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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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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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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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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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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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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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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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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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转贴于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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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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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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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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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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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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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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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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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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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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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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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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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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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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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区域的三大本性

地理学是研究区域差异的学科。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在其著作中强调：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区域差异性的学科。区域的差异性不是将地表的任何事物作简单分类。例如，如果用人口密度将区域划分为劳动力密集地区和稀疏地区，在实际应用时，会发现这样的分区结果毫无用处。北京市相对河北省人口密集，但是劳动力成本并未因为供给充分而低廉。北京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如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将区域中的多种要素同时考虑，才能确定区域特点。而这些多要素的组合，往往造就了区域的“惟一性”。 地理学的“难度”在于，用区域的惟一性作为“自变量”，分析它对其它事物发展的影响。

区域的惟一性来自区域的三大本性。区域本性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区域特点。区域的第一本性是区域在某个时段内的自然特点，这些特点由地球系统的整体发展决定。如北京的第一本性是由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等自然要素组合。区域的第二本性是人们在某个区域中长期积累的人类物质财富的组合。如历朝历代在北京积累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群。这些物质财富的积累虽经历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洗礼，但是依然具备周边地区难以复制的雄厚物质基础。区域的第三本性来自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在北京发生的、，这些也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

区域三大本性来自区域主体性

区域的三个本性在不同主体眼中是不一样的。区域地理学一直是20世纪地理学的主干。1920年代，索尔创立文化地理学派。他指出，不同人对同样的自然条件的认识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和欧洲移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创造的文化景观大不相同。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学派出现。代表人物段义孚等认为，由于人生经历不同，每个人对特定区域的认识也可能不同。如北京作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地，若作为反战、和平的教育基地，中日双方对北京的认识是一样的；若作为激发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日所定义的教育意义又是不一样的。这个例子表明，区域的主体可分可合。

篇3

王衍用和曹诗图则从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习俗和教义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11]；赵荣、王恩涌等也从宗教景观的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间变化过程出发，认为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类、宗教传播和分布、宗教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关系、宗教仪礼和习俗与地理环境、宗教景观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对国外宗教地理学作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回顾，将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宗教文化区[13]。总体来看，相较于国外宗教地理学综述性研究而言，中国现有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述评都普遍存在共同问题，即基本上都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入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亦认识到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逐渐在当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当代国外宗教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作了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丰富和补充完善中国宗教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学者们的关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关于宗教问题最关心的是其定义、本质、起源和表达[47]。宗教被认为是对神的崇拜，被视为是超人类实体或权力，是一种道德系统，以及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活动等。但有学者指出，无论将宗教定义为什么，宗教是服务于不同学者或机构的目的而被建构的[71]，而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本质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学者更倾向将宗教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神学和哲学信仰的支撑[73]。总之，宗教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在地理学术界内更受欢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来，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审视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可作为考虑的出发点[75]；Holloway采纳了19世纪精神主义的解释学分析，主张朝着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当代宗教的含义[76]；Proctor将宗教视为对权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认为宗教属于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权威系统[47]。实际上，尽管地理学家们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关于宗教地理学和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学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研究，比起关注宗教本身，它更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学(religiousgeography)的出发点是宗教，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讨宗教在塑造人类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当代宗教地理学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探讨宗教景观和空间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冲突、对认同的建构和人们生活实践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历史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例如，神学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传统、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他们比宗教地理学者更关注于神圣空间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对诸如朝圣之类的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空间身体化而感兴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断寻求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间的辩证逻辑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已提出的采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来区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8]。Ferber指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区分这一辩证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对客观性的理解可以为这一大辩证逻辑间的分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一种解决认识论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为宗教地理学对哲学传统的讨论开辟了一扇新大门[79]。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尽管西方地理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过去几年仍没有在学术界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宗教在当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学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转变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学仍有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有待发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转变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如宗教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尤其是加强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环境危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阶段(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经历、第二代移民与其父母在宗教认同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活动和当地社区的联系)等等[6]。由此可见，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日趋与全球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倘若在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活动频繁等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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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乌铁红 闫立杰 王汉祥 单位：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空间认知与旅游地意象空间结构

