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社会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法治社会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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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癌症患者;知情权;伦理困境

一、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人性关怀慢慢得到提升，患者希望能够在治疗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需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医务工作者们常常会触及到癌症患者的身体及心理上的伤害，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专业伦理困境。这类伦理困境常常包括对癌症患者自身病情、病情的治疗方案、医疗资源及入院后的生活质量有关，医务社会工作过程中，这些伦理困境在有意或无意的伴随着社会工作的本身。

2016年2月，中央财政支持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路同行空巢老人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立获首批，笔者有幸于2016年4月参加该项目，笔者主要接触的群体是吉大一院放疗科、肿瘤科的癌症患者，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在服务该群体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伦理困境，给笔者带来了相应的困惑，进行一定的伦理选择。本文主要是将笔者在参加医务社工项目过程中对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阐述与分析，并尝试运用医务社会工作的方法提出初步的建议及对策，对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初步的总结。

二、医务社工介入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一）由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患者有权利从医护人员了解有关本身的身体状况、治疗方案和患者本身所要承担的风险;但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有一定的冲突，从人道主义上来说，如果将患者信息全部告知患者，患者能否在心里上完全的接受疾病信息？在现如今的医疗体系中，患者的家属倾向于隐藏患者的病情，以此保护患者受到的伤害。当患者准备出院时，也只能得到有关病情大概的描述。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患者的知情权。笔者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遇到此类伦理困境。

（二）案例分析及应对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家属将病情模糊化，让患者脱离病情实际情况，但大部分患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病情并不明朗化，他们常常因为家属对自己的隐瞒而苦恼，对医院的治疗方案表示担心;但如果医务社会工作者将患者的病情全部告知，这可能加重对患者本身的心理负担，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以下通过案例来进行对医务社会工作有关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的描述与分析：

案主，癌症患者晚期，家人对案主的病情进行隐瞒，但案主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因此，案主多次向社会工作者求证。

在此案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明显遇到了对于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我们不仅仅关注案主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告知是否有利于案主的长远发展？其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知？在服务过程中，通过收集案主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对案主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测评，及家属对患者的是否告知的意见，同时，也征求院方的建议。第一，在是否告知案主的病情的问题考虑上，笔者认为原则上告知，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服务对象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不告知;家属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属执意要求工作者不告知，这种情况社会工作者就需要作出新的评估策略;在个案服务过程中，案主已经严重在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时候只会加重案主心中的焦虑。第二，如何告知案主？医务工作者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直接告诉可能会导致患者在面对突然消息时心理坍塌，威胁到案主的身体健康安全;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其家属将病情的实际情况逐渐式渗透，给案主充足的时间去消化这样的负面信息，让案主内心慢慢接受。

三、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

（一）有章可循---医务社会工作者应遵循的原则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癌症患者知情权的具体实践中是有章可循的，我们应该将尊重放在首要原则上，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状况，有权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依次作为服务的价值基础，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案主。

（二）提升医务社工的专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水平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医务社工在实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专业伦理问题的上，作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应该以不带价值色彩的态度进行抉择，发挥出医务社工的专业价值。一般情况下，实际遇到的伦理问题很难从现成的伦理守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得到答案，更多的是综合各方因素，作出合适的伦理选择，保障服务对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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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辅导员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况

1.对法治精神理解不够准确

随着我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大部分大学生都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仅凭这些感性的法律意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不能从整体上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大学生普遍对法治精神的理解不够准确，没有意识到法律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

2.对法律法规有偏见和抵触情绪

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快速发育的阶段，有着极强的被认可和需求的心理冲动，同时会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由于其法律意识尚未成熟，只接受过以灌输为主的法律教育，许多大学生对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偏见和抵触情绪。

3.辅导员过分强调义务本位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是辅导员进行日常组织和实施的。但是教育内容过分集中在了集体意识、感恩意识、安全意识、爱国意识及中华民族传统传承和各类礼仪礼节等方面。这些教育大部分属于义务本位的教育，强调了学生对集体、社会的服从意识和应尽的义务。但是忽略了大学生合法权益保护的教育，更遑论法治的真正含义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教育。

二、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法律素质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力军和接班人，他们的法律意识的高低决定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速度和深度。首先，大学生要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了解国家宪法、民法和诉讼法。尤其是与自身权益相关的劳动法。其次，还要具备法律人意识，要懂得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是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培养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对保护智力创造成果、推动科技进步、繁荣科技文化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进国际技术文化交流等都有着积极作用。最后，还要具备公平正义的理念。公平正义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学生要具备公平正义的理念，渴求、参与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1.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辅导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辅导员工作的重点。辅导员应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方面，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在日常管理和处理大学生事务时，按照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开展工作，给大学生树立公平正义的榜样。同时保障学生的合法请求权、正当选择权、合理知情权和事后救济权等，通过这些权益保障，增强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

