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参考文献：

［1］M.C McGuire. Defens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13-43．

［2］F.W. Hirs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 Dent & Sons Ltd，1914.

［3］A.C.Pigo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acMillan and Co，1940.

［4］K. Hartley and T.Sandler.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M］.Newyork，USA：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B.V，1995.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9．

［6］Milton Friedman .Why not a volunteer army? In Sol Tax， ed.， The Draft［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0-207.

［7］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8］W. Lee Hansen， Burton A. Weisbrod. Economics of the Military Draf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7.81（3）：395-421.

［9］J.C.Miller.Why the Draft? The Case for a Volunteer Army［M］.Baltimore，USA：PenguinBooks. 1968.

［10］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11］Stuart H.Altman， Robert J. Barro. Officer Supply―The Impact of Pay， the Draft， and the Vietnam War［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61（4）：649-664.

［12］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373．

［13］John J. Siegfried. Better Living Through Economics ［M］. US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254．

［14］T Ross.Raising an Army：A Positive Theory of Military Recruitment［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94.37（1）：101-131.

［15］Edgar K.Browning.On the Marginal Welfare Cost of Tax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1）：11-23.

［16］John T. Warner， Beth J. Asch.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2）：169-192.

［17］Curtis J. Simon， John T. Warner. Managing the All-Volunteer Force in A Time of War.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2007. 2（1）：20-29.

［18］Milton Friedman. Discussion：Recruitment of Manpower Solely by Voluntary Means， in Sol Tax， ed.， The Draft：A Handbook of Facts and Alternatives［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3- 204.

［19］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20］Walter Y. Oi.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39-62.

［21］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22］Benjamin P. Klotz.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5）：970-978.

［23］Dwight R.Lee， Richard B.McKenzie.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 Volunteer Army［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2.58（3）：644-654.

［24］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347-398．

［25］John T. Warner， Sebastian Negrusa. 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05.16（2）：83100.

［26］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2）：169-192.

［27］严剑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亟需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对象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把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正是适应政治经济学现代定位需要的科学选择。

（一）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时间定位

1.利益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的永恒追求

人类活动是紧紧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的追求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人的交往还是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利益的创造和获取，人类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经济学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利益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

当前，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离开了发展，就失去了尊严和地位。因此，各国都把发展作为本国的第一要务。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将是各个国家追求的必然主题。政治经济学要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王冠地位，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和揭示利益的创造、分配规律，不仅尊重了人类的根本追求，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

（二）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定位

1.从现实国情看，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改革，目的都是通过利益的重新协调，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焦点也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仍然是构建利益协调的社会。

2.从国际背景看，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展经济的制度、方法和政策上，各国相互借鉴，表现出了很强的趋同性。现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如空间开发、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研究，携手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寻找共同发展。

（三）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定位从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逐步发展到了知识经济阶段。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突出，非物质产品在生活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享受闲暇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代经济的主体也随之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知识产品、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等开始替代物质资源要素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决定作用，科学、教育、卫生、生态等一大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门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经济关系、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保持传统经济学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研究阵地，又可以把非物质的利益生产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从而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科学性。

（四）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经济活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人。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研究，而是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关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而能把各个学科联系在一起，能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全面反映政治经济学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对象只有利益。把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适应了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需要。

二、以调整研究对象为契机，重塑现代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

首先，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能够使政治经济学真正变成身边的经济学。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脱离了社会实际，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在科学研究中，由于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许多人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经济学，留下的人则专注于政策、对策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政治经济学被作为单纯的政治课教授，结果教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则可以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窘境，使之真正贴近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身边的经济学。

其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贯彻始终，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或者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或者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几个部分，但始终不能做到同一逻辑线索贯彻全篇，几个组成部分无法实现有机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被简单割裂，大大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用利益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极大的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再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彻底解决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矛盾。长期以来，人们重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却忽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西方经济学侧重资源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理论，无法沟通和协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尊重了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包含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强调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基础上分析其个性，可以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促进，彻底解决困惑研究和教学实践多年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完善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利益关系，研究主线是资源配置（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实现的最佳组织形式和途径，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这样，研究的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的有机联系，便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篇3