空间认知是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认知是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属性包括位置、大小、距离、方向、形状、模式、运动和物体内部关系的认知，是通过获取、处理、存储、传递和解译空间信息，来获取空间知识的过程。心理学家认为，人之所以能识别和理解环境，关键在于能在记忆中重现环境的形象。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记忆中重现的形象，称“意象”或“表象”(image)，具体环境的意象称“认知地图”(cognitivemap)。认知地图就是人通过多种手段获取空间信息后，在头脑中形成关于认知环境(空间)的“抽象替代物”，又叫“心像地图”(imagemap)［12］(12－14)。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地理学家、规划学家乃至心理学家对感知环境研究的迅速展开，空间认知在旅游地理学中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旅游地意象是旅游主体及其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地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空间的感知，空间感知(Spatialcognition)是旅游地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结构、实体和空间关系的内在描绘或认识，是对空间和思想的重建和内在反映。旅游地意象空间是指由于旅游地环境对旅游者影响而使旅游者产生对旅游地环境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空间，是旅游者的“主观环境”空间［13］。旅游地意象的空间构成要素包括道路、边沿、结点、区域和标志。城市规划师林奇认为上述五种要素是城市空间意象构成的关键因素，区域由结点构成，受边沿的限定，道路贯穿其间，标志散布在内，它们有规律地互相穿插和迭合。国内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研究深受城市意象空间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应用认知地图理论研究了旅游地的意象，目前主要是集中于旅游城市、古镇和古村落等人文型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研究［12，14－19］，对于自然风景区等自然型旅游地的空间意象研究较少，仅林玉莲在1995年对武汉东湖的空间意象进行了研究［20］。此外，对古镇等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旅游地意象空间的构成也是上述五种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各要素在意象形成中的作用及内部的各自构成。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与旅游地意象动态变化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起源，最早可上溯到1939年基尔伯特(E•Gilbert)的《英格兰岛屿与海滨疗养胜地的成长》一文［21］。但一般认为，最早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概念由克里斯特勒(W•Christaller)在1963年研究欧洲的旅游发展时提出的。1973年，帕洛格(Plog)也提出了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生命周期模式，他把旅游地的周期与吸引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的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心理图式假说，并认为旅游地的兴衰取决于不同类型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继之，1978年斯坦斯菲尔德(Stansfield)通过对美国大西洋城盛衰变迁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模式。他认为大西洋城的客源市场部分由精英向大众旅游者的转换伴随着它的衰落。1980年，巴特勒(Butler)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以及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式，认为旅游地的演化要经过6个阶段: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22］。尽管学界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还存在着诸多质疑，如是旅游地生命周期还是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存在逻辑漏洞、实践检验对生命周期理论有否定等，但是并没有影响学者们来使用该理论进行旅游地理学和旅游学的研究。在旅游地意象研究领域里，根据Butler的理论观点，学者们提出了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特征、意象战略以及演化规律等(见表2)，并认为旅游地意象生命周期的研究是旅游地意象动态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旅游者对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关于旅游地意象的认知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而变化的规律，可同构为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模式，对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意象设计与传播具有指导意义［11］(90)。随着旅游地的演化，旅游地意象必然随之演化，经历不同的演化阶段，在各阶段产生不同的旅游意象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形成旅游地意象的演化规律［23］。四、地方感与旅游地意象策划环境感知是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感属于人与地方相互关系中的环境心理研究范畴。某些地方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意象而被认为独具特色或令人难忘，形成了强烈的地方感，可以被解释为人们通过亲身体验、深刻记忆和明确意图而对某个地点形成的依恋感，1974年图安(Tuan)将这种情况称为“恋地情结”［6］(247)。地方感是关于人们对特定地理场所(setting)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忠诚的多维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恋(place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地方意象(placeimage)和机构忠实(agencycommitment)等研究领域［24］。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形成的地方体验和地方情感是地方感研究的两个主要视角和领域。地方体验主要是指人以特定地方为感知对象，在人的态度、期望和目的地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对特定地方的感知评价和意象，以及赋予地方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探讨的主题包括地方(Place)的概念、地方性、无地方性、地方精神(Spiritofplace)等。地方情感主要包括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评价和情感依恋两方面［25］。地方感与旅游地意象关系密切(图略)，地方感是旅游地意象策划的基础，并与旅游地意象相互影响。地方体验是旅游地意象感知和策划设计的基础。“地方或地方性(Place)”这一术语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乃至现代地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26］。人文地理学家把地方定义为生活空间、社会网络交流的场所或者可以解释为个人产生地方感的来源。“地方性(Place)”和地方识别性和地方认同(identity)的研究，与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11］(26)。从旅游地理学角度讲，地方是旅游者对一个旅游地感知、感受、审美和判断以及形成对旅游地整体印象的基础［27］。任何地方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特性，或称地格(Placeality)。诺伯舒兹所谓的场所精神(GeniusLoci)体现了这种地格意义。诺伯舒兹认为，场所是环境的一种具体形态，场所不只是抽象的区位，它指的是由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合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一般而言，场所都会有一种特性或“气氛”。地方性研究是区域旅游意象设计的基础工作之一，旅游地意象的设计要把握地方的文脉，提炼包括文化特质和自然特性的地格［28］(206)，为未来的旅游开发和规划提供本土特征基础。地理学的地方情感评估主要体现在地方意象的评估上，在旅游地理学中主要体现在旅游地意象的情感评估上［25］(13)。此外有研究认为，旅游地意象和地方感是相互影响的。人们对地方的经验认识和了解会影响认知意象的产生和情感上的反应，意象的形成与地方熟悉感的概念相似。旅游地意象的形成会影响游客对旅游地的地方依附感［26］。总之，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旅游现象是旅游者在不同旅游地域迁移的一种时空位移过程，隶属人地关系的一种。旅游地意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的综合感知，从地理学相关理论的角度来解读旅游地意象感知的时间与空间特性，具有本源视角上的理论意义，也可使旅游地意象在旅游管理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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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037-02

一、乡村聚落研究综述

聚落通常包括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作为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聚落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憩、劳动生产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乡村聚落学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乡村聚落学是研究乡村聚落（狭义的聚落）的景观、形成、演变、分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联的一门学科[1-3]。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这一时间段内的乡村聚落研究多侧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980年以来，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地理学等影响，西方的乡村地理学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会方向转型。

随着乡村聚落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诸多学者运用GIS的方法开展对乡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红波等通过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发表《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趋势》，提出乡村聚落的人文和社会化与乡村重构趋势。2014年，吴江国等运用GIS的方法，结合土地调查数据在县域、镇域、村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乡村聚落景观的分型特征[3]。2015年，宋晓英等学者发表《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县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多年间的乡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军事、人口、经济等的影响[4]。

二、乡村聚落研究相关理论

（一）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论是在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产生的理论。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人地相关论）、适应论、人类生态论、文化景观论、唯生产力论、非决定论、协调论等。人地关系协调是人地关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强调人地关系中各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最终目的是人地系统的和谐发展。人地协调的重要标志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可接受性不断加强[5]。

（二）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成为研究城市职能、城市规模及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理论。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为向居住地周围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场地，并发现中心地的分布会受到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由此中心地有等级大小之分，等级的大小决定了中心地的数量、分布、服务半径。通过确定中心地经贸活动的影响半径，加之空间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网络结构，他还提出在理想环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边形模式[5]。

（三）系统论

19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奠定了系统论发展的科学基础，到70年代，在各国的学科领域内掀起了“系统运动热潮”。

系统学作为一类严谨的科学，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越来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地理学研究，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统模型，界定系统的研究边界，在城镇规划、区位选择等方面，系统思维与地理思维形成了较好的契合。随着RS、GIS、GPS等系统学科的发展，地学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思维方式，通过一些动态的模型，更加明确了地理研究的可视化和动态演化。系统论也成为地理科学方法的核心，系统学思维为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论

1967年美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论。分形是指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如海岸线的局部和整体的相似[7]。分形理论被用于地理学是一种定量研究。国外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兰克豪泽。阿林豪斯运用分形理论对中心地进行重构，并证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体系。

巴蒂在1994年与朗利联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书中探讨了城市的边界、土地利用形状、城市形态等。法国学者富兰克豪泽出版《城市结构的分形性质》，并于2000年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聚落形态演化逐渐出现的分形特征。

国内研究在1990年开始，艾南山等将分形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开始运用分形理论研究城市规模和结构[8]；陈彦光、刘继生和朱晓华等相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城市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中。1998年，单纬东、陈彦光发表《信阳地区城乡聚落体系的分形几何特征》一文，通过对信阳地区、罗山县域、周党镇村镇的聚落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了其相似分形性质。2014年，吴江国、张小林等结合分形理论，通过研究对比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的聚落，发表《苏南和皖北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对比分析――以镇江丹阳市和宿州桥区为例》一文，证明分形理论对聚落体系规划的实用性和科学性[9]。

