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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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4；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05-08

China’s Urban-rural Income Gap: Growing or Shrinking?ZHOU Xiao-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angzhou 51041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urban residents enjoy income from forms of capital return and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per capita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rising of urbanization rate,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will gradually shrink, the bigger the share of capital return is, the bigger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is, that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will decrease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Under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framework, with free nationwide flowing of labors, both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deduction or empirical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not enlarged but gradually shrink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capital return; labor mobility; urbanization; surplus labor transfer; neoclassic economic growth theory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 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 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 （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 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 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 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非农业产出中乡村劳动力所得只有劳动力份额，而资本份额全部为城镇人口所得，除此之外，城镇总收入还包含城镇劳动力的劳动力份额。设城市化率为γ，非农业劳动力中来自乡村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为θ，则乡村总收入：

YA=δY + (1-α)θ(1-δ)Y

=［δ+θ(1-α)(1-δ)］Y（2）

城镇总收入：

YC=α(1-δ)Y + (1-α)(1-θ)(1-δ)Y

=［α+(1-α)(1-θ)］(1-δ)Y

=［1-θ+αθ］(1-δ)Y（3）

设经济中总人口为P，则乡村人口为(1－γ)P，城镇人口为Pγ，则乡村年人均收入：

yA=［δ+θ(1-α)(1-δ)］Y(1-γ)P

=δ+θ(1－α)(1－δ)1－γ×YP（4）

城镇年人均收入：

yC=［1-θ+αθ］(1-δ)YγP

=［1-θ+αθ］(1-δ)γ×YP（5）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即城镇年人均收入除以乡村年人均收入：

ηCA=［1-θ+αθ］(1-δ)γ×YPδ + θ(1-α)(1-δ)1-γ×YP

=［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6）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随着时间的变动。我们将上式改写成时间（年份t）的方程式。

η(t)=［1-θ(t)+α(t)θ(t)］(1-δ(t))δ(t)+θ(t)(1－α(t))(1－δ(t))×

1－γ(t)γ(t)（7）

3．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Ⅱ：全国统一大市场模型

在本模型中，（1）乡村人口的收入完全依靠其所提供劳动力的多少，没有资本所得；（2）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人口所有，而且城镇人口还得到经济总产出中部分劳动收入所得，其生产函数为：

Y=AF(K,L)=AKαL1-α（8）

经济中的劳动力来自乡村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为ρ，则乡村总收入：

YA=(1-α)ρY（9）

城镇总收入：

YC=αY+(1-α)(1-ρ)Y

=［1-(1-α)ρ］Y

=［1-ρ+αρ］Y（10）

设经济中总人口为P，则乡村人口为(1－γ)P，城镇人口为Pγ，则乡村年人均收入：

YA=［(1-α)ρ］Y(1-γ)P

=ρ(1-α)1-γ×YP（11）

城镇年人均收入：

YC=［1-ρ+αρ］YγP

=［1-ρ+αρ］γ×YP（12）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即城镇年人均收入除以乡村年人均收入：

ηCA=［1-ρ+αρ］γ×YPρ(1-α)1-γ×YP

=1-ρ + αρρ(1-α)×1-γγ（13）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随着时间的变动。我们将上式改写成时间（年份t）的方程式。

η(t)=［1-ρ(t)+α(t)ρ(t)］ρ(t)(1-α(t))×

1-γ(t)γ(t)（14）

4.城市化率（γ）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下，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以及城市化率的影响。很明显，当人口高度城市化之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在绝对值方面依然存在，但城乡个人效用应当相等。此时，人们将更多地关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城乡严重分割的二元制度安排下，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相对低的农业产值的影响。这种影响受以重工业化为国家主要发展方向的人为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国农业总产出占整个经济的30%，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体上为9∶1。在均衡点时，我们考察城市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动态影响。

模型Ⅰ：

ηγ=［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 -［1-θ+αθ］δ1-δ +θ(1-α)×1γ2

模型Ⅱ：

ηγ= 1-ρ + αρρ(1-α)×1-γγ′

= -1-ρ + αρρ(1-α)×1γ2

在模型Ⅱ中所计算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劳动力流动的调整速度是非常快的，即城乡就业很快能够达到均衡，农民在城镇和农村就业的收入所得相等，都为劳动所得。

显然，无论在模型Ⅰ还是在模型Ⅱ中，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因此，加速城市化进程，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劳资产出分配（α）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虽然资本要素在整个产出中所占比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变动不大，但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上明显不同。我们认为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产出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基本上是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中劳动工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发现，服务业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与劳动要素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相近。下面考察资本所得α变动下的模型动态：

模型Ⅰ：

ηα=［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θ(1-δ)［δ+θ(1-α)(1-δ)］2×

1-γγ>0（17）

如果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能够占有很高的比例，则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将迅速缩小。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相当低，甚至不到20%。从博弈角度来看，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镇企业将产出中分配给农民工的数量大致与农民工在农村取得的收入一样，这也是一种均衡。在模型Ⅰ中，资本所得对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为正，即α取值越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就会越大。

