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药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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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聘，清代画家。号两峰，别号花之寺僧、金牛山人、衣运道人等，是家喻户晓的“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一位。此人绘画技法精妙，绘画题材广泛，更得金农青睐，收为嫡传弟子，被人称为“鬼才”，其才情可见一斑。但是，罗聘走出金农光环而一举成名的却是如今被我们视为传世之宝的《鬼趣图》“。在罗聘一生所有的画作之中《，鬼趣图》因为其独特的魅力而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那凄惶迷离的色彩，那上百人的提拔，都使它的名声盖过了罗聘其他的所有作品，和罗聘的名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画史上熠熠生辉。[1]”《鬼趣图》由八幅图组成，内容不一，有的阴森可怖，有的诡异莫测，有的甚至滑稽可笑。但是现在在观赏《鬼趣图》的时候，多多少少受张问陶和蒋士铨等人的影响，先入为主的把图片内容与他们的题诗对号入座，使得“鬼趣”之“趣”有了令人遗憾的局限性。

鬼，作为绘画题材可谓历史悠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曾提到画鬼的内容。还有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也令人称道。其师金农也曾画过鬼。哲学上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万物都有联系。那么，鬼题材的产生也不是偶然。鬼的题材反复出现，追本溯源是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在无意识心理中积淀着种族记忆，这种种族记忆就是“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一直影响着我们本能和原型组成。“荣格说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遇见意义普遍一致且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就是在和原型打交道。”[2]“鬼”的形象被历代画家演绎成各种形象《，韩非子》中也有云：“……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也就是说鬼，大家没见过，所以容易画。[3]叶舒宪在《鬼的原型——兼论鬼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中总结出五种不确定的鬼的原型：一是死人，二是丑人，三是类人动物，四是骷髅，五是头神像。[4]并且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罗强烈在《原型的意义群》中认为：“原型是潜伏在实体作品中的人类的或者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社会性的共同情感，它是由思想和情感交织而成的‘典型’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5]就是说给“原型”加上“社会文化”这个定语，就使得解读《鬼趣图》有一个既定的理论背景。那么从揣摩“共同情感”这个角度看，罗聘的《鬼趣图》更具有现实性的审美价值。罗聘的生于雍正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乾隆年代“，康乾盛世”几乎浓缩于扬州这一繁华城市。同时扬州作为盐商富居之都，又是交通要道，人流量大。只道一时间商贾云集，文人雅士纷来沓至，经济、文化艺术一派欣欣向荣。乾隆曾叹“：盐商之力伟哉！”[6]且经济、政治、文化都处于一种新旧代谢的重要转折时期。而社会的发展，使得思想愈加开放，必然引起统清政府的统治恐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席卷而来。一时间那些新兴的思想几乎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态。使得不少艺术作品都表现出“怪”的风格。罗聘就是在这种怪的风气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当然，各中经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鬼趣图》才应运而生的。

对于《鬼趣图》确切的创作时间，之前很多研究者都没有提到。只有在《花之寺僧罗聘传》所附的年表上大致提到是乾隆三十一年，也就是罗聘三十四岁时所作。这时的罗聘已经走过他人生的一半（罗聘1733-1799）并且经历了出生、父母双亡、成家、拜师、创作、游历、师逝等一系列事，也算小小的尝试一遍酸甜苦辣。那些慢慢沉淀在罗聘心中的阅历经验和对社会的感知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直观的信息便来自于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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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教育 中医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1-0073-02

一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和层次是体现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实力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留学生教育也是促进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留学生教育工作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接收留学生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因“”而中断。改革开放后呈现持续稳步增长的趋势。目前,约有12700余名留学生在华学习中医药,占总留学生人数的12%,居自然科学教育界招收留学人数之首。在所有招收留学生的专业中,仅次于汉语语言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居第三位。中医药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中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高等中医药对外教育已经走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沿。

一、中医对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水平低下

汉语水平低下,是制约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瓶颈”。

根据我国的教育制度,对外中医药学历教育的学制学籍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考试、考查标准等,均实施与本国学生趋同管理的办法;在教学方式上,采取与国内学生合班同步上课。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留学生汉语水平必须达到HSK6级以上时方可申请进入本科学习。在理论上讲,这种语言能力应该能够适应教师用汉语教学,可以与国内学生合班同步上课。但事实上,由于中医药学固有的专业术语和教学上的语言特点,达到HSK6级的留学生也很难适应中医药教育,听不懂,记不住,学习困难极大。这是造成部分留学生学习成绩差、考试不及格,以致于厌学、退学,或改学其他专业的重要原因。

2.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关”。

国内学生自幼开始就时时刻刻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特殊的感情。如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整体观念、太极生两仪、阴阳五行、精气神等,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因此,很容易接受现行国内中医教育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然而,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思维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入学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学生如坠云里雾中,茫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基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临床各科的理法方药,均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单独存在。因此,如何闯过文化交融关,这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无法绕过的一道“关”,很多人因此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望而却步。

3.教学模式问题

教学模式僵化,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槛”。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我校近几年培养的学生而言,包括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德国、瑞士、比利时、法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台湾、香港、澳门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具有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有不同的中医药政策,因此他们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有着不同的要求,加之学生素质良莠不等、学习动机不一、年龄参差不齐、学习能力差别显著,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国内的现行的教学方式与批量教学的僵化模式。这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槛”,也是影响中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国内高等中医院校的教学改革推陈出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这些改革大多针对中国学生而进行,没有考虑到留学生的特点,这样的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临床经验以及临床思维合格的外国留学生中医人才。