三、乡村聚落景观及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一）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容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全面展开。景观格局的定义来源于景观生态学，是一种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外在现象。景观格局又称景观结构，由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排列组合形成，是生态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结果[10]。

乡村景观研究最早在捷克、荷兰、德国等国家开展。研究内容主要为：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演变；分尺度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类型；研究乡村景观，通过乡村规划调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乡村景观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国内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成果

19世纪80年代，乡村景观研究在中国兴起。相对于国外，中国的乡村聚落研究起步较晚，但却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挑战的领域。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主要包括乡村住宅环境、乡村聚落的景观类型以及评价、乡村规划、乡村旅游等方面。近年来，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

1.景观格局。汤国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方法，通过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镇距离等因素对聚落的影响，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11]。蔡为民、唐华俊等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黄河三角洲近20年来的农村居民点格局[12]。冯文兰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和度量方法，选取高程、水系、交通网、坡度对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乡村聚落景观与环境的关系。姜广辉等学者将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景观指数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的要素之间的关系[14]。刘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并得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分为集群型、随机型和均匀型3种类型。

3.乡村景观评价。刘滨谊与王云才运用景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理学的理念建立了乡村景观的可居度评价，可达度评价，相容度评价，以及敏感度评价和美景度评价体系[15]。谢花林与刘黎明从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出发，通过构建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4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乡村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依据[16]。赵勇等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构建15项指标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分析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 4 种类型及相应做出评价[17]。

4.村落规划。郭晓东等通过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居住点的选择更倾向于空间较为开阔、交通更为方便、水源条件更为适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扩张、聚落数量的增加，导致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和引导乡村聚落适度集中，从而实现乡村聚落的健康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18]。

四、结论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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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博斯威尔的这种思想倾向，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l?哈维有种说不尽的无奈。在《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中，哈维着力描绘了那些具有身份优越感的贵族对城市的种种偏见：信誓旦旦地认定城市只因他们这些人而存在，为了健康的城市文明，那些黑人、穷人等群体，必须被逐出市区，或者将他们统一规划到郊区与城市边缘空间中。而为了防止“下等人”的靠近，这些城市贵族们甚至建造了“门控社区”等种种排他性空间。哈维相信，这种对城市的“不平衡地理”想象，势必会导致城市中的“区隔”问题：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和仇恨将会越来越严重。

相比之下，作为博斯威尔老乡的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则要显得大度得多。拉班认为，伦敦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城市，任何人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独有的注脚，它们无穷无尽，不分贵贱。1974年，拉班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放大，最终归结成了一本书，书名为《柔软的城市》(soft city)。此书通过对伦敦的尽意书写，为所有城市刻画了一个细致入微、柔软异常的现代寓言，其对西方后来城市规划的影响极为深远。

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城市的种种定义大多都是政治化的。拉班一改常规，将城市赋予了意味深长的感性：“城市，我们伟大的现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顺从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的种种生命、梦境和阐释。”因为柔软，一切就变得不再固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各种可能性在此――敞开。换句话说，我们不应以阶级、种族等眼光来打量一个城市，城市的特质正在于它的多元与异质。

但是，城市为何会变得柔软呢?作为旅游作家的拉班，通过自己多年对城市的切身观察与体验，最终将其原因归结为城市中不同的个体人。一个人，意味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中，我们总能看到波德莱尔诗里的浪荡子、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福楼拜眼中的贵妇、马克思著作里的劳动力，以及狄更斯故事间的都市夜行人。这些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不为解读城市提供着别具一格的视角。也正因此，拉班才借用罗兰?巳特“零度写作”的观念，提出如今的城市已经变得“去风格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城市无非只是个人风格一种经验的剧场。

当然，在个体人将城市变得柔软的同时，城市反过来也让个体人逐渐变得柔软起来。书中，拉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来描述城市是如何软化一个初来乍到者的(拉班将这些人称之为“绿角”)。拉班认为，进入一个城市的过程，是一种戏剧化高度增强的场面。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入口，那里凝聚了整个城市最具感染力的修饰符号，能使“绿角”们兴奋异常，难以招架。于是，在诸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身怀“美国梦”的人在客船甲板上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时的狂喜。而在进入到城市内部之后，各种城市景观也在“绿角”面前逐一铺开：衣着光鲜的摩登女郎、灯光迷离的都市街道、豪华气派的大型商场、琳琅满目的百货中心。要想融入城市，

“绿角”们必须先融入这些城市景观。原本坚硬的本我，就这样在城市面前缓缓柔软，进而变成了一个任意可塑的城市人。

出于道德自觉的考虑，拉班虽然并未像博斯威尔那样给城市设置一个具有等级差异的伦理标准，但是他还是对城市之“柔软”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一个柔软的城市，因为太随便，太自由，以至于发展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这样的自由无疑是肤浅的。而对于自由来说，肤浅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可以把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视为自由，可以把不顾他人之痛的欺骗视为自由，也可以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仇恨与犯罪视为自由。这种略显无奈的自由，彰显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城市虽很柔软，但却充满着坚硬的事例。正因此，拉班才感叹城市怀有“魔幻”之属性，让人实在难以猜透。

面对现代城市中的各种坚硬困境，大l?哈维认定传统的乌托邦已从城市中退隐，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认城市的意义。在他看来，把城市比喻成一座粪堆，这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l道士采用的一个头脑简单的提喻，毫无意义。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乐观地奉承芒福德们的完美构想，认为仅凭理性便可掌控城市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必要悲观地走向乡村社群主义，高唱“城市之死”的挽歌。这也是为什么拉班会把自己的书取名为《柔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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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应用研究；研究展望

一、概念研究

上世纪40年代Aldo Lcopold在对土地功能状况评价中考虑了土地健康的因素，生态安全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开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对土地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土地生态系统自身承载能力，区域内土地生态安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降低定义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张虹波等从保持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内部结构、功能完整，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梁留科等从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还有学者从人类对土地的需求量与土地的供给能力定义土地生态安全，即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后代人发展对其的需求。

二、土地生态安全的基本理论研究

（一）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沃仑·纽斯的《地理通论》中首次提出了人地关系。从地理学角度上讲，人地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人地关系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是土地承载力限制与超越原理。人地矛盾主要是指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得土地难以满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既土地承载力是有限制的，人地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高土地承载力；二是人地关系地域关联互动原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土地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关联互动中，即便是来自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系统，每一种层次都是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这时，变动与冲突、互补与协调就成为了人地系统的主要特征，吴传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内容。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的大量使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揭示出环境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给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能力相适应，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在土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谋取发展。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土地的生态安全的研究才更具有意义。

