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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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中医儿科;温阳学派；起源；现代应用

1儿科温阳学派的建立

儿科温阳学派起源于南宋陈文中，陈氏撰《小儿病源方论》4卷(1241年)、《小儿痘疹方论》1卷(1253年)，力倡固养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治疗见长。明代刘凤在《幼幼新书·序》中说：“宋以来吴之专家者，曰陈曰钱二氏，陈以热，钱以凉，故有火与水喻者。”可见儿科温、凉两大学派始于宋，陈文中与钱乙齐名，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陈氏的温阳学术思想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1强调脏腑娇嫩，立论元阳为本

我国现存第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宋·钱乙祛邪擅用苦寒攻克，扶元重在滋肾益阴；董汲为小儿疮疹立凉泻解毒诸方。陈氏不拘于前辈医家所论，经多年临床体验，提出了元阳为本、亟当固养的学术观点。

陈文中强调小儿体质特点为脏腑娇嫩，病理上易见阳气不足的证候。他说：“夫小儿脏腑娇嫩，皮骨软弱，血气未平，精神未定，言语未正，经络如丝，脉息如毫。”（《小儿病源方论·惊风》）又说：“小儿一周之内，皮毛、肌肉、筋骨、髓脑、五脏六腑、荣卫气血皆未坚固，譬如草木茸芽之状，未经寒暑，娇嫩软弱。”（《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认为小儿脏腑娇嫩，发育尚未完善，年龄愈小则阳气愈加相对不足。因此，应当注重调护摄养，使其元气充盛，方能迅速长养。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指出了阳气在人体的重要地位。小儿处于生长发育时期，更赖阳气之温煦。陈文中提出：“盖真气者，元阳也。”“无病者在乎摄养如法，调护正气。”有病时更应重视“温养正气”、“固养元阳”。陈氏注重五脏之气，对脾肾阳气尤加刻意固护。

陈文中分析小儿阳气之不足有先、后天的各种原因。元阳受于先天，禀赋命门火衰，自然脏腑虚寒。胎禀不足，责之孕妇饮食不调，取冷过度；不劳力，不活动，致儿如“阴地中草木，少有坚实者”(《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出生之后，先天肾气又赖后天脾土生化而不断补充。乳母应注意自身调摄，勿以冷气伤及小儿。小儿饮食“吃热、吃软、吃少则不病，吃冷、吃硬、吃多则生病”；养子有十法，其中包括“要背暖”、“要肚暖”、“要足暖”、“脾胃要温”等(《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这些都是固护脾肾、防止阳气受戕的具体措施。

陈文中极力反对对小儿妄施牛黄、轻粉、朱砂、黄连等寒凉伤阳损气之品，认为“冷则败伤真气” (《小儿病源方论·惊风门》)。新生婴儿下胎毒勿服轻粉、朱砂，“只宜用淡豆豉煎浓汁，与儿饮三五口，其毒自下，又能助养脾元，消化乳食” (《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

1．2擅用温补扶正，悉心固养元阳

陈文中注重小儿生理上阳气不足和病理上易虚易寒的特点，在小儿时病和杂病的治疗中时时顾护阳气，认为“药性既温则固养元阳” (《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他将温补法广泛用于多种病证及疾病的不同阶段，只要有阳气不足见证，辄即取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1．2．1元阳不足，温壮固真

正气以元阳为根，温补扶正首在壮其元阳。陈文中以八味地黄丸主治禀赋命门火衰、病久元气耗损诸证。此方本出仲景，钱乙用治肾虚去附桂而为地黄丸，陈氏复其原貌以温元阳，一减一增，两家观点泾渭分明，即便对于“禀赋肾阴不足，或吐泻久病津液亏损”者，陈氏亦宗“无阳则阴无以生”之意，应用加减八味丸，于滋阴补肾之品中伍肉桂一味，以鼓舞阳气。

陈文中指出小儿冷证的证候特点有“面白光白，粪青色，腹虚胀，呕乳奶，眼珠青，脉微沉，足胫冷” (《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包括了五脏虚寒之象，而以元阳虚衰为本。在治法上除八味地黄丸温壮元阳之外，又有多种变法，如脾肾阳衰、腹胀足冷之二圣丸，阳气不温、肠滑泄泻之肉豆蔻丸，下元虚冷、风痰气逆之油珠膏，肾元不足、寒痰壅塞之芎蝎散等。他特别强调先后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重视脾肾并治，立补脾益真汤，融温阳、益气、助运、涤痰、祛风于一体，又按不同见症随证加减，广泛用于多种虚寒证候的治疗。

1．2．2脾土虚寒，温运消阴

脾胃居中属土，“若脾胃全固，则津液通行，气血流转，使表里冲和，一身康健”，“若冷，则物不腐化，肠鸣、腹痛、呕哕、泄泻等疾生焉”(《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陈文中倡小儿太阴不足之说，根据脾的生理特性和临床证候特点，提出了“脾土宜温，不可不知也”(《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的治疗原则，用四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温脾益气健运之方治疗不思乳食、饮食停滞、泄泻、呕吐等脾胃虚弱证候。对久病脾虚及肾患儿，更于补脾之外助以温肾，如十一、十二味异功散，均取肉桂、诃子、肉豆蔻、附子之类。扬州安通判子一案，为头温足冷、腹中气响、涎潮、搐搦之慢惊风证，陈氏欲与油珠膏，府判曰：“小儿纯阳，热即生风，何敢服附子、硫黄！”文中曰：“若与朱砂、脑、麝等凉剂，断然不救……当温养正气，气盛则寒痰消，腹中不响，其搐自止。”用油珠膏八服，后以补脾益真汤而愈(《小儿病源方论·惊风引证》)。陈氏辨证功力于此可见。

1．2．3热病正衰，扶元托毒

陈文中治疗小儿痘疹等时行热病，亦以擅用温补救急见长。他所用温补者，俱属邪盛正衰，病毒内陷之证，此时若不予温托培元、扶持正气，则无力驱邪托毒外泄。他列举痘疮应用温托的指征为：不光泽，不红活，不起发，不充满，不结靥，不成痂，而痒塌烦躁喘渴及宣解太过，误食生冷，中寒泄泻，倦怠少食，足指逆冷等症者。他喻道：“大抵遇春而生发，至夏而长成，乃阳气熏蒸，故得生成者也。”故“表里俱实者，其疮易出易靥，表里俱虚者反是”(《小儿痘疹方论》)。他常用参芪内托散、木香散、异功散等方扶正托毒，书中并列举了他以温补托毒治愈痘疮逆证的多宗验案。

陈氏论痘疮证治多言温托，此举颇招非议。如朱震亨评曰：“陈氏方诚一偏论……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热药，恐未为适中也。”(《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儿科下》)其实，陈氏治痘并非限于温托一法，他对毒在肌表者用消毒散，热毒肿痛者用解毒汤，血热毒盛者用犀角地黄汤，表里实热、大小便不利用大连翘饮，上中二焦热炽用凉膈散，俱属清热解毒之正治法。陈氏论痘侧重温补托里，只不过是补钱、董惟用寒凉之不足，使痘疮治法趋于完备罢了。

1．2．4权衡消长，祛邪安正

陈文中善于权衡不同证候中的邪正消长关系，灵活地应用祛邪和安正并进、温补和凉泻兼施的方法来处理虚实兼夹的病证。

对于以邪盛为主的证候，他在逐邪之中不忘顾护正气，使邪去而元气不伤。治重症水痘之参汤散，为发表散邪、疏泄内热之峻剂，于解表清里诸药中伍人参一味益气扶正；治斑疹稠密身热之鼠粘子汤，以清热解毒为主，亦配以黄芪、当归顾护气阴，概为保元而设，用心良苦。

邪正交争之际，他善于辨别虚实轻重，灵活地采用寒温相伍的治法。如痘疮壮热，数日不止，更无他症者，为邪正相持之征，他处以柴胡麦门冬散。取柴胡、龙胆草清热解毒，黑参、麦门冬凉营护阴，人参、甘草益气扶元，清中寓补，邪正兼顾，方意严谨。

热病后期，余烬未灭，正气耗伤，则以扶元复阴为主，佐以清解余邪。如治积热及痘后咽喉肿痛、口舌生疮、齿龈宣肿之甘露饮子，便在生熟地黄、天麦冬、石斛等甘寒益阴之外加黄芩、茵陈清解。痘疮已靥，身热不退者，辨其证属气耗津劫，则用人参白术散，在扶脾益胃之中稍佐轻宣散热之品。

陈文中创立儿科温补学说，与凉泻学说相得益彰，使中医儿科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完善的临床学科，对于儿科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确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2儿科温阳学说的传承

2. 1明清两代医家稚阴稚阳论生理

宋代之后，医界流派峰起，名家辈出。在儿科领域，以陈文中为代表的温补学派和以钱乙、董汲为代表的凉泻学派影响最大。清代陈复正云：“喜行温补者，动称乎文中；专用凉泻者，祖述乎仲阳。”(《幼幼集成》)陈氏元阳不足论奠立了儿科温补学派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传承，不断充实、发展。

明代薛铠、薛己在五脏之中尤其重视脾、肾二脏。《保婴撮要·脾脏》为脾病立方，寒水侮土用益黄散，脾土虚寒用干姜理中汤，脾土虚弱用人参理中汤，脾肺气虚用五味异功散加防风、升麻等。可见薛氏治脾病偏于温补，与陈文中温补学说一脉相承。万全《片玉心书·小儿治法》说：“小儿纯阳之体，阴阳不可偏伤。”可见万全认为纯阳并非盛阳，而是小儿阴阳皆未充盛，均需慎防耗伤。张景岳强调小儿元气无多，他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 (《类经图翼·大宝论》)

清代吴瑭在《温病条辨·解儿难·俗传儿科为纯阳辨》中鲜明地提出：“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认为男子16～24岁、女子14～21岁，才能“阴气长而阳亦充”，在此之前，阴、阳都处于稚嫩不足状态。吴塘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儿科学术界的共识。清代陈复正认为：“夫人有生，惟此一气，易亏难复，何可轻耗！”“斯能补救当代赤子元气于后天，便亦培植后代赤子元气于先天，而寿世于无疆矣。”(《幼幼集成·初生护持》)余梦塘“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的观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儿科上》)，都是对陈氏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2徐小圃、江育仁回阳救逆挽危症

近代儿科名医徐小圃在哲嗣患“伤寒”濒危、束手无策之际，被好友祝味菊(人称“祝附子”)回阳救逆挽回，自此由主清转而主温，处处以卫护人体阳气为重，治好了许多重危病证，名闻遐迩，成为近代儿科温补学派的杰出代表。徐氏认为，小儿以阳气为本，一旦护养失宜，寒暖失调，则外易为六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发病之后，容易出现种种阳气受损之症。阴为体，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此在儿科尤为重要。徐氏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方案中常有“气阳不足”、“气阳式微”、“阳虚湿盛”等语，治疗时则常采用温阳扶正等治法。徐氏对于热病伤阳之里虚寒证善用附子，应用指征为：神疲、色白光、肢冷、脉软、舌润、小便清长、大便溏泄不化，但见一二症，便放手应用，认为若必待少阴证悉具而后用，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另外，川乌散寒止痛，多用于寒证腹痛；肉桂引火归元，常用于下元虚寒。益智仁、补骨脂、羊藿等均系温肾扶阳之品，在遗尿、虚寒泄泻、阳虚水肿等症常常配用。龙骨、龙齿、牡蛎、磁石等，平肝潜阳，重镇安神，屡用治虚阳上僭或肝风内动之暑热证、惊风、不寐、眩晕等。徐氏采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曾救治了许多时行疾病危重变证患儿，并在现代被广泛学习应用。

江育仁教授认为，小儿处在生长发育旺盛时期，其物质基础是阴、阳、气、血。生者赖阳以生，长者依阴而长，阴阳两者相辅相成。小儿患病后往往出现“易寒易热，易虚易实”的病理变化，特别是某些重症病例，如急惊风、暑温等，在高热、抽搐风火相煽的实热闭证同时，可因正不敌邪而突然出现面色白光白、肢厥汗冷等阳气外脱之虚脱证。江老为了探讨小儿疾病过程中出现阳气暴脱之规律，曾对300例住院病历作了回顾分析，其中属于抢救的61例危重病儿，在治疗上运用参附为主回阳救逆的36例，用生脉散加附子、龙骨、牡蛎气阴并治的12例，单纯用清热养阴、苦寒解毒的13例。说明温阳法的临床运用并不少见，尤其肺炎、肠炎、菌痢等，发病初期均属热证，在病程中并发心力衰竭、循环衰竭、休克先兆，可突然出现面色灰滞或苍白，神情淡漠，肢端不温，脉息细数无力等阳气不足证，属于温病中的坏证和变证，如果拘泥于温病不能使用温药戒律，则必坐视其虚脱待毙。

3温阳学说的现代临床应用

儿科温阳学说源远流长，代有发挥。但是，儿科临床的常见病种从古至今有很大的变化，怎样继承发扬温阳学派的学术精粹，造福于当今儿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现仅就个人学习和应用的体会，抛砖引玉，就教于同道。

3．1温振心阳

吴鞠通尝谓：“伤寒一书，始终以救阳气为主。”提出在外感疾病中要慎防阳气虚衰。其中在儿科，尤以肺炎喘嗽中出现心阳虚衰较为常见。正如前贤所论，但凡温热病中之心阳虚衰变证，决不可待阳气虚衰之证毕现方才抢救，又不可无视正邪关系，拘于热病惟用寒药，以防寒凉伤阳。此时唯有早施温里回阳，方可挽回生机，然后徐图祛邪。其中标本缓急，不可不察。温振心阳，予常用白通汤加味。举本人曾治麻疹肺炎心阳虚衰案为例证。

