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迹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古迹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水浒传》故事梗概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三国演义》故事梗概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大大小小的战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全书表现出作者罗贯中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篇2

[关键词]公民社会，英国立法，文物古迹保护，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58-06

英格兰人对其文物古迹的探索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期（The Tudor dynasty）；并由此激发了知识群体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兴趣与责任感。154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的宫廷史官、文物收藏家利兰（John Leland）写道：“珍藏一定数量的优秀历史文物就是为了让世界知道英格兰有如此鲜明的高雅与美德。”①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文化遗迹与历史建筑屡遭损坏，故曾使其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面临着威胁。这一时期的英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群体，积极推动了对文化遗产及环境的保护。英国环境史学者克拉普（B. W. Clapp）在其《英国环境史》一书中指出：“英国公民社会不仅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历史文物保护运动，特别是在完善英国文物遗产保护的发展规划方面尤为突出。”②那么，英国公民社会又是如何保护其历史文化遗产呢？

本文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探究英国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与立法管理过程。拟将以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尤其是对环境的影响为背景，论述在拯救濒危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公民社会作出的巨大努力远比单纯使用经济手段有效得多。为此，文章首先对公民社会的含义进行理论梳理，继而讨论了它在保护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英国的经验与教训不只属其独有，它是整个国际社会在致力改善全球文化生态环境和保护人类历史遗产探索中的有益镜鉴。本着这一宗旨，文章在结语中归纳出，英国的经验与治理能否被称为英国模式并非重要，关键是，作为工业革命先行者英国所进行的探索，对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带来何种启迪。

一

学术界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产生与作用一直存有不同的解释。究其理念根源，当然可追述至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思想家的论述。但就其理论体系而言，只有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法律与社会制度上保障了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和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够促进公民社会的实质性发展”。③近代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同时也较早地提出了公民社会的思想学说。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契约”论，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石之一。虽然洛克没有明确界定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但他关于“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公民权利（rights of citizen）的学说则是后来公民社会的核心理念。①此外，有中国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是因为“英国文艺复兴的突出特征，在于人文主义观念最早落实到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而社会整合在法律制度建设和宗教改革的双重作用下自然而渐进地走向深入，由此奠定了法治社会的基础”。②当时英国的社会等级依然森严，知识群体与市民之间常有摩擦、甚至冲突；但是，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以及他们与王室和议会的关系逐渐]变为后来公民社会的特征：即服务于社会、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公正和法治精神。③结果是英国国家权力在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并经常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与改良。近代英国社会改良主义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从而促进了英国民族精神的重塑和公民理性的建设。最终为英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了建设性作用。④无疑，近代公民社会为日后文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体制支撑。

严格地讲，现代公民社会的理论体系则是由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后来的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强调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重要性的同时，倾向于公民社会为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即由追求自由与理性的各社会阶层渴望参与公共领域的管理，并以谋求公众利益为基点。⑤

具体地讲，首先，公民社会能够提供一种组织化的利益表述与合法的维护权利的渠道。通过参加立法或行政决策听证会、向决策当局提供较为可靠的咨询信息等，以推动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合法性。其次，公民社会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以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中，促使政府尽可能公开政务信息以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再则，公民社会为了促进善治的目的，其核心理念要求政府与社会合作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简言之，公民社会的宗旨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投身公益事业，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依靠道义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⑥有鉴于此，近代英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是容许或鼓励其民众对时政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弊端的改革诉求。

18—19世纪之际，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开展工业革命。之后纵观其百余年的工业化历程，英伦三岛不仅实现了雄踞世界霸主地位的强国之梦，同时亦深陷“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两难抉择。在工业化进行的初中期，工业发展严重地威胁着英国的生态环境、并对其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面对这一威胁，英国民众主动而缓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环境的保护。他们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社会意识”尤为值得当今人们探究。⑦显然，历史责任感并不是激励英国人保护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的唯一原因，同样也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以及对其弥足珍贵的人文历史的认同及归属感。1862年，英国工艺美术家莫利斯（William Morris）写道：“那些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成为铸造一个民族进步与希望的神圣纪念碑。”⑧当时推动历史文物保护的人士中还包括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如狄更斯、麦考莱、贝克特（Edmund Beckett）等。显然，英国民众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养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人类不仅被赋予对大自然的使用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⑨实际上，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最终还得体现在其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追求之上。

二

诚然，与其他欧陆国家如古典文明发源地希腊、罗马相比，直至15世纪，英格兰编年史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在此之前，英格兰尚未确立对文物古迹的系统研究、甚至没有做过规范的整理工作。①虽然有过一些早期历史爱好者或文物收藏家的文物整理，不过，在那些留传下来的研究成果中或是支离片碎；或是充满着荒谬之说。只是到了16世纪，英格兰历史学家及其史学编撰才进入一个初具规范的发展时期。②追求客观的史学编纂，并非推动英格兰史学发展的唯一动力。154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的宫廷史官和文物收藏家利兰开始了其英格兰与威尔士之游；他计划要为国王收藏征集到更多、更广的图书资料，并记录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的人文资源。③到了1525年，历史文物（ancient monuments）这一概念才出现，虽然当时所指的范围并不明确。但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内涵。

与历经宗教改革、政治纷争与经济动荡的欧洲大陆相比，中世纪近代之交的英国也绝非文雅之地。其民众拆除教堂之风一度盛行，并造成全国许多珍贵的建筑群的损失。当这些破坏行为还没有被制止时，狂热的新教徒又继续破坏其他古老宗教文物。例如，廷腾修道院（Tintern Abbey）、格拉斯顿伯瑞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和方腾（Fountains Abbey）等地的遗迹都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毁坏教堂的昔日辉煌。④不可否认的是，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年）和她的国务大臣塞西尔（William Cecil）意欲阻止进一步的浩劫。但是由于他们的铁腕治理不久随其相继去世而告终结，因而他们的成就并不显赫。⑤直至18世纪末，英国仍在发生这类对宗教及历史文物损坏的事件。最早发起社会民间组织来推动英国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及的莫利斯，此时他已成为一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的改革者。在文物古迹保护问题上，他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环境保护主义分子。1877年，他写信给“艺术之家”（The Athenaeum）抗议修缮文物古迹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并倡议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文物保护机构。他写道：

我希望的就是建立一个民间文物保护组织去关注那些历史文化遗产，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修复”，因为“修复”不仅是修补其风化和腐蚀，而是竭尽全力去唤醒一种激情，那就是我们的古老建筑不能落俗于教会摆弄的东西，更应该是一个民族进步与希望的神圣纪念碑。⑥

恰在同年（1877年），当温布尔敦广场附近的建于恺撒时期的罗马军营遗址遭到破坏时，文物古迹爱好者和周围的民众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不久前，他们曾抵制了当地政府计划在16世纪英格兰内战的战场——纳斯比战役（Naseby）遗址旁修建一条公路。此外，当时的植物学家柯瑞克衫科（William Cruickshank）只身保护伦敦郊外的一片森林以及当地的稀有野生植被。这些行动反映出英国知识群体带有的历史责任感以及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他们呼吁保护的那些历史遗留的人文与自然资源的确具有普世价值。

莫利斯等人的执著最终催生了第一个英国古建筑保护学会的出现，俗称“反对毁坏古建筑组织”（anti-scrape）。这是一个早期的英国民间组织，其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原貌。为此，他们主张在修复中注意做到“修旧如旧”，即保护故有建筑的“原创性和悲壮的感染力”两种古典风范与特质。何谓建筑的“原创性和悲壮的感染力”的古典风范与特质？其一，盖因建筑本身反映着某种文化的传承和风格；其二，虽然某些建筑遭受了破坏，但仍然表现出一种悲壮的感染力。莫利斯反对任何把修复工作看做是为了清洁或者表面装饰为目的。他认为这种修复工作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它用现代的手法扭曲了古典艺术的神韵。由此，他担心由于现代建筑工人对中世纪工匠的技艺与理念缺乏把握，他们的修复工作往往是呆板的模式化。实际上，艺术需要真实，但不应该夹杂人为的修复与变动。值得庆幸的是，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英国不仅拥有强盛的国力，而且具备修复古建筑所需要的技术与财力。特别是对广大民众而言，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已被视为英国公民的社会责任。⑦这正是本文意在强调我们当代人应该汲取的价值。