（三）生态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1989年创办《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国内外对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就。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均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土地生态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实现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情况下。反之，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进展

（一）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化肥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土壤的特质，人类对森林不合理开采改变了陆地水循环。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被人们提上日程。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多通过借鉴1993年FAO发表的《可持续土地管理评价大纲》中关于土地质量评价指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多数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研究，张建新在P-S-R框架模型的基础上选取评价指标，对湖南省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许月卿从自然、经济、社会安全的角度构建小城镇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猫跳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杜忠潮依据P-S-R模型，从土地自然资源现状、土地社会经济环境压力和人文影响3方面构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高珊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研究了生态建设成效。

（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研究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确权的方法有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熵权系数法，部分学者也采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李秀霞采用熵权对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土地生态安全的合理性建议；徐道炜采用突变级数法研究了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综合指数法、物元法等方法是学者们常用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性评价的方法，李明月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对广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上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以研究土地承载力的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90年代，人们将生态足迹的方法引入到生态安全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了原有的定量水平和精确程度，生态足迹方法定量化程度高，一般只有很少因素定量评价生态承载力状况。何淑勤等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情况进行了研究。

（三）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土地生态预警的目的在于时刻了解系统内部生态安全的综合状况。法国经济学家Alfred Fourile最先阐述了监测预警的思想。HaqueC.Emdad对加拿大红河谷土地资源的危险性进行评价。我国对预警的研究主要在一下几方面，一是概念方面，傅伯杰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预警是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后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预测和警报；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利用GIS建立土地生态预警信息系统，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三是评价指标方面，吴冠岑选取从自然、经济、社会三方面选取预警评价指标，并引入变权理论的概念，构建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并对淮安市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学工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估和预警研究。

（四）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研究

生态安全设计，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主要针对区域内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主要包括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生态因素已成为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S.Hermann从自然环境角度选取生态约束因素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设计；赵丹从生态绿当量的角度，对宁国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方面，马克明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徐海根等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设计的概念，构建了从区域层次到网络的每个节点（保护区）再到网络与节点的连接（廊道）的研究流程，综合运用迭代法、整数规划方法和地理途径方法等方法设计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格局。

四、研究启示

首先，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加大对各模型进行基本参数与可信度、准确度的研究。评价方法上将计量模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为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的研究构建空间模型。

其次，加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设计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土地生态设计的研究在于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土地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利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研究。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系统预警指标体系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预测误差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预警过程中难以及时、准确对预测误差进行修正。且较少进行多种预警方法的综合运用。构建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加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监测，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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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体系 等级 规模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越来越明显，城市等级体系也必然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动。我国城市数量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加强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对于探索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和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界定

基于城市等级体系的自身特点，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研究为主，对其定性研究较少，因此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在一些研究中将城市等级体系、城市规模等级和城市体系等级混合来用。

城市规模等级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标，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职能规模和基础设施规模四部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以人口规模为主。依据城市非农人口规模指标将我国城市分为五个等级：超特大城市（人口1000万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万小于1000万）、大城市（人口在50万到100万）、中等城市（人口在20万到50万）和小城市（人口规模20万以下）。

城市等级体系是指按照城市多项指标的综合对城市进行定位，它包含了城市中心地区和广大乡村地区，以及多产业体系的区域经济系统，城市等级的确定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等级绝不等同于城市规模，一些人口多的城市其等级不一定高，人口相同的城市也不一定就属于同一个等级。但在一些实际研究中，直接以人口规模指标来划分城市等级。

城市体系是指一定地域内在功能和等级方面互相联系的城市总体，城市体系是对多个城市来说。它包括城市功能体系、城市等级体系两种类型和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三个基本结构。城市体系可按城市规模的大小划分为若干个级别，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级别就能代替整个体系的等级。

综上所述，并不能说单个的城市规模或城市等级就是城市等级体系，本文所讲的城市等级体系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综合体。

二、城市等级体系的相关理论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几个重要的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为依托。克里斯塔勒型（Christaller-type）的城市空间体系是在农业腹地的扩大导致制造业生产地点分散（通过产品差异或运输成本导致多组货物生产组织的产生）中自发形成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演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传统模式，第一模式是采用阿隆索（1964）——米尔斯（1967）——穆斯（1969）单中心城市模型，这是杜能（1826）土地利用模式的重新修正，其中“偏僻的小镇”有中央商务区（CBD）取代。第二模式是亨德森（1974）作为经济模型的城镇体系，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合的城市，其主要研究城市规模和类型（Henderson，1987，1988）。第三模式是克里斯塔勒（1933）和廖什（1940）的中心地理论，以均质的平原空间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论基础。

（一）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 Lo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50年代起开始流行于英语国家，之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被认为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通过对德国南部城镇的调查，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发表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论。克里斯塔勒创建中心地理论深受杜能和韦伯区位论的影响，所以他的理论也建立在“理想地表”之上；其后又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假说。克里斯塔勒指出级别高越高的中心地生产较高级别的中心货物或提供较高级别的服务，反之亦然。根据中心地的服务范围，提出了正六边形的网络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K=3的不同级别的中心地数量的递推公式。

克里斯塔勒认为，有三个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的形成，即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不同的原则有类似于K=3的中心体系网络分布，只是在不同的原则下K的取值不同而已，市场原则下取值为3，交通原则下取值为4，行政原则下取值为7。以上三个原则共同导致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

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在书中他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个与克里斯塔勒学说完全相同的区位模型。与克里斯塔勒不同，廖什更多的是从企业区位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方法，提出自己的生产区位景观。廖什出色的工作，为中心地理论树立了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

此后，1958年，贝里（B.J.L. Berry）和加里森（W. L. Garrison）对中心地理论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释。首先，他们增补了中心地理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均质分布的。其次，由于当时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尚未译成英文，贝里和加里森对六边形网络做了自己的解释。在构造中心地等级体系时，贝里和加里森明确提出了“边际等级货物”这一概念，这对中心地理论是一个发展。1962年贝里又提出中心地等级的提高，职能单位数目的增加比中心地职能数目的增加要快。1967年贝里又指出中心地理论假设条件变化后对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影响。他认为，人口密度越高，地区潜在的消费也越高，因此，中心地等级体系中的层次潜在数目就越多。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交通将减少低级中心地的重要性，有利于较高级别中心地的发展，这一点符合美国中心地的发展态势。他还指出，农业社会由于消费水平低，中心地职能分化程度低，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层次数也较少。

