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泡沫经济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虚拟资本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指同实际资本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它其实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并具有独立的价值增值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它一般以货币、票证(本票、支票、汇票、大额可转让存单等等)、股票和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形式存在。虚拟资本的形成是与货币的产生分不开的。货币开始时本来是为突破物物交换的缺陷而出现的一种交换媒介,但货币产生(并由纸币取代金属货币,而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后,在交换媒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价值储藏功能,使得货币具备了转化成资本的可能性。在借贷关系或者说信用关系出现后,资金借贷双方联系日益密切,资金需求者愿意向资金供给者支付利息,货币本身产生了“收益”,货币也就转化成了虚拟资本(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的出现,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一般说来,资本越多,企业所产生的利润也就越大。企业若只能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本,企业规模将难以扩大,经济效益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若存在虚拟资本,企业不但可以利用自有资本,也可以利用虚拟资本,其规模的扩大、竞争力的增强及利润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正常情况下,虚拟资本规模越大,企业效益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就会越大。正是由于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虚拟资本才能够得以发展。继借贷资本这种最原始的虚拟资本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股票和债券、证券化资产以及金融衍生品等不断出现,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资本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趋势,并且越来越与实质经济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体。

据有关资料,截止到1997年,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的总额都已超过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倍以上。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80年代将这种经济称为符号经济,并指出,符号经济已取代实质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飞轮。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指出,目前世界上每天的金融交易中,只有2%与实质经济有关系,符号经济与实质经济有日益分离的趋势(袁钢明,1999)。虚拟资本发展到现在,按照其虚拟化程度,大致可分为四类:借贷资本(包括外汇)、股票和债券、证券化资产以及金融衍生品。借贷资本主要出现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外汇只有在出现借贷关系时才可被称为资本,它一般出现在国际借贷关系中);股票和公司债券则是最明显的虚拟资本,它们与实际资本呈一一对应关系。证券化资产是因资产证券化而发展起来的。银行将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各种信贷资产经过重新包装后实行证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中加入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作为抵押发行新的债券,从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这些信贷资产及初级证券本身就是虚拟资本,经证券化后,新出现的证券化资产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虚拟化程度更高了。虚拟化程度最高的是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期货、期权合约的买卖者都并不真的拥有合同中规定数额的证券或货币,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时真的买入或者卖出这些证券或货币。特别是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实际上只是就指数的涨落打赌,无任何实际的对应物。这是最彻底的虚拟资本。对虚拟资本分类后,我们可以估算出其规模的大小。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规模,我们可以计算出借贷资本的总量。股票和债券(包括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规模可从其发行总额得出。外汇一般为政府、企业、个人所持有,但作为(借贷)资本出现,其规模等于国家、企业进行投资时利用外汇之和。证券化资产规模可以根据证券化资产的总量来计算。

以上三者加总,基本可得出虚拟资本的发行总规模。虚拟资本除发行规模外,还存在与之密切相关的交易规模。交易规模在数量上比发行规模大得多,它是虚拟资本的发行规模、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以及交易次数的函数,可以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得出。而第四类虚拟资本,包括金融期货、金融期权、远期协议、金融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则由于其虚拟化程度太高,离实质经济甚远,基本上无对应的现实资产,我们只能得出其交易额。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目前全世界衍生工具交易总量已突破40兆美元(王文灵、于瑾,1998)。8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迭创新高,这在西方被称为经济的“金融深化”(麦金农,1973;格利和肖,1960)。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格利和肖在创立金融深化理论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好处,使得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产也快速膨胀,在有些国家,其速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金融深化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结合在一起,世界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交易额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泡沫经济的出现及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了祸根。

二、虚拟资本与泡沫

虚拟资本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收益与风险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虚拟资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其所带来的风险也会相应地提高。这种风险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泡沫”。金德尔伯格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编写词条时,曾指出泡沫是由投机行为引起的。投机行为大致遵循凯恩斯的“选股如选美”理论,或者所谓的市场接力棒理论。投机者普遍存在“博傻心理”,对金融资产的购买并不是看中了它的价值,而是见到大家都看好某一金融资产,自己也加入这一行列之中,期望自己手中的“接力棒”能传到下一个人手中,自己获取投机带来的风险收益。而由于只要大家有相同的预期,在相反的预期未形成主流之前,市场接力棒就会不乏接手者,从而带来市场的火爆,以至资产价格远远超过价值,形成泡沫。其实,除了投机带来的泡沫外,投资中也可能存在泡沫成分。企业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可以向银行贷款,也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因此,在存在虚拟资本的情况下,存在着两种资本运动形式,一种是实际资本运动,另一种是虚拟资本运动,两种资本运动都有获利的要求。虚拟资本运动依赖于实际资本运动,其获利必须以实际资本运动为基础。但虚拟资本运动也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如银行贷款和债券,一般都是在贷款或债券发行时,约定一个固定的利率,企业在一定的时间里,不管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还本付息。虚拟资本运动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际资本(基础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遇到整个经济的全面衰退,企业破产倒闭,实际资本创造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实际资本运动进行不下去,则企业先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较之实际资本来说,就成了空中楼阁。企业资不抵债的部分或者说虚拟资本超过实际资本的部分,实际上也是一种泡沫。因此,泡沫可以说是虚拟资本市值超过所对应的有效的实际资本的部分,包括投机带来的泡沫和实际资本缩水两个方面。其中投机带来的泡沫主要由资金供给者的炒作引起,而投资带来的泡沫则主要由企业(资金需求者)引起,它是由于企业投资失误,经营不善,或整个经济衰退,使得实际资本缩水造成的。