由此可见，公民大众对历史文物古迹的关心促进了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古建筑保护学会成立的第一年（1877年），只注册了40余座受到破坏的古建筑；但50年后，在英国登记的濒危建筑增加至10倍。这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是多数的建筑处于濒危，而更反映的是英国社会对历史文物古迹的关心与保护意识。诸如此类的现象也可见于此后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的兴起。1894年建立了全国信托组织、1937年成立了保护乔治时期建筑组织、1957年成立的民用信托和转年组建的保护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学会。这些民间团体与学术组织的成立，推动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包括把传统的风力和水磨机械列入保护项目。二战后的英国民间组织进一步兴起。它们与其他古建筑保护协会和全国性文物古迹保护组织一起，在保护古建筑文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947年开始，由于政府的直接支持和社会上的积极参与，古建筑保护学会等社会民间机构拥有了更具体的职权。其中包括可能会被损害的历史文物、古建筑的“道路拓展规划”，并制定了具体保护自然资源等措施。这说明在拯救濒危的英国历史文物古迹的活动中，具有公民意识与职业精神的本国知识群体实际上是历史文物古迹保护的中坚力量。①

三

不言而喻，只有当社会对历史文物古迹保护的关注形成一定的规模时才能]变成必要的政治议题。英国也不例外。英国的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志愿者协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意识到最有效的工作还是去游说议会立法，并通过立法来保护那些受到侵蚀或是受“发展至上”理念所威胁的历史文物，特别是无人居住的非宗教建筑和教堂遗址。公民社会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1876年，鲁勃克（John Lubbock）起草了第一个古代历史文物法案（Ancient Monuments Bill）；但是直到1882年，才正式出现了历史文物保护法令（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根据这一法令，英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如国家资产服务管理局被赋予古建筑或历史文物的法人资格，并可使用国家资金修缮受损的文物。这一法令同时包括鉴定、收购历史文物的有关规定。最初，拥有历史文物的私人没有义务将其财产必须转卖给国家或同意由国家监护，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责任一定要保管好这些古建筑与历史文化遗产。然而，1900年城镇地方政府被授予了相关的职权，其中包括规定由政府监管的历史文物古迹随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仅两年的时间，就有30多处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古迹、其中包括著名的伦敦塔与爱丁堡城堡开始向社会开放。②

191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新法令。它规定政府部门有权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令，以保护那些已受危害的历史文物古迹。为了有效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他们的确定与分类。因此，要求专业人员对古文物管理署的各类文物古迹进行整理并列入清单。1931年通过的修正案进一步要求任何被列入文物清单的业主，不得改动或拆除这些遗产，除非他们已经提前三个月就通知了政府相关部门。③除了立法外，20世纪初的英国还建立了一个常设的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目的就是整理记录1700年之前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建筑物。随着这一时间期限被取消，历史文物的定义也变得宽松多了。但它们必须与当时的英国文化、文明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有联系或者能够说明其联系。即使没有专门机构负责文物保护，也有必要鉴定哪些文物最具保留价值，以区分他们为“特殊”还是“一般”的保存等级。1941年，面临战争的英国国家建筑注册署仍坚持如期开始编辑一部综合的古建筑图片总集，以防备它们可能被战火毁掉。这项浩繁但系统的计划就是把全国有价值的建筑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二战后，英国在此基础上整合了1947年的城镇发展计划法案，它把主要建筑列入一级；其他的则被分为二级和三级。1950年，该委员会再度编辑了一部多达40卷的英国地方概览，其中调查了9个英格兰城镇，13个苏格兰城镇和8个威尔士城镇。虽然内容有些枯燥，但是记录较为准确翔实，整部书无异于是对当地建筑构造、城市布局的全面整理。不足之处则是论述呆板。例如，翻阅有关南白金汉郡的阿莫沙姆（Amersham）等68座建筑被记载入册，但却没人注明它是整个英格兰保护得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历史文化小镇之一。④幸运的是，不久一部更为人知的英格兰历史建筑概览问世，这就是历史学家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编纂的46卷《英格兰建筑史话》。自二战以来，他曾出版了多卷本并受大众读者所喜爱。虽然佩夫斯纳与上院文物委员会的工作风格和理念迥然不同，但他们却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英国社会对历史建筑与文化遗产的关注。①

当然，英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也非一帆风顺。最初被列入分类保护只是以1840年为界，或更早的一些建筑。例如，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建筑以及能够反映当时建筑技术特色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建造的著名建筑也被列入。目前已被列入保护名录的著名建筑数量庞大，仅1990年就超过了40余万栋。显然，无论是哪里，仅凭几栋特别有价值的建筑是难以成气候的。它通常要求保护综合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元素，这包括布局简朴、整体性强或是浓厚的建筑风格。他们具备更强的吸引力以及保存价值。在英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古城。该城市区存在的乔治时期留下的历史文物。40年代中期，由于多年的大气污染和管理上的问题，其中一些建筑亟待修缮。令人愤慨的是在70年代，许多乔治时期的建筑因市政重建计划被列为拆除对象。几经周折，多数的历史建筑还是保留原貌。正因为保留了不少古代的建筑群能够让今天的巴斯仍不失为最具乔治时代建筑特点的城市——既有历史的辉煌也不乏现代之繁荣。②巴斯是一个保护历史文物成功的案例，因为在修复工作中实用与审美相得益彰。巴斯成功的案例让后来的其他历史城市纷纷仿效巴斯模式，其中尤以约克、彻克腾汉姆、斯坦福德为典型代表。截至1972年，共起草了31个保护历史名城的计划，而同年批准的修正案对上述修缮工作拨了专款。这些实例表明，在英国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一直有着公民社会的鼎力支持。③

1977年以来，英国文物管理工作继续向着系统化、正规化的目标迈进，而1982年成立了英国文化遗产机构（English Heritage）。这个从事文物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是一个官方批准、民众熟知的组织，其正式名称为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名胜古迹管理委员会（Historic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Commission for England）。它是把从前三个不同的工作——鉴定历史文化名胜古迹、预算具体项目的拨款、实施对历史文物的监督保护——集于一个更加商业文化运作的管理体系。在其运行的5年里，历史建筑学会共拨了400多项专款来修缮英国的著名建筑。在英国历史上，900万英镑的专款拨给教会修缮之事并不为奇，但它反映的并非完全是媒体披露的所谓“保守派的阴谋”，它实质是对英国教堂建筑修缮的一次大规模捐赠。上述例证说明，纵观英国文物保护的历史，公民社会与立法积极、有效地推动了英国民众强烈的归属感。④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反思过去。为此，它首先需要回答“发展是什么”和“发展到底是为什么”。整个社会应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经济发展不能以GDP为本；当然，发展也不是一味好大喜功，以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为归宿；更不能变为生态、摧残历史文物遗产的理由。为此，历史责任感不仅是积极保护历史文物的唯一动因。追求个人审美层面的心理诉求也是明显的动机，就像英国历史上民众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态度一样。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那些试图保护历史文物乃至古建筑的人们一直努力并且通过融入美好的主流文化来推动公众事业。因此，公民社会不仅给民众提供了一种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维权意识，而且公民有组织化、团体化的表达利益势必对政府产生更大的责任感，令其做出更加迅速、公正的回应，从而减少了公民采取暴力等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可能性。追溯英国对历史文物保护的进程，不难发现其特有的“英国模式”，换言之，即构建公民社会的必要性。这一工作的基础则来自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和公益精神培育。文明的社会风气是由公众参与、公正法规造就的。公民社会理应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尊重历史与自然的。倘若我们具备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积极在全体民众中培育公民意识，曾毕生献身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的北京故居也许会免于被毁坏的厄运。⑤

【作者简介】李冈原，女，1961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王黎，男，1957年生，河北保定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近代史研究

British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ies

篇3

关键词：背景环境，内涵，镶嵌，契合

中图分类号：N04;H059;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39-05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Setting”

CAO Ang

Abstract： The term “setting” is widely used in western culture relic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tting” still remains undefined.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the origin of “se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context and explore its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find out its proper Chinese translation. In most cases “setting” is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event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e “setting” corresponds to what is built on it or anything happens in it. The Chinese term “背景环境” contains most content of “setting” and it can be a translation of “setting”.