贝里（Berry，1967）的概括特征的前两个已由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研究演绎得出。可见，城市等级体系依托于中心地理论而产生和发展。

（二）亨德森城市体系理论（Henderson-type）

城市经济学在针对城市区规模和类型结构的研究中构建了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模型（Henderson，1974等）。亨德森认为经济体为城市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Cities），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即产业在城市的地理集聚产生外部经济，同时，越大的城市存在越高通勤成本引发城市的非经济性。同时，亨德森提出由于产业间的规模经济存在差异，而城市非经济性决定于城市规模，由此解释了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规模的专业化城市现象。但亨德森的城市体系无法处理城市空间分布及相互空间作业关系等空间问题，因此可以被视为无空间城市体系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上的城市等级体系研究，将空间因素重新带回城市等级体系理论的模型。该研究始于Fujita和Krugman（1995）对于“杜能”空间经济框架中单中心城市形成机制的建模，随后，Mori（1995）、Fujita和Mori（1997）逐步推进，最后Fujita等（1999）完成创作。此后，Tabuchi和Thisse（2011）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三）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

城市首位律是马克·杰斐逊（M. Jefferson）早在1939年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一种概括。杰斐逊分析了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列出了每个国家前三位城市的规模和比例关系，发现其中有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两倍以上，有18个国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其定义的首位城市也就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等级的城市。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这不免以偏概全。为了改进首位度2城市指数的简单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四）城市金字塔

城市金字塔是指城市按规模大小分成等级，等级越高的城市数量越小。高等级的城市唯一金字塔的顶部，低等级的城市是城市规模等级金字塔的基础。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每一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与其上一规模等级城市数相除的伤（K值）来表示。

城市金字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简便方法。戴维斯（K. Davis）把城市金字塔的规模等级边界规范化，当城市规模按两倍数分级时，发现世界和城市体系发育的大国基本符合各规模级城市的数目随着规模级降低而倍增的规律。

（五）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

位序——规模法则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F. Auerbach）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符合下式

PiRi=K

式中：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

1925年罗特卡（A.J. Lotka）发现美国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给出了一个比奥尔巴克方程能更好地拟合美国1920年的100个最大城市的模式。罗特卡的贡献在于对位序变量允许有一个指数。

1936年在辛格（H.W. 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现一般转化公式（以10为底的对数的转化公式），相当于：

PiRiq=K

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示：Pr=P1/R。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

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已被很多人介绍。

三、城市等级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地理学科理论基础出发。国内外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传统的方法是从单一的人口规模角度划分；或者是从行政职能的角度划分，但以人口规模方法最为多见。

国外对城市体系研究最早的要数奥尔巴赫（F. Auerbach），他于1913年提出的位序-规模法则，用公式来表示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国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关系。罗特卡对奥尔巴克的约束性方程做了修正，辛格（H.W. Singer）1936年提出了一般转移公式。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城市规模分布的表达式。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通过对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分析，他发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大两倍或三倍以上。马克·杰斐逊还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

我国学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理论。比较成功的有：严重敏、宁越敏（1980年）和徐学强（1982年）先后用全国城镇的详细人口资料进行的位序-规模律的检验，指出我国城市整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王法辉（1989年）用更系统的设市城市资料计算（1949—1987年）历年位序——规模模式参数；周一星（1989年）对中国各省区二、四、十一城市指数计算；徐学强（1982年）、李少星（2009）周一星（1986年）对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详细的分析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成果上，将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和细分。其中，陈彦光（2001，2002，2010，）等，运用理论模型对美国一些城市和我国一些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实际发展中的城市对模型的拟合度；J.K. Ahn，H.O. Nourse，张弘芬提出城市等级体系空间经济相互依存模型，提出产业等级和城市等级体系的关联；王发曾（1993年）针对河南省提出建立城市体系等级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对河南省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魏守华、韩晨霞（2010年）对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采用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对我国城市等级与城市发展阶段的联系具有借鉴意义；刘继生、陈彦光（2001年）对城市等级体系结构进行宏观——微观对称性分析，具有创新意义；李震、杨永春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自身特色将GDP的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进行等级结构扁平化抑或是等级性加强的分析，指出我国城市GDP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等级结构加强，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扁平化，但加强速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减弱趋向；我国还有一些学者将交通网络引入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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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12-0024-0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12？003

1 引言

旅游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它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墨菲（Murphy）把旅游定义为关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双方的社会文化事件[1]，认为旅游作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际交往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文化交换和跨文化交流。世界著名旅游学专家贾法尔（Jafar）则明确指出，旅游是离开常住地的游人、满足游人需要的产业和旅游地三者之间社会交换给旅游地带来综合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实践表明，旅游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社区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干扰、分裂乃至破坏当地社会结构[3]。因此，旅游对于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比之经济影响更深刻、也更长远。

旅游影响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英语国家，并逐渐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4]。由于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左右，在旅游规划与管理的实践中，对旅游影响的关注点是经济影响。因此，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展稍晚（较之旅游经济影响），但发展较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国外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迪瑞等（Deery，etal.）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综述[5]，由于某些原因文章仅局限于旅游的社会影响，尤其对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综述占了较大的篇幅，而对旅游文化影响有所忽略。在国内，宗晓莲、朱竑（侧重于居民影响）、谢婷、钟林生等也对国外此类文献进行了总结[6，7]，但这些综述只涵盖了20世纪的研究文献，2000年之后只有几篇。21世纪文化全球化、旅游全球化的实践表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研究手段日趋多样。鉴于此，有必要对2000年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及时的回顾与反思，通过理清历史脉络，指明未来研究方向，为促进新时期政府部门旅游管理的有效性、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游客—居民—移民三元关系的协调性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2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阶段划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表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渐深入的过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宗晓莲、朱竑将之划分为如下3个阶段，分别为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细分、量化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多方法相结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6]。以10年为界、定性—定量—性量结合的大众化划分方法固然没有错误，但对于揭示演化的机制是无力的。21世纪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呈现新的特征。迪瑞等的四阶段论———定义和概念阶段、模型发展阶段、工具设计和发展阶段、工具检测与精炼阶段，是新时期的经典[5]，生动地刻画了演化的内动力，对未来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技术变革往往成为阶段划分的重要依据，如能结合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生产方式、价值观的转换等途径来思考这一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沿此思路，本文认为，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未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将呈现如下特点：在研究视角上，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将会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切入；研究尺度上，将更多地采用微观代替或折射宏观的方式；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质性研究将大显身手，着重实现“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的功能，进而实现对社会文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同时，一些新的定量分析工具将得到灵活采用，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会表现得更加多样化、细致化、生动化。

