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缺陷范文
时间:2023-12-29 17: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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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缺失; 空间整合; 融合与共生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城市景观越来越关注。而纵观古今中外的城市景观设计无不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周边的城市景观,它们相辅相成。城市景观,不仅仅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功能上的满足,而且也给人们带来精神的享受。因此,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既要满足它的使用功能,同时又要保持它的历史精神和文脉价值,体现它的个性美以及深厚的精神内涵。
一、在城市景观设计的文化构建方面要着重关注几个问题:
1、以人为本,精神家园
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景观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以人为核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为人服务,并能为人所感知、理解和接受,并具有互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是城市景观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反过来,城市景观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城市休闲文化设施作为城市景观的物质载体,是城市景观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公共场所的文化墙、广告版、艺术壁画、名家名作,到社区休闲娱乐设施、旅游设施、体育设施,再到歌舞剧院、博物馆、公园、广场、画廊、公共图书馆、电影院等等,这些城市休闲文化设施数量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都是衡量城市景观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2、尊重自然,传承历史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自然是城市建设的本源,与城市相依共生。自然提供给城市最原始的特色风貌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条件。城市景观建设活动只有尊重自然,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的良性的“共生”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居住的生存环境,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城市景观。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也孕育了城市的特色与风貌。城市文化底蕴并不仅仅依靠记载在各类历史典籍之中的文字和图画,它更具体的、活灵活现的体现在现存的许多名胜古迹、古建筑、自然遗产等方面。它们都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主题要素,并和周围环境相协调,建成主题景观,融入到现代城市空间之中,成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和古远记忆,成为城市的精神依托和文化象征,成为城市的永恒标志和不朽佳作。
3、地域精神,传统文脉
城市景观,应该具有其特有的风格及地方特色,要深刻体现该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成为这个城市的耀眼的明信片。因此,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与当地环境的和谐统一,因山势,就水形,景自境出。当然,单单依山傍水而建是远远不够的,在设计中,要将历史文化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源泉,积极从城市的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脉络中汲取养分。这样,不仅能丰富城市景观设计的素材,促进城市景观设计的蓬勃发展,增强城市景观文化的内涵,而且也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而可以使城市特色得到完美的体现。因此,在城市景观的规划设计中,不仅要深入的研究城市历史脉络,取其精华,还要在城市景观文化中融入现代元素,注入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使城市景观在创新中得到延续。
4、现代语言,艺术手法
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使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城市景观设计语言。而现代艺术则深入地影响了景观设计的思想,并渗透到思维和设计的各个方面,轻视形式、注重观念的现代艺术,反映到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体现了人们对繁冗生活的厌倦和对单纯理性生活的向往。如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艺术、极少主义、波普艺术、观念主义等,都对城市景观设计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进而在城市景观设计的思维、设计理念以及表现形式上都产生了不同方面的深远影响。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我国当前的景观设计与西方国家较成熟的设计相比,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一些在往日生活中人们所熟识的城市景观设计风格都在没落, “广场风”、“草坪热”、所谓的“欧洲风格”、“现代风格”,无一幸免,这一切都因为社会历史文化底蕴的缺失。
二、中国景观文化缺失现象
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新兴, 而我国有着幅员辽阔的景观资源和悠久的华夏文明。然而受经济利益驱使, 每天在各个城市都在产生大量的人造景观, 而古典园林的园林设计理论受到了现代城市发展需要的质疑和挑战。文化缺失现象倍受设计们关注。如何解决文化缺失现象。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文化内涵在景观作品中的重要性, 如何对现代的景观形式语言进行创新研究,已属迫切的需要。这一问题研究和探索的滞后, 导致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呈现可怕的“千城一面” 的现象。另一方面, 在强调文化因素的同时, 不放过创新。避免一些“拿来主义”现象的产生。要准确无误的把我们文化的精髓融入景观之中, 弘扬地域性文化和民族特色, 积极研究历史文化、区域文化的个性化的问题。
三、城市景观中的融合与共生
时展到今天, 景观设计市设计师对形式的探究更趋向于一种更“经济”和“便捷”的拿来主义,普遍缺少对景观设计语言的深层探究。在一种轻松的环境下, 全面地建构起现代城市景观的表面繁荣。因此批判与整合的能力有着明显地衰退, 景观设计出现了“缺失”的现象, 景观设计语言也变成了无聊的重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杂而不聚
在我国景观发展的历史中, 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压力, 曾有段“见缝插针”式建设时期, 许多城市具有传统历史意义的景观建筑受到冲击, 不仅大量绿地被占用, 许多湖泊被填充, 使得城市景观及生态系统都受到影响。城市景观空间缺乏节奏与变化, 区域性的景观特色无法形成。四处的建筑景观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2、同而不和
近现代的中国, 经济相对落后, 景观对老百姓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建筑风格的雷同使得城市景观陷入同而不和的境地。当人们不把建筑视为有独特的艺术门类时, 建筑在城市景观空间中的地位也日趋消解。就会卷入城市变革的旋涡。
3、破而不立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革之中。在文化层面上受“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心理影响, 其结果是既没有保留有价值的传统文化, 更没有创造有意义的跨时代的城市空间。
四、城市景观的空间整合
作为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在城市设计中, 整合的作用是创造一种优良的环境, 一种物质环境的设计, 以达到使用功能的效益和效能, 达到精神文化、艺术的表现和物质的、美学的、生态的三方面的要求。
城市景观空间研究的角度来看, 整合主要是指物质空间的整合, 即通过景观空间系统内部要素数量、质量、和结构关系的调整与组织, 来达到景观空间完整地目的。其中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时间维度关系, 这一点影响我们如何把握住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因素。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 其动态性不容忽视。城市景观是一定时间维度相关的, 城市与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城市景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 在城市中从来不存在的理想状态的“终极景观”。
五、小结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地, 世界大同的趋势越演越激烈, 文化共享已是必然。我国景观设计中出现文化缺失只是众多挑战中的一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如何将其精髓发扬光大, 只有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景观空间进行有效的整合, 达到文化和谐、生态和谐。
参考文献
【1】金俊著.理想景观:城市景观空间系统建构与整合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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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晶界,原子扩散,微观缺陷,影响
摩擦焊过程中原子发生了超扩散现象,这与其扩散条件是分不开的。在摩擦焊过程中,由于剧烈的塑性变形,材料中形成大量的微观缺陷如空位以及位错等,在对空位以及位错对原子扩散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晶界对摩擦焊过程中原子扩散以及缺陷演化的影响。
1晶界的构造