2.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主与法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法治社会的标志不是具备完整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而是在于社会成员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维护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行使法律规定的义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将法律意识内化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中来。

3.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维持市场经济的秩序的根本在于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学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骨干，如果他们缺乏法律意识，在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自身的行为，阻碍社会发展。他们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思维来思考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辅导员要借助自身工作的便利条件，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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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理；情理；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271-01

一、法理、情理之简要分析

情理一词在《新华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情理产生于大众，是大众情感的集中体现；法理是法学家经过冷静、理性思考而创造出来的符合法律逻辑的理论结晶，它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学说。法理与情理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法理与情理具有一致性，有法颜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任何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其背后必然有基本的常理、常情的支撑。也就是说法理来源于情理，法理是情理的体现。另一方面，法理与情理是相悖冲突的，尤其是在民众对法律信仰相对缺失的社会里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民众对一些简单适用法律所做出的司法判决表现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不执行。现实生活中，一旦法官依法作出的裁判结果与人们依照情理推定的公平正义相去较远甚至相背离时，在人们心目中便会产生一种断案不公之虞。

二、法理、情理冲突原因之分析

法律现代化中的法理与中国大众之情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各自不同的人性观、思维范式及问题意识。法官或法学家的思维大都是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权利理论、程序正义等理论的，都属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他们将社会中的人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人，正是这一人性观使得现代性法律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所有人不加区别的普遍适用”的特征。

法官或法学家眼里的当事人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涉于他人的、平等自由合意的社会关系；如果个人与国家有交往，那么就要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其侵犯个人的正当权利。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前提预设，法官或法学家针对现实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分析和特殊的解答。与此相反，中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极为特殊、复杂、多元，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成分同时并存，还具有“断裂社会”的特征。这种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也非常复杂，民众是在思考众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民众眼里的当事人往往是某一群体当中的一员，脱离不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这是两种截然相对的视角，由此导致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做出的一些判决使普通民众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总之，法官判案是从特殊的理论角度出发分析问题，而案件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潜在的社会问题等都被大大地简化压缩了。相比之下，民众的视野似乎宽广的多，对各种可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都会予以考虑，最终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民众的这种思维似乎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思维，而法学家的思维显然是受到特殊训练的思维。因此人性观、思维范式的不同导致情理与法理之间时常发生冲突。

三、法律现代化进程中，寻求法理与情理之平衡

我国正处于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法治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办事。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至高无上，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冲突时，只服从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外的干涉；法律的适用也不承认个别(特殊)情况，只承认普遍规则的效力实行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就是以法律为国王。但是在当代我国这样一个法制相对欠发达、法治传统相对薄弱的社会中，完全以法律为国王。则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法官在判案的时候，要在充分尊重法律的同时考虑中国的国情，对社会负责，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寻求法理与情理的平衡点。

1、法官要尊重法律，对法律负责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正义的化身与代表。作为法官，必须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对法律有足够的敬畏。极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诉讼的三角结构要求法官要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受干扰，居中、独立进行裁判，做到法律上的公正。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过激行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使法官受到追究。一个法律上公正的判决对整个社会具有影响和示范作用，尽管这个判决可能会牺牲部分秉着“揣着良心上法庭就能胜诉”信念当事人的利益。然而，这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也体现出一个法官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和态度。

2、法官要兼顾情理，对社会负责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却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法律的运作需要社会的土壤。一方面法律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国家建立法律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纠纷。因此，法律对法官的要求不仅是居中裁判者，而且还是社会纠纷的解决者。另一方面，法官所追求的公正不仅是法律上的公正，而且还是社会需求的公正。也就是说，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在充分尊重法律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对社会负责，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但并不是要求法官以牺牲法律为代价去息事宁人，也不是否认司法独立，而是要求法官“一方面要通过审判引导社会理性前进，另一方面也要使自己的判决具有社会基础。公众的赞同为司法裁决设置了一个外部的边界；一个良好的社会的司法观念绝不能够与公众的观念离得太远。”

综上，在法律现代化进程中，公正和效率成为21世纪的司法主题，这要求法官对法律负责的同时，也必须对社会负责。法官应当承担对法律的责任，也应当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法官只有走出法理与情理冲突的藩篱，追求缜密的法律思维和深厚的人道关怀完美结合，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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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之现代化媒体的日益发达，时刻挑战着政府机关的公关能力和执政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培养法治理念，加快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诚然，法治理念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不断的外化和内化。作为一名政法学校的毕业生，我对法律的认识和了解也是从学校开始。即使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对法律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法律的条文和书本的案例，“法治理念”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而已。