4.教材问题

教材难读,是影响中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痼疾”。

自中医药对外教育开展以来,留学生教学一直采用国内统编的中医药教材,且与中国学生共同上课。由于中医学是以古代哲学(阴阳五行)为先导,吸收了古代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以哲学思辨和形象感观去认识人体和疾病的一门学科,加之传统的、固有的中医教材编写模式,致使教材结构繁杂,概念模糊,论理艰涩,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以及思维方式的留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这种思维方式,更难以读懂这类文理参半的教材。这是影响中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痼疾”。

二、中医对外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中医药对外教育的教学质量,是中医高等院校对外教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我国对外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解决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改进留学生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外培养出合格的、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中医药对外教育,使之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

1.教学模式创新

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共同上课,虽然在趋同管理方面有着较多的优势,但难以形成具有针对性、特色的教学模式。根据外国留学生的特点及语言、文化背景、未来发展方向等实际情况,将留学生单独编班,单独授课,打破了以往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共同上课、批量教学的固有模式。采取课堂统一讲授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注重实例教学,开设各类入门讲座,以浅显实用的例案说明中医理论深奥的内涵。坚持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复杂、抽象的教学内容简易化、直观化、实用化,让国外学者乐于接受、易于理解。在成绩评定上,坚持综合评定原则,将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堂测验、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也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考核习惯,易于留学生接受。引导学生跨越了批量教学模式的“槛”。

2.构建符合留学生中医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

中医学是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临床经验融合一体的科学,对于具有母国思维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学习起来较为困难。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总结我校近二十年的对外教育教学实践,充分借鉴韩国、日本构建课程体系的方式方法,全面改革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以及隐性课程,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加强选修课与隐性课程建设,组建相关的课程群,包括将汉语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以解决“语言瓶颈”问题;增设中国民俗、中国概况,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增设太极拳、气功等传统体育保健课程,以解决“学以致用”问题;开设各类入门讲座、中医名词术语白话讲座,以解决留学生初学中医“入门难”的问题,创造良好的校内文化和学术氛围,帮助留学生突破语言“瓶颈”,闯过文化交融“关”。

3.加强留学生中医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临床实践是中医学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核心,是培养中医临床思维的关键。留学生在学习中医药的过程中总希望在很短时间就能尽快掌握许多有效的中医临床技术,而对理论学习有畏难情绪。为此,我们应积极鼓励留学生尽早接触中医临床,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尽早接触病人,尝试中医理法方药完整结合的诊断治疗过程,并将此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早期较多的实践见习,能有效地解决留学生对中医药学的感性认识,培养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增强求知欲,并能够主动为临床中遇到的困惑寻找答案,提高中医理论教学的效果。

4.选取通俗易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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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脑性瘫痪/中医药疗法； 中医治疗； 远程医学； 可行性研究； 儿童

小儿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是继脊髓灰质炎之后造成儿童残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据卫生部脑瘫课题组调查，中国脑瘫发病率约在1.84‰，比美国的4‰略低［1］。但随着新法接生的普及，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对重症新生儿救治水平的提高和检查手段的日臻完善，中国脑瘫发病率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对小儿脑瘫进行系统化、统一标准的培训，使许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对脑瘫的早期表现缺乏相应的警惕性和灵敏的识别技巧，加上家长保健意识淡漠和讳疾忌医的心理影响，致使相当一部分患儿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造成终生残疾。给社会、家庭和患儿本身造成巨大的经济、心理和就业负担。

从事脑瘫治疗10年来的经验和体会，使笔者萌发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向国内外医务人员和家长开展以中医学按摩为主的家庭物理疗法远程教育，以迅速提高相关学科医务人员的诊治脑瘫专业技术水平；向家长传授适宜的家庭治疗、康复手段，使每个患儿都能在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各异的情况下尽可能达到早期康复的目的。

1 可行性分析

1.1 文化背景 中国人民经过2 000多年中医文化熏陶和长期防病治病的实践，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有所了解和掌握，至今很多农村和偏远山区仍盛行用中草药、拔罐、按摩、捏脊等中医药技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这对全民中医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十分丰富的文化底蕴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普及中医药疗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1.2 家长素质 许多家长在求医过程中，遍访名医，博览群书，取得了比一般专业医务人员对脑瘫防治更加深刻的理论知识。

1.3 疗效肯定 经10年来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证实，用中医穴位按摩为主加早教、功能训练、营养、中药等综合治疗脑瘫效果优于进行静脉输液加营养脑细胞药物、单纯功能训练、水疗等疗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前景广阔 由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网络普及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时代必将促进网络教育的飞速发展和传输方式的完善提高。经过有关专家和部门的协作，一个方便、快捷、实用、高效的中医治疗脑瘫的远程教育网络必将受到各级儿科、儿保、脑瘫防治等医务人员，特别是广大患儿家长的信任和支持。为推动残疾人康复事业和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2］。

1.5 社会效益 目前，约有半数以上患儿由于家庭不能承担治疗费用而放弃或中断治疗。通过远程教育用较低的投入，很方便地在家庭内经专家指导对其进行康复治疗，既可解除家长因长期求医而导致的失业、晋升、提拔、家庭关系等危机，也会极大地降低治疗成本，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间接推动作用。