三、虚拟资本与泡沫经济

泡沫是虚拟资本的伴生物,但是,泡沫并不必然导致泡沫经济,只有在虚拟资本中泡沫的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地偏离或完全脱离由实质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泡沫成为一种普遍而大量存在的虚拟成分时,才会导致泡沫经济。我们可以用资产价格的基本计算公式来估计泡沫的严重程度,判断是否出现了泡沫经济。资产价格的理论值(基础价格)等于资产未来的金融性收益与长期利率加风险升水之比。但是,在现实中,资产实际价格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实际的资产价格常常与理论上的基础价值相背离。当资产实际价格比资产理论价格要高时,我们就认为经济中出现了泡沫,泡沫程度等于实际资产价格高出基本理论价格的部分。当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使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都普遍出现严重脱节时,我们可以认为,泡沫经济出现了。泡沫从理论上看确实存在,但是,使用现实的数据推算泡沫程度极为困难,主要是资产基础价格的测定困难。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一般根据资产价格增长和实质经济增长的异常程度来判断一定期间资产价格是否出现了泡沫。以日本为例,1983年,东京股市上日经平均股价只有8800日元,到了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最高达到38915日元,6年间上升了3倍以上。

日本城市土地价格也上涨迅速,从1984年到1989年,上涨了约两倍,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甚至达3倍。土地价格上涨使得普通住宅价格与一般职工年工资的比率,从80年代中期的5倍上升到1990年的10倍,东京市中心更是上升了近20倍(胡坚,陶涛,1999)。这无疑是泡沫经济的表现。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我们前面已分析过,主要由金融投机引起。人们在“博傻心理”支配下,金融资产价格越高越买,越买价格越高,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超常规膨胀,引起泡沫经济。从客观上说,实质经济的内在失衡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这一点已有深刻的体会。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索罗斯坦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内在的结构失衡才使他有机可乘(李罗力,1997)。索罗斯“打败”英格兰银行,也是英格兰银行存在内在失衡促成的。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实质经济归根到底是虚拟资本及泡沫经济的基础,投机者不能不考虑自己投机炒作的金融资产的顺利转手问题。只有在实质经济确实存在问题时,投机才有较高的成功可能性。投机是泡沫破裂乃至引发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是外在原因,实质经济存在的问题才是根本的、内在的原因。金融投机的猖獗与实质经济的失衡相结合,导致了泡沫经济。也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泡沫经济必然会走向破裂。虚拟资本,从而泡沫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实质经济的制约,如果没有实质经济的支撑,在实际资本的增值运动受阻时,虚拟资本的增值运动也会难以进行。无实质经济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走向破裂。泡沫经济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金融投机。从投机的作用机制看,泡沫经济存在着破裂的必然性。投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傻”的过程,投机者都期待有更傻的“傻瓜”来接手。只要有新的加盟者,使得金融资产接力棒能够不断地传下去,一场金融游戏就能得以维持,金融泡沫就不会破裂。但是,这场游戏注定会结束。让我们略作计算来加以说明。假设一项金融资产价值为V,第一个人a1按照比原值高10%的价格购买,这项金融资产价格就是V(1+10%),前一个人赚得10%的收益;a1也在赚得10%后就抛,这项金融资产价格变为V(1+10%)2,这样,前面的每一个人都在赚得10%后抛出,被n次转手的这项金融资产价格就会是V(1+10%)n。要使游戏不断玩下去,n将趋向于无穷大,永远不停止,这样V(1+10%)n也会趋向于无穷大。若货币发行量可以无限增大,以适应这项金融资产增值的要求,泡沫还是不会破裂(这里不考虑泡沫经济会带来的其它问题)。但是,货币的发行量总是有限的,从而使得泡沫的破裂带有必然性。货币发行的有限性正是金融泡沫膨胀的终结者。

四、中国经济中的泡沫风险

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由国家计划决定,基本上不受市场的影响,而金融交易更是近乎为零,因此,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泡沫现象,以至人们对“泡沫”十分陌生。但是,进入90年代,自从深沪股市建立和房地产市场开放以来,中国人近乎在一夜之间,领会到了泡沫的威力。不仅股票二级市场上有泡沫,中国股市一级市场也存在泡沫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是“一年赚,二年平,三年亏。”企业股票在发行时,账面上是盈利的,经过两三年,原来盈利的企业出现亏损了,账面资产缩水。我国目前股票的发行价格大部分是按照15倍以上的市盈率来确定的。企业亏损后,股票市价超出其相对应的资产许多,我们认为也是泡沫。在股市泡沫严重膨胀的同时,中国也出现过房地产泡沫。一块地皮几经转手,价格上升好几倍。疯狂炒作引起的房地产泡沫比起股市泡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股市炒作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居民个人,而房地产的炒作主要是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的,资金量大,泡沫膨胀厉害。

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泡沫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除这两种泡沫之外,还存在更严重的泡沫形式,这就是由于实质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而造成的泡沫。这种泡沫集中反映在银行不良贷款上。现在,我国企业融资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介于存款人和企业之间,起资金融通作用。这中间的关键是企业经济效益必须好。企业效益好,银行、存款人和企业之间的资金循环才能正常。如果企业效益不佳,则不论破产与否,都会给银行带来风险。若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清算价值难以还清贷款,银行会出现坏账;若企业拖欠贷款,银行会出现呆账。企业风险还只是单个的风险,当这种风险通过不良贷款转嫁到银行时,就会出现巨大的系统风险。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颗定时炸弹。泡沫经济对实质经济最大最坏的影响,还是在泡沫破裂之后。在泡沫经济的高涨阶段,人们心理预期高涨,消费和投资不断膨胀。因此,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资产将面临着全面缩水的窘境。一方面,人们收入锐减,将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缩水,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出现大量的不良负债,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权,信用制度遭到破坏,企业和银行将面临破产倒闭。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将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双萎缩,同时引致螺旋式的通货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严重时甚至会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

五、加强虚拟资本风险管理的建议

前面的分析表明,虚拟资本是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导致泡沫和泡沫经济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虚拟资本,我们的对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虚拟资本收益最大化,另一个是如何使虚拟资本风险最小化。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这二者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在使虚拟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虚拟资本风险最小化。麦金农、格利和肖反复论证过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我们前面也分析过虚拟资本的巨大收益。要使虚拟资本收益最大化,很重要的就是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如果我们能够破除金融经济中的重重壁垒,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让国民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更高,将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盲目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却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推进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引入竞争机制有几个条件:一是微观竞争主体要具有硬的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企业可以把风险转嫁给政府、银行或其他股东和债权人,扰乱竞争秩序,从而引起金融危机。二是宏观经济基础结构要相对合理。金融危机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合理的经济基础结构引起的,现实经济的失衡在虚拟经济的推波助澜下,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恶果。三是要有必要的金融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

