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合同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电子合同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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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加密；智能报警；设计研究

1 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高，更加需要电子加密和智能报警系统，并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文章以生活中常见的锁为依托，对这类系统展开研究。锁有很多种，传统的机械锁安全不方便，机械锁钥匙很容易复制，不适合用于宾馆等公共场所。许多的智能锁，如指纹辨别、IC 卡，这些卡是专门为特定的指纹或有着特别用途的卡片而设置的，并且适于安全系数较高的一些场合，或者极少数人使用[1]。而具备了加密和智能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可以方便的应用在各个方面，且成本不高。

2 系统概述

文章以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设计各种硬件电路，包括电源模块、智能报警模块、加密模块、显示模块、按键模块。各种模块发挥特有的功能又相互配合。

3 硬件电路设计

本系统的硬件电路分为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按键电路、显示电路、存储电路、报警电路、开锁电路。这里不再一一说明，只介绍其中的几个电路模块。

3.1 显示电路

液晶显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简称LCD）具有工作电压低，功耗小，寿命长，重量轻等优点[2]。本次设计采用的16×2的点阵字符式LCD，不仅可以显示数字、字符和汉字，还能画出简单的图形。其中RS与P2.5相连，RW与P2.6相连，E与P2.7相连。在显示屏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设定的数字。其电路连接原理图如图1所示。

3.2 储存电路

文章系统储存电路使用的是AT24C02储存芯片，AT24C02是一个2K位串行CMOS E2PROM，内部含有256个8位字节，该芯片引脚通过数据线（SDA）与时钟线（SCL）分别于单片机的IO口P2.0和P2.1引脚相连，实现数据同步传输及保存，并对写好的数据执行写保护功能[3]。AT24C02有一个16字节页写缓冲器，进行数据的缓冲和暂存。同时，不需要的数据，也可以进行清除，释放内存，避免空间浪费。其储存电路如图2所示。

3.3 缶电路

报警电路是由PNP型三级管及蜂鸣器等其他元件构成，由单片机控制报警系统。当密码连续输入错误，就会启用报警系统，发出报警声音，既可以提醒用户密码错误，又可以有效的防盗。当密码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系统就会自动锁死，不再接受任何输入。报警电路如图3所示。

4 软件设计

4.1 程序整体流程图

文章程序是由密码程序、开锁程序、显示程序、报警程序等构成。每一个程序都具备独自的功能，部分程序还可以相互调用，单片机作为控制部件，通过调用不同的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首先是密码程序，只有先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进行开锁流程，用户才能正常打开电子锁。一旦进入开锁系统之后，用户可以根据需求修改密码。当输入密码错误时，系统会发出错误警告，启动报警程序。程序的主要框架流程图如图4所示。

4.2 按键程序设计流程

采用CPU对键盘的扫描方式，对按键逐行扫描，当检测到功能部件的详细信息后，还会找到具体的按键位置，以确定正确的键值，CPU会根据找到的键值运行相对应的程序，然后根据程序运行得到正确的结果，从而实现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调用相关的程序。每一个按键对应一个功能。在执行完程序之后返回系统主界面，如图5所示。

4.3 开锁程序设计流程

当用户输入正确密码之后，按确认键即可开锁。同时还可以修改密码。当第一次输错密码还有两次机会改正，如果密码连续输错三次，程序自动跳入报警程序并发出报警声音，电子锁将会锁死，不能打开。其设计流程如图6所示。

5 仿真与实物

文章系统已经在proteus仿真软件画出了对应的电路图，并且已在该软件进行了电路仿真，同时也在keil软件进行程序的编写和运行，各个电路模块都实现了各自对应的功能，所有程序都能正常执行，各项功能都可以实现。两个软件之间也进行了联机调用，电子加密和智能报警等多项功能特性都能很好地体现，最后我们进行了实物的焊接，通过多方面的调试和改进，目前电子加密锁已经可以正常工作，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6 结束语