Keywords： setting， connotation， set， correspond

中国自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后，与世界各国的文物保护交流日益增多，大量国际文物保护文献和资料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有些翻译不尽如人意。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文物方面术语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思维方法、语言模式、古今差异等复杂的情况，需要深入研究术语背后相关概念内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对某些专业术语而言，要找到一个贴切的对应词语，并且能够为业界广泛认同，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锤炼的过程，setting就是其中之一 。

1setting的研究情况

setting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常见的术语，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作为国际文物界的资深专家，有较深体会。他曾说，“英语‘setting’这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单词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想找一个单一的中文词来贴切地、完整地对应它，却一直未找到一个答案”，“还是只好以‘环境’来对应” [1]。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的徐嵩龄先生长期涉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setting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和看法。他从setting、environment、surrounding三个同义词入手，依据《凯氏同义词和近义词辞典》从词法上对它们进行区分，并通过分析《威尼斯》等有关文件的文本内容，建议将它们分别译作环景、环境、周边^[2]。徐先生的主要观点建立在对同质物与非同质物的讨论基础上，认为surrounding只包含同质物，setting则同时包含同质物和非同质物，也就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同质物与非同质物中的“质”是很难界定的，不同的侧重点可以定义出不同的“质”;再者，《威尼斯》和《巴拉》所体现的setting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对setting的这种解读仍然不甚明晰，“环景”的提议尚未被业界广泛接受。所以，从英文语境去研究setting，分析其语源语义，与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做出区分，析理发掘其内在底蕴和含义，以解决中文语境下的翻译难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从setting的概念形成过程来探索，继而全面掌握其内涵的核心实质，为找出贴切相应的中文对照术语打下坚实基础。

2英语语境下的setting原义与相关义

国际文物保护文件中出现的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是我们比较熟悉且对其含义有一定认识的术语。environment，环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技术语，environmental science（环境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发展多年。事实上，文物保护界引入environment这一术语，应当源于实际操作中文物保护与环境科学间的学科交叉。surrounding是动词surround的动名词变形，surround则有多种词源，包括盎格鲁法语surounder，中古法语soronder，以及后期拉丁语superundare，三者皆出于15世纪左右，且都含有淹没、泛滥之义。surround最早表示出封闭式环绕的语义是在17世纪初，加之其读音和round（圆）相近（这也影响了该词的拼法），这一语义也就延续至今。surrounding首先是该语义的形容词形式，后被简化为直接指代围绕物而出现名词用法。而其复数名词形式surroundings被用作环境之义，则是在1857年^[3]。在文物保护相关国际文件中频繁出现的surroundings即取自此义项。由此可见，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s都是从空间关系的角度出发，从而构成环境的语义。

setting与environment和 surroundings有较大不同，它的起源不是包围和环绕之义。从词源上来讲，早在14世纪，setting即作为set的动名词出现，表示安放、固定;在中古英语时期，setting含有地点、位置之义，也被用作“创造性的行为或事物”;1815年，setting指用于镶嵌珠宝或其他饰品或器物的底座;其后于1841年被证实用作“背景，历史，环境”。这里背景特指舞台戏剧所用到的布景。从其词义发展来看，set及setting通常多与人类的主观活动相关，且实质上均为对某物的地点、位置的确定，安放、镶嵌体现某物的实际位置，而布景可以理解为戏剧所发生的抽象时空位置。所以setting的环境之义应当是这些义项的发散和引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义项构建成了一个富于观赏性或实用价值的整体，这也就昭示了setting一词本身所暗含的目的性。也就是说，setting作为一个名词，它不单单表达其字面上静态的“环境”之义，更重要的是该“环境”与其上发生的或所承载的事物间的密切联系，即setting的存在是为其所负载的主体的完整性而服务，脱离了“主体”（珠宝，戏剧等），setting也就不再具有意义或价值。《牛津英语大辞典》对setting的解释为“the place or type of surroundings where something is positioned or where an event takes place”^[4]。其中，“某物被定位于其上（something is positioned）”即中文语境中的“镶嵌”，而“事件发生（an event takes place）”同样强调了事件与环境的联系。那么，setting的延伸义“环境”，应当也包含“主体嵌入环境，两者密切结合，环境衬托主体”的含义。由此可以推论，作“环境”之义的setting，也是有所承载的，这和现代英语对setting的释义是相符合的。

3西方文物领域中setting一词的发展

西方文物保护学术界对于surroundings和setting的使用，似乎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以下简称《雅典》）的第三条①提到了surroundings，这里是指临近古迹的周边环境。此处特别强调surroundings的重要性，是因为人们往往因surroundings不是古迹的一部分而任意处理，忽略视觉上surroundings和古迹的不可分割性，结果破坏了古迹的整体美观^[5]。这就形成了两者间的间接连带关系，由此surroundings一词就不仅仅指代文物古迹周边的事物，已经开始考虑它对文物古迹的影响。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的第四条②，对文化财产的尊重，亦提到了surroundings。明确要求各缔约国不得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利用任何property（文化财产）周边的its immediate surroundings（紧邻环境）而使文化财产处于危险境地^[6]。可见，早期《雅典》和《海牙公约》中的surroundings都是因为毗邻文物主体本身，所以不论从美观角度考虑，还是从规避武装冲突风险的角度考虑，surroundings都是不得不顾及的问题，这是由surroundings的空间位置决定的，而非其自身价值。在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则给出了新的定义，该定义指出，无论是天然形成还是人为构建，具有文化或美学价值或构成了典型自然环境的景观，都应得到保护。这里的surroundings单纯指自然环境，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典型意义显然反映了人类的特殊认知，且由此赋予了该自然环境额外的价值^[7]。

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以下简称《威尼斯》）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在对“周边环境”的看法上与此前任何或公约有着巨大的转变。《威尼斯》第六条“The conservation of a monument implies preserving a setting which is not out of scale. Wherever the traditional setting exists， it must be kept. No new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or modification which would alter the relations of mass and colour must be allowed.”^[8]直接规定了古迹保护应包含其“周边背景环境”（setting）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雅典》第七条“A monu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istory to which it bears witness and from the setting in which it occurs.”强调古迹不能被分离出其产生环境。从实物角度来看，《威尼斯》中所开始使用的setting，与《雅典》和《海牙公约》中的surroundings大体上应当同样是指向古迹周边的围绕物的。然而《威尼斯》第七条强调了文物古迹与周边环境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了在一定情况下，围绕物本身具有一定价值或围绕物与主体相结合才能体现古迹的完整性。因此，《威尼斯》用setting为这些围绕物及环境重新命名，提升了古迹周边背景环境的价值，加大了对其重视程度，而setting一定程度上覆盖并超越了《威尼斯》以前的surroundings的概念。自《威尼斯》始，setting这一概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并频现于行业内各文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对setting一词的使用。该中“原则与目标”第二条第五项的英文原文表述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 or urba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ing，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9]。这里surrounding被用作形容词形式以修饰setting，指代城镇或城区周边背景环境，而未直接写作surroundings，可见setting比surroundings从词义上讲更富于文化内涵和关注价值。