验案举例：毛某，男，8岁，1975年1月诊治。患儿9 d前开始发热，咳嗽，喷嚏，流涕。4 d后从额部、面颈、躯干至四肢依次出疹。2 d前皮疹隐退，身热不降，咳嗽加剧，气喘鼻煽。在当地用抗生素治疗未见效。今晨见患儿喘鸣肩息，口唇紫绀而急诊入院。查患儿目眵遮睛，气急鼻煽，唇口青紫，四肢厥冷，肤有冷汗，脉细微欲绝。听诊心音低而速，心率180次／min，两肺满布湿性啰音。此为麻疹肺炎合并心力衰竭。属少阴阳气欲亡危象，予白通汤加味急收摄将散之元阳。处方：西洋参5 g、附片12 g、干姜12 g、炙甘草5 g、葱白5根。煎后少量频频灌服。

服药至中午，患儿面色红赤，四肢转暖，热势上升(39.2 ℃)，唇燥口干，呼吸气急，喉中痰鸣，烦躁不安，舌红苔黄质干，脉沉数，心率125次／min。阳气已回，痰热闭肺之象显露，停服上药，转予清肺涤痰解毒，麻杏甘石汤加味。处方：麻黄5 g、生石膏30 g（先煎）、杏仁10 g、金银花15 g、黄芩10 g、葶苈子10 g、知母10 g、沙参12 g、竹茹6 g、生甘草3 g。另：猴枣散0.6 g，分2次和服。

上方服2 d后，热势渐降(38.1 ℃)，咳喘减轻，唇舌润泽，痰鸣消失，神清志安，面仍红赤，继予此方加减化裁，后期增益润肺之品，共住院8 d，痊愈出院。

3．2温运脾阳

脾阳即中阳。小儿后天以脾胃为本，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就是脾主运化的生理功能。而脾运功能的正常，则依赖于脾阳的温煦和推动。若脾阳不振，则运化无力；若脾阳虚衰，则后天失主。而当今小儿，嗜食寒凉生冷食物者多，滥用中西苦寒药物者众，每每克伐脾阳，使脾升胃降功能失职，酿生诸疾。脾阳不振证候：面色萎黄无华、脘腹疼痛、喜热喜按、食欲不振、倦怠无力、手足不温、大便稀溏，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或细弱等。

3．2．1温脾燥湿治泄泻

以小儿泄泻为例，急性期属实，迁延期、慢性期则常由实转虚。以往认为虚证泄泻以脾气虚弱为主，倡用参苓白术散治疗，待阳气虚寒之象显露，方才使用温阳药物。《灵枢·论疾诊尺》曰：“婴儿病……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少，手足温，泄易已。”指出了阳气对于泄泻预后的重要性。我们在临床上体会到，凡泄泻迁延者，均有不同程度脾阳受损的表现，健脾温阳较单纯健脾益气取效迅捷。

泄泻脾阳虚证多见于久病体弱、久泻小儿，主症为大便稀溏，食谷不化，时泻时止或久泻不止，寐时露睛，小便清，舌质淡，苔薄白。临证时只要病程迁延、热象已解、虚象显现，在健脾之中就可增入温阳之品。因证虽脾虚，实为阳失鼓舞，当予温运脾阳，必要时尚需参以温补命火之品，以釜底增薪。常用药如炮姜、肉豆蔻、砂仁、煨益智仁、太子参、煨诃子、附片等。

验案举例：王某 ，男，7月，2005年9月4日就诊。患儿泄泻已半月，起病时发热，泄泻1日10余次，曾用抗生素、思密达等治疗，热退，泄泻减为1日4～5次，多日未愈。刻诊患儿精神不振，食欲尚可，大便稀溏、无臭，便时无哭闹，舌淡苔薄白，指纹淡。证属泄泻迁延，脾阳已伤。治以温运脾阳，燥湿止泻。处方：太子参6 g、茯苓6 g、煨益智仁6 g、怀山药8 g、炮姜4 g、苍术6 g、焦楂曲各6 g。另加暖脐散肚兜围系。治疗4 d后，大便已转为日行1～2次，粪质稠。加减变化，再服1周，病情痊愈。

将肉桂、草豆蔻、丁香、小茴香研成细粉，按5∶5∶3∶3的比例与艾绒混匀，制成暖脐散肚兜。曾以之治疗小儿泄泻虚寒泻、寒湿泻、风寒泻、伤食泻90例，痊愈55例，显效11例，有效12例，无效12例。疗效优于对照药十香暖脐膏。

3．2．2温脾建中治胃炎

目前临床上小儿Hp相关性胃炎日见增多。我们对本病提出寒热辨证法，分为脾胃虚寒、胃热气滞、脾虚胃热3种主要证型，以温脾建中、清胃理气、温脾清胃为治疗大法。其脾胃虚寒证见：胃痛隐隐，喜温喜按，空腹痛重，得食则减，时呕清水，纳少，神疲，四肢欠温，大便溏薄，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缓。治以温脾建中，理气止痛。常予黄芪建中汤加减：黄芪、桂枝、白芍、炙甘草、制香附、吴茱萸、郁金、丁香、焦山楂、焦神曲等。脾胃虚寒较甚加高良姜、益智仁、砂仁等温脾和胃；脾虚纳少加白术、茯苓、陈皮、炙鸡内金健脾助运；挟有食积，便干者加谷芽、麦芽、槟榔、莱菔子消食导滞；脘痛气滞明显加苏梗、木香、延胡索理气活血止痛。

验案举例：史某，女，14岁，2007年8月6日就诊。患儿胃痛反复发作1年，经常餐后胃痛，1周约发2次，进冷食后易发，腹胀，有时恶心，泛酸，食欲欠佳，大便调，舌质淡，苔薄，脉平。曾查Hp抗体阳性。证属脾阳不振，中焦气滞。治以温脾理气。处方：炙黄芪15 g、桂枝4 g、白芍10 g、炙甘草3 g、煅乌贼骨10 g、郁金10 g、槟榔10 g、煨益智仁10 g、砂仁（后下）3 g、丁香（后下）3 g、焦楂曲各10 g、片姜黄6 g。7剂后复诊，患儿胃痛减轻，发作次数减少，食欲有增。上方去郁金，加制香附4 g。继服7剂后，患儿胃痛未发，无腹胀，恶心泛酸亦止。加减服用1月余，胃痛未再发作。

3．2．3温脾化痰治癫痫

癫痫频繁发作者多以风、火、痰、惊等实证为主。其痰证在平时为痰浊内蕴，可造成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痛纳差等症，而大发作时则表现为痰蒙清窍，神识丧失。痰之产生，有脾虚湿浊不化、热病灼津炼液等因素，痰浊内蕴，可造成癫痫的种种不同证候。笔者在临床上每逢腹型癫痫，多在平肝解痉之后取温脾化痰法，用黄芪建中汤、二陈汤加减治疗，取得效验。

验案举例：张某，女，9岁，2000年11月20日初诊。患儿经常头痛，偶作腹痛，痛在脐周，数分钟后自行缓解，每周发作2～3次。曾多方治疗无效。到诊时面色少华，形瘦，时有头晕，二便调，舌红苔薄黄，脉细。查脑电图示儿童异常脑电图，各导联可见较多的中―高幅4～5 c/sθ波。过呼吸时，上述慢波有时呈短程阵发性出现，波幅达350 μV，并可见2～3 c/s高幅δ波，未见棘锐波，过呼吸后恢复原来背景节律。诊断为腹型癫痫，辨证属痰浊内蕴，清阳不升。治以健脾化痰、平肝熄风。处方：①白术10 g、法半夏10 g、明天麻10 g、钩藤12 g、石决明15 g（先煎）、陈皮3 g、枳壳10 g、黄连3 g、黛蛤散10 g（包煎）、茯苓10 g、神曲12 g。每日1剂，水煎服。②定痫散120 g，每次2 g，每日3次。

上方服用半月后，二诊仍诉腹痛，但头晕减轻，继予前法治疗。1月后，腹痛发作次数渐减少。3月后第7次复诊诉未再发作腹痛，头晕头痛亦除，无明显不适，面部气色好转，唯稍纳差，二便尚调。辨其证属脾阳不振，痰浊内蕴，治以温脾化痰平肝法，予糖浆剂缓服图本。处方：①生黄芪15 g、桂枝3 g、白芍10 g、生甘草3 g、法半夏6 g、吴茱萸4 g、胆南星10 g、陈皮3 g、焦楂曲各10 g、决明子10 g。上药7剂，制成糖浆900 mL。每次20 mL，每日3次。②定痫散120 g，每次2 g，每日3次。

患儿坚持治疗，以上方出入持续服用，2002年8月13日复查示正常脑电图。随访至今，腹痛未发。

3．3温壮肾阳

肾阳即元阳，受之于先天，充盛于后天，为一身之基，小儿生长发育之本。肾阳虚证或因于先天禀赋阳气虚弱，或由于后天疾病药物损伤阳气，造成肾阳所主所司功能失常。其证候表现：生长发育落后，形寒肢冷，面色白光白，久泻或五更泄泻，或面浮肢肿、小便不利、甚则水臌胀满，或尿频、遗尿，舌淡胖嫩，苔白滑，脉沉迟、无力等。温壮肾阳常用方有金匮肾气丸、右归丸、保元汤等。本法在临床有广泛的应用，仅举以下2例，可见对于西医学无有效治法之某些疾病，若用之恰当，可以彰显中医药之优势。

3．3．1温壮元阳治胎怯

胎怯，指初生胎秉怯弱之证。自《小儿药证直诀》始，古代儿科医籍对本病有不少论述，但现代关于本病的研究报道却甚为鲜见。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认为胎怯总因先天未充而患，因而初生便见形体瘦小，肌肉瘠薄，面无精光，身无血色，目无精彩，啼哭无力，吮乳口软，毛发黄少等一系列虚弱证象。胎怯证候有五脏不足偏重之分，但总以肾脾两虚为主，又以禀赋薄弱、阳气未充为本。

笔者临床多以补肾温阳充髓之补肾地黄丸（熟地黄、牛膝、鹿茸、山茱萸、山药、牡丹皮、茯苓、泽泻）和健脾益气养血之调元散（山药、人参、白术、白芍、白茯苓、茯神、当归、熟地黄、黄芪、炙甘草、川芎）辨证治疗。其中健脾侧重补脾气、温脾阳，如黄芪、人参、白术、甘草、茯苓之类；补肾以益精为本，如熟地黄、枸杞子、山药、山茱萸、菟丝子、阿胶、紫河车等，又要温阳以壮元气，如肉苁蓉、杜仲、附片、巴戟天、鹿茸等。曾简练其方，系统对照治疗观察100例患儿，并经远期随访，确能增强体质、增长体质量，促进患儿生长发育。

验案举例：陈某，男，1992年10月21日初诊。其母妊娠38周产下该儿。出生时该儿形体瘦弱，多寐少动，啼哭无力，吮乳力弱量少，时吐乳液，目珠迟滞，发细黄，毳毛多，耳廓软，甲软短，四肢欠温，舌苔薄。体质量2.45 kg，身长49 cm。证属禀赋未充，肾脾两虚，阳气薄弱，从温肾健脾法治之。处方：鹿角片、肉苁蓉各20 g，紫河车、麦芽各30 g，人参、砂仁各5 g。上药浓煎为45 mL，冷藏。每服1.5 mL，1日3次，温服。上药连服1月。服药期间患儿未见合并症，精神、活动渐转佳，食欲增进，形体渐丰。12月1日测体质量3.8 kg，身长50 cm。此后停药观察，患儿食欲好，二便调。至1993年2月4日，体质量7.5 kg，已达正常同龄儿童中上水平，诸症消失，一切如常。

3．3.2温阳固脬治尿频

中医学小儿“尿频”，一般包括神经性尿频和泌尿系感染两类。神经性尿频主要表现为每天排尿次数增加而无尿量增加，尿液检查排除泌尿系感染者。其病机多属虚证，且以肾阳虚为主。临床上多反复发作，病程较长，以小便频数、体弱神疲、面白少华、便溏溲清、手足不温、舌淡边有齿痕、脉沉细无力为特征。肾主水，膀胱为津液之府，肾与膀胱俱虚而冷气乘之，故不能制其水出而不禁，治疗多以温肾固脬法为主，肾气充盛则固摄有权，膀胱开合有度，使排尿正常。常用方缩泉丸、五子衍宗丸，取补骨脂、菟丝子、覆盆子、益智仁、肉桂、乌药等温肾壮阳为主，加桑螵蛸、五味子、龙骨、牡蛎等补肾兼固涩小便。临床对许多遗尿患儿，亦常以此法取效。

验案举例：张某，男，8岁，2001年3月2日就诊。尿频已数月，时时小便淋沥，不能自控，以致裤子常湿、气味臊臭，影响学业，精神紧张则更为加重，夜间小便次数也多。多次尿常规检查均正常。面色少华，形体偏瘦，冬季肢冷不温，舌质淡、苔薄白，脉无力。辨证为肾气亏虚，阳失温煦，膀胱失摄。治以温阳固脬。处方：补骨脂10 g、煨益智仁10 g、附片3 g、菟丝子10 g、覆盆子10 g、枸杞子10 g、炙黄芪20 g、茯苓10 g、怀山药12 g、乌药4 g、炙甘草3 g。服药1周，家长反映尿频明显好转，再服1周，小便已经完全能够自控。继服2周巩固，病情痊愈。