材料变形过程中组织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其直接影响到原子的扩散行为。晶界作为原子扩散的通道之一,对原子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下面对晶界的作用进行了分子动力学模拟。
材料选用的是面心立方结构Ti,为了构造晶界,我们采用将模型按照一定的方向旋转的方法。初始构型如图1(a)所示,然后将构型分为左右两组,分别旋转一定的方向,为满足右手定则,将左侧部分按x方向(-1 1 0),y方向(1 1 -2),z方向(-1 -1 -1)旋转,而右侧部分按x方向(1 -1 0),y方向(-1 -1 2),z方向(-1 -1 -1)旋转,相对旋转角度约为15度并由此构造了晶界,构型如图1(b)所示,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原子配位数。
2晶界对原子扩散的影响
基于之前构建的晶界模型,在1000K下研究晶界的演化过程,并对晶界附近三层原子的扩散行为进行研究,以此研究晶界处原子的扩散行为与完整晶体中原子扩散行为的差异。不同时刻晶界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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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 政府规制 规制失灵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天生固有的功能局限——市场失灵,已逐步暴露出来。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一般来说,对于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采用提供纯粹公共物品、宏观调节、微观管理等手段加以克服,特别是作为微观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规制在克服不完全竞争、信息的不完全性、交易费用、正外部性、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道德人”,对市场失灵进行规制,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这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之一。但是政府作为现实中的“经济人”,政府不是没有自身利益和缺陷的、理性的行为主体,现实中的政府规制行为正是在责任机制和利益机制两种动机的共同左右下发生的,是两种动机产生“合力”的结果。转型期,由于历史及制度、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在履行规制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这就在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另一种失灵,即政府规制失灵。
对于什么是政府规制失灵,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暨南大学李郁芳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对规制失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来看:首先,政府规制失灵属于政府失灵的范围,是政府失灵在微观规制领域中的表现,是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另外一种缺陷,使之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损害了市场组织的效率或带来自身的低效率。其次,政府规制失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时引起的另一种缺陷。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更多地是从效率损失的角度来分析规制失灵,政府规制失灵意味着规制成本超出了规制收益。
一、政府规制失灵的表现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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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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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以期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义重新定位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性理解。
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述,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论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里的机制。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够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却没有得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设,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充分信息、完全竞争市场等等。这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机制没有被研究。供给和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是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因而所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个问题,即供给需求背后深层次上的制度问题进行论述。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资源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那克则是侧重经济自由、信.息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从来没有研究经济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只是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显然,所得出的结
论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纵观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就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所主张的一样;别除了经济研究过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学、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们观察和意识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带有共性的推论,我们称其为“纯粹经济学”。
通过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特别简单地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实现转轨显然有好多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博弃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已经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这是两个方面的,千好了有奖励,可又不能乱来;造成了坏的经济后果,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强调在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激励与约束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约束,约束使竞争更加有序,竞争可以使约未变得可信,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但是仅有发动机汽车照样也不能开上路,还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每个人要付他的经济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受到约束。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深化一步。
二、现阶段对激励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迈格仁的分法,激励措施有三种: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论为基础的工作设定,以克莱因、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以阿尔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论为基础的状态依赖报酬激励。本文针对的是第三种。
计划经济的失效,不仅仅是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计划可以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全部信息。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发现信息,利用获得的信息,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激励。这里的信息,并不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非常重要,它是人类对规律性东西的总结。但是最重要的知识,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是那种分散在大众中的、非专业的非常本地化的知识,哈那克称之为“本地信息”。是关于当地、当时、不断变化万千的各种知识。这种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即使是在高科技方面,也是分散在各个群体里面,而不是高度集中的。只有发挥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去创造,经济才有活力。计划经济的失致证明了哈那克的论点正确。就是在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清规戒律也很多,所以那里也没有产生出硅谷来。以发展高科技的为例。国内都非常关心知识经济,发展高科技的劲头十足,学习仿效硅谷—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但是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呢?从本质上讲根本没有计划成份,也不是美国政府规划出来的,它是由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而成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创新企业,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商业化,最终通过企业上市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下,涌现了无数的人才和财富。同样的道理,以前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的作用仅仅是筹集资金,而没有想到的是,股票市场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其约束激励作用。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非常多的时候,在不完善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对于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而言,社会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激励;约束;再理解
