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重要性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29 17:52: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粮食安全重要性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交通安全设施;质量控制；施工工艺
中图分类号： U49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交通安全设施有利于司乘人员预见到公路方向和路况的变化，提高行车的舒适性，可以有效地减少事故的发生和事故造成的损失，专业化的施工技术和工程质量管理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和顺利投入使用的保证。
1、施工工艺
1.1交通标志
1.1.1施工要点
标志工程的特征是结构复杂，布局分散，类型非常多。施工前，应特别注意现场结合图纸进行实地现场调查。重点：标志桩号，版面布局设计的内容与实际相符，标志设置后有无视线干扰、标志基础预留预埋情况(尤其是由土建单位预留的基础)，线外路网指路标志情况等等，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践证明，现场踏勘(或称实地放样)为项目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1.2施工技术及注意事项
1.1.2.1标志放样及基础施工。
1)基础放样工作应特别重视。根据笔者的经验，将标志的放样工作总结为“上下前后左右”6个字。“上”就是看拟设置基础位置的上方有无高压线等影响日后标志吊装或安装的障碍物，“下”就是要调查清楚拟开挖基础的下方有无预留预埋管线、横向排水管等，这里要特别注意中分带、互通三角区位置的基础，在这些区域，光缆线路多，走向复杂，应加以注意，防止发生损害光电缆情况。“前后”是指基础的前方或后方50-100米内有无其他标志或电子显示屏、紧急电话、照明等设施，以免标志安装后对这些设施造成遮挡或被这些设施遮挡，影响总体功能的发挥。“左右”是指安装后的标志板外侧边缘距土路肩边线的距离应大于一定的规定值(单双柱为250mm)，避免日后标志被车辆刮蹭，特别要注意互通区三角端出口标志，一定要满足左右两侧的安全净距。
2)一般在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图纸标记底坡比为1：1.5，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仍然根据设计施工，可能会发生底座的顶面嵌入边坡土中或基底的顶部过度拔高，不利于日后的维修养护。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是基于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3)基础法兰位置应准确，特别是门架，单双悬臂式标志，对基础件埋置的角度偏差要求非常高，应引起极大重视。
1.1.2.2标志板面的制作。
交通标志的字体图库应采用国家标准出版社发行的正规图库字库。这里介绍一下标志铝板的拼接。由于公路等级不断提高，车速快，标志平面尺寸越来越大，标志板面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板面制作一般两种工艺：1)铆接；2)焊接。各有优缺点：铆接费时费力，经常需要板面翻转，效率低，板面较平整；焊接则大大简化了操作过程，实现制造的数字化全自动控制，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强度也比铆接更好，且不会出现铆接多年后易氧化锈蚀的现象。一般来说大型标志使用焊接，效率高、强度高，适应发展要求。
(3)标志安装。
近几年以来，标志牌的版面尺寸设计的越来越大，在安装过程中由于需要登高作业，大型标志牌的安装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根据笔者多年的施工经验，标志版面最小尺寸大于3.5米时(或者说面积大于10m2时)，施工中安全问题应引起特别重视(尤其是门架标志、大型双柱安装)，安装过程存在的安全隐患：1)版面搬运、翻转过程中易坠落、砸伤；2)人员登高作业时(一般距基础平面高度为2-8米)，高出作业人员易坠落，下方配合人员易被落物击伤；3)吊车吊装安全。施工中应有专人指挥协调上下作业人员以及人员与吊车的配合；登高所用梯子应经常检查，确保牢固；登高作业人员应戴安全帽、穿防滑鞋、及安全带，这是重要的安全“三宝”；非登高配合人员务必配戴安全帽。值得一提的是，施工前应用锥筒、标志牌封闭整个作业区，做好交通分流工作，确保安全。
1.2交通标线
1.2.1施工要点
(1)热熔材料选择：1)干燥时间短、操作简单、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2)反光度好，色彩鲜明，保持白天黑夜雨雾等全天候情况下良好的视认性；3)有良好的抗滑、耐磨性，保证行车安全及合理的使用寿命。
(2)施工准备：良好的人员配备、分工明确；技术交底到位，吃透图纸；车辆、热熔釜、推车等设备状态良好；打水线放样完毕已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无误；路面已充分干燥、清洁无灰尘、泥土等；已按要求喷洒了下涂剂。施工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可进行涂覆施工。
(3)标线的涂敷是现场施工最关键的一步。标线的最终质量决定于两个方面：1)涂料、玻璃珠的质量要符合规范要求；2)标线的涂敷阶段。经验证明，玻璃珠直径有一半埋在涂膜中，反光效果最好。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涂料温度高、玻璃珠撒布快，珠子易沉入涂层中；涂料温度低、玻璃珠撒布慢，涂层接近固化，玻璃珠不能很好地附着，车辆碾压时易脱落，两种情况都将导致反光效果差。根据实践经验，要想保证标线施工质量，在涂敷作业时必须掌握好以下几个“度”：1)涂料的出料温度、流动度；2)空气环境的温湿度；3)路面的干湿度、清洁度；4)涂敷推车的行进速度；5)玻璃珠的撒布（度）；6)施工组织的整体协调度。
1.2.2常见的质量问题的解决
(1)标线施工易产生气泡现象。原因是路面未充分干燥、或空气湿度太大，对应措施是对路面进行烘干处理或调整作业时间。
(2)表面不平，毛刺现象。原因是路面结构空隙较大、推车速度过快。对策是放慢推车速度，控制好加热温度涂料。
(3)涂敷表现表面“起筋”。原因是路面部清洁有效的突起物或加热后的涂料有杂质。应对路面进行清洁处理或更换更好的涂料同时加强搅拌。
1.3波形梁护栏的施工要点
(1)按设计图纸准确放样。
(2)用水准仪定每个桩位，施打前应调查横向排水管、纵向光缆、预埋管线实际位置；有冲突时应进行避让或进行处理。
(3)安装前应遵循：柱帽、防阻块(托架)、垫片、护栏板、连接螺栓一个都不能少的材料进场原则，以利协调均衡施工。
(4)波形梁拼接方向应顺行车方向，依次叠加安装。
(5)安装完毕，线性调整应贯彻渐进调整原则：即安装一段调整一段，等各段基本调整完毕，再进行全线综合整体调整，循序渐进，实现形优美流畅。
1.4施工钻孔技术的应用
在公路护栏施工中，对于高速互通区双向通行匝道或山区路基段、老路改造路段，由于路基一般是整体摊铺的，在中分带立柱打入式施工时会遇到二灰(碎石)土壤(约40-80cm)层，这一土层非常坚硬，无法直接打入。此时应采用钻孔法施工。钻孔法施工工艺：使用公路专用钻孔机(冲击式)。具体方法是在立柱的安装位置处，用钻孔机钻孔，钻孔直径(140毫米立柱钻孔为150毫米)，钻孔深度为打入深度的一半，然后用液压打桩将桩打到设计深度。这种方法是简单、高效，土壤扰动少，牢固度好。
2、有关问题的探讨
标志反光膜等级的选用。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标志用反光膜一般设计为二级反光膜(有的省区特别要求采用微棱镜式二级反光膜)，也有一部分工程采用底膜二级，字膜一级组合方案。在反光膜的选用上一些业主和设计单位存在着一种反光膜越亮越好的倾向。笔者以为此种认识不妥，有必要慎重对待，原因有两个：(1)从实用性考虑，我国反光膜等级标准在制定时参考了欧美标准，这些国家的文字基本为拉丁字母，而我国的汉字有其特殊性，笔画多、变化多等，与拉丁字母区别明显。反光膜逆反射系数越高笔画空隙处易产生散射，字体变得模糊一团，反而影响视认效果。(2)从经济性考虑，反光膜等级越高，价格越昂贵，造价越高。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内反光膜市场主要是美国、日本品牌占据了中高端市场，国内品牌在高速公路市场上所占份额不是很大，有必要进一步培植国产品牌参与竞争。
结束语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发展，交通安全设施的地位变的越来越重要，对于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质量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篇2
一部粮食发展史就是粮食经济学探索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弄清粮食的特性对于行业肩负的历史责任特别重要。我们首先要认识粮食是一个特殊商品，粮食行业是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行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粮食经济学会多次讨论，一致认为粮食这个商品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大家作了这样一个概括：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覆盖面最广、牵涉面最宽、敏感度最强的资源性、战略性、公共性的特殊商品。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人民生活的首要必需品，是扩大内需的首选商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上面临的三大安全，即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中，实践证明粮食安全是三大安全之首，但现在已成为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应当看到，在世界大国中，我国是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相对薄弱的国家。这是对我们从经济大国发展成经济强国很不利的因素。中国要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保持自，立足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决不能把米袋子挂在别人身上。中国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谁也不会救我们。
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提高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8年，粮食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2亿吨，用了9年时间；1959-1978年由2亿吨增加到3亿吨，用19年时间；1978-1984年，由3亿吨上升到4亿吨，用了6年时间，是中国粮食发展的黄金时期；1985-1996年由4亿吨发展到5亿吨，用了12年时间。1997-2011年，用了15年时间发展到5.712亿吨。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仍在5亿多吨徘徊，人均占有粮食在370-400公斤之间。
当前粮食工作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粮食总产创历史新高。2011年粮食获得全面丰收，总产达到5.7亿吨以上，比上年增长4.5%，这是新世纪头十年以来第一个大丰收年，特别是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上了5亿吨的新台阶。二是城镇化水平创历史新高。2011年末，全国总人口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已达6.9079亿人，占总人口的51.3%，首次超过了人口的一半。这是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而且，我国的大城市多，城市群多，对粮食需求呈现多样化、高质化的刚性增长，这对粮食行业来说既提供了极大的商机，也带来供应的极大压力。确保粮食供需的综合平衡，其任务之繁重、工作之艰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三是粮油的进口创新高。从本世纪初加入世贸以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9%，当前粮油的进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一。2011年进口大豆5264万吨、稻米59.8万吨、小麦125.8万吨、玉米175.4万吨、大麦177.6万吨，油菜籽126.2万吨、植物油779.8万吨，预计今后进口逆差将成为常态。以上三个特点带有全局性、关键性与趋向性，是我们观察粮食形势、分析发展趋向、研究战略对策需要首先考虑的。
总的讲，今年的粮食形势是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稳定粮价和粮食市场是有物质基础的。但是，从中长期看，隐忧增加，潜在风险加大。可以说当前粮食工作也存在三大问题：“生产上放松粮食，流通上弱化粮食，消费上挥霍粮食”，而且这些现象日趋严重。最根本的是我们在粮食上过了十来年平安日子，对粮食安全的观念淡漠了，对粮食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淡化了。四川是天府之国，西部的大粮仓，但现在已成调入大省，去年调入的粮食达1100多万吨。虽然调出猪多、酒多，但过去也曾调出过，只不过数量不如现在。如果粮食紧张，调动困难，将不仅牵动粮食业，也会波及白酒、生猪饲养业，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粮情，要特别警惕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农业和粮食现代化丢掉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粮食自丢掉了。
二、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神圣职责
粮食工作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中的常青产业，人民离不开粮食工作，国家需要粮食工作，时代赋予粮食工作以重任。国家设立粮食行政部门就是为了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让各族人民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营养，这是全党、全国和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同志，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社会中介组织和广大企业群体都应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中心任务，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我们讲粮食安全，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在宏观上，要保持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综合平衡，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在微观上，要保证每个粮食产品的安全性，决不能让不安全、不合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纵观世界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粮情，笔者认为，在粮食安全这个全局大事上的长治久安，就是要求我们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筑起我们粮食工作的钢铁长城。这个工程内涵丰富、要求甚高、任务繁重、难度很大，是我们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为此，需要进行以下系统工程。