尽管setting一词由于蕴含人类活动或人类认知方面的内涵，以及其与文物古迹主体有机契合的相互关系，从而获得其学术内涵，但人们在使用上并不完全统一。《华盛顿》所指出的“setting”包含“both natural and manmade”，即“自然或人工环境”，可以说是与《欧洲》③一脉相承的。然而《华盛顿》所特指的城镇与环境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 or urba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ing），是把城区（urban）与环境（setting）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比联系研究的，而城镇与城区（town or urban area）的周边背景环境（surrounding setting），通常为乡村地区（rural area）或自然景观（natural setting），这一观点似乎又与此前诸多文献中的陈述有所不同。尤其《威尼斯》在定义第一条中出现过短语“the urban or rural setting”，暗含setting同时包括城区和乡村的意思，明显和《华盛顿》的范围划定不同。诚然，这之间的区别可能与《华盛顿》主要针对历史城镇和历史城区的保护有关。但以术语的角度而论，setting尚无一个明晰、准确、统一的定义，不同文献依据各自的需要在使用setting一词之时，setting实际指代的内容或多或少会有些差别。唯一将setting列作单独词条赋予其定义的《巴拉》中的解释为“setting means the area around a place， which may include the visual catchment”^[10]，中文译本为“环境是指‘某遗产地周围的区域，可包括视力所及的范围’”。然而，所谓visual catchment（视力所及），客观来讲，远至天际线，近至较近视野范围内任一可聚焦之物，都可称是视力所及范围，实在难以界定。而原文中的may（可能，可以）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表述。因此，《巴拉》对setting的定义，是试图在空间上对setting划出范围，但仍然有些模糊。不过，setting所涵盖的富有文化内涵价值的环境之义，在行业内已不存分歧。

4setting中文名的选择

可以看出，在国际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英语语境下的setting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达成共识的是，setting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意味着文物古迹的周边背景环境对人类的意识活动或思想认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客观上，文物古迹与周边背景环境总是发生着或强或弱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有机契合的整体。若在现有汉语词汇中找出某一词语作为setting的译词，是很难在语义上实现一一对应的。以“环景”而言，在现代汉语中“景”常作“景色、景致”或“情况、现象”讲④。因此“景”字本身更多强调观赏性和事态发展性，“环景”具有主体的意味，背景的含义是被弱化的。

笔者认为，汉语中常用的“背景”可以较大程度地反映setting的内涵。“背景”，通常涵盖了某一事件的发生或某一事物的存在所依存环境的全部信息。在分析研究某一事件时，通常以背景、经过、影响的逻辑顺序加以分析，而这三者显然又构成一有机的整体，那么作为前提基础的背景，显然包含了与setting类似的镶嵌底座的义项，与事件对象形成“主体嵌入环境，两者密切结合，环境衬托主体”的词语内涵。再者，对比setting和environment两者，它们实际上体现了英语语言逻辑中不同于汉语的词汇的人格与物格的区分。再次审视现代汉语语境中背景一词，其常被用于分析与人相关的事物，使得背景也具有了强烈的围绕着人的相关性，乃至人文色彩。那么用背景来反映setting的文化内涵价值，可谓是顺理成章的。因此，笔者倾向于暂以“背景环境”这一复合名词作为setting在文物领域内的中文译词，其中“背景”体现setting的内涵，“环境”反映setting所代表的客观实物。可以说，“背景环境”既能契合诸多中对setting的表述，同时也符合汉语语言习惯。

注释

① 原文为“ The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the character and external aspect of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erected should be respected， especiall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ncient monuments， where the surroundings should b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

② 原文为“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undertake to respect culture property situated within their own territory as well a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by refraining from any use of the property and it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or of the appliances in use for its protection for purposes which are likely to expose it to destruction or damage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③ 原文为“The 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ists not only of our most important monuments： it also includes the groups of lesser buildings in our old towns and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their natural or manmade settings. ”

④ 《辞海》1979年版，景：（1）日光;（2）景色，景致;（3）古代称罩衣;（4）情况，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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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COMOS. The Athens Charter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EB/OL]. [2014-09-09].http：//.

[6]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vention [EB/OL]. （1954-5-14） [2014-09-08] .http：//.

[7]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ing of Beauty and Character of Landscapes and Sites[EB/OL]. （1962-12-11）[ 2014-08-09]. http：//.

[8] ICOMOS.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The Venice Charter 1964） [EB/OL]. [2014-09-15].http：//.

篇4

1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与现状

    国外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从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并通过国家立法开始于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就是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它是一部关于文物古迹保护及修复的国际。2005年10月在中国通过的《西安宣言》延续了《威尼斯》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概念并加以扩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它把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并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出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大力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利于保护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片面地认为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急功近利，只重近期效益，竭泽而渔，过度开发，破坏了永续利用。还有些地方为了旅游效果，不顾历史真实盲目复建，造假古董，仿古一条街方兴未艾。这些做法不仅损害了历史信息，损害了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违反文物法原则，损害文物价值，也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2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占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 163 m，墙高约12 m，把面积约2.25 km2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它完整地体现了17世纪一19世纪的历史面貌，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其古建筑及文物古迹，在数量和品位上均属国内罕见，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变迁、城市建筑、人类居住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座坚实完整的砖石城池，数百年来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挡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城内街道、古建衙门、市楼、商店、民居等还保留原有的明代形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平遥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平遥古城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3平遥古城的保护现状和经验

    平遥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古城在一瞬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完整保存平遥古城，山西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1998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平遥古城保护条例》，随后平遥县据此编制了《平遥古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平遥古城环城地带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地方性保护办法，对古城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环境治理工作。

   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平遥县开展了“蓝天碧水”工程，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企业，不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一律不准审批，同时，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取缔;为改变古城内多年形成的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当地政府先后投资数亿元，对古城内10l?余条中小街巷进行了硬化改造，并完成了古城内主干街道的管线人地工程，改变了城内各种网线、电线杆如蜘蛛网密布的状况;为了保持古城的原汁原味，当地政府开展了有序的移民行动。居民搬迁后，原与古城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被拆除，古文庙、城陛庙、清虚观、日升昌票号等一系列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和明清宅院相继受到保护，得到应有的原貌恢复。为配合大规模居民搬迁，平遥县在古城外建了几个居民小区，同时推行集中供热、集中供气，使住在古城内取暖、用气不便的居民自行逐渐搬迁。

    另外，当地政府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和开发措施，使古城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保持活力。比如为了保护性开发素有“古代中国华尔街”之称的西大街，使其既保存街道的古朴风貌，又延续自身的商业价值。政府将其辟为步行街，对其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一切机动车辆行驶。西大街被划定为古城内的一级保护区，其街面建筑严格保持传统建筑的群体布局、空间风貌、形体色彩和建筑材料等，在维护、修复、重建中也必须按原有风貌进行施工。如今，西大街不再拥有“华尔街”的地位，但却给平遥老百姓带来可观的财富，成为保护和开发相得益彰的典范。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法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遵循保护和发展兼得的原则。既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现代化。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要遵循一定的保护方法。从城市总体角度采取综合措施，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确定城市合理布局，开发新区，保护古城。分区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古城空间秩序。做好城市设计，延续风貌特色。

    另外，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平遥多年来在庞大细密的古城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推广意义。笔者认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在学习的同时，应根据各自地域特征和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规划，确定明确的保护目标，确定保护内容及重点，提出保护措施。

篇5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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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物；保护方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147-01

一、相关概念界定

民族文物：它是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具有民族特色。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代表性建筑，各种珍贵艺术品等都属于民族文物。

二、我国民族文物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1.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来重视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的很多历史建筑、文物古迹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例如，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被摧毁，遗址建筑被拆等，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巨大损失。另外，历史文化遗产的周边坏境也被大大破坏，大量的高层建筑矗立在旁，让人难以感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这些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对开发商掠夺式开发的容忍。