1.6 已有成功经验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已利用网络教育成功开展了《经络腧穴学》等活动，收到了预期效果［3］。因此，中医治疗小儿脑瘫的远程教育是非常可行的。

2 实施方案

2.1 建立网络平台 设立中医治疗脑瘫远程教育网站，为专家、学者、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家长提供传授、接受、技术交流、疑难解答、最新动态等脑瘫防治知识与技术。

2.2 成立专家组织 专门成立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脑瘫防治机构等方面的教育、心理、中医、康复、儿保、儿科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采用不同方式对不同层次人员进行网络教育，解答疑难问题。

2.3 实行分级管理 对专业性脑瘫防治机构、一般医疗保健机构、儿童家长等分别设立课程和栏目，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和疑难解答系统，各层次之间定期相互通报学术动态信息。

2.4 充分利用信息资源 建立汇总分析和反馈程序，使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学术信息及时得以总结，分别向纵横传输或反馈，及时调整教育方案和教学进度。

2.5 实行会员制 对参加远程教育人员实行会员制，注册会员可对网络平台信息资源实行共享，共同维护或更新网络运行及知识内容。

【参考文献】

［1］ 王太梅，李松，赵凤临，等.早产儿脑性瘫痪婴儿期症状临床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03，5(4):3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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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中医术语翻译；目的论

中国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37-03

作者：李延林，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陈琛，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教改立项项目([2005]280)：中南大学精品课程大学英语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对草药的巧妙运用，独特的理论系统及有效的疗效而备受世人瞩目，其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经被世界公认。使得中医药学的地位与自身价值得到提高的功臣应该是有关中医学的翻译，其别是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因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医药学的最直接的手段。

目前，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很多问题，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如何做好中医药术语翻译已经成为广大中医译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中医药术语的翻译来说，要求译者在具备一定英文功底的前提下，必须具备相关的中医药学的专业知识，并在相关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对外推广与普及中医药文化的真正目的。作者认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对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问题

中医药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同一术语的译文尚待规范

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在作者所见到的几部汉英中医词典中，同一术语的英译文表达方法也不尽相同。例如，“三焦”一词被译为threewarmers，three heaters，triple warmers，tripleheaters，triple energizers，Sanjiao，等等。再如“相火”一词，有译作prime minister fire，有译作premier fire，有译作mini ster fire，也有译作xi-ang fire等等(李照国，1996:32)。中医养生学中的“气功”一词，有将其译成Qigong的，也有译作medita-tion的，还有译作Chinese Yoga，等等。相应的“气功疗法”则出现了Qigong therapy，breathing tech―nique therapy，fresh air therapy等多种译法(曹山鹰，2002:13)。

类似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对于同一名词术语的多种解释往往使不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外国读者无所适从。

(二)译语冗长

中医药用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但在英译时，它的这一特点便丧失殆尽。如“八纲辨证”在几部较为流行的汉英中医词典中分别被译作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ightprinciple syndromes，analyzing and differenti-ating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with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diagnosisaccording to the eight guiding principles等等(李照国，1996:32)。

以上对“八纲辨证”这一术语的翻译简直就像是对该术语的解释，但是却仍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该术语的意思。这种冗长的译法是目的语读者所排斥的。

(三)译语生搬硬套，释义不明

中医药术语有其特定的表达法，在中文特定的语境里有其自身的医学意义。若对一些中医药术语照其字面死译，则会使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或误入歧途。这只数目译者缺乏基本的中医理论知识。

例如，有人将“失笑散”译为“Powder.for LostSmiles”。而中医的“失笑散”，按《医方发挥》的解释，应为：“本方具有行血止痛祛瘀，推陈出新的作用，前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由此可见，“Powder for Lost Smiles”的译法明显欠妥，纯粹是望文生义的结果(曹山鹰，2002：14)。又如“金实不鸣”，在一些汉英中医词典中都被译作solid bell cannot ring，令人不知所云(李照国，1996:32)。

二、目的论一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t-meer)等著名学者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Translation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这无疑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凯瑟琳娜・赖斯在其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把对等理论作为她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提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但是在实践中，赖斯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赖斯认为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Nord，2001:9)。

赖斯的学生威密尔突破了以原语为中心的对等理论的限制，发展了功能派的核心理论，即该流派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威密尔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Nord，2001:11)。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一词源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目的，动机，功能”。这一词语在目的论中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 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Nord，2001:27～28)。

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法则：目的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目的论者认为，所有的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性法则，目的性法则指的是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即“结果决定方法”(Nord，2001:29)；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收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目的决定的。目的性法则是目的论的最高法则，其他的两个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性法则，忠实性法则又从属于连贯性法则(Nord，2001:32)。

三、目的论法则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依据目的性法则，译者应该依据译文的预期目的，选择最佳的译法，根据译文在译语语言和文化里的预期功能，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中医药术语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外推广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医药文化。这一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应采用多种译法，而非单纯地采用一种翻译策略。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医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在西医中无对应的概念。就那些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汇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宜采用音译法，如“阴”“阳”可音译为“yin”与“yang”。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中医名词是不可以逐字翻译的，否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解其意思，此时也应该采取音译法。如“青龙白虎汤”，如把它译成“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De-coction”，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以为是用青龙和白虎做成的汤药。这便达不到对其翻译的预期目的了，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译者可将其音译为“Qinglong BaihuDecoction”。

就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语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可使用意译法，这样能使读者一看就懂。例如，“疳积”可译为“infantile malnutrition”，“伤寒”可译为“a febrile disease”。