一是要建立稳定增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体系，在现有粮食生产基数高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首先要实现“十二五”期间5.8亿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规划目标。为此，需要突破政策上的难点（土地转让、价格体系等）、资源的制约、科技创新跟不上以及调动农民积极性、培养职业农民等一系列新问题。二是建立起高效运转、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流通服务体系，加紧建设“一链（产业链）两网（收购网、销售网）”系统工程，在多渠道、多成分流通中发挥国有经济的蓄水池、主渠道、主导作用，同时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外资企业的有益作用。把抓紧建设粮食现代化产业链与建立从源头到终端的粮食安全监管体系结合起来。把放心粮油工作普及到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寨。三是加紧建设好以中央储备为核心，以地方储备为支柱，以社会储备（农民储备与企业储备）为基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粮食储备体系，同时把粮食应急机制建设好。四是建设和完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体系。总结经验、改进工作，遵循经济规律，加强宏观指导，特别要注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服务。立足当前，展望今后，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上，粮食系统要考虑经受以下三个考验：一是粮食生产周期性波动，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的考验；二是发生突发事件的考验，如疫病、自然灾害等；三是国际粮食危机和粮价大幅度波动的考验。总体看，有些苗头已经显现，我们一定要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做到万无一失。这是粮食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面临的难点，是对粮食工作的严峻考验。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的复苏期，国内经济面临的“经济下行，通胀上行”压力加大，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尤需保持冷静的头脑，加强应急的各项工作，勇敢地接受检验，扎实地做好工作，以期在新的一轮波动中从容应对，立新功、创新业。
三、搞好地方粮食行政部门的工作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实省长负责制的组织保证
全国的县（区）级单位有二千多个，县（区）粮食局是全国最基层的粮食行政部门，是省长负责制的得力助手。一个粮食行政系统，一个粮食中介系统，一个粮食企业组织系统，这三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结构和依托。当前粮食工作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取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开拓前进，稳中求进，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抓好转型升级工作，把粮食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根据一些地方粮食部门的经验，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要弄清家底，盘活现有资产。各县（区）粮食系统都有一些国有资产。我们要整合资源，使优质资产实现优化组合，以取得良好的效益。现在不少粮食部门都在实施“退城进郊”工作，要注意掌握“增量升级”的原则，搞好搬迁建设，增强经济实力。
第二，要抓好收购，落实地方储备，掌握粮源，制定应急方案，确保万无一失。要认真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城镇是供应的重点，但要兼顾农村。要建立与城镇化规模相适应的粮食供应保障体系，不能任其自流。根据历史经验，粮食供应要关注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困难职工家庭。要时刻关心敏感群体即学生食堂等的粮食安全供应。此外，还要特别关心老少边穷地区，尤其对“不给不要，不吵不闹，饿了睡觉”的那部分困难户要倍加注意，千万不要发生缺粮断炊问题。
第三，要加快粮食系统的“一链两网”建设，即抓好产业链、收购网、销售网，形成服务网络。要和放心粮油工程相结合，和主食品工程相结合，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地方整个粮食系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扶持培养骨干企业，创名牌、出专利，搞好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篇3
关键词：耕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总体规划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同r我国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永远是我国的首要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保护土地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任务更加艰巨。2008年以来发生的世界范围的粮荒，使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了国人面前。而要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必须始终把农业发展放在我国国民经济的首位。因此，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严格地保护耕地，科学、高效、集约使用土地，已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
1 我国耕地保护状况及面临困难
近几年，我国耕地保护取得些许成果。首先，耕地保有量稳中有增。一是新增耕地超过建设占用耕地。二是耕地保有量增加。其次，基本农田保护基础工作有所加强。一是完成了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二是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律制度。及时掌握了全市基本农田保护动态情况，确保了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三是开展了耕地保护情况调研。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加以整改，增强了本地区保护耕地的意识和责任。
然而，耕地保护中依然还面临着人均耕地面积少、项目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逐年增大、农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减少、滥用耕地现象比较严重、耕地质量下降等困难和问题。
新形势下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粮食需求量大，人均耕地占有量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日趋增大，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严格划定、特殊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成为当前保护耕地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2 如何强化耕地保护
2.1 强化耕地保护的行政主体责任
各有关街道办事处应将耕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各项制度，依法行政，依法查处耕地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耕地保护资金投入，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基本稳定，确保按年度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2.2 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农户耕地保护的直接责任
依法享有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依法取得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是耕地保护的直接责任主体，负有耕地保护的直接责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监督承包农户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制止撂荒、闲置、转变用途及其他破坏耕地的行为。承包农户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维持农业用途，对耕地撂荒、闲置或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应予以抵制、制止或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部门举报。
2.3 实行耕地保护动态巡查、统计核查、公告、听证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建立巡查台，做到经常性的巡查与重点巡查相结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掌握本市耕地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情况。强化监管，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增强耕地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本市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方案，由本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听证，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
2.4 认真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维护耕地的认识
应用多种方式普遍宣传土地治理相关法律和我国的国情、国策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基础农田的有关规则。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开展立体的、全方位的政策宣传，让基础农田维护政策众所周知、家喻户晓，加强人民群众维护基础农田的自觉性、主动性。重点做好6.25土地日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市干部群众的法律认识和维护耕地的观念。
2.5 严格建设用地治理，统筹规划各类用地
严格建设用地治理，坚持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准则和前期论证工作，坚持以规划、方案对建设用地总量节制准则以及农地转用的审查报批准则，使占用耕地一直处于紧密的监控之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乡村建设要本着维护耕地的准则，尽量占用荒地、劣地，少占或不占耕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落实基础农田保护区的规划。在制订和施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维护耕地为重点，统筹安排各类用地，与社会经济可继续发展和维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其他各项规划在用土地安排上都必需与土地应用总体规划相联接。
2.6 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
在组织编制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统筹安排各行业、各区域用地，尤其要明确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数量和布局，落实到图斑地块。各类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必须符合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要求，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安排。要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的用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核减用地规模，调整用地布局。
2.7 加强耕地保护的基础工作
耕地保护的基础工作是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的重要条件。要加强对国土资源工作的领导，保障耕地保护工作经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着重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划定永久性基本农田等工作。摸清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情况，建立完善基本农田档案、保护责任书、永久性标志牌和数据库。
3 耕地保护的意义
保护耕地的意义是由耕地的重要性所决定的。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原料主要来源于耕地；其次，耕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耕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主要的生活保障，是城市居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我国是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少，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进一步减少。所以，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对耕地进行特殊保护，稳定一定的耕地面积，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参考文献
[1]李相范.土地违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2010.