篇2

随着今年3月份以来美元汇率的下跌,督促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又起。人民币再度面临升值压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出口行业遭受较大冲击,人民币升值进程暂停。2008年9月份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6.82～6.83的水平上,市场波幅也大大下降,人民币似乎又重新盯住了美元。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是有变动的。危机爆发,中国为了避免使亚洲陷入轮番贬值的恶性循环,采取了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中国的决定为稳定亚洲地区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同样是在危机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次却受到了巨大压力。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上“技术泡沫”腾起,投资美国股市的美元需求上升,美元汇率也跟着上涨。而且当时中国周边的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中国的出口受到升值的压力应该比今年大得多。今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持续走低,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呈疲软之势。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故意操纵人民币的汇率去寻求出口的好处,而是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了人民币的汇率下滑。

在全球经济衰退而未见好转,而中国经济却显示出强劲复苏之时,有些国家不免产生醋意,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在半年一次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没有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却在报告中表示,人民币汇率仍然被低估。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长达一年之多,其目的是为了扶持出口,中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恢复世界平衡。欧盟希望特里谢在年底前访问中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西方学术界也跟着施压。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声称,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仍坚持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不变,“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其他国家的工人。”

随着国际压力的加大,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两难选择。如果人民币升值太快,中国的出口继续下降,中国经济的复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失业会加剧。如果想让人民币不升值,随着升值预期的加强,中国干预市场的力度必须加强,势必要引起外国资本与中国货币当局的一场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国内流动性大幅增加,泡沫腾起,政府处理泡沫经济的后果可能更加麻烦。

篇3

【关键词】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     人民币升值。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

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

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2.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3.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5.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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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健，黄健。以国际视野调整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5）。

［3］朱博。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j］。今日财富：2008（6）。

［4］崔莉，梁青。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9）。

［5］单飞。中日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比较与启示［j］。经济与管理，2008，22（12）。

篇4

主 持: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之清 王玉光特约撰稿 方圆

嘉 宾:

刘洪玉(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副会长)

尹中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

宋广菊(保利地产董事总经理)

张华纲(金地集团总裁)

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汇率升值的时间看,中国和日本都刚好相差2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始于汇率开始升值的1985年,破灭于5年之后的1990年。若以时间跨度进行简单类比,从人民币开始升值的2005年算起,5年之后,会不会在2010年出现宿命式的巧合?

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期的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调控制度与住宅供应制度,进而从根本上促进房地产市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并且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曾经的经济巨人走进了“失落的十年”。如何认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有哪些警示?

刘洪玉:日本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大,因此日本政府通过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体系、农地保护制度等对土地资源利用实施严格管制。除了土地私有制外,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从1956年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市场经历了4个房地产周期。1986年至1993年是日本所谓的第4个房地产周期,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第三产业发展及东京商业中心繁荣引发了写字楼的旺盛需求。与此同时,日元大幅升值,迫使日本政府对持续了30年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推行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日本政府对购买住宅采取优惠政策,金融机构降低住宅贷款利率并扩大住宅贷款范围,房地产市场因此热度飙升,市街地价高涨,特别是大都市商业用地价格。居民纷纷涉足高收益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了全民性投机生财热,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1990年日本地价上涨达到顶峰,土地税收政策调整使得地价随即出现回归。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此后的两年中,房地产投资额迅速跌落,各类用地价格大幅下跌。

从1993年开始,日本房地产市场进入长期萧条阶段。全国市街地价指数持续下降,直至2002年日本经济复苏,才看到走出谷底的希望。但从地价指数来看,至今仍难以看到明显的景气回升态势。

从日本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城市化、第三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政府政策刺激等导致的需求上升。在空间资源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投机行为导致了超常规上升,并形成房地产价格泡沫。

而在房地产价格泡沫已经比较严重时,石油危机、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等内外重大事件的冲击所致的宏观经济的停滞或倒退,导致房地产市场向下调整或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又会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

所以,外部宏观经济的剧烈变化或重大事件冲击,是出现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而房地产市场本身健康与否或泡沫程度的高低,是外部宏观经济剧烈变化或重大事件是否最终诱发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内因。

尹中立:日本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一个最主要背景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让日本出现了货币升值的压力。

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被迫升值,结果导致国际游资汇集,出现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汇率升值初期会对GDP和整个经济产生冲击,使得经济增长放缓。日本政府当时在货币政策上出现失误,采取大幅降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的膨胀。

应该说,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和破灭,最值得中国借鉴。二者的发展模式均是出口导向型,人民币和日元均遭遇汇率升值压力。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当前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化风险?

尹中立:泡沫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但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房价出现持续上涨,本身就是一个危机酝酿或者说产生危机的过程。这个现象值得警惕。

自2002年年初,国内房价持续了六七年的上涨,可以说泡沫一直在吹大。但预测什么时间会出现泡沫破灭或者说崩溃,是很难的。

从经济发展和汇率升值的时间看,中国和日本都刚好相差20年。1985年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汇率升值;中国是2005年遇到这种情况,正好相差2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是从1985年到1990年,持续了5年时间。如果从时间跨度来做简单类比,不采取得力措施,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也到快出问题的时候了。

张华纲:从目前看,2009年房地产的上升有些过快,也有点过热。当整个经济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业投资、产业和消费等还未见起色、出口下滑还未停止时,只有这么一个产业过热,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隐患。未来的资产价格膨胀过快,对整体经济也将产生较大影响。

现实中也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购房者中,有非常大的投资性需求,而刚性需求的比例在变小。这说明市场中刚性需求客户的供给能力,即可支付能力在变弱。

《财经国家周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中国的高房价已经引发了社会形态的系统性风险,对此有哪些评估手段?