一、归纳演绎教学法

归纳演绎法是从一系列具体事例中提炼、归纳出抽象概念再解析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能够使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摒弃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的讲授法的弊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比如，在讲授商品概念时，作者不象有些老师那样一开始就抛出商品概念，然后解析其内涵。而是先列举一些事实，比如，农民种植的粮食、工人织的布等等，是劳动产品，如果是为了给家里人吃、穿用，不进行社会交换，我们称之为产品；如果是用于社会交换，给别人吃、穿用我们称之为商品。以此类推，从一系列事例中归纳出商品的定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演绎法进行解析，即商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其次是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为他人使用。因此，土地等自然物，可用于交换，但不是人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属于商品；为家人吃而做的馒头，为家人穿而织的布虽是劳动产品，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交换，因而也不属于商品。这样，通过归纳演绎法，就把商品概念讲得非常清楚。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在课前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展开讨论和讲解，最后进行总结并提炼出观点和见解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从现实问题和现象入手，提出抽象观点和见解，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是从实际到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教师选取、组织案例教学外，也可在相关理论讲完后，由教师引导、组织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设计案例，用以巩固所学基础理论，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的生产实践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积累，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政治经济的案例教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案例素材。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努力提升案例教学法的比重。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法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的教学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尴尬经济处境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为高校经管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但是两门课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教学中两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各教各的课，相互之间不发生关联。两门基础理论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当两门课针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作出不同解释时，学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通过运用比较法让学生明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不可互相代替“，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总体上，它们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共性都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成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内涵、阶级立场、研究对象、观点、目的与任务等方面。在涉及同一个知识点时，比如，关于利率，政治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决定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对此，只有运用比较法向学生讲述前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实质内容，后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表现形式，学生才不会无所适从。因此，运用比较法能够提升教学效果：一方面理清两门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理解，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四、微课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与逻辑性的理论学科，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教师应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可以通过建立班级邮箱、QQ群、微信等网络媒介形式对学生进行课前导学和课后复习巩固，激发学生自学。课前指导包括上传相关阅读书目，并将讲授内容的时代背景、教学目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提示。课后以问题答疑、个别辅导及学科前沿观点等形式巩固所学内容，还可以上传文体、音频课件，尤其可尝试微课教学法。微课教学法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针对教学活动中的相关知识点开展的简短、完整的在线视频教学活动。其基本特点，一是实用性，要求主题明确，围绕一个概念、术语、事件、问题等均可以进行讲解；二是简洁性，要求结构较紧凑、短小精悍，篇幅小、时间短，一般以两至十分钟为宜，只要把主题讲清即可；三是趣味性，要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以图片、文字、动画、视频、声音组合的“快餐式”课件模块形式，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法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能够解释、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学面世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困难与牵强，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中，也不断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挑战和质疑。比如，包括萨缪尔森、琼•罗宾逊在内的当代西方最知名经济学家均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暴力革命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国内，以茅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同样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在面对国内外经济学家质疑中，正陷入困境，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脱离的形象较为突出，许多授课教师仅满足于基本理论的介绍，既不热心搞科研，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缺少关注，也就谈不上向学生传授前沿观点。因此，教授政治经济学的高校教师负有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并在讲授基本理论时把学科前沿的相关研究观点及时传授给学生的学科使命。

六、结语

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课程建设 思考 实践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长江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政治经济学课程特色与支撑教学研究》（JY20111015）和长江大学2012年校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248-02

改革开放以来，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相对应，经济学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咄咄逼人的“经济学霸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却有不断边缘化的风险。其课时不断被削减甚至被取消，那么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过时了，根本不成其为科学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虽然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具体观点的确已经不适用于当下（事实上有哪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不受时代的限制呢？），虽然其研究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不断扩展与深化（事实上哪一种数学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呢？），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和核心结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例如政治经济学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远远重过对单纯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研究方法也更加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间的总体性而不是孤立的分析经济问题。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宿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要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尊重，关键还是要把课程自身的建设工作做好，做实，长江大学学院近十来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据此在实践中展开了如下四个方面较扎实的工作：