3．4温暖卫阳

3．4．1温卫和营治复感

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抵御外邪无力，因而极易为风、寒、暑、湿、热及疫邪等所感，外邪自皮毛或口鼻而入，均与卫气失于固护有关。多数患儿多汗，表现为不分寤寐，常自汗出，重者汗湿沾衣。汗湿后若不能及时擦净、换衣，易于着凉感寒。所谓“多汗易感”，就是指这类情况。

汗为阴津，营阴内守，以养百骸。《灵枢·本脏》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复感儿多汗的产生，是由于卫阳不足、表失固护，因而营阴外泄，即《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所言：“病常自汗出者……以卫气不共营气谐和故尔。”治疗复感儿，要从大部分患儿的病理特点出发，以调和营卫作为基本治则。必须充其卫气、温其卫阳、敛其营阴，使之卫护其外，营阴内守，营卫调和才能使患儿御邪能力增强，预防和减少发病。主方取黄芪桂枝五物汤。方中桂枝、生姜辛温，功在鼓舞卫阳；芍药和营敛阴，与桂枝配伍，一散一收，调和营卫；生姜、大枣佐桂、芍以和营卫；黄芪益气通阳。临床应用此方治疗复感儿，多有显著效验。

验案举例：龙某，女，4岁，2004年12月23日初诊。患儿近几年来，一直屡发感冒、咳嗽、肺炎，平均每月1～2次。形体瘦弱，面白少华，常自汗出，汗出不温，食欲不振，大便溏薄，舌苔薄白，舌质润。辨证为卫阳不足，营阴外泄。治以调和营卫，取黄芪桂枝五物汤加龙骨牡蛎治疗。处方：炙黄芪15 g、炙桂枝3 g、炒白芍10 g、炙甘草3 g、煅龙骨20 g、煅牡蛎20 g、碧桃干10 g、党参10 g、焦神曲10 g、糯稻根须12 g、生姜2片、大枣5枚。治疗2周，汗出大减，原法已效，加减再进。坚持服药2月，其后很少感冒。

3．4．2温阳化湿治久热

儿科常有一些患儿发热经久不退，经各种理化检查无异常发现，西医难以诊断、治疗而转中医治疗。笔者随江育仁教授学习期间，曾见到江老用温卫和营治愈高热1月不退患儿，体会到甘温除热不仅在于补中益气一法。长期发热患儿中，不少虽然发热不退，但精神尚可，汗出不温，热势不减，符合卫阳不足、营阴外泄病机，可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其病又于夏季多见，常见夹有暑湿所伤的证象，若是如此，又可加用祛暑化湿之品。

篇2

【关键词】W・海森堡；科学社会学；古典传统；科学共同体

韦纳尔・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 1976），德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历任柏林大学教授，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海森堡就将量子理论与希腊自然哲学、古典教育等进行结合以解释科学与社会相关联的重大议题，其《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和湍流》（1923）、《自然科学基础的变迁》（1935）、《原子核物理学》（1943）、《当代物理学的自然观》（1955）、《部分与整体》（1969）等物理科学著作更是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社会学思想。

一、科学发展的条件

相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而言，海森堡更重视科学发展的社会精神文化条件，这包括古典科学传统、科学内外交流、科学语言、科学实验方法等因素。

（一）传统对科学的影响

海森堡特别重视现代科学对古希腊科学精神、自然哲学知识、普遍理性思维方式等优良传统的传承。首先，他极高尊崇古希腊科学精神，认为“我们的全部文化生活、我们的行动、我的思想感情都渊源于西方的精神根源，即在古代时期由希腊艺术、希腊诗歌和希腊哲学所创始的那种思维态度”，古希腊人通常会做出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的判断，相反，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更重视物质力量，忽视精神塑造科学的力量。其次，他强调我们应注重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知识的传承与积累，“一个人如果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原子物理系中取得进展”，这或许是在说明他的量子理论基本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他曾读过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对话》篇。再者，他积极赞扬古希腊普遍理性思维方式，“如果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会如何训练自己的思维和怎样提出原理性问题，这只能使他们自己的工作有所受益。”这种思维方式即是将提出原理性问题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将自然各种关系表述为数学形式，以求得到在全宇宙中普遍成立的定律。

（二）交流对科学的影响

第一是不同思想文化传统的碰撞，会产生创新的理念，进而促使了科学进步。“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发展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交叉点上，这一般讲来是真实的。这些思想路线可能发源于人类文化的完全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文化环境或不同的宗教传统，因此如果它们在实际上相遇了，即如果它们至少已相互关联到能够发生真实的相互作用的程度，那么，人们可以期望新的和有意义的发展也随之而来。”

第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交流，为科学继续发展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在《部分和整体》（1969年德文版，中文版名是《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和社会》）这本书中，他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写作，回忆了他同普朗克、索末菲、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玻恩、狄拉克、泡利、哈恩等物理学巨擘关于原子物理学起源及发展，量子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等重大科学、社会问题的讨论，充分展现了现代科学思维的创造过程。

第三是科学语言对科学的影响。科学是依靠语言作为唯一的传达信息方法，语言的术语概念、使用习惯等都影响着科学发现的表达，为此，海森堡探讨了科学的语言问题。他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构成了我们描述实验装置和陈述实验结果的语言，但是习惯性地将经典物理学术语用于描述原子事件的企图，结果总是导致矛盾，因此，我们应扩展旧术语的内涵或者提出合适新概念来解释现实的实验矛盾问题。

（三）其它因素对科学的影响

海森堡也重视实验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他认为原子物理学应用了经典力学中实验方法，这种方法以观察和检验为基础，借助于分析，可从一些选定的现象推求出自然力及支配这些自然力的简单定律；借助于综合即可用于解释其它自然现象，而原子物理学则代表了自惠更斯、伏打、法拉第等以来一直决定科学成长的研究方法的最高成就。

他也阐述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影响，特别是“技术科学的进展、工具的改进以及新技术装置的发明，提供了日益精确的自然经验知识的基础；而对自然的理解的进展和自然律的数学形式系统的最终确立，又开辟了技术科学中应用这些新知识的道路。”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特别是通信、交通、工程等技术科学对科学发展尤为有利。

海森堡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战争与科学关系也体味深刻。他认为政局稳定、民族团结有助于科研，相反“正在驱赶我们的犹太人同事的作法，是干着大大损害德国的大学，特别是损害物理学研究的事情，”表明他讨厌种族迫害给科学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他也认识到战争会促使各国政府期望本国科学家加速科技研究计划，促进科技的进步。

二、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海森堡也关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注重从宏观角度说明了科学对生产力、社会结构、人类思维方式、人类与自然关系等都有重大影响。

篇3

中国当代油画的这一“中国性”进程，与二十世纪，尤其是战后西方艺术的发展构成了奇特的关系。众所周知，西方艺术在二十世纪迅速走向了抽象与观念，从艺术发展的逻辑来观察，确有其历史的必然。现代性以前，西方艺术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观察的不懈追求，这既是现代科学起源的动力之一，也是其艺术始终面向物像，并通过再现物像建构一个以写实为特征的艺术世界的内因。相反，中国传统艺术，至少从宋元时起，就具有强烈的诗意特征，而多少把观察消溶在审美的诉求之中。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艺术方向的互换，西方艺术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物像描绘的轨道，而在东方艺术中找到了一种审美的慰藉。相反，中国在现代性的强烈推动下，开始了对客观物像的重新观察。写实主义艺术在中国之大张，和这一历史逻辑是有必然联系的，否则我们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油画选择具像、而以写实为主要方法的理由。

当然，东西方艺术在现代的这种背向式发展，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在西方，现代性是其必然选择，是随工业化而走向全球的历史结果。西方艺术正是在这一运动当中而急剧转型的。而在东方，在后发展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却是一个被迫接受的事实。这一事实的代价是，传统社会形态崩溃，连带着传统价值观的被丢弃。社会转型导致激进革命，艺术也不得不在这一变迁中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经过百年剧烈动荡与艰难重建之后，今日中国已经和传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两个中国之间的鸿沟之深，甚至彼此几不相识，更谈不上认同。中国当代油画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写实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也说明中国当代油画是在应合社会革命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其风格与趣味，包括审美取向，无不和社会变革密切相联。中国当代油画在社会转型当中，一直承担着深入反映中国现实这个伟大的使命。

中国当代油画正是在与各种反对具像的潮流和倾向的抗争中得到巨大的进步。油画的“中国性”更是这一抗争的直接结果，不如此，则中国当代油画无以成为“中国”本土艺术，与社会变革保持同一步伐。实践证明，中国当代油画的“中国性”，其特征就是与中国现实保持着血肉的联系，是对情感世界的持续观察与长期表现的一种审美自觉，更是对社会事件、革新潮流与制度变迁的艺术思考。所谓“中国性”，其艺术方法总是呈现为写实主义。所以，从任何意义看，写实主义构成了近百年中国艺术发展的主流。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悲悯的人道主义立场，高昂的浪漫主义情怀，经典雅致的描绘技艺，性灵天成的沉稳色调，敏锐独到的个人观察，共同构成了中国写实主义油画的审美品格与精神现象，并成就了中国当代油画。

篇4

【关键词】人本管理；本质；人力资本；和谐管理

近十几年来，人本管理的研究与主张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在人本管理本质的认识上却是颇多乱象。现有的研究在回答“本”为何“本”，“人”为何“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任何管理思想的提出都是因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某种管理问题，并随社会发展不断完善。人本管理本质的研究自然离不开人本管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有的研究脉络。

一、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

中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提出，均是为满足国家政治的需要。中国“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即民本，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险。这是齐桓公向管仲询问成就霸业之道时，管仲明确提出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成霸业的基础的思想。随后历朝历代的人本思想无不是国家政治需要的产物和感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起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发展人的个性[1]。

西方现代的人本管理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世纪初，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崛起，产生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进行管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为了解决“经济人”假设带来的管理困境，在管理实验中发现了人的非理性需要，即社会需要。随后西方管理先后出现了基于“社会人”，“复杂人”等假设的管理。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知识社会，人本管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意思上的人本管理思想在我国发展相对滞后。在查阅1994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对人本管理内涵和本质的研究，尚显模糊、缺乏统一的观点，应用研究方面可操作性较差。以下就从“本”为何“本”，“人”为何“人”两方面对人本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进而提出本文对人本管理本质的认识。

二、“本”为何“本”

“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人本管理”的本即“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在对“根本”的认识上，理论研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工具论的理解，本为核心之意，人本管理即是以人为核心的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这种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如秦翠华（1998）认为，“人本”管理方法就是按照现代科学理论，把人作为管理诸要素中的主体，运用各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现企业整体优化，保证两个文明协调、稳定发展的一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再如史保金（2006）认为人本管理的本质是激励、引导人们去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2]。

另一种是目的论的理解，认为人本管理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管理。如黄德良（2002）认为人本管理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人是目的”，人本管理是以谋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管理。魏雷东（2007）认为人本管理是以个体价值实现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不在少数。当然旗帜鲜明的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如史保金（2006）认为把人本管理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既背离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又夸大了人本管理的功能。人本管理不应该也不能承担如此之重的责任[3]。

在“本”为何“本”的认识上，兰邦华（2000）的观点相对严谨，较有说服力。他认为人本管理有三个层次：一是手段人，二是目的人，三是外部人。每个层次的人本管理都包含思想理论、制度设计、管理方法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人”为何“人”

我国对人本管理的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两条线去认识“人”为何“人”的。一是人性假设的基线，即基于人性假设解释人本管理。如谢军，王树文（2002）认为，符合人性的管理即以人为本的管理。程洁（2002）认为人本管理的思想始于对人性的假设。肖柯（2006）认为人本管理是指在人类社会任何有组织的活动中，从人性出发来分析问题，以人性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状况来进行管理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这种观点把“人”理解成“人性”，或基于不同人性假设论述人本管理具体内容的权变。

第二条基线是“人”的边界基线，“人”为某一边界范围内的人，人本管理即以某一边界范围内的人为根本的管理。关于“人”的边界，最基本的观点认为人指的就是员工，人本管理就是要依靠员工，尊敬员工，激励人，发展员工。早期的一些文献没有明确指出但隐含了“人”即为员工的基要前提。也有学者认为人不应当是全部员工，应当是员工中的一部分或人力资本部分。如史保金（2006）认为人本管理不仅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高度的人文素质和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还有些学者在定义人边界的时候，突破组织的边界，认为顾客也是“人”。如宫玉军（1999）、徐琼（2003）、关小利（2006）在研究人本管理时均基于员工与顾客的界定进行研究。兰邦华（2000）在“人”的边界问题上，认识较为全面，他认为人本管理的内涵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人本管理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即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内部员工）的利益，而广义上的人本管理还必须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对企业外部主体的人文关怀[4]。

四、人本管理的本质认识

在回顾人本管理起源与梳理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把握人本管理的本质。

1.人本管理关注的重点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故人本管理关注的重点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忽视对人自然属性关注，单纯强调人社会属性的管理是不科学的没有效率的管理。所以人本管理是在关注人自然属性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管理。

2.人本管理是组织与利益相关者自然博弈的社会结果

人本管理的提出与发展实际是组织与利益相关者自然博弈的社会结果。早期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员工的工作效率成为制约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员工自然成为组织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此时的人本管理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通过物质改善与人文关怀，实现组织追求效率的目标。卖方市场时代，组织竞争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不再是全体员工，而是人力资本，组织对全体员工的物质改善与人文关怀已经成为组织人本管理的道德底线，促进人力资本的自我实现与发展，成为人本管理的重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技术进步为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博弈提供了物质与信息基础，在自然博弈中，承担社会责任成了组织的必然选择。此时，人本管理不再是单纯组织目标的实现工具，而是实现组织与人力资本双赢的有效机制。“三聚氰胺事件”已经严重地教训了那些进行社会责任营销的工具论者。当然人本管理更不能代替组织的根本目的，让组织承担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不现实的。

3.随社会的发展，人本管理的边界与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与革新

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认为：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必须植根于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自主选择[5]。人本管理理论的提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革新。兰邦华（2002） 对人本管理三层次的划分具有开创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本管理的演化路径。基于前人的研究与企业的管理实践，本文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人本管理完整的演化路径。

人本管理的第一阶段起源于管理研究中发现了人的社会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管理举措是通过尊重人、关心人等方式满足人的社会需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组织的目标。第二阶段重点是人力资本的管理，追求人力资本的发展与组织目标，实现了组织与人力资本的双赢博弈。第三个阶段为社会责任管理阶段，它突破组织边界，在管理上以“和”为原则，重点着眼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人本管理三阶段都不是绝对地独立，彼此有交汇。不同组织之间，同一组织的不同时期，人本管理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可以有所不同。能满足组织发展需要的管理思想就是好的管理思想。

4.人本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和谐管理

人本管理并不否认组织目标的独立存在，也不否认组织对效率的追求。在人本管理的社会责任阶段，人本管理与基于效率主义的管理是相互促进的。人的发展能带来组织效率的提高，而组织效率的提高又能为人本管理提供客观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本管理必然实现和谐管理。和谐管理以人为核心，强调管理的客观性、科学性与人类行为感受的主观性、情感性的有机结合与互动[6]。其涵盖范围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身心和谐就是要实现人的“内在超越”，寻求内心的安宁、协调。反映在管理中就是要实现人的心理成本最低。没有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要实现“人和”，包括组织内部的“人和”，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人和”。在管理上，人和的实现必须依靠双赢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构造适合人发展的环境，在管理上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追求组织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刘建利.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9.2.

