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地理学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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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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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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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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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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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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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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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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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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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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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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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篇2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了一系列资源学、资源科学著作，如《自然资源学概论》［3］（1988年）、《资源科学论纲》（1994年）、《资源生态经济学》［4］（1996年）、《资源科学》［5］（1998年）、《自然资源学原理》［6］（2000年）、《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2000年）等。另有翻译著作阿兰•兰德尔的《资源经济学》［7］等。进入1990年代，有多位学者探讨了广义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问题。1994年，封志明、王勤学在《资源科学论纲》一书中提出两层级结构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8］。资源科学的第一级子学科是综合（理论）资源学和部门（专门）资源学，两者在具体时空的结合是区域资源学。综合资源学包含5个第二级子学科，部门资源学包含8个第二级子学科。2000年，孙鸿烈、石玉林、赵士洞、张巧玲、封志明等在为《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概观性专文《资源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有所改进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9］（P37）。这个学科体系也属于两层级结构。第一级子学科除综合资源学、部门自然资源学、区域资源学之外，增设了社会资源（学）。部门自然资源学增加了一个第二级子学科药物资源学。社会资源（学）列出人力资源（学）、资本资源（学）、科技资源（学）、教育资源（学）4个第二级子学科。200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沈长江著文对资源科学学科体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资源科学的三维网络结构学科体系［10］。第一维纵轴（Y）是资源科学总论，包括资源分类学、资源信息学、资源数学、资源化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经济学、资源工程学等15个分支学科。第二维横轴（X）是资源科学各论，包括气候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疗养地资源学、劳动力资源学、金融资源学、人文文化资源、网络资源、科学知识资源等19个分支学科（有些学科名称不够规范），分属自然资源学、社会经济资源学、知识信息资源学。第三维斜轴（Z）是资源科学区域分论，包括极地资源学、寒带资源学、热带亚热带资源学、赤道带资源学等。区域分论是资源科学中包罗分支学科最多、最为复杂的部分。

一、广义资源科学的学科结构

借鉴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广义资源科学体系结构的尝试性建构方案（表2）。广义资源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含边缘分支学科），按照数学自然科学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强弱差异，相对地区分为五个群组。从左至右，即从第Ⅰ群组到第Ⅴ群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依次减弱，哲学社会科学属性依次增强。第Ⅰ群组学科的绝大多数是具有鲜明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边缘分支学科，如资源数学、资源力学、资源物理学、资源化学、资源地球科学、环境资源学、资源开发工艺学、遥感遥测资源学、仿生资源学、资源勘查学、资源系统论、资源控制论、资源信息论、环境资源学等。它们是资源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勘查学、仿生学、工艺学等）、系统科学（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主要学科门类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资源遥感遥测学，旨在研究自然资源考察中使用的遥感遥测手段。仿生资源学，侧重研究通过仿生学途径获取资源的机理和方法。环境资源学是介于环境科学与资源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自然环境资源的构成、分类、特征、功能、调查、评价、开发、管理等。在交叉科学中，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都是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学科门类，两者有着特殊的交融关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020106），在“法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代码030108）。由于人才培养方面这种整合式的制度安排，使作为知识体系的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在中国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环境资源学［11］与资源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相融合，形成环境资源地理学、环境资源评价学、环境资源管理学、环境资源生态学、环境资源工程学、环境水土资源学［12］、环境资源经济学、环境资源开发史等边缘分支学科。第Ⅱ群组主要是依据自然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学科，可统称为自然资源学，主要有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淡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沙漠资源学、生物资源学、气候资源学、海洋资源学、空间资源学［13］、人工物料资源学、能量资源学以及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等。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等单设学科，原因在于湿地、山地、草地、林地等地段性资源包含多种单项自然资源，可能既包含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又包含气候资源和植物、动物等生物资源，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是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则是按照地域气候特征分立出来的几门学科，分别研究热带、温带、寒带和南极、北极的资源特征、分布、开发利用等问题。如果将地球之外的天体也置于研究视野，这一群组还可以包含月球资源学、火星资源学、太阳资源学等学科。第Ⅲ群组由一系列“中性”学科或接近“中性”的学科构成，包括资源计量学、资源评价学、资源管理学、资源规划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普通资源学是资源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其任务是探讨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各种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普通资源学尽管以普通自然资源学作为基础和主体，但也包含着普通人文资源学的内容。随着普通资源学的逐步成熟，将来有可能从中分化出资源科学史、资源科学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资源计量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具有一定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但弱于第Ⅰ群组，因此暂列入第Ⅲ群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列入这一群组，主要是因为它们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两方面难分伯仲，既不宜归入自然资源学，也不宜归入人文资源学。例如，资源地理学既包含资源自然地理学，又包含资源人文地理学；信息资源学既研究自然信息，又研究人文信息；全球资源学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第Ⅳ群组主要是依据人文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分支学科，可统称为人文资源学，包括财力资源学（资本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精神动力资源学、政治资源学、行政资源学、外交资源学、司法资源学、科学技术资源学、教育资源学、艺术资源学、体育资源学、人际关系资源学、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前几门学科分别以各个基本类型的人文资源作为研究对象，而后几门学科则分别以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资源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活动性或事业性资源，都包含着多种单项人文资源。因此，财力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等学科的任何一门，都无法取代对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的专门研究。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学科，虽然必须广泛涉及物质资源（建筑物、武器装备等），但始终保持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因而将它们归属于第Ⅳ群组。旅游资源学是这个群组中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一门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目前可以检索到1994年以来以“旅游资源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专著、教材36部［14］。第Ⅴ群组学科，大多属于资源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门类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如资源哲学、资源伦理学、资源政治学、资源法学、资源文化学、资源社会学、资源开发史、资源经济学、资源投资学、资源市场学等。例如，资源哲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如资源概念的内涵和本质、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资源的无限与有限、资源消耗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资源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等。资源经济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基本使命是探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经济学问题，如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方案、资源再生增殖能力的保护措施等。在既往的发展历程中，资源经济学与归属于自然资源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或有望形成矿产资源经济学、水资源经济学、土地资源经济学、生物资源经济学、气候资源经济学、海洋资源经济学等二级分支学科。就体系结构而言，广义资源科学与狭义资源科学（自然资源科学）的差别，就在于后者不包含第Ⅴ群组，亦即第Ⅰ、Ⅱ、Ⅲ、Ⅳ群组的集合是狭义资源科学，狭义资源科学再添加上第Ⅴ群组，就是广义资源科学。但两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即第Ⅱ、Ⅲ、Ⅳ群组学科在狭义资源科学中以狭义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则以广义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和）作为研究对象。例如，资源政治学在狭义资源科学中，其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它的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二、资源科学的当前发展对策