[2]朱永恒.耕地生态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篇4
【关键词】粮价波动 社会动荡 供求分析 宏观调控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温总理有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要确保13亿人口的生存，有关“食”的问题尤为重要。粮食作为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食品，解决粮食问题就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给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冲击，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家庭，居民在粮食消费上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加。如何稳定我国波动不定的粮价？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如何应对国际粮食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难题。据说袁隆平先生真言：“粮食危机将是中国最大的劫难”。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变革，当今世界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在相关的话题中，粮食价格波动总会被最先关注到。一直以来，粮食的价格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波动的粮食价格可以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制造影响。首先，它可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率、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GDP等国家宏观经济指标;其次，它也会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降低，进而间接地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历史观察发现，世界粮食危机频繁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或那些贫穷落后的地区，粮食供给的短缺伴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地区人民生活陷入窘迫，社会环境变得动荡不安。
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2世界财经年会上指出：“粮食价格不稳或引起社会动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养活中国，国民的粮食问题只能自己解决，因此一旦国家的粮食供需出现失衡，那么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多重危机将会扑面而来。现如今全球经济还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薄弱环节仍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承受力低，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更易对其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局。为此在应对世界粮食危机时，各国应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特别应从基础建设、科技创新、防灾减灾等方面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控制粮价合理化波动，保障其社会的和谐发展。
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富余的粮食储备，维持粮价的总体稳定，那么它将国富民强;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粮价经常性波动，粮食危机频发，不论其经济水平有多强，社会都将长期处于潜在的不稳定性中，随时存在着社会动荡的风险。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对记者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诚然，这句话的分量得到了时间的检验，历史上因粮价波动而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屡见不鲜，下面就列举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实例：
在2008年的4个月中，印度的通货膨胀率翻了一倍，粮食价格飞涨，抗议者涌向街头游行示威，谴责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措施不力，呼吁印度联邦政府辞职;2008年4月26日，越南胡志明市，在当地超市告知只向每人售卖10公斤大米后，市民顿时陷入恐慌，纷纷排队抢购大米，导致了一场城市骚动的发生;政局混乱的索马里国内粮价曾频繁波动，大批逃荒的饥民流落异乡，最终引发了首都摩加迪沙民众的大规模动乱;前海地总理爱德华在任期间，因推动国内粮食生产等方面未取得成效，致使当时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社会动荡，随即被海地参议院解除了其总理职务;意大利所需的硬小麦一半以上需要依赖进口，其价格波动频繁，因此人们会时常走上街头，抗议意大利面和面包等食物的不合理涨价……
在国际粮食市场上，随着水稻、玉米和小麦等粮食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在竞相争夺粮食供应的主动权，这也不断推动着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对于那些长期被笼罩在政治动荡、自然灾害或军事战争阴影下的国家来说，无保障的粮食安全、随时爆发的粮食危机、稀缺的粮食供应和畸高的粮食价格等，这些必将成为其民生之大碍。归根到底，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动荡的发生，都是由于当地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政府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粮食需求所造成的。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粮食价格的波动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大致可以从商品供求、政策环境、国际金融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认识。
首先，商品供求。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是取决于供求关系的。第一，人口数量的增长将提高粮食需求量，在粮食供给量不能跟上的情况下，粮食的价格就会上涨。相比于生活中其他的非必需品，粮食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因此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会更大;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会不断发生变化，粮食作为一种基础食材将逐渐变成“劣等品”。虽然人们对粮食的直接需求量会减少，但是人们会增加对肉类、禽类的消费量，进而增加对动物性饲料的需求量，从而增加粮食的间接需求量，最终粮食的总需求量依然将呈现增长趋势，粮食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第三，从粮食的供给角度来看，粮食的生产成本决定着粮食的供给量。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化肥农药价格的提高，粮食的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粮食的供给量将呈现下降趋势，加之粮食生产的供给弹性较大，最终粮食价格将会大幅度上涨。
其次，国际金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粮食作为一种全球通货，自然会受到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第一，国际粮食市场实际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比如在粮食产量和交易量上，美国就具有绝对的价格垄断实力。另外，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能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到国内粮食市场，因此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往往会同步波动;第二，国际上其他行业市场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国际粮食市场，比如能源价格的变动会波及到农业生产所需的生物燃料，从而使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产生波动;第三，粮食产品一般都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所以国际贸易的汇率变动问题不可忽视，它同样是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最后，政策环境。粮食作为一种基本生活物资，与其供需相关的产业会经常受到国家的政策性调控，因此粮食是具有政策属性的。第一，国家为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会对粮食产品设置最低收购价格，维持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转;第二，国家往往重视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以此提高粮食单产并降低粮食供给成本，从而影响到粮食的价格;第三，国家通常会设立粮食专储机制，利用库存粮食储备保障年度内稳定的粮食供给，缓解粮食市场中的供需矛盾，这对防止粮价剧烈波动大有裨益。
从古至今，粮食一直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国家发展的基石，粮价变化牵动经济命脉。因此，控制粮价合理化波动，稳定粮食价格，关乎民生之计、国事大局，也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以说当代政府工作的锁钥之处，就是要制定出合适的农业经济政策，掌控好农业宏观调控手段，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力综合水平;至于稳定粮食价格，政府则应更多地出资干预并加强引导，维持粮食市场的总体供需平衡。综上所述，在前文分析了粮价波动的具体成因后，结合近年来我国粮价波动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引导和出资干预。粮食市场的自发调节经常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应作为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粮食市场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对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进行引导，并加大农户政策补贴力度，提高农村基础建设投入。显而易见，政府干预是从根本上控制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手段;
第二，重视农产品期货业建设。我国的粮食期货价格，事实上起着指导粮价调节的作用，但由于过度投机现象的存在，其“风向标”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政府应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监管力度，防止过度投机，推动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第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着眼于努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保证充足的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从供应端稳定粮价;
第四，扩大粮食种植规模。推动粮食规模化种植，促进规模经济，帮助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实现粮食作物的稳产高产;
第五，建立粮食价格综合稳定机制。具体可以通过设立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发展农产品电商化平台、实行粮食供给领导负责制、建立相关的应急预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
粮食是人类的宝中之宝，粮食价格是商品的百价之基。当今世界，粮食既是国家的战略物质，又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列宁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愿望而已”。诚然如此，假如人民的基本温饱都无法满足，那其他的设想就只是空中楼阁了。正如前文所讲，粮价波动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维持粮食价格的总体稳定，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控制粮价合理化波动势在必行，保持粮价稳定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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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农业；农耕体验；娱乐；建议
1目前我国休闲农业观光园中儿童体验、娱乐设施现状
随着休闲农业观光园的不断发展，儿童地子体验与娱乐在新型农业产业和结构方式中越来越被重视。但目前还属于起步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体验形式单一，定位不准、特色不明、“千人一面”，吸引力还不够强；二是缺乏统筹管理和专业指导，比如就采摘来说，如果没有专业技师的指导，势必造成果树、蔬菜的后续生长和产品的极大浪费；三是“雷声大、雨点小”，口号响亮，落地不着调，大部分体验也只是在采摘、饲养、驻足观看等方面走走形式，没有真正融入农耕生产、生活中去，并且大部分城市小朋友在乡间看到家禽动物都有一种陌生和畏惧感；四是政府引领和指导不够；五是家长认知和参与度不够；六是休闲农业园体验、娱乐设施设备不完善，儿童娱乐形式陈旧。以上问题就阻碍了儿童在休闲农业园体验、参与、娱乐的积极性。
2培养儿童劳动意识的重要性
近年来，青少年中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层出不穷。忽视劳动教育，致使孩子与劳动者的感情发生了扭曲，不尊重劳动人民，甚至形成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坏思想。缺少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珍惜劳动成果，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尤其在城市“圈养”的部分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季节变换、植物认知和生成规律更是一张白纸。实践证明，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品质。爱劳动的孩子往往懂得尊重他人，与人友善，会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吃苦耐劳，赢得大家的认可。同时，劳动实践也会培养孩子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作风，能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在学习的过程中适量安排孩子参加劳动，既可以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调节大脑疲劳，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分析、判断、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3儿童体验式劳动与娱乐在休闲农业园中的几点建议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乡村生活体验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休闲农业散发着无尽魅力。走进田园、认知乡村、农耕体验才是树立劳动意识最直接的途径。在休闲观光农业园中，只要把儿童的兴趣抓住了，就等于牵住了家长的鼻子，抓住了市场的卖点。在体验中融入娱乐，在娱乐中感受体验，这是休闲农业园的又一发展形式。第一，积极参与农业耕作既锻炼了身心又保证了粮食安全。我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农业发展方面明显滞后，生态环境失衡，空气、土壤、水质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加之滥用化肥、农药等因素，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不得不考虑安全、环保、健康。民以食为天，由此一方面为了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为了吃上环保、健康、有机的粮食和蔬菜，可以在农业园采取租赁的方式，按照有机生态的农业种植方法，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雇佣农民耕种的模式，让人们在农业园里亲近大自然，在租来的土地上播种自己需要的粮食、蔬菜、水果与花卉，体验自然、感受田园耕种乐趣，学习农事，学习人跟自然相处的方式，也体验农夫的心情。家长和孩子积极参与，做到自产自给，这样一是保证粮食、蔬菜的安全性；二是落地参与的责任心；三是让孩子了解了农作物与季节的生长规律。当粮食安全生产和切身利益被捆绑在一起的时候，真正的农作参与和管理才能落地。家畜和家禽的饲养也可以以此类推，当大家把粮食安全生产和家畜饲养提高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在家长的带领和暗示作用下，儿童参与的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第二，大力发展体验式工作坊，工匠精神从儿童抓起。休闲观光农业园不仅仅是满足休闲、观光和旅游需求，更应该是积极体验和参与的劳动过程。国家“十三五”大力倡导工匠精神，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凡高颜值、高附加值的产品，都有它的独特性和个性，其精益求精的手工操作占据主要地位。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说过：“体验和游戏在儿童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成人活动、工作和劳动同样重要。”工作坊完善了儿童一种自我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活动过程，同时有着相对宽松的活动气氛，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为了满足儿童独特的兴趣爱好，可以在家长的陪护下参与家具、玩具、陶艺、沙画、石雕、木雕、编织、服饰、装饰小件等的设计和制作，也可以根据儿童年龄段设定主题性实践。比如，设计制作小木屋、剪裁和缝纫衣服、创作石膏小雕塑等，既体现了实用性，又锻炼了儿童动手动脑的能力，同时还在无形中培养了孩子做事的专注力。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地子自然体验以及特色游乐场所。大自然是儿童感知科学知识的第一环境，可以激发探索欲望，培养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例如，重庆的“童梦童享”项目别具特色，在环形赛道上设置了不同种类的游戏平面构成，包括立定跳远、跳房子、丢沙包、直线跑、数字认知、户外飞行棋、斑马线交通模拟等，创造出了多样性的游戏场景体验；北京、长沙、武汉等地都建成了特色鲜明的儿童地子自然体验游玩场所，让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回归儿童本心。第四，创办礼仪小学堂是树立儿童道德修养的又一去处。孟子说过：“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今天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着五花八门的信息，环境以及信息或多或少污染了孩子的心灵。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美德就整体情况看，确实存在弱化的趋势，不尊重他人，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与人为善、礼尚往来等美德正在相当数量的孩子身上淡化。所以，在休闲农业园中，当孩子体会农作物耕种、手工作业带来的欣喜之后，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进行礼仪、道德、良知的培养，无疑起到了对粮食来之不易的审视、团队的协作精神、对“人恒爱之”的理解都大有裨益，并且也大大弥补了学校里无法完成的自然修身课程。所以，礼仪小学堂的开设丰富了儿童心智教化的体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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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瑛.关怀童心——亲子互动空间设计必要性分析［J］.设计，2007（07）：52-53.
