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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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上对于应用型人才需求的上升，中职院校教育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中职院校的政治经济学课在教学中应该基于生活，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x现象等为实例，培养学生实际的实践能力。中职院校中政治经济教学应该按照实际生活中的就业形式为准，对学生进行培养。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很难理解老师所讲的政治经济知识点，结合生活实际可以使学生更加生动形象的了解所学知识内容。

 

一、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顾名思义就是指以生活为基础，贴近生活，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学生创造一个形象，生动的课堂授课环境。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的教育活动，中职院校的教育理念就是以社会所需为教育培养目标，面向市场，服务于生活，以就业方向为导向，根据社会和市场所需设置课程，培养人才。而这一点与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的教育中应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让学生可以学以致用。知识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学生了解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操作，最终再将所学的知识内容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对于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难以理解的学科，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应用于中职政治经济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1.促进中职院校教育模式的创新与改革。长时期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多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比较老旧，显得有些呆板，课堂气氛也很沉闷，再加上政治经济学本身艰涩深奥，难以理解的特点，导致很多学生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促进了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为学生带来了新的、实用的一种教育模式，加深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提升了教学效率。

 

2.提高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最大优点便是结合生活实例，阐述知识观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紧贴社会现实生活，通过对实际生活现象的举例说明，将学生所需要了解的知识，简单明了的呈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认识。

 

3.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政治经济人才。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为我国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剂良方。通过以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为例，贴近生活，以生动方式讲解抽象、枯燥的政治经济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课本的内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以生活和社会为政治经济学习的广阔资源，开拓学生的视野，将学生从纯书本理论知识中解脱出来，为我国社会培养优秀的实用性政治经济人才，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但是由于具体实施中的各种因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学生能否喜欢政治经济学与学习兴趣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中职院校学生属于初中文化水平，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基础薄弱，理解能力与知识水平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正常的授课中难以集中精力，很容易出现厌学情绪，没有学习的兴趣。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在了中职政治经济学中，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难点重点比较繁杂且多，而学生又听不懂，从而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教学的实施受到了阻碍。

 

2.老师的执行力不够。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到中职教育政治经济学中有着很多实际的作用，也为中职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现在很多中职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的执行力不够，没有真正的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而是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老师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老师所讲内容，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就无法体现，导致新的教学理念没有办法顺利的实施。

 

3.老师的专业水平不够。受到学生基础差、政府重视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职院校教师招聘录用的标准较低，没有达到国家录用教师的标准，使得很多政治经济学教师的专业水平不过关，有些老师甚至不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只是进行了短期的学习与培训便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实施。

 

四、基于生活而教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实施的有效对策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是适合于现代中职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教学方法，为了让其更好的在教学活动中发挥作用，中职院校应该合理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1.合理运用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面对学生基础差的问题，中职院校在政治经济学中运用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时，应该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进行教育活动，尽可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将理论知识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比如，剩余价值的讲解。假如一个蛋糕店的糕点师一个小时能制作出8个蛋糕，可以卖120元，而糕点师一个小时的工资是15元，那么120-15=105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剩余价值。通过这种贴近生活并且简单的例子可以使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老师应该加强课堂上的执行力。老师是课堂教学中的执行者，想要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真正的结合到课堂教学中，需要老师严格的执行力。只有老师将知识结合于生活，才能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知识。比如，生产过程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伐木工伐木为例：人的劳动是指伐木工在伐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劳动对象是在伐木过程中被砍伐的树木。劳动资料是指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如电锯等。教师加强课堂执行力有助于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提高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3.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针对教师专业水平不过关的问题，中职院校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可以准确的应用到政治经济教学中。中职院校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招聘的要求，如专业必须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学历必须是大专以上等。除此之外中职院校还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供进修与学习的机会。例如，到其他高等学府进行学习，与其他中职院校开展研讨会，就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进行交流沟通等。

 

中职院校应该贯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次了解，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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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编写落后

教科书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授课的重要载体，但当前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较为落后，其主要内容陈旧，未能紧密联系实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脱节，因而学生在学习中没有热情，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厌恶政治经济学的现象，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经济学原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未能推陈出新，因此，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二）教学方式落后

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未能从历史的高度讲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演化与发展，从而使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较为单一，存在过多的死记硬背式考核方式，未能有效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考查，使得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也是其吸引学生的所在，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是较为隐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需要使得学生感受到其内在逻辑的严密及内在的逻辑美。