2.热衷于修复和重建历史古迹。现阶段，在保护民族文物方面，存在着热衷于修复和重建历史古迹的现象，却不重视对它的保护，使其价值降低。《威尼斯》明确指出在修建、修复文物时，应使添加的部分与历史文物整体达到和谐状态，同时应将它明显区别于原本的部分。在保护历史古迹时，不应随意进行重建。即使对已消失的建筑物进行重建或恢复原样，由于建造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以及施工技术明显不同于以往，所以重新建成的建筑绝称不上历史古迹，也不具备任何文物价值。

3.保护的观念尚未得到广泛认同。由于我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家企业以及普通民众，在知识和思想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或者从发展当地经济、旅游事业出发，以及每个人的兴趣相同，使得民族文物保护的观念不能被普遍认可，文物保护工作因此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平遥古城墙就由于经营主体方面的问题，使得它倒塌大半年也没有修复好等。

4.缺乏健全的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民族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规范文物保护方面，多表现在各种类型的法律法规和一些规定之中，出现多头管理的情况，使得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具体负责单位并不明确，在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从我国有关民族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能发现，它可以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所以，我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三、我国民族文物的保护方法

1.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政府是极具重大影响力和强制力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积极引导城市化建设，同时鼓励和实现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建立并逐步完善符合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2.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民族文物保护事业是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而是要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发展也转变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城市发展要实现经济增长，同时需要为城市树立良好的文明形象。但不能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牺牲民族文物的文化价值，也不可以破坏城市的环境。

3.文物部门适时应变。它是指文物部门及其工作者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能做到主动配合、提前介入、有理有度、争取两利。其中，“主动配合”是指文物部门要做好准备工作，并能主动配合城建相关部门做好基建审批工作，严格把关，不能等出现了问题再去干预、解决。“提前介入”则是指文物部门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提前将本地区的民族文物的基本情况告知给规划部门，使其能更清楚地知道民族文物的分布状况，尽量减少在审批基建项目过程中矛盾的产生。

4.全民积极参与。在我国，对于民族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问题，大都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建筑师、规划师负责解决，从专业性上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我国民族文物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无论什么专业，在对它的认识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局限性。在我国民族文物中，包含着多种学科方面的内容，比如哲学、历史、文学等，如要完全诠释这些内容，需要各种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的。

四、小结

本文对民族文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民族文物保护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我国民族文物的具体保护方法。期望能为文物部门及其文物工作者在我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操作中提供一些参考方法。

参考文献：

[1]洛桑宗喀.试论结合工作实际正确认识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J].中国科技投资，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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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阳农业旅游　区域文化　地方特色

0导言

农业和旅游业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产业，促进两个产业共同发展，是拓展农业功能的有效载体，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旅游是旅游与农业交叉形成的新型旅游产品。它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也称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乡村旅游等。它既让城市居民及其他游客领略到城市其他名胜风景点所欣赏不到的、大自然的、现代新颖的农业艺术，给他们游乐、休息、健康，得到新奇别致的精神和物质享受，又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发展农业旅游，开发农业生产的旅游功能，既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又能节约成本。农业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观念的更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农业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是现代农业经济中一个新的增长点。

1研究背景和现状条件

咸阳市北塬新城位于咸阳市北部关中平原腹地，东经107°38′至109°10′，北纬34°11′至35°32′之间，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冷热干湿分明，农业基础良好，并有大量的文物古迹遗存。大部分范围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西片区重合。咸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区域内不仅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而且农耕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并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底。发展农业旅游的基础比较好，但同时也存在着发展农业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问题。

2存在问题

2.1形式单一，项目单调

家家都是农家乐、项目无非就是垂钓、打牌、下棋、烧烤等活动，等到冬季水面结冰，再去的话基本上就只能是吃吃农家饭了。农业旅游应注重亲身的体验和参与，融“体验旅游”项目于农业旅游项目之中以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的内容。

2.2特色不突出

农业旅游产品应不断地推陈出新，给游客以不同的体验。在瑞士的东部和中部有一种独特的农家度假产品一稻草之旅。参加稻草之旅的游客白天参观农场，体验农家生活，晚上则用自己带的睡袋，在农场谷仓散发着清香的稻草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品尝一顿美味可口的农家早餐。游客甚至可以骑马带上自己的宠物，农场负责帮助照顾马和宠物，并为它们提供住宿和服务。

2.3开发与管理脱节

大多数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者多为当地的村民。经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经营者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提供相应的服务。许多经营者把发展休闲旅游等同为经营饭店和旅社，旅游经营者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服务人员以当地村民为主，多数未受过正规培训；经营者对服务人员的雇佣方面不规范，旅游者的利益缺乏保障。

2.4小能与区域地方文化有机结合

大多数农村旅游项目仍停留在观光层次产品上，缺乏参与性、较深层次民俗、文化体验性的项目。可以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等方面与农业旅游相结合，使人们在旅游中也可以收获知识，寓教于乐。

3咸阳区域资源

3.1帝陵资源

中国有句俗话：“江南才子北方将，咸阳塬上埋皇上”，这句话说的就是咸阳的五陵原。咸阳塬因其塬高土厚，位置优越而成为许多皇帝选择陵寝的风水宝地。帝王将相的陵墓多达近千座，其规模之大，品位之高，时代跨度之长，世界罕见。目前已发现帝王陵墓27座，五陵塬上9座形似金字塔的汉代帝陵沿郑国渠走向一字排开，气势恢弘，时代序列完整，因其形似覆斗，酷似埃及的金字塔，因此在2002年全国旅游知名品牌评选中，咸阳被评为“中国金字塔之都”知名品牌。众多帝王将相的陵墓中埋藏着不计其数传世文物和稀世珍宝，因此，咸阳也被称为“中国地藏博物馆”。

仅北塬新城内就有6处汉陵，有茂陵(汉武帝刘彻)、平陵(汉昭帝刘弗陵)、渭陵(汉元帝刘爽)、延陵(汉成帝刘骜)、义陵(汉哀帝刘欣)、康陵(汉平帝刘衍)。(图1)

3.2自然旅游资源

咸阳市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雨热同季、四季分明的特点，自然条件良好，生物生长的水土保障程度高，农产品资源丰富，地域文化特色突出，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和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为北塬新城发展农业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保障。(图2)

3.3民俗文化

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要真正的反映咸阳的历史文化，蕴藏在咸阳城乡的鲜活的民俗传统文化，理所当然的具有其特殊的重要历史地位。

“房子一边盖，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一道菜，手帕头上戴，姑娘不嫁外，搅团人都爱，不坐蹲起来。”这是咸阳，乃至关中民间流传悠久的咸阳怪，关中怪，也叫秦地怪。短短的八句话，四十个字，便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和涵盖了咸阳、关中、秦地的民间民俗文化。它不但从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从人们的风俗习惯方面。都是对秦都咸阳一首永远不衰的赞歌，也是咸阳人民一种记忆性的文化寻根。因此，发展农业旅游，抢救和挖掘咸阳民间民俗文化，把农业旅游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不但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3.4旅游资源

(1)北塬新城旅游产品开发尚处在初级阶段，产品结构单一，文物古迹类多，但大多尚未开发，自然风光类也较少，大多是农田、果园，但交通受限制，未能形成多样化旅游产品结构，特别是针对城市居民大型休憩游乐旅游产品缺少，难以发挥西安旅游圈优越区位和旅游资源整体组合优势。

(2)资源档次一具有一定影响力，北塬新城拥有一批旅游资源无论其个体品质、整体形象或知名度，均在全省甚至全国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力，如：西汉帝陵群。这些旅游资源将在北塬新城旅游事业的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

(3)旅游资源结构协调性有待调整，在咸阳市的旅游资源中，既有历史文物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观光农业资源，也有传统地域文化资源，但总体而言，历史文物资源丰富，但同类资源的空间整合程度有待提高，与区外知名旅游景点的空间协调程度有待提高；自然旅游资源相对较少，竞争力小；观光农业的品牌效应有待打造，传统地域文化与关中各地域的文化景观相比特色不明显。