论文摘要:文章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以期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义重新定位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性理解。
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述,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论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里的机制。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够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却没有得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设,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充分信息、完全竞争市场等等。这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机制没有被研究。供给和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是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因而所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个问题,即供给需求背后深层次上的制度问题进行论述。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资源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那克则是侧重经济自由、信.息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从来没有研究经济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只是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显然,所得出的结
论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纵观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就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所主张的一样;别除了经济研究过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学、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们观察和意识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带有共性的推论,我们称其为“纯粹经济学”。
通过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特别简单地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实现转轨显然有好多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博弃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已经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这是两个方面的,千好了有奖励,可又不能乱来;造成了坏的经济后果,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强调在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激励与约束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约束,约束使竞争更加有序,竞争可以使约未变得可信,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但是仅有发动机汽车照样也不能开上路,还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每个人要付他的经济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受到约束。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深化一步。
二、现阶段对激励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迈格仁的分法,激励措施有三种: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论为基础的工作设定,以克莱因、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以阿尔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论为基础的状态依赖报酬激励。本文针对的是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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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将中国的计划经济成功的转型为市场经济,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足和法律意识的增长,我国的经济法日益在经济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法的相关概念
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法的相关概念。我国经济转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关于经济转型主要有这么几种概念,一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由低级经济形态转向高级经济形态,学界一般比较赞同第一种概念。但是在今日经济转型有了新的提法,即更要利用现代科技进步,促进传统经济转变,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注重创新和高科技的发展。此时我国经济法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70年代以前被称之为传统经济法,70年代之后则被称为现代经济法。
二、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之处
中国经济法的特殊在于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同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中国特殊的经济法规定。西方的现代经济所出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过度的自由竞争而造成的高度垄断,自身调节失灵不断循环爆发经济危机,从而严重干扰了经济正常的发展,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政府手段调节市场经济。此时的经济法是国家在面对市场问题使用强制政治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西方的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而中国在发展现代经济时所出现的问题却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中国经济转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前期出现的一些滥用职权的行为破坏了经济活动中的竞争秩序。所以,中国的经济法在经济转型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简单参照西方经济法所能够解决的。中国由于改革时间比较短的原因,虽然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当中,当未达到一种成熟的高度阶段。但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是政府调节经济、弥补市场经济不足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经济法应该是更注重促进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去补充市场的调节的不足。经济法最主要的作用应是调整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注重培养经济法可以作为经济活动可依之法,纠正人民固有印象中的人治思想,使人民能够树立法治的观念,达到在经济活动中遵守法规的效果。
西方现代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起作用的,而中国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其中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主导着经济的发展。虽然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公有制的特征未曾改变。而现代经济法功能发挥的社会条件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只是起规范作用,而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只是干预经济,其本身往往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这就是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经济法的独特地位,这种独特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较为薄弱,机制相较不完善,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提前预防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以防伤害到我国市场经济继续的健康发展,以求建设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竞争、规范高效的市场经济。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法的作用
