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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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子高龄化 日本经济影响

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的高学历化及对于结婚、生子价值观的变化，日本整体的出生率大幅降低，除此之外，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率也大幅降低，日本的少子高龄化（15岁以下人口低于65岁以上人口）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2008年4月22日公布的2008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警告称，如果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日本15岁以上的可就业“劳动力人口”仅为4228万人，不足2006年（6657万人）的三分之二，将“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白皮书还强调说，尤其是“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与老龄人口退休的不断增加，预计劳动力人口将呈现老龄化与递减的趋势”。到2050年时，日本即将面临“超少子高龄社会”，平均每1.5名有职业者就需养一位高龄者。

本文从导致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问题如此严重的原因以及其将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15-49岁内生产小孩数的平均推算值）若低于2.08名，将使得人口迈向减少。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出生率就开始降低，但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出现婴儿高峰期，1948年人工堕胎合法化后，进入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开始大幅下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半的高度成长期，合计特殊出生率还维持2.13名的安定情况，但1975年则跌到2名以下，1997年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2007年总人口开始出现“自然减”现象。和欧洲其他少子高龄化国家相比，日本的速度可以用“快得惊人”来形容，究其少子化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出生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年轻人，在经济发达、成长自由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养育儿童的数量越少，越能维持自己的轻松富足的快乐时光”的利己观念，人们普遍倾向于少生子女以得到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由此，必然会导致日本的生育率大幅下降。

第二，为了保证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支出，享受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最近的年轻人结婚年龄持续攀升，晚婚必然会导致晚育。尤其是一部分女性的晚婚、不婚和少生孩子，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考虑”，而不是自然选择。日本读卖新闻社在2003年进行了婚姻问题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有52%的人认为“女性不结婚也能够幸福”，而在20-30岁日本年轻人中，接近7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结婚”。这种想法的出现，不得不让我们为邻国日本的将来担心。

第三，非婚一族的出现加剧了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非婚一族中女性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这背后的确有一些现实的“理性计算”理由。一是来自于就业市场：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使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的各个企业不欢迎育儿母亲。二是女性为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会花大量的时间进修，从而错失了结婚的最佳机遇，随后则产生放弃结婚的念头。三是现代年轻女性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她们热衷于交友聚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一旦结婚育儿，就会被家庭这个禁锢套牢，失去自己的理想化生活。

第四，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倾向仍然存在。他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等事务，导致妻子在身心上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从而众多女性拒绝走向婚姻的殿堂。

急剧发展的少子化问题直接加速了日本老龄化社会的进程，有专家分析称，从少子老龄化的成因来看，70%是由于低出生率，30%是由于低死亡率及长寿化造成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男性60岁和女性64岁；60年代上升至68岁和73岁；90年代已经达到77岁和84岁；到了2006年，日本人人均寿命男性79岁，女性85.81岁，男女综合平均寿命为82岁，蝉联世界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的是长寿化的缓慢进程。因而，由少子而带来的老龄化进程就显得尤为迅速。少子老龄化给日本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减少，同时，老龄人口的消费呈减少趋势，儿童数量减少也造成需要减少。从供给方面来讲，劳动人口的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缩小。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老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成本，给企业带来福利负担，甚至会给日本产业竞争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高龄少子化社会在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日本随着高龄人口长寿化以及高龄者人数激增，需要照护的老人也与日俱增。然而，受少子化影响，年轻人抚养老年人数量的比例逐年上升，其中一部分女性在高学历化与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下，纷纷投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得原有的家庭内部介护不得不转型为由社会以及国家共同参与老人介护，加大了政府的资金投入，给国家经济带来了繁重的负担。

第三，高龄少子化进程的加剧将会导致日本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阻力。劳动力减少以及劳动力高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会间接造成了储蓄能力降低、投资能力降低、经济成长率低下、社会保障费负担的增加、现役劳动者的所得低迷等中长期对经济成长的坏影响等问题。

综上所述，日本的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导致的经济上的诸多危机将会日益严重。在改善方案方面，日本应该参考荷兰、瑞典、德国等欧美诸国的劳动力政策方向以及医疗保险和老人介护政策，考察促进国民就业、支持劳动参加等具体政策，进而弥补本国政策不足之处，积极度过高龄少子化面临的各种危机，保证本国政治经济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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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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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婚育年龄都延后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英国51%的女性30岁后才当上母亲。英国人结婚年龄也逐年推后。2008年，英国女性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9.9岁，男性为32.1岁，而该国法定结婚年龄是18岁。日本政府去年公布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显示，2011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7岁、女性为29岁，比1980年分别增加了2.9岁和3.8岁，女性初次生育年龄在2011年首次超过30岁。韩国今年的数据表明，国民初婚年龄不断增长，男性平均为36岁，女性为33岁。首尔女性初次生育年龄为31.5岁，比20年前提高了近5岁，30～39岁产妇占整体产妇的74%。

中国的婚育年龄也迅速“与国际接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表明，2006年，北京男性初婚年龄为28.2岁，女性为26.1岁，上海分别为31.1岁和28.4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此外，香港的官方数据显示，女性初婚年龄由1981年的23.9岁升至2006年的28.2岁，首次生育年龄也由1981年的25.1岁推至2006年的29.2岁。台湾地区刚刚的数据表明，2013年男女初婚年龄再创新高，分别达32岁和29.7岁，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也达到30.1岁，比10年前增加了3岁。

现代社会婚育成本高

结婚晚之所以成为一种趋势，首先与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对婚姻的期望值过高、择偶标准太高等因素有关。其次，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提升、教育年限增加，不少人动辄7年研究生、10年博士生，毕业后年纪就不小了。很多中国人深受“先立业后成家”思想的影响，也会推迟结婚年龄。第三，晚婚的社会压力减少，而结婚带来的生活压力却增大，也使得结婚年龄一推再推。最后，现代女性心理觉醒程度高，更注重自我实现和自身感受，这种倾向造成她们在择偶过程中不委屈自己，不轻易建立婚姻关系。

生育晚则体现出当代人在重压下的无奈。其一，影响生育的最大原因还是收入、房子等问题。从怀孕开始就要孕期检查，生育时要住院，产假期间暂停工作，还要准备以后的教育基金，每笔开销都不小。不少人担心不能给孩子良好的生活环境，宁可暂时不要孩子。其二，当前社会竞争激烈，怀孕和哺乳期间如果影响了工作，说不准会丢了原有的职位。

婚育太晚危害多

尽管从社会经济成本上来看，晚婚晚育有好处，但从医学上讲，太晚婚育害处很多。

结婚太晚影响性生活质量。男性30岁后性冲动的急迫程度会减弱，40岁时，除非有异常刺激，一般无法很快地进行持续。而高龄未婚女性缺乏正常性生活，长期性压抑导致阴道废用性萎缩，分泌物减少或干燥，引起泌尿生殖道炎症。

高龄夫妇生育能力大幅下降。一般男性25～35岁身体健壮，质量最高，此后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另外，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发现，30岁后女性卵细胞储备减少90%，生育能力大幅降低。