3 2000年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进展

模糊的概念、定义、边界直接影响了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核心概念、界定和研究内容，早期学者如史密斯（Smith）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归结为示范效应、社会分层与社会化、自尊、文化复兴和憎畏感[8]。巴特勒等（Butler，et al.）认为，旅游的社会影响在接待地或旅游目的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接待地或目的地的特征，包括对于主—客关系的影响，如文化效应、犯罪、、示范效应等；另一类是旅游对基础设施和当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如旅游开发对地方资源和设施形成的压力，输入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就业造成的压力，当地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9]。马西森（Mathieson）则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具体区划为旅游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如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空间结构、人口结构、家庭关系、社区组织、价值体系、观念习俗、生活方式、

传统文化等[10]。

随着研究的持续进展，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边界逐步形成，居民感知影响、文化变迁（物质与非物质）影响、社会结构影响等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得到明确[6，10]。地方是社会文化的空间载体，旅游发展对地方身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地方以文化表征的形式，通过符号的象征作用，向游客传达某种意义。地方身份日渐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研究内容。

3？1 对居民感知行为的影响

旅游地社区居民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真实见证者，是旅游社会文化变迁的“晴雨表”（barometer）和“指示器”（predictor）。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衡量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有效途径。正如迪瑞、克列姆（Klemm）等学者指出，社区居民已经成为目的地旅游“产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旅游目的地经营的成功与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5，11]。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视角审

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避免了研究对象过于宽泛、难以量化的问题，使研究变得具体、可操作[6]。

居民是如此的重要，理解居民支持旅游产业的内因，有助于建立旅游发展的增长模型，从而降低社会负面影响，争取社区的积极行动。自20世纪70年代伊始，居民感知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各种研究方法被采用，不同研究目标相继得到实现，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持积极态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旅游看作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工具[12]。21世纪以来，不同旅游发展形式得到验证，如生态旅游[12-15]、

乡村旅游[16，17]、滨海旅游[18-22]、遗产旅游[23]、赌场[24-26]、事件[27]、主题公园[28]，居民对此态度不

一。然而居民对影响感知和支持的程度，伴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改变而改变。正如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中所指出的：当旅游地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发生分化，任何一种旅游发展形式都不可能得到每位居民的支持；而进入后期发展阶段时，居民对旅游发展开始持消极态

度[29，30]。在这一阶段，传统的经济评价工具已经不足以评价居民的态度，除经济之外，环境、社会、情感等其他因素需要被考虑进来。同时，学者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的比较结果也发现居

民的态度存在差异[31-36]。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目前居民旅游感知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只需要进行定期的更新工作便可，从而减少无理智的重复（unwittingduplication）[5，12]。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具有一定“实证意义”的“刷频”阶段，理论提炼与学术价值略显不足。

居民感知的新进展离不开美国学者格里斯（Gursoy）及其合作伙伴的努力[37，38]。尽管早些年一些学者，如兰克福特和霍华德（Lankford&Howard）模型、福克纳和泰德史威尔（Faulkner&Tideswell）模型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39，40]。格里斯等全面审视居民感知的发展历程，整合理论化的研究框架，重构应变量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不断修正、检验、完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适用性较强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以克服由于衡量指标不统一，调查结果不能进行互相比较的难题，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37，38]。这种努力一直延续，直到迪瑞等批判性地

审视旅游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重新建构居民感知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议程，将居民旅游感知的结构设计为：影响居民感知的变量分为外部变量和价值观变量[5]。然而2010年之后，居民旅游感知模型的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一些新要素开始出现，如权利、信任、信仰等[41，42]。

3？2 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步伐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和文化实践的重要形式，成为目的地文化变迁所不可忽视的因素。汤姆林森（Tomlinson）认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43]。在旅游全球化过程中，人们体验到了全球空间的亲近感，或者说是“时空压缩”，从麦克卢汉（Mcluhan）的“地球村”到联合国所发明的“我们的全球邻居”，这种“亲密感”跨越了很大的时空段，导致远方的游客进入到地方的体验之中。然而，这种亲近感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克服了时空距离之后，人们（居民、游客、旅游移民）如何面对新的文化冲击，这种文化实践活动（强势文化）会对目的地文化（弱势文化）变迁产生何种影响？

在保继刚看来，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定出一套衡量影响的标准尺度[44]。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对旅游文化影响展开研究，文化景观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议题[45]，也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46]。目前，旅游影响文化景观变迁的专项研究缺乏，语言景观是其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景观。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壳，是人类的交往工具。布尔迪厄（Bourdieu）指出，语言交往的实质是不同的个人、团体、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利、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47]。语言变化是衡量社会文化变迁与旅游开发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48]。戴凡等较早注意到旅游开发对目的地语言变化的影响[44]，潘秋玲刻画了西方、粤语言景观在西安传播的空间格局[48]。

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民族—民俗文化的变迁。民族文化是一种建构物———“想象的社会”，由许许多多的“创造性的传统”所组成的。民族认同寄生于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包括“感情、价值观、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然而，旅游作为一种全球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会对目的地民族文化产生多种影响，这种复杂的影响既可以摧残原有的认同心理，使旅游地逐渐丧失个性和特色，也可能凸显、增强原有的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

真实性与商品化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49，50]。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定位在消极方面：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的民俗文化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同化、民族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的庸俗化、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51]。例如戴亚等（Dyer，et al.）对澳大利亚本土社区雅加布卡（Djabugay）的研究[52]，约瑟夫等（Joseph，etal.）对印度宗教旅游地普什卡（Pushkar）的研究[53]，以及梅森（Mason）对加拿大渥太华本地音乐遗产的再语境化过程的研究[54]，都得到类似的结论。

也有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区，旅游对接待地民俗风情的影响，其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增强了民族自信，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世界化进程[55-58]。伴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持续推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理解更加深入，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不同的策略作为应对文化冲击的手段纷纷被采用，以协调“全球”与“地方”的文化关系。文化生产和身份识别的复杂性从来不会屈服于成品的身份。阿莫阿莫（Amoamo）考察了新西兰毛利人新的身份涌现过程，即“杂种性”（hybridity），动摇了毛利人固定身份的概念，为土著—边缘人群赋予新的人格愿景，开创了对自我—他者理解的新空间[55]。陈丽坤对西双版纳3个傣寨、唐雪琼对元阳哈播和绿春以及张瑾对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的研究，同样表明少数民族为适应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的过程，从而走向世界文化[56-58]。