经济法是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民众的行为,弥补市场自身机制的缺陷,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以法律手段强制规范经济行为。我国虽然一直注重依法治国的方针策略,但是因为时间过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是欠缺,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由最开始的经济法律不甚完备,到后来的对法律规制的重视、完善度不够,都导致了经济活动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不法行为,扫清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并且我国的经济法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起到一个法律的主要功能,很多时候都被经济政策所取代。经济法作为一种部门法,具有一般法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种调整经济活动的特别法,其产生根本目的之一是为了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重要。坚持市场和政府两个杠杆的调节,来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进行,可以处于健康有序的状态,来指引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同时,经济法也矫正了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四、结束语
中国在确定了经济转型的方针政策之后,经济法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法发展,其后,经济法的反战又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一些现实问题的关注来构建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我们需要明白,经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经济法的创建、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对于现代化仅仅百年余的中国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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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标法与计划经济告别,转化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
法律是上层建筑,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法律具有与自身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匹配的指导思想与理念。原商标法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修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起步之际。商标,这一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的事物与财产形态,寄生于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计划经济的土壤之上,一方面,展示了这一新生事物的朝气勃勃的生命力和无限发展的未来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很无奈地受到计划经济的僵化及保守体制的重重制约和束缚,表现了制度的矛盾与扭曲。尽管我们自我安慰地声称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事实上,正是计划经济长期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由计划体制而滋生的弊端,曾经让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又让我们花多年的时间去不遗余力地情除这些体制。今天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由计划经济而带来的思想和理念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伤害。一部原商标法,从未出现计划经济四个字,但该法从指导思想到理念,从制度的设计和结构的安排,都反映了计划体制下主观经济、命令经济、官本位经济和背离人性的一无化经济的深刻烙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对外开放、融人世界经济这两方面的压力,要求商标法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原商标法的生存土壤-计划经济,己呈土崩瓦解之势,所以,新商标法的产生,应是水到渠成。新商标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宣示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公平、诚实、信用。这一原则,分解为具体的条文,规定在新法中。比如,新法引人巴黎公约有关禁止抢注他人商标的内容。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规定,禁止商标所有人和人或者代表人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该商标,并禁止使用。为有效制止近些年来我国日益增多的恶意抢注他人商标的不良现象,新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并在三十一条中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能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己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无疑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二、显示了商标权作为私权和商标法作为财产法的本质
对市场经济社会而言,商标权作为私权不言而喻,天经地义。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商标和商标权的本质则受到多重的扭曲。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宣示各成员认识到知识产权属于私权。而商标权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呵护方能显示这种本质,也只有问样的条件,商标法才能起到调整与保护财产关系的财产法本质。新商标法显示了上述性质。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一)将构成商标的材料或要素扩大到极限
原商标法把商标的构成要素局限于文字、图形或者两者之组合。这种规定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实践中所用商标材料的单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由于市场长期封闭、思想被束缚所导致的人们的眼界狭小,创造力贫乏,再加上计划体制下的主观臆断的结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任何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其它企业的商品或者服务区别开来的标记或者标记组合,尤其是文字、图形、字母、数字、颜色的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任何组合,均可作为商标获得注册。”前商标法彻底贯彻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原则,第八条规忘“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这一规定,反映了立法对商标本质功能的认识之到位。作为标记,只要能起到区别的作用,在不违背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选择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去实现其功能,从而给人们留下了充分的设计空间,实现对标记的无限丰富多彩的选择可能。
(二)将商标权人扩大到所有民事主体
按照原商标法,只有从事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经销商品的企业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可以申请商标注册,成为商标权的主体,事业单位则必须设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提供服务的设施,并且依法取得了经营资格才能成为商标权的主体。这一规定充分显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标作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手段的功能,也就是说,只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才可以成为商标权的主体。这也大大方便了主管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工作。而商标权作为财产的原理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新商标法把权利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和法人。按照修法工作机关的解释,这种修改是基于考虑到我国广大农村种植户、养殖户和城乡自由职业者的发展和他们对于使用商标的要求。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够的。该解释虽然看到了主体范围的过窄但仍未超出商标权主体限于生产经营者的范围。根据修改后的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以及我国乃至外国经济生活的实际,本文认为,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作为一项财产权,商标可以成为任何民事权利主体都有权拥有并自由流转的对象,而不论他们是否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确立对行政终局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