忠实性法则说明译文和原文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并非要求二者在内容上一字不差，认为原文不再是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仅仅是为其提供的信息。但这并不否定原文的重要性，忠实性法则强调的是内容上的忠实，而非形式上的忠实。中医用语的文学色彩很浓，许多译者主张译中医药术语时应尽量保持其文学风格，原汁原味地译以便体现中医的特色，如有人将“带下医”死译为“the doctor underneath theskirt”，这种翻译使不了解中医文化的外国读者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从而无法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忠实是不可取的，如果译者根据其含义，将其意译为“gynecolo-gist”，则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另外，中医药的“心、肝、脾、肺、肾”的概念与西医有所不同，西医中这五个概念仅是指五个器官，中医中，这五个器官不但是解剖概念，也是功能概念，中医书籍上对其解释是：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司呼吸，通条水道；肾主精。因此，译者若将其直译为与西医相对应的"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就不能将中医中的这五个概念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译者应依据目的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将其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并加注释以准确表达其含义。

四、译者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地位

目的论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目的论是首次提出把译者看作专家的理论，认为译者是翻译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他首先得到原文和翻译要求，然后研究分析翻译要求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可行，译文是否必要，最后做出决定并执行。简单地说，译者要以翻译要求为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文的交际目的，在交际目的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任务。译者要对其翻译负责，要精通原语和目的语，并掌握与翻译内容相关的知识。

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决定了其翻译难度大，对译者的要求也比较高。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英语表达法，还要有较高的汉语修养(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此外，他还要懂得大量的医学知识(包括中医和西医)。

在早期的中医翻译中，因译者的水平有限，且缺乏相关的中医药知识，所以中医药译文中错误百出。如前面所说的将“带下医”译为“the doctor underneaththe skirt”，可能就是因译者本人不了解“带下医”是指妇科医生所致的误译。译者只有具备了中医翻译所需的素质，才能正确地表达出中医药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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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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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健康意识逐步提高。人们对疾病防治、健康保障有了更大的需求。在社区健康教育工作中，积极开发中医资源及中医学中朴素的健康教育思想，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类的健康发挥积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中医学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摄精神、注意饮食起居、重视锻炼身体、药物预防疾病、人工免疫以及保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疾病谱的不断变化，中医学健康教育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1]。中医养生知识运用于社区人群的健康教育中，有一定的治疗保健作用，具有适用性[2]。

1 中医学在社区健康教育中的优势

中医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医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千百年来，中医中药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解除了病痛，恢复了健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中药文化家喻户晓，中医名人经典故事如华佗“刮骨疗伤”、李时珍“遍尝百草”妇孺皆知。中医提倡药物食物不分家，很多保健小常识非常普及，老百姓张口即来。共同的文化背景使老百姓很容易对中医有认同感，亲切感。中医养生方法简单易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及性，中医养生保健方法丰富多样，简单易学且效果显著。

2 中医学在社区健康教育中的方法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在养生保健和“治未病”方面，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指出能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并对饮食、起居、劳逸作出适当的安排的人，可益寿延年。《素问·四气调神论》有记载“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3]。精辟论述了预防保健在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和西医提出的健康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社区健康教育中合理运用中医理念，融入中医的技术和方法，常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人们常说好的方法是成功的一半，健康教育工作也不例外，如何使中医健康教育工作能在社区中开展的有声有色，并对群众的身心健康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工作方法是关键，笔者认为下述方法可以适当应用：

2.1 开展中医药理念的推广； 根据社区居民特点和需求，做到有的放矢，通过与社区居民座谈沟通，了解居民的健康状况、年龄分布，对健康知识的需求。从让群众读懂“中医药语言”的角度着手，开展系列的中医药理念推广工作。邀请相关专家对学生和社区群众宣传中医药传统文化，向他们介绍中医药基础理论和养生保健的常识，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讲座和咨询。

2.2 开展中医药防治慢性病工作；中医药在防治慢性病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制订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方案，并将其融入到社区慢性病防治工作中，使群众学会使用“简、便、效、验”的方法开展自我保健，此外，今年还试开展中医药防治高血压、哮喘试点工作，注重运用中医药防治理念，使慢性病患者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2.3 开展特殊人群中医药健康教育。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生理特点，中医药强调针对人体“生、长、壮、老”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保障方法，据此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针对青少年学生，向他们介绍中医药对于青春期保健的认识。针对老年人，向他们介绍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方法。针对妇女，孕妇，向她们介绍中医药对女性生理特点的认识、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

2.4 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义诊、咨询、单独会谈、集体讨论，利用板报、宣传册、健康教育处方等易于推广的形式，开展中医学健康教育活动。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技术曾出不穷。健康教育工作也应该不断创新思路，改变工作模式，大力推广中医学在健康教育中应用，惠及更多民众。

参考文献：

[1] 维耀编著.中医的现在与未来.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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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优化中日传统医药教育资源，培养满足中日市场需求的国际化医药人才