模型Ⅱ：

ηα=1-ρ+αρρ(1-α)×1-γγ

=1ρ(1-α)2×1-γγ > 0（18）

综上所述，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

6.农业产出份额（δ）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虽然农业产出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城镇市场的交易，但我们认为将农业产出所得的收入归入农村收入是恰当的。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约有40%的农产品是由农民自己供给的，这也意味着至少有40%的农业产出并没有按市场价格计算在农村的总收入内。

从模型Ⅰ来看，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产出占经济总产出的份额较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较小，而经济转型过程也是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不断缩小的过程，因而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这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城乡差距扩大而到了本世纪城乡差距缩小是相吻合的。因为进入21世纪，中国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基本上维持在较为固定的比例上，即农业占总产出份额的变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基本稳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减小，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也会缩小，这就意味着加大对农村投入，或者靠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

模型Ⅰ：

ηδ=［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1-θ+αθ］［δ1-δ + θ(1-α)］2×1(1-δ)2×1-γγ

7.城镇外来劳动力（θ）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我们只考虑模型Ⅰ中的城镇外来劳动力的问题。虽然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村依旧还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但官方公布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基本上是常年性外出的劳动力，实证文献和估算研究（周晓津，2008）表明这种通过城镇调查而得出的农村常年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实际外出总劳动力的一半。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蔡，2007）。从总人口看，今天农村的实际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从劳动人口看，操作农业的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过比较深入调查的专家朋友说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张五常，2007）。

姚枝仲等（2003）证明了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能拉平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但实证研究文献和官方统计资料却显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姚枝仲等给出的解释是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形成规模,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仅广东省在2004年就吸引跨省外来劳动力4 000多万人，约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10%。我们考察模型Ⅰ中的城镇外来劳动力占整个经济中非农劳动力比例的动态变化。

模型Ⅰ：

ηθ=［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2δ-1)(1-α)［δ+θ(1-α)(1-δ)］2(1-δ)×

1-γγ（20）

如果δ∈(0.5,1］，则ηθ>0，即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50%以上，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增加将使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由于我们讨论的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而此期间中国农业产出基本上只占到总产出的40%以下，即δ∈(0,0.5)的情形，此时ηθ

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根据前述模型，我们利用政府提供的转移劳动总数、剩余劳动力转移估计数据以及模型参数的变化，给出1985―2004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倍数如图1所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下（模型Ⅱ），无论用哪种类型的数据，三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由劳动力转移总数的政府统计数据所得出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Ⅱ）连线居中；基于流动劳动力规模估计数据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估计数（模型Ⅱ）连线位于最下方；模型Ⅱ中参数α变动后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连线位于最上方。从图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而90年代持续扩大；1998年至今逐步缩小，但速度减缓。

不少文献利用年度统计数据分别计算出城镇和乡村的人均收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持续扩大。本模型同样能够给出比较满意的解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农村改革释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镇改革，城镇经济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过量的劳动力供给导致中国城镇十余年名义工资基本保持不变而实质工资持续下降，即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而同期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资本份额α从1990年的0.70增加到1997年的0.75，总产出中劳动力所得由1990年的0.30下降到0.25。

图2利用前述模型Ⅰ模拟由于资本所得份额的变动而导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可以看出，模型所估计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利用统计数据所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城市化率上升及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下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资本所得份额上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本文的模型中，农业占总产出比例的提高非但不能缩小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差距，这似乎与人们通常的经验相反。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产出比例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而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即非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图1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图2 资本所得份额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5倍以上）。以1983年为例，当年全国人均手持现金51.43元，但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往往为孩子3~5元的学费而发愁。我们注意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工资及加班费）从2003年的500~600元增加到2011年的3 000元左右，增长近5倍。以农村典型的四口之家与城市典型的三口之家计算，假设城市劳均年收入5万元，农村劳均2.4万元中国农村7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典型的农村家庭年劳动收入4~5万元。 ，则我国2011年的城乡典型家庭人均收入比也只有2.78。由于现行的地方统计未能将外出劳动力的收入有效地纳入农村收入范围，导致国家统计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误差。事实上，中国农村来自城镇的劳动收入，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 5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5~5.0万亿元左右。由于我们的模型将这种差异考虑在内，从而与国家统计有关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有较大的区别。

与一般研究结论不同，我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是逐步缩小而非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不可否认，就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而言，其持续增加的趋势并无争议。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越来越完备的市场化经济体，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开始从严重的不平等迈向相对均等。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城镇和乡村贫困人群，关注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医疗、社会保障和农民工子女在城镇的教育问题，这比纯粹担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更有必要和更具现实意义除非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否则市场的作用必然导致城乡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 。

参考文献：

蔡.2005.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理论前沿，20：18-20 .

戴维・罗默.2004.高级宏观经济学［M］.2版.王根蓓.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36，87-136.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3）：19-25.

陆铭，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 2004(6):50-58.

王小鲁，樊纲.2004.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1）：33-44.

王小鲁，樊纲.2005.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10）：24-36.

姚枝仲，周素芳.2003.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世界经济（4）：35-44.