篇6
关键词：水稻种植机械化；发展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C
水稻种植机械化在水稻生产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彻底的改变了我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耕作模式，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也逐渐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它可以有效的实现水稻的优质和高产，“一条龙”式的服务省力增效，而且便于田间管理，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而且，随着水稻种植机械化的推广发展，许多“种田公司”不断涌现，新行当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水稻种植机械化欢喜中含有隐忧，目前我国的水稻种植机械化仍存在许多问题，影响到粮食安全大局。
1 水稻种植机械化现状
1.1 双膜育秧
双膜育秧是水稻种植的重要部分，在苗床上平铺有孔地膜，然后采用种植机进行播种、覆土，最后盖膜。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是人们常用的一种育秧手法。但是，移栽秧苗之前，需要人为的将秧苗按照一定宽度（以插秧机的栽秧台为标准）切割成大小相等的适当规格，秧苗块形状不等，插秧机就会出现漏插或秧苗下滑过程不顺畅等问题，插秧机的作业质量和作业效率都会受到明显影响[1]。
1.2 水稻直播
水稻直播是指水稻种植过程中，育秧环节及插秧环节都省略，直接采用穴播或条播的方式将稻种洒播在稻田中的过程。具有省工省力的特点，与机插相比，产量上没有差异，水稻的生育期被大大缩短，可以使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直播技术也有一定的缺点，相较于水稻移栽，水稻直播中秧苗有可能会受到损害，播种完后容易倒伏，而且杂草多，草害严重，这些问题需要后期人为解决，增加了劳动力。
1.3 水稻抛秧
水稻抛秧的劳动强度与插秧相比较轻，机械的工作效率也会明显提高，目前我国广泛应用的主要有以下2种抛秧方式：
1.3.1 人手工
人手工的成本低，灵活性强，但同时也存在抛秧的不准确性，不容易把控抛秧密度，致使育秧或抛秧的均匀度受到影响。
1.3.2 机械插秧
机械插秧的成本高，但具有省事省力的优点。
1.4 水稻育秧
很多地区常采用大棚来进行育秧，这种钢架冷棚属于单次永久性的投资，投资金额相对较大，但是优势也非常明显：大棚内的温度高，能够使育苗时间提前，抢积温；秧苗也比一般条件下的成活率高，而且秧苗整齐，长势旺盛、粗壮；便于秧田中的管理及操作；成本低廉，省工、省种、省力。大棚育秧方式在我国各地区已经广泛推广使用，成为水稻种植机械化的主要发展趋势[2]。
2 水稻种植机械化的推广对策
2.1 加大政府部门重视度
粮食是生存发展之根本，政府部门应准确认识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鼓励水稻种植技术的发展，加强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大力研究、示范、推广。政策倾斜，出台水稻种植的资金补贴标准，鼓励发展现代化农机事业，制定购机贷款补贴政策，真正解决农民融资难、贷款难问题。
2.2 因地制宜的确定发展方向
水稻种植机械化在每个地区的具体问题都不相同，因此，详细了解水稻种植业的实际发展情况，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实施适合的种植模式，才能有效提高机械化的水平，促进农业技术发展。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地块的面积相对较小，而采用育秧设备又需要较大投入，加上农民的意识水平较为低下，多种因素作用下，一直采用软盘育秧的水稻育秧形式。因此，政府在明确方向的同时应做好资金投入和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强标准农田的建设，加快土地的流转速度，早日全面实行工厂化的育秧模式，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3]。
2.3 部门协作，积极探索新模式
农业生产机械化不是单独实行的，插秧配合育秧，育秧需重视秧苗质量，因此，农艺部门和农机部门应该紧密结合，协同合作，共同研究适宜地区发展的新型模式。同时，政府要倡导农民发展第二事业，专门组建服务组织，实行机插育秧、秧田管理、插秧、病虫害防治、粮食收脱为一体的服务模式，促进大批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2.4 提高农民思想意识和专业能力
政府部门和各级村干部要重视技术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推广，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如电视、广播、宣传栏、报纸、宣传车等。提倡高素质高水平具有专业技术的大学生回归农村，实行科技下乡服务，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让农民真正掌握专业的技术操作规范，进一步帮助农民解决实际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固定时间组织农民学习考察先进地区的农业技术，让农民深刻的认识到新技术的发展优势，转变思想观念，消除思想障碍，真正实现水稻种植机械化技术的推广与发展。
3 结语
水稻种植机械化是实现粮食生产机械化的根本出路，前景广阔，因此，切实协调好粮食安全与农民利益之间的问题，加大先进技术的普及力度及服务力度，健全技术推广网络，提高农民专业技术能力，才能有效推动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发展，实现粮食的稳产和高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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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奎武.盘锦市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发展现状与对策[J].农业科技与装备，2012（11）.
篇7
关键词：贵州省；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6.11；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8-2146-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8.059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vinc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output value of grain produ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have occupy an important status in n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relative data of 1993―2012 food production in Guizhou， using the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 an initial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grain production of Guizhou was established， then using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to adjust the accuracy and test the correlation and heteroscedasticity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best fitting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area sown to grain and amounts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e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grain production of Guizhou， and which argued that in the extreme background that the area sown to grain was limited， and the amounts of fertilizer began to make the marginal product decline， the capital input and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rogress were new ways for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in Guizhou. Therefore， Guizhou should ensure the stable and increased grain production of the provinc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arable land， making food crops planting area stable， improving fertilization structure， increasing inputs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and technique.
Key words： Guizhou province； grain production；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gression model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富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之一[1]。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世界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及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粮食生产与安全问题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分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究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寻找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因素，对于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国内围绕粮食产量影响因素问题，赵慧江[2]在1990―2005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普通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以5种可量化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粮食产量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关于中国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参考意见。肖海峰[3]通过建立粮食总产量和影响因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段分析，从而研究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高倩倩等[4]运用统计学的知识采用Eviews 6.0统计软件建立了粮食产量评估模型，对建国以来山东省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提高粮食单产是粮食增产的最有效途径的结论。廖婧琳等[5]则更加关注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了水旱、冰雹、病虫害和低温冷冻等农业灾害对贵州省粮食产量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本研究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贵州省1993―2012年粮食生产的相关数据为依托，构建了一个统计特征合理的分析模型，来对影响贵州省粮食产量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贵州省制定合理的农业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贵州省粮食生产函数的构建
1.1 粮食生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现实中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有很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是分析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本研究从数据可获取性、指标量化的可行性等指标选取原则出发，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贵州省农业系统的实际状况，选取粮食总产量（Y）作为要预测的目标数据，选取粮食播种面积（X1）、农业机械总动力（X2）、农业从业人员（X3）、化肥施用量（X4）、家庭农业支出（X5）、政府财政支农支出（X6）和成灾面积（X7）7个对贵州省粮食产量有较大影响的因子来构建农业系统粮食生产的指标体系。所需数据均来源于1993―2012年的《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年鉴》，模型采用线性生产函数：
Y=θ0+θ1X1+θ2X2+θ3X3+θ4X4+θ5X5+θ6X6+θ7X7+？着
式中，θi（i=1，2，…7）为各指标系数，？着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受这些指标影响以外的其他随机扰动。
1.2 基于OLS的模型估计
运用OLS法对贵州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假设取显著性水平为α=0.05，那么估计结果为：
Y=-9 253 308.42+5.37X1-0.79X2-0.65X3+4.13X4+0.88X5+0.92X6-4.74X7
t统计量为：{-2.32} {7.84} {4.95} {-3.41} {0.73} {2.56} {0.66} {1.21}
R2=0.978 2， F=35.16， D.W=1.98
由于R2值接近1，F0.05（6.20）=2.60，F检验值35.16>F0.05（6.20），因此可以认为贵州省粮食产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但是，X4和X6未通过t检验，X2的系数符号表示的经济意义也不合理，这说明这种线性关系很有可能不是单重的，而是比较复杂且难以处理的多重线性关系。为了验证以上推断，下面对各指标之间相关关系进行检验（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机械总动力（X2）和农业从业人员（X3）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接近0.96，证明了以上的推断。为了排除指标间多重共线性给解决问题带来的干扰和困难，有必要设法对上述回归方程进行调整。
1.3 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调整
用粮食总产量（Y）分别对指标X1、X2、X3、X4、X5、X6、X7作一元线性回归（表2）。
由表2可以看出，贵州省粮食生产受粮食播种面积影响最大，与实际调研结果相符，故选Y=F（X1）的表达式作为以下研究的基本回归模型。之后把其他指标依次引入到基本回归模型中，通过逐步回归，进一步寻找一个单线性且各指标系数经济意义均合理的回归方程。
逐步回归步骤如下[6]：
①把X2引入模型，用Y对X1、X2做回归分析，得Y=F（X1，X2）；
②再把X3引入模型，用Y对X1、X2、X3做回归分析，得Y=F（X1，X2，X3）；
③去掉X3，引入X4，用Y对X1、X2、X4做回归分析，得Y=F（X1，X2，X4）；
④引入X5，然后再用Y对X1、X2、X4、X5做回归分析，得Y=F（X1，X2，X4，X5）；
⑤之后再引入X6，用Y对X1、X2、X4、X5、X6做回归分析，得Y=F（X1，X2，X4，X5，X6）；
⑥最后引入X7，再用Y对X1、X2、X4、X5、X6、X7做回归分析，得到最终的回归方程Y=F（X1，X2，X4，X5，X6，X7）。
由表3可以看出，引入X2后，拟合优度有所提高，X2的参数符号经济意义合理，且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引入X3后，R2值从0.898 7提升到0.925 5，说明拟合优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但X3的参数符号经济意义不合理，且未能通过t检验；去掉X3引入X4后，拟合优度再次提高，且X4参数符号经济意义合理，各变量也都通过了t检验；之后依次引入X5、X6、X7，拟合优度继续提升，从0.954 0提高到0.988 2，这3个指标的参数符号的经济意义也都合理，但X5、X6未通过t检验，而X7顺利通过了t检验。据此得到的较为合理的回归模型应该为：
Y=-5 247 300.15+5.44X1+0.82X2+4.12X4-5.16X7
1.4 序列相关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
对回归方程Y=-5 247 300.15+5.44X1+0.82X2+4.12X4-5.16X7 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
t统计量为：{-11.95} {6.43} {8.45} {3.57} {6.22}
R2=0.988 2， F=223.17， D.W=1.79
D.W检验表明，n=20，k=5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dk=1.52，因为D.W=1.79>dk，证明该回归模型各变量间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之后采用怀特检验法[7]（White test）对该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nR2= 11.07>χ20.05（4）=9.49，因此存在着异方差性。为了克服这种异方差性带来的问题，运用WLS对以上回归模型参数进行进一步调整：
Y=-7 136 218.23+5.25X1+0.76X2+4.37X4-5.08X7
t统计量为：{-29.83} {15.23} {7.56} {25.17} {45.09}
R2=0.997 8， F=1 230.55， D.W=1.46
D.W检验表明，n=20，k=5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dk=1.52，因为D.W=1.46
Y= -7 136 218.23+5.25X1+0.76X2+4.37X4-5.08X7
图1是根据拟合方程计算的贵州省1993―2012年粮食产量拟合值与实际值二者对照图。
2 结果分析与预测
2.1 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在上述选取的7个指标中，粮食播种面积X1、农业机械总动力X2、化肥施用量X4和成灾面积X7等是影响贵州省粮食生产最关键的因素。其中，粮食种植面积X1的回归参数为5.25，表示在影响粮食产量的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万hm2，粮食总产量就会增加5.25万t；农业机械总动力X2的回归参数为0.76，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每提升1%，就会引起粮食总产量增加0.76倍；化肥施用量X4的回归参数为4.37，表示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万t，就会使粮食总产量增加4.37万t；而成灾面积X7的回归参数为-5.08，说明成灾面积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成灾面积每减少1万hm2，就会促使粮食产量增加5.08万t。由图1贵州省粮食总产实际值与模型拟合值的对比曲线图可以看出拟合值与实际值具有高度的拟合优度，最大拟合误差仅5.5%。