篇3

关键词 科技人才 城市舒适物 就业城市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114-08

引言

主流经济学家，从早期马歇尔等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到后来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理论，无不认为企业和产业的聚集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①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形态向信息化、知识经济的转变，现论研究开始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指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地理上邻近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共存与人力资本的集中。②经济学家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集中能提高地方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成长，没有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强化效应，城市经济将难以为继。③许多关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与区域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格莱泽等人发现，人力资本是区域增长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集聚是企业集聚的根本动力来源，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是为了获得来源于“公共劳力蓄水池”（Common Labor Pools）的优势，而并非是为了赢得许多人所说的来源于消费者和供应商网络的优势。④人文地理学家佛罗里达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核心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尤其是那些敢于创新、富有创造力的人群更是创新的主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佛罗里达将城市社会中兴起的这一不同于工人阶层与服务阶层的群体称之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并深入研究创意阶层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解释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理论――创意资本理论（Creative Capital Theory）。④[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既然高素质人才或者创意人才对城市经济增长有如此大的作用，城市该如何吸引人才呢？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将高素质人才的城市流动视为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用人口迁移的一般理论来加以解释。不论是“推力-拉力”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观点主要强调经济水平和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指出高素质人才选择就业城市不仅会考虑经济机会，而且还会追求更为舒适的城市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200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考虑就业时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越高，高素质人才就业时更可能选择生活质量水平高的城市。韩宇：《美国高技术城市成功因素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佛罗里达也认为，创意人才有向舒适性高的城市，即富于多样性、市民态度宽容、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创意阶层对于工资等经济条件的关注降低，但对城市的音乐、艺术等人文环境，气候、湿度，以及绿化等各种城市生活的舒适物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城市的各种舒适物会吸引创意阶层，而企业为了得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会跟随这些创意阶层来到这些城市。④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素质人才有明显的舒适性偏好，倾向于选择拥有发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城市居住和就业。对于属于发展中国家且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城市选择会呈现出何种模式？城市舒适物系统的作用机制为何？本文将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一、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选择以信息行业为主的科技人才作为高素质人才的代表，探讨影响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因素。为了使研究对象尽可能符合创意阶层的特征，将科技人才界定为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类、产品/项目类及设计类工作，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年龄在4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认为这个群体最具有创新性。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共收集到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样本1281个。为了讨论科技人才对就业城市的选择，去除了33个由学校分配工作和地点的样本，实际使用的样本量为1248个。