篇2

关键词：城镇化 人口迁移 势场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塞罗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认为城镇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集中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

在国外，很多时候，人口迁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动（mobility）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经常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此时户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迁移；户籍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流动。本文中迁移和流动含义相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行的比较早，国外对人口迁移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理论主要有：推拉力理论。英国统计学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迁移者的个人因素四种。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说明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 model），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但随后，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理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所形成了人力资本，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物业学视角。国内外也有人以物理学视角解释人的行为，指出了人的行为同气体和流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认为社会场中的各个社会作用力是行为变化的操众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迁移的流场理论。我国的肖周燕（2010）从人口迁移势能的角度尝试对人口迁移进行了解释。

目前，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中来。根据以往的人口迁移理论，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势”，首次提出“人口势场”、“人口势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势”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势差与人口迁移

物理学中，当某一能量场与位置有关系时，通常就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势”。自然界的物体都有自发地从高势向低势运动的趋势，物体的运动来自于能量差，社会中人口的迁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与促使人口运动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势场”的概念。当某一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聚集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而当某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低势位，富余人口具有自发地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态势。

我国长期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的差别即是势差的客观表现形式，任何群体，越不平衡，变化的势能就越大，张福墀（2001）指出“势”是力的内隐形态。势差的存在使生产要素产生流动，其中经济性势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杨满社，1994），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设Yu（t）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为农村的实际收入，Pt为劳动者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概率。则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为：

其中，f？）>0进一步考虑迁移成本，则迁移行为取决于净收入V（0），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这里r为贴现率，C（0）为迁移成本。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经济势差之外，还受到了原住地、迁入地、个人以及中间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社会系统里面，迁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两种力量的影响，所产生的合力促使迁移者发生迁移行为。每个迁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迁移路径也不尽相同。

不论居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对迁移者产生推力，推动其离开居住地，利即产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见图1，图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农村，有更多的推力“-”，导致了大量富于劳动力，处于势场的高势位，城镇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吸引力“+”，处于势场的低势位。“”表示富于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在阻挡着迁移。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见表1。

针对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强（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前两位因素，同时指出户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大制度障碍。王敬贤（2011）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存在经济势差，并把经济势差分为产业势差与地域势差。励娜等（2008）发现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综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势能来表示人口势能，则人口势能公式：Ep=mgh。这里m表示迁移者，g表示环境，主要是指迁移者所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碍等等。h表示经济势差，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农村中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的为人口势场高势位，则城镇中收入较高劳动力短缺的为人口势场低势位。由于势差的存在，则有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趋势。物理学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过程中，如果存在空气摩擦力，则有势能消耗，同样人口势能的转化中亦受到障碍因素的影响消耗能量，影响迁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点。

我国人口迁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城镇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势场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经济势差很大，大城市统治支配着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着大的规模经济，收入较高，劳动的供给弹性也较大，导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导致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弱，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格局不完善。

障碍因素多，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迁移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碍因素，削弱了迁移的效果。障碍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些使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乡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优化配置，农民的资产无法正常市场化，无法依靠资产的交易、转换和流动满足其工作、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需求；迁移者无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迁入者生活成本大，无法承担较高的房价。

迁移者自身素质低，势能小。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小，素质普遍偏差，学历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单一等问题。在他们迁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无法融入到城镇中，将来这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往往会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管理措施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人口势场。促进人口迁移，就要解放农村人口。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势场，增强农村人口推力，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使城市人口势场进一步降低。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将走向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业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率，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使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减少城乡人口势差。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融合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障碍，提高“势能”转化效果。在迁移过程中，存在了阻碍人口迁移的许多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制约了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的障碍因素，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素质，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增加迁移者人口势能。城镇化中，人力资本素质是能否顺利迁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素质高的能顺利进入城市，获得收入也较高。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还要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因此，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和吸引农民落户扎根城镇，努力促进农民充分、稳定、体面就业。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又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吸引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条件成熟时，可以撤县变市，甚至“强镇扩权”。

参考文献：

1.张福墀.管理造势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3.王敬贤.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励娜，尹怀庭.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

5.王德文，蔡 ，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7（4）

篇3

关键词：城市化率 统计口径 联合国法

由于统计口径的频繁变动，中国官方公布的历年统计数据之间存在极大的波动性，存在一年之内城市化率提高4%的极端现象，既造成了城市化快速增长的假象，也无法反应出中国城市化的真实连续变动趋势。前文中提到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采用的统计口径已经趋于完善，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联合国法 ”以六普统计标准对之前的城镇化率进行修正，Chan（2003）和Zhou（2003）都曾采用”联合国法（United Union Methods）”对五普前的城镇人口数据进行过修正，他们的修正也证实了对城镇化率进行修正的可行性。以六普标准对往年城市化率进行修正，一方面，可以修补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导致的城市化增长率极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该方法对中国的城镇实际人口进行预测，以检验以六普统计标准所得出的城市化率的准确性。

由于1982年以前城镇行政区划变更不明显，流动人口规模也较小，城镇人口基本以城镇户籍居民为主，固1982年以前以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实际规模偏差并不大，因此，本研究从1982年开始修正，已知1982年三普城镇人口比重数据为20.6%，根据六普统计标准得出的2012年城镇人口比率为52.6%，利用公式（1）计算两个代表年份间的城乡人口增长率差：