高龄孕育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30～34岁女性出现早产风险会提高20%。研究表明，25～29岁生育者，唐氏综合征婴儿发生率仅为11500;30～34岁为1900;35～39岁则上升到1300;45岁以上竟达140。

高龄孕育危害女性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高危妊娠增多，直接威胁母婴健康。中年女性盆腔基本固定、阴道弹性降低、子宫肌肉收缩力减弱，容易难产。年龄越大，产妇发生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产后抑郁症等几率就越高。数据显示，高龄产妇占产后抑郁症患者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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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8月～2013年2月在我院妇产科住院分娩的40例分娩期子宫破裂产妇的资料，分析出现分娩期子宫破裂的原因，研究治疗子宫破裂的有效方法，探讨子宫破裂的预防措施。

结果：40例产妇出现子宫破裂的原因为多次生产13例（32.5%），瘢痕性子宫17例（42.5%），梗阻性难产5例（12.5%），产前使用宫缩剂不当5例（12.5%）。40例产妇分娩出的胎儿中，其中死胎8例（20.0%），死产4例（10.0%），围产儿的死亡率为30.0%。子宫破裂处理方法，行子宫破裂修补手术者19例（47.5%），行子宫次全切手术者14例（35.0%），行子宫全切手术者7例（17.5%）。

结论：子宫破裂不仅对于产妇的危害十分严重，而且会造成死胎、死产的出现。为了减少子宫破裂情况的出现，产妇应加强在产前的检查，多次分娩及瘢痕性子宫的产妇，应该在接近预产期时，提前住院待产。子宫收缩剂的使用应该严格按照使用指征进行，避免出现滥用导致子宫破裂。

关键词：分娩期子宫破裂临床诊治体会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165-01

作为产科严重并发症之一，子宫破裂对产妇和胎儿具有极强的危害性[1]。子宫破裂是指子宫在分娩期的时候，子宫体部或者是子宫下段发生破裂[2]。根据数据显示，在我国产妇子宫破裂的发生率约为0.1%～0.60%，而发达国家产妇子宫破裂的发生率约为0.04%～0.1%[3]。由于子宫破裂对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对于子宫破裂的研究和探讨刻不容缓。本文就我院产科医生对于子宫破裂的治疗和预防，做出相关的探讨，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2年8月～2013年2月在我院妇产科住院分娩的40例分娩期子宫破裂产妇作为本次临床观察的研究对象，将所选取的40例产妇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40例分娩期子宫破裂产妇的年龄为21～40岁，平均为（34.6±1.2）岁，平均身高为（159.1±0.7）cm，平均体重为（62.1±0.6）kg。其中初产妇12例，经产妇28例；怀孕次数1～6次不等，最高产次6次。

1.2引起子宫破裂的原因。

1.2.1梗阻性难产。是引起子宫破裂的常见原因，由于胎儿下降受到阻碍，为了克服阻力，子宫往往会剧烈收缩，进而使得子宫下段过分伸展，最后由于子宫下段变薄而使得子宫发生破裂[4]。

1.2.2瘢痕性子宫。瘢痕性子宫是导致子宫破裂较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子宫肌壁留有瘢痕的子宫，在分娩期会由于宫腔内的压力增高而使得瘢痕破裂[5]。

1.2.3子宫收缩剂使用不当。过量地使用缩宫素会使得子宫收缩过于强烈，从而导致子宫破裂。对于高龄产妇而言，如果使用子宫收缩剂不当，发生子宫破裂的几率更大[6]。

1.2.4多次生产。多次生产会使得子宫壁的纤维增生，肌纤维发生退行性变，子宫平滑肌的扩张性和弹性都减弱，再次妊娠的时候，极其容易发生子宫破裂[7]。

1.2.5诊治情况。由于子宫破裂亟需手术治疗，所以给予子宫破裂产妇剖宫产治疗，剖宫产后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进行子宫破裂修补手术、子宫次全切手术或者子宫全切手术。

2结果

40例产妇出现子宫破裂的原因为多次生产13例（32.5%），瘢痕性子宫17例（42.5%），梗阻性难产5例（12.5%），产前使用宫缩剂不当5例（12.5%）。40例产妇分娩出的胎儿中，其中死胎8例（20.0%），死产4例（10.0%），围产儿的死亡率为30.0%。子宫破裂处理方法，行子宫破裂修补手术者19例（47.5%），行子宫次全切手术者14例（35.0%），行子宫全切手术者7例（17.5%）。

入选产妇发生子宫破裂原因见表1，处理方法见表2。

3讨论

从本次临床观察可以看出来，多次生产是导致产妇发生子宫破裂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经产妇很多时候都是在临产后甚至是宫口全开后，胎头才入盆，这样一来，头位异常的发生率就会增高，而多次分娩又会造成子宫肌壁纤维化和子宫平滑肌弹性减弱，进而使得子宫发生破裂的几率大大增加。

由于子宫破裂对产妇和胎儿的危害十分巨大，所以积极预防子宫破裂是每个产科医生应该考虑到的问题。为了减少子宫破裂情况的出现，产妇应加强在产前的检查，多次分娩及瘢痕性子宫的产妇，应该在接近预产期时，提前住院待产。子宫收缩剂的使用应该严格按照使用指征进行，避免出现滥用导致子宫破裂。对于多次分娩的经产妇，产科医生应该特别注意。在分娩过程中，应该严密观察产妇的体征，一旦出现休克或者胎心消失、宫缩消失等情况，一定要特别注意是否出现子宫破裂。

产妇出现子宫破裂后，如果能够保留子宫，应当尽量保留子宫，因为子宫对于维持妇女内分泌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保留子宫，那么也应当尽量将切除部位减少，能够行子宫次全切手术的产妇尽量避免行子宫全切手术。

参考文献

[1]席和红.分娩期子宫破裂20例临床诊治体会[J].海南医学，2010，21（7）：26-28

[2]关建云，兰秋双.分娩期子宫破裂18例临床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3，35（3）：320-321

[3]孙凤兰.分娩期子宫破裂4例临床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1，36（6）：638-639，642

[4]刘汉菊.分娩期子宫破裂一例分析[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03（23）：231-232

[5]陈静莲，陈玉芳，李璐等.分娩期子宫破裂3例临床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0，8（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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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社区60岁以上居民的健康档案中，以人为抽样单位，用抽签法随机抽取600名老年人，作为调查样本。

1.2 方法

调查由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以一对一的方法进行，调查人员经过专门统一的量表培训，被要求采用正确、同一的指导语进行说明。调查工具为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居住面积、医疗来源、健康状况等）和SCL-90。调查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他评仅限于年老体衰、视力极差或文盲而无法完成调查的对象。资料收集后及时检查补漏，纠正差错，确认资料合格。

1.3 统计学处理

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由专人统一录入，使用SPSS 13.0软件统计，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方法。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600名老年人中，男243人，女357人；年龄最小60岁，最大94岁，平均72.64岁，≥80岁的高龄老人117人，占19.50%；有配偶的老人447人，占74.50%。老年人普遍患有慢性疾病，其中自诉正常的有87人，患有1种疾病的有205人，患有2种及以上疾病的有308人。慢性疾病以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梗及后遗症等常见。