商标权作为私权,对所发生的争议经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裁决,是现代国家法制的一般原则。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商标权争议普遍适用诉讼程序。鉴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制订商标法时,我国法院欠缺足够的专业人员审查商标权案件,回而1982年以及1993年修订的商标法把这项职能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规定:(一)对于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决定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决定;(二)商标局商标异议作出的裁定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的决定;(三)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维持或者撤销注册商标的裁定为终局裁定(四)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进行复审,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近20年来,这一工作一方面给国家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先天的缺陷也暴露了这种机制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和国际惯例尖锐矛盾。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对知识产权的任何程序的行政终局裁决均应由司法或准司法机关进行审查。所以,这次修改商标法,一方面依]日保留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商标权争议的行政审查程序,另一方面又删除了它的终局裁决权。顺理成章地把终局裁决权留给了司法机关。
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新商标法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问时也还有些实践中的问题需要思考与研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以利于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制。本文试举几个供思考。
(一)应当明确未注册商标的法律地位
我国实行商标的自愿注册原则,商标法用赋予注册商标一定的专有权利的杠杆,引导商标使用人去注册。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的商标并未注册。依照民法的原理和原则,商标不注册不违背法律,也就是说,除法律有特别要求外,使用未注册商标的民事行为具备合法性。由合法的的民事行为所产生之利益,也是合法的。合法的利益,受我国法律保护。商标制度的历史实践说明,商标是经过实际使用,也即同具体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相结合才形成的。因而一些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坚持商标经实际使用才产生商标权制度。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受到回单纯的使用欠缺公示性,从而不问人在互不知晓情况下使用相问商标而造成不断仲突的挑战。这种挑战导致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处于两难的境地,进而最终影响公平。于是,商标注册制度以其显而易见的优越性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但这不意味着商标不注册就不合法。回此,作为调整回对商标的占有、使用和支配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地既规制注册商标产生之关系,亦应规制未注册商标问题。并应明确未注册商标获得权利之局限性和权利的不稳定性。新商标法第八条、第九条只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具备的构成要素、区别性特征以及不与他人既有之权利相仲突,对未注册商标却没有这样的要求。而根据该法第六条的规定,可以推知,多数情况下商标不注册也可以使用。回此,商标法有必要明确规定,商标不论是否申请注册,都应符合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以体现这部法律是商标法,而非注册商标法。
(二)协调商标权与其它商业标记的仲突
商业标记是指在工商业领域中那些用来标记商品来源、服务来源或产品及服务之质量功能的标记,是指商标、商号、地理标记、质量标记、产品包装、装演等。由于这些标记受法律的规制,甚至有的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它们有其存在的市场空间,回此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仲突的可能,实践中也常常发生这类的纠纷。对商标来说,较多的则是和商号的仲突。按照传统认识,商标是标记商品的,商号则是区分厂商,即商事主体的,但实践的发展突破了二者的上述界限。商标不再停留在标记产品的功能上,而是进一步担当起标记商事主体的功能,如中国的“海尔”、“康佳”、“联想”,外国的“柯达”、“索尼”、“丰田”既是商标,也是商号;另一方面商号也不再单纯标记商事主体,比如“问仁堂”、“狗不理”、“盛锡福”等,逐渐成为商标。但是,我国现行企业名称登记制度实行按行政区划的办法,商号作为企业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处于不问工商行政管理的管辖区域,就可以重复使用。这种用行政区划来界定市场的办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的情况下,商品、服务、企业活动早己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目前的企业名称登记办法己经不能对商号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利用企业名称登记办法,把具有相当知名程度的商号易地再做相问的标记,从而造成消费者误认搭车攫取他人商号进而侵犯商标权信誉现象屡屡发生。既侵犯了无辜经营者的正当权益,又破坏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经济秩序。今后如果商标与商号的仲突得不到解决,还会出现更多利用商号规制不善进行不正当竟争的行为。
(三)合同法的适用和对商标权争议行政裁决的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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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WTO规则 国家定位 调整对象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本文就主要从调整对象角度谈一下中国经济法如何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进行探讨性的尝试,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WTO的规则及其特征作一下阐述。
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WTO规则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就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具有准"司法"机制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确保WTO规则在成员国范围的有效实施。
其二,WTO规则在于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消除和限制成员国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确立和体现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原则,而并不规范国际货物相对人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和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公法”的范围,WTO规则下的义务和责任属于一国政府而非公民和企业,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
其三,WTO规则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同盟。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一、 WTO规则对国家的定位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管理者之法”,其把国家多界定为被管理者,其调整对象具有政府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WTO作为一个政府间的正式组织,成员国家是WTO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为了实现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的功能和目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下,各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是国际商务的基本法律规则。它们约束各成员国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把各自的贸易政策限制在协议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理行为,调整政府对国际贸易管理关系。其针对的关系主体就是成员国政府。
2、WTO的宗旨是“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造成这种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大多是各国政府的贸易管理法律和政策措施,比如,关于WTO规则调整反倾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 一般规律者,倾销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做法。正如权威学者芬格所论述的:解决反倾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受到影响的各方,努力改变国内立法实施,以便在反倾销案件中体现他们的利益。因此,WTO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不是企业及其倾销行为,而是政府及其反倾销行为。” 国家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时,有可能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从而损害国际投资者的权益。因此,WTO规则把规范国家的国家贸易管理行为而不是国际贸易行为作为调整对象的核心内容。