中日两校充分合理的利用各自的传统医药教育资源，大胆创新教学管理体制，基础理论课程在日本校学习，各类实验、实训、实践课程学生来华完成。目前日本部分医科、药科大学以选修课程等不同形式开设传统医药讲座，但与中国有所不同，目的不是培养专门的中医药人才，只是使部分医学、药学学生能在适当范围内正确运用传统医药学疗法［4］。日本校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与此不同，改变目前日本中药教育重药用、轻理论、一切以西医诊断为是非标准、向西医学一边倒的弊端，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中医思维导入中药学教育体系，用正确的中医理论指导中药的应用。同时以天津中医药大学现行的教学大纲为基础，又不全是照搬中国的教学课程，而是针对日本国家资格考试做适当、合理的设计和调整，教学科目及学时符合参加日本国家资格考试的标准，在保证总学时和总学分不变的前提下，将德育教育、计算机及部分选修课程替换成中药专业课程，最大限度的满足日本学生的需求。日本校的很多教师都是在中国的医药大学毕业后，取得日本的国立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还有来自日本当地医科大学的外聘教师，再加上天津中医药大学定期选派优秀专业教师赴日授课，使得教师队伍汇聚了中日的医药教育专家，最大可能的整合优化了中日教育资源，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日本校毕业生全部参加了日本药品销售师资格考试，很多学生在医药品、化妆品企业找到了理想职位或是计划独立经营药店，还有学生选择继续在华深造，将来从事中日传统医药的研究工作。

2探索中日双语教授中医药，打造“日语入学、汉语强化”的中医药国际教育新模式

学习中医药的外国留学生因为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不同，学习中医药的困难很大，很难接受中医的思维方式。日本校采用中日双语教学，70%课程日语授课、20%课程汉语授课、10%课程中日双语授课。前3年学生在日本校学习，入学初期汉语相对薄弱，采用日语授课使学生很快就能适应中医药的教学，期间不断学习汉语基础课，还利用每年暑假来中国短期强化学习汉语和部分专业课。第4年学生来中国学习，1年专业课及实训实习阶段采用汉语授课，并用汉语完成毕业论文答辩。还有部分学生提前来中国先进行半年汉语强化，加强对汉语能力的培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随后进入1年专业课学习及实习。通过4年循序渐进学习汉语，特别是在中国学习期间强化，最终圆满完成中药学专业本科的学习内容。“日语入学、汉语强化”的新模式使得外国留学生克服了学习中医药专业之初的语言屏障，缩小了文化差异，提高了中医药国际学生的教学质量，进一步吸引了医学类国际学生学习中国传统医药。

3加强中医药行政、学术的全面合作，摸索“跨文化、跨院系”的创新管理方法

日本分校是中日两校众多部门全面合作的产物，需要两校行政系统和教学单位的密切合作。中日两校每年多次在两国召开教育教学会议，对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选用、考核方法、教学评估、教师资格认证等进行严格监控，同时探讨机构组织和学生管理的高效合理的运营方法。两校的行政部门经过几年的磨合，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实习管理、住宿管理各个方面都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最后1年在中国学习阶段管理模式由单独编班授课，转变为与中国学生合班上课，实现中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在教学单位增设了一名日语流利的辅导员，不仅可以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学生，更能在生活中、思想上时刻关心帮助日本学生。“跨文化、跨院系”的管理方法可以发现不足、扬长避短，进一步完善留学生管理体制，推动了学校行政管理模式和后勤配套改革，从硬件到软件全面深化了中医药院校国际化进程，树立了中医药来华留学的良好品牌。

4日本分校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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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强调整体功能，用阴阳五行学说描述疾病性质及人体病理;视邪正交争、阴阳失调为主要的疾病观;形神合一为主流的健康观;诊断利用四诊合参;贯穿治病求本、辨证论治、防重于治等理念。而西医则强调局部微观分析，内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卫生、药物等;主张重视实验、疾病局部定位思想;研究对象为分子、基因、蛋白、亚细胞、细胞、组织、器官、个体、公共卫生等。不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从二者现有的思维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均是走向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思维，故可引入“三论”，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1］。

2从概念比较

中医药信息学是基于动态现象运动规律理论，遵循整体准则和动态准则，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研究中医药学领域信息现象和信息规律，对中医药信息进行表示、管理、分析、模拟和传播，以实现中医药信息的获取、转化与共享，提示中医药信息的实质与内在联系的一门科学［2］。医学信息学是探讨生物学、医学或者更广义健康数据的采集、存储、交互和展现过程的科学，探讨如何利用信息科技来优化这些过程的科学，以及探讨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实现信息和知识层次各种应用的科学［3］。

2.1研究对象不同中医药信息学以中医药信息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人”为中心，包括健康的、疾病的及其相互转换的，并且是在时间、空间维度及背景方面的综合多维信息;医学信息学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者更广义的健康数据为研究对象，强调以“病”为中心，主要针对实验室疾病数据的防病抗病信息。

2.2研究内容不同中医药信息学以中医药领域信息动态现象运动规律为研究内容;医学信息学是以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信息采集、存储、交互、展现及优化，实现信息和知识层次的各种应用为研究内容。中医药领域信息强调动态的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观，说明中医药领域的信息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人体整体动态功能变化及其规律，所以中医药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研究内容有着根本的不同。

2.3研究方法不同中医药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研究对象、内容迥异，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医学信息学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为研究方法，运用信息观点分析和处理信息流程。中医药信息学也模仿和借鉴其研究方法，但中医药强调功能和整体准则，以中医药理论和经验作为分析和处理人体生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侧重人体解剖结构及其运动形态的改变。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需结合自身特点应用医学信息学方法并予以升华。如研究时需要中医药领域专业知识平衡语义关系存在用自然语言描述时的多义性与用形式化语言描述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领域专家对知识的准确理解和内涵外延的精确把握;需要结合时间维度体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专业知识等。