刘洪玉: 2004年以来,尤其是2007年和2009年商品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住房及住房相关的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可以说房地产市场风险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承受外界环境因素重大变化或冲击的能力在下降。因此,从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应该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风险问题。

关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评估,可以有许多指标,大体上可以分为房地产市场内部均衡关系的指标、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基本面、城市发展、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协调均衡的指标。

我们曾经设计了12项指标来监测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包括 “量价弹性”、“价格指数”、“房价租金比”、“吸纳周期”、“住房可支付性指数” 、“住房价格合理性指数”或“住房价格泡沫指数”、“土地住房转化效率”、“平均住房抵押贷款价值比率”、“房地产开发资金杠杆率”、“开发商信心指数”、“购房者信心指数”等,还准备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生成“房地产市场风险指数”等复合指标。

这些指标均有科学的定义和具体的测算方法,已经开始对部分城市进行跟踪试算。但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数据不完善,获得真实数据比较困难,所以还未对社会公开相关的测算结果。

《财经国家周刊》:真正行之有效的房价调控之道在哪里?

尹中立: 首先要解决整个税收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来说,中国现在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财权有限,但事权很大。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是房地产产生泡沫的根源。从操作层面来说,要管住货币和信贷。当然,管住了货币,就业、GDP增长、社会稳定都会成为问题,所以决策面临两难。

刘洪玉:应该承认,1998年到2007年在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住房保障问题。所以,我非常赞同中央把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作为当前住房领域中的重中之重。

但目前与1998年的情景不一样,当时加快住房建设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如果同时赋予住房建设两个政策目标,即公共住房政策目标和带动经济增长目标,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指标过于重视的惯性,极有可能会忽略其公共住房政策目标,导致我们的公共住房供给是波浪式、运动式的,这不是进行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态度。

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对平抑房价的作用也不要期望过高,因为我们目前的住房保障还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家庭,他们的住房需求本来就不可能直接与市场衔接。当住房保障的对象范围(或收入线)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公共住房的供给才能对商品住房价格产生实质的抑制作用。为了平抑住房价格,我的一个理想化的建议,是将政策性住房供给的数量与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进行强关联。

当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几乎每类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除了中央统一政策、因地制宜、分别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外,我一直强调地方政府要主动作为。

宋广菊:政府应该做好廉租房的建设,加强对廉租房的管理,来解决暂时无房住的人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目前的现状,不能“被” 引导。

当然,廉租房的供应需要一个过程,从征地、建设,到交付使用最快也要两年。我觉得还需要完善一些廉租房的制度。最近中央政府也在分层次做这些工作,我反倒担心政策会不会矫枉过正。一旦市场掉头,反而会伤害更多的人。房地产应该维持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中央政府的意思也是如此,但是往往解读政策会过头,这种惯性很可怕。

张华纲:政策的指向非常正确,但关键一点还在于怎样落实,效果还不能很快看出来。

篇5

[关键词] 企业制度 法人相互持股 主银行体制

一、日本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1.法人相互持股的企业制度。日本企业制度主要以公司制为主。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以法人持股，特别是以法人相互持股为特征的，公司大部分股权主要控制在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这一类法人手里。因此，日本公司又有“法人资本主义”的别称。

一般来说，日本的中小企业资本所有权结构仍以个人为主，法人持股率较低。当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单靠个人或家族资本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扩张需要时，银行或其它企业法人持股的比例则会相应上升；一旦法人持股比例上升，法人大股东很快就控制了大企业。因此，法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主要在日本的大公司即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中较为普遍。值得重视的是，在日本的股份公司中，绝大多数为非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中，个人股东持股率低，法人股东持股率则高达70％以上。

2.以银行直接持股为基础的主银行体制。在日本，所有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要贷款银行。日本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固定，一旦结合很少变动。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⑴日本没有形成象美国那样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⑵日本金融机构依法人形式持有许多大公司的股票，密切了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因此，日本企业的融资方式与美国正相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间接从社会筹借资金。一般把在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居第一位的银行称为该企业的主银行；当企业遇到危机时主银行必须采取救助措施。

3.日本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与日常业务的最高责任者，这在形式上类似于美国公司。其中，董事会是公司决策机关，董事代表是业务执行机关的代表，它相当于美国公司的总经理，并能够代表公司。由于负责经营管理的高级职员都兼任董事，从董事里再选出董事代表，它使日本公司的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在实际上合二为一。在公司中的社长、总经理及董事一身兼二任，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这一重要特征由此构成了日本公司权力制度的一大特色。

4.日本公司中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法人股东的监督制约。由于法人相互持股，日本公司中的经理人员拥有高度的经营自，普通股东在经营者权力的形成及维持方面，基本上起不到控制作用；但经营者不能因此漠视股东利益，尤其是法人大股东的利益。一旦公司经营出了问题，法人股东将从维护股东利益出发进行干预，其主要形式是：法人股东联合起来罢免或更换公司经营者。因此，与美国公司股权分散所形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成为公司权力主体不同，日本公司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经营者在享有高度自的同时，也受到来自法人股东的有效监督及其约束。

(2)主银行的监督制约。与美国公司不同，日本公司同银行的关系密切，银行尤其是主银行既是公司的持股者，又是主要贷款者。由于这一特定关系，日本银行十分关心所贷款公司的经营状况，一般通过银行信贷及其账户来监督公司经营状况，在公司经营不佳时，甚至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更换公司最高领导层即经理人员。

5.实行颇具特色的诸种激励制度，形成多层次管理体系。日本公司普遍推行了职工持股制度。为鼓励职工持股，各公司一般都规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在企业劳动及工资制度方面，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岗位轮换制、企业内工会制以及限于企业内部的教育制度等，多层次的管理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及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日本企业制度的分析评价

