养成。
4.社会实践教学。
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将课堂所学理论用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以丰富课堂教学效果,增加课程吸引力。如通过到企业学习参观、利用假期参加社会生产实践等形式来体验经济学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三、总结
篇5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范式;变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74-03
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理论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是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基石。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不仅要坚持基本原理,而且要不断地发展、创新教学范式,以改变这一课程教学日渐式微的局面。
1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悖论”境遇及其原因
经济理论是高校经济学的基础。由于在现实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经济理论体系为架构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是高校经管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尽管这一课程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一些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问题。从课程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术(或理论研究)意义上的一门课程,更是一门意识形态教育意义的基础课程,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程,这一点要与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课程教学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背后,隐含着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但从现实境遇看,《政治经济学》这一课程教学中呈现出“悖论”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弱势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换言之,就是上层强调,基层弱化;形式重视,实质轻视。
《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弱化”是其现实境遇的真实反映。一方面,一些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剔除”《政治经济学》或者减少其课时,不断弱化《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地位;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抽象程度的深奥性、逻辑严密性,致使一些学生在理解和接受上产生一定的障碍,出现了“厌学”现象。同时,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在西方经济理论猛烈冲击下,“自乱阵营”,显得“底气不足”;一部分教师甚至“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呐喊者”,其转变速度之快让人咂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小部分的“成功转型者”一改往日的常态,不仅“忘本”,而且“变本加厉”地攻击或者肆意歪曲经济理论,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低经济理论的“急先锋”。与之相反的是,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能够“坚守阵地”,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不愿接受新事物、新变化,空谈一些理论而回避一些现实问题。
以上因素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其教学面临被“边缘化”、“弱化”问题,与我国设置这一课程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改变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的基础地位与被“边缘化”现实之间的悖论局面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 《政治经济学》课程悖论境遇的“化解"之道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不能停留在少数精英层面上,要让这一课程在高校经济理论教育中进一步“生根发芽”,还需要与大学生的“可接受”、“能接受”层面相连接,其中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匹配是一个重要方面。化解这一课程的悖论境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正面面对现实境遇
1)《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有坚定的信念。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一个根本问题:要不要坚持、怎样去坚持。如果从指导意义上看,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但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有很大的疑问或顾虑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对待理论的态度,而对待理论态度是最为根本的态度,决定了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首要因素就是,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敢于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层面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没有坚定的信念,自然会在各种思潮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敢于争辩、批判,勇于接受挑战。对来自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或“挑衅”,敢于以经济理论为武器,以中外发展的现实为依据,进行“有礼有节的回应”,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教学中的权威,“复归”经济理论教学基础地位。
2)要端正《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境遇,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因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和指导意义,就乐观地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会在现实教学体系中得到强化、重视;而现实境遇则恰恰相反。就“妄自菲薄”而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能自我“矮化”、“弱化”,要在正确理解经济理论基础上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和思考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问题。从教育影响看,教育者自身的威信会对受教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就是对这一教育规律的真实体现。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熟读经典著作和钻研经济理论是对自身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言行去“化解”一些人的偏见意识,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去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2.2 注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教学方式的创新性
1)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中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体系的系统性。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是实施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掌握系统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能够“区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熟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在内容体系上正确处理好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在经典理论教学中,要“弄清楚哪些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哪些不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要弄清楚哪些是过去需要强调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但现在不需要强调的观点、理论”。要知晓经济学哪些方面在发展、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教学中要突出经典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开创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知识的理论魅力。
另外,要让学生知道经济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要结合当前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能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诠释现实问题,体现和增强经济理论的说服力,而不是在回避现实问题。所以,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过程,要突出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教学内容还需明确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经典理论与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知识体系,教学中要注重两者之间的衔接,不能孤立地分成毫无相关的两个部分。注重经济理论体系的系绕性,这恰好又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专业性的要求和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理由持有妄自菲薄的态度,关键在于自身“内功的修炼”,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2)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是介于施教者与受教者间的各种媒介、手段的总和,是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信息学意义上就是搭建信息传输的渠道。《政治经济学》教学仅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是不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需要适当的教学方式。恰当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接纳和消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增加教学内容的可接受度。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经典理论知识部分的教学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基础,主要以讲授为主,对学生的培养注重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和理论理解的透彻力,但要活用教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案例来推动教学,要将深奥的理论“浅”、“显”化。而发展经济理论知识的教学要采用开放、互动的教学模式,鼓励合作学习,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能力。《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停留在书本的空头说教上,要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方式,建立起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为背景,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发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教学中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经济发展的纵横对比也必不可少。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还需注重施教手段的现代化,能够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如微博),与学生互动,讨论一些现实问题,阐释理论观点。经济理论教学“要始终注意增强时代感,在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狠下功夫”。让学生懂得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丰富的土壤,是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3 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与《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之间的关系,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
1)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理论价值观,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西方经济理论是以隐含其价值观为特征,往往以对经济现象表层的现实解释力来“迷惑”社会公众,在其所倡导的“去价值观”的背后则是让受众群体接受他们的价直观,推行他们所谓的“天堂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之声”,更不能容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自经济理论诞生以来,一些自我标榜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学者们,对经济理论频频发难,这恰恰说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霸权”心态和害怕遭受“颠覆”的恐惧心理。所以,中国作为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更要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对高校学科发展与课程安排的指导力度,不仅要正确定位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经管专业课程设置以及课时计划安排上,要强调《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与重要性;复归其应有的教学地位。
2)坚持发展,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成分,是确保《政治经济学》课程指导地位的基本要求。从学科发展的历程看,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一直是各学科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方式。经济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是经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坚持基本内核而不墨守成规,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科学成分”,是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正确处理两种经济理论知识体系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从经济学发展溯源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就是政治经济学。从我国学科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重要的基础。从研究内容看,两者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探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所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共性的。而当前理论界中的一部分人,“刻意”地区分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其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
但两者的共性并不能取代两者的差异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在理论研究的观点、价值诉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总的来说,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把它们神化而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分析比较的态度,吸收和借鉴其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拒绝其错误的东西”。善于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经济规律,包括科学内容的成分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同时,突出经济理论的特色性;要强调“以我为主”,合理借鉴;而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或是做西方经济理论的“应声虫”。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理论。
3 结束语
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又加之一些自身因素,导致了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呈现“悖论”局面。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及在高校教学中面临的新变化,都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化解这一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悖论”境遇。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中文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2.