二、 我国经济法对国家主体的定位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说法,但是对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大都认为经济法针对市场缺陷而由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在国家应当发挥对市场的调控方面持相同看法。 从而经济法将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作为重点规范的对象。据此,我国经济法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管理被管理者的法律,很少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施加限制。主要是因为:
从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看,国家主体被赋予较大的管理职权是一种必要。“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不一样, 它有其自身一系列的重要特点:其一,我们不是从自由的商品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缺乏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的,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动和市场自身规律的调节力量推动市场运作和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环境。其二,构成我们的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成分,不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而是以国家或集体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在这种国家或集体财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中,主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自由意志性、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性以及构成主体的财产基础都是相当不完整和不成熟的。其三,我们不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法,而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体现行政垄断色彩的旧经济法基础之上,改造传统的经济法;经济法不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充分发达之后,基于社会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要求而逐渐分离出的新法律部门,而是在彼此混同、彼此界定不清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权力的推动而创建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四,我们不是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运作来建立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创造市场;国家既要创造市场主体,也要培育市场环境;既要建立市场规则,也要协调市场冲突;既要建立竞争机制,还要维护竞争秩序。”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干预,这是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格局的必然选择”, “所有这些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法的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经济法不一样,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的作用也将比西方国家国家主体的作用要大得多。正是由于传统的习惯和现实的需求导致了人们的观念中对国家经济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盲目依赖,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常常忽略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国家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可能也越大,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更大。”
三、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对国家定位的区别
我国经济法主要出发点,是通过政府 干预市场来克服市场缺陷。结果忽视了因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以及由此缺陷而进一步扩大了的市场缺陷;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法将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放在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关系上,忽视了对市场管理者和调控者即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我国经济法重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规范,轻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与WTO规则重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轻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明显不同。而大量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由政府干预导致的非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较之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更大。因为公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由于没有相对方的制衡,因而总是本能地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
四、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对WTO规则的借鉴
我国经济法要借鉴WTO 规则的法律调整思路,将政府的市场调控和管理行为作为规范的重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重点,就应该是政府管理关系,而不是市场主体的经营关系。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 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WTO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管理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克服非由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为起点。如果说我国传统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缺陷,而赋予政府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WTO 背景下的我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参考文献:
[1]程信和等主编:《当代经济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2]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法学精萃》(2002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3]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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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不同概括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职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挥政府经济职能作用的问题,理论界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主要职能。
2.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党的以后,我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前一时期可以称为转轨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本质还表现为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分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观点是“三职能论”。即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调节、监督三大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基本职能,调节和监督职能是派生职能。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九项:一是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二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并据此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它必须由国家统一决策的重大事项;三是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引导市场并通过市场调节,协调地区、部门、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以保证国家重要经济决策及发展计划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四是对垄断产业加以必要的管制,使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功能;五是对有成本溢出或具有外部负效应的经济行为如环境污染加以必要的管制,对有效益溢出或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经济活动如教育、科学研究等予以必要的资助,以减少妨碍市场正常运转的外部性问题;六是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避免因公共产品短缺而引起市场运转失灵;七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公正;八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九是组织和管理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重大项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顺利进行。