[2]刘英岩.基于人本管理思想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6.8.

[3]史保金.传统人本管理的理论缺陷与实践障碍[J].江苏商论,2006(6).

[4]兰邦华.人本管理内涵与特征[J].经济管理,2000(7).

篇5

理解和应用，在数学学习和教学中至关重要，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意识到的程度。如何理解数学总述，围绕如何理解数学和如何做数学理解（也即数学阅读），针对初等数学，主要包括如何理解数学：即数学是什么、有什么用、如何用；如何理解数：即数字、代数、计算是什么、有什么用、如何用；如何理解形：即图形、几何、证明是什么、有什么用、如何用；如何理解分析：统计、函数、微积分是什么、有什么用、如何用。

数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们纷纷反映数学难学、难教、难用？

2014年国家公布招生考试方案消息后，在互联网上曾掀起一股热潮：让数学滚出高考。很多人抱怨，学了十几年数学，到头来只有买菜时用得上。

事实上，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数学教育，是我国数学教育中的普遍难题，在数学教育中几乎成了望而却步的高山峻岭。数学学习与教学之难之尴尬，与英语学习与教学之难之尴尬，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的两座困难大山。要拔掉这座困难之山，可能就需要先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

是不是所有国家、所有人学习数学和数学教学都这么困难呢？显然不是。看看世界数学史上的那些灿若群星的数学家、看看古希腊时期数学发现等，我们就知道数学与其他学科和技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难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学习的难度要低于语言之外的其他学科。我们再看看欧美主要国家，他们的学生学习数学从来没有像我们的学生学习数学这么困难过，学习数学对美国和欧洲的孩子们而言，比学习其他学科反而容易――这是不是有点意外？超出了我们平时的

常识？

若干年前轰动全国的《素质教育在美国》、《高考在美国》的作者黄全愈博士是我的好友。黄博士不是数学专业，而且似乎数学能力很一般，他的妻子陈彤女士也不是数学专业，然而他们的儿子矿矿刚开始数学虽然不太好，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矿矿开始自学数学，小学毕业前自学完了高中数学。矿矿学习数学的经历曾轰动一时。我曾经仔细问过黄全愈博士，矿矿自学数学困难不？是不是孩子的数学天分高？黄博士说：NO！矿矿的数学天分应该一般；他自学数学快乐得很，而且学得很快，至少比其他学科快得多。黄老师的话我信服，而且我自己就是从小学一路自学数学过来的，我很少听老师的数学课，但看了很多数学方面的书。那么，为何数学教育和数学学习在我国这么困难、在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那里成为学习、教学困难之山呢？

其实这问题也很简单，只要试图回答清楚三个问题，看看回答的过程和结果就知道原因了：什么是数学？组成数学的最基本要素是什么？学习数学有啥用？

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可以经常阅读各种书籍，唯独不阅读数学。而且甚至于一提数学阅读，很多人就说：数学怎么阅读？！数学是阅读的吗？如果再问学数学有啥用？如果大家诚实，就会说：算数、测量用。这显然不是数学的全部吧？

由此，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暴露出来：我们竟然不了解、不理解、不会用数学。换句话说，我们对数学竟然缺乏基本的认知、理解和应用。数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我们竟然所知甚少。而我们对除外语和数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却不是如此。

数学，对我国绝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就是：算数和图形；换言之，数学就是中国铁器时代之前的算数和画图；数学不是古希腊数学和源自古埃及、古阿拉伯、古希腊的近现代数学，而是中国数学――算术和图形。

数学学习与教学困难的基本原因就暴露出来了。

对学习现代数学而言，我们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和文化、认知和理解。数学，不是中国算术和图形；算术和图形只是组成数学的原始的基本的部分原材料。近现代数学，对我国而言，是舶来品，完全的舶来品，这就如英语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按照中国数学文化和思想来学习现代数学，此路不通。如果按照现代数学本身学习和教学，那我们缺乏必需的基本资源和路径――历史、文化，认知、理解。这里指的是现代数学本身的历史、文化和认知、理解方法，而非中国数学的历史、文化和认知、理解方法。

数学，对我们而言为何那么难以了解和理解？因为我们的数学学习和教学中缺乏最基本的土壤和空气――现代数学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数学，对我们而言为何那么难以学习和应用？因为我们的数学学习和教学中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和氧气――现代数学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我们现在学习、教学的课本、课标等，属于现代数学中的初等数学，而初等数学就是古希腊数学至16世纪的数学。这是西方的数学史，当然也是西方的数学文化。我国的数学教育，非但不教授西方数学史和文化，而且是用中国古代近代数学史和文化来替代。――其恶果不言而喻。

我们学习的数学为何抽象、苦涩、难懂？！脱离了史实和事实的符号世界，岂能不抽象、难懂和苦涩？如何理解数学，从以上文字中，相信大家已有感触：必须拿起古希腊数学史、近现代数学史；重回古希腊、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数学文化；找回数学史实和事实。

如何理解和应用数学？让我们重回数学史、文化、思维、方法产生的时空，一步步走到现代文明，建构数学感知、认知、探知的思维和方法。

数学（mathematics），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空间以及信息等概念的一门学科。数学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

数学（汉语拼音：shùxué；希腊语：μαθηματικ；英语：Mathematics），源自于古希腊语的μθημα，其有学习、学问、科学之意。古希腊学者视其为哲学之起点，“学问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数学”叫作算术，又称算学，后改为数学。中国古代的算术是六艺之一（六艺中称为“数”）。请注意：西方古代数学的原意，是学问、哲学的起点、学问的基础。而中国古代数学则是算术、算学两者，有天壤之别。

数学起源于人类很具体、具象的生存、生活与生产的需求，人类对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须和必需的、有兴趣的、好奇的物和事，需要认知和理解，也需要区分与解释。这是数学产生的根本源头、动力和目的。那么，为什么对物和事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区分与解释，就产生了数学呢？这取决于人类是如何认知和理解（区分和解释）物（食物、器物等）和事（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等发生的关系和变化），是人类生存、生活、生产所必须面对和所必需认知、理解及区分、解释的。比如，原始人类活着的每一天，必须面对各种食物、使用各种器物，必须面对各种事务（关系和变化）。面对的同时，首先是必须认知和理解各种食物、器物、事务，还必须面对向同伴或其他人做指示、区分和解释。人类对物和事的认知，首先是辨认“是什么”、“怎么吃或用”等，由此逐渐产生了标记、表示和表达――由“记物、记事”需求造成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其次是辨认“有多少”、“有多大”等，由此逐渐产生了多少、多大等标记、表示和表达由“计物、计事”需求造就了数字和图形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对物和事的理解，首先是区分和数量、测量。区分物和事，是基于对其形状、形式的辨认，由此产生了象形、会意等；而对物和事的准确理解，则导致了进行数量和测量。随着人类接触和使用的事和物范围及深度增大，对物和事的认知和理解逐步扩展和加深，导致“记物、记事”与“计物、计事”开始融合，分类、比较、分拆、组合逐步产生并形成思维方法。由分类、比较的扩展和深化，归纳意识和方法产生并发展；由分拆、组合的扩展和深化，推理意识和方法产生并发展。

随着人类认识和理解，以及表达和解释的发展，由对物、事的“分类+比较”思维逐步产生了定义、概念；由“分类+比较”+“分拆+组合”产生了以概念为基础的推理――形式逻辑出现。由对物、事的追求彻底分类、比较，分类法和分类规则的出现，导致归纳法的深度发展。同时，因为对必然和或然的感知积累，也分别导致了对因果律和统计律的追求，这也是出现逻辑和统计（归纳）的原因之一。总之，数学的起源和初始并不抽象；数学的对象、方法、规则等也不抽象。人类的所谓抽象，本质是去形象、形状、形式化，以特征和指代来表征物、事；也是要大量、简洁的标示、表示和表达目的、方法和规则的需要。由此，是因为字系、数系、形系、方法系、规则的发展，导致数学逐步远离了具象（形象、形状、形式），而走向了抽象（特征、指代、指事）等。

乘法与除法，其实质是：基数与序数之间的运算而我国数学不讲这个，只做还原为加减法和格式律，这是有问题的，比如：乘法，实质是：基础×序数，也即，个数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和加合而除法，实质是分配法：基数分配给序数――个数分配给位置数学，其基本要素就是：数、形、规则。

在数学基础研究上，有三种基本研究――可以视作三种基本规则：直观、逻辑、形式。换句话说，类似“1+1=2”这种，一般而言，必须符合直观、逻辑、形式规则，才能被认同。所谓直观，可以理解成：符合人类的感知和经验；所谓逻辑，也就是形式逻辑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所谓形式，即抽象结构，构造直观就如两点确定一条直线。逻辑也能理解，就是直观难理解。其实直观最好理解。直观，你可以看成是事实或实物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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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竞技篮球运动 审美表现形式 发展

竞技篮球运动虽起源于游戏,但经过长期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竞技篮球认识正在不断加深,篮球运动不但日益成为人们最喜欢的强身健体的锻炼项目,其运动过程中所需要并体现出来的动静结合、默契配合、钢韧相济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团队士气也使得它日益具有观赏性,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艺术游戏或艺术运动。作为艺术,竞技篮球以独特的活动形式最形象地展示人体的优美形态和心灵气质,和谐地反映人类对现代社会文明生活的创新、完善与追求。

1.现代竞技篮球运动的审美表现形式

审美性作为竞技篮球艺术中最主要、最核心的特征,是通过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技战术来体现的,而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技战术发挥即艺术作品还必须有生动、鲜明、准确的形式来表现。随着现代竞技篮球运动的发展,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越来越高,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1比赛身体接触频繁,对抗激烈。

现代竞技篮球运动员都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比赛中身体接触和干扰频繁,比赛强度加大,对抗空前激烈。进攻和防守时运动员敢于主动发力,主动性、攻击性更强,特别是攻击性紧逼防守的出现,运动员防守凶狠,主动抢步抢位,时刻给对手压力和紧迫感,迫使对方心理紧张,造成失误,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据资料现实,一场竞技篮球比赛从开始到结束需要80min左右的时间,在40min的比赛中,队员的平均步数是9480步,运动员大概要跑10km,即每分钟240步。快速奔跑距离约3km左右,其中快速冲刺跑约1.5―2.5km;采取积极、快速的攻防战术时,脉搏可达34―36次/10s,50%以上时间平均脉搏在30次/10s以上。这个强度运动员承受负荷相当大,代谢水平处于有氧与无氧之间,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促使了比赛场上出现激烈的比赛画面,提高了其欣赏水平。

1.2比赛攻守转换速度加快,节奏分明。

速度是篮球比赛的核心和灵魂,现代运动员在强调高度的同时更加注重运动员速度的发展。技术运用快,攻守转换快,快攻次数增多已成为比赛中的典型画面。速度快不仅表现在表面上的快,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判断反应、快的意识等内在的快。特别是在篮球规则缩短进攻比赛时间后,速度的加快促进了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得分的大幅度提高,快攻、抢攻、半场移动进攻等战术打法得到了较大的发挥空间,简洁明快、赏心悦目的战术配合使竞技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高,使更富观赏性的比赛层出不穷。而且现代篮球比赛在速度加快的同时,还强调速度与节奏的良好结合,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慢节奏是快节奏的一种过渡和调节,以快为主,速度与节奏相结合,呈现给观众的则是一种既激烈又具有节奏的动静结合美。

1.3善于变化,掌握主动,层次性强。

“变”是篮球比赛的精髓。从技术层面上看,篮球技术动作是固定的,有严格的规范标准,但在运动员运用时则是不固定的、多元的、变化的,无论是运动员面对对手进攻还是防守,都要根据对手的情况和周围环境变化自己的技术动作,现代优秀篮球运动员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全面的技术动作,在比赛中与对手对抗时,无论对手采取何种进攻或防守动作,都可以运用相应的技术动作来化解,在此过程中反映了运动员的智慧与运用技术能力;从战术层面上看,其运用精髓与技术运用一致,都具有随机应变性,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攻击与防守,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表现出进攻流畅,具有层次感,防守积极主动,立体感强,争取化被动为主动的特点。篮球比赛技术与战术运用的随机应变性丰富了篮球比赛的艺术表现画面,提升了比赛本身的审美价值。