文章设计的电子加密锁，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具有加密和智能报警功能，无需人工调控，使用方法十分便捷，实现了电子密码锁的开锁、报警、改密等功能。并且设计成本低，安全可靠，体积小，方便携带。并且该系统还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例如：汽车防盗装置、校园卡设备等。

参考文献

[1]李娜，刘雅举.Proteus在单片机仿真中的应用[J].现代电子技术，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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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甲羟孕酮

[中图分类号] R7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6（a）-0086-02

The efficacy evaluation of mifepristone and misoprostol in treatment of atypical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XU Fenghua1 ZHANG Lihua2

1.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Lingyuan Gangcheng Central Hospital in Liaoning Province, Lingyuan 122500,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of Chao yang Health School, Liaoning Province, Chaoyang 12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mifepristone and misoprostol in treatment of endometrial dysplasia. Methods Forty cases of endometrial atypical hyperplasia patients who had no contraindication, refused to surgery and accept the trea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0 cases in each.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mifepristone joint with misoprostol and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raditional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singl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better effects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mifepristone combined misoprostol in endometrial dysplasia is saf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Endometrial dysplasia; Mifepristone; Misoprostol;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是子宫内膜增殖症的的一种，也称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主要表现是不规则阴道出血和月经量过多，多见于青春期或绝经期妇女，主要与卵巢功能紊乱导致雌激素分泌过多而孕激素缺乏有关[1]。约有1/3的患者可发展成子宫内膜癌。因此患者有发生贫血及癌变的风险。根据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影响以及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原因，传统上非手术治疗主要采用孕激素进行药物治疗。但采用孕激素治疗有一定的致癌风险，而且复发的概率较大。近年来，本院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方案治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并把疗效与单纯使用甲羟孕酮单一用药组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2008年9月～2011年9月在本院门诊就诊的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选取采用米非司酮与米索前列醇联合用药做为治疗方案病例资料20例作为治疗组，选取20例采用甲羟孕酮治疗的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患者资料20例做为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2.1±4.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处理 对患者进行全身检查，对有贫血患者根据病情使用抗贫血药物如铁剂、维生素C等进行支持治疗。对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及前列腺素类药物禁忌者，在用药前严格按此标准排除禁忌证。

1.2.2 治疗方案 治疗组：米非司酮150 mg，1次/3 d，口服。米索前列醇0.6 mg，米非司酮服用后48 h服用1次；6 d为1个周期。对照组：甲羟孕酮30 mg，口服，1次/d，6 d为1个周期。12个周期后，行诊断性刮宫术，取子宫内膜组织进行活组织检查进行疗效评价。

1.3 疗效评价

所有患者于用药3个月后行诊断性刮宫术。如果病理为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腺体萎缩等组织为显效；子宫内膜简单增生为有效；复杂增生为无效；不典型增生为恶化[2]。前两者之和为总有效。

1.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对照组为6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两组患者治疗后及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是子宫内膜增殖症的一种，子宫内膜呈弥漫性增厚，可达1 cm以上。表面光滑、柔软，也可呈不规则形或息肉状。非典型增生癌变率高达1/3[3]。重度不典型增生有时和子宫内膜癌较难鉴别，若有间质浸润归属为癌，往往需经子宫切除后全面检查才能确诊。1/3的患者可发展为腺癌[4]。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病变内膜转化，阻止其向子宫内膜癌的方向发展；调节月经，控制出血，纠正贫血。其药物治疗主要使用的是孕激素，但其使用后仍有较高的癌变率，复发率也较高，并不能完全满足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需求[2]。研究发现，米非司酮与孕酮受体的结合能力是孕酮的3～5倍，通过阻断孕酮与受体的结合发挥抗孕激素作用，在拮抗孕激素的同时，还有非竞争性地抗雌激素作用，可抑制子宫内膜增生[5]。这种效应并非作用于雌激素受体，在抗子宫内膜增殖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6]。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联合效果好，副作用小，对子宫作用效果强，适合临床应用[2]。本研究中,由表1可以看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由表2可以看出，两组毒副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通过对两组疗效的比较，也证明了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方案治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要优于单纯使用甲羟孕酮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 吴卫康，赵卫星. 病理学[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54.