2.2 SCL-90分值与全国成年居民常模比较

将本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的SCL-90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数、阳性项目均分以及各因子分的得分与全国SCL-90常模进行比较，SCL-90各分项目和SCL-90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均不高于全国常模（表1）。

2.3 SCL-90得分分析

采用秩和检验方法，分别统计600名老年人SCL-90得分情况与各项因素的关系。

2.3.1 性别 老年女性在总评分以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等多项症状评分上，均高于男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

2.3.2 年龄 低龄老人的敌对症状评分高于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恐怖症状评分高于低龄老人，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3），其余8项症状评分在年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3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以有无配偶分类，在总评分以及抑郁、恐怖、精神病性、其他症状评分方面，无配偶老年人评分明显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4）。

2.3.4 患病状况

自诉正常的老年人与患1种疾病及2种以上疾病的老年人中，除偏执项外，平均秩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5）。

2.3.5 其他 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医疗费用来源、退休工资状况与SCL-90各项症状评分间未见有关系。

3 讨论

3.1 SCL-90分值不高于全国常模

由于与全国常模采用同样的评分标准，从理论和经验上说，老年人的SCL-90分应高于或等于常模，但本组资料的结果显示，无论是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阳性均分还是各症状项目（除抑郁和恐怖外），均不高于全国成年居民常模，这是因为对症状理解的不同，还是上海的老年人确实比较乐观而低估自己的不适症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2 性别、婚姻状况、患病情况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老年女性在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等症状方面评分明显高于男性，表明老年女性更容易受这些负性情绪影响。

无配偶的老年人倾向于受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等负性情绪困扰，其可能的原因是：有配偶的老年人大都老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互相依靠，平时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反应有机会及时得以宣泄和疏导，有了风雨同舟的伴侣，生活相对和谐，也较少受不良情绪困扰；无配偶的老年人，缺少了另一半，缺少可靠的伴侣，若加上缺少子女关心，缺少社会支持关爱，更容易感受到孤独、寂寞、空虚与无依靠，而且这些苦闷的感受难以得到有效的宣泄，从而更易导致抑郁、焦虑及恐怖等负性情绪的产生。

老年人患病状况更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在自诉正常、患1种疾病、患2种以上疾病的3组老年人中，其SCL-90评分除偏执以外的9项负性症状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的患病状态广泛影响着心理健康，患病状态特别是患有2种及以上疾病更易产生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等负性情绪，患病状况是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与国内的某些较大规模的调查大体一致[3,4]。

3.3 随年龄增长，老年人敌对情绪减轻，恐怖情绪增加

调查发现，低龄老年组与高龄老年组之间，只有2项症状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敌对与恐怖症状评分。低龄老年人敌对情绪偏重，高龄老年人的恐怖情绪偏重。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周围事物的包容，敌对情绪减少；而对年华的逝去，对身体的衰老，对死亡的恐惧感增加。

3.4 未发现SCL-90各项症状评分与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医疗费用来源、退休工资相关

由于本次调查在上海市中心进行，老年人文化程度较高，也许SCL-90确实与文化程度无关。理论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医疗费用来源与心理健康有相关性，可能是本次调查到的独居老年人所占比例少，样本有限而未能反映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作证实。而医疗费用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属医保对象，同样未见相关性。

4 参考文献

［1］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5-25.

［2］Holi MM，Sammallahti PR，Aalberg VA .A Finnish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SCL-90［J］.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1998,97(1):42-46.

篇6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4.08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lan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empty nest elderly， aiming at the low mental health level of empty nest elderly. Methods 41 cases of empty nester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for 6 months by group counseling and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was us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core of total score and 5 factors （somatization， compulsi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aranoid factor）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de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the 4 factors （interpersonal， hostility， horror and psychosi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mpty nest elder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ental health maintenance work of the empty nest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Keyword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mpty nest elderly； mental health

伴?S经济迅猛发展，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空巢老人群随之也不断增加。空巢老人的心身健康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空巢老人心理上存在更多的痛苦、不适、焦虑、抑郁以及自我评价偏低等表现。[1]空巢老人生活质量方面主要在心理健康的组件上通常比非空巢老人低。[2]因此，本研究应用系统心理干预的方法以期改善和提高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为提升我国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晚年生存质量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选择13个社区的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1）年龄>60岁；（2）独居者或仅夫妻共同居住（社区），且子女亲自探望频率低于每周一次；（3）心理健康水平通过检测低于正常常模者（符合SCL-90阳性指标）；（4）知情本研究并自愿参与，且本研究的操作均符合医学伦理学的道德要求。排除标准：（1）存在意识或精神障碍者；（2）中途退出者。经以上标准共收集心理健康低于正常水平的空巢老人41例作为研究对象。干预前后对比效果。

1.2 研究工具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测查。调查工具：（1）一般资料调查表，在查阅文献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子女探望频率、居住情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往职业、慢性病患病情况和月收入；（2）症状自评量表（SCL-90）：[3]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分为9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统计指标包含总得分、因子分和总均分，其中总均分=总得分/90，用于区分研究对象位于1～5级间的分值程度。

本项目调查表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所有的调查员均经过统一的严格培训，了解了本次研究的目的、方法以及详细流程。调查员们在老人填写前会要详细解释调查表及说明填写的注意事项，不能自行填写的老人则由调查员一对一问答协助完成。所有问卷填写完毕后均当场回收。共发放调查问卷41份，回收有效问卷41份，回收率100%。

1.3 干预方法

实施干预方案的干预期为6个月，时间自2016年5月至2017年10月，包括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干预，具体方案为团体心理辅导：（1）讲座，介绍正确应对老年期常见的问题的方法，特别是防治老年抑郁的知识；（2）组成抑郁治疗团体，将实施干预的老人组织在一起，在课题组成员的指导下进行小组讨论和人际交往训练，让患者学会正确宣泄情绪，开放自我，寻找认同感，交流保健经验，相互支持和沟通，保持心理平衡。地点在社区居委会，每月2次，每次时间2小时。个体心理干预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干预和行为治疗等。认知干预是向老人讲解抑郁的防治知识，纠正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以消除不必要的顾虑，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和衰老，提高他们对治疗的依从性。行为干预是对老人进行不良行为模式及应对方式的纠正，指导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慢跑、打太极拳等。并帮助老人学会放松训练的方法。

个体心理干预的地点为老人家里，每周1次，每次50分钟。心理干预期不给予针对抑郁的任何药物及其他治疗方法，6个月后评定干预效果。整个干预过程都由课题组经过专业培训的四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完成，对每一项目的实施时间、先后顺序、完成质量都有严格规定，每完成一项均有记录，确保四名咨询师干预的一致性。通过干预前介绍实验目的并签订协议、干预期间不断行为强化、干预后电话回访等方法来保证被试的依从性。

1.4 统计学处理

调查数据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2?s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t检验。P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SCL-90 各因子评分比较

SCL-90量表调查结果显示：干预前后老人在总分及5个因子（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及偏执因子）中得分有所下降，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篇7