1.4运动员高难技术动作增多,出现了许多个性化“绝招”。

观众观看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观看个别运动员的技术发挥。因为这些运动员不仅具有自己个性化的技术“绝招”,而且其临场可创造出许多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高难动作。不得不承认,有些篮球运动员天生就是“艺术家”,具有非凡的创造想象力,其身体素质、智能水平、心理品质与艺术创作灵感有机结合,在比赛中时时创造出一些具有美感的技术动作,且由于运动员对篮球的理解、价值观的差异,不同运动员在篮球场上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艺术作品”,久而久之则成为其在篮球比赛中经常运用的“绝招”,并且成为观众欣赏篮球比赛的动力和最为向往的享受。

1.5比赛胜负难测,有悬念。

观众对华丽的比赛场面会产生审美疲劳,但永远不会对胜负悬念感到麻木。现代竞技篮球运动比赛双方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使双方实力接近的比赛充满着变数,充满悬念,正是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促进了观众看比赛的冲动,使观众体验到那种心情松紧交替的喜悦美,尤其是最后关键时刻的“绝杀”把比赛的悬念保留到最后,增加竞技篮球比赛艺术化的砝码,使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高。

2.竞技篮球运动艺术发展展望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哲学开始,艺术结束。哲学起统领、指导作用,是起点;而艺术则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目的与归宿。竞技篮球运动的成熟过程也是运动员技战术表现不断优化和创新的过程。

2.1“快”、“狠”的特点是竞技篮球运动艺术永恒发展的主题。

事物自身辩证否定的规律,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揭示了竞技篮球运动艺术化的发展趋势只能是速度更快,转换频率更高。“快”表现在比赛中进攻队获得球权后将抓住一切快攻机会进行反击,快攻不成则半场抢攻,最后落入阵地后的移动进攻战术,即全场比赛双方都处于高速运动之中,攻守节奏将更加流畅;“快”还表现在内在的快即意识、判断和反应快等,内在的快决定着外在形式的快,外在形式的快也反过来促进内在形式的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比赛场上的流畅画面。“狠”表现在随着运动员力量和攻击性意识的增强,以及篮球规则对其的催化作用,使比赛场上的对抗将越来越激烈,身体接触将更加频繁,进攻时充满侵略性,防守时则充满攻击性,这种近似“战争”的高强度对抗使比赛更加充满观赏性和审美价值。

2.2比赛双方实力差距更小,比赛更具悬念。

随着现代科学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各个国家都采取了科学化训练手段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从而提高了竞技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这样各国球队的实力差距将逐渐缩小,无论是国际大赛还是国内比赛,比赛双方都有战胜对手的可能,这样就增加了比赛的悬念,使比赛更具观赏性,从而提高了观众对比赛的关注度。而且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国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每个国家都学习到了先进的篮球理念和技战术训练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便缩短了各国之间水平的差距,使比赛越来越好看,使其艺术审美价值得到攀升,而且这种交流还将继续下去,未来比赛双方的对抗将越来越白热化,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画面将越来越多,比赛将更加扣人心悬,充满艺术性。

2.3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系统科学理论认为,无系统的结构、无结构的系统是不存在的,系统的结构改变必然引起系统功能的改变。随着速度篮球的理念及队员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运动员场上角色发生了变化,高大队员以内为主,能里能外,而外线队员技术更加全面,角色互动成为了现代竞技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这些变化促使了比赛内容结构的改变,而且使结构组合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内容结构的多组合方式,正迎合了现代观众对运动竞赛技术娴熟精湛和战术简洁的技战术美的审美追求。同时,快速度的进攻可以有效地争取时间和空间,为空中技术的创新和空中技术运用的技艺化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速度篮球带来攻防转换次数的增多,是增大不确定性的基础,阵容组合结构的多变则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而内容结构的丰富、比赛中策略运用的增多都为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砝码。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增强了运动员心理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且使观众得到了更大的发泄情绪的渠道。不仅比赛的内容结构达到了艺术的具体个别性的审美特征,而且比赛的结果也更加符合这种审美特征。这是现代竞技篮球运动的基石,也是篮球运动的艺术再现――表演。

3.结论

竞技篮球运动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其他艺术形态所不具备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表现形式,而且随着其深入发展,其艺术表现形式将更加丰富,也将越来越符合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观赏要求,人们将更多地体会到竞技篮球运动的无限魅力,并且从中丰富情感、提高价值取向及增强对生命无限追求的渴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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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二、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五、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张应杭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著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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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篇9

关键词：科学探索动机动力

Abstract:Motivesofscienceincludesocialmotiveandpersonalones.Personalmotivesarevariousandcomplex,whichgenerallyconcludeoutsideutilitarianmotive(visibleorinvisible)andinsidementalmotive.Visibleutilitarianmotivesareforcommunity(“bigself”)orego(“smallself”).Insidementalmotivesarenegativeonesandpositiveones,whichincluderationalonesandemotionalones.Chiefemotionalmentalmotivesarecuyiosity;surprise;interest,loveandpassiontonatureandscience;appreciationandinebrietytobeautyfromnatureandscience;indescribableenthusiasmandspiritualjoyandcomfort;andrisk,excitement.

Keywords:motivepowerofscientificexploration

（一）各种见仁见智的观点

“动机”一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动力”一词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发展的力量”。二者的词义虽然有些许差别，但是交集还是颇大的。在英语中，motive和motivation的主要涵义是“动机”和“动力”。因此，在探讨科学探索或科学研究的动机或动力时，我们对这两个词一般不加区分，实际上也很难把“推动人从事科学的念头”与“推动人研究科学的力量”区别开来，因为动机中每每包含动力，反过来也是一样。

莫尔认为，“科学的动机”明显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支持科学的动机和个人成为科学共同体一员的动机，即社会动机和个人动机。就前者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想从科学获取实际的利益，而只能模糊地欣赏科学研究的文化价值。这不足为怪：在人类遗传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是为幸存的缘故对真正的知识感兴趣，不存在选择没有应用可能的知识的价值。但是，科学进路的本质则在于为知识而知识。关于个人动机，科学家的动机是复杂的，由各种因素组成。在这里，莫尔寥寥数语就把社会动机讲得十分清楚，况且这种动机也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了。关于个人动机，它涉及到私人的隐秘而微妙的心理，它与社会与境纠缠在一起，尤其是个人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论题。

梅尔茨就表明，在过去和将来，诱使人们去研究自然的始终有几种兴趣。有些人受好奇心或对自然的纯粹的爱驱使，他们从事自然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描绘我们周围的客体，更好地观察和认识它们。他们出自对自然的最纯正的钟爱，以伟大的奉献精神和不计报酬的艰辛，探明自然事物的奥秘。继此之后，应用自然知识，使之对实际目的有用的愿望，反过来对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兰也强调，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二：人生具有好奇之性，又有好胜之心，此皆研究自然之动机也；吾人发明事实，证立定律，非徒然而已，盖将应用之以谋人类之幸福。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把驱动科学家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区分为三个范畴。一是内在于科学研究过程的动机：科学的好奇心，做研究过程中的愉悦。二是指向科学共同体的动机：渴望科学声望，渴望在科学职业内的影响。三是对科学研究的外部影响：公众名声的吸引，渴望发现科学知识的有益应用，需要资金支持（得到金钱做科学），渴望从应用科学研究中获得利益（从科学制造金钱），影响公共政策的抱负（在幕后或通过公众运动）。总之，科学的动机也就是科学家想了解某些事物的理由：单纯的好奇心、，理论兴趣和潜在的有用性。

有些学者对科学探索的动机探索得细致入微。范伯格举出三种冲动（impulse）：理解世界，不愿接受基于权威的结果，在前人的科学工作之上建筑。克劳瑟（J.G.Crowther）罗列了科学家做研究的五种个人动机：“最为众所周知的、科学家本人最经常宣布的，一个是好奇心或为理解而理解。另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和普遍的动机是对声望的欲求。第三个是得到生活保障的需要。第四个是使自己享受的欲望。第五个是服务人类的欲求。为发现这些动机的相对权重，人们仅做了十分少的一点研究。”马斯从心理学的视野，描绘出一张科学动机的全景图。他说，像人类的所有成员一样，科学家也被多重需要促动。这些需要是人类共有的，是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以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以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会发挥个人特有的和人类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研究较少、但是通过共同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就是想借助科学对人类和社会有所帮助。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任何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克莱因以数学为例说明，驱使人们追求数学的动力是由实用的、科学的、美学的和哲学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取这舍那、扬此抑彼都行不通。

中国学人也对科学探索的动机也做过有趣的探讨。王星拱在谈到科学起源的心理根据或科学探索的动机时，揭橥了六种动机或动力。一是惊奇。人类有惊奇心理时，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这是科学起源的部分潜力。二是求真。无论何人，总想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人类的心理，总是信真实而不信假伪的。就是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仍然有个求真的趋向。三是美感。最初的人类，解释现象界的繁复，也想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的美感的缘故。科学家何以尽心竭力研究科学呢？因为科学中间有和一（unity）的美。所以科学的起源和它的进步，美感也是一个主使的原因。四是致用。在太古时期，致用对于科学的发生，或者有很大的潜力。在中古时期科学的降生，致用没有什么力量。不过，近来的科学进步，致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五是好善。人有好善恶恶的本能。科学是辨别善恶的武器，要明明白白地研究出一个道理来。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六是求简。科学是从繁复之中，用简约的方法，理出头绪来，刚刚合我们心坎儿上所要懂得的。这六种心理实际上是趋向同一的途径的。第一，因为奇和真实是递相发现的；第二，因为真实和美、和功用、和善，原是分不开的东西；第三，因为真实是由简约得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的动机做了极其精湛的探讨。他的论述鞭辟入里、引人入胜。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以“探索的动机”为题发表讲演。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的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出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与之不同，那些为天使宠爱的人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样彼此相似。爱因斯坦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就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可以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自由地眺望，陶醉于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不过，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动机。他意谓的积极的科学探索的动机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用他的这种宇宙秩序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音乐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宇宙秩序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在他个人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爱因斯坦强调，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才是科学家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二）外在功利动机：有形和无形的

尽管科学探索的动机相当复杂和多样，但是借鉴诸多学者的看法，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外在功利动机和内在心理动机。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功利动机和无形功利动机。外在功利动机是为外部的实用的功利的动机和目的而投身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这里主要有名、利二端。其中，抱着得到物质上的利益的动机即是有形的功利动机，抱着获取精神上的扬名（美名或浮名）的动机即是无形的功利动机。

有形功利动机既有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也有个人谋求生计、牟利发财的“小我”功利动机，不过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实用（utility）或有用性（usefulness）的目的，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关于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培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至于“小我”功利动机，只要手段得当，又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受到鄙夷和指责。不过，这种带有自私性的动机也可能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正如萨顿所说：在一种较高的意义上说，我们能够假定纯正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无私的，即使在最初阶段不是如此，至少在它已完全激发起来的后一阶段是无私的。一个人可能会梦想做出一项发明使他本人和家庭过舒服一些的日子，发家致富看上去可能是他的主要激励。但是，由于他连续进行研究并且变得越来越全神贯注于他的方案和设计，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会失去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最后他可能处于一种精神上极度兴奋和完全忘我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最靠近天堂的一种状态。

无形功利动机是想借助科学这种“特殊娱乐”和“智力上的”，“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智力竞争中获得成功，从而博得同行的承认，最终赢得赏识和好名声。莫尔讲得比较周到和且很有分寸：“科学家一般不为权欲而谋求权势，虽然他们对权势并非无动于衷。科学家一般不单纯追求财富，虽然他们对于家道富裕并非毫不动心。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人们的赏识。当然，为增进知识做出贡献，这是首要的动机。这不是虚构，不是对科学家的性格主观想象的结果。我认识的许多人，我相信他们当科学家的惟一动机只是对于自然界的奥秘深感兴趣。其中某些人像我们的科学先辈那样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工作，在院校或研究机关中艰苦奋斗，对收入、家庭、行政职位和虚名毫不在乎。然而，说到底，他们都十分计较是否得到人们的赏识。”哈格斯特罗姆也发表看法：博得同行科学家的赏识，是科学家的主要动力、一种永恒的动力，促使科学家艰苦地工作，不违反科学道德，保持创造精神。

为了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赏识和名声，就必须首先博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于是怀抱雄心壮志，充满好胜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先权就构成了科学探究的动力。莫尔就此写道：科学家通常是十分有雄心的，他们想发表，想看到他们的名字和观念被印刷出来。他们想从同行那里获得尊敬和承认（偏爱从科层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较高阶层获得）。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激烈地斗争。妒忌（大都以有教养的形式）有时憎恨在科学共同体中并非不寻常，只不过多半表现得不那么露骨而已。这一切结合起来说明，来自同行的承认是科学家的最大动机，是顽强工作的持久驱动力。在不违背科学伦理的情况下，如果用任何手段可能的话，做出创造性的新发现才是第一位的。“象牙塔”的科学生涯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宁可说，正因为科学家需要承认，他们才采纳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对独创性的承认被普遍地认为是最高的、远比金钱或任何官方职位更重要的奖赏。普赖斯也表示：“以占有第一位置为动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动力。”