真正开始建立起法律思维和法治理念还是到进入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事务之后。无论民事、刑事还是行政案件，讲究的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准侧，法院的一纸判决代表的是绝对的权威。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中我开始用法律的思维去思考，习惯以法律的角度去评判。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职业病”让我在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时，能够更快的以法治的思维和理念去执行手中的权力和责任。

由于传统人本思想的根深蒂固，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甚至领导未能较好地完成执政理念的转变，对法律一知半解，缺乏良好的法治意识，从而使得行政机关无法真正实现依法行政。就亲身经历来说，个人认为法治理念的养成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探索、积累和实践。

一是法律知识的不断积累。系统的法律知识储备，是树立法治理念的基础和前提。这不仅包括法律条文的学习，还包括法理的认识和研究。这其中，我认为法的理解的学习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它是准确理解、把握和运用法律规定的基础和前提。必要的法学者的传道授业解惑缺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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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讼思想法治建设儒家思想

一、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各种思想交融，其中儒家思想深入其中。儒家文化不仅直接促使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还固定了民众的法律意识，继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我国的诉讼观念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其形成源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礼立国，以礼施政、以礼立法，根本上决定了传统诉讼观念的归属。而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更是诠释了传统的诉讼观念———无讼。至此，“无讼”几乎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传统诉讼观念中除了“无讼”思想，还演化出了“息讼”“、厌讼”、“耻讼”等思想。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最理想的状态，是统治者所倡导的诉讼意识。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者压制诉讼以达到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并通过宣扬儒家伦理法律观：“礼”“义”“仁”思想、重德耻法等，让民众逐步形成一种“耻讼”意识，即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无论是“厌讼”、“息诉”、还是“耻讼”，都是民众所追求的“无讼”，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其实质是追求纠纷在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并非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使矛盾、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在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诉讼观念制约了权利意识的伸张，束缚着法律意识的发展，进而影响法治建设。

（二）无讼思想的内涵

“无讼”，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出现冲突和纠纷不是通过诉至官府，寻求法律的强制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相互间的妥协与退让而解决;二是通过道德教化等手段使人们无争无讼，使得任何纷争都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没有形成诉讼的可能，做到禁之于未然。“无讼”思想注重和睦，尽量避免诉讼的发生，“无讼”秉承儒家思想，而“和”是儒家的精髓。诉讼则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即只有达到无争无讼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儒家思想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儒家特有和谐观、息讼止争和追求无讼的主张对传统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活，即使发生纠纷也是内部矛盾，由家族内部人员调解。如果有人一发生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反目成仇。这样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无讼思想在当代延续的必然性

（一）人情规范在社会中仍起着重要影响

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作用。尽管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指导社会依靠人情来规范。“德”、“礼”、“义”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备受推崇。人们靠着德与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以此评价别人的行为。法律虽然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道德来教化、规制他人的行为。虽然道德与法律一起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和人们的行为的作用，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较之法律调整的范围仍是很宽泛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仍是以人情为纽带、道德为依托的。

（二）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排挤

法律作为众多社会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与其他控制手段一起发挥着协调社会的功能。众多控制手段，互相配合的同时也会出现相互之间的排挤。政策对法律的调控空间排挤最大。从本质上讲，法律、习惯都属于制度的范围，因而无论是法律还是不同的习惯，都可以使人们对于自己的交往与行为产生合理的预期，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法律运用较少，加之人口众多法律知识传播较慢，基本常识比较缺乏，都使得传统习惯较之法律有更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习惯更具有灵活性，在国家强制力介入伤害交易双方信赖基础时习惯就成了首要选择，其作用范围更大。这种更为温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日后的交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少。所以说，习惯对法律调整空间的排挤为“无讼”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诉讼的高成本的影响

一旦诉讼即要面对高成本、高消耗。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诉讼从心理层面到经济层面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人们害怕付出高成本却没有收获，或者换来低回报而不愿诉讼，是人之常情。打官司有着严格的程序，复杂的手续，必要的诉讼成本。最重要的是，有些司法素质、工作效率不高，这无形中增加了诉讼的时间成本。而且即使得到判决，判决的执行也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诉讼中经济的支出也在所难免，比如请律师提供的费用，由此产生的误工费等等。当事人还要面对社会心理成本的付出，被认为有失“体面”、伤害了信赖关系等都使得无讼成为首选。

三、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一）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无讼”的前提是不争，它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和谐的思想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无讼”。所以，“无讼”是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应。古代“无讼”社会“礼法互补”、“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给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德法并治，德治和法治并举，综合运用道德、法律和公序良俗以及舆论引导等各种方法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无讼”思想推崇道德教化，有助于培养全体公民良好的道德规范，为以德治国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无讼思想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古代“无讼”思想下的调解手段是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该合理利用好人民调解制度，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纠纷，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保持下来，不至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为促进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二）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1“.无讼”法律文化妨碍人人平等法制观念的认同。