1.与英美模式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中法人相互持股是其突出特征。一般来说，股票占有的基本方式应是单向持股，但在日本，法人持股却经常采用相互持股、环形渗透的方式。其原因是:(1)法律不同。由于法人持股易形成垄断，各国法律对此都加以限制。但在日本，法律上对企业间的相互投资几乎完全没有限制，它使法人相互持股在日本得以实行;(2)传统的影响。日本的企业组织在历史上有财阀体系的传统，受其影响形成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使日本企业间形成了比一般企业更为稳定的持久的长期协作关系。

2.日本公司有效管理的基础在于法人相互持股所形成的特有的股权结构。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使经营者在具有充分经营自的同时也相应地得到有效的监督。它既维护了所有者的权益也保障了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基于此，日本公司一向重视市场占有率和新产品开发等长期投资，这与美国公司把提高股价作为经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与此同时，日本公司侧重于长期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但其前提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少顾及甚或牺牲个人股东的利益。

3.日本企业的相互持股制度强化了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银行间的关系，它使银行尤其是主体银行在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它可以使公司避免被兼并的危险，也可以通过贷款等形式帮助公司度过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主银行制度的弊端在于：易导致“泡沫经济”及其金融风险，由此累及到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大量研究表明：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里，多数企业非常依赖主银行体制，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亦具有约束高层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系统和治理机制。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银行的重要性已大为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银行因此背上大量不良贷款的包袱，一些大企业也因此出现巨额赤字负担。“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公司的融资方式及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公司对外部资金依赖度降低，外部资金中借款比例减少，；(2)公司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的比例相应得以提高。借款依存度高的仅是一些中小企业和制造业，相应地，大企业中制造业的借款依存度较低，利用企业证券、股票融资却呈增长态势。由此可见，日本公司中的自有资本比率业已大幅上升，并已出现了“企业脱离银行”及“企业选择银行”的现象，主银行体制已经发生动摇。

三、如何借鉴日本企业的治理经验

1.法人持股制度的利弊。日本企业实行法人持股，可以使股权相对集中，最终使所有权与经营权趋于结合，其好处在于：法人相互持股可以使公司法人股东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相互支持的协调互动关系，有利于企业及公司结构的稳定及其经营行为的长期化。与股权分散的英、美公司相反，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日本公司中，很少出现公司相互之间的“恶意收购”，企业或公司间的兼并常以“善意接管”的形式出现，即：合并双方的大股东事先进行协商谈判，达成一致意见后，再通过证券市场转移股票，实现合并。法人持股制度的弊端在于：法人相互持股易产生垄断行为，并有可能出现公司经营者相互勾结侵犯所有者利益。

2.重视经营管理。日本公司重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作用，一般通过削弱股东的权力给经营者以最大限度的自，同时也强调公司内部的监督制衡。日本公司的主银行体制和法人持股制度运行的实践表明：机构投资者、银行和法人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制衡作用，有利于保障股东和职工的权益，从长远看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3.间接融资为主。日本公司重视外部融资，银行与企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企业融资主要以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为主，近年来却在逐渐减少对银行的借款依赖。从国际上对资本市场和融资方式的评价看，日本的评价较高。由此可知：企业需重视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内的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融资，但从长期绩效看，企业应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4.银企关系密切。日本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日本公司则受该经济模式的影响，政府以及家族对公司的治理运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市场的约束作用不够显著；股东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以银行为主的大股东上，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使得银企关系紧密，公司治理及其运营不可避免地深受公司主银行的影响，难以避免经济泡沫及其金融危机的影响。

5.日本企业制度中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企业内部摩擦力小，凝聚力强，企业和职工利益和谐共振，形成为全体职工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获得和汲取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并为日本经济腾飞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正由以往的“单边治理”向注重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的“多边治理”模式转变，公司治理呈现出趋同性。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转型期，因此，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需要特别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同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目标，适时选择适合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最佳模式。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汇率 升值 广场协议

从去年开始,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日本更是试图通过各种的途径迫使人民币升值。如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及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人民币升值,希望欧美发达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

在美国,尽管官方对此行事低调,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指出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占美国经常账户总赤字20%以上,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来校正美中贸易不平衡。这些就是近来“妖魔化”人民币的缘由。当然,这些国内有学者指出,人民币有升值的条件与可能,但不是由于中日及中美贸易失衡引起。而日本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原因在于日本为了自己在日元炒作中的利益,在于阻止或减缓外资流入中国。对于这样的说法,从感觉上来说有此同感,但实际上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日本为什么会要求达一个新“广场协议”?该协议产生的背景及内容是什么?这样的“广场协议”是否要在中国重演?如果重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影响如何?还有,即使七国能够就人民币达成一种新的“广场协议”,那么日本经济的痼疾及美国经济的衰退能够因此而天开云散吗?其实,只要看一下历史,日本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仅在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得日元炒作之利,而在于不愿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亚崛起。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广场协议。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和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

在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没有成长且贸易赤字仍旧在逐年扩大。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8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当然,国外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我们也不能置若罔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早已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进程中,美国、日本及欧洲早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重要的国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他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国际研究成果表明还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强势表现,人民币被低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如“广场协议”所导致的结果那样,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无实质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它对校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作用不大,对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轻微,对欧元区GDP增长影响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广场协议”在中国重演,除了减弱中国经济的活力之外,对他国没有多少益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日本为什么还是要穷追不舍?国人对此种司马昭之心得多加反思。

不过,既然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汇率如此关注,也该是我们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否适应已经发展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呢?我们该好好反省。

根据东亚经验,当资本大量自由流动时,货币政策必须求全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由于资本的高流动性,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当局无法实现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独立货币政策。蒙代尔的“三难困境”理论指的是在自由资本流动、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中只可同时选其二。因此,在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引进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为,如果汇率过于不稳定,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急剧贬值都使与货币搭配不当相联系的资产负债问题更加恶化,而货币急剧升值则会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汇率的不稳定而导致的资产价格的不稳定会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固定浮动汇率之间建立起一种在固定与浮动之间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而要建立这个中间汇率制度的第一步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MCB),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出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因为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经常大幅变动,因此只要参考汇率的计算扣除了各国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相比,这种汇率制度会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短期变动。而且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

参考文献:

篇7

1.1社会生态意识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修复、重工业化、轻工业化、泡沫经济、经济复苏等社会发展过程，亲历了城市扩张、重经济轻环境以及泡沫经济带来的生态和社会恶果。政府及全民致力于保护、治理环境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生态意识已经达到了全民化程度。景观设计时，生态意识是不可回避、不可或缺的，至始至终贯穿于设计中。

1.2宗教生态意识日本是一个多国家，现有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万，宗教信徒超过2亿。其中仅神道信徒就超过了1亿人。日本人有强烈的信仰，认为万物有灵，在精神根源上崇尚自然，这种意识尤其体现在景观设计中。日本的景观设计注重自然、环保，注重设计基地现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这种理念不仅为设计师所推崇，也为市民广泛接受。

1.3“以简为美”、“以适为美”的审美观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与经济发展达到高峰期，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城市建设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均衡的社会发展，良好的国民教育，从容的生活状态使日本人具备了深层的优雅。日本人崇尚“以简为美，追求极致”。如日本著名的枯山水，仅仅以山石、石子、青苔3种元素再现自然山水的禅意。现代日本，在建筑、服饰、日用等各个方面，无不力排花哨、力求实用、力显简约，体现出日本人简约的审美倾向。日本文化强调对人与万物的尊重与爱，促成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满足需求”的设计思维，注重发现和审视“真实需求”，周全并适度地满足，以需为求，适度为美，从不铺排彰显[2]。

2日本景观设计过程及探索

在泡沫经济的冲击下，意识转变的阵痛里，日本人的景观设计经历了复杂往复的探索过程，其主要体现在设计整合、设计创新、设计传承、设计过程4方面。

2.1设计整合

2.1.1功能整合景观设计中，各种元素不仅仅具有单一的功能，因为设计师通过元素形态的整合与变化，使设计功能相互转化，从而实现一物两用或多用。这种设计方式不仅可使设计形态更为简约美观，同时也增加了功能性，更节约了空间。如表参道上的人行道栏杆（图1）兼顾了空间界定功能与休憩功能；难波公园的排水设计（图2）与建筑形态呼应，从而起到空间提示作用；表参道PRADA旗舰店室外排水（图3）与建筑立面形态呼应，通过体块分割营造场所景观；某市政道路的排水（图4）起到了衔接2种不同铺装的作用。

2.1.2形态整合1）景观建筑化。在日本，建筑与景观的界线日益模糊。对于许多建筑设计师而言，在以建筑为主体的场所里，同时完成景观设计，景观平面布局、立面构图乃至素材选择充分与建筑形态呼应，营造出与建筑形体外延一致的景观。例如，安藤忠雄采用三宅一生“一整块布”的服装设计理念，设计了“一整张铁板”的21-21designsight博物馆（图5）。该博物馆为2层，地上地下各1层。形态以三角形为元素，前低后高，如一张巨大的折弯的厚纸板扣在地面上。在建筑周边的景观设计中，与地面相接的建筑前侧采用简约的草坪，而抬起的建筑后侧则采用成排的尖耸杉木与建筑的整体形态相呼应。21-21designsight博物馆景观设计虽然着墨较少，但张力十足，强调了建筑独特的形态，与建筑融为一体。建筑思维同样被运用于景观与建筑小品设计中。装饰形态与建筑结构结合，相互呼应，形成有趣的“建筑化”形态，同时弱化装饰感，强调功能与建筑的协调。如miho美术馆中的灯饰设计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巧妙地通过结构形态的呼应，使灯饰成为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图6）。2）模块化设计。日本市政绿化广场及人行道的铺装、排水、照明、树池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即将各个功能板块设计成形态、大小相同的基本单元，灵活组合，保持形式的完整感和统一感，同时削弱铺装与排水、照明、树池的界限，增大空间感（图7）。3）机理整合。材质选择在景观设计之初就被融入规划设计中，从而使景观设计更加务实，设计概念现于细节之中。景观设计师尤其注重各个景观元素材质的一致性，从而营造景观的统一感。如常见的窨井盖，采用与路面一致的铺装形式，可弱化窨井盖对路面整体感造成的影响（图8）。又如大阪的难波公园，其墙面、花槽、灯饰等不同元素均采用统一的肌理与色彩，使设计具有整体感（图9）。4）感受整合。日本景观设计注重人的感受，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来进行设计与再设计，并通过有效手段，让使用者获得预期或更佳的游览感受。景观设计时，设计者通常充分分析了停留点的景观视线及视域，以保证景观的最佳看面，如东京中城绿地的停留点与视域景观（图10）。同时考虑人的拍摄需求，设计时考虑了拍照的前景、中景与背景，甚至考虑拍摄站点与被拍摄对象的最佳距离，如昭和公园的拍摄点设计（图11）。日本崇尚古典园林，因此，针对大量游人涌入会破坏园林意境的问题，设计时采用了相应的对策进行游线再设计。如二条城清流园（图12），不只是简单的开放游览，而是根据园林意境，进行视线与游线的再设计，通过“可视范围”与“可达游线”的整合与配合，兼顾空间融合感，使游人能完整欣赏美景，体会园林的意境，不因游人“入画”而相互干扰（图12）。

2.2设计创新设计创新是日本景观设计发展的驱动力，其中尤以结构与工艺的创新最为常见，运用型创新也屡见不鲜。工艺创新最能体现设计风格。如安藤忠雄常用的清水混凝土，其独特的工艺与严格的要求使其以结构形式直接替代外墙装饰面，形成独特的质感与观感（图13）。日本景观设计中，不乏结构创新，如贝律铭的miho美术馆场地内的吊桥，为了体现设计意境，获得轻盈的美感，采用了九梁节点（图14）。

2.3设计传承日本景观设计不仅注重创新，而且也注重传承。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工艺，在日本依旧屡见不鲜。如日本千代田区皇宫的黑松广场，采用传统的修剪工艺，将广场上数千棵黑松以盆景形式修剪，堪称修剪工艺的博物馆。日本古典式园林更多沿用以往的工艺，如铺装、路沿、栏杆的处理均采用质朴的传统工艺和木料、石子等传统材料，景观意境质朴、自然。