以上所说的无形功利动机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的。事实上，它也是相当复杂和多样的：除了它的外延可以延伸外，它与其他动机往往相互纠缠。魏格纳颇有感触地说：“当我期望人们选择科学生涯不要期望外界过多的报酬，在精神上追求一种学习、希望和创造性的生活时，或许我已经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我们许多年青人本着这种精神选择了科学生涯，但是也有很多人期望外界的报酬、有影响的职位、很高的荣誉，以及一种所谓的成功的生活。我不知道哪种潮流将取得优势。也许将会出现两者的混合物，也许那些坚持己见的人最终将离开科学，在学术界内外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可以肯定，本世纪初那种认为一个科学家理所当然的品德和特性，不能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布罗德等人则径直点明：“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人们为两个目标而奋斗的舞台：一是认识世界，二是争取别人对自己工作的承认。这种目的的两重性存在于科学事业的根基中。只有承认这两重目标，才能正确地了解科学家的动机、科学界的行为和科研本身的过程。”他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科学家的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有时它们又是互相抵触的。当实验结果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时，当一种理论未能得到普遍接受时，一个科学家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引诱，从用种种方法对数据加以修饰到明目张胆的舞弊。

就无形功利动机而言，只要科学家按照科学规范和科学伦理行事，只要不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要实至名归而不是沽名钓誉，就是正常的和正当的，因为这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有益于社会和他人。莫尔甚至把对独创性的承认和为此而进行的正常智力竞赛，看做是“科学共同体培育的和文化进化的最有价值的珍品”。于是，联系到有形的功利动机，我们可以说：外在功利动机是人们以科学为业的正当动机，是人性的正常体现，而且对推进科学发展也是很有作用和意义的。但是，持有这种动机的人大都只是把科学作为手段，而不会像爱慕他的恋人一样地热爱科学，不会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深挚的“宇宙宗教感情”，自然不会把科学作为自己的生活形式，不会视科学如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忘我地追求。假如只有这样的人从事科学，科学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就会成为追逐名利的角斗场，而不会成为爱智者流连的思想憩园和科学创造者自在的精神乐园。

因此，很有必要超越外在功利动机。我们不能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和物质，视之为赚钱赢利的工具。我们也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世俗观念，即认为对于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对于这种观念，一个人最终会抛弃它，至少是感到应该超越它。科学家和想成为科学家的人，应该明白马斯洛对科学的理解：“最高层次的科学是对令人惊叹、使人敬畏的神秘事物的最终条理化、系统的求索和享受。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大报答就是这类高峰体验和对存在的认知。然而这些体验同样也可以称作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理体验。科学可以是非宗教徒的宗教，非诗人的诗歌，不会绘画的人的艺术，严肃者的幽默，拘谨腼腆者的谈情说爱。”同时，也应该记住任鸿隽的告诫：“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三）内在心理动机，尤其是情感心理动机

现在，我们从外在功利动机转向内在心理动机。所谓内在心理动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满足，而不刻意追逐外在的名利；这种动机一般是隐性的，不像外在功利动机那样显现和张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人很难觉察和体会个中滋味，甚至很难按照世俗的思路去理解。参照爱因斯坦的论述，内在心理动机也可以一分为二：消极心理动机和积极心理动机。

消极心理动机也可称为否定的心理动机或反面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顾名即可思义，况且爱因斯坦已经讲述得非常清楚，无须我们饶舌。对于那些冰清玉洁、不愿与龌龊邪佞的现实同流合污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最佳的“世俗的修道院”、“理想的避难所”和“精神的栖居地”，他们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宁静和思想的升华。怀特海以数学研究为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个中妙谛：“数学研究是人类精神之一种神圣的疯性，是对纷繁迫促的世事之一种逃避。”克莱因（援引了罗素）则以诗意的语言，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对数学问题的不可抑制与动人心弦的探索，使人精神专注，使人能够在这个无休止斗争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的安宁。这种追求是人类活动中最为平和的生活，又是没有争端的战斗，是“偶然发生灾难时的避难所”，在为当代千变万化的各类事件弄得疲惫不堪的意义面前，数学领域就是美丽而恬静的终南山。罗素曾经用华丽的语言，描绘了这种恬静的佳境：“远远离开人的情感，甚至远远离开自然的可怜的事实，世世代代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就好像是住在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逃避现实世界的凄清的流浪。”齐曼更一般地揭橥，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投身于一个有序合理的专门领域是一种个人安慰，在那里他们能够远离纷乱的、情绪化的日常生活世界。”魏格纳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的周围存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充满着难以预料的事件。当我们发现并知道一些事物具有某种秩序和不可改变的性质时，人的灵魂将获得一种安静。许多科学家倾向于退出我们社会中正在不断发生的争斗，喜欢过隐士般的生活。实际上，这是那些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科学家的特征。

爱因斯坦赞赏的积极心理动机——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力图勾画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始终怀有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又可称为肯定心理动机或正面心理动机。在我们看来，这种积极心理动机又可再分为理性心理动机和情感心理动机。理性心理动机就是致知求真，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科学的目标完全一致。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科学发展的动力最终来自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探索真理仍然不失为科学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真理是科学的中心动力”；“科学家的动机惟一地是为知识而知识”。在这里，莫尔和斯诺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为知识而知识是科学家的崇高理想：为增进认识而探求知识，而不光是为出人头地而探求知识，这是科学态度的最高本质。”“真理是科学家努力寻求的。他们要寻求存在的东西。没有这种愿望就没有科学。这是整个活动的原动力。它迫使科学家每走一步路都必须不顾一切地着眼于真理。”

作为致知求真的理性心理动机，实际上就是向往探索自然的奥秘与和谐，并用尽可能完美的理论来描绘它。爱因斯坦自述：“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希望理解存在和实在”，“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而且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托兰斯进而指出：追求终极统一的秩序，是爱因斯坦发展大统一场论的驱动力。他在1929年宣称，场论的终极目的是，“不仅了解自然是如何（how）和它的过程如何进行，而且了解自然为什么（why）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是另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科学不能满足于发现自然界如何行为的定律，而且必须识破这些定律的终极统一和发现它们的内在理由的方式。

与理性心理动机相对照，情感心理动机在科学的追求中也许显得更强有力一些。“情感是知识的原动”，此言得之。情感心理动机名目繁多，而且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理出头绪。不过，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勉为其难，择其要者而论之。

首要的情感心理动机是好奇心或惊奇感。好奇或惊奇是人的天性和必然性质，是精神健康和活跃的重要标志。马斯洛列举六点理由说明，好奇心是全人类的特点。同时，好奇心或惊奇感也是科学发端的源泉和人们投身科学的最富有感彩的心理动机——科学和科学家的里比多。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言在先：“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因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愚蠢。”自培根时代以来，纯粹的好奇心被视为真正科学家主要的探索动机。

对于好奇心或惊奇感这种情感心理动机的功能、涵义、起作用的条件和结局，著名的哲人科学家马赫和爱因斯坦的理解别出机杼。马赫认为，所有对探索的促动都诞生予新奇、非寻常和不完全理解的东西。寻常的东西一般不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有新奇的事件才能被发觉并激起注意。惊奇感是人类的普遍属性，好奇是超过生物学需要的过量的心理生活，它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所谓惊奇感，就是人的整个思维模式被一种现象打乱，并迫使它脱离习惯的和熟悉的渠道。消除惊奇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是惊奇的东西的天敌。爱因斯坦对好奇心和惊奇感的评价很高：“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他还说：丧失了惊奇的人，“只不过是死人而已”。进而，他深邃地洞察到惊奇的本相：“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不用符号（词）绝大部分也都能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进行的。否则，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现代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也充分肯定好奇心这种心理动机的价值。中国学者任鸿隽明确表示：关于知识的起源，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萨顿强调：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因是人类的好奇心，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好奇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兴趣，甚至不是很谨慎的。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就再也没有办法平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哈布尔揭示：在所有伟大的科学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探索动机是无偏见的好奇心。这种被十足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力图理解世界——不是去改造它、控制它，而仅仅是理解它。劳丹乃至认为，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有力辩护既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物质的实用价值，最终在于好奇心。“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衣服和食物的需要。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化人类学都表明，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精细学说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刚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原始’文化中亦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的了解，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灵之中。”这些看法得到来自科学家的问卷调查（1988年）的支持：有43%的科学家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对科学感兴趣而投身科学，其比例远高于其他原因。

继马赫和爱因斯坦之后，不少人也对好奇心做了深入的探究。阿西莫夫指明，好奇是不可遏止的求知欲望，是生命形式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的、最纯粹的显示。朝永振一郎把好奇心视为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的根本，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以及科学的本质。齐曼揭橥，好奇心为纯粹科学提供了新的维度，是特别个人主义的品质，是杰出科学家最突出的个人心理特质，意味着个人自主和思想自由。

情感心理动机之二是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爱好和热爱。科学家塞格说：他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一言以蔽之，是由于强烈的爱好。科学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挑战，总是不断地提出要求，遭受挫折，有时也会获得成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格里芬也自白：“我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因为我对动物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想知道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些什么样的特性。”爱因斯坦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对自然和科学的爱好和热爱以及强烈的兴趣，是如何引导走上科学之路的。在12岁那年，由于阅读了通俗自然科学书籍，爱因斯坦抛弃了宗教而皈依科学。他这样深情地表白自己的心迹：“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崇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向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情感心理动机之三是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这是一种很高雅、很深沉的动机：人们因为自然之美而激起研究自然的热情，并在审美鉴赏中发现自然和科学的和谐之美而陶醉其中，以至乐此不疲、乐不思蜀——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彭加勒和皮尔逊对此的论述别有洞天。彭加勒和盘托出：“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他继而写道：科学美像自然美一样，也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的缘由：“只有当科学向我们揭示出这种和谐时，科学才是美的，从而才值得去培育。”“这种无私利的为真理本身的美而追求真理真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能使人变得更完善。”皮尔逊直抒己见：“与前科学时代的创造性想象所产生的任何宇宙起源学说中的美相比，在科学就遥远恒星的化学或原生动物门的生命史告诉我们的东西中，存在着更为真实的美。所谓‘更为真实的美’，我们必须理解为，审美判断在后者中比在前者中将找到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正是审美判断的这种连续的愉悦，才是纯粹科学追求的主要乐趣之一。”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批判学派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光大者，审美鉴赏自始至终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永不枯竭的力量和热情的源泉。他像彭加勒等人一样，不愧是科学的艺术家。

克莱因通过对数学史的研究发现：“对美感愉悦的寻求，一直影响并刺激数学的发展。从一大堆自相夸耀的主题或模式中，数学家有意无意之中，总是选择那些具有美感的问题。”他在举出古希腊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一系列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例子后说：“的确，在真正的数学家的心目中，对美感的渴求比最泼辣的主妇们吵架的欲望还要强烈。”一个别出心裁的证明，写出来便是一首诗。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作为科学的情感心理动机或动力，已经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识。拉契科夫得出总括性的结论：“人们在从事科学创造时经常感受到美感的快乐。这种美感的快乐照例提高人们的创作毅力，促进对真理的探索。……审美因素在创造创作热情的气氛中起重要作用。”

情感心理动机之四是难以名状的激情与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这种动机往往渗透在其他动机之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而且，像科学的激情这样的情感有时也确实无法言传。不过，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探索的动机时，用了一个惟妙惟肖的隐喻来刻画它：“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多次谈到这种激情，他借用斯宾诺莎的用语，认为它就是“对神（自然）的理智的爱”。他把这种激情称为“宇宙宗教感情”，其表现形式是对大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和迷恋，对自然规律的和谐的奥秘的体验和神秘感，好奇和惊奇感，赞赏、尊敬、景仰乃至崇拜之情，喜悦和狂喜。在他看来，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研究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能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惟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付出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是多么深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这里不免有一个疑问：一个人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先天的和经常可能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为什么还要献身于学问或失败多而成功少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英国诗人T.S.艾略特对此的回答同样适用于科学人：“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某种他难以胜任的事业。这看起来十分奇怪，不是吗？”

任鸿隽说得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物质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满足”。不用说，这种满足当然包括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贝尔纳明察：心理上的快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愿意从事科学工作的动机和动力。正由于预料到这种乐趣，人们才愿意当科学家。罗杰•弗赖明示：与在艺术过程中一样，“在思索中对必然性的认识通常也伴随着欢快的情绪，而且，对这种欢快欲望的追求，也的确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动力。”

最后，冒险和刺激也算是一种情感心理动机。诚如克南所说：“科学是一种富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的冒险。”这种冒险包括研究方向、提出问题、解决办法、预计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在于科学只有冠军而无亚军的规范结构，以及失败绝对多于成功的无情的历史和现实。波普尔道出了冒险的部分原因：“每一个问题总是有无限多的在逻辑上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事实对于科学哲学是决定性的事实。正是那些事情之一使科学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因为它使一切纯粹的常规方法无效。它意味着，科学家必须使用想象和大胆的观念，尽管它们总是经受严格的批评和严格检验的调节。”

正因为科学是一种智力冒险，所以它能吸引一批乐于和敢于体验冒险刺激的人投身其中，去进行惊心动魄的智力搏斗，从而获得理智上的满足——这与登山运动员和探险爱好者的冒险和满足的情感十分相似。尽管科学冒险的成功者屈指可数，但是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加入冒险者的队伍，这恐怕在于他们更多地是享受冒险过程的刺激，而不在于、起码是不完全在于最终是否成功。当然，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种冒险总是给人以憧憬和希冀：“科学研究能够吸引乐于探索未知的人。冒险在于不确定性。……科学的好奇心从来也不能完全被满足：总是存在新事物等待人们去发现，总是存在击中头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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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编辑部：使你成为科学家的原因是什么？。

篇10

关键词：科学分类 历史沿革 分类标准

Abstract：The implications， meanings and history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minutely are discussed.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at ancient and modern and in Chinese and foreign are enumerated. On the basis of synthesizing advantages of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the new views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are brought up.