[2]纪宝成.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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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
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即研究的都是社会经济现象。然而,两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却走向了两条不同的方向。以下就从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重点;建立的理论基石;对价格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及分配方式七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初步的比较。
比较一: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不同。
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劳动,一方面是与其他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其他劳动相同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用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部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遵循从商品出发,到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直到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结论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他所作出的选择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对人性的假设,可见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比较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是隐藏在经济问题下的生产关系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这一时代任务决定的,属于社会制度领域。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是选择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研究人的欲望无穷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问题。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资源又可以满足不同的欲望。选择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什么欲望的决策。属于价值选择问题。
比较三:建立的理论基石不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划时代的贡献。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价值理论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而是企图劝说资产阶级放弃剥削,以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平等制度,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价格调节经济的需求供给理论。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供求的变动也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果需求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上升,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需求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减少。如果供给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供给减少,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减少。需求和供给变动所引起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不同变动在经济学上称为供求定理。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比较四:对价格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格的变动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或纸币等符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价格变化的原因。价格(即均衡价格)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生产者为了把东西卖出去会竞相降价;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时,消费者为了得到东西会竞相提价;当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既不会降价又不会提价,这时的价格就称为市场上自发决定的均衡价格。
比较五:对企业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家通过企业运作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投资以获取更大的回报。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的规模与剩余价值的量成正比,与劳动者的工资相对量成反比,因此。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工资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数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资本家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大,而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大,企业的效益也就越好。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它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物品与劳务。企业也是经济人,它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产生企业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人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而是组织为企业进行生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生产的效率高于个人。对这种效率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如企业内部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团队协作提高效率;企业的规模之大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企业可以更有效的筹集资金,或使用设备等等。
比较六: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个别生产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平均劳动时间,同时资本家购买了这一特殊商品后,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了价值量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商品,资本家按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不仅收回了资本价值,而且获得了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在流通领域进行(资本家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又不在流通领域进行(价值增值发生在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全部过程都符合价值规律,即资本家购买或出售商品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获利。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投入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产出就是产品或产量。成本是企业用于购买投入的支出,收益是企业出卖所有产出所得到的收人。当实现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实现了盈利。
比较七:分配方式不同。
政治经济学认为要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进一步说就是,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马克思就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他说,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既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篇8
一、更新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兴趣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大学生学习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教师在讲授中准确生动地介绍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对于学生以后的专业学习将起到启发兴趣、巩固基础、融会贯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学中应贯彻中国化的科学理念,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政治经济学是的经济理论。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诸如此类的新现象,都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题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书本,而应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教学应紧密结合教材,并密切联系实际。。最后,教学内容的更新重在知识的灵活变通。在精心研究、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浅适宜。鉴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可根据具体情况减少部分资本主义内容,适当扩充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适当安排学生自学并予以指导,大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应督促学生课后阅读大量书籍、报纸、杂志,并要求学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说明一定问题的经济方面的文章,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关注日常经济生活及经济现象的良好习惯。
二、提升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为依托,逐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也很重要。适用的教学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本着引导学生学到课本以外的实际知识、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设计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政治经济学。具体做法是运用幕课、微课、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作业习题等,翻转课堂,优化课堂设计,提高教学效果;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学生进行互动,创建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开设在线讨论区,答疑解惑、获取学生的反馈信息等。以课堂讨论、理论研究、单独指导、教学实践、平时作业与测验、期末考试等主要环节开展教学工作; 合理安排各类社会实践,加强实地考察、撰写小论文等教学环节; 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能力。
在既有教学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化教学改革,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应力求做到形式多样、生动鲜明。根据课程内容,教师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社区进行社会调查实践,引导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经济理论用于认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及热点问题。为学生开设必要的专题讲座,介绍本课程最新发展动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进展和科研创新思维写入教材、带入课堂,真正贯彻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注重实施案例教学。利用丰富的案例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引导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共同分析、探讨、争辩、质疑,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比较分析方法的优势
比较分析方法不仅在理论研究中有独特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增强学生对不同经济理论的准确理解。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理论对同一事物的阐述具有不同的层次与深度,从而增加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论经济学学派众多,观点各异,最适合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时,在理论经济学的本科教学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养成辩证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习惯。
( 一) 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经济理论是从经济发展过程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总结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经济理论由于立场不同和对经济现实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对于不同经济理论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应教会学生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观的结论,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结论。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作的《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结论,即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以资本主义某一特定时期(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有效需求,危机就会避免。实践表明,这一经济理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确发挥了启动总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极其有限,而且如果长期运用凯恩斯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带来生产停滞、价格上涨的滞胀难题。可见,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一个特殊的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
( 二) 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更深入。考察问题的角度及范围的不同会影响到其探究问题的深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时,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这些都是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的现象层面的描述,都是从需求方面来说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凯恩斯没有进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则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
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乎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帮助职能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商品滞销的问题,并从中分割一部分利润,设计出各种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当这一链条崩断时,货币危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所以说,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篇9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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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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