1）在该回归模型中，农业从业人员（X3）即农业劳动力被排除在了模型之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目前贵州省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未转移或者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8]。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与土地、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因此在目前贵州省粮食耕种面积有限、农业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农民必会继续投入劳动，直至劳动的边际收益为零。此外，根据Leontief生产函数Q=Min（L/M，K/N），粮食产量Q取决于L/M和K/N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一个，即使其中的一个比例数值较大，也不会提高产量，其中，L和K分别表示粮食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M和N分别表示固定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技术系数，它们分别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固定的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因此，在当前贵州省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就应该由资本投入量K决定，而K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农业机械、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这也解释了模型中不包含家庭农业支出（X5）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X6）的原因。
2）由贵州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最终拟合回归方程可以看出，粮食播种面积是贵州省粮食产量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万hm2，会带来的粮食增量高达5.25万t，就可以多养活人口3.40万人[9]，可见保证粮食播种面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贵州省是全国人均耕地占有最少的省份之一，其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耕地面积少、质量差，开发利用比例大，后备耕地严重不足，这极大地制约了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1993年贵州省共有水、旱耕地436.22万hm2，总人口为3 155.23万人，人均耕地占有量为0.138 hm2；到2012年，全省共有耕地469.85万hm2，人口3 474.65万人，人均占有量降低到0.135 hm2，虽然20年间人均占有量仅减少0.003 hm2，却反映了贵州省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趋势的进一步恶化。耕地是不可再生或者说很难再生的稀缺资源，而粮食又是耕地密集型产品，在人类尚未开发出不使用耕地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技术之前，必须加强耕地保护，确保一定的耕种面积。
3）模型显示，成灾面积（X7）是对贵州省粮食产量影响排名第2的因素，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受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贵州省粮食产量多年来波动较大。贵州省常发性农业自然灾害有冰雹、春旱、暴雨、倒春寒和作物病虫害等，其中寒灾和旱灾是对该省粮食生产影响最大的两种自然灾害。1993年，贵州省农业自然灾害成灾面积为56.36万hm2，约占当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15%，之后的7年里，贵州省粮食成灾面积逐年减少，到2000年，成灾面积仅为20.54万hm2，减少量为35.82万hm2，降幅达63.56%，是8年里的最小值[10]。1999年以后，贵州省又经历了两个自然灾害多发期（分别为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和两个自然灾害少发期（分别为2003―2005年和2009―2012年），在两个自然灾害多发期内和两个自然灾害少发期内，贵州省粮食作物年均成灾面积分别为56.10万hm2和21.34万hm2，粮食产量年均增长7.6%和15.8%，可见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对贵州省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是很大的。
4）化肥施用量（X4）对贵州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在所有因素中排名第3。贵州省粮食播种面积从1993年的286.22万hm2增加到2012年的305.43万hm2，增幅仅为6.7%，而化肥施用量却从36.40万t增加到98.2万t，增幅高达169.78%，可见这20年里化肥施用量对贵州省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还是相当大的，这也验证了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西部地区粮食产量增量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化学肥料的大规模施用”的结论[11]。贵州省农业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联度较高，对粮食产量影响也比较大，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对粮食稳产和增产都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受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化肥投入在贵州省粮食生产方面的促进作用也必将逐步下降，因此一味地靠增加化肥施用量来增加粮食产量的做法并不可行，关键是要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
5）农业机械总动力（X2）是对贵州省粮食产量影响较大的又一因素。贵州省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之说，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喀斯特地貌比较明显，造成贵州山地比较多，土地比较小，并且高低不平，以至于大型农业机械在此不能使用，这也制约着贵州农业现代化的发展[12]。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贵州省特殊的农业地理条件，逐步推出了小型轻便的农机具，这使得贵州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1993―2012年，贵州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2.28万台提升到56.69万台，其中30马力以下的中小型机械增加25.6万台，占到全部增加量的57.64%。尤其是2008年以后，贵州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呈现出直线型增长趋势，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提升对促进贵州省粮食产量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产量预测
根据以上得到的模型Y=-7 136 218.23+ 5.25X1+0.76X2+4.37X4-5.08X7可以预测2013年和2014年贵州省的粮食产量，根据2013年贵州省农委的有关数据和《贵州省农业经济数据统计》（2013）等相关资料，可知该年的模型解释变量分别为：
X1=311.84 hm2，X2=59.85万台，X4=97.4万t，X7=36.92万hm2
把以上数据都带入模型，得到Y=1 207.11万t。查阅资料可知，2013年贵州省实际的粮食总产量为1 030.38万t，二者误差较小，可见该回归模型还是相当精确的，它完全可以用来表征贵州省的粮食生产情况。
通过对贵州省2013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实例计算，验证了该模型的准确性。下面用该模型预测2014年贵州省的粮食产量。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变动，这里姑且认为粮食播种面积相较2013年没有出现变化，即仍为X1=311.84 hm2；由于自2008年以来贵州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呈现线型趋势，年均增幅为5.57%，本研究仍以这一增速来大体估算2014年贵州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情况，估算结果为X2=63.19万台；在估算2014年贵州省的农业化肥施用量时，本研究取1993―2012年这20年间化肥施用量的年均增速来作为2014年相比2013年的化肥施用量增幅，由此计算得X4=107.52万t；由于2008年以后一直到2013年贵州省农业自然灾害相比以往少发，2014年也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可以认为2014年仍处于这个自然灾害少发的局部时间段内。基于此，用2008―2013年5年间的年均受灾面积作为2014年农业成灾面积的估算值相对来说比较科学，这样得到X7=33.85万hm2。把以上各解释变量都带入模型，得到2014年贵州省粮食产量的预测值：
Y=-7 136 218.23+5.25×311.84+0.76×63.19+ 4.37×107.52-5.08×33.85=1 269.47（万t）
3 政策建议
3.1 加强耕地保护，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2012年贵州省政府1号文件要求要保证全省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423.3万hm2、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 150万t左右，为此必须进一步挖掘耕地潜力。近5年来，贵州省粮食播种面积一直保持在441万hm2至499万hm2之间，平均为475.8万hm2，总体粮食播种面积还算比较稳定[13]。粮食播种面积会受到诸如粮价、气候环境、耕地数量与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有确保粮食价格稳定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加强预测预警以减小气候环境对播种的影响，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减少非农建设对耕地的占用，提高耕地使用效率，才能维持可耕地红线，粮食种植面积才会有所保障。
3.2 加快农业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减少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要加快完善自然灾害预警预报系统，最大限度地攻克突发性农业自然灾害在预报方面的难关。可以考虑将地理信息系统中的遥感遥测技术引入到自然灾害监测中，提高预报精度。要加快贵州省防汛抗旱领导办公室的职能建设，对灾后农业减灾工作开展专业指导、对口援助，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产量损失。另一方面，还要深化贵州省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农业自然灾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有的放矢、全面规划、综合防治，才能有效减少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3.3 改革现有耕地制度，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力
目前贵州省耕地的使用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①省政府和各下级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上目标不一致。省政府更注重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全省的粮食生产与安全，地方政府更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而不太关注对耕地的保护和永续利用。②贵州全省耕地规模化经营水平很低，不利于提高粮食生产效率[14]。针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果断改革现有耕地制度，可考虑通过耕地有效保护和地方政府政绩挂钩来规范其非理性的供地行为；要提高土地规模经营程度，通过立法立规为其提供法律保障，以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力，提高粮食产出效益。
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粮食单产
在可用耕地面积有限、粮食播种面积也不可能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贵州省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必须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2006―2012年6年间，贵州省粮食单产平均值为268 kg，而同期全国粮食单产平均值为312 kg，是贵州省的1.16倍，由此可以看出，贵州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依旧很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要想提高粮食单产，就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具体可以考虑选育适合贵州省的优良粮食作物生长品种，提高生物技术应用能力，扩大应用范围，研制绿色新型肥料，改善施肥结构，提高肥料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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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余秋雨在故乡为袁隆平“引路”
以“弘扬河姆渡文化、彰显新余姚魅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滨隆重举行。在此之前获悉主办方将安排“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起纵论河姆渡文化。我与秋雨马兰夫妇一起去其乡下老家的途中谈及“文化学者与水稻之父河姆渡论道”这个题目时,秋公则认为:“袁隆平先生来我们的家乡河姆渡论道还是论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来才是真正的大事。因为河姆渡是人类稻作栽培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层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让余秋雨深深感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几位代表以及不少国内外农业专家都参加了,最感动的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我从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间,看到了一个环绕着稻作栽培的“生态链接圈”。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首尾相衔。正是在这种首尾相衔的大圆圈中间,站立着一个安详的中国。
26日下午2点半,我与秋雨教授同车赶到河姆渡酒店,他将与袁隆平院士一起参加以“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记者招待会。在与100多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前,余秋雨教授拜会了年届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电视中的文化讲述,余秋雨认为他们可以谈得很深,他发现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过人文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主办者介绍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以后,余秋雨首先声明,“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当代神农氏袁隆平院士,我这次从香港临时赶回老家就是为了来陪同我们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为余姚人来为袁先生引路的。”对于袁隆平的到来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认为余姚作为一个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来了“中国当代、世界当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为袁隆平做一个“敲锣打鼓开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会给袁隆平颁奖”
余秋雨说:“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其实是个农耕专家。今天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给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做出贡献的人颁奖,会有哪几个人呢?”余秋雨认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个人:“第一个接受炎帝颁奖的应该是黄帝,黄帝发明了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个则是李冰,他建设了都江堰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个应该被颁奖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写出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他的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堪称精华;第四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稻和超级稻解决了咱们中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炎帝被认为是古文明的象征,农耕文明的始祖,他应该有资格给历史上最有作为农业专家颁奖。袁先生接受炎帝的奖当之无愧,他和历史上三个农业伟人相比毫不逊色。”