关键词：儿童家庭福祉;儿童福祉;家族支援;家庭协作;儿童权利

中图分类号：G6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1-0114-03

一、儿童家庭福祉的形成

1.关于今后日本儿童家庭福祉的方向（意见申述）。1981年中央儿童福祉审理会议后总结出《关于今后日本儿童家庭福祉的方向（意见申述）》（1981年12月18日），该申述首次提出“儿童家庭福祉”的说法，对于以往的“儿童福祉”是一次新的跨步。①减少儿童出生数降低的外部原因;②家庭保健的重要性;③抚养孩子带有的社会意义;④儿童健康培养;⑤身心残疾儿童对策的必要性。但是从上述内容来看，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是“儿童家庭福祉”，为什么要提出“儿童家庭福祉”。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全社协）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委员长：上村一 医药品副作用受害救济兼研究振兴基金理事长）在《提议・以推进“儿童家庭福祉”为目标》上，提出从“儿童福祉”向“儿童家庭福祉”转换。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上提到的“以往的儿童福祉”是“没有从全体家族成员这个角度进行文化的健康的支援体制来考虑的”，所以对于儿童福祉来说，健康的文化的家庭机能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要以家族为中心，社会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支援。简而言之，提议中所说的“儿童家庭福祉”可以说成对于儿童来说的“健康的文化的家庭机能”要由家庭及学校，市民，地域，媒体，企业等等的社会来负担支援。”

2.《未来儿童21计划研究会》报告书。以全社协的动向为根据点，厚生劳动省于1992年10月开展了《未来儿童21计划研究会》（座长：平田宽一郎，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会以“少子化”“国际家族年”和“儿童权利相关的条约”等国际的动向为根据点，提出两点建议：①今后，要回到制定儿童福祉法时的原点，常见的儿童健康教育问题，及儿童家庭和地域社会积极推进福祉政策的问题，对其本来的面貌进行综合的研究;②“以茁壮成长的孩子，有活力的温馨的家庭的地域社会为目标的21计划研究会”为了该内容的实现，努力推进新的理念和政策。该报告书是最初的政府相关文书中，寻求重新思考儿童福祉概念的。“以往的儿童福祉，是从需要保护的儿童，母子家庭这个角度出发的，是以代替家庭养育机能之后的第二次的政策实施为中心的。但是，如今普遍的有儿童的家庭中，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之后的儿童家庭政策的实施，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只以特定的儿童为对象，而是要以所有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对象的同时，还要将孩子生活的基础――家庭和与之相关的地域社会也放入视野中进行考虑。”“像这样下决心实施儿童家庭政策，是对战后46年间‘儿童福祉’概念的再次检验，有必要进行改变风气的尝试。”关于“家庭及与之相关地域社会放入视野”换种说法，是“以国家和自治体为首，社会全体承担起责任给予支援，或者说在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经营下教育孩子。”

也就是说，以往的“儿童福祉”概念，是以一部分需要保护的儿童为对象的，实施的政策也是远离养育该儿童家庭的，并未从家庭全体角度切入，即代替了家庭养育机能的儿童福祉政策。与此相对，今后的“儿童福祉政策”要以全部的儿童作为对象，不仅是家庭、地域等，社会全体都要承担起责任，在“家庭和社会共同经营”下实施政策。

二、儿童家庭福祉的概念

上文所述，从“儿童福祉”到“儿童家庭福祉”的概念的变化是必要的为背景，庄司洋子整理出三点观点：①家族的改观（少子高龄的发展，夫妻共同劳动的状况）;②家族和人权;③社会福祉基础改造改革。特别是第三点，1997年改正儿童福祉法，将保育所制度中不适合时展的部分去掉，进一步而言，社会福祉基础构造改革的基本视点是儿童家庭福祉。

柏女凌峰有以下论述。“我国之前的儿童福祉，都是将需要保护的儿童从其家庭分离，保护之后进行援助这样的政策实施为中心展开的……所以今后的儿童福祉，从儿童的出生，养育，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来支援，站在家庭支援的立场上推进是十分必要的。之前，和政策相关的论述家庭的场合，大多都是讲家庭作为潜在的社会资源，或者是官方政策实施的补充，也就是‘支持政策实施的家庭’。但是，现在必要的是，家庭本身作为政策实施的对象，即：‘支持家庭的政策’。”

高桥重宏，是上文中提到的全社协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的成员，也是“提议”起草者的一员，还在“儿童未来21计划研究会”任职。也可以说，是重新审视“儿童福祉”，推进新的“儿童家庭福祉”概念的儿童福祉研究者的代表。高桥也认为“儿童福祉”和“儿童家庭福祉”是不同的概念。“儿童福祉”和“儿童家庭福祉”的具体内容详细地整理在下表中。

三、儿童家庭福祉的基本方向

1.平等主义的分工家庭到家族全员参与家庭的转化。“儿童未来21计划研究会报告书”中写道：今后的儿童家庭福祉政策实施的目标是以家庭为单位，进化成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所谓的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就是“在家庭中，包含儿童的所有家族成员都积极参与家务活和儿童培养，每个人都作为个体相互尊重，为了家庭的发展相互合作”的家庭。同时，国际家族年的目标也是“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国际家族年的口号“以家族为首，开启小型民主主义”的意思，就是“在家庭生活中，逐渐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父亲，母亲，孩子等等的组成人员，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分担家庭内部的责任，实现构筑生活的目标。”根据庄司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平等主义协作家族”就是从重视分工的近代家族到重视新型家族关系的家族。所谓的新型家族关系，就是男女为了能够共同进行社会劳动，就要共同分担家务活和孩子的养育，建立在个人独立平等的人格关系上的家族关系。1994年9月的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上也登出了“面向21世纪，社会保障的基本想法之一”就是“家族政策・男女平等和社会保障”：以‘家族本来应有的姿态’中提到的跨时代的固定观念为前提，并非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而是要以多种多样的家族形态为基本，以其新的家族关系为根据，整理完善充实生活条件。只有重视这样新的家族关系，即“平等主义的协动家族”，那么今后的家庭儿童福祉政策才能向“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发展。

2.稀薄化地域社会到福祉地域社会的转化。如今，随着少子化的推进，地域社会和家庭养育的机能也在降低。随着产业化都市化的推进，家庭生活特别是育儿相关的地域型支援也在逐渐降低，和核家族化的行进相互呼应，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家庭育儿的不安情绪。要是今后地域社会的组成人员，人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等相关活动，就会逐渐实现不同年龄层的交流和育儿的互助，这才是一直所寻求的新型地域社会，也就是“福祉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课题。“福祉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性，在“关于志愿者活动中期振兴方案（意见申述）”（中央社会福祉审议会地域福祉专门分科会，1993年5月）上指出来了。面向21世纪的福祉社会，应该是一种参加型福祉社会，即：地域居住民和各种各样的团体以主角的身份参加，互相构筑互相支持。所以说对于福祉地域社会来说，多样的志愿者活动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这些活动和福祉服务有机的结合，就会逐渐形成服务支援网。