PU（t）为起始年后第t年的人口比重，t为距离前一个代表年的年数。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被修补年份之间每年的城乡人口增长率都在变动，而联合国法的前提假设是历年的城乡人口增长率不变，根据周一星等（2002）年的修正经验，需要根据已有资料的实际趋势对理论修正值进行再修正。已有研究中Zhou和Ma（2003）是利用四普统计口径下的城镇人口来对已计算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修正，而Chan和Hu（2003）则是利用公安部公布的“城镇户籍人口”数据对城镇化水平进行修正，即以“农转非”的实际趋势来对城镇化率进行修正。在Zhou和Ma（2003）研究中，使用四普口径下的城镇化数据去对五普数据为基础的城镇化修正值相当于将两次普查的数据叠加对照，但由于统计口径本身就存在差异及趋势本身的不连贯性，以四普城镇化率再进行修正似乎有些矛盾，而Chan和Hu（2003）所使用的城镇户籍人口尽管成功避免了以四普数据修正的矛盾，且相对城市化率数据来说，对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口径更加稳定，公安部所公布的历年城镇户籍人口显示出了每年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比例，虽然较前一种方法更加合理，但“农转非”的趋势已经无法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趋势，单纯以户籍上“农转非”的变动趋势来衡量城镇人口的变动会大大低估当前中国城镇人口的实际增长规模，根据估算，真正实现农转非的人口大约只占进入城市总人口的40%（潘家华，2013）。 本研究认为，考虑到如今越来越多进入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大部分已经在城市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非农就业人口比率一方面反映了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就业的转变速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城市中实际容纳的外来人口，通常情况下，在城市中拥有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中沉淀下来（任远，2008），并且，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了非农就业人口对城市化率增长有十分强劲的带动作用（郭克莎，2003）。因此，本研究将以非农（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来对城镇化率进行进一步修正。

以非农就业人口对城市化率的修正方法与前文中利用联合国法对城市化率的修正相似，先利用联合国法对官方公布的非农就业率（C列）进行修正，得出修正之后的非农就业率，再以官方公布就业率与修正后的就业率之比作为修正系数，该系数反映了非农就业率变动的实际趋势，以该修正系数对已经用联合国法进行修正过的城市化率进行进一步修正，从而得到城市化率的最终修正值（表1）。

表1 1982年为起始年对历年城镇化水平的修正

数据来源：A列1982-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其中，1982年数据为第三次人口普查主要数字公报数据，2011、2012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tjgb/公布的年度统计公报。

B列数据1982-2010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1、2012来自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SYrlzyhshbzb/zwgk/szrs/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比重。

通过上述修正数据可以发现，1985-2006年之间，城市化率修正值与官方公布数据之间的偏差比较明显，从2007年开始，二者趋于同步，偏差率一直保持在0.5以下，2012年的二者之间的偏差率则不到0.01，由此可见，以六普统计标准得出的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已经基本上能反映出中国城镇人口的实际规模。

参考文献：

[1]Chan， K. W， Misconception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ities： Definitions， Statistics and Implications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7（4）

[2]Chan， K. W. and Y. Hu ，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New definition， Different Serise， and Revised Trends，The China Review， 2003（2）

[3]Zhou， Y. and L. J. C. Ma，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s： Reconstructing a Baseline from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The China Quarterly， 2003（173）

[4]周一星、于海波 （2004）.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一）.城市人口.28（6）： 49-55.

【作者简介】

姓名：陶力 出生年月：1985年9月 籍贯：云南昆明 性别：女 民族：壮 学历：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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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融合度；指标体系；合作市

中图分类号： F 2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6003106

城乡一体化作为当前公共财政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一个长期、复杂、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表现出纵向演进的阶段性，又表现出横向发展的地区差别性。因此，科学的设计城乡一体化的评价体系，通过量化的方法对城乡一体化以及各构成系统的动态演进和各地区间的差别进行测度和分析，有利于客观展现城乡一体化综合水平的发展趋势和地区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等在城乡一体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有效落实公共财政政策具有战略意义。

城乡融合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城乡融合的理想状态是在经济层面上，使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不同产业间通畅而有序地流动，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在社会层面上，公平地调整城乡两大集团的利益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在生态层面上将城乡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空间上共建、共有、共享、可持续的城乡生态系统；在文化层面上，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将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城乡社会的全面发展[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并能采用量化手段进行量化的指标因子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根据城乡关系融合的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反映城乡关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指标集合[2]。杨荣南[3]提出由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5个方面共35个具体指标来测度城乡一体化水平。顾益康等[4]提出了包括城乡发展度、差异度和协调度3类共42个指标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用来评估和反映城乡一体化的进程[4]。黄匡时[5]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3个方面进行构建。汤杰[6]利用城市流分析方法，选用15个外向服务型产业指标，从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对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城市间联系互动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辽宁省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整体不强，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颜芳芳[7]以城乡差异为着眼点，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等4个方面建立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更多的学者如漆莉莉[8]、白永秀等[9]、岳利萍等[10]、刘伯霞[11]、曹志刚等[12]、郭金丰[13]、梅付春[14]、刘伟等[15]、完世伟[16]、王志军等[17]、刘新峰等[18]从省域角度，对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发展水平或城乡融合度进行了测评。