Key Word：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history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Standard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科学分类就是依据某些带有客观性的根据和主观性的原则，划分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确定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辖域，明确它们在科学中的位置和地位，揭示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达到宏观把握科学的总体结构、微观领悟学科的前后关联之目的。科学分类作为科学王国的地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容忽视和不可小视的意义。在理论上，它对于认识科学的总体画面、洞悉科学的构成框架、明晰科学内在关联、把握科学的研究范围、预测科学发展的趋势，估价技术的原创基点，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上，它对于科学部门的设立、科学规划的编制、科学政策的制订、科学资源的配置、科学研究的管理、科学信息的收集、科学教育的实施、科学传播的开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分类无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还是对于想要学习和熟悉科学的非科学家，都是大有裨益的。任鸿隽在谈到科学分类时说：科学知识的进化，是把知识来做纵的解剖；科学知识的分类，是把知识来做横的解剖。科学分类“不但使科学的地位愈加明了，并且科学的范围，也可以大概呈露了。”

要恰当地进行科学分类，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皮尔逊揭示出一个原因是，任何个别科学家都不可能真正地衡量每一个孤立的科学分支的重要性，也无法洞察它与整个人类知识的关系。可是，只有对彼此的领域具有鉴赏力、对他自己的学问分支具有透彻知识的科学家群体，才能达到恰当的分类。 在现时代，这种知识日益分化和个体科学家无力把握整个科学概貌的状况，变得更加严峻了。薛定谔对此洞若观火：

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奇异的两难境地。我们清楚地感到，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获得某些可靠的资料，试图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人想要驾御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再多一点的知识，也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分类必须在科学发展得比较发达之时才能方便地进行，这时各个知识领域已经相对成熟，各个知识部门已经开始自然分化，并形成群科林立的态势，于是观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显得比较容易一些。在此之前，在科学的孕育时期和童年时期，知识的数量和类别严重匮乏，要进行恰当的科学分类，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人类的智力好奇心和实际的需要，还是诱使或催促人们对科学分类乐此不疲，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叙述科学分类的历史沿革时，人们大都按照历史纪年的大框架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来划分；也有按分类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圆心式的神学之知识分类（亚里士多德、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第二阶段是树枝式的哲学之知识分类（培根、笛卡儿、沃尔夫），第三阶段是阶梯式的科学之知识分类（柯尔律治、边沁、惠威尔、孔德、斯宾塞、皮尔逊、汤姆森、克罗伯），第四阶段是文化学之知识分类（冯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 当然，也有以有代表性人物的科学分类思想和图式来铺陈的。在我们下面的铺叙中，各种因素可能兼而有之。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认识论就表明有三种知识，即感官知觉、意见和真正的知识或广义的科学。感官知觉不能揭示事物的真像，只能显露现象。意见有真伪，仅仅是意见，毫无价值。它不是知识，而是建立在信念和感情之上的。它不知道自己是真是假，找不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真正的知识以理性为基础，这种知识知道自己是知识，即能确证自己为真的知识。我们必须从感官知觉和意见前进，达到真正的知识。柏拉图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虽然他没有明显地把哲学分成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实用哲学，包括政治学），但是在著作中运用了这种划分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在于仅仅熟悉事实，而且在于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哲学或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其中有数学和各专门科学。研究事物根本的或初始的原因的科学或哲学，他称之为第一哲学，我们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本然的存在，各种科学研究存在的某些部分或方面。例如物理学研究存在中的物质和运动。其他部分的科学和哲学取名为第二哲学。他还进而区分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应用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创制的科学或技艺（有关机械生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他又把这些科学分成物理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形而上学和应用哲学，如果加上逻辑学，那就是柏拉图的一般分类：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千余年间，宗教一统天下，其间科学分类标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启示知识两种，哲学属于自然知识，神学属于启示知识，与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两样。在1141年，法国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Hugo of St. Victor）的分类才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诸多细节的增加。例如在应用的一项之下列举了工艺和逻辑：工艺包括纺织、缝纫、建造、航运、农业、渔猎、医药、游艺等，逻辑包括演说、文法、方言、修辞。不过，于格仍然摆脱不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依旧以神学为归宿。 罗吉尔培根虽然没有系统地发表过科学分类的见解，但是他在《大著作》中列举了五种重要的学问：语言学、数学、透视学或光学、实验科学、道德哲学。这位身处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先行者所列举的学问，已经超出当时的学术范围了。

弗兰西斯培根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科学思想的先驱，他在《论学术的尊严和进展》、《智力球描述》中，对科学进行了分类。按照培根的观点，人的学术起源于理解力的三种官能——记忆、想像和理性。他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他对知识的分析和分类。记忆对应历史，而历史包括公民史和自然史，二者之下进而各有细分。想像对应诗，诗分为叙事的或史诗的、戏剧的、比喻的。理性对应哲学或科学，其下一分为二：自然哲学和神性（启示）。在自然哲学名目之下有人、自然和上帝三项。第一项人之下又细分为公民哲学（权利的标准）、人性哲学（人类学）。第二项自然之下又细分为思辨的自然和操作的自然，前者包括物理学（质料和第二因）和形而上学（形式和第一因），后者包括力学和纯化的魔法。第三项上帝包括自然神学、天使和精灵的本性。培根的分类没有在知识的素材和知识本身之间、实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或在现象的世界和非实在的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之间划出明确的区分，而且学科用语中有中世纪神学的残迹和经院哲学的弊病，因而从近代科学的立场来看是有缺陷的。但是，培根指出：“知识的划分不像以一个角度相交的几条线，而更像在一个树干上交叉的树枝。”这个观念对培根和斯宾塞来说是共同的，即科学源于一个根，它与孔德的观点针锋相对，孔德是按系列或阶梯排列科学的。

在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牛顿力学已经牢固确立，并衍生出刚体力学、流体力学、解析力学、天体力学等力学分支，热、电、磁、光等现象的研究也初露端倪，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

一些科学分类的方案陆续出台：神学君临一切学科的格局已被打破，神学色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哲学包容全部学科的传统观念也日渐式微乃至悄悄退隐；经验性的和应用性的学科纷纷出现在科学分类表中。

例如，笛卡儿把一切精密的知识都包括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在他看来，哲学有三大部门：一是无形世界的形而上学，二是有形世界的物理学，三是知识应用的应用学。伽桑狄把科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霍布斯试图把主观原理和客观原理结合起来进行分类。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应用的方法，把几何学摆在演绎科学的首位，把物理学摆在归纳科学的首位。他拟订了科学的配置原理：从抽象到具体，从事物的量的确定性到它的质的确定性，又引向量的确定性。洛克把科学分为物理学、实践和逻辑学。拉美特利做了形而上学的划分，他把自然界分为三界（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并有与之对应的科学。 法国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达朗伯）接受了弗兰西斯培根的记忆、想像和理性三分原则，但是在细节上有所丰富。比如，理性部分冠以哲学，哲学之下分为一般形而上学（本体论）、神的知识、人的知识、自然的知识四个门类。其中，自然的知识下辖物体的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自然哲学）。数学下辖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物理数学：纯粹数学下辖算术学、几何学；应用数学下辖力学、几何天文学；物理数学下辖光学、声学、气体力学。物理学下辖广义物理学和狭义物理学，其下又各有所辖。 沃尔夫（C. Wolff）将知识分为历史的（经验科学）、哲学的（理性科学）和数学的（形式的）三种：历史叙述正确的事实，哲学研究事物的原因，数学规定事物的数量关系。其中，哲学又细分为狭义哲学（自然神学、心理学、物理学），规范科学（伦理学、心理应用哲学、物理应用哲学）、本体论（决定各物共同性质的科学）。

在19世纪这个科学世纪，超越经典力学的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经典物理学分支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了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电动力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等人的分类越来越不适应科学的现状，于是新的真正的科学分类纷纷登台亮相。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把科学分为纯粹科学、混合科学、应用科学、复杂科学四大部门：纯粹科学属于形式的有文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属于实在的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混合科学包括机械学、水力学、气压学、天文学；应用科学包括实验哲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化学、音乐学、气象学、测量学、美术学；复杂科学包括历史、地理、辞典学等。这个分类虽然忽视了科学的客观标准，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却给后来的分类开辟了一条门径。 英国哲学家边沁和法国科学家安培把科学分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类。在他们的物质科学里，列入了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在精神科学里，列入了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学、经济学等。这种分类法，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一是把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分类的标准，二是把科学的范围推广到历史、语言等学问上去了。 惠威尔汲取了培根的心理官能标准和笛卡儿的数学乃科学之基础的思想营养，将科学分为七种，从前一种进至后一种，必须在前者再加上物质的或心理的能力，才能成为新的科学。例如，数学是研究时间和空间数量的，数学加上势力、运动则有机械学，机械学加上化合力则有化学，化学加上生命则有生物学，生物学加上感情、意志则有心理学，心理学加上历史的原因则有历史学，历史学加上时间、空间则有神学。这种分类的特点是，注意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富有独创性，尽管条理还不甚明晰。

也许从孔德开始，科学分类已经开始具有某种现代气息。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经验，所有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假设对科学毫无贡献，必须予以抛弃，而通向真理的惟一道路是科学。在他看来，有六种基础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在第七种或最后的道德科学中达到顶点。在这个科学“等级制度”或阶梯中，后一门科学依次从属于前一门。这些科学实际存在相互依赖性，以致要清楚地理解一门科学，就必然需要先前的其他几门科学的研究。孔德的等级制度分类明显地和他的实证主义的政治体系相符，仅有纯粹空洞的图式。

斯宾塞拒绝实证论的等级制度的阶梯排列，而重返培根从共同的根展开的树枝状的科学概念。他把知识分为两个主枝：处理现象在其下为我们所知的形式的科学和处理现象的题材的科学，即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抽象科学囊括逻辑和数学，或处理我们知觉事物的模式的科学。具体科学处理我们在这些模式下知觉的感觉印象群和存储的感官印记。他进而把处理现象本身的具体科学又细分为抽象具体科学和具体科学：前者“在其要素上”处理现象，后者 “在其全体上”处理现象。这导致他把天文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不是与它的亲族力学和物理学相关联。这样的分类可能适合形式逻辑的词语区分，但是并不适合于指导读者阅读或使专家受到启发。他的第三群具体科学再次按照所谓的“力的重新分配”原理加以细分。可是，这个原理在物理学中没有真实的基础，因此不能形成分类具体科学的起点。对于斯宾塞的分类，皮尔逊的总评价是：

该结果充其量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作为一个完备的和一致的体系，它必定或多或少是一个失败。但是，从斯宾塞的分类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因为他把培根的“树”系统与孔德从知识领域排除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做法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原始划分中，它给我们提供了出色的起点。

德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冯特把科学分为形式科学和实在科学，数学属于前者，其他科学属于后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实在科学又被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科学是把经验现象的内容从认识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间接性现象来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则把认识主体的经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这两大类科学又根据各自学问的性质分为现象性、发生性、系统性：所谓现象性是研究并说明自然以及精神现象的作用，所谓系统性是将全部显现的自然现象和人为诸现象加以系统性记载整理，所谓发生性介于现象和系统之间，是研究自然以及精神性成果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生性中包括地质学、生物发生学，系统性中包括记录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系统动物学。精神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发生性中包括历史学，系统性中包括法律学、经济学。 李凯尔特不同意精神科学的提法，而用文化科学取而代之：“根据文化对象的特殊意义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这可以使专门研究者由此分为两个集团的那种兴趣的对立得以最明显地标示出来。因此，在我看来，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区分适合于代替通常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分。”

皮尔逊对科学分类素有思考和研究，并在其经典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最后一章“科学的分类”中专门做了论述。他考察了历史上三位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孔德和斯宾塞的分类并附带加以评论，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汲取了培根的树枝状图式、孔德的科学相互依存的长处，采纳了斯宾塞的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区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类体系。在皮尔逊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范畴，而且是用来简洁概述我们对于那些事实的经验的概念模式。因此，要求进入实际分类的科学分支，实际上仅仅是处于形成中的科学，他们与其说符合完备的概念模型，还不如说符合分类范畴。于是，它们的终极范畴不能是绝对固定的。在或多或少还原为完备的概念模型的那些物理科学和依然处在分类范畴状态的那些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分，可用所谓的精密科学（前者）和描述科学（后者）来表达。由此可见，无论何时我们开始细分科学的主要分支，边界仅仅是实际的而非逻辑的。在细分中被分类的细目与这些边界交叉和再交叉；虽然在下面的分类中大多数科学仅进入一个位置，但是它们往往同时属于两个或更多的部门。所有分类图式都具有经验的和尝试的特征，因为科学是连续成长的。

皮尔逊这位以感觉印象为基石的感觉论者，按照知觉（感觉印象）在科学中区分了两个群。前一个群处理知觉官能在其下辨别客体的模式的概念等价物，这是抽象科学。后一个群处理我们用来描述知觉内容的概念，这是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依据处理无机现象还是有机现象，又分为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于是，他把整个科学划分为三大块：研究知觉模式的抽象科学，研究无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物理科学，研究有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生物科学。

在抽象科学中，皮尔逊又按照分辨的一般关系与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一分为二。分辨的一般关系有定性的和定量的关系之分：定性的关系包括逻辑学、拼字学（orthology即发明术语），定量的关系包括分立的量即算术、代数、测量、误差、概率、统计理论等和量的变化即函数理论、微分学、积分学等。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又分为空间用定域分辨和时间用序列分辨：前者又包括定性的（位置）即描述几何学，定量的（大小）即度量几何学、三角学、测量法等；后者亦包括定性的即观察和描述理论（与逻辑无关），定量的即胁变理论（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和运动学（位置的变化）。不难看出，