（三）学校重视不足

由于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中的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已有所衰落，而年轻一代的高校教师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已较为罕见，已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同时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研究经费削减、课时减少等问题，体现了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存在重视不足问题。这与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分重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各大高校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

（四）学生学习热情低落

目前，各大高校学生对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不高。现有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专业课（例如西方经济学）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目前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对于今后走向社会及学术研究不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忽视对此课程的学习。

二、多维视角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现实路径

（一）教材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授课的重要工具，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总结其规律，使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纳入其学科内容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时需要自觉运用中国的优秀文化与语言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历史入手创造性地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与发展，做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改革还需要与时俱进，与西方国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例如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以及《21世纪资本论》）相结合，联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与发展。

（二）教学方式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动力

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教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善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及科研水平。一方面，各高校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培训力度与水平，建立激励机制，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需要跳离死记硬背的考核模式，应偏重于考核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课程，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其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互动型教学模式，从而为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

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习积极性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教材与教学方式的改革都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授课教师需要提高课堂互动的频次，理论联系实践，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得高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学习政治经济学。

（四）学校的重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我国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无疑会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引导授课教师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建设与研发积极性，增加、改进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同时需要邀请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值得强调的是，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学方式、教材改革、学生学习热情、学校重视都有利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同时，通过教材改革也可以推动教学方式的改革，因为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依教材而改变，而教学方式中的创新同样有利于教材的改革；教学方式的创新与改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反之，高涨的学习热情会使授课教师更加认真备课，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学生学习热情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反之，学校的重视也同样可以引起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可以推动高校携手合作组织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性编写，而教材的改革将会重新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视。因此，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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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方法单一

近些年来，一些大学提出转变传统教学方式。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简单生硬地把知识点直接教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们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为了应付考试，他们就机械地背知识要点，囫囵吞枣，一旦考试结束，就把记过的知识点忘得一干二净。显然，这样的教学结果并没有达到开展这门课程的目的，完全失去了设置这门课程的意义。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提高授课内容的针对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不高。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出现了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过时了，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而当代大学生，对哲学缺乏必要的积累，加之普遍采用实用主义学习态度，又缺乏实践知识，学生对其中的原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第三，不少学生，特别是理科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的联系很紧密，或者这门学科就是一门政治课，并无太多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这方面来看，一些学生对这门课程明显存在成见。

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

提高《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课程内容能否吸引学生，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否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解决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难题。1.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

政治经济学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应该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与时俱进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对变化了时代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门学科必然会越来越僵化，并最终走向死胡同。因此教科书的编写者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胆吸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增强对现实的阐释力。例如，在讲授资本积累理论时，可以联系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积累必然会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危机。追溯这次危机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是危机发生的最深刻根源。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为了使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学生所掌握，必须从教材的编写到教学方法进行全面的革新，赋予传统内容以新的活力，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鲜活起来，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无穷魅力。

第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联系实际。教师要合理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引用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以增加课程的有趣性。选用那些既紧扣主题又贴近社会生活的典型材料，然后使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语言的语言讲述出来，这样的教学方式，如在教学中运用得当，学生就不会感觉到政治经济学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就会感受到它的有用性。同时，学生们也会感到：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当然，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及时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结合所讲授内容选用典型的材料。

第二，采用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于1870年首创的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值得倡导的科学、有效的方法之一。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较为容易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有助于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比如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来说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980—1990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持续攀升，就业增长率平均为4.24%。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步减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工业部门不仅不能吸纳就业，反而开始排斥劳动力就业，1995—2001年就业增长率为负值。

第三，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教师可以推荐一些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反杜林论》的一些章节，通过阅读经典著作，促使学生主动对基础理论进行探究性学习。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可以就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参与教学，展现他们的表达能力。这必然会启发学生的思维，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和兴趣。