3.男女职责分工社会到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转化。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虽然制度上男女性别歧视已经渐渐消失，但是时至今日，男女性别分工这种意识仍然留存。所以，无论男女，物质丰富对其来说，都是增加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因此为了构筑有生存价值的，能够感受到丰富多彩生活的社会，无论男女，都要互相尊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积极参与到各个领域中。“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这种说法，是在“面向2000年新国内动化（第一次改定）――以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的形成为目标”（妇女问题策划推荐本部，1991年5月）中首次提出的。在“生活大国5年计划”中也写道：“为了能让女性充分的在社会活动中活跃起来，今后要以男女间固定的职责分担意识为首，重新审视社会制度，惯例，习惯，这对于实现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新经济计划汇总”（经济审议会不会・小委员会中间报告，1995年6月）也列出，今后我国经济社会面向21世纪应该变革的方向和促进变革重点政策之一就是“老弱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的构建。”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已经作为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定下来了。

4.缺乏“玩耍”向丰富“玩耍”的转化。“儿童权利相关条约”第31条，参加玩耍和娱乐活动的时间，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权利已经定下来了。尊重“休闲，娱乐以及文化生活相关的权利”，关于为此促进活动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家庭和儿童教育相关恳谈会报告书”（今后的家庭和育儿相关恳谈会，1990年1月）和“儿童未来计划报告书”中均有确认。“儿童通过玩耍能够养成丰富的创造力和个性，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展儿童玩耍项目，和地域的人交流，掌握地域社会等相关事物，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中创造周边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在教育领域，1992年9月导入学校一周五天制之前发表的“关于适应延长假期等等的青少年校外活动的充实（审议总结）”（青少年校外活动相关调查研究合作者会议，1992年2月）中，也认为玩耍对儿童的成长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对于儿童自己在丰富的活动体验中渐渐掌握安全能力是有利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以往儿童福祉的基础上加入家庭配合的重要性，从儿童家庭福祉的形成，概念及其基本方向的角度分析，得出发展儿童家庭福祉的重要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儿童福利待遇方面仍旧不够完善。今后可以从儿童家庭福祉的角度来发展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リディングス.日本の社会福祉 第8[M].子ども家庭福祉株式会社，日本センタ：113-116.

篇8

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2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5%，我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养老地产成为资本追逐的一个热点。 各大地产商纷纷试水养老地产，对养老地产市场的前景作出了乐观的预测。主要依据是“我国很多地方提出的9073计划（90%的老人由家庭照顾，7%的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进入养老院等机构养老），仅考虑机构养老部分，则预计年平均增加老年地产面积约占住宅年销售面积的1.4%。但事实上，养老地产规模不止如此，考虑活跃长者等非机构养老，则年新增量要更多；据此测算，年平均新增建面可占当年住宅销面1.4%-13.3%，中性假设下在6%左右。”单从数据来看，机构养老似乎蕴含巨大的市场。而且支撑这个乐观结论的还有对各发达国家养老地产的对比研究，美、英、日等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十余年后，养老地产逐渐成熟。

数据里的养老地产市场靠得住吗？别的国家养老地产成长成熟咱中国也一样会兴盛吗？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影响养老地产的因素不仅仅是老龄化数据，还有传统的文化心理。

传统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积累的各种文化因素在个体心理上的沉淀，已经化为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比如我们民族的尊老爱幼，落叶归根、慎终追远、望子成龙等这都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概括。文化心理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是人们行为的依据，自然影响到人们购买房屋这样重大的行为。

二、民族文化心理对养老地产的影响

粗略梳理，以下几大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养老地产有较大影响。

（一）上慈下孝的伦理和亲情决定居家养老是主流。

现在虽然家庭小型化，三世或四世同堂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仍然保持着，亲子之间由于亲情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依然明显。

从老人方面来考察，中国老人一辈子都是以子女为中心，退休后的活跃长者一般在家中照看第三代，打理家务，为儿女分忧；年高体弱的老人虽说可以聘请护理人员护理，但在心理和情感上对子女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所以老人单独购房养老缺乏动力。

从儿女方面来考察，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既是作子女的责任，更是作子女的心愿，因为对父母的孝道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首位，俗语曰：百善孝为先。面对为这个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抚育了两代人的老父老母，作子女的会把他们送到远在郊外的老年公寓去度过残年？即使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把父母送去老年公寓等机构养老，子女一般也是深为抱愧的。在这种文化心理背景下，三代同堂，老人继续为家庭贡献余热，儿女为老人尽孝道这种居家养老是90%以上的家庭选择。

（二）勤俭节省的习惯使长者在选择机构养老时三思而行。

勤俭节省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历尽沧桑，艰辛创业，大多数老人早已形成了俭、省的习惯。加之我国现在是“未富先老”，老人即使有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但面对养老机构的费用时还是颇费思量。

高端养老机构的高额收费使得一般工薪阶层的退休者望而却步。中低端的养老机构面对广大的工薪阶层退休者，其收费依然不菲，大部分机构单人月收费超过了3000元，如果是夫妻两人，月收费可能突破5000元。据广州日报2014年4月14日报道，广州市的退休金平均数多年调整，终于在2014年突破3000元大关，这在全国五大中心城市居于首位，这个平均数相对养老机构的费用而言，仍然是捉襟见肘，老人到了要去养老机构的这个阶段，总会有其他较大的开支，比如医疗保健等，不可能把这点退休金全给养老机构，所以达到或超过平均数的老人也未必能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达不到这个平均数的就不用说了。

对多数老人来说，面对机构养老，就会从俭省的角度去换个思路，比如找个保姆，费用减半；找个钟点工，更加节省。养老机构提供健身、医疗、保健等服务则大可利用社区的资源，权衡考虑也会不进养老机构。

当然也有特别需要到养老机构的人群，如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困难老年人，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想进又进不去。能够进的不愿进，想进的又进不去，如此一来，那个3%的机构养老的市场就有疑问了。

（三）安土重迁的故土情结使老人们留恋自己的蜗居。

人到老年，对故土的依恋格外强烈，小小蜗居也凝聚了自己多年的心血，多年的街坊相处，结成了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对周边生活配套设施的熟悉因而感到生活的便捷，形成了一个舒适自在的“圈子”，而脱离那个“圈子”去适应陌生的养老公寓，则是一件既艰难又伤感的事，即所谓中国人的“安土重迁”。 “空巢”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安土重迁”对养老地产也有一定影响，在开拓养老地产市场时当然要考虑到这种文化心理背景。

三、从民族文化心理看养老地产的实施策略

针对影响养老地产市场的文化心理现象，开发商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是最佳策略，分述如下。

（一）呵护亲情，满足“慈”、“孝”。

中国人的家庭往往就是一个消费单位，个人的消费行为常常与整个家庭的消费行为息息相关，因此在中国，个体的消费行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需要，而且要顾及整个家庭的需要，这就是亲情使然。购买住宅这样的大事更是牵动一家老小的神经。开发商规划设计时在考虑“小”的方面（小孩的就学成长）需求的同时能关注“老”的方面（老人的养老就医等）无疑对顾客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两全其美的设计呵护了亲情。有两种主要模式：