一、教学计划上——思想高度重视，课时充分保障

众所周知，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博大的思想体系。考虑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大学本科阶段已经基本停开，其很多内容事实上已经纳入到《政治经济学》课程，特别是其社会主义部分进行学习与讨论的事实，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如果思想上再不重视、课时上不保障，那么所谓系统、完整的传播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种支离破碎的理论的学习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很难履行其未来工作的基本使命。为此，2003年长江大学组建后，政法学院（现学院）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直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尽管在长江大学校内有一工部[一工部：全称“一年级教学工作部”，是长江大学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的基础教学和养成教育，建设优良学风和校风，于2006年5月成立的。学校从2006级大学本科学生（外语、体育、艺术学院学生除外）开始，实行“1+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一年级集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等基础课程，进行集中教学、集中管理。然后进入后三年的专业课学习。][1]改革、在政法学院内部也进行过政法大类培养的尝试，为此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也不断有所调整，但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要学习两个学期、一个学年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其总课时一直保持在102-119课时之间，总学分也一直稳定在6-7个学分之间，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哲学》课程一道属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时最多，学分最大的两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二、教学内容上——体系完整系统，观点开放多元

是由其立场、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也必须完整的统筹这三个方面。

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立场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他比别的经济学派别都要更加关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教学中强调这一立场就能够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好的区别开来，在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的当下也更能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与学习思考的兴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强调它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在教学计划中我们有意识的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和《哲学》课程安排在同一学年学习，这样就能使同学们用学到的哲学方法去分析经济现象，反过来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事实具体化哲学命题的内涵。例如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经济学判断离开了哲学中联系、发展的辩证法观点是无法深刻理解的，反过来货币产生的四个阶段的知识内容又会极大地充实与具体化同学们对“发展”这一抽象范畴的认识。

在教学内容体系方面，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比较繁琐，一般的教材都多达十数章，甚至二十多章，这样就会使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模糊了学生学习的焦点。为此，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把实际教学内容简化为一个导论外加八章，即：导论政治经济学概述；第一章商品经济；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第五章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七章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第八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这样的安排既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体系，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打破了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看似黑白分明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传统二分法，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看成是人类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总体努力的一种整体进程，同理市场与计划的优势与失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简优化教学体系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不断扩展实际的教学内容。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国内外新理论、新观点，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资本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也介绍科技进步、新教伦理、甚至个人的理财与生活方式对资本积累可能产生影响等开放多元的观点。其他例如在经济周期、全球化等内容上我们也尽量介绍各个学派的不同观点，拓宽了同学们的经济学视野。

三、教学方法上——教师真情投入，学生学讲并进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与观点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在教师那里才会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种信念。而只有当教师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成自己的一种坚守，他才会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用激情去感染学生，并由此以政治经济学内在的逻辑力量去征服学生。

在教师具体教学方法的使用上，我们也根据教学内容不断调整和转换，《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一学期的重点是要讲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难点是要培养同学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具有逻辑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一阶段更适合采取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方法——它看似“传统”但是却比“PPT”更能够保持教师教学内容的思维连贯性，在自由的讲述之间传达出政治经济学理论迷人的逻辑力量。当然，老师的灌输式教学法并不是单向的，我们还非常注重教学反馈，利用QQ群，短信，课后作业、课堂提问等方式随时发现同学们在学习中的困难与困惑，并且在第一时间给予及时解答。

《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二学期的教学重点是分析实际的中国经济问题，考虑到同学们在第一学期已经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所以第二学期的教学方法将由教师灌输为主转向强调师生教学互动，特别是抓好学生的讲课工作。在师生互动方面，第一我们开始采用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即教师上课只提出讲课要点与问题，同学们先分组讨论，最后再集中陈述各小组的基本结论。这种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对于锻炼同学们的教学组织能力，问题凝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帮助。第二就是学生讲课。在学生讲课组织上最大的风险就是仓促上阵，缺乏团队精神，老师偷懒，学生好玩，根本达不到以讲课促进教学的目的。在实践中，对此我们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

1）提前确定讲课内容。在第二学期一开学就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互不重复的15分钟讲课内容，并且明确自己的讲课时间，使他们及早进行充分的准备。

2）分组与小组预讲。正式的教学课时是有限而宝贵的，如果不经过预讲直接讲课，时间与效果肯定不好控制。为此，我们按10个左右同学为一组先分小组，然后在小组范围内先进行预讲，由小组成员相互检查讲义、课件，并点评预讲时的优点与改进意见。

3）正式的全班讲课。通过前面的细致安排，在全班范围内讲课时同学们对教学内容与时间的控制往往都比较到位与准确，在每一个同学讲课后，教师都要对其教案、多媒体课件，板书，语言表达、教态等问题提出简短的点评。