如上所述“，无讼”思想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子子，等级森严，高低贵贱有着严格的差别。“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尤为显著，市场交换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大量存在，严重制约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权力至上”等腐朽观念严重损害执法、司法的公正。百姓不信任司法救济，纠纷得不到解决，以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法治社会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无讼”思想尊崇“道德至上”。

“权利”的概念源于西方，是指受法律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含有道德“正当”的意味。权利一语，“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至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思想中是没有“个人权利”这个概念的。国家一个大家庭，个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每个人对国家都有着责任，人人都是兄弟姐妹都应该遵守“礼”的原则。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面前，是懂得礼让和妥协的。在儒家思想教化下，法律的目的不是化解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抑制、消灭人的私欲，做到使民不争。争财成讼历来为官府和舆论不容，甚至有言：“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但凡是诉讼都是不可取的。“无讼”就是从思想上否定人的私欲，忽视人的权利诉求，并用严酷的刑罚加以威慑，这是导致民众忽视权利意思的重要原因。正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古代“很少甚至没有发展出民法保护公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要重视道德教化

法律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道德的适当引导。当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千疮百孔，人情寡淡。法治建设急需解决这种现象。但现代司法体制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有人似乎忘记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之下，道德教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讼”思想由传统文化演变而来，强调人对其自身的约束，“克己复礼”。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倡“无讼”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即和谐理念，才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摩擦，尽早实现法制化。

（二）借鉴以调解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无讼”思想重视多渠道、多元地纠纷解决办法，把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恢复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即反映了古人对和谐的追求，又有调解对解决民事纠纷的作业。所以调解制度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仍有借鉴价值。第一，调解不需要进入司法程序，简单并且行之有效。第二，法治建设固然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但法律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加之我国历史悠久，传统习俗较多，法律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办法，调解就是最为简单方便的纠纷解决方法。第三，中国是“熟人社会”，有时无法依靠法律一元手段处理纠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必须关注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评价，对簿公堂往往影响人际往来，并且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很多经济交易纠纷尚不适宜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第四，虽然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国民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民众对法律规范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法律程序存在偏差，不愿拿起法律武器解决纠纷，维护正当权益。借鉴“无讼”文化解决纠纷，应当加强民间调解，司法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完成民事纠纷的调解。

（三）“和为贵”等观念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和谐，和谐指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事实上这与传统法律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一致的“，无讼”思想传播了这种精神。在法治建设中对“无讼”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是大有帮助的。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以暴治暴的诉讼方式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而和平解决纠纷才可以融洽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以传统“无讼”思想的精华来扶正当前的文化无序和道德失范，调处纠纷，以缓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五、结语

无讼观念虽然产生于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并非完全是糟粕而不能继承。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法律规范尚未完全，法治文明仍在全面建设下，传统的无讼观念是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的。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革除弊端、创新思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志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高道蕴,高鸿君,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孙利.中国传统无讼思想及其现时代价值[M].南京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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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人类学现代法治法学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从近代以来开始，但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法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所幸的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在现代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1997年终于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代法治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的，现代法治理论在我国的传统里不是没有，但的确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是不明智的，也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恶果。我们事先注意这些问题，会将这种恶果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现代法人类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能让我们将现代法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使我们在法治国的途中走得更为平稳。

一法人类学

法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历史并不长久，它是人类学与法学的结合。法人类学，就是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各自的学科的边缘上“互渗”、培植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法律—一如宗教仪式、政治、婚姻——构成了一个可能发现人们根据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习惯而行为的领域。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许多法律上的制定、修改和程序上的主要渊源及其普遍适用，都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概念和关系中找到的。正是由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法律的关注，同样也推动了法学家对人类学材料与方法的重视，进而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人类学。有人认为法人类学也可以称为由历史学派衍生而来的，它强调比较研究，一般认为由梅因开创，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了法律进化论，指出所有法律制度的成长模式具有一致性，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一些社会达到法典化阶段之后，就不再向前发展，梅因称这样的社会为静态社会，而动态社会却有能力使他们的法律适应新的环境，梅因称这种能力机制是三种机制的结合，即:拟制、衡平和立法。此后，随着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的数量和广度的提高，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法人类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英国法律家戴蒙德总结出了法律人类学的双重任务:“对法律起源的研究必然在法律的开端中寻找证据，这证据既是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①从此，法人类学就从历史与现实两者中寻找到了合法性。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也即通常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法人类学并不研究体质人类学的问题。法律人类学在英文中一般为legalanthropology与theanthropologyoflaw，也有称anthropologicalJurisprudence(人类学的法学)与theanthropologicalstudyoflaw(法律的人类学研究)，theethnographyoflaw(法律民族志学)等的。人们对法人类学有各种认识，有的认为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法律，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千叶正士(Chiba)将法人类学简单地定义为:“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等立场对法的研究”③。这些认识都是较为原始的看法，也是法人类学最初作为学科得到承认时的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法人类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出现以前的法人类学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发现人们已将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广泛的领域。④可以说，这门学科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从而使法律多元主义的普遍事实成为理解法律行为社会中法律运作的主要因素或视角。现代法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与法实证主义法学对立的法社会学的一个别称，它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还涉及各种部门法的来源与变迁和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