余秋雨话音刚落,台下掌声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连声说:“过奖,过奖!”余秋雨亲切地称呼袁隆平是“地头当代神农”时,袁隆平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人们免受饥饿的困扰,他的成就无可争议,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余秋雨补充说:“余姚先贤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论,而袁隆平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这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围绕河姆渡稻作文明,从科学、文化、历史等角度展开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对话,是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华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说,一个古迹的发现,以最快速度进入我们中学教科书,就是河姆渡。过去要进入中学教科书或者是常识学的教科书里面,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只有河姆渡,发现以后没几年就进入了中国所有的最低年级教科书,也进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级的教科书。这就是河姆渡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说,世界一般公认的标准为文字、城邑、青铜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史前就做好了准备,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准备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从神农氏、炎帝、黄帝连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动当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赞成北京大学的一位严教授,他讲我们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要充分重视稻作文明,在普及这种文明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按照严教授的说法,两河文明提供了小麦文明,黄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长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态奠基,是河姆渡。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认为,河姆渡文化改变了人类的史观。过去国外有欧洲中心论,中国有黄河中心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这些论断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遗址告诉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随后发掘的田螺山遗址,也是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延续,而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把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的宫廷中心论,逐渐地转化成生态中心论。老百姓的生活、吃饭穿衣,这些民生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随着历史观的变化,河姆渡文化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类正在面对一种新的史观――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关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种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则带来一个重大的启发。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当时还没有结束,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体记者,到今天,考古学家认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需要传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视,对稻谷进行挖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一件黄帝衣服的发现。
河姆渡的“生态文化”至关重要
余秋雨在谈到河姆渡文化时,强调了“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是最大的文化。余姚为什么会出现河姆渡文化,与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的生态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的条件,并造就了这块平原一直能欣欣向荣。也许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着我们今天喜欢吃的霉干菜蒸肉,还有余姚的杨梅,杨梅节做的就是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文化,再联系到余姚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组合起来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产品时,首先要把生态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历史文化,而不是过度强调文本文化、历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杨梅,品尝杨梅最好的时间也不过在一周左右。同样,在日本,樱花的最佳观赏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为了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来到日本赏花,而提前半年预订机票和旅店。余姚的杨梅是否能受到这样的恩宠呢?余姚的杨梅节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樱花节一样红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同杨梅一样,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运筹帷幄、善于吆喝。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势下,再好的东西,不会吆喝,没有系统的品牌化经营运作,未必能够妇孺皆知,享誉全球。事实上,很多文化现象的发掘和保护都需要时间,三星堆遗址、赤峰的红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宁波要将河姆渡文化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保护,”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人来自何处,又迁移到何处,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余秋雨认为,各种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专家认为,河姆渡人从浙西山区迁移而来,问题是浙江西部的人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等待着考古发现。但河姆渡人后来去了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余姚这个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没,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战,河姆渡人只能迁往内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沿海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咸水使水稻无法存活,这对文明是毁灭性的。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还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学家说河姆渡人远航去了,我看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岛屿上,对岛屿上的人进行DNA测试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们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说,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众多古圣先贤,经济发展超过了文化软实力。如何打好文化与旅游牌?余秋雨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迹文化和古圣先贤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生态文化也不容忽视。余秋雨举例说,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古迹,只有海水、沙滩、帆船,但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把过去纸面上的历史文化当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态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谈梦:稻穗下可乘凉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个梦想:我种的杂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就在稻穗下乘凉。”年届八旬童心未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以稻作文化闻名于世的浙东名邑余姚,显得有点激动。在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论坛上,他信心满怀地说,“超级稻不仅可以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还能让全国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龙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别紧,一大早我趁他参加会议之前在他的1706房间做了访谈,并为袁先生拍摄了一组肖像。平时在田间地头“不修边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时候腰杆笔挺,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诉记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演讲后,要马上飞往长沙接见一位专程来拜会他的非洲总统,商量在那里的水稻杂交问题。在讲到河姆渡文化时,他认为河姆渡的先民是农业科技的先驱,他们的发现和尝试开拓了人类的稻作文明史,也证明了余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源地。我们选择余姚来讨论水稻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表示,目前全世界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对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找到有效的途径,并祝愿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能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在头一天的专家纵论河姆渡文化的活动上,袁先生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发现、粮食转基因问题等方面的现场解答,都显出一种宏观而又真诚的科学态度。袁先生说:“前几天,我用超级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业家,没想到平时米饭吃得很少的他,竟然连吃了两大碗,而且吃完后还要求打包。”袁隆平用这个例子,风趣地阐述他的“高产和优质是可以统一”的理论。
目前,袁隆平领导下的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可达800公斤,他正在为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奋斗。袁隆平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所晚了7年,但现在,我们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则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身体好,一点也不服老。如果身体允许,80岁以后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过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河姆渡稻谷有杂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甚至连稻谷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见。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
有记者把河姆渡的稻谷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胆假设当年出土的稻谷还能存活,您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备您当年发现的‘野稗’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是否有杂交的可能性?”
“我也听说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挖掘出来时还是黄色的,如果它们还有生命力的话,把它们的基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为稻研究服务。”袁隆平笑了笑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从理论上来说,河姆渡稻谷同样具备杂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国、印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发现;紧接着是在印度,印度人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现在又有新发现,把水稻种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县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水稻,说是有12000年,水稻种植的起源还真没办法确定。在河姆渡发现的稻谷层有一米多厚,说明7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有规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这是无争的事实。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业种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走进农耕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河姆渡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惠农补贴政策还要改进,
应该以产量而不是田亩数来实施补贴”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口味、营养,有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和提高,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说,过去有这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高产就是优质,优质就是高产。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高产与优质,是矛盾,但不是对立的矛盾。我们通过培育、通过研究,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产量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要高产也要优质。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是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当然,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举了一个香港吴先生的例子,他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会请他们吃吃培育出来的稻谷。有四位来自香港的比较注重身材保养,平时就餐不吃米饭的女士,一餐饭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吴的男士,则强烈要求打包米饭。说完大家都乐了,从而也明白了亩产量大的稻谷也同样好吃、高产和优质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总的来讲,第一要保证18亿亩的红线,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粮食安全就有问题。第二,要给农民更多的种粮优惠政策。现在国家已经给了一些惠农政策,力度还不够,在这方面补贴的方式还要改进。以田亩来补贴种粮的农民,这样来做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种好种坏,反正是按田亩数来补贴,种粮的积极性就不高。
袁隆平认为应该以产量来补贴农民。他说,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会因为粮价引起物价上扬。政府用1000个亿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以产量来补贴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将有利于种粮的发展。产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积极性高了,这样也会有利于种粮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补贴的方式要改进"。
“争取90岁时实现亩产1000公斤”
袁隆平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年逾古稀的他思路异常清晰,“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第三世界。现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都种杂交水稻。美国也种了,产量比他们自己的品种还高,现在每年要给中国技术转让费,对美国必须讲明这个道理,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优惠!”