3.5咸阳发展农业旅游的资源禀赋

咸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市，也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城市。既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也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人文景观，还有独特的城郊农业景观，随着西咸大都市圈城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对绿色食品和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增强，因而发展农业旅游具有广阔的前景。展望未来，农业旅游在三秦大地上已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发展成为一项很有生命力的新型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旅游创收增长速度缓慢。北塬新城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

产业发展缓慢，创收增幅不明显，有旅游资源丰富现状不匹配，旅游业发展潜力有待挖掘等问题。

(2)旅游发展与文物保护工作存在一定的矛盾。北塬新城旅游资源以文物古迹为主，而文物工作应该强调以“保护为主”，随着旅游产业开发的不断高涨，比如会给文物保护带来压力。

(3)资金短缺，严重制约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国家、省、地等关于旅游景点建设和保护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旅游项目建设的招商机制有待改进，地方政府投资负担重，制约旅游业的发展。

(4)资源管理分散，开发主体不明。

(5)北塬新城以文物古迹为主体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统一管理。旅游部门对这些资源均没有开发利用权，可能导致资源闲置或盲目、不合理开发，形成了目前旅游景区(点)单一、雷同，不适应现代化旅游需要等问题。

4策略措施及建议

4.1SWOT分析

将SWOT分析引入到咸阳发展农业旅游的研究中，首先对咸阳的现状资源条件进行了概括，继而进行相应的SWOT分析，其目的在于在既有的发展模式下挖掘其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认清自身状况及外部发展环境，为后期的战略建议提供必要的研究支撑。(表1)

4.2战略思路

根据科学发展观及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结合北塬新城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地区发展定位，依据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结合北塬新城丰富的人文、自然、民俗等资源，我们对北塬新城整体旅游提出了，即“形象+品牌+文化”的“三位一体”战略。

形象战略就是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世界旅游遗产地城市。品牌战略就是挖掘帝陵文化内涵，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文化战略就是围绕关中地区独到的民俗风情文化，以地方民俗风情为主的体验旅游，打造“文化旅游+体验旅游”的关中旅游新概念。

4.3资源整合

根据以上战略思路，北塬新城的旅游资源整合情况如下：

五陵塬旅游带：马嵬坡――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至阳陵――至西安

成国渠旅游观光带：大地景观――文化探秘主题公园――荷塘泛舟一晚红林――陶艺村――风车林――至西安

五陵塬旅游带和成国渠旅游观光带都是咸阳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充分挖掘咸阳的地方文化资源，做强做大，有助于形成品牌效应。

关中旅游西线：西安――咸阳历史博物馆――霍去病墓――茂陵――乾陵――杨贵妃墓――法门寺

对于关中旅游西线上这些比较成熟的景点进行空间整合，那些新开发的项目也可以借势发展，从而形成规模效益。

风情小镇特色村落体验轴：张里村――张安村――肖何庙村――克什村――西石羊村――伍庄村――至渭水园。

4.4依托区域文化，反映地方特色

选择具有历史文化背景或民族特色的村庄，稍加整修提供可过夜的农舍或乡村旅店之类的游憩场所，让游客充分享受农村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浓重的泥土气息，以及别具一格的汉文化和汉代风俗体验活动；为避免旅游产品的重复恶性竞争，可根据村子的不同情况，发展“一村一品”，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主打项目。各具特色，也让游客体验到不同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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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街区的保护及重建再利用价值

有关历史街区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通过的《雅典》中，且概念含义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987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又称《华盛顿》）中提出“历史城区”（hisrtric urban areas）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不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还列举了历史街区中应该保护的内容是：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历史性建筑的内外面貌，包括体量、形式、建筑风格、材料、建筑装饰等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地段的历史功能和作用等。

我国正式提“历史街区”的概念，是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其基础是此前由建设部于1985年提出（设立）的“历史性传统街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等也予以保护，核定公布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2002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具体规定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等，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并报国务院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

长沙太平老街区，地处解放路至五一大道间，紧靠湘江东岸，且与沿江风光带平行。太平老街区主要以太平街为轴线，西侧有孚嘉巷、金线街、马家巷等；东侧有太傅里、江宇里、西牌楼等。太平街一带自古为人文荟萃，商业贸易等繁华之地。太平街地段自战国时期长沙有城池之始，就是城市的核心地带，历经两千多年基本没有多大的改变。目前，在长沙能完整窥视古代街巷格局的地段已所剩无几，而太平街地段全然就是“老长沙”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它的多方历史特殊性―即在这一带街巷老地，不仅蕴涵着丰厚的湖湘文化历史及湘楚风情遗存，同时还保留着较多数量的文物古迹、近现代历史遗迹以及独具特色的历史建筑等。

由此可见，长沙历史街区――太平街，作为传承古城长沙其深厚历史文脉与风貌的重要老街道之一，同时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的重要人文特色地。它的重建保护以及更新再利用等，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意义及价值存在，是不言而喻的。故2004年度经由长沙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实施全面整改和保护，力争使之恢复到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风貌与繁荣景象。

二、对太平街实施重建保护再利用举措

㈠、力抓街区特色文化，以突出街区的历史文化特征作为首要整改、保护目标。具体如下：

⒈屈贾文化纪念――即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称。但除主要以屈原、贾谊外，还有陶侃等历史人物的挖掘纪念。现太平街东侧的太傅里即贾谊先生故居所在地。屈贾文化纪念地主要针对贾谊故居的保护与贾谊祠园林的恢复重建，以及相关的文化设施如太傅书院的建设等来体现。

⒉商业民俗文化――即注重对该地区原有的，以及新兴的地方商业民俗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并通过对太平街、西牌楼的传统商业建筑，恢复若干家老字号，以及对金线街两边的长沙民俗作坊开发展示，来体现太平历史街区商业民俗文化内涵。

⒊策源地――即太平街马家巷17号，是清末旅社同福公栈旧址。时期，革命组织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处设在此地，焦达峰同志曾多次在此召集有关同志秘商反清大计。太平街孚嘉巷42号（新44号），即在这栋中西合璧的公馆里，有焦达峰、彭延胜等设立的晚清秘密会党四正社亦设于此。

㈡、形成五街三片一点大框架。即“五街”指太平街传统商业街，金线街传统风貌街、西牌楼传统餐饮街、马家巷和孚嘉巷等传统居住巷。“三片”指马家巷和孚嘉巷传统居住街坊、三泰街传统居住街坊和太傅里传统居住街坊。“一点”指市级文物单位贾谊故居所在地。

㈢、分段整治改造与保护。

⒈北入口广场地段。面向五一干道，是外界进入太平街的主要入口处，根据土地利用及道路交通规划，该地块承担的主要内容即为历史街区标识入口节点，以及旅游集散性的商业服务和文化娱乐功能等。

⒉南入口处市井风情广场地段。北侧隔街利用原有建筑设置晋康纸行，西侧为湘绣馆，东侧为贾谊故居园林区。广场中心内容有长沙百俗石及市井众生群雕和长沙风情浮雕墙等，充分展现长沙和太平历史街区明末清初的市井商业氛围。并通过广场的休憩环境设计以满足游客和居民对休闲空间的要求。

⒊太平门广场地段。位于孚嘉巷西头向西通过回龙街与湘江相通。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和空间景观规划，这一地段是太平街历史街区与湘江滨江景观带联系的重要节点，其承载的主要功能是历史文化记忆广场与休闲绿地等。（李丹 魏春雨“长沙市太平街改造简介“ 《山西建筑》 2008、3 第34卷 第9期 ）