从法律人类学角度来看，法律的背景是社会整体文化，必须通过对社会文化脉络的掌握来解释法律现象。社会组织、宗教巫术、习俗等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功能依赖，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与法律的功能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质。而就部门法来说，财产占有、继承、、通奸、谋杀、渎神及审判方式是法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法律人类学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揭示其文化形态和特征。这些问题许多也是现代民法、婚姻法、刑法与程序法的起源。而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的人员组成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现代组织法与行政法的初步结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法人类学正在大踏步地发展，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传统法学的各个分支延伸。但我们在此不得不作些说明。法人类学是奠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现代人类学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追求整体性与普适性为目的的，它以克罗伯等为代表，这一派曾经研究过16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整套的行为体系，其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他们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另一派则以浪漫运动为代表，他们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文化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世上绝没有普遍的抽象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是维柯、福柯等。在法学方面，这两种观点分别为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所主张，可以形象地称他们为主张几何学与数学这样两个派别，也就是主张理性主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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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中国；新农村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号角，要进一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树立全民、全社会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理念和意识，奠定法治国家的文化建设根基。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根基在农村，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对于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以法治国的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推进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要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撑。只有扎实推进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1.1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可见，农村基层法治文化的水平，与国家整体法治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倘若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离开了法治文化，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现在全国仍有9亿多人生活在农村，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推进农村的法治步伐，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1.2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村和谐稳定的有力手段

一个法治社会，需要法治的保障，否则就建设不成和谐社会，而农村法治文化正是建成和谐社会的有力手段。它能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惩治违法犯罪，判别生活中的法律纠纷行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互助诚信。

1.3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村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法治就越来越被需要。为了充分发挥法治对农村改革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大力推进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就势在必行。

2 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们国家虽然连续搞了六个普法教育，力度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现在还没有形成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遵法的良好意识和好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2.1 农村基层干部法治文化意识淡薄

从总体上看，农村学法、守法、用法整体氛围仍然不浓，干部法律知识普遍缺乏，整体上法治意识仍然比较淡薄，依法办事、依法处理个人事务方面的意识不强。农村基层干部习惯了行政命令式地落实，你怎么布置，我就怎么干，只顾低头忙碌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根本就不去研究国家的政策和一些法律条文制度，以致于对法律条文一知半解，甚至还比不上村民了解得多，懂得我，导致了问题增多，矛盾增多，上访量增加，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2.2 农民对法律信仰程度不高

部分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人治思想的观念，重人治而轻法治，相信人大于法，情大于法，权大于法，对法律的权威意识和法治意识淡漠。遇到纠纷和冲突，往往第一时间千方百计去找人走关系找门路，有的甚至于去上访去闹，不信法。很少有人会去寻找法律上的依据，用事实和法律说话，遇事去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正如所说的，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2.3 农村法治文化宣传效果不佳

法治文化宣传往往集中在交通方便，人口比较密集的乡镇街道和社区，而对于偏僻、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的农村来说，法治文化宣传的质量和数量上有所下降，效果不明显，表现在方式手段过于单一，局限于贴标语，发发传单，开会照本宣科等传统形式。另外，加上农民法治素质低，缺乏兴趣，因此对法治文化宣传内容消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村法治文化宣传效果不佳。

3 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对策

3.1 强化法治文化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要全面深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提高农村干部群众法治意识为重点，充分结合群众生产生活上的“法律需求”，建立多样化的普法平台，设计多样化的普法形式和载体，完善法制宣传设施建设，在农民居住密集地带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另外成立法治文化宣讲团，通过宣讲使法治文化形象生动，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农民生活中，使法治文化做到家喻户晓，得到有效的传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3.2 通过以案说法教育，强化农村干部群众法治办事意识

针对平时工作生活中农民容易碰到的、经常接触的、面临的一些常见法律问题，通过以案说法，容易被农民理解和接受。另外，充分利用现有的宣传栏、农贸市场、网络、电视、学校等法制宣传专栏，设立一些法律咨询点，调解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民事纠纷，并针对影响面广的典型案例进行有的放矢的讲解，增强农村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做好农民群众树立法律意识的带头人，着力在农村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