[2] 易迎春. 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在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中的治疗作用[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1，5（5）：25 -26.

[3] 王斌，陈命家.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57.

[4] 李玉林，唐建武. 病理学[M]. 6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00-301.

[5] 兰丽坤，赵新. 米非司酮与子宫内膜癌预防相关性临床研究[J]. 中国妇幼保健，2011，26（33）：5135-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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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即使要求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可能实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地救治合同失灵，保障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题上

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16条第2款也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3．地点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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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费用 政府部门 信息资源共享

[分类号]G203

1　问题界定

在我国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过程中，各部门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如下：①“信息孤岛”。各部门分别开发自己的业务系统，分别采集和保护与本部门职权有关的信息，使得大部分建成的电子政务系统格式各异，彼此之间无法形成互连互通。②信息资源产权“部门私有化”。不少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资源的产权归属部门化，从而导致了事实上的资源“部门私有”格局。③“信息寻租”。政府部门利用行政管制和法律等手段人为限制信息自由流动，以维护其既得利益。

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关键并不在于技术上难于实现，而是在于传统官僚体制下政府部门之间的部门壁垒、权力和利益分配诸因素。正如达沃斯(Sharon S.Dawes)所指出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既存在收益也存在风险，排除掉既有的技术困难不讲，组织(组织的自身利益和部门专业技术分析框架)和政治(对部门决策的外部控制、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和项目的重要性)同样是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阻碍因素。因此，本文将利用交易费用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尝试解答以下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存在哪些障碍?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促进有效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

2　交易费用视角的分析框架

简・芳汀(Jane Fountain)指出，客观的信息技术能否根据自身的逻辑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它与组织结构和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在所涉及的机构能够发展、维持社会资本时，电子政府才能获得成功。在信息共享这一领域，制度、组织和技术的互动模式，可以运用交易费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迪克西特(Dixit)认为，政治关系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合同，以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只不过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加复杂，更加难于实施，因为它通常有许多个缔约者，并且合约的内容更加模糊。更重要的是，政治合同缺乏外部的强制实施机构，对不履行诺言的行为也没有货币惩罚或赔偿。因为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不完备，因此有限理性就凸现出来，这样事后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加重要，然而由于它内生于政治过程之中，也就更加没有效率。

正如威廉姆森所指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及其合同，任何能够描述为合同问题的关系都可以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电子政务中信息资源共享过程同样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中，将其看作一种政治交易合同，对此可以通过分析以下因素来加以阐释。

首先，信息对于政府部门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各部门想要获取工作信息也必须支付成本，因此信息是一种能给部门带来效用并且需要支付成本的物品，其完备性与部门绩效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是一般认为信息的共享并不会降低本部门的业绩，同时还能够提高相关的共享部门的业绩，从这一特性来看，各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的动机应该较高才对。为能够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就必须考虑到政府官员间晋升博弈的行为因素。因为政治晋升博弈的状态下，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可见，一个部门向其他部门开放信息并不是无代价的，该行为提高了其他部门的绩效，也就直接降低了本部门主管领导晋升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信息的价值不但体现为它具有效用，即它能够提高组织的绩效，还体现在信息的稀缺性，亦即对信息的排他性占有上面。

此外，还有两点必须考虑的因素：电子政务中的信息资源共享，并不存在市场交换机制，一个部门向其他部门开放数据，并不能够收取货币作为回报，从而弥补本身获取信息过程中的预算支出；同时，信息意味着权力，一个部门拥有的独占信息量的大小，往往是部门之间权力对比的反映，实际上信息资源共享使每个政府部门都面临“技术消解职权”或“技术扩大职权”的两种可能过程，部门之间一旦共享就会对现有部门的权力结构造成冲击。