1.2研究区域概况

合作市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甘、青、川3省交界，是安多藏区的中心之一[19]。自古以来就是内地与藏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结合部。合作市现辖6乡4个街道办事处、8个社区居委会、39个村委会、258个村民小组。全市总人口8.5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18万人，占总人口的60.4%；农村人口3.4万人，占总人口的39.6%；总人口中藏族4.6万人，占总人口的54%；汉族2.8万人，占总人口的33%。辖区平均海拔3 000 m，年均气温1.7 ℃，年均降水量558 mm，是典型的高寒区域。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20，21]。受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和多元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合作市生态环境地位非常重要，但脆弱性很强，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环境基质较差；区域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平台太低；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分离发展突出，城乡互动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或很微弱；农牧村落后，对城镇的基础支持作用不强；城镇综合实力弱小，数量有限，辐射带动农村的作用不强；人口和居民点具有较强的离散性，空间分割作用强烈，联系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延伸不足，配套不强，成本（建设成本和管护成本）高昂，但受益面和受益人群较少；城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来源于行政推动，国家、省州的投入是拉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发展型的工程较少。

城乡经济融合度主要由以下3个指标组成：城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次产业结构比，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的主要指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协调性，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2、3产业比重与第1产业比重比是反映产业融合的重要指标。城乡人口融合度包括人口城市化率和城乡就业人数比，其中，人口城市化率是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指标，城乡就业人数比反映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的程度，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映农村非农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城乡社会发展融合度包括城乡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比和城乡生均拥有的教师数比，其中，乡每万人拥有床位数比反映医疗卫生事业对城乡居民健康服务的保证程度，城乡生均拥有的教师数比反映城乡人口受教育情况的指标。

城乡生活融合度由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每百户拥有信息工具数比、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比值和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等指标组成，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是反映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别的主要指标，城乡每百户拥有信息工具数比是反映居民获取信息能力的强弱以及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评价居民用水状况的指标，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是反映城乡居民的居住水平居住差异的指标。改善居住条件，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篇5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城市人口再生产主要面临或遭遇7大风险。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 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是要正确认识城市人口风险，切实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一方面，城市人口风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与社会性等特征。要正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不确定性，绝不能轻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风险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测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减缓了城市人口压力与风险，但城市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不确定性城市人口风险依然存在。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一是适时调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风险。要大胆放开一胎与二胎间隔时间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缓解处于生育率警戒线的低生育率困境；对人口密度过稀的城市，可以试点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要转变一胎化的习惯思维，倡导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观念；要鼓励适龄夫妇及时结婚生子，不鼓励不提倡过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进一步加大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的扶危济困力度。扶贫政策既要覆盖到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也要覆盖到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家庭。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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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统筹 发展 人口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204-03

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是湖南“十二五”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城乡要素的交换，尤其是城乡人口的流动。只有不断立足实际,实施稳定与调整相结合的人口生育政策，才能有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促使湖南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

建国60多年来，湖南人口控制工作经历了无计划增长到有计划增长的过程，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省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降低，以20世纪70年中后期计划生育实施后为标志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特点，大概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个增长高峰期（1950～1958年）。这一时期，是建国后湖南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9年中增加人口686万多人，增长幅度达到22.31%，平均每年增加76万多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3.24‰。此期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再生产的快速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从总体来看，建国后工业、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为人口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无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为人口迅速增加提供了政策环境。

第二阶段为湖南人口低谷期（1959～1961年）。这一时期，是湖南人口负增长时期。1961年同1958年相比，全省人口总量减少164.74万人，减少幅度达4.46%，平均每年减少54万人之多，年均递减率为15.2‰。这一时期人口总数递减，出生率逐年下降，特别是1960年和1961年，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不是人口政策的人为减少，主要是因为1959～1961年、经济困难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回升。

第三阶段为人口补偿性增长高峰期（1962～1971年）。这一时期，是湖南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个阶段人口出生猛增，形成了长达10年的生育高峰期。从1962年开始，连续4年出生率都高达40‰，1963年出生率最高达47.29‰。1971年后虽有所下降，但仍达29.13‰，10年中，全省人口总量增加了1090.29万人，增长幅度为31.08%，年平均增加100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4‰。这主要是由于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后，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出现补偿性生育所致，开始后，计划生育工作被迫停止。

第四阶段为湖南人口缓慢增长阶段（1972～1993年）。这一时期，全省人口增量增加1545.02万，增长了32.87%，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5.08‰，比第三阶段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如以1970年出生率为基数推算，到1990年，全省少出生2000多万人。虽然20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波峰明显低于前两个高峰期，但波动起伏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形势严峻，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齐抓共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特别是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严格落实，人口猛增的态势才得以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产生的惯性影响，再加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刺激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自由度更大了，也使计划生育管理困难增加，从而导致出生率仍较高。