三、对规划重建后的太平街区现状思考

经由长沙市政府牵头组织的对历史文化名街―太平街区的重建改造工作已基本结束。重建后的太平街区大体格局样式，貌似明末清初的模样。然经规划重建后的太平街，并非人们所期待的“古韵商街”的重获，即太平老街的历史风貌及人文、商业蕴涵等，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理想恢复。首先在对太平历史街区传统商业格局及特色文化氛围的把握上不到位。如：一些规划好的特色店铺、传统工艺或字画小生意等，甚至品牌老字号在内，新开张不久，因生意惨淡，不久就很快转行。本来重建太平街的初衷，是以传统名老字号、字画、民族工艺品、文化茶吧、休闲产业、特色旅游产品为主。可现在街区内的酒吧业正在日益扩张，已远远超出原来规划。其实大家都知道，酒吧明显是外来文化物种，它与我们当初整改太平街的初衷―“古韵商街”目标完全相悖。而现在的太平街，蔚然快成为酒吧一条街了。其次，街区内相关功能规划的不完善或不到位。如：太平街区的停放车辆功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且根据太平街目前现有土地规划利用情况，停车难的问题应该是没法解决了。还有宜春园戏台问题，笔者总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一种常规摆设或装饰。如何让古老传统样式真正溶入时代环境的大潮，让传统样式真正鲜活起来，继续发挥它的独特文化魅力。相信这不仅只是太平街区经营者所思考的问题，更应该是同行设计者们所思考或反思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街区的维护管理方面问题。如街区南北入口处广场的维护，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首先是大量摩的的肆虐，使得广场入口处环境很混乱，以及街区相关标识不清，面目全非，这将严重影响整个太平历史街区的美好形象。另外，南北入口广场处的障碍设置不够人性化，且款式及材质等，也与太平历史街区环境格格不入。或许索性取消现有障碍栏，或者改用其它替代效果会更好。其次，关于贾谊故居祠堂园林等是否应该常年对外开放的问题。笔者以为，既然要弘扬湖湘文化，展示太平街区历史文化渊源。那么贾谊故居园林就应该取缔目前的保守状态，最好同时取消相关门票制度，以全新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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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　古城风貌　保护内容　保护方法

一、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现状

国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起步较早。19世纪，一些发达国家对历史文物建筑通过立法确定下来进行保护，如法国的《历史建筑法案》，英国的《古迹保护法》，日本的《古神社寺庙保存法》，但这个阶段只是限定单个历史建筑的保护研究。196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该《》指出，文物古迹保护不仅是单个建筑物保护，还包括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说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成片建筑群、地段开始纳入研究范围。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华盛顿》，确定了历史地段以及更大范围的历史城镇、城区的保护。至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完善阶段，

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特有的概念，相当于国外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公布后，我国进行了很多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实践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平遥、丽江和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古城风貌保护比较完好，但也有很多名城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遭到破坏，例如西安、成都等。不少城市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城市建设力度加大，很多承载历史文化的物质实体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与破坏。能够“读”出历史的事物(古建筑物、历史街区等)已寥寥无几，许多新建筑又缺乏地方和民族的文脉，降低了城市的文化价值，古城整体风貌也遭受到一定的破坏。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下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风貌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古城风貌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

二、古城风貌保护内容

古城风貌(historic city landscape)是指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的建筑形式、环境特征、(包括建筑高度、体量和色彩，路网，水系，格局和街巷、绿化空间等)，以及历史和传统的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整体面貌和格调。这一内容较为广泛，涉及的内容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特点，在实践中通常包括古城空间格局、自然环境及建筑风格三项主要内容。

(一)古城空间格局

包括古城的平面几何形状、方位轴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路骨架、河网水系等。它一方面反映城市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模式、历史发展进程和城市文化景观上的差异、特点。

(二)古城自然环境

城市及其郊区的景观特征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包括重要地形、地貌和重要历史内容，以及有关的山、树木、原野特征。城市的自然地形环境是形成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城市建筑风格

有鉴于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城市风貌特色，在古城中如何处理新旧建筑的关系，尤其是在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周围新建筑风格的处理与控制是必须深入探讨与研究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城市新区的建设如何继承传统、创造城市特色的内容。建筑风格应包括建筑的式样、高度、体量、材料、色彩、平面设计乃至周围建筑的关系处理等多因素综合性内容。

三、古城风貌保护方法

古城风貌反映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与特色。保护应该从全城出发，而不能单从古城的几个珍贵文物或地段出发。因为即使划定了文物或地段的保护范围，制定了保护办法，但周围环境变化不受控制，古城的整体风貌特色也就保不住。因此，必须采取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措施对古城风貌进行保护与控制，一方面，对体现城市传统风貌特色的原有因素实施保护；另一方面，对影响城市风貌特色的新建因素实施控制和引导。从而达到保护与发展的整体协调。根据古城风貌的保护内容及其它古城在保护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保护古城风貌：

(一)开辟新城区，保护老城区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一方面满足了城市的扩张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对古城风貌进行了整体性保护。这一点，苏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旧城改造，调整产业结构

这里所说的“旧城改造”不是“拆旧建新”。而是“保旧改新”。即保护能够反映历史风貌的历史地段、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及历史环境要素，拆除或整治破坏历史风貌的新建(构)筑物；另外进行产业调整，突出老城区的居住和商业功能，外迁影响风貌和环境的工业。

(三)分级保护，划定保护区

根据古城风貌的构成要素的分布情况。采取分级划定保护区的方法来保护古城风貌。一般划分为风貌核心区、风貌控制区和风貌协调区三个级别。风貌核心区以保护、保留为主，允许必要的修缮，而绝不允许新建：风貌控制区以维修、维护为主，新建建筑在体量、高度、色彩及风格上要进行控制；风貌协调区以整饬、协调为主，可新建建筑，但风格上要与整体协调。

(四)保护视线，高度分区

保护视线通廊，进行建筑高度控制也是保护古城风貌的重要方法。一般划分为建筑高度控制区、引导区和发展区三个界定区间，对古城风貌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可作为建筑高度控制区，区内需要进行建筑高度控制，以保护风貌；能体现城市天际线而又不影响古城风貌的区域可作为建筑高度发展区，建造高层建筑；建筑高度引导区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区内建筑高度以引导和协调为主。

篇10

本文通过ICOMOS、UNESCO等官方网站及国内相关的法规选编书籍，搜集了近百年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在对法规原文及国内相关译文加以比较与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中涉及的旅游开发活动、游客活动、社区等相关内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关键词“旅游”(tourism)、“游客/参观者”(tourist/visitor)、“社区/当地”(community/local)、“设施”(infrastructure)、“环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与筛选，然后对选中本文所直接参考引用的文献内容进行概述。《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①是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规，它规定了古代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后来被ICOMOS大会所采纳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下简称《威尼斯》)②的基础。该重点阐述了如何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现代材料与技术资源以及国际协作来实现历史纪念物的保护。《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③、《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⑤及《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以下简称《内罗毕建议》)①等文献主要为本文提供了关于设施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的内容。《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最早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旧城更新等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并就此提出积极保护景观与特征、保护历史地区等相关措施建议。其后的几个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遗产正遭受由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破坏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具有深远意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来，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一问题才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逐步重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③为各遗产公约国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的文件，该操作指南据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张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历史园林(佛罗伦萨)》(下简称《佛罗伦萨》)⑤、《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下简称《华盛顿》)⑥《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⑦和《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⑧等文件是对具有国际古迹保护权威性文件《威尼斯》的重要补充。《佛罗伦萨》是关于历史园林与景观保护的，它对历史园林的定义与目标、维护与保护、修复与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护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华盛顿》针对历史城镇与街区的保护详细规定了保护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原则、目标和方法，该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重视社区的参与和发展，影响着以后的国际法文献对遗产地社区的关注，如《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就把当地人民的遗产保护参与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纳入到整体性保护的政策中，进一步扩展了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的概念;《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根据时展变化的要求对关于历史城镇的保护与管理的定义与方法做了新的诠释，它进一步要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作为目标，并阐述了旅游发展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作用。《文化旅游》①与《国际文化旅游》②是ICOMOS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两个重要文件。《文化旅游》是在文化遗产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坏威胁同时旅游利用又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初步表达了早期国际法对旅游利用的态度。1999年的《国际文化旅游》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重新阐述了旅游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并强调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遗迹与国内外游客的兴趣、期望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与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鼓励保护组织与旅游业的积极对话，不再将旅游简单地视为“被迫容忍的业务”，对推进国际法的旅游利用认识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③是ICOMOS2008年颁布的，它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遗产的“阐释”(interpretation)④与“展示”(presentation)定义与目标。《国际文化旅游》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遗产地的“阐释”活动，认为遗产阐释是同时满足游客体验与提高公众意识的根本途径。《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则进一步丰富了阐释活动的内涵，对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阐释和展示活动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过程