基于以上三点可以得出结论，信息对于部门的相对绩效具有价值，亦即对于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主管都具有效用，并且由各政府部门持有自身信息的“产权”。如果无条件地共享信息，对于部门(或其主管官员)而言，将会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减少导致信息价值的降低，从而损害自身和本部门的收益。只有能够获得对等回报的条件下，部门主管官员才有意愿与其他部门共享信息。

从这里可以看出，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涉及到职能部门间关系的调整和部门间权力的重新配置。这一制度变迁是通过现在治理结构下部门间有价值的信息产权的交易来实现的。站在特定政府部门的角度考察，就是它向所有其他相关部门让渡自身信息的产权，并且获得使用其他部门信息的权利。这一过程亦即利贝卡普(Gary D.Libecap)所称的缔约过程。发展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参与的同级部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信息资源共享意味着信息这一财富的产权的重新安排，而达成这一政治协议的过程，就是缔结政治交易合同的过程。

当各方都认可信息资源共享会带来政府和社会的总收益增加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就成为该项产权交易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就新的产权安排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作为参与方的政府部门，在讨价还价中的立场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效用。谈判的各方只有在他们的福利得到改进或起码不会变差的情况下，才会支持制度的变革，而且每一方都有动力去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下尽可能大的租金份额。

因此，特定的信息资源共享的制度安排要在部门博弈中获得各方的认可得以实施，就必须找到各个部门都能够接受的均衡点，并且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它得以实施。然而正如下文所分析的那样，正是信息资源共享的缔约过程中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信息资源共享难于实现。

3　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导致缔约失败的交易费用

在我国现有环境下，应当说各政府部门对于电子政务所能带来的巨大社会总收益增加还是能够达成共识，对电子政务的推进也基本上都持赞同态度。这也正说明了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现象的产生原因，来自于缔约过程中利益和成本的分配难以取得一致性意见。在讨论这一政治产权交易中的冲突时，达成制度变迁一致性协议的可能性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谈判各方的数量和差异性、了解产权价值的信息成本、实施政治合同的保障机制。下面分别考察这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参与谈判的部门的数量和差异性，

它影响到交易费用中准备合同的成本。尽管巨大的总收益能够促进制度变迁，但参与谈判各方的数量会导致制度变迁更加困难。与新的产权安排利害攸关的利益团体越多，为达成制度一致所必须考虑的个体产权要求就越多。为了寻求对制度变迁的必要支持，政治合作协议必须反映最有影响力的团体的要求，并且运用足够的技巧去平衡各方的利益。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大量相关政府部门，它们是受上级权威控制但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部门彼此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参与主体，从而在部门间达成一致性意见所需要的谈判和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将非常高昂。

同时，各个部门的信息需求以及信息价值还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从而加大谈判的难度。在信息需求上，有些政府部门本身是数据收集和开发的源头，需要交换和共享出去的信息非常多，然而它们对其他政府部门的信息可能需求相对不是很大。在信息对于本部门的价值这一方面，由于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信息的提供方需要为共享支付数据预处理的成本，信息资源的获取方则有可能是共享的纯粹受益者，它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信息资源的采集与开发成本，而且可以利用其他部门提供的相应信息来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本部门的行政能力。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往往都是在少数关系密切的部门间先行解决，比如几个业务联系紧密的行政机关(税务、工商和海关)，其信息资源共享就发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其参与者较少，由于业务往来密切而更利于建立信任关系，缔约的交易费用就更容易被缔约所带来的收益所克服，这正是重复交易和信誉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的体现。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了解产权价值的信息成本，它能够影响到交易费用中达成合同的成本。政治谈判中，当参与各方关于各部门所拥有的工作信息的价值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现有和拟议中的产权安排下各方所拥有信息的价值评估就成为一个困难的过程。