篇9
关键词：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时空变异；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27-06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在面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建设活动占用大量耕地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人口一耕地一粮食之间构成的这一耦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转型，协调未来人口、耕地资源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陆汝成结合基于熵值法的协调度函数模型对广西崇左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曹堪宏等利用空间耦合模型与动态耦合模型来研究广州市和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状态和规律，并对其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评价：部分研究者还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度来识别区域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还有的研究者以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系统相关因子模型等对人口-耕地-粮食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等。
综观以上文献，众多学者主要是从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且多是采用相关分析和基于专家咨询法和熵值法的协调模型，而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研究事物之间协调关系的实例较少：很多学者专注于研究特定区域内两对象之间动态发展变化的耦合状态和规律，却很少基于某一时间段，研究区域不同事物发展变化中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异。本研究旨在将人口、耕地和粮食的协调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和粮食系统的协调度，研究分析各区域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产生原因，以期为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河北省位于东经113°11′-119°45′，北纬36°05′-42°37′之间，总面积18.85万km2，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地貌类型齐全，内环京津。东临渤海。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到2011年末，河北省的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7241万人，位居全国第六位。近年来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得到了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原因，人口总数将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河北省2011年末耕地面积为584.05万hm2。河北省耕地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且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壤受侵蚀、沙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等危害的耕地面积仍占不少比例，同时河北省面临着耕地资源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相对不足，耕地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土壤污染等难题：河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种类较多，如小麦、玉米、水稻、大豆、谷子、高粱、甘薯、马铃薯等。但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玉米，从播种面积看。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总播种面积的85.5%，这两种作物的总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0%，但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等。河北省的粮食生产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人口与耕地逆向发展条件下，研究人口-耕地-粮食三者之间发展的协调关系对于维持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保障粮食安全，调控耕地资源数量以及推动河北省农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步骤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研究的基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遵循重点性、整体性、层次性、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河北省实际。以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三个方面作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指标层方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原则，选取贡献程度较高的13个指标作为评价因子，建立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的标准化
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的量纲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1）
式中。P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Ximin为指标的原始数据最小值；Ximax为指标的原始数据最大值。具有正效应的指标，其值越大对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发展越有利：相反。具有负效应的指标，其值越大越不利于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发展。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除化肥施用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末总人口数外。其他均为正效应的指标。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协调度评价中具体指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步骤如下。
在将评价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基础上，分别构造判断矩阵确定人口-耕地-粮食评价系统的权重。构造的判断矩阵为：
式中，aij表示因素ai（i=1，2，…，n）对aj（i=1，2，…，n）的相对重要程度值，aij的取值见表1。
假设人口-耕地-粮食系统评价总体目标为A，由于人口-耕地-粮食系统中三者重要性对于研究三者的协调关系同等重要，故相对于总体目标而言，这里认为准则层目标B的三者之间同等重要。
通过计算得出准则层目标B三者之间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0.3333，0.3333，0.3333]T即评价指标B1、B2、B3的权重值分别为0.3333、0.3333、0.3333，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3，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需要将一致性指标（CI）与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进行比较。其中CI=（λmax-n）/（n-1）=0，RI=0.58，一致性比例CR=CI/RI=0，说明上述判断矩阵有完全的一致性，
通过层次分析法依次确定评价体系指标层的权重，结果见表2。
2.4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函数的建立
协调发展是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一种处于良性循环发展态势水平的过程，反映的是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程度。协调度则是对其协调状况好坏程度进行度量的定量指标。根据协调度的定义，设{x1，x2，…，xi}、{y1，y2，…，yj}、{z1，z2，…，zk}分别描述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其中，i=1，2，3；j=1，2，…7；k=1，2，3。xi、yj、zk分别表示上述三者的评价指标。评价函数分别为：
式中：xi'、yj'、zk'分别为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的标准化值，ωi、ωj、ωk分别为人口发展变化综合指数、耕地资源利用变化综合指数和粮食生产综合指数的权重，要达到人口和耕地数量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则，f（x）、g（y）与h（z）的离差系数应当越小越好，而使离差系数越小越好的充要条件是C'，越大越好。
C'=f（x）・g（y）・h（z）/（f（x）+g（y）+h（z）/3）3 （4）
根据上式，为使计算出的协调度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参考王欣等的相关研究，定义人口一耕地一粮食协调度C的计算公式为：
C={f（x）・g（y）・h（z）・（f（x）+g（y）+h（z）/3）-3）λ （5）
式中：λ（λ≥2）为调节系数，因为系统为三者的协调关系，所以取λ=3。
2.5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等级的划分
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各子系统交互胁迫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发展因素与限制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过程。本研究采用分布函数法拟定协调度的等级划分（表3）。
2.6 数据来源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关系研究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2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11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研究范围为河北省，包括其下属的11个地级市，土地总面积为18.77万km2。
3 结果与分析
3.1 评价结果
利用数据标准化公式、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函数进行评价计算，求得2000-2011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协调度C值，如表4所示。
3.2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时空变异分析
3.2.1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发展水平的年度变化分析
1）由表4和图1（各市柱状图从左至右依次代表2000-2011年）分析可知，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保定、衡水、邢台和邯郸的协调度C值呈“降低增高降低增高”的“W”型起伏变化，且大体呈现出基期、终期持平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协调度C值在2000-2003年呈下降趋势，其中石家庄下降幅度最大，由2000年的0.9621降至2003年的0.0010.2003年后协调度C值又开始急剧回升，其中唐山增幅最大，2004-2007年间变化不大，2008年又出现一个低谷，2009-2011年呈小幅下降态势：在协调度等级上，2000-2003年间除张家口协调度由比较协调降为基本协调外，协调度等级均由高度协调降至极不协调，2004-2007年，协调度等级均维持在比较协调水平，2008年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9-2011年间，协调度等级又以比较协调为主。
2）承德、秦皇岛、廊坊和沧州的协调度C值总体表现出“增高降低增高降低增高降低”的连续起伏变化特点。协调度C值在2000-2002年呈增长趋势。2003年跌至低谷，其中廊坊降幅最大，由2000年的0.7345降至2003年的0.0010。2004-2007期间，C值呈小幅下降趋势，2008年C值又跌至低谷，2009-2011年呈小幅下降态势：在协调度等级上，2000-2001年间，协调度等级均上升为高度协调等级，2002-2003年，协调水平又急剧降为极不协调状态。2004-2007年，协调度等级主要维持在比较协调水平，2008年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9-2011年间。协调度等级又以比较协调为主。
3）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在2003和2008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两个年份河北省11个地级市协调度C值平均分别为0.1521和0.0504，为评价期内最低的两个年份。2003年平均协调度C值低主要是因为2002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在河北省全面开展，退耕还林面积达16.67万hm2。粮食产量（2712.37万t）、人均粮食产量（418.68kg）、粮食耕种面积（573.59万hm2）与其他年份相比最低。其中石家庄市2003年C值下降幅度最大，由2002年的0.4284降至2003年的0.0010。主要原因是2003年石家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3‰。但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上年分别下降3.67%、4.36%和2.13%，耕地人口密度增大，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等使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的发展关系恶化：2008年同样出现一个协调关系的低谷，较上一年度降幅均达到86.86%以上。这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乡村从业人员回乡，致使乡村地区人口增加，耕地人口密度增大。粮食需求量上升，加剧了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系统发展关系的恶化，其中衡水市2008年C值降幅最大，较2007年降低98.42%。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衡水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61‰，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56.39万hm2，较上一年度下降2.14%。
4）河北省各市的协调关系年度变化呈现出稳定性较低、协调关系脆弱的特点。从年度变化幅度大小分析可知，保定市协调关系年度变化最不稳定。标准偏差达到0.3267，紧随其后的是衡水和沧州，标准偏差也分别达到0.3041和0.3020：张家口的年度变化相对而言最为稳定，标准偏差为0.2331。
3.2.2 河北省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的区域差异，选取基期年2000年、终期2011年及两个中间时点2004年和2008年4个时间点，利用GIS技术，绘制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空间分布图（图2），对其变化进行分析。
1）从空间分布来看，11个地级市协调度C值呈现出低水平协调和较高水平协调交错演替，地区差异性不明显等特点。2000年承德和秦皇岛位于不协调等级水平，沧州和邯郸处于基本协调水平，张家口、廊坊和邢台协调等级为比较协调水平，石家庄、唐山和衡水为高度协调水平：2004年期间整个河北省以比较协调和高度协调水平为主：2008年河北省各市人口-耕地-粮食关系普遍极不协调：而2011年又重新回到比较协调的水平。
2）由图2可知，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度C值高低在地域上呈不规则分布，协调关系的好坏与地理位置无明显联系。人口-耕地-粮食协调关系脆弱，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协调关系不稳定。
4 小结与讨论
4.1 小结
本研究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耕地-粮食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各地区协调度C值并未严格地以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规律发展变化，而是呈现出波状起伏的变化态势：⑦协调度C值呈现出低水平协调和较高水平协调等级交错演替的特点，稳定性较低：③协调度C值大小在地域上差异不明显，且呈不规则分布。
4.2 讨论
1）本研究根据河北省实际情况，在选取有代表性的13个评价指标基础上，利用协调度函数模型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情况，因地制宜地选取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有利于获得更符合研究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价结果，但会牺牲区域间的可比性。两者如何兼顾值得探讨。
篇10
当前，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双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从工业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611美元，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1.8％，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据对147个国家和地区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呈现出“倒U型”变化。当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时，工业化加快推进，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当人均GNI处于5000～100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工业化着重是提升质量；当人均GNI超过10000美元时，进入逆工业化时期，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就河南省而言，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
从城镇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38.8％，比全国平均水平49.7％低10.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30％～50％的区间为加速推进时期，而50％～70％为减速推进时期。河南省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区间。这表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加速推进的“双加速”时期。尤其是，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预计会更快。
在这种“双加速”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容易与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产生冲突，从而造成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的局面。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些地区过去也曾经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吞食着大片农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粮食生产呈现萎缩状态，农业现代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1978年到2010年，浙江和广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63.3％和50.1％，粮食产量则分别下降了47.5％和12.8％。目前，广东、浙江等地已由过去的粮食主产区转变为粮食主销区，而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该认真吸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验教训，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新路子。这种“三化”协调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河南的省情，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化”协调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互动融合、协同发展。一是“三化”同步推进。即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使三者的速度、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三化”互动融合。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绿色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三化”互动、融合发展。三是“三化”协同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构建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以绿色城镇化为引领，建设产业集聚区，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为工业化提供空间载体；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基础保障。在“双加速”条件下，推进“三化”协调着重要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为支撑、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生产效率高、注重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共享工业化成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对中原经济区而言，重点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导区，为中原崛起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支撑中部崛起、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国家级新增长极。目前，河南省已经确定建设180个产业集聚区。今后重点是引导人口和产业协同集聚，向有条件的城镇和产业集聚区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区向园区化、特色化、集群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其次，加快推进绿色城镇化。河南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人口转移压力大，耕地保护任务重。因此，河南省的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集约开发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充分发挥郑州的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使之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二是推动郑汴同城化和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构建面向城市群一体化的主导优势产业链，培育群体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城乡一体、互动融合、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三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要按照城市的标准加强小城镇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业支撑，促使其向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第三，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首先要确保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全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除了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外，还应配套抓好粮食储备、中转、交易和金融等环节，将河南建设成为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和交易中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一批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
第四，搞好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步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难度大、任务重，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重点是围绕“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三化”协调的新型体制机制，如工农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耕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将河南省建设成为全国“三化”协调的示范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经验，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 王永苏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初中期，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河南全省看，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偏前阶段，发展工业仍然是多数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当今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与城镇化分离的农村工业化，而是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工业化，是以城镇为依托，以工业集聚区为载体，以特色产业集群和基地为目标，以新城区为方向的工业化。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工业化水平决定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水平。工业为农业提供农机、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依靠工业，现代设施农业就更离不开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在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的条件下粮食产量持续提高，粮食亩产从过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如果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到能够把大量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田，我国的粮食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城镇化同样有利于粮食安全。城镇化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改革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农业投入，也促进了农村耕地承包权的流转，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强化了农民的种粮倾向，显然比把农民局限在农村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必须树立系统的粮食安全观。从全局和长期看，重视和确保粮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对立起来，以粮食安全为理由阻碍、迟滞工业化城市化的观点、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粮食安全状况却远远好于强调“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充分说明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取决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本身，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与粮食风险负相关。我国的粮食问题，主要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太低，补农带乡的能力太弱，农民向城市转移太少、太慢，农业规模太小。因此，必须在保障基本农田、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同时加大财政特别是中央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补农带乡的长效机制。