4）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为了确保各种教学方法取得实效，我们还注意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一直把班级规模控制在每班40人左右，这种规模使得老师讲课，开放式互动教学与学生讲课工作的效果都能够切实得到落实与保障。

通过高质量的学生讲课环节，我们同学的师范职业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与完善，在校级与全省的讲课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增强了其就业竞争能力。

四、课程建设上——三位一体推进，理论联系实际

在全球化与知识爆炸的时代，要使《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工作健康可持续，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三位一体观念，即：课堂是核心，教材是基础，网站是扩展。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抓好课堂教学始终是任何一门大学课程建设的核心工作，在这个环节上老师不全心教，学生不认真学，一切都是空话。同样一门课程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其教材应该体现出独特的针对性和一定的适用性，所以，我们在总结过去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201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这本自编的教材文笔生动，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我们自编教材的三个愿望，“1） 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注入人文的关怀与道德的考量。2）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与鲜活的生命。3） 给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留下想象的空间与讨论的时间。”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认同，教材使用近3年来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保证课堂教学水平与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课堂再好，总有下课的时候；教材再好，但是更新相对缓慢，在好的课堂与教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质量的 《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就变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今年开始我们把课程建设的重心开始转向网站建设，希望这个网站更新更快，互动更好，成为一个跨时空的、永不打下课铃声的云课堂。

学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于实践的高度重视，即真正有说服力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也始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环节。通过学生讲课抓师范能力建设；通过安排学生深入仙洪试验区调研，参观美的荆州工厂等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荆州工业发展的实际。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工作，就会使同学感觉到所学的东西有用，学会的东西不足，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释，这一切反过来又会转化成他们未来更大的学习兴趣与思考动力。

总之，成功是勤劳者的奖赏，宿命是无为者的辩白，实践证明只要真抓实干，在当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可以建设好的，它完全可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宿命”，仍然有可能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

篇5

第一，《政治经济学》教材无需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可以用上下册代替，上册可定名为经济原理，下册可定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而用经济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马克思从18刁刁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用了相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物资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作一些具体分析的话，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同时也就研究了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三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就研究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当然，这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问题，绝不能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如果将其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易于忽视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分析所得出的规律.易于使人们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从而把两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完全对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地方。其实，不仅马克思所阐述的商品货币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就连他所建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理论，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也是有意义的。其次，正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并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同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同列宁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的时代背景也大相径庭。如果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则易于使人产生“过时论”的看法。学习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想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

为什么不定名为社会主义部分，而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代替呢?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和规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是一种科学的预见。‘现在社会主义已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也存在着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经验，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还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具体条件不具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党的以来，我们党坚持了这一点，已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扩展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不能用传统体制模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不能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会表现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某些差别，我们把着眼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助于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有助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第二，在内容上，在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更应注意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在过去的教材中，可以说着眼点放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上，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更加明显。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不长，其本身的规律性还暴露得不充分，必然会影响人们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之过去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阐述，以至于显得苍白无力，只是几条干巴巴的规律，而且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论脱离实际，学而无用。这是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呢?譬如有人认为这与传统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有关。我认为这不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它的理解问题。

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本身就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关系的质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这包括不同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它的产生、发展的规律。其二，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而且又总是采取一定的具体形式，这种具体形式就是现在所说的经济体制。它既从属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在同样性质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因此，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必须研究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式即经济体制。其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经济的发展又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因此，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就离不开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观经济的运行，也包括宏观经济的调控。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关系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和抽象，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只注意到其对于经济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对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也仅限于本质的分析，忽视了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这是不利于对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后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特别是我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后，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问题，逐步有了认识，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中逐渐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深刻得多了，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应增加上述后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无论是在上册对经济理论的阐述，还是在下册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中，都应包括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

篇6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篇7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和训练学生从而达到一定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它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主流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对案例教学法的关注和研究较晚，政治经济学引入案例教学仍然处于试验阶段。案例教学则不同于传统教学，它是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要理念，通过真实情境或事件案例的演示，让学生透过这些真实案例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进而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案例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学生运用已学的知识和经验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解决问题。当前，案例教学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案例教学有传统教学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的课堂更多的是教师的课堂，学生参与的很少。而案例教学又称情境教学，教学过程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实践案例带学生进入到理论的情境之中，引导学生自主分析、思考。案例教学活化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在理解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更有利于教学相长。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的自主分析和教师对案例的点评，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与把握的同时也会促进教师更加深入的思考。传统教学则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很难做到较好的教学相长。