2城市特征的操作化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区，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城市不断扩张，从而形成规模不一的城市类型。然而，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区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行政级别的影响）和市场经济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这两种形式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作用。蔡、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因此，中国科技人才对于就业城市的选择，既要涉及再分配的维度，又要涉及市场的维度。在再分配的维度上，不同的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异；而在市场的维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人口规模的差异则既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又反映了再分配的控制，因为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既是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动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样本中科技人才的家乡地、大学所在地和就业地所在的城市均是按照以三个方面加以区分：

（1）行政级别。城市的不同行政级别，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更是强化了这种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差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拥有更多的税收提留，具有更强建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能力。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本文将城市的行政级别分为三类：一类是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二类是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济南、青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三类是地级市（包括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

（2）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意味着其对于生产要素的不同吸引能力，也体现了国家对其不同的建设要求和标准。本文参照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方创琳的分类标准，方创琳：《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科学基础与框架体系》，《经济地理》2013年第12期。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深圳、武汉、南京、西安、成都等10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归为超大城市，将杭州、沈阳、哈尔滨、汕头、济南、郑州、大连、苏州、长春、青岛、昆明、厦门、宁波、南宁、太原、合肥、常州、长沙、东莞和佛山等20个常住人口在500～1000万之间的城市归入特大城市，其他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归入大中小城市。

（3）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上的势差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为了解科技人才选择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就业的情况，我们用各城市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各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指标，并按照“年人均收入25000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城市，25000～35000元为中等收入城市，35000以上为高收入城市”的标准进行划分。

城市的行政级别、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人口规模也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之所以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区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体现的问题各有侧重，行政级别主要体现再分配的力量，人口规模主要体现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收入水平主要体现经济力量。

3个人特征的操作化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以及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文化资本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具体操作化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个人特征变量的操作化

变量类型变量名指标

人口统计特征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段由于受访者中年龄分布呈右偏态，我们对年龄的分段是基于年龄的分布而非等距效果。21-26岁=1，27-30岁=2，31-45岁=3婚姻状况已婚（包括离异、丧偶等）=1，未婚=0生育状况已生育=1，未生育=0高考前的户籍农村户口=1，城镇户口=0

文化资本教育程度本科=0，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技术职称助理工程师及以下=1，工程师=2，高级工程师=3

4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操作化

个人的城市舒适物偏好通过两个方面来加以测量。一是测量受访者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系统偏好，即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二是测量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的偏好程度。我们设计了15个城市舒适物类型让被访者就其对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打分，1分表示完全不重要，10分表示非常重要。由于被访者对这15个舒适物类型对其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评分相关程度较高，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并经过方差旋转，获得因子分析结果，其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3个，共解释60.955%方差。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sig=0.000），KMO值为0.914，超过0.8，表明15个变量的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根据表2的因子负载结果，按照负载最高变量对因子加以命名。因子1主要表现为因重视与生活相关的城市舒适物选择就业城市，被命名为生活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2主要表现为因重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3主要表现为因重视在一个城市中生存下来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为生存舒适物偏好因子。为便于理解，本文中的各因子得分均换算成百分制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3可知，本次调查主要以信息技术行业从事技术及相关工作的人员为对象，因此样本中男性占了81.28%，占绝大多数。在年龄结构上也是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技术人员占了74.41%。在婚姻状态方面，未婚和已婚的比例相近，未婚者稍多。而在已婚者中，大多已经生育小孩。在文化程度上，大部分是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只占26.60%。从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来看，城镇户口占56.57%，农村户口占43.43%，说明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对城市的体验是比较少的。

从受访者家乡城市、就读城市和就业城市的特征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是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生活，但通过上大学普遍经历了城市体验的升级，即由地级市流向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从大中城市流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从低收入城市流向中等或高收入城市，从而最终留在这些城市就业。例如，在上大学之前，有70.12%的受访者来自地级市，但只有36.85%在地级市上大学，最终只有34.70%留在地级市工作；而来自副省级市的只有18.33%，但在副省级市就读的比例上升到44.09%，最终留在副省级城市工作的仍有41.75%；来自直辖市的更少，只有11.30%，但有19.10%到直辖市就读，最终在直辖市就业的达到23.56%。