2.4设计过程日本园林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设计时将时间作为基本元素，根据植物的生长进行再设计，后期养护也十分精细。如昭和公园广场，设计之初，为了匹配广场体量，栽植了多株榉木。小林治人是昭和公园的终生设计顾问，随着榉木的生长，他适时对其进行了移植、移栽，如今，整个广场上仅剩1株榉木，巨大的树冠与广场形成恰到好处的体量关系。又如在古典园林中，园路极少采用硬质铺装，但随着时间推移，土质园路与绿化便形成了自然边界。这种设计方式使时间参与到设计中，形成了更为灵活、自然的园路形态。精细的后期养护也是日本园林的一大特点。虽然许多市政景观已经开始提倡“低养护景观设计”，但重要的景观项目及古典园林依然通过大量人工来维护其整洁性与完整性。例如图15，龙安寺樱花季后，园林养护工人正徒手将苔藓中的花瓣挑出（图15）；难波公园园林养护工人在以“抔土”为单位对花卉栽植区的种植土进行补充以确保花卉不倒伏（图16）。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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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第三，要在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调整结构，将过去单独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促进出口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模式，以便尽量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相互协调、运行有序的基础上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走科技兴国之路。当前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收稿日期〕20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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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5日英文电[Z].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1):12.

篇9

一、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出现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该制度的形成是缘于它能提供的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更多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在经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素质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效、利润和发展机会。但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能带来坏处，甚至能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发展路径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药”，如果用“剂”不当，甚至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陷阱”，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

（一）发达国家在赶超发展阶段的路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呢？其实不然。以美德两国为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推行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只是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乃至能与发达国家抗衡时，其贸易政策才发生相应变化。在18世纪，英法是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美德两国当时只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为赶超英法两国，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指出为使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应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此后为阻止英国商品的过度竞争，美政府把平均关税率从19世纪初期的20％提高到1865年的479％。而德国的做法是，为支持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并相继执行了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其他措施，如：设置进口配额、征收各种国内税等。直到后来，美、德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较大的飞跃，并在短期内赶上了英、法等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历史路径表明：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赶超型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其目的济环境、相对提高了经济素质。其实，从本质上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所附带的高风险性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

1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经济具有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国家疆域对世界经济的约束力减弱。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成本日益降低，流动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流动，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高达1.5万亿美元，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300亿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量至多达2％，其余的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目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据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相对于全球犌犇犘的1／4强，这些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游资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徘徊，危机一旦爆发，危害巨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过度投机往往伴随着市场的无序化和高风险，这必然会破坏市场的效率，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国际融资的成本，最终必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陷阱”的根源所在。

2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对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热情，在二战后不久，各国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创建了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是否藉此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了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区域集团乃至实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藉此取得成功，甚至还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即：经济落后—发展区域集团—贯彻经济全球化政策—出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我们把它称为经济全球化的“陷阱”。韩国、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便可以证明。

韩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是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丰厚利益，然而其实践如何呢？韩国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取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暂时的经济繁荣掩盖了韩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该国政府错误的经济决策。一方面，韩国为加入世界经合组织，轻率地放松了资本项目管理，不加区别地盲目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片面强调外向型经济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果导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乃至爆发了目前仍在持续的严重经济危机。

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也是令人深思的。该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过高估计了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实施了忽视自身积累、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政策，同时为尽快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即今犠犜犗），不顾本国宏观调控能力所限，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增长，当一遇不利情况时，这些游资又迅速出逃，最终该国终于发生了1994年、199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三）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风险与动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也似乎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因为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经济全球化，重新回归“闭关锁国”呢？否也。笔者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已被运用了近两个世纪，纵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闭关锁国”的路径依赖，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已冲破“闭关锁国”的制度惯性制约，是经济运行的高级形态。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更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现实，错误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产业结构素质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规模相对弱小，具有易受操纵性；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点决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宜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注重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放开国内市场时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循序渐进地确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时，可参照发达国家早期成功的经验，设置相对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稚嫩产业的发展；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明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其重要用意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风险与动荡的认识，强调制定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方面政策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为只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经济飞跃成长，而不至于冒高额风险成本，最终功亏一篑。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政府的对应策略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便一步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浪潮，2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坚持了渐进式的、务实的外向型战略。直到1994年我国才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资本项目至今仍处于管制之下不能自由兑换。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务实的策略，才使我国在去年乃至延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免于遭受被袭击破落的命运。但鉴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与动荡，为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目标，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几项策略：

（一）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一国经济免于因生态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等的冲击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状态。我们注意到，在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已经发生和潜在的金融危机面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借鉴美、日、俄等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该部门应具备如下几项职能：（1）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定期提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报告》；（3）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4）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2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应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主要部门参与。

3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以给决策部门以指导，及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建立必要的储备和保障体系。建立该体系的目的在于将国家安全遭到损害时的经济损失减至最小，防患于未然。5在适当时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法规，以法律刚性，给妨碍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以“硬性”制约。

（二）发挥经济政治大国的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化新规则为此，我国政府应在如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1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的国民经济，并保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其中，调整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

2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使国际游资难以对不同市场进行各个击破。

3倡导世界各国适当提高国际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流动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托宾曾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不超过5％的税金，这样做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频繁流动的国际游资，却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的频繁程度，削弱市场的过度投机。当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征税的方式，但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国际资金流动成本的经济手段，控制过度的投机。

4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之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三）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虚拟经济对实质经济的支持度

1要改变传统的监管手段，放松对金融的直接管制，加强以促进金融业谨慎经营为目的的风险监管，保证金融业的效率和稳定。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并不是不要监管或者放手不管，而是在放宽一些管制的同时加强某些监管，或者在微观上放松一些管制，在宏观上又加强某些监管。从限制竞争改为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放松束缚金融业合理竞争的过度管制，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均衡点，达到对金融运行新的控制，而风险监管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新的监管方式。