二、政治经济学应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忽视

案例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并且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方法，辅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案例教学法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案例教学的有效性明显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案例教学前学生必须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过多或一味的追求案例教学，这样做表面上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案例分析的理论基础，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经验，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是不少学生反映的“上课时觉得挺有意思，但下课后就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感觉很失落。一学期下来，回顾时想不起都学了些什么”。因此，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讲授教学之间的关系，开展案例教学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案例要精选

首先，围绕基本理论精选案例。案例的选取一定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不能让学生学习了案例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否则就会舍本逐末。毕竟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才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其次，贴近经济生活精选案例。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注重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因此，案例的选取要紧贴经济生活，精选热点案例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从地域上讲案例的选取最好是本地或国内的、身边的。比如讲到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市场水果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素材，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有一定的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不会只觉得政治经济学的枯燥无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三）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1.课余多收集素材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时时更新，不能一劳永逸。因此，就要在课余多收集与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相关的身边实例、热点话题、新闻报道等，并围绕教学要求与学生情况把这些素材整理成所需的案例。这样的案例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乐意听，教学目的才能达到，教学效果才能好。

2.课前多阅读案例作为教师，要能保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要想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那么自己就必须首先做好案例分析，否则就无法引导、启发学生。虽然很多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教师应尽可能对所有可能的分析方向深思熟虑，以便于解答学生在案例分析、讨论过程中的各种疑问。

3.课堂多鼓励引导在实施课堂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有意地创造一种良好的讨论氛围，同时借助于提问、反问、引起争论等多种方式使学生各抒己见，将讨论引向深入。要对积极发言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积极引导他们畅所欲言，对学生的一些片面或错误的见解不要急于给予否定，致使学生紧张难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于一些发言紧张的学生也要尽力消除他们的紧张状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积极地分析与思考案例，进而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案例点评要客观案例分析的最后，教师要对学生们的见解进行点评，问题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多种，各种方案各有利弊，答案并非只有一个，教师不能仅凭个人爱好来评价，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对他们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都要给予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评价意见，使他们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既锻炼了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四）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案例教学需要查阅相关的阅读材料，了解案例的背景知识，而体验式案例教学则需要创设一个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到实际发生过程，借助于多媒体及电子设备可以缩短有限的时间，更可以生动地展示给学生，对于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原理非常重要。因此，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将经济现实中的精编案例引入课堂，使案例教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快乐学习原本枯燥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中训练了他们的思维，不知不觉地提升了他们的创新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最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总结

案例教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景或案例展示的过程，它在课堂教学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生动、直观的情境，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有着特定的功效。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会激发学生的分析思考的积极性，学生也会及时的提出讨论问题，同时教师要组织引导好课堂，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就会加大分析讨论组织的难度，也会降低教学的效果。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师采取案例教学注意以上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小班教学。

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手段；案例教学；多媒体；讨论式教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而政治经济学还是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结合，使之成为中职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是每个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为此，在教学中，我们教师就应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先进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本文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做了以下几点尝试。

一、采用案例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政治经济学课程纯理论的内容太多，抽象枯燥的概念难以理解和记忆。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把基本原理讲清楚、讲透彻，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然后采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将课程内容与学生切实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或者跟当前的国际国内热点时事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市场机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把书本上抽象、深奥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通俗易懂、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清楚，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的机械说教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选用的案例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密切，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采用的案例必须进行严格筛选和提炼，必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符合教学内容的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直观化的特征，可以使学生从形象的感知中获得知识，突出教学重点，促使学生理解和记忆，达到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的目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方面的技术。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还可以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道、杂志图片、数据中找到大量的适合教学内容的资料，结合经济方面的案例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来参与学习活动，开阔学生的思路和视野。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新知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动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理解能力大有益处。

三、采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几年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效果不佳、课程不受欢迎、老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想学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理论抽象难理解。另外，教材内容枯燥，缺乏吸引力，与现实有较大差距。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教师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性，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

讨论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元，就教师提出的教学内容，学生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结合实际，通过相互交流的方式，讨论如何解决有关经济问题，并解释经济现象。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可以让学生养成合作学习的习惯，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交流思想和看法的能力。所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等多种素质。

总之，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需要我们教师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篇9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篇10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