3从知识框架比较

中医药信息学知识框架与医学信息学知识框架可概括如下。两图中从左至右分为四列，左起第一列为中医药信息或医学信息研究的对象，第二列为由基本信息转化专业应用领域的相关学科，第三列为两种信息学均由相关专业学科组成，第四列为两种信息学的知识结构，说明两者都是交叉学科，涉及到一些中间领域学科的知识门类。虽然二者构建模式相通，但研究内容不同，因此其研究领域及方向必然不同。

4研究方向比较

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范畴可概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基础领域研究，如中医药信息论、中医药知识整合论、中医药信息学原理等;二是技术领域研究，如中医药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及输出等技术;三是应用领域研究，如中医药信息标准化研究包括信息表达标准化、信息交换标准化、信息处理及流程标准化等，中医药知识体系计算机表示与模拟研究包括功能诊断信息系统、整体数据处理系统、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等、医院管理系统、电子病历、图像处理等、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药效评价、中药优化设计与研发、中药知识发现与管理等，中医药数据分析与利用研究包括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关联分析方法、信息计量方法等对中医药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与信息及科技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与利用研究等，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研究包括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保护、存储、处理、传播等，中医教育科研研究包括多媒体教育、网上教育、远程教育等［2］。医学信息学研究范畴可概括以下4个方面:一是原始健康数据，如影像、微阵列、生理数据等。涉及到的研究包括数据采集和集成，如实时的生理信号分析、语音识别、传感器采集、条形码扫描等;二是从原始健康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有组织的综合数据库，如基因分类及其外在表现形态。涉及的研究主要是数据整合及数据处理，如数据仓库、数据模型、语义网络、本体论、数据储存、提取、可视化及图像处理等;三是从数据库中抽象出来的知识库，如词表、术语学、本体库、语义网等。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推理及知识管理，如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抽取、数据挖掘、文本产生、统计处理、自动学习及知识表达、知识模型等;四是从知识库中验证出来的可直接应用的知识结晶和理论，如协议、临床实用手册、概论等，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知识获取及知识应用，如机器学习、文本解释、知识工程、决策理论及诊断、治疗、预防等。综上，中西医在对待临床信息的观念、临床信息的放置位置、采集内容、采集方法，尤其是临床信息模型以及信息分析方法等均有很大区别。目前中医药数据库系统广为应用，用中医电子病历来保存临床中医病案，用数据挖掘技术来整理及查询电子病历等。中医医院已经普遍吸纳了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如电子病历在受到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之外，也必然兼容有西医学的许多内容，体现着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当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间，如中医专家系统进入了低潮期，中医的四诊信息还未达到客观化、规范化，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等。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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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学是传统的民族医学，但由于历史上社会生产实践背景，也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而使壮医没有象其他传统民族医学一样的历史典籍、没有医疗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典籍文献记录资料，这是这门课的产生的一个背景基础和背景缺陷原由。

二、把握壮医药学“口传心授”的主要传承方式

壮医药学是传统民族医学，必须具备一定符合其规律的传承性方式，由于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记录，决定了其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些传承内容主要体现在壮医药主要的医疗理论、药物功用认识、各科疾病诊断经验、治疗经验，壮医药各种特色疗法的经验传承上，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壮族自治羁縻及土司制度州县和一般州县(中央)并存，决定壮医药也不是正统的官方中医记录，因而壮医药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地区讲壮族语言的民间。“口传心授”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繁杂的体系，而多为简洁、实用及经得起考验，这些知识内容是客观的传统壮医药，但多散播在民间，须采集挖掘整理，这是目前壮医药的重要工作。

三、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文字记录的原由

使壮医药的基础医药知识不系统、直观，而必须借助于壮医药的壮族文化背景进行内容支助、理解、说明;如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实际和对鬼神信仰的精神实际是壮医“巫医同源、巫医并存”，即是壮医的深远文化背景;如一些画符、念咒、驱鬼、三道公庙等形式中寓含许多壮医药知识内核，如果舍弃了“巫”的形式，那么壮医就怕一无所在了，就否认其历史价值了。又如壮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反映着壮医药对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成就。

四、壮医药社会历史的民俗、民族文化是壮医药经验和成就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形式

并且这些反映着壮族人民以普及化形式或民俗形式或民族特质文化形式对实践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壮医药知识、成就的记录和经历代相传的活生生的客观记录;尤其反映了壮医药的保健和预防医药的历史成就。如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歌海节、赶圩文化、赶药市习俗，又如抛绣球、点天灯、花山石刻等体育锻炼预防保健形式;这些是壮医普及的预防医学的重要成就。另外，如壮药祛瘴法、群防隔离习俗等壮医药对流行病群防的重要普及知识成就。这些是壮医药传承不依赖文字记录外的较“口传心授”主要传授方式更高形式的开放传承形式，对壮医药很重要的知识尤其适合。