三、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述各项政府经济职能,概括起来就是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又可以概括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
1.国有资产管理及其实现途径
国有资产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即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划分,运营状况评估,收益分配享有和资产的处分归属等行为所进行的控制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有五种实现途径:一是国有资产登记,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以及各种组织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权利,而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登记确认;二是国有资产投资,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济组织进行参股、控股;三是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对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四是国有资产稽核,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核实或评估经济组织占有国有资产的实际数额;五是国有资产处分,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最终处分。
2.市场监管及其实现途径
市场监管是国家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监管而言,要实现有效监管需从两种路径人手:一是从不需要监管的领域退出;二是对需要监管的领域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有效竞争。要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财物的权力模式,将这种职能切实交还给市场。对于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一些审批权、管理权、制约权也应取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监管的加强是指对市场应当介入的领域,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现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
3.宏观调控及其实现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要素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还比较单一,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监控和预警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以确保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途径可选择:一是制定经济计划。就长期经济计划而言,加强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就中期计划而言,主要是指项目规划,项目规划应依中期规划制定。二是调控的方式应转向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方式严重地挫伤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改革。整个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仍是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三是调控手段应由实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结合,逐步地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4.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其实现途径
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和实施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按照物品本身的性质,合理确定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恢复私人部门对纯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应。同时,按照效率原则,将相当部分的准公共物品交给私人部门生产和供应。
篇10
关键词:教育 教育产业化 问题
1 教育作为产业的特点
对于产业,根据经济学的观点有以下几点定义:1.产业是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是指向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和这种生产劳动在此领域的延伸。2.产业是对同一类型企业及技术部门的归类。现今学术界普遍把教育划分为第三产业,也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之一。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现代教育已具备了产业活动的两个基本特征――生产型和可经营性,教育的生产性是指通过对教育的一定的投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给接受教育服务者及社会带来经济和非经济的预期效益,这种收益再通过个人和社会再分配后再投入到教育中,从而扩大教育的规模和提高教育的质量。也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再生产,将资本通过教育活动实现增值。可经营性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对教育的得当经营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教育作为产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相比所具备的共性:1.它提供无形产品,也可以说提供具有内在价值的人(人才)。2.直接满足人在物质产品以外的其他需要。3.教育需要物质产品但其中又有服务在内,为社会其他物质部门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活动提供非物质的无形产品即教育服务。
教育产业的特殊性:1.教育是非营利性产业。2.教育产业中的人力资本比物力资本更为重要,拥有物质基础并不是其从事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其中人的主观因素(教师、学生)起很大的作用,只有物质基础与人力资本完美的结合才能产出更高质量的劳动者,促进经济增长。3.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教育对象诸如道德素养、精神及身体健康状况、正确的人生观及世界观的养成等方面的发展状况都有具体的要求,单纯的把人作为某种生产过程的加工对象而忽略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是不科学的。
教育界对产业化有过的看法与态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对于教育能否产业化及如何产业化的争论所产生的观点总的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观点:教育不能产业化。此观点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主要理由有:1.教育产出不能商品化,因而不能通过销售教育来维持自身的发展,更不能获取利润。2.教育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联系是间接式的,投资者、经营者和受益者之间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而是带有政府的公共与福利行为特性的。3.一般产业部门中的加工对象不同于教育中的受教育者,教育需有教育对象的共同参与才得以进行。4.产业产品价值可以用货币衡量,教育的“产品”价值无法衡量。
第二种观点:教育可部分产业化。教育可部分产业化,但不能完全产业化。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主要依据是从教育产品中公共性质、准公共性与私有性并存,决定了教育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具体的应对必须看教育在不同阶段其产品具有的公共性多一些还是私有性多一些。具体的发展形式根据教育产品的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其是否适合于产业化运作模式,体现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福利与保障性质的同时,在诸如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领域体现产业化运作特点,实行“优质优价”原则,树立起高等教育投资消费观念,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与日俱增的需求。
第三种观点:教育应当完全产业化。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产业化的目的就在于理顺教育投资者、受益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使教育能够实现“以教养教,自我发展”。把教育看成是商业行为。受到市场中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其融入到社会其他产业部门中去,成为经济运行环节必不可少的基础产业。
2 对教育产业化问题的探析