第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是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石晶莹（2011）提出，考虑到比较分析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可以把这一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不同经济理论的准确理解，认识到不同理论对事物的阐述具有不同的层次与深度，而且能够使学生养成辩证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习惯。例如，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一般安排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讲解，足见其重要性。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存在根本区别，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两种价值论的差别讲得透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而且能够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根据这种学说，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效用价值论是从需要或效用、供给或生产、或二者相结合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它的缺陷在于：（1）效用不能计量。（2）效用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与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作出评价。但事实是，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前，他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3.澄清对政治经济学的负面认识。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与西方经济学强调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相比，政治经济学突出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我们就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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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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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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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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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工具，是教师授课的重要客体，高质量的教科书作用有二：既能保证学校教学环节的有序开展，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就当前情况而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

1．政治经济学课本内容陈旧，版本不一。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课本的使用来看，主要分为：自主编写课本和经济学系列课本两个种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属于前一类课本，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教科书，以《政治经济学教程》为例，则属于后一类课本。同时，对比教科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个别章节虽然顺序不同，但总体上还是沿用着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尤其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华的内容，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仅仅对重要理论进行了原始解读，而对其内容的创新理解甚少。因此，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版本不一且内容陈旧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2．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诟病———内容陈旧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课教师基本上会按照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开展教学活动，而教材实例较少，与实际联系不紧密，学生们对教学的实际作用存在困惑，教学效率大打折扣，最终形成了厌学的恶性循环。虽然，各大高校会勤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同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新版教科书与旧版相比，无非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一些简单阅读，但在实用性方面同旧版并无两样。换汤不换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

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学生学习积极性

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

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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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之后，普遍反映这门课理论抽象、复杂、分散，学起来很吃力；有些内容在高中已经学过了，再学一遍没什么新意，是在浪费时间；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太陈旧了；学了以后也不很实用甚至是根本不实用，学和不学没什么两样。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视功利、心浮气躁的，对纯理论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很多学生就不会去上这门课，给这门课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态度

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就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的教学态度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鼓励学生自由思辨的，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认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方法。[1]

（一）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的理论精髓要使学生能体会到的基本理论博大精深之处，体会到其创见性和意义，需要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辨别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学生有所启发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师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学风要使学生愿意学，愿意挖掘的理论精髓，需要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思辨，不打击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对学生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引导，而不是坚决地给予否定。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校时间不长，校园风景也不很壮丽，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它一直坚持自由兼容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它的教学主要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引导学生会读书、会学习、会研究，培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3]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思维范式要使学生能克服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理论分散、缺乏系统理解的困难，需要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规则、方法，使学生能够对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认识由感性阶段进入高一级的理性阶段，使知识系统化。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笔者认为教师教学中在每一具体问题讲解前都应以一定的思路贯穿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给学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架构，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对于还没有整体架构的内容也应向学生说明，吸引学生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四）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正确对待这门课程，不觉得无用，需要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理论，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努力吸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学生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理论是开放性的，可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引导要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例如导论是课程的起点,是学生接触课程的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要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就要重视导论，讲好导论。政治经济学导论部分介绍了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课程的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意义等，这时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4]后面具体的内容要与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结合起来讲解，使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态度有感性基础。当前政治经济学还在不断发展，吸引学生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学生普遍认为理想的授课方式是理论联系现实，老师与学生有互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教学方法是老师与学生有高度的互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好方法，是他们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机制。[5]但是这样先进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阅历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经济新闻节目大都偶尔关注或者不关注，不会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的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老师把传授基本知识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相结合。

（一）必要的理论加案例讲授对于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理论加案例讲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在讲授基本理论时需要借助案例来帮助学生正确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论加案例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受课时的限制，教师选案例贵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经济事件，经济数字，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但较为容易收集，节约开支，而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时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时的课堂讨论对于当前经济界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教学。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关注经济问题，又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导。这种方法需要教师课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讨论题目，然后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同学去做调查，找资料，查文献，写出本组的发言提纲。需要教师课堂上组织好讨论。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争论，也要使讨论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有序地进行，不浪费时间。需要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对学生在讨论中闪现的思想火花和优良的思维品质要加以肯定和鼓励，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例如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p#分页标题#e#

（三）适当的学生自学对于教学中有些章节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看教材、查资料掌握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自学。因为这样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给学生一定的压力，还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减小距离感。一般来说，由于学生理论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自学中往往存在较大的盲目性，这种方法需要老师指出重点，给出思考题，并介绍相关参考资料，课下对有困难的学生自学进行指导，让学生以小论文的方式回答思考题，最后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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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6-03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 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

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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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篇9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篇10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理论谬误。”…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虐待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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