五、一个重要的实际是从壮民族的岭南地域和气候变化实际研究壮医药

这些地域和气候必然影响壮医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决定着壮民族医药的历史医疗实践活动形式，是形成壮医药的基础。这一方面形成壮医药的生产毒药的基础、使用毒药的本能和历史上培育壮医药的解毒本能;这是壮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壮药多毒药、壮医善于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是壮医药的丰富医疗事实和实践经验基础;毒是壮医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最多的疾病，毒也是壮医外科学的实质纲领。由于壮族的地域、气候特色，使壮医“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突出，并形成壮医疾病谱的基本纲领，且决定壮民外在活动频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壮医防治学重要的特色，即较注重外治方法，而内治方法较弱，即以外治为特色，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外治的特种技术;如壮医针法、壮医灸法，也催生了优秀的壮医挑治法、壮医刺血疗法和壮医佩药疗法等非常丰富的壮医外治疗法内容。壮医的地域环境特色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壮医的发病观。中医的发病是正邪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壮医更具体的实践环境是地域特点和气候特色，即南疆之域;邪气炽盛，阳气开泻，正气更易耗损，既表现壮地突出的“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发病特色，也表现出明显的因虚致病特色，明显正气虚的特色，故壮医发病观表现更为明确病因的即明确而广泛的壮地毒虚病因的“毒虚致病观”。而这一具体的致病观从而决定了壮医治病的最基本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观。以这些治则为基础，去掌握壮医多种治疗方法的实质所在，如壮医针法更重在调气，壮医善用动物药以补虚，壮医更善用解毒药等。

六、壮医药知识保部分存在在中医典籍、地方志等记录当中

中医传统典籍中记录一些壮医药学成功典案或有巫文化特色的案例，壮族地域的地方志记录的壮医药成就、壮医药历史活动，以及诸多中药药典对壮药的记录，就是当今较直接的壮医药知识成就记录。但这些内容较少，不代表壮医药学主体。另外，壮医药学的文献考古工作对壮医药知识的佐证，故文献考证是壮医成就的重要佐证形式，以证明壮医的历史真实性、存在性和历史技术水平，也佐证一些目前中医药技术的起源。诸上所论壮医药各方面的特色提示在壮医药概论教学中，除按现在教材内容分类章节讲授主体形式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也宜穿插一些知识要点的如壮民族文化、民俗、地域特色、民族特异性、自治政府卫生政策、口传心授等主题的专题讲授，以丰富知识背景。

七、在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诸方面的佐证壮医药的存在形式和客观事实后

结合壮族地域气候特点的发病观和疾病谱基础;并在中医药文化渗透基础上和无文字记录便于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上;可以理解壮医理论体系的历史概况，至少应该简捷、易理解、易解释，故形成“三气同步观”、“壮医生理病理观”、“壮医的三道两路观”，以及壮医理论基础上的客观指征如目诊、甲诊、腹诊等壮医的诊断学基础。这些理论隐约可见于壮医的传统历史中，但较多具体成形的壮医理论也只有30年以内，如何理解其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至少相较于中医的观点，其肯定有特异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如“三气同步观”形似中医的“天人相应”观，但在具体的解释病情和说明治疗时使用得更广泛和具体。壮医的“巧坞主神”理论较中医五脏主神更具有壮医特色，也更符合“脑主神明”现代简明之说。“三道二路说”更符合壮族的历史传统，远较中医经络腧穴容易记录，易于口传心授等。了解这些概念的壮族历史地域特色是增加肯定壮医理论的基础，达到本课程教育目的。如上，壮医药医疗实践的地域特点决定的“毒病说”，就说明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地方病“痧”、“瘴”、“毒”、“盅”、“风”、“湿”等主要疾病谱，而当今壮医基本理论的建立，如三道两路理论，就补充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传统地方病外的壮医杂病辨证体系，即三道病、二路病，也补充了可适用于壮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各科杂症辨证。另外，壮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壮医基本属性，决定着壮医的地位和水平，又决定了其发展状态，如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政策既是促进壮医发展因素又是阻碍壮医发展的因素，决定壮医的总体水平不及中医，但又保持了壮医药特殊方面的先进性，以及壮医药的民族特异性，因而决定了壮医在历史上作用、水平和地位。

八、注重中医药、壮医药的比较研究，肯定壮医药的民族性、特色性和传统性

“壮医药学概论”是壮医药学的入门教程，也是壮医药学各论中引用较多或占较大份量的素材，其份量远较“中医学导论”之于中医学各论中素材多，故其在壮医药学中的地位不光是一门专业思想启蒙教程，更是一门壮医药学知识简编读本，也是其他专业壮医药学的普及读本，在壮医学药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深入了解该课程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背景和基础知识，就基本上算得上较具素养的壮医师了，各个方面内容自然延伸、丰满为现在壮医药学各门具体的专业课程，因而，也就很利于更深入的壮医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学习，更有利于树立稳固的壮医学专业思想。如注意以上诸方面线索的知识组合，并注意丰富、丰满医药背景知识，寻找更多的可视教材的支持，注意讲授的技术、艺术，仍不失为内容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一门课程。

九、学习掌握的壮医药学概论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传统性

最终要从各方面理解、说明并落实现在已成型的壮医学的成就和形成基础的理解、认识，坚定对目前成形状态的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认同，更坚定壮医药学专业的专业思想基础。同时为找到壮医药理论和学科建设进一步系统挖掘整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壮医药学概论”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以达到更好地完成普及壮医药学知识、巩固专业思想、坚定发展壮医药学的教育基础任务，达到科学整理挖掘多门壮医学新的科学教材和更系统的壮医学科学理论。

十、结语

篇10

摘要：中医是中国特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及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医药语言一般都言简意赅，文化内涵丰富。要想西方译语读者理解《红楼梦》所写的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实非易事。霍克思在翻译这部分文化内容时，对有关中医药的内容展开全方位的深入探究，通过细节化的补偿增译等途径，细致地解说其中相关的原理与功效，翻译时不仅实现了语言维的转换，并且将其中蕴含的文化维内涵准确完整地传递给了译语读者，藉此达到译介宣传中国中医药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中医药翻译；《红楼梦》霍译本