3.3 借助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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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法律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流传了多年的人治传统，形成了民众法律意识缺乏的状况。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不够成熟，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正在开展依法治国建设，但长期形成的源自历史的消极因素和体制环境如“官本位”和“人治”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高职学生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潜意识里也抹不去这些观念，这便是造成高职学生法律素质偏低的历史原因。高职教育体制的限制。虽然国家在法制教育方面对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持同一标准，但高职院校由于未将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纳入教学培养目标体系中，学校、教师对学生法律教育都没能引起足够重视，使高职学生产生“法律基础课不重要”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的教育体制不能满足培养就业市场全面素质人才的需求。客观方面的原因。由于高职院校招生分数线较低，往往是高考中未达到本科线的学生的选择。而这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成绩较差，对新知识获取的速度较慢。加之社会方面存在的种种偏见，使得高职学生往往产生自卑的心理。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自信心，产生得过且过的偷懒思想。这种客观方面的原因也给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造成了消极影响。

加强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措施

面对当今这个法律日益健全、人们越发重视法律的社会，单纯具有某项专业技能根本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不是绝对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具备熟练而精湛的专业技能又熟谙法律常识的“一专多能”人才才是高职院校教育的最终落脚点。这既满足国家对高职院校办学的要求，又是检验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好坏的标志。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由于目前的职业教育缺乏对法律教育的足够重视，法律教育基本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法律教育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所设置的课程和学时不尽合理、教学方式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求。为此，对高职院校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我们需要解决如下问题：进一步充实教材内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法律教育教材普遍存在教材内容滞后、系统性差、难易程度与职业教育不匹配等问题和不足，已经满足不了新形势的要求。所以，应选择贴近生产和生活的法律知识作为教材的基本内容，再附之与职业工作相匹配的专门性法律知识，兼顾知识的专业性、针对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在体现出职业教育特色的同时，提高学生对法律的理解水平、增加理解深度、锻炼学生对法律实用的理解。调整课程设置一些高职院校为提高就业率，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专业课冲击基础课的现象。将法律教育的课时挤到30多学时，这仅能让法律教师紧赶进度保证完成教学任务。为避免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如走马观花一般，应尽量调整延长法律教育的学时。此外，学校的法律教育仅以教材为主，缺乏对课外知识的获取，往往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为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在设置法律课程时，应在每学期适当增加丰富法律知识的活动课，让学生通过对法律基础理论的掌握，增加活用法律的技巧。改进教学方式在高职院校的法律课堂里面，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主角，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但基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教师以讲为主，忽视了和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学生对法律课程渐渐产生抵触情绪，这对学习效果“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变为课堂的主角，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方式的改变离不开教师对法律教学的重视，更需要在课前进行充分的备课准备。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生动再现某些图片或视频资料与学生分享。为进一步提高高职学生的法律素养，单凭课堂教学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还需要拓展课外法律讲堂、采取实施情境教学，采用法庭观摩、模拟法庭等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依法办事的能力，取得理想的效果。

加强职业教育学生法律教育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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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法律执行力，依法治国，必要性，因素

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法律是国家有效管理的主要工具，它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管理手段的，法律在国家管理中的应用是实现国家行政职权的功能。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法治社会更多的需要全社会忠于法律，对法律强有力的执行力，国富民强是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法治社会同样依赖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

一、法律执行力的阐述

法律执行力，不难理解，又称为法律的执行力度，包括所有执行利用法律的行为，不仅限于行政执法。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执行法律的主体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的公检法机关，以及在以上国家机关任职的公务人员，还包括国家公民，公民守法用法都是法律执行力的体现。提升法律执行力要严格要求执行主体依法办事，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法律的实用性。依法治国，增强法律执行力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含义：首先是执法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执行相关法律事务，不得逾越法律，知法犯法；其次是执法主体必须要通晓法律原则，注重法律精神的培养，执法过程中体现公平公正性。

二、增强法律执行力的必要性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基本治国策略。十多年来，在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取得的累累硕果值得歌颂，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依法治国过程中各类问题隐患，法律时常根据需要折扣执行，随意的妥协于现实社会，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为了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策略，使中国更强大的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法律执行力是关键。从以下几点阐述增强法律执行力的必要性：

首先，法律意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步骤是法律执行，法律内容制定再完美，再适合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力，那么法律就是一文不值的废纸，依法治国也只是一句欺骗公民的大话，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赋予法律与时俱进含义的不是法律的具体内容，而是法律在公民生活中的执行过程。