第五阶段为湖南人口逐步进入低生育阶段(1994～2011年)。这一时期，湖南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开始淡化，人口增长进入稳定的低速增长时期，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据统计，2011年底湖南总人口达到7135.6万人，比1994年增加833.02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3‰，人口总量呈现持续低速增长态势。2011年人口出生率为13.35‰，人口死亡率为6.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5‰，与1994年相比，人口出生率下降了0.53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下降了0.23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了0.3个千分点。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湖南人口总量控制在低速增长阶段，人口控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城乡统筹发展中人口生育政策实施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仍然存在整体效用低，存在明显不公，出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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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包涵两个方面：从量的方面来讲，城镇化既指非农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的扩大，又指非农产业和人口聚集上形成新的城镇，城镇数量的增加；从质的方面讲，城镇化表现为人口流动变迁引起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布局向城镇转化，社会经济进一步集约化、现代化。城镇化率是指一个地区的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城镇常住人口指居住在城镇或集镇地域半年以上，享受城镇设施服务，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的人群（不以户口性质计算）。

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

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数量增加

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0.64%。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6.59%，比建国初期增长了35.95%，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59%。中国仅用了60年左右完成了英美一个世纪完成的城镇化，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飞快。1949年，中国的建制市只有69个；2010年，中国的建制市已有655个，我国的中小城市数量也已经达到2160个。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带动郊区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就地转移，实现统筹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城市化发展格局。

城乡关系更加紧密，形成城市集群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加速了城乡人口的流动，模糊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界限，城乡关系更加紧密。城镇化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以周围城镇为辐射的城市集群，促进经济中心的形成和繁荣。例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集群地区，以3%的国土面积，聚集了14%的人口，创造了42%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带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用设施服务能力增强，社会保障增加

全国城市用水、燃气、污水处理、城市绿化、公共交通车辆等公用设施建设增加，服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体制进一步改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医疗制度覆盖面增加。

中国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

灰色城镇化问题严重，农转非人口没有真正市民化

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这说明中国有近1.28亿人生活在城镇中，却没有城市户籍，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的待遇和权力。可见中国的灰色城镇化比较严重，城镇化质量不高。有很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虽然在城市居住，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生活方式没有转变，农转非人口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城镇化可持续性差

长期以来快速的城镇化增长，是一种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土地、廉价获得劳动力之上的，环境长期承载严重压力，城市建设中对于资源使用不当，遗留了诸如房价虚增、资源匮乏、劳动力价格持续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以上问题说明高的城市化率是不能持续的，以牺牲了农村、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城镇化必然会放慢速度，进行平衡和调整。

城镇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当一国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会达到55%左右。截止2010年初，中国的人均GDP为3734.8美元，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6.59%。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于GDP增长率和非农产业增长率。城镇化落后于经济发展会对产业协调、扩大内需、城乡统筹等造成影响，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居住环境质量下降

中国很多大城市由于人口众多，导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房价飞涨、资源短缺、物价昂贵等。城市中出现了购物难、上学难、找工作难等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我国城市发展不平衡，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使得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急速下降。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增快了城镇化进程，一方面缓解了大城市压力，提高了城镇的整体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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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accounts for more than the half of China's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so the trend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s a meas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more appropriate， and then predict the future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关键词： 房地产；钢铁消费量；影响因素；预测

Key words： real estate；steel consumption；influence factors；forecast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7-0018-04

0 引言

2011年中国粗钢的表观消费量已经超过了6.6亿吨，其中房地产行业直接消耗的粗钢占比41%，另外基础设施用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给房地产行业建设相关的配套的设施，综合起来看，中国房地产行业直接和间接消耗的钢材占到了全年粗钢表观消费量的半壁江山。因此，房地产行业形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钢铁产业链，从上游铁矿石、到中游的冶炼压延，下游钢铁制品业等企业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加关注房地产业的走势。本文以人口增长和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作为预测房地产行业钢材消费的自变量，结合中国房地产面积用钢单耗的变化，以经济平稳发展为前提进行预测。

1 2005～2011房地产用钢分析

1.1 房地产行业用钢规律分析

房地产行业用钢量从2005年近1.1亿吨增长到2011年的2.71亿吨，6年间增长了2.45倍，年复合增长16.32%；同时，房地产行业用钢量占总的钢材消费量比重从42.46%下降到37.43%，从历史运行轨迹上看，房地产行业用钢量占钢材总消费量比重虽有反复（2004年到2011年这八年间基本围绕着40%的水平小幅波动）但占比逐渐降低的趋势是确定（图1，图2）。

增速情况，房地产用钢的增速波动明显，主要还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影响，2008年受“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房地产用钢量增速跌至历史最低的7%，之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出台，需求急剧释放，房地产行业用钢量增速大幅回升，至2010年房地产用钢增速达25%（图1）。2009年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尤其是住房的投资需求快速放大，而住房供给无法快速释放，致使住房价格不断攀高，积累的泡沫也越来越大。2010年中央政府实施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限售、限购、限贷政策陆续出台，2011年底，楼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随后受楼市调控影响，房地产用钢增速大幅回落。

1.2 房地产行业用钢影响因素分析

微观上，决定现阶段房地产行业用钢的是房地产行业供求关系。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自住和投资性需求的释放，供求格局表现为供给侧的变化决定着市场的规模和行业的发展。

以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来反映房地产市场现时的供需格局可以很明显看出，2005年以后，无论是年竣工面积总量还是竣工面积增速均低于销售面积，这表示房地产市场规模是由供给侧决定的（图3）。