教育产业化的因由――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教育产业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出现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自1979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开始出现质的转变,由过去的政府控制、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向政府监督、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要调节手段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所有制上认可私有、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动必然伴随着上层建筑的转变,公民社会生活每个方面必然受其影响,以至意识形态随着发生转变。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教育不再是一个只依靠政府部门获得经费与发展的公共部门,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增殖能力的特殊的产业部门。可以说教育既是事业,又是产业,即具备上层建筑的属性也慢慢地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之所以说是一门“特殊的产业部门”是因为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全盘市场化的举措是否合适还有很大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市场化趋势中教育也必然发生具备市场化特征的转变。换而言之,教育在以往传统模式中的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性在逐渐向经济基础范畴转变。
教育产业化的体现形式――公共教育权力转移,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的转变。
教育产业化变革在制度上最直接的体现形式就是放权,也称为公共教育权利的转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是由国家包揽的,主要通过政府机构机作为附属的公立学校系统来实现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公共教育权利主要是以国家教育权利的形式存在,自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公民社会领域的自治化,以国家权力为主要形式的公共教育权利开始向地方、学校和民间转移。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实行地方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对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但转移主要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两个大的方面。所谓政府监督模式不同于政府控制模式的具体含义也就是在教育兴办、经营过程中能由市场、学校管的就交给学校和市场,学校和市场不愿也不能管的,再由政府出面解决。其中转变尤为明显的当属高等教育领域,自九十年代以后明确提出的:扩大高校办学自,即扩大高校在招生、专业设置、人事、经费、对外合作等方面的权利。相对于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学校过分的依附于政府的状况,如今高校已经转变为同时具有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属“企业法人”和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事业法人”双重身份的特殊法人单位。
产业化进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实质及其中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计划与市场、安全保障与利润最大化、远景利益与现实利益、军事哲学与商业哲学。
其实现今教育产业化趋势带来的经济效益与随之出现的教育事业趋于功利化和过度商业化的种种问题的实质无非是过去和现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社会体制下所产生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交锋。具体地说也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中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抗,新、旧体制下的教育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争执。
市场机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对教育发展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而市场调节由于其自身的投资个体盲目性、调节滞后性等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注定市场调节不可能是解决任何经济发展问题的万灵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制度缺陷的表现。在这种优化组合过程中如何顾及教育的特殊性、体现教育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上)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所有市场条件下的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普遍共性就是财富向竞争中强势一方流动的倾向,市场竞争中相对强势一方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等诸多活动中具有优势,这样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源、财富由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的流动和转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教育领域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教育资源(包括资金、设施、教师等等)只可能向发达地区、高收入阶层流动,而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所能得到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减少,加大地域间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加剧教育的不公平。计划经济与宏观调控手段在过去因其缺乏灵活性、无法调动生产积极性等的缺陷也为人们所批评,而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对于国民经济的强大驾驭能力和国家经济体系对于经济危机的巨大耐受力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在教育领域,那些市场机制所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人群(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贫困人口)上政府行为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比拟的,甚至是社会其他方面、其他手段所无法取代的。比如在贫困地区建立希望小学,贫困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等等,通过常规招商引资手段处于资金周转周期长、回报低,对于投资者不会有太大吸引力,要获得来自于社会上的资金大多只能通过非营利性组织为媒介,公益性捐款为主要渠道的加以筹集,而这些资金的数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改变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则很难预料。
由此观之,对于教育产业化的种种争论无非是教育市场化所产生的短期化、局部化经济利益与教育所担负的提高国民素质,推动国家发展的长远、整体利益的取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说是一种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追求的商业哲学和以国家安全保障为第一要务的军事哲学的对抗。两种经济体制体现出的种种矛盾以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反应只是一个经济基础发展转型时期上层建筑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发展需要、促进发展的过程。以纯粹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调节的手段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期并存的现象非常普遍,对于经济体制不要太强调其“姓资还是姓社” 的问题。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单纯市场机制带来的脆弱性也借助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只要是有利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体制都是可以采用的,承认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就是最好的例证。
3 结论
经过多年的争论教育产业作为一种宏观层面的理解早已达成了共识,但在微观操作实践中往往还存在着诸多可行性的问题,所有争论观点的核心无非集中于对产业化的不同理解上,产业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教育发展的手段是有尝试价值的,但是产业化、商品化不是目的,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只会导致教育本体价值的缺失。同时,认为教育产业化等同于教育市场化、教育商品化是有失偏颇的。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把教育变成一种商品交易活动,而是依照投入产出原则,借鉴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充分汲取市场当中有利于教育活动的积极因素,讲究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以扩大教育再变革。不区分阶段而笼统认定教育就是产业的观点和一概否定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充分的引进市场活力,最大限度的保障教育公平,教育产业化程度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类型和地方实际的差距会有所不同。但总的原则是促进教育发展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异,注重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有限度的进行改革和创新,教育的产业化是作为一种手段存在的,产业利润的获得并不是其根本的目的,所有体制以及措施都应该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增强综合国力这一根本目的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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