3？3 对地方身份的影响

当全球化深入地方的时候，我们所处的地方随即发生转型。然而，旅游实践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这种地方文化不会在五星级的国际饭店中显示出来，但它会在大街小巷、房屋、工作场所、酒吧、餐馆、商店等这些远离商业区的地方显现出来。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宏观社会文化数据采集的困难，加之当代社会破碎化程度的加深与地区异质性的增大，伴随着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交织，全球化在改变地方意义构成的影响日益凸显：它是怎样影响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认同以及自我与地方的关系，它是怎样影响当地人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观、欲望、神话、希望与恐惧，这些问题成为当前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热点。

地方感与身份认同。地方构成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的一部分，处在同一个社会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对于地方的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地方内部复杂的社会与权力关系影响地方身份的建构形式。旅游对地方影响如此深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对民族—社区认同感、对地方实践和语境的附属感，还未被旅游商品化的逻辑所殖民化。目前学者对地方与身份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逐渐增多，基恩等（Jeong，etal.）采用文化节日构建地方身份[59]，魏雷等通过走婚文化构建男性与摩梭地方身份[60]。什么因素会促进地方身份的增强？拉克姆等（Rekom，etal.）在荷兰沃伦丹（Volendam）与厄瓜多尔奥塔瓦洛山谷（OtavaloValley）的研究发现，旅游带来的商业活动对培育地方身份有重要的协调作用[61]。

精英们倾向于在固定的时空架构中固定地方，通过投资建设物质性的、纪念性的建造以固化地方意义来形成认同。地方通过景观储存唤醒个人和集体的记忆，进而塑造民族认同和国家感。遗产旅游就是一个生动而鲜明的例子[62，63]。遗产旅游经历被看作一种符号化机制，通过它，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得以重建并互相交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最根本的作用在于维持国家的团结性和合法性。帕克（Park）以韩国昌德宫殿（Changdeok）为例，“深描”了游客对国家集体、共享记忆的主观感知和唤醒过程[64]。作为共享国家遗产的背景，昌德宫殿的永久性在于它能够增强认知渴望和民族文化延续的象征和社会心理地位；作为一种象征（symbolic agent），它的作用在于鼓励国家感知历史的阐述和国家归属感维持与增强。

文化表征与象征意义。文化表征是对目的地及其居民的“正确”描述，它们传达了一种客观的风景和体验，以语言、代码的形式融入到旅游产业的实践之中。表征产生于“它们本身”（things？in？ themselves），即人、服饰、食物、自然特征、建筑环境或独特的图标，以视觉形式转化为照片或电影，口头形式转化为事实和科学陈述、新闻报告、神话，听觉形式转化为音乐、歌曲、演讲，物质形式转化为模型、仿真、纪念品，数字形式以多种方式组合成网络[65]。旅游表征是一种经济社会力量，把游客、当地居民的文化身份、期望、经历缠绕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亨特（Hunter）鉴于台湾南部特殊的文化背景，研究鲁凯（Rukai）社区居民的文化旅游中的表征主题，揭示了表征在本土居民身份识别中的社会历史地位[66]。少数民族文化表征是民族旅游的核心，杨丽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识别中国云南多民族文化表征，反映并强化社会权利关系的政治过程，揭示了文化霸权在旅游表征中的永恒性[67]。

象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社会转换机制的功能。象征具有多层次的双重意义结构，一方面表现出它的可伸缩性、模糊性、隐含性、不确定性、混沌性、多义性及歧视性，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脉络和处境中，表现出明确的针对性、一义性和稳定性。它不仅使象征的意义结构具有无限模拟、转化的可能维度和领域，而且也使象征的意义结构本身赋有永不僵化的运动动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潜在的再生产和更新能力[68]。遗产旅游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特殊的象征运作逻辑。瑞安（Ryan）和谷慧敏对中国五台山宗教节日的考察，发现它具有经济、政治、信仰、娱乐、声望等层面的象征意义[69]。探求景观的象征意义，及其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大多以列斐伏尔（Lefebvre）的社会空间三元模型为基础，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spatialpractices，representationsof spaceandspacesofrepresentation）[70]。杜芳娟等发现民族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权力影响和重构地方身份，进而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71]。

3？4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理论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与行动的结构。旅游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对推动人类发展和公共福利，复兴与加强旅游的社会地位和全球共同体的形成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意义深远，目前研究主要体现在家庭就业与角色地位的转变；社区结构和社会阶层的重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以及全球社会空间的变迁等方面。

就业与家庭角色。作为生活质量的先导，旅游在影响居民感知的同时，促进了家庭成员地位角色和生计的转变。旅游就业往往被贴上负面标签，尤其是对妇女。金特里（Gentry）对中美洲伯利兹（Belizean）妇女调查表明，旅游就业侵蚀了妇女的传统信仰，然而在家庭经济决策、社会交往、交易所有权、自治水平等方面为妇女提供了挑战传统规范的机遇[72]。在落后的土著社区，旅游提供大量的就业机遇，成为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战略[73]。最近，玛百娃（Mbaiwa）在非洲博茨瓦那奥卡万戈三角洲社区（OkavangoDelta）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74]。爱西（Ishii）发现在泰国阿卡族（Akha）部落，旅游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生计的同时，破坏了社区传统的家族式社会系统[75]。然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生计的贡献并不那么突出，更多地侧重于维持社会网络、地方感与祖籍地的关系[76]。国内近年来，旅游影响少数民族家庭权利、价值观及生计变迁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如唐雪琼等对云南泸沽湖地区摩梭女性[77]、张瑾对广西黄洛瑶寨红瑶妇女的研究[58]。

社区结构与社会阶层。旅游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当地社会分层系统的范围，中产阶级居住的社区逐渐转化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区域，推动了旅游地社区结构的动态变化，旅游绅士化是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焦点。高瑟曼（Gotham）认为，旅游绅士化是通过休闲娱乐和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他在新奥尔良（VieuxCarre）的实证中研究发现，伴随着这一过程，社区租金持续上涨，休闲旅游吸引物及娱乐设施充斥邻里，资本流向地产市场，社会空间发生极大变化，低收入者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本地[78]。赵玉宗在南京“总统府”周边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旅游绅士化现象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居住与商业转变过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寻求利润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推动旅游绅士化发展中具有主导角色，而特定的地方城市社会文化特质和居民的需求偏好则重塑其发展背景[79]。