从房地产行业的需求因素分析，大致可以分为：收入，人口结构以及对房价的预期等因素。首先，经济学上，收入尤其是居民收入决定一切消费和购买力。一般来说，居民收入与房地产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居民收入水平与房地产消费需求呈同方向变动。根据2000年到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人均收入为自变量、人均住房面积保有量为因变量进行拟合，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良好（图4）。

其次，人口结构对于住房的需求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城乡居民家庭户数、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等指标与住房需求的变化关系密切。随着城镇化进程，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农村人口及占总人口比重不断降低，与之相对的是城镇人口的上升及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与此同时，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城镇家庭，平均每户家庭人口都在下降（图5）。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由1990年14.39%，下降到2000年的7.58%，到2010年下降到仅为4.79%，人口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图6）。其中城镇家庭户数的增加、人口自然增长率即总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均住房保有量的提高均能刺激房地产消费、而农村家庭户数的减少、城乡居民平均每户人口的下降等对房地产消费有抑制作用。因为各项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故考察城乡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保有总量作为人口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的主要指标，公式为：人均住宅面积×平均每户家庭人口×家庭户数。

结合目前我国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依然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推衍到房地产行业，则需要考虑城镇化率、城市的扩展，人口的流动以及商业区和工业区迁移分布等。

从经济的区域发展状况来说，东部沿海以及城镇依然会是我国经济发达和热点地区，虽然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崛起会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但是人口的主要流动方向依然是向城市和东部转移，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0年和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47%和48.3%推算，以现有的城镇化速率，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约为60%，那么届时，即使仅按一户一套住房计算，城镇居民住宅的保有量也将大幅超越农村居民住宅保有量。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应当成为考虑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依照国家统计局数据，近两年来，我国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的比重呈小幅上升的趋势，正常情况下，人口分离人口或者流动人口所带来的需求至少是每户两套住房（表1）。同样，人口的流动、城镇化率的提高将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张，反映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县乡镇一级区划减少，市及市辖区的增长。伴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市区面积的扩张，人口密度的提高，市辖区至少需要配套一到两个成规模的商业中心，此时，商业营业用房的开发数量将增长（表2）。同时，地级市原有的工业中心将会外移且按照产业布局重新进行规划，那么因为旧有的工业用房的拆除以及新的工业用房的建设带来的新增房地产需求将带动钢材消费。

最后，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以及金融市场的改革完善，房地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种途径，其投资品属性表现的越来越明显，房地产的投资功能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其价格也水涨船高。对于一般消费品来说，该商品的自身价格与消费需求是呈反向变动关系，即该商品的价格上涨时会抑制消费需求，反之亦然。但是投资品的价格上涨或者潜在购买者预期该商品的价格未来会上涨时，反而会促进对投资品的消费需求。房地产作为居民重要的资产配置形式，其资产溢价成为居民劳动收入外的重要财产收入来源之一。2009年以来的房价上涨，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就表现的比较强烈（图7）。并且，当宏观经济处于扩张期时，再辅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针对个人住房贷款及监管宽松时，利用金融杆杠进行房地产投资也会大幅促进房地产的消费。

从房地产行业的各项运行指标来分析，与房地产行业用钢量增速同步性最好的是新开工面积增速这项指标，这与房地产行业自身运行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一项房地产项目在开工前进行一定的物资储备，但由于新项目开工之初以土石方施工为主，钢材用量低，因此新项目开工前的钢材采购量少。随着前期土石方工程的完成（土石方施工时间占整个项目施工时间相对较短），项目开工之后为后续工程的顺利进度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这时钢材的采购量和储备量逐渐增加。因此，新开工面积的增速与房地产用钢增速有最好的契合度（图8）。

宏观上，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影响较大。从产业结构上来说，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两成，占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一半左右，如果再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房地产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图9）。

将国房景气指数、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可以看出，在现今，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依然是投资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运行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最近几年来看，2005年的宏观调控以及后续的国八条、新国八条拉开了楼市调控的序幕，楼市陷入低迷。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又使得楼市陷入萧条；随后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助推楼市；2009年下半年房价的快速上涨招致了新一轮的调控，楼市再次跌入谷底（图10）。

2 预测方法

2.1 房地产行业用钢测算思路

房地产行业用钢量计算相较于其他行业复杂，利用了房地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PPI以及单耗之间相互关系来进行推测，公式为：用钢量=单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中，房地产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剔除了价格因素后，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调整的方式是：当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年PPI。用钢单耗表示为，每单位实际发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所需的用钢量，利用1998年至2010年用钢单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2011年至2020年的单耗数据。然后根据宏观模型推测出的2012至2020年房地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用钢单耗相乘得出2012年至2020年房地产行业用钢总量。

2.2 房地产行业用钢量预测及结论

首先，在未来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假定下，并且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因素，城镇化和收入增长是房地产需求增长的主要诱因。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导致城区面积的大幅扩展、人口密度的提升，将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注重商业中心的配套建设，而且由于城区面积的逐步扩大，商业中心的配置数量将明显增多，即人口密度的提高表现为对于商业中心需求的紧迫性，城区面积的扩展意味着为商业中心配置的地理分布多元化，因此考虑到这两点，商业营业用房的快速增长将成为带动房地产用钢增长的重要方面（图11，图12）。