一是在普通住宅里设置具有养老功能的老人房，考虑到从活跃长者到高龄长者的不同需要，一室之内，突出其养老特色，既有居家养老的便利，又有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在以亲情为纽带，以“孝”为先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其市场应该是广阔的。

二是借鉴日本“二代居”的模式，长者与子女分开然而又邻近居住，分而不离，隔而不远，以达到既能为子女照看小孩、打理家务又能避免由于生活习惯差异而产生矛盾的目的，当活跃长者成为高龄长者之后，子女就近照顾也比较方便。因此普通社区中配建一些养老功能的产品，可满足老人与子女在同一社区就近居住的需求。这种“二代居”的模式能够较好的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将成为较受欢迎的一种养老居住模式。

（二）盘活资产，降低门槛。

面对收入不高，又有入住养老机构欲望的老人，开发商要走一条降低成本赢得利润的路线，满足入住老人的节俭的心理预期，突出较高的性价比，从而赢得市场。

目前比较可行的是可将一些闲置的国有资产盘活，改造为养老设施，如城区的旧医院、旧诊所、旧宾馆、旧办公楼、小学、幼儿园等都可利用。这些国有资产一般所在区位较好，在城市中的分布相对均匀，比较适合改建。随着我国的人口结构逐渐向高龄化、少子化发展，部分幼儿园或小学很有可能空置下来，将这些建筑部分改造为老年公寓的情况将会逐渐增多。

这种开发模式的重点在于选择便于适老化改造的建筑。通过对既有建筑的改建方式进行养老地产的开发，这种模式投资相对较少，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赢得养老地产的市场。

（三）养老组团，复制“圈子”。

部分老人依恋故土，舍不得“圈子”，那么，在开发养老地产时，把“故土”“圈子”复制出来，不失为养老地产获取市场的另一条思路。比较可行的路径是在开发大型居住区楼盘时，考虑划分出一部分区域专门建设养老组团。这种开发模式有利于带动企业转向新的客户群，走产品差异互补路线。养老组团与社区其他组团能够共享配套服务资源，降低配套设施的建设量。

开发时应注意“内外兼修”；“内”就是要增强入住老人的归属感，通过控制养老组团的规模，尽量划分为一个个小型居住组团，是入住老人能够较快结成新的“圈子”。老人的社会活动减少，因而圈子狭小，在情感深处对圈子依赖更深，圈内的人，情感容易沟通，所以“安土重迁”。到一个新的环境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当这个圈子形成后，老人们就会找到内心的慰藉，达到“吾心安处是故乡”的心灵归依。“外”就是不仅考虑到养老组团的养老配套设施，诸如无阻碍防滑道路、扶手、电子安防系统和户内紧急呼叫援助系统等，还要在小区里尽量融入典型的故乡故土的元素，感觉亲切温馨，赏心悦目，以营造养老组团“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社区的认同感。这种养老组团如果和上文述及的“二代居”模式相结合，则会赢得更大的市场。

篇9

[关键词]老龄人口 老龄化 疗养保健服务需求

疗养保健客源市场是发展涉外疗养保健服务贸易的关键。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其老龄化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日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及老龄化问题所导致的难以支撑的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为中国孕育了巨大的有待开发的涉外医疗保健客源市场。

一、人口结构与疗养保健服务需求

1.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过程。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含义》提出了划分人口年龄类型的标准,其中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及以上的人口划归为老年型人口,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和地区被称为老年型国家和地区。为适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需要,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把60岁也作为老龄人口的起点年龄。此后,在划分人口类型时,也可使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作标准,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到10%及以上的人口,也属于老年型人口。这种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和地区,同样被称为老年型国家和地区。

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的人口老龄化年度报告,截至2009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亿2749.1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2895万人,占总人口的22.7%,75岁及以上的中高龄人口数为1367.3万人,占65岁及以上人口的47.1%,总人口的10.7%。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2009年日本人口分布统计表

(单位:千人)

年龄组 总人口 男 女

0-14岁 17,024 8,725 8,299

15-64岁 81,516 41,017 40,499

65岁以上 28,950 12,375 16,576

75岁以上 13,673 5,180 8,493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09

表2 2009年日本各年龄级别人口所占百分比

(单位:%)

年龄组 总人口 男 女

0-14岁 13.4 14.0 12.7

15-64岁 63.9 66.0 61.9

65岁及以上 22.7 19.9 25.4

75岁及以上 10.7 8.3 13.0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09

分析历年来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变化可以发现,日本的老龄人口数量增加迅速,老龄化发展过程非常快。19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411.4万人,占总人口的4.94%,在这之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浮动。197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73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至7.1%。也就是说,日本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1970年以后,老龄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逐步上升。200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9.9%,平均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2009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22.7%,平均每4.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据日本人口研究机构测算,从发展趋势上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将进一步老化。预计到2020年,大约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到2040年,大约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表3列出了1950―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统计与预测的情况。

表3 1950-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统计与预测

年份 总人口(千人) 65岁及以上人口(千人) 65岁及以上人口(%) 年份 总人口(千人) 65岁及以上人口(千人) 65岁及以上人口(%)

1950 83200 4114 4.94 2005 127708 25392 19.9

1955 89276 4748 5.32 2010 127473 28735 22.5

1960 93419 5350 5.73 2015 126266 32772 26

1965 98275 6181 6.29 2020 124107 34559 27.8

1970 103720 7331 7.07 2025 121136 34726 28.7

1975 111940 8912 7.92 2030 117580 34770 29.6

1980 117060 10719 9.1 2035 113602 35145 30.9

1985 121049 12510 10.3 2040 109338 36332 33.2

1990 123611 15221 12.08 2045 104960 36396 34.7

1995 125570 18392 14.56 2050 100593 35863 35.7

2000 126926 22041 17.36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06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日本总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根据表3绘制出老龄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图,即图1:

图1 1950―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统计与预测

由图1可以发现,未来日本总人口会逐步下降,但老龄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增加。据预测,2045年老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3639.6万人,届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4.7%。日本人口变化之所以呈现以上趋势,主要与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有关。

庞大的老龄人口数量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此外,老龄人口中存在为数不少的高龄单身者也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图2描绘了日本2007年不同年龄阶段的高龄单身者的数量。

图2 65岁及以上单身老人数量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07

2.老年人口对疗养保健服务的需求

一般而言,在各个年龄组中,老年人的身体免疫机能最差,抵御疾病侵袭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大大降低,再加上中风等老年性疾病而导致的卧床不起,医疗开支要比年轻人高出很多。据估算,1999年日本7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医疗开支是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水平的8倍,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5倍。2006年,日本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更是高达112594亿日元。老龄人口的医疗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老人对疗养保健服务的需求,近几年来日本老人医疗费及国民医疗费的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老人医疗费及国民医疗费年度 老人医疗受给对象者数(1000) 老人医疗费(亿日元) 单个老人医疗费(日元) 国民医疗费(亿日元) 老人医疗费占国民医疗费比例(%)