逆城市化导致了乡村居住系统的改变，与之类似的是国际旅游对偏远的第三世界目的地的影响。居住分化和阶级分层在尼泊尔的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内帕尔（Nepal）在研究中发现，这种乡村居所的分层结构呈现“核心—边缘”的特点，这种由旅游引起的乡村居住区在数量、规模、功能等方面遵循不同发展阶段的规范的分类法则，同时，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乡村居住区类型的转换产生影响[80]。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的大小，一般包括网络参与、互惠、信任、社会规则和公共财产等[81]。自布尔迪尔、科尔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林南等的开创性贡献之后，社会资本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中都得到重点关注。社会资本对旅游地居民、企业和中间商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琼斯（Jones）对非洲冈比亚一个小村庄的考察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是社区居民生态旅游形成的工具，集体行动的共同承诺易受到侵蚀，印证了约翰斯顿等（Johnston，etal.）社会资本不稳定性的观点[82]。张彦和于伟对济南两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因旅游活动导致的不同居住类型和参与经营程度居民对社会资本影响呈现差序格局[83]。旅游供应商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策略，加强全球与地方的联系，为当地旅游扶贫做出贡献[84]。

自从史密斯的《东道主与游客》出版以来，“主客关系”一直被视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8]。近年来，尤其是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主客关系”不断向游客—居民—移民三元辩证关系的方向演进。相关研究超越了厄里（Urry）所熟悉的“旅游是社会关系的再造，社会网络的空间延伸”的阶段[85]；突破了主客身份和地位的严格分类，“主人”成为“客人”，“客人”变成“主人”，或者说“客人”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亦或是“非主非客”，这就为处理发生在旅游前线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出了挑战。另有学者指出：“主人”和“客人”不应该被随便使用，因为它们缺乏深刻的意义和重要性[86]。目前，居民和旅游移民关系、旅游移民和游客的关系、旅游移民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而旅游对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研究依然停留在简单的文字描述阶段，如减少社区互动等。

全球社会空间。随着旅游城市化、旅游全球化持续推进，一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旅游移民在全球出现，并受到了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GeographicalUnion，IGU）的关注。蜂拥而至的旅游移民改变了社区原有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使得居民的社区意识发生微妙的变化，稳定的人地系统产生松动。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文化在全球生根发芽，赋予全球以地方意义，重塑社会空间新景观（如全球“唐人街”、新加坡“小印度”、丽江“洋人街”等），不断破除“地方与文化的稳定性是天生的一对儿”的思维方式，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城市发展的现代主义阶段，种族社区往往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和复兴的过渡空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赋予此类社区以历史、文化和情感价值的因素，促进种族社会空间的旅游发展。芝加哥唐人街是华人在同当地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机体。李（Lee）以韩国多民族节庆为切入点，通过对转换的、认知的、社会的、情感的利益识别，为移民社会空间的整合与和谐发展提供建议[87]。

4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方法总结

早期，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被用来预测和解释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该理论认为，旅游地居民通常会权衡旅游发展后的付出和获得，他们对旅游的态度取决于这种益—损计算的结果，总是以获取最大化和付出最小化的方式采取行动。生命周期理论则假定居民在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大量引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例如社区依恋理论、情感团结理论被用来研究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与情感[88]；创造性破坏理论被用来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89]；“景观信息链”理论成为识别旅游地文化景观要素变迁的重要工具[90]；文化系统理论被用来解释旅游地的文化表征和身份[91]；社会破坏理论被用来研究旅游对社区犯罪的影响等[92]。多学科理论介入固然重要，对自身理论的总结更为可贵，这也是科学走向成熟的关键。

在研究方法上，居民旅游感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少量结合定性方法，或采用邮寄和电话的方式收集数据；旅游对文化变迁、地方身份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半结构访谈、深度访谈、民族志等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时采用焦点小组法、友好会话、非正式叙事和少量的定量方法相结合。

5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展望

从研究内容来看，实证研究较多，规律总结较少。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针对某个社区或者旅游区做过专门的调查工作，也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研究的结论都较类似，欠缺对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的探讨，理论提炼进展缓慢。这使得大部分的研究都属于“后补式”而非“前瞻性”，实际的指导意义欠佳。

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简单的代数方法、几个缺少内涵的数据显然不能说明情况，更不能解释原因。这些感知存在怎样的效应，强弱程度如何，通过何种途径内化为居民的行动结构，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内在机制。旅游因其复杂本质，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定出一套衡量影响的标准尺度。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地方与时空压缩机制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地方、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景观给予人们的表征和象征意义是不同的，人们对它的地方感应和认同也存在差异，区域比较、历时比较和不同群体对其意义比较值得关注，以揭示其文化类型、符号、意义转换的过程与机制，以便进行有效的文化管理。旅游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存在性别歧视、区域歧视、民族歧视等问题。旅游发展也为男性就业带来不同的经历，这种全新的独特研究视角，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旅游就业后对人口流失地社会网络的破坏作用还未提上研究议程。旅游发展对原住地社区结构和社会分层是显著的，尽管旅游绅士化已引起学者关注，但对它的指标判定、阶段、驱动要素依然模糊，不同类型旅游地的比较有待深入。旅游引致的社会分层具有时代特殊性，是一种消费驱动生产的模式，对消费符号、表征和意义的理解是识别分层要素的关键。社会资本对社会网络的形成、发展、稳定有积极的作用，在宏观数据乏力的情况下，对“小小世界”的微观结构分析是一种很好的视角转移。社会空间的研究转向引导学者重新解构、重塑社会空间新景观，增强“地方—全球意义”的新认识。

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恰当理论、方法与分析工具，是解决科学问题的重要环节。目前对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急需从模型工具的盲目迷恋中解脱出来，多一份理性，多一点思考。然而，旅游对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研究仍徘徊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无法前行，所幸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推广以及20世纪末复杂网络研究中“小世界性”、“无标度性”（scale？free）的发现，加之Ucinet、Pajek等相关网络技术的成熟，对于清晰刻画旅游影响社会网络演化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全球文化传播和文化连锁的时空路径、地方—全球身份的转换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无论是分析全球地方化的时空压缩过程、地方全球化的时空延伸格局，还是处理地方—身份的人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保继刚教授、张朝枝教授、左冰教授给予的讲座机会，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对本文提出众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感谢研究中心陈钢华、梁增贤、翁时秀、曾丽、尹寿兵、罗芬、苏静、史甜甜、陆依依、陈霄、靳文敏博士以及所有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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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