由表3可知，受访者中有30.61%的人在选择就业城市的时候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也成为科技人才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因素。从对城市舒适物的不同类型偏好来看，被访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得分为65.65分和65.29分，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平均得分为5228分。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虽然男性中有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比例比女性要高，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为网络自愿者样本，因此假设检验只做为参考之用，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推论功能，文中所表达的差异显著均是基于95%的置信度。在本文的表中仅列出了存在显著差异的数值。年龄、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相对来说，30岁以下者比30以上者、未婚者比已婚者、已婚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在选择就业城市时会有更高的比例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然而，在控制年龄之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的作用基本都不显著，只有27～30岁年龄段中，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更重视城市舒适物系统。这表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对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影响主要通过年龄发生作用。另外，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还跟被调查者的文化资本有关。与佛罗里达的研究结论相似，本次调查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技术职称越高就越可能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重视度方面，性别和年龄差异并不显著，但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有显著影响。已婚者在公共服务舒适物方面的重视度明显高于未婚者，虽然各年龄段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但只有在27～30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婚者；在不同的婚姻状态下，虽然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均不显著；婚姻状态对生存舒适物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中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21～26岁这一群体中，未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已婚者，而在30～45岁这个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偏好更强。在已婚人群中，已生育者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生育者，这种趋势在27～30岁这个年龄段中表现显著。在21～26岁这个年龄段中，未生育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偏好显著高于已生育者；而在30～45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未婚者。在文化资本的影响方面，技术职称越高，越重视公共服务与设施舒适物，而对于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则重视度相对较低。

3城市舒适物体验与偏好

由于生活习惯和城市舒适物体验的不同，被访者在家乡和就读城市所经历的城市生活经历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总体来说，家乡城市特征和就读城市特征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不同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出身者并不能获得完整的家乡城市舒适物体验。因此，我们将样本分成城镇出身和农村出身分别进行分析。对于城镇出身的样本，大部分家乡城市特征对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并无显著影响。而对于出身农村的样本而言则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越是来自低等级城市，其因追求城市舒适物系统而选择就业城市的比例更高。例如，来自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的农村样本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来自直辖市和副省级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地区的农村样本。受访者大学就读城市的作用刚好相反，不论是城镇出身还是农村出身，就读城市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更高。对于出身城镇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高收入水平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于出身农村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特大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就读者。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重视的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方面，曾经的城市舒适物体验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出身农村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更重视，而出身城镇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更重视，但这种城乡差别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家乡城市的等级越高，对生活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家乡在直辖市、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城市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地级市、低收入城市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则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就读城市的等级越高，对公共服务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就读城市在高收入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也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但就读城市的等级越低，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反而较高，其中在副省级城市就读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在区分城乡差别后，我们发现家乡城市特征对生活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出身的样本中，在农村样本中虽然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但差异并不显著。同时，家乡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作用得到加强。在农村户口样本中，来自中等收入城市对公共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低收入城市。另外，就业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被削弱，其中仅有农村户籍者在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4城市舒适物偏好与就业城市选择

从表5可以看出，在更高级别和更优势地区就业者会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更多地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例如，在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就业的受访者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就业者，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业者显著高于大中城市就业者，在高收入城市就业者高于低收入城市就业者。

而在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总体而言，越是在高级别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就越高，反之则更为重视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例如，在直辖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就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业者；在中等收入城市就业者，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在高收入城市的就业者；在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就业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业者。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各变量进行交叉表分析，可以从样本中得到一些有待进一步检验的结论：

1科技人才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因素。从自然的层面来看，追求舒适性虽然是一种普遍的偏好，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城市舒适物系统对其更有吸引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和子女的压力越大，追求生活享受的动机会被很多现实的考虑所替代。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存在门槛效应，也就是说，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要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要满足生活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因此，文化资本越高，经济能力越强，就越会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另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还存在心理补偿效应。如果上大学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低级别城市到高级别城市的流动，会形成城市舒适物体验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会增加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对过去城市舒适物体验不足的补偿。

2在舒适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城市舒适物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主要体现为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生活舒适物之间的冲突，即科技人才越是重视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就越不会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科技人才对于这三类舒适物的重视度也是有层次的，生存舒适物是最低的追求，生活舒适物次之，公共服务舒适物最高。因此，家庭和子女的压力大，对于城市舒适物的追求就会停留在相对低的水平，从而更加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而文化资本高，经济能力强，则对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感知不明显，就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去追求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这三类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也存在时间差异，生活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与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与短期的感知有关。因此，生活舒适物偏好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更多地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

3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会使科技人才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选择行政级别、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越发达，越能吸引高素质人才。但是，中国的城市舒适物系统在城市之间是分散而非集中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在舒适物类型上有不同的侧重。那些在各方面均处于高等级的城市，由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舒适物发达，但同时房价、物价水平高，生存压力大，生活不太方便；那些各方面均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虽然公共服务舒适物不够发达，但生存压力相对较小，生活舒适物比较发达；而对于各方面均处于低等级的城市，往往房价、物价水平低，生存压力小，但公共服务舒适物较为不足，生活舒适物也不够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