2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国际化，改变单项协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监管政策、手段，以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a.监管对象应包括国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和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b.监管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出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c.监管手段应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已不再是一家之事,随着美国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倒塌,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遍全世界。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9月14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正在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之中。

世界银行2008年12月发表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幅放慢,而2009年世界贸易也将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报告预测,2008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进一步回落至0.9%,均大于2007年3.7%的增长速度。其中,欧元区、日本和美国今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0.5%和1.4%,明显低于去年的2.6%、2.1%、2.0%,而明年的三大经济实体将分别出现0.6%、0.1%和0.5%的负增长。报告预计发展中国家的2008年和2009年的增长率分别是6.3%和4.5%,也低于2007年7.9%的增速。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步开放。在金融危机面前,尽管是金融开放程度有限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进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汇率风险、楼市下跌、股市不稳以及欲罢不能的美国国债,等等。

金融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肆虐着整个地球。而金融深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临的发展问题――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而美国的次级房贷泡沫的破灭成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的次级房贷造就的房产经济的虚假繁荣带动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泡沫大生产。大批的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利用房贷证券化,将风险转移到投资者身上,有意无意地降低信贷的门槛,导致银行、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系统风险大大增加。华尔街的老板们绞尽脑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从MBS、ABS到CDO、再到CDS,再到最后就连美联储主席都不知道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使收益率不断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经济个体从事这样的泡沫经济,使风险成倍增加,并且越来越难以计量。

表面上看,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进而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然而,次级贷款本身就是自由化泛滥的结果。金融深化理论推崇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对于金融市场监管的缺乏必然导致道德危机――只顾牟取房贷利益而无视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与还款能力的脱节。当利率稍有上涨时,贷款人便无力偿还,这时候大量的违约便产生。而房产的降温使原本期望收回房产弥补违约贷款的计划泡汤,那么银行等贷款机构便面临大量的坏账。与此同时,给贷款机构提供保险的保险机构也跟着遭殃。由于房贷的证券化,使得风险可以迅速而又普及地传播。就这样,原本买卖双方的交易风险成倍地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次贷危机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当大批的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机构背负巨额债务纷纷破产倒闭时,美国政府便开始出面干预救市,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实质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弥补这些金融机构的债务。紧接着美国政府开始大印钞票、大发国债。于是美元贬值、美国债券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受金融国际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也跟着倒闭。而大量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如日本、中国,也不得不为美国的债务埋单。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纷纷出场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企业大量的倒闭、失业率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减少,国际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就这样,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危害着整个世界。其中,过度强调市场作用的金融自由化功不可没,美国也成功地利用其金融深化发展将金融全球化的国家拉下了水,顺利实现风险转移。

由于汇率的管制,货币兑换的非自由化,使得存在“金融管制”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得益于我国对于金融市场的有效管制。那么,金融深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三、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

什么是金融深化?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可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促使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就要放开利率管制,取消信贷配给制,实行金融的自由化。

与之对应的是金融抑制,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远未达到成熟,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得益于他们金融深化程度高,货币资金流动迅速所致。并且还认为,金融创新的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带动经济发展;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与金融抑制是分不开的。

麦金农在1973年《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对金融自由化作出了系统论证。他假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市场极不发达,企业主体融资方式为内源融资且投资不可细分,所以货币与实质资本具有互补性。这样,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将产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需求余额投资产出的渠道效应,而金融抑制政策会导致严重的脱媒现象和金融衰退。所以,他主张取消利率管制,控制通胀,放松外汇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肖在1973年《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从债务中介的角度阐述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货币不是财富或生产要素,而是金融体系的债务中介。金融深化使金融中介机构规模扩张和完善成熟,并通过调剂流动偏好、分散风险、提高贷款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信息成本等途径有效地配置资源,产生收入、储蓄、投资、就业四大效应。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措施包括:①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控制通胀、维持货币供给的外生性等手段推进货币深化;②通过在金融体系内提高竞争、消除行政干预、增加金融资产种类等措施推进金融体制深化;③改革财税体制,提高税收弹性,消除赤字型通货膨胀;④进行外贸改革,实行浮动汇率制、货币自由兑换和外贸自由化等。

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缺乏管制的金融自由化发展的结果。在此次危机过程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形式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深化自由化发展的弥补。事实说明对于金融市场的适当管制是很有必要的。

四、金融深化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的实践意义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印证。但是金融深化不等于绝对的自由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提倡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市场调节的不足。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发挥相应的效用,将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起来,从而避免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爆发金融危机的美国,其金融体系的发展是相当完善的,然而由于自由化的过渡发展使得不可避免的道德风险普遍地产生――大量的次级房贷就是证明。因为房贷的证券化,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以将风险很容易地转移到投资者的身上,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就必然产生。无怪乎为什么贷款的门槛会那么低。

另外,由于监管的缺乏,脱离经济实体的金融创新也是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但事实证明,在缺乏监管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创新过快,使得系统风险加大。更严重的是,金融产品会加速资金的流动,使风险迅速而又成倍的增加。投资银行杠杆操作的高风险以及CDS市场的疯狂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所以,在肯定自由化效率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金融不能完全自由化。我国现在处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但是,我国的利率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没有放开。主要是考虑到自由化过程中应当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实现一个渐进的过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发生危机,除了我国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之外就是得益于国家的有效监管。

(二)金融深化带来的国际化风险。从实质上来讲,金融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借助于金融全球化,发达国家既可以从落后国家得到金融资本、金融市场和巨额利润,也可以向落后国家转嫁金融风险,缓解自己的风险压力。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金融发达国家,金融全球化的好处更不待言。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事先完全能够预料到次贷危机所蕴含的风险及其后果,也正是由于他们对于风险的认识,通过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全球化,他们将其中的风险转嫁到全世界。尽管次贷危机给美国金融业带来巨大损失,但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正在推行金融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深化发展的过程中,防范和应对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必须认识到,在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必须从各国经济和金融的现实基础出发。超越现实的金融国际化必然会为世界金融危机付出代价。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