2．1从关注环境影响到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变，首先表现在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到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影响共同关注的过程。旅游开发作为文化遗产地的主要利用与发展方式，对遗产地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环境影响⑤。其中，旅游环境影响是国际法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而旅游对遗产地东道主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与经济影响是国际法较晚与较少关注的内容，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东道主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国际法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各种保护措施与旅游利用对社区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1)对旅游环境影响的关注关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国际法，如《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强调各类工程与修建活动对遗产地景观及其环境的影响。《内罗毕建议》则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业的过分开发而造成的危害”(第31条)等。其后的《佛罗伦萨》与《华盛顿》同样强调，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设施、停车场等要加以控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1997起还要求申报遗产的提名报告要提供遗产地的环境压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条)①。关注游客压力及不恰当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早在1931年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就开始意识到游客行为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建议“教育工作者应劝阻孩子和年轻人做出污损各类纪念物外观的行为”(第7条)，而其后的多数国际法均强调通过恰当的教育手段提高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以及引导恰当的保护的行为，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议“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第27条)。《佛罗伦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还考虑到了游客的数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对古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可见，从早期到近期的国际法，在文化遗产地所进行的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开发利用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始终是国际法关注的重点内容。(2)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内罗毕建议》是相对较早关注社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变化的文献之一，它认为，“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第46条)。其后，《华盛顿》提出，“为了保护这一遗产并为了居民的安全与安居乐业，应保护历史城镇免受自然灾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条);《国际文化旅游》序言③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提到，“为了遗产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保护与管理计划应该要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第4条g)。这些都表明了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各种保护措施及旅游开发利用所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同时，国际法还认识到旅游利用可以带来的正面影响。如《国际文化旅游》序言指出，“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等;《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指出，“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由此可见，国际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影响问题上，已经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过渡到对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的共同关注了。2．2从关注遗产保护需要到关注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需要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还表现在从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需要的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认识过程。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主旨与核心内容，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认识逐渐完善的过程(刘爱河，2009;张朝枝，2008;张成渝，2010;张松，镇雪峰，2007)，也表明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越来越深刻与完善。而国际法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以及对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关注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法文献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1)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随着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东道主社区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来越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华盛顿》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序言表明，考古遗产的其他构成部分是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类遗址和古迹，当地文化团体参与其保护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继《华盛顿》后的许多国际法也开始认识到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需要，但对于社区具体如何参与遗产保护与发展计划则缺乏明确的引导;直至1999年《国际文化旅游》，才将如何满足东道主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需要的内容具体化。《国际文化旅游》将东道主社区的需求作为整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发展原则中，有两大原则强调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的参与需要(原则四)和发展需要(原则五)。《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序言则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可以通过信息、增强意识和培训等方式来帮助居民参与”(第3条h);“历史城镇的旅游发展应该基于对当地社区身份及其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尊重与支持”(第4条g);“旅游活动必须尊重并不妨碍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条g)。可见，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和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内容。(2)对游客体验需要的关注游客体验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国际法最关注的常常是对游客的遗产教育。从最早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起，遗产教育计划就被写进各种国际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词较早就是以承担公共教育任务的功能出现在国际法文件中的。然而，这些教育计划并不是以满足游客体验需要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这种公众教育在遗产保护中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从遗产本体保护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真正对游客体验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国际文化旅游》。的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经历”，提出，“古迹保护和旅游的计划应该提供游客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遗产的重要特征和保护其需要”，“旅游者应该能够以他们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览古迹遗址”，“提供恰当的设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适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见《》原则三)等，强调从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与舒适、娱乐等多方面满足游客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需求。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的需要认识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2．3从被动、消极到主动、积极的旅游利用态度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的态度上，是一个从被动、消极地限制旅游开发利用活动，到主动、积极地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的过程。早期的国际法文献大多只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遗产本体的安全而对各种开发建设活动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的国际法文献对设施建设问题的处理，大多表现为通过“禁止”、“限制”、“监督”的手段来“控制”和“预防”可能威胁遗产本体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影响;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则希望通过“劝阻”“教育”等手段来减少游客的不恰当行为对遗产物的污损;在对待东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国际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识到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建议，较少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参与保护和发展需要等。早期关于文化旅游的《文化旅游》把旅游业看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人文、经济和文化的事实”(基本立场第1条)，认为“旅游将对人类的一般环境特别是文化遗址产生重要的影响”(基本立场第2条)，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这种影响，使这些影响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基本立场第2条)等。由此可见，早期的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上处于被动与消极的态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从1997年就提出了关于旅游发展规划与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体现国际法对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转变的是《国际文化旅游》。该序言将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与《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促进和鼓励保护文物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等作为的目标，体现了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态度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在处理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与过去的“禁止”、“限制”、“监督”、“预防”等手段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更注重可持续的“计划”、“管理”和负责任的“推广”。在对待游客方面，与单纯的“劝阻”和“教育”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提出通过“阐释”与“演示”等适当的、启发性的计划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在处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国际文化旅游》不仅提出要让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共同参与保护古迹和旅游的规划中来，还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旅游和保护活动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础上，《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又进一步为具体的阐释与展示活动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使旅游利用活动更切合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最近的《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是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管理的，它也将“旅游”作为独立的条目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认同“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警惕大量游客给历史城镇地区带来的危险，要求“保护与管理规划必须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并控制这个过程”(第4条g)。可见，与过去被动、消极的“应对式”态度相比，国际法如今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动“控制”负面的影响，这显示了国际法在认识旅游利用的进程中态度的积极转变。

3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认识发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日益全面与完善。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变化显示，国际法支持并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来尽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鼓励发挥其对于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积极变化，对我国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应充分认识与理解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既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业所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次，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社区旅游参与和发展，既要尊重当地社区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又要将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区及其居民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中的积极力量。最后，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游客的精神体验，从游客体验需求的角度制定相应的“阐释”计划，通过满足游客的体验需要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中，相关的立法引导与规范仍然处于缺位的状态。虽然目前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为骨干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叶秋华，孔德超，2008)，但现行的《文物保护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多侧重于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叶秋华，孔德超，2011)，却忽视了针对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实践的引导与规范;对于社区与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更是严重缺失。与社区及其居民利益最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同样也只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内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内容则完全缺失，社区及其居民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视。纵使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4第二版，以下简称《准则》)①也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原则、程序与工程。虽然《准则》支持“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的利用”(见第4条)，但对于保护与利用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和保障社区及其居民在保护和利用过程的作用与发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应有的关注。此外，尽管《文物保护法》与《准则》均提及文物古迹的展示，并以其作为公众教育的宣传手段，但只是强调遗产价值展示与再现(张朝枝，2010)，却忽视了游客实际的遗产体验需要。由此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尚未体现出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体现出其对当地社区及其传统文化价值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这与我国当前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完全脱节。缺乏相应的法律引导与规范，这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变成了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文化遗产面临过度开发的危险(胡红梅，2010;叶秋华，孔德超，2011)，并且频频出现游客与遗产地景区、游客与居民、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开发商等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卢松，等，2010)。文化遗产本体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地内还出现了各种负面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胡红梅，2010)，这不仅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