世界上各国的传统社会文化背景都是独特且不同的，所以源语生态中的社会文化内容几乎很难在译语文化中找到相似的对应文化，中医是中国国粹，是一门总结、归纳、辨证的科学，如易经一般，重视调整人身的能量动态使之归于平衡的常态，根据李良松、郭洪涛（1990：218）的统计，《红楼梦》中涉及医学的描写，共计有291处，约5万余字，近占全书的十八分之一，书中使用的各种医学术语161条，涉及病症114种，方剂45首（含膏丹丸散方），药物127种；提及太医、御医、民间医生等各类医疗人员14人，记有完整地医案13个。内容非常地丰富庞杂。而西医是现代实验科学，讲究事实与实验结果。如何将如此繁杂的文化内容成功译介到译语读者那里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一、《红楼梦》中医药内容翻译策略研究

（一）增译

原著第十回中提到张先生替秦可卿把脉时，写到他先“调息了至数”。霍译本的翻译如下：“regulated his own breathing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unt the rate”（调增了他自己的呼吸以便去数脉搏跳动的速率）。二者比对后可知，原著中在写到“调息了至数”时并没有写这样做的目的，此句是当时的医学术语，直译的话，对于一般的西方译语读者来说，如果没有对古代中医有所研究的话，是难以明白其所蕴含的意义的。正是考虑到此，霍克思在翻译这句短语时，采用增译的策略，在译文中增加了说明解释性文字，从而让译语读者更好地明白此短语内在涵义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医的一些治病诊断的方式。

（二）释译

原著第五十三回写到晴雯替宝玉勇补雀裘，积劳成疾，宝玉请了王太医来替晴雯诊脉，太医便开了相关的药方，于是有了如下的一段描写：“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倒添了获荃、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霍克思将其译为：“Bao-yu noticed that the sudorifics and decongestants of the earlier prescription had been omitted and restorative drugs to increase the vitality and nourish the blood，such as lycoperdon，nipplewort and angelica，had been substituted.”霍克思把原文药方中涉及到的药物名称逐一译出，同时还简单地解释了此味中药的疗效，即病人服用“获荃、地黄、当归”这些中药之后，能够达到提神补血的功能（increase the vitality and nourish the blood）。事实上，即使源语读者对于中国古代医学方面的知识也不甚了解，很多读者在阅读到《红楼梦》的这一段文字时，基本上关注情节，很少去研究中医药方。因此，即便霍克思在译文中仅译出中药名称，译语读者也不会太在意这些艰涩的医药名称，因为译语读者阅读的文本是小说而不是医学专著。但霍克思却态度严谨，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著作，深入研究这些药物的功效，然后在译文中对药效做了准确的阐释，从而让译语读者对原著中这些中医学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同时填补了原著中中医学上的文化空白，传播了中医学的文化内容，霍克思在文化空白移植过程中成功地维系了源语以及译语的生态平衡，使源语中的中医药文化被译语读者接受，由此得以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并长存。

（三）意译

原著中第三回，林黛玉在贾府吃过饭后有丫鬟随即端上茶水，黛玉想起自己在家时父母教自己“……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霍克思译为：“……good health was founded on careful habits，and in pursuance of this principle，had always insisted that after a meal one should allow a certain interval to elapse before taking tea in order to avoid indigestion.”“伤脾胃”是中医里的一种观点，中医认为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如进食寒凉、辛辣之物或如林黛玉父母教诲的那样饭后立刻饮茶都会伤及脾胃，只有脾胃健旺，脏腑功能才能强盛。而这些中医药方面的观点对于西方译语读者来说是完全不解的，如若翻译时按字面意思进行，会让译语读者误认为有钝器或摔伤之类使内脏的脾和胃有了外伤，因此此处霍克思采取了意译，以译语读者能接受的“indigestion”（消化不良）来替代原文内容，完全依归于译语生态环境，既让读者了解了黛玉父母注意养生而又传达了原著作者此处强调黛玉初入贾府时的处处小心，即便遇到与家里规矩种种不符的地方、也一一改过来的细心之处。然而貌似成功地翻译却损失了中国中医文化对外宣传的机会。

二、从译例解析传统文化译介策略

在霍译本的翻译中可以看出，源语文化内容没有损耗，同时译语读者接受度高，更易于源语文化空白在译语环境中生存并产生影响。此处也可见“译者责任”的发挥，霍克思对于源语细节文化的专注与钻研，以及译语读者的考虑与负责，决定了他这样生命力强大的译品的产生。除了上述的译法之外，霍克思有些译文还采取的“取义舍形”或“舍形取义”的方法，即在面对一些比较抽象化的中医药词汇时，并没有完全地受制于字面的意思，而抓住了自认为最为核心的文化信息，删除了其他的信息。

三、结语

可见，要把专业性极强的古典中医学术语及文化成功地移植到译语中去的难度很大，译者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译者中心作用，在仔细地搜索并查证医学资料的基础上，真正地明白药方中每个字词准确涵义所在，在能做到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对中医药文化在译语生态环境中进行传播。只有当源语传统文化翻译进行适当的解释和说明，才能跟其相应的文化内容进行融合，才能对译语读者产生相似的联想效果，最终保证译语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郭洪涛.《红楼梦》英译与东西方文化、语言[J].红楼梦学刊，2001（04）：29l-306.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