其次，法律功能的必要性。民众法律意识的培养依靠法律执行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大的阻碍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究其本质原因，不是因为我国法律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也不是因为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而是我国法律执行力度不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法律执行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最后，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我国依法治国一直是经历从立法到普法，最后到法治的这样一个路程。法治的基础是立法，我国一直以立法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主要目标，而后是普及法律。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立法和普法。但是不可否认，在立法和普法之后的法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公民对法律的理解不一而同，导致法治过程中，很多人会打法律的球，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权威性一次次的被毁灭。解决以上问题还是在于法律执行力度是否到位，以执法主体为切入点，利用法律执行来明确定义法律，正确引导公民对法律的认识。

三、影响法律执行力的因素

（一）我国司法体制的健全完善。健全完善我国司法体制的根本在于我国司法的独立性。我国司法体制现状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强加干预，司法部门不完全独立，没有赋予其绝对的独立性，导致我国法律执行力度不够，进一步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一直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分离的状态，司法机关不仅运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还担任一部分行政机关的职权，使得法律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所以我国必须加强健全完善司法体制，赋予司法部门绝对的独立性，法律执行力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加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二）法律执行主体的素养是法律执行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行业的都需要注重员工职业素养的培养，当然，法律执行主体也不例外。法律执行主体的职业素养要注重培养共同的法律信念，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充分掌握。目前，法律素养不足，行政依赖性强，法律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都存在于我国法律执行主体中，法律公平透明的原则在行政执法中得不到维护，执法人员更多的是对上级领导指示执行等现象都严重阻碍了法律执行力度，影响依法治国进程。所以，法律执行主体必要注重自身素养的提高，具备以下基本的职业素质要素：其一要具备各类学科的知识储备，例如人文，社会，自然等学科；其二要正义至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其三是储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具备优秀的法律素质；最后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忠于并服从法律。具备以上法律素养，是法律执行主体依法执法的基础，也是增强法律执行力的必经途径。

（三）法律权威深入人心是影响法律执行的根本。公民有限的法律知识水平，也影响着我国普法的力度，从而影响法律执行力。国家需要转变普法的宣传方式，树立法律权威。传统的法律宣传方式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的有力宣传不在于人财物方面的投入，更不是仅限于法律法规的宣传，让公民掌握法律知识，而是在于法律权威的深入人心，对公民法律意识进行培养，使其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而如何运用法律维权这类专业问题应该交给法律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精通法律，对于法律的理解有着共同性，法律权威在法律专业人才中不易丧失，所以法律权威深入人心是影响法律执行力的根本，更是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念。

四、结语

法律执行力弱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进程的主要因素，增强法律执行力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重要的工作内容，但要规避我国法制建设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深入，在前进的过程中找准方向，增强法律执行力为目标，起航，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沈寨.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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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李某是巷口桥村的村民，耕种非包产的荒地7亩，2003年6月其与他人的荒地被司尔特化肥有限公司依法征用，巷口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土地征用费的问题，最后形成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给予李某等人每亩耕种和青苗费700元。李某不服该项决议，认为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系无效决议，损害自己的民事权益，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撤消决议。法院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起诉。

2、郑某1994年被工商局下属工商所聘请为公务车驾驶员，工作上一直表现较好，2004年2月底，郑某驾驶的车进行维修，工商局于是口头通知郑某解除双方的聘用关系，自下个月起不要来单位上班。因双方为经济补偿发生分歧，郑某申请仲裁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工商局给付经济补偿金、办理社会养老、医疗保险。法院审理支持了郑某的诉讼请求。

问题： 1、法院的判决是否具有法律的正当性，2、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达到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当前影响审判效果的成因