三、加快经济发展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础弱，人均水平低。虽然经济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从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经济规模不大的问题仍很突出。河南经济结构不优、发展方式粗放、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加快发展与加快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谋转变，以转变促发展，坚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四、加快城镇化与防治“城市病”的关系
并不是加快城镇化必然产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建设投入太少，导致了“城市病”。城镇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载体，加快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基础工程来抓，大幅度提高城镇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镇化统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镇化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产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发展太快了，需要降下来，而是我们规划建设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须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尽快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用改革开放发展的办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五、保证建设用地与保障耕地红线的关系
“三化”协调的根本要求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耕地面积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其中耕地不减少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因此，在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就成为三化协调的关键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村改革还不到位，有利于农民转让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导致进城农民工不愿意转让农村宅基地，加上农村土地整治复耕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从而影响农村土地复耕。因此，必须确立动态的耕地红线观，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乡耕地的占补平衡机制。
(作者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大“三化”协调发展先行
先试力度 喻新安
一、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构建起“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等手段，阻止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外流，实现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由单向转向双向、由不对称转向对称、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进一步催生农业农村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二要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要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担保和保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国资金、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和聚集，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促进城乡市场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要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建设，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切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坚持走内涵挖潜和集约节约用地的路子。主要通过编制实施农村土地整治规划、规范推进村庄整治和改进农用地整治项目管理、健全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加强土地供应政策调控、推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集约利用、加大闲置建设用地清理处置以及强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管控等措施，健全农村土地整治、节约集约用地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二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制度创新。抓好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三要稳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内，省政府可以调控各市土地年度利用计划；探索建立重点建设项目省域内跨区域补偿耕地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土地开发整理多元投入机制；构建以保护农民权益和推进农村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动态调控管理机制。
三、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加快城镇化步伐。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实现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二三产业分流，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永久性劳动者。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包括把县城建设成为中等城市，这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使之成为农村的集贸中心、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取消户籍城乡分置制度，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实行“两衔接”“两置换”，鼓励农民进城，即探索建立城乡对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上交农村承包地的，置换为城镇养老保险，为其计算一定时限的城镇养老保险交费；对上交宅基地的农村居民，置换为城镇住房，奖励其一定的城镇住房面积。三要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机制。建立规范、功能齐全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培育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连结起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
四、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优化政府结构和行政层级。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二要加快推行省直管县(市)改革。科学合理划分省与市县的职责权限边界，确保政府履行职能准确完整到位。三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自查、督查和社会评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重大决策后评估制度，严格行政问责，严肃责任追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 耿明斋
一、何为新型城镇化
要知道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镇化。旧的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开放及要素自由流动式，大致上说，这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路径；二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封闭及要素行政配置式，这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为代表；三是市场化进程中无序拓展式，这以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镇化模式为代表。这里要多说一句，为什么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是无序拓展的?因为这些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发展时，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尚未被打破，农民自己办的工业企业进不了城，不得不在村上镇上聚集，人口和相应的服务业也在这些村上镇上聚集，村镇随之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小城镇连片对接就使得这些大大小小具有城市形态的区域单元填满了整个空间，但却没有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因此也没有强大的中心城区和完整的城市功能。
相对于上述三种旧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就容易弄清楚了。大致上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规划的，即根据人口空间迁徙的基本趋势确定城市建设的地点、类型与规模；二是开放的；三是集约的。
二、何谓“引领”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引领”的含义。
一是城镇化是三化协调发展的“结”和“扣”，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城镇化上。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项目落地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城市来提供，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先解开城镇化这个“结”和“扣”。
二是走在前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和源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也是提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实际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先后次序是分阶段的。在现代化初期，工业化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进人中期以后，城镇化就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河南目前的情况来说，城镇化需要走在前面，不仅是工业化已到了中期阶段，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都与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先行的城镇化，工业化很难向前推进了。就技术条件来说，现在的工业项目需要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来支撑，所以需要依托功能更完善的城市来发展。就制度条件来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硬约束已经不允许你随便在什么地方建工厂了，必须依托城市。
三是把滞后的补上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河南也不例外。除了城市建设水平低、功能弱之外，最典型的表现是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批农民的就业非农化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也基本城市化了，但农民的身份却没有改变，没有真正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成为候鸟族，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现象，河南这样的农民工就有2000多万。这不仅影响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率，也与现代化的初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提出城镇化引领，有助于推动这些滞后的问题尽快解决。
三、如何“引领”
我认为，“引领”就是要着力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让农民“进得去”，就是要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进城农民真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二是要让农民“出得来”，就是要大规模推动农民进城，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城中村、城边村、被产业聚集区涵盖的村和其他有产业支撑区域的村城镇化改造的力度，实现整村城镇化。同时也要探索推动一般农区单户居民向城镇迁徙的条件和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一定要把农民在农村原有的利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完整地留给农民，推动农民进城不能以剥夺农民的权益和利益为代价。
四、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如何设定?也是回答城镇化如何引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就中原经济区全局来说，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自本世纪初开始谋划中原崛起战略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城市板块划分
及发展定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省域内区域发展之间潜存的矛盾也时不时地会浮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政策争议的焦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谋划逻辑上似乎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通过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把省辖18城市都放到一个平台上，然后再来重新界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原城市群的范围也被重新审视，提出了中原城市群至少包含18城市的概念。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全域范围内科学地界定和划分城市板块。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为该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首先，《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郑汴一体化和郑洛工业走廊为轴，南北向紧密联结许昌、焦作、新乡3市，成为城市密集区，这实际上就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的概念。其次，是对差不多每个省辖市在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上都给了说法。循着这个思路，我认为，整个省域内的城市版块结构应该如此划分：即郑汴洛焦新许核心板块、安濮鹤豫北板块、洛平济三豫西板块、商周驻信漯豫东南板块和南阳豫西南板块。周边四板块各自自成中心，又与中央板块呼应互动，就会形成分工明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共享、功能互补、产业互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性发展局面。同时，周边四大板块又可以通过与各自相邻的省外区域紧密连结，形成共享和互补互动的发展关系，将中原经济区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对接，使中原经济区融入到整个全国的发展格局中来，获得更多的外部助力。
(作者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的区域政策导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思路 李小建
一、省内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标志着新的区域政策导向
近5年来，全国有30多个省内区域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这些区域所在的省区，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发展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国的区域政策基本上以省际大尺度为单元。区域经济政策主要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促进具有共性的大区域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对省内区域的关注，隐含着中国区域政策的小尺度区域化，从而使区域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国家针对各个区域的特殊问题和优势特点，出台具体的政策，更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区域多样化非常突出的大国的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
1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更好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与其相关，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他环境需求。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对一发展阶段区域非常适宜的政策，对另一发展阶段的区域就不那么适宜了。针对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从而更好的体现区域公平
2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有利于各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区域发展的最优设计，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针对这种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
3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利于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客观存在。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地区处于较为落后状态。有些落后地区覆盖较大区域，较多落后地区并不连片。如在东部发达地区中也有落后地区，甚至东部沿海地区内的区域差异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更大。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考虑落后地区的发展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就十分关注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比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在山区由于交通困难、信息不畅、资源贫乏等原因，造成连片贫困区，可以通过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措施来解决发展问题。还可研究通过加强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等。
4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针对性解决特殊地区的问题。特殊问题地区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地区、粮食主产区、城乡一体化区、民族地区等。应该针对这些相关地区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进行凝练，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事实上，有些特殊问题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这些区域实际上承担了应该有更多的区域承担的负担。譬如，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地区原有产业萎缩，职工下岗，并可能出现如矿区沉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粮食主产区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为国家生态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农产品所固有的社会公益性，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迟缓。较小的区域政策，可针对这些区域的特殊性，给予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侧面。比较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然协调地发展，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工业化本身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积累反脯农业，两者相伴而生。两者的发展自然导致城市化，因为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后，人口就业主要是在工业和第三产业，居住地也主要是在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多数证明了这种同步现象。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呈现特殊的不同步发展?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的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二是中国实行特殊的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这就使得其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由于大量的人口仍然滞留于农村，人均的农业资源占有量远远不能适应规模经营的需要，使得农业现代化非常困难，再加上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农业，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远远滞后，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化”不协调现象。
解决“三化”不协调问题，可从多方面人手。以下从村镇格局调整和建设谈点思路。
中国当前各地农村居民点具有不同的格局，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分散为主。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居住环境要求的角度，从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角度，从各种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角度考虑，这种居住格局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居住的适宜性与耕作适宜性之间的倒置。从人们当前的居住需求看，地势稍高点的地方居住适宜性更好。但是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是农民大多居住于平地和谷地，耕作则爬山坡。这种状况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居住适宜性和耕作适宜性的倒置。但在先规划后发展的地区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景观。人们的居住地和乡村聚落在山坡上，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农业耕作。如果将这种土地利用结构引入我国农村地区，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人居用地和耕种用地的矛盾。
二是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基础设施规模门槛之间的矛盾。当前农村居民点大多呈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但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备都具有的规模门槛，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么没有基础设施，要么基础设施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一些地方要么没有学校要么有学校没有学生，医疗设施的配备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农村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医院、学校、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备形成矛盾。
三是农村居民点功能与农业专业化生产要求的矛盾。当前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必然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发展。如果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格局，一些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也正是要改变聚落分布、增加聚落规模，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必须要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