抽象科学囊括了通常归类为逻辑和纯粹数学的一切。在这些分支中，我们处理分辨的概念模式；由于所形成的概念一般而言是严格定义的，并且摆脱了知觉内容的无限复杂性，因此我们能够以极大的精确性推理，以致这些科学的结果对于所有落在它们的定义和公理之下的东西都是绝对有效的。为此缘故，抽象科学的分支往往被说成是精密科学。

物理科学二分为已还原为理想运动的精密的物理科学和还未还原为理想运动的概要的物理科学。精密的物理科学下列四大部门：团块物理学包括力学、行星理论、月球理论等；分子物理学包括弹性、塑性、内聚性、声音、晶体学、地球外形、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潮汐理论、气体运动论等；原子物理学包括理论化学、光谱分析、太阳物理学和恒星物理学等；以太物理学包括与分子无关的辐射理论（光、热、电磁波）和与分子有关的光、热、电磁（与分子结构有关）——例如弥散、吸收、传输、传导等。概要的物理科学有星云理论、行星体系演化、地球的无机演化、地质学、地理学（有时称物理地理学）、气象学、矿物学、化学等。

生物科学是概要的而非精密的，它按照空间（定域）和时间（成长或变化）一分为二。在空间方面，有生命形式的地理分布（生物分布学）、习性与地点和气候的关系（生态学）、自然史（在古老的意义上）。在时间方面，亦一分为二：非再发生状态的历史学、发生状态的生物学有植物的生物学即植物学和动物的生物学即动物学。在历史学中，再分为一般的物种进化和特殊的物种进化；前者包括生命起源（种系发生、古生物学等），物种起源，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等；后者包括体格（头盖学、人类学等），心理官能（语言史、语言学、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社会建制（考古学、民俗学、习惯史、婚姻史、所有权史、宗教史、国家史、法律史等）。在生物学中，一有描述各类生命的形式和结构的形态学、组织构造学、解剖学等；二有专门处理成长和繁殖的胚胎学、性理论、遗传理论等；三有涉及生命的功能和行为的学科：从物理学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生理学，从心理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广义心理学包括本能理论、意识的起源等，狭义的人的心理学包括属于个体的心灵研究、思维心理学等，属于群体的社会学即道德、政治、政治经济学、法理学等。

颇有新意的是，皮尔逊还指出，他的科学三大块分类并非彼此互不沟通。正如应用数学把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联系起来一样，生物物理学——处理无机现象的定律或物理学对于有机形式发展的应用——也把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联系起来。谈到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自称没有逻辑的精密性，而仅仅是尝试表明各种科学分支如何与基本的科学概念关联起来的粗略轮廓”，并表明他“在培根、孔德和斯宾塞失败的地方必然不可能成功”。然而，由于皮尔逊是位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的哲人科学家 ，最有能力从事科学分类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在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下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至今仍有恒久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启发意义。

皮尔逊的科学分类是于1891年在伦敦格雷欣学院所做的讲演中和盘托出的，次年在《科学的规范》一书中发表。这是19世纪末的事。进入20世纪不久，汤姆森（J. A. Thomson）和奥斯特瓦尔德也就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汤姆森的科学分类大体沿用了皮尔逊的分类思想，但是却凸显了各学科的地位和关系。他的抽象科学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统计学、数学。他的具体科学则包括普通科学、特殊科学、联合科学和应用科学。在普通科学中，又细分为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在特殊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人类学、各种社会组织之研究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美学、语言学、心理-物理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动物学、植物学、原生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天文学、测地学、气象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光谱学、立体化学、矿物学等。在联合科学中，有人类的历史、人种学、生物通史、地球通史、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学、太阳系通史等。在应用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政治学、公民学、经济学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逻辑学、教育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优生学、医学、林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航海学、工程学、建筑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农学、冶金学、采矿学等。 奥斯特瓦尔德汲取了孔德的等级制度的分类思想，以最普遍的概念创建科学的分类体系——形式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形式科学论及属于所有经验的特征，它的主要概念是序，它包括逻辑或流形的科学、数学或量的科学、几何学或空间的科学、运动学或运动的科学。物理科学的主要概念是能（energy），它包括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的主要概念是生命，它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这里的生理学应该理解为处理非心理现象的整个科学，涵盖植物学、动物学以及植物、动物和人的生理学；心理学是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不限于人，尽管有许多理由要求它的占优势的部分针对人。奥斯特瓦尔德表明，在他的分类中是就纯粹科学而言的，没有把应用科学计算在内。

稍后的逻辑经验论在关注科学统一的同时，也涉及到科学分类问题。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纳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它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我们首先必须在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做出区分。

形式科学由逻辑和数学确立的分析陈述构成，经验科学是由在事实知识的不同领域确立的综合陈述构成。

这种分类的特色在于，首次明确地从科学语言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区分科学。

在其后的整个20世纪，科学分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苏联的凯德洛夫等人依据自然界的客体层次无机界-有机界-人，认为其对应的科学学科是物理学、化学及其他，生物学，心理学；人的社会和思维对应的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科学。数学是单列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各有自己对应的技术应用科学或技术科学。 中国的于光远把现代科学分为两大类，即分别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之间还有边缘学科领域。数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量的关系的科学，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钱学森认为，客观世界除了自然、社会之外，还有第三个领域即思维领域，因此他把现代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同时，从这三个领域向上，通过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辩证认识论的桥梁，和哲学相联系；向下则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联系；数学则贯穿各个学科部门。 日本的纲岛定治提出，自然科学可以按照研究对象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心理科学。这三者又可以细分为三个范畴：个性记述为主的阶段、一般性的升级阶段、适用第二阶段的发生理论；比如，实验物理学（力学、声学、热力学、光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学，分子、原子、电子理论这三者分别与之对应；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划分的。 美国的科恩按照一般约定，指出自然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化学、地球科学、气象学，有时还有数学。社会科学一般地被理解为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历史、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传统上存在第三群人文学科，它包括像哲学、文学研究、语言研究，有时还有历史这样的学科。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范畴常常被推广到包括一些常规认为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一部分的某些学科，除（体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以外，还可以包括像语言学、考古学和经济学这样可以变化的领域。有时，地理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有时被认为是自然科学。最近，一些（并非一切）传统的社会科学被放在“行为”科学的大伞之下。

在现时代，科学的指数式发展引起知识的极度膨胀，造成学科的极度分化，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诞生。据说，在德国大学的科研目录中列有四千多个研究领域。中国教育部学科分类（国标-92）也列举了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部类的57个一级学科 和三千多个专业的分类目录。1989年出版的一本《英汉学科词典》 ，收集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名称更多达三万有余。学科的这种通过分化和交叉而增生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学者竞相推出自己的分类方案，从二元分类到五元分类一应俱全——当然也有超过五元的。

邦格持二元分类的观点。他说，在各种科学之间，第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是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的差异，即处理观念的科学和事实的科学。逻辑和数学是形式科学：它们不涉及实在的事物，因此不能用来使我们处理实在（即经验），为的是使我们的公式确凿有效。物理学和心理学处于事实科学之中：它们涉及设想在世界中发生的事实，因此必须诉诸经验，以便检验它们的公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个人心理学等。此外，还有文化科学，其中有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物质史、思想史等。

三元分类也许是比较多的一种分类法。例如凯伯格坚持，从学术上可以区分出形式学科、经验学科和诠释学科。数学是形式学科，生物学和心理学是经验学科，文学是诠释学科。显而易见，每一个实际的学科都体现出所有三个类型的方面：数学中的许多东西最终与关于世界的事实有联系；生物学偶尔涉及形式结构，心理学包含诠释；文学批评处理诗的形式结构和有关产生它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框架中，哲学本质上是像数学一样的形式学科，诠释的进路更多地属于历史。我们原来涉及的科学像生物学和物理学一样，主要是经验学科。我们的形式关注与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结构有关。我们也能够注意到科学和哲学的诠释方面，科学理论是在某些环境中并针对某种哲学思想背景出现的。理解科学史中的一个惟一事件，与分析在新近出现的理论和被说成用以支持它的实验资料之间得到的形式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四元分类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柯尔律治等人的区分以外，也有把科学分为形式的-运算的科学、自然科学、人类科学-文化科学。

N.麦克斯韦的五元分类（或六元分类）是这样的：数学、统计学和逻辑关注改善形式的、先验的或分析的知识。物理科学关注关于物理宇宙各个方面的知识。生物科学关注改善关于生命的知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改善关于人的生活的各种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的知识。技术科学关注改善关于为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实际的社会目标所需要的知识。按照知识哲学的普遍一致的意见，经验科学能够被安排为粗糙的等级制类型。在底部，在一切的最基本的层次上，我们有理论物理学，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宇宙学。向上，我们有理论上不很基本的物理学部分，例如固体物理学和物理化学；再高一点，我们有无机化学的整体，并排化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特殊化的应用）。再向上，我们有生物科学以及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做基底，中途有诸如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神经病学、遗传学这样的科学，顶端是生态学和动物行为研究。更高一些，我们有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按照一种观点即还原论，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科学还原——至少在原则上——为理论物理学。按照竞争的观点即反还原论，这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是不需要的目标。但是，二者都同意，经验科学能够依照等级制组织。更一般地，某种类似的等级制能够在逻辑和数学的学科中察觉到。在基础是逻辑，稍向上有集合论。其余的几乎整个数学分支都能够被诠释为或多或少特殊的集合论的应用。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技术科学。这不仅由于我们先前很少涉及，更因为技术科学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它可以迅速地变成生产力，在改造世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伊利英和卡林金指明，技术科学是改变实在取向的研究和活动，任务之间的差别产生不同的技术和技术知识。前科学时代的技术知识是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的科学形式的进化与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有关。物质生产和技能的发展要求生产任务基于科学的工程来解决，要求技术设备的数学计算，技术不再能够仅仅在常识、才智敏锐、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科学的诞生和形成是由两个相反指向的过程决定的：一方面使用自然科学的定律、理论和发生在它们之中的技术对象和过程的研究的独立资料决定，也由科学认知方法的积极应用决定；另一方面由独立的观察和技术与生产的事实的概括决定。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技术问题，产生了不能还原为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常识的知识。军事科学的开端近似地落入15世纪中期和1870年代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用科学知识解决工业生产任务，而不是一般的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15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技术知识还没有获得理论水平，因为在自然科学中充分形成的理论还不存在。这个阶段以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应用科学的形成为标志。在18世纪初和19世纪末的时期，对于与物理学、化学和力学相关的技术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决定性的时期。基本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充分发展的技术实践，为把技术知识提高到理论水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新技术科学的进化的机制和形式在技术知识发展的“经典”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已经开始有意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技术科学还是通过从基础自然科学导出而出现的模式继续存在。导出是工程技术实践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综合，电气工程和无线电工程就是从电动力学导出的。在这个时期，技术科学的开端的新形式已经出现——通过从已经现存的作为基本科学起作用的技术科学导出，比如无线电定位就是从无线电工程导出的。应该注意，此时的技术科学已经在它自己的题材、理论原理和特殊的理想对象方面是科学知识的充分形成的领域。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技术知识的数学化稳定地得以发展。在1960年代，技术知识变成认识论认真分析的对象。因此，20世纪中期能够被视为技术科学发展的非经典阶段的开端。经典的技术知识与非经典的技术知识之间的差异除了理论的结构、出现和形成的机制不同外，还在于后者是交叉学科的。技术科学的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却不包含新的逻辑关联，这样的理论不说明和预言，只是产生工程对象。

从以上的形形的科学分类不难看出，学者进行分类的依据或基准各有千秋。有人认为，科学分类所依据的原则有客观原则（物质运动形式的客观区别）、发展原则（物质运动形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层次原则（从一般到特殊的科学知识层次结构序列）、实践原则（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出现会造成新学科的诞生）。有人指出，科学分类研究进入到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阶段。学者设计了各种模式模拟科学体系的结构，如塔模式、树模式、网模式等。同时，科学分类的动力学研究也方兴未艾，学者用液体沉淀模型、气体流动模型、球体膨胀模型来模拟科学体系的运动和变化。 其实，马赫早就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不同的透视都是可能的。从这些不同的观点得到的结果能够产生不同的学科，它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不过，一般而言，科学分类的基准不外乎三种：客观的基准、主观的基准、综合的基准。客观的基准包括研究的对象、种类和范围，事物的本质，物质的层次，自然的秩序，探索的方法等；主观的基准包括心智官能、精神能力、哲学理念、描述语言、抽象的形式等；综合的基准在奥斯特瓦尔德的以序、能、生命的概念作为分类的依据中最具有代表性。

不用说，这三种基准的划分是仅就主要倾向而言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诚如奥斯特瓦尔德所言：这些分类不是依照所谓的事物的“本质”，而仅仅从属于为了比较容易和比较成功地把握科学问题而做出的纯粹实际的安排。这是因为，“缺乏完备的和精确的边界是所有自然事物的普遍特征，而科学是自然事物。例如，如果我们力图在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进行鲜明的区分，那么我们便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在生物学中情况也是这样，倘若我们超出怀疑的阴影力图在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间建立分界线的话。”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不怕贻笑大方，愿意综合各家之长，主要依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托出自己的简略的分类方案：

广义的科学可以分为形式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形式科学以符号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构造形式的、先验的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实证、理性、臻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获取自然的真知。技术科学以人工实在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设计、试错等方法，其目的在于创制出新的流程、工艺或制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学在技术上的实际应用或应用科学的技术化而形成的系统的知识。社会科学以社会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调查、统计、归纳等方法，其目的在于把握社会规律，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人文学科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多用实地考察、诠释、内省、移情、启示等方法，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人的本性和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的精神素质和思想境界。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 ），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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