法律效果，是指法在社会中运作所产生的社会现实状态和社会现实效应，也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期待和要求社会应当达到的一种预期状态。法律效果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面。社会效果是指法律或判决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影响。社会效果的好坏主要看法律作用的结果能否达到法律的预期目标。审判效果是法律效果在社会效果中的具体体现，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现实载体，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平台。审判效果是以适法性作为其评判标准，但在社会的嬗变期，又要有例外作为补充。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发展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时期，法院民事审判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法院民事审判进行了审判方式、裁判文书等多项改革，目的是把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最为有效的统一。由于在社会发展的嬗变期，民事审判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加之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契合存在冲突。如在审理涉及公民诉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的民事案件时，法官既要考虑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政府的工作困难和普遍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以牺牲个案的法律正当性，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来支持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利益，注重的是社会效果。如在审理涉及弱势群体的集体诉讼案件中，是以损害一方利益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确保社会效果，还是以不损害他方利益为前提，注重法律的正当性、确定性、权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以损害一方利益而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来实现社会效果。如新类型的案件、一般的民事案件，法官在处理纠纷时，考虑的法律效果，而很少注意社会效果问题，因为特殊的案件法官审理时，由于法律的盲区和漏洞，在没有具体法律条款适用时一般运用法律原则和司法解释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不会轻易使用政策，法官为使审判案件不出现差错，往往小心谨慎去追求法律效果。因此，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在发展与稳定之中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①、只注重法律效果，对个案的处理不惜牺牲社会效果；只注重法律规定，不顾及社会对法律的发展要求。②、一味的追求社会效果，只讲法律适应社会，不惜牺牲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前者必然导致法律教条主义，后者必然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这两种表现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矛盾难已消除，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陷入两难境地。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进步与法律的滞后、法官的思维与现代司法理念之间的契合问题，是人们对审判效果的价值评价的衡量缺失所致。在问题提出中的两个案件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案例1是片面的追求社会效果，而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利，剥夺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因为他有诉权，其要求确认决议无效的请求具有可诉性，然而因涉及群体性稳定，法院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显然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损害的是审判法律效果。案例2是片面追求的是法律效果，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就案办案，没有考虑社会效果，虽然法律效果很好，但影响了改革的进行，社会效果不好。因为现在行政机关正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解决机构人浮与事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解聘雇佣人员是在改革之必然。对于解聘人员的补偿等问题，应当考虑其全局性，法官要在诉讼中注重调解，正确引导被解聘人，进行法律宣传和改革的意义，在实现法律效果的同时，不引起连锁的反映，使人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实现社会效果。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是审判效果的价值要求

审判效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现实载体，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平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审判实践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审判理念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关系到司法公正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裁判正确，才能提高质量，才能公正司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是要明确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价值标准，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实现的目标，对于审判效果而言，它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颁布的现行有效的法律，作出正当的裁判，让当事人能够知道自己败诉、胜诉的原因，让其他人确信法院裁判的正确，以彰显法院的公信度和满意度，以其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审判效果的价值取向，是法官审判案件的终极目标。

四、实现最佳审判效果的几点思考

最佳审判效果就是完美的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何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才能够实现：

（一）、用现代司法理念统一司法审判。现代司法理念，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即“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人民法官必须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开、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并自觉地以这些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运用和驾驭具体的法律理论和知识，正确思考和解决各种法律争议”。现代司法理念可以概括为司法独立理念、法律至上理念、司法公正理念、司法高效理念、司法文明理念等五个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衡量法官进行公正司法审判的重要标准，法官在进行民事审判活动中，必须以中立、平等、透明、公开、高效、独立、文明的要求审理每一个案件，使审判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正确处理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的关系。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它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民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必须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理解人民法院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宗旨。法律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法院公正执法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本身就是给全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一种利益。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机关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实现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不动摇。司法公正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司法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使每一个当事人，走进法院的时候，有一种非常信任、非常安全的感觉，让每个当事人感觉到我们的法院是真正为人民的。

“公正与效率”与司法为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个世纪主题。司法机关掌管国家的司法大权，公正是它的生命。效率对于公正是一个必要的补充，我们通常会说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正可言，或者说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公正与效率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就是司法为民，就是要求我们通过公正的审判，通过有效率的审判来维护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关键在于国家法制是否完备、统一，司法裁判是否公正、高效，人民的利益在司法活动中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要做到公正、高效，以实 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宗旨，不断推出和落实司法为民的具体措施，并切实将其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始终。只有这样，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才能真正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本质要求。才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三）加强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法院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法官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特的职业属性，即独特的知识、技能和法律思维：法官不仅具有理论素养和法律知识，还应具备实践素养、审判技能和经验。这就要求要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和长期的司法实践，意味着法官具有优秀的人品道德和司法操守，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够刚正不阿、公正高效地裁决社会纠纷案件，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立的地位，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地位，一切皆决于法，只服从法律。 法官职业化建设，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增加社会公众对法官的尊重和法律的信仰，增强司法权威。法官职业化有利于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职权的真正回归。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要求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具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接受统一的职业训练。惟此，才能使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出现偏差，才能保证司法公正。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可以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坚定的法治信仰、良好的专业训练、娴熟的司法技能、优秀的职业养成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的整体，从而形成特有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可以起到“大浪淘沙”的效应，使审判权掌握在高素质的精英法官手中，发挥法官在法治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法官职业化，有利于保障法官中立和独立的审判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官是维系国家法治的特殊群体，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实现程度，对法律功能的发挥起着很大的作用。法官职业化的重要尺度在于审判的中立和独立程度，因为司法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地对法官提出严格的职业化要求，法官必须具有特殊而鲜明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特征，这是一条必然的法治道路。 法官职业化，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提高司法权威。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官的信赖。近年来，少数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极少数司法人员甚至徇私枉法，这与法官队伍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培育一支具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法官队伍。只有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唤起人们对法官的高度尊重，才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公信力，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才能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参考文献：

①、《关于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的几点思考 》作者王思华，载2004年8月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