对于政策上，假设未来五到十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依旧从紧，同时调控常态化，政策维持鼓励以居住为主导的消费结构，抑制房地产行业的投机投资性需求，房地产行业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剧烈波动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得出，将来五到十年，房地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大幅下滑，房地产行业年用钢量仍继续保持正增长，但增速下降，且房地产用钢占钢材总消费量比重持续降低。

短期，预计2012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在累积一定压力后于2013年释放，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触底回升至15%，之后逐步回落到8%左右，并长期保持8%的水平左右。受此影响，房地产行业用钢量将在2019年左右突破3亿吨，到2015年左右房地产行业用钢增速下降到5%以下，此后长期处在低于5%区间，房地产行业用钢占年钢材消费量的比重稳步下滑，到2020年前后达到20%左右，自2012年始，占比下降约7个百分点（表3）。

3 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为增进房地产消费提高了基础。同时，中国持续推进的城镇化，中国城镇人口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占比的提高、城市区域的扩大，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房地产业用钢的增长。另外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建筑标准的提高，房地产行业用钢单耗的增加也促进了房地产用钢总量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弱化使得房地产行业用钢比例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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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013年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

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全国共有18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与此相应，18岁以下城乡流动儿童为3581万。

两类儿童数目相加，考虑到持续增长趋势，中国目前有近一亿儿童正被卷入城镇化大潮。

“城市生活儿童”已成全国性政策问题

从地区分布上看，有1/3的孩子经历了较长距离的“跨省移动”，“向东走”的趋势仍在强化。

广东省的流动儿童总数达434万，远高于其他省份；随后的浙江、江苏两省，也因拥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吸纳了超过200万外省孩子。北京、天津、上海的流动儿童90%以上都是跨省移动。

具体而言，每10个在上海生活的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每10个在北京和浙江生活的儿童中，有3个是流动儿童。

部分“成长中”的中西部省市也成为儿童流入“大户”。四川、山东、河南、福建的流动儿童都超过15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城镇儿童中所占比例异常突出，如宁夏、新疆接近四成，青海、贵州约35%。流动儿童的接收与安置，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城市政策问题。

城乡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流动”的平均时间已达3.74年，7～14岁流动儿童中约1/3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

此外，0～6岁流动儿童，自出生以来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现住地居住。越来越多的孩子已经没有老家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成为文化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儿童”。

不能上学的孩子有200多万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规定“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两为主”的政策基础得以奠定。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出教育经费预算，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公用经费”。

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共增加347万，增幅为30.83%，大部分适龄流动儿童有机会在校学习。

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不同地区对这一方针的推行存在诸多差异。

长期研究农民工子女权益的复旦大学博士熊易寒向本刊介绍，在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方面，一线城市中上海做得较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生均经费约5000元，大部分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即使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得到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认为，“两为主”没有全面到位，全国尚有2.94%的适龄流动儿童还不能接受义务教育，“有200多万”。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实现“两为主”的比例达到80%，分布却不均衡，中小城市可能已经到90%甚至100%，但是一些大城市还差得多。

变形的亲子纽带

而由于遭遇较大环境压力，移居家庭中的亲子纽带可能变形。

2013年广东省妇联与广东省家庭教育学会合作完成的一项关于“广东省流动儿童家庭状况”的调查显示，有1/3流动儿童家长每周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7小时，有一部分甚至不到1小时，仅1/10左右的孩子表示父母会经常带自己出去玩。

学校的纽带同样“不够稳定”。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明华对哈尔滨地区农民工子女教育平等问题的研究发现，作为城市稀缺资源的一流名校（重点小学）只招收有城市户籍的学生；一旦某所小学聚集了较多的农民工子女，已有的城市学生会纷纷转走，逐渐地，这所小学就成了“全国招生的农民工子弟校”。

“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属于穷人，他们可能遭遇双重歧视：一是对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歧视，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歧视。”熊易寒说。

看得见的天花板

“熟悉的世界、陌生的社会”――这是一份针对南京流动儿童城市认知的调查报告所作的结语。

在这群“习惯把自己看作异乡人”孩子眼中，所在城市里的种种区隔，是一层层“看得见的天花板”。这不仅体现在“城中村”这类物理空间的隔离，还可能内化于成长的每个环节。

华东理工大学流动儿童研究专家曾守锤告诉《望东方周刊》，农村流动儿童的入学准备大都不充分。

大龄儿童的出路瓶颈则更为“可见”。段成荣的研究显示，无论家庭经济条件、阶层地位，中考和高考报名条件中的户籍规定，即便是经济条件很好、社会资本充足的家庭也难以跨越。部分儿童成为童工，也引发了14、15岁流动儿童辍学增多的连锁效应。

最值得的一笔人力资源投资

自2012年起，在住建部城乡规划司的支持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20个调研组、90多人，对全国不同地区20个县（市）进行了深入调研。依托此项调研形成的研究报告提出，2012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较2011年减少345万人，20多年来首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