2000 14,778 111,997 757,856 301,418 37.2

2004 14,838 115,763 780,206 321,111 36.1

2005 14,176 116,443 821,403 331,289 35.1

2006 13,527 112,594 832,373 331,276 34.0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由表4可见,近年来老人医疗费在国民医疗费中占有很大比重,数值都在30%以上;全体日本老人医疗费这几年基本维持不变,但是单个老人医疗费呈逐年上升趋势。

一方面数目庞大的日本老人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对疗养保健服务有较高的需求,另一方面日本发达的经济和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日本老人有较高的经济能力支付医疗保健费。图3为2009年的日本年收入级别家庭分布图,横轴上列出了家庭主的四个年龄阶段,纵轴是各年龄阶段在不同收入水平所对应的家庭数量。

图3 2009年日本年收入级别家庭分布图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由图3可见,如果将所有的家庭按家庭主的年龄阶段进行划分,那么,年收入在2999999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218243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数量最多,年收入在3000000和6999999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509235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图3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图4将进一步描绘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总收入、平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情况:

图4 不同年龄阶段家庭的平均总收入平均可支配收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库

图4反映出,在家庭主年龄为60到69岁的所有家庭中,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为544万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395,749元人民币),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为214.6万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156,117元人民币)。在家庭主年龄为70岁以上的所有家庭中,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为408.8万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297,393元人民币),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为181.5万日元(按当前汇率换算,相当于132,037元人民币)。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2009年日本老年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包括食物、衣物、光热水电、家具家事用品、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其他等9项)为265,005日元。结合老年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多数日本老年家庭的收入在满足日常消费的同时还有盈余。总体来看,日本老龄家庭的收入水平较高。同中国比较起来,日本老龄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中国老龄家庭甚至中年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日本,老年家庭的收入除自己劳动所获外,还可以获得政府及其他相关机构提供的扶助资金,图5反映了日本高龄家庭享受政府公共年金比例的情况。

图5 日本高龄家庭享受政府公共年金比例状况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库

图5可见,日本绝大部分的老龄家庭享受到了政府公共年金。这一比例占到95.7%,也就是说仅有4.3%的老龄家庭未能享受政府公共年金。

老龄群体除了可以享受政府公共年金外,还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国民健康保险。表5和表6分别列出了日本社会保障给付和国民健康保险给付的相关情况。

表6 国民健康保险

年度 家庭数(1000) 被保险者数(1000) 疗养付费件数(1000) 金额

(10亿日元)

2000 23,747 47,628 373,148 7,544

2004 26,612 51,579 475,410 9,028

2005 27,014 51,627 506,431 9,695

2006 27,215 51,268 535,092 10,033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表5中列出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不同群体的给付费的情况,其中用于高龄的给付费所占比例最大,2006年高达891100亿日元,且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表6呈现了国民健康保险的情况,疗养付费件数在逐年增加,给付的保险金额也在逐年上升,2006年国民健康保健的给付金额高达100330亿日元。

不论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保障金还是健康保险机构给予保险金,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本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增强了这一群体对疗养保健服务的支付能力。

此外,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不仅影响老人的生理健康,而且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尤其对于单身高龄老人来说,离开了工作岗位,与同事见面减少,这些老人大多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健忘甚至厌世的情绪。出于对自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追求,再加上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日本老人对疗养保健服务具有较强劲的需求。

二、生存环境与疗养保健服务需求

1.地理环境与涉外疗养保健需求

日本地处亚洲大陆的东部,是太平洋上一个呈弧状分布的群岛国家,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临太平洋,西隔东海、 黄海、朝鲜海峡 、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北面与库页岛、西伯利亚隔海相望。总面积为37.7915万平方公里,国土四分之三是森林覆盖的山地,国内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表7呈现了近些年来日本居民生命安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

表7 日本居民生命安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

(单位:个)

年份 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总人数 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自然灾害导致的失踪人数 自然灾害导致的受伤人数

2000 80,467 15 - 351

2005 33,835 44 1 1,543

2006 15,102 55 3 676

2007 12,216 27 3 3,074

2008 10,107 39 10 851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整理

为寻求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日本不少地区尤其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老龄人口对周边相对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的涉外疗养保健服务具有较大的需求。

2.社会环境与涉外疗养保健服务需求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陷入泡沫状态,并引发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长期的经济停滞和低迷局面,使得日本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日本警署的和执法不力的问题,导致近些年来日本国内各类犯罪案件频频发生,其中不乏凶杀、、纵火、偷盗等凶恶案件。犯罪案件的增长严重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正常生活,令日本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整理

从表8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凶恶案件和粗暴案件的发生率都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述犯罪类型中的犯罪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指向无抵抗能力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由此观之,日本老人所面临的社会治安环境令人堪忧。

此外,由于高强度的社会压力和环境污染问题,致使日本的流行性疾病,特别是恶性疾病的发病率相当高。目前在日本,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是慢性病和老年性疾病。表9列出了2009年日本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主要死亡原因。

表9 2009年导致日本老龄人口死亡的主要疾病

(单位:例)

年龄划分

主要死因 男

女

55-64 65-74 75岁以上 55-64 65-74 75岁以上

恶性新生物 33065 60251 98383 18149 28096 76928

心疾患 10050 17166 48735 2939 8496 79265

气管、支气管及肺 6914 13577 25399 2144 3890 11133

脑血管疾病 6355 12139 38725 2739 6298 55256

胃 5270 10041 16148 1996 3200 11005

肝及肝内胆管 4335 7898 8845 928 3168 6991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库

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的各类疾病当中,排在前6位的分别是恶性新生物、心疾患、气管支气管及肺病、脑血管疾病、胃部病变、肝及肝内胆管疾病。这些疾病在日本主要采用西医的方式进行治疗,疗效不十分显著。如果采用中医的方式进行治疗,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中医在很多疾病的治疗方面比西医更有效,尤其是在一些慢性疾病如慢性消化道、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中风后遗症、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病、耳目失聪等老年人常见病的防治和康复等的治疗方面更加突出。中医还能有效地对付疑难杂症,如中医治疗肿瘤是从整体提高人体的综合抗病能力与机体恢复能力出发,能够减少病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存活期,减少放疗、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其疗效。

3.家庭环境与涉外疗养保健服务需求

战后,日本对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赡养和根据社会保障制度而进行的国家赡养。在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父权制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子女与父母同住,承担孝敬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是东方家庭的道德传统,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是多数老人的心愿。

伴随老龄化的发展,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势是家庭小型化,其中核心家庭 (即至多有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两代人构成的家庭 ),单身家庭和老龄家庭逐渐增多。在1975年,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有65岁以上的老人,三代同堂是较普遍的现象,到199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36%。

家庭类型对养老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核心家庭化的发展使得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居率大大降低,削弱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老年人单身家庭本是最缺乏养老功能,其增长势必加剧了社会养老问题;老年夫妻的核心家庭,虽有一定的养老功能,但其功能十分有限。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反映出日本国民赡养老人的观念逐渐淡薄,日本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降低。

日本家庭养老功能还受到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赡养老人观念转变的挑战。 “男主外,女主内”是日本长久以来的传统,家庭养老也主要是依靠女儿或儿媳。而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就业妇女逐渐增多,进入70年代,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大和高学历化,更有大批妇女摆脱家庭专业主妇的地位,大批走向社会。妇女参加工作无疑会削弱家庭照顾老人的能力。过去那种“为家庭而牺牲自我”的观念难以为新一代的女性所接受,家庭主妇外出就业把本属家庭事务的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社会。遗憾的是,日本家庭养老功能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其社会养老功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近年来,随着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低参保率等情况的出现,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家庭养老功能和社会养老功能都出现弱化的形势下,日本老龄人口必然会对境外尤其是近邻国家的疗养保健服务产生需求。

三、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随着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的老龄人口将继续增加,老龄人口对疗养保健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加大,这为我国发展疗养保健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加之日本老年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金,使得日本老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来支付医疗保健费用,这为我国有效开发日本这一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再次,虽然日本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并且一直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现在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日本经济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老龄人在疗养保健方面可能得不到充足的资金。而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疗养保健方面,两者的费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我们在与日本相隔较近的地区设立一些专门向日本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机构,相信会吸引一些日本老年人前来消费。最后,我国传统的中医疗法在治疗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以及一些疑难杂症上具有奇效,如果我国的疗养保健行业能够借助我们的中医提供疗养保健服务,一定会受到患有各种慢性病和老年性疾病的日本老年人的广泛欢迎。

参考文献:

[1]王 伟: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日本政府的对策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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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 护理； 管理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为起病于孕34周前的重度子痫前期，占重度子痫前期发病的20.4%[1]。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0.9%[2]。是妊娠期特发的严重威胁母婴健康的疾病，临床上以高血压和蛋白尿为特征，发病早，进展迅速，靶器官损害出现早且症状重，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早警觉、早识别、早阻断可避免或延缓子痫及并发症发生的时间，降低围生儿死亡率及提高生存率。因此，认真细致的观察和护理对早发型重度子痫的早期识别就显得尤为必要。现将本科自2005-2010年收治26例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的护理管理方法及体会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筛选26例本院收治的经保守治疗分娩、孕周

2 护理管理

2.1 孕前护理管理

2.1.1 健康宣教 给予患者进行相关的宣教，让其对此类知识有所了解，进行计划妊娠，选择合适的年龄及时机妊娠，对不宜妊娠者，应做好心理疏导及规劝。指导育龄妇女安全应用药物。

2.1.2 积极治疗与子痫前期发病有关的高危妊娠因素 如高血压患者如没有其他并发疾病，其在怀孕前期应控制好血压良好后才可受孕。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数值在怀孕前应予以控制。

2.2 孕早期护理管理

2.2.1 建立个体化档案，进行高危孕妇筛查和评估 对首次产检孕妇除常规检查，对高危孕妇、肥胖、易栓症、高血脂、心血管疾病家族史、药物滥用、本次妊娠为高龄初次妊娠、距末次分娩间隔>10年或

2.2.2 监测体重及血压研究 证实早孕期体重指数（BMI）≥28 kg/cm2、收缩压≥130 mm Hg或舒张压≥80 mm Hg者发生子痫前期风险增加。因此，鼓励患者加强锻炼，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指数在18.5～23 kg/cm2；严密监测血压变化，建议患者在家自测血压、对首次发现血压升高者，应间隔4 h或以上复测血压，如两次测量均为收缩压≥140 mm Hg和（或）舒张压≥90 mm Hg可诊断为高血压[3]。

2.2.3 心理护理 心理社会因素与子痫前期发生密切相关。因此，对有高危因素者，应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多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坦诚分析、使患者了解子痫前期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本病，从而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使其主动、按时进行产前检查，减少子痫前期的发生。

2.2.4 饮食护理 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锌、钙、硒等微量元素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密切相关，故合理饮食，进食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锌、钙、铁、镁、碘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及新鲜蔬菜水果，减少动物脂肪及过量盐的摄入（以5～7 g/d为宜）有助于预防子痫前期的发生。而每日补钙1～2 g能有效降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4]。

2.3 孕中期护理管理

2.3.1 一般护理病室安静，光线宜暗，减少运动，增加卧床休息，保证充足睡眠时间，每日休息不少于10 h。在休息和睡眠时，宜左侧卧位，左侧卧位可减轻子宫对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的压迫，使回心血量增加，改善子宫胎盘的血供。左侧卧位24 h可使舒张压降低10 mm Hg；避免不良精神因素刺激；给予高蛋白（100 g/d）、低脂饮食，避免高钠盐饮食，适量补充多种维生素及钙、锌等微量元素。间断吸氧以增加血氧含量，改善全身主要脏器和胎盘的氧供。

2.3.2 加强产前检查频率子痫前期多发生于妊娠20周后。因此孕中期的监护极为重要。监护实行个体化原则。高危孕妇孕24～32周时至少每2周检查1次，孕32～34周至少每周检查1次。对于体重过度增加或突发体重异常增加的孕妇，应缩短产检间隔时间，并监测血压、水肿、尿蛋白等临床指标的变化。白蛋白含量下降可能是子痫前期-子痫的前驱症状之一。而孕期血压变化的监测是子痫前期-子痫产前防范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当舒张压升高为81～89 mm Hg时应缩短复诊时间，临床上可间隔2 h进行多点测量血压。或采用动态血压仪监测，可较真实了解24 h血压的动态变化。早期发现异常血压升高为医生早期用药阻断病情进展提供依据。

2.3.3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早期识别子痫的亚临床症状。子痫前期病情复杂多变，据研究其临床警示危险元素有水肿，过度体重增加，低蛋白血症，血压轻度升高及血压波动等[5]。对出现潜在警示危险因素的孕妇应加强产前监测，缩短产前检查的间隔。在发生临床表现之前配合医生进行早期干预。

2.3.4 重视主诉孕妇出现头痛、眼花、恶心、呕吐等自觉症状时提示病情进一步发展，应高度重视。

2.3.5 并发症评估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母胎并发症多且重[6]。因此，主动监护和防范并发症的发生是期待治疗成功的关键。所以严格监测母儿的各项指标，包括孕妇血压、体重、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监测及胎儿的宫内监测，正确评估并发症的严重程度，为医师正确处理病案提供依据。

2.3.6 做好终止妊娠的准备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孕周越小，母亲的并发症越多，胎死宫内和围生儿死亡率也越高，大多数专家[7]认为对于发生于孕24周以前的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应终止妊娠；对于孕24～28周的患者，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孕28～34周的患者，应施行严密的母婴监护，在确保母婴安全的前提下行期待治疗。期待治疗过程中如出现严重母儿并发症，应尽早终止妊娠。

3 结果

26例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经实施以上预防及护理管理措施后，孕妇病情得以控制，均安全度过子痫早期，无一例发生子痫及并发症。

4 体会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由于并发症多，胎儿及新生儿的风险高，是临床应当重视的疾病。应选择有母婴抢救条件的医院住院。虽然病情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但发病前并非毫无预警，只要工作人员细心地观察患者的各项情况，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以预防患者发生子痫疾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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