具体来说，各部门的工作信息在传统官僚制下由各部门分别持有，对其价值很难有统一的类似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衡量，一个部门只有在实际使用这部分信息后，才能对其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而这在合同谈判阶段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有限理性的限制下，一个部门既无法准确评估本部门工作信息对其他部门的价值，也无法准确评估其他部门信息对本部门绩效的价值。各部门提供共享服务的信息的价值，与其说由信息本身的价值(对政府绩效的价值)所决定，不如说由各部门在谈判中的力量来决定。因此在达成政治协议的过程中，各部门有更加强烈的动机采取欺诈或者其他类似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夸大本部门信息的价值，赢得在信息资源共享的谈判过程中更加有利的分配地位，比如说在信息资源共享以后更少承担从社会中收集必要工作信息的成本，或者获得其他方面的政治补偿等，此时也就出现了典型的逆向选择。普遍性的欺诈使达成协议所必需的信任受到损害，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一致性的政治合作协议难以达成。

当然，要克服无法产生各方都认可的对信息的价值衡量机制问题，可以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用获取信息的成本来表示信息的价值，越是难以获取的信息，提供它的部门就能够在信息资源共享中获得越多的补偿。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该方案同样存在交易费用的问题。首先是获取信息的成本对于当事人之外的个体难以获知，要对获取信息的成本取得一致性理解同样存在交易费用的问题，当然这比衡量信息本身的价值更为简单。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当某个部门以较少的成本获得重要的信息时，在这一方案下就存在不公的现象，如果不能有足够的收益或补偿来抵消这一点，它就可能选择退出(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信息资源共享的谈判，而补偿方案的制定，同样需要各方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会导致缔约失败的因素，涉及政治合同的强制实施机制，亦即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没有可靠措施加以解决。因为即使两个部门达成信息资源共享的一致性协议，部门间合约的实施同样也存在一个“可信性”的问题。政治合同与市场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合同很多只是一种承诺，并且许多政治承诺并没有受到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市场中的个人或企业违约，将会受到司法体系的惩处，正是司法体系的存在保障了市场中合同能够得以履行。政治承诺则不然，立法和司法系统可以限制行政部门不能做什么，却不能要求它主动实施权利性的行为。某个部门在信息资源共享中做出权利性承诺后，如果它采取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与它达成信息资源共享协议的部门就缺乏足够的强制实施机制来进行惩罚，从而保证合同的履行。

在双方的逐步共享过程中，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合同实施缺乏保障机制，两个部门都会认识到，本部门能够获得对方充分和对等的信息共享，不取决于已共享的信息，而取决于在下次谈判中的权力，亦即尚未共享的信息。除非自己手中握有足够的筹码，能让对方进一步开放信息，否则很难避免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一个理性并且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部门主管官员将会发现，最理想的策略，其实是掌握更多的未共享信息，这样才能在以后的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从而谋求更多的权利。当谈判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对方将会更倾向于保留而非共享信息的条件下，其理性的结论将会是保留信息比共享信息其实对本部门更加有利。这样，这种重复多次的产权交易将进入一种无效率的锁定(lock-in)状态，因为合同实施缺乏保障所导致的信任的缺乏，将会使信息共享的谈判无法继续下去，或者即使在社会或者上级政府的压力下有艰难而缓慢的发展，也将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

4　建议与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政治领域中的这项产权交易存在着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要克服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的现象，也同样必须从降低交易费用着手。

如果交易费用来自于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一个典型的用于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方法，就是采取一个限制事后行为自由的事前承诺。承诺机制是交易费用政治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一个承诺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它必须具有可信性，因此，它必须事前清晰并可观测，事后也不可逆转。关于承诺的具体机制，包括有行为锁定、授权、信誉机制等具体方式，在发展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通过选择适当的承诺机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政治合作的实现。

进一步的讨论可以看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合同缺乏事后的实施保障机制。但是如果在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导人上级行政机关这一因素，利用行政系统内部的等级权威，实际上为监督合同实施提供了一个强制机构。当某个部门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时，上级行政部门可以利用自身的等级权威进行约束和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部门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较之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水平要更高，因为部门内部由于长期合作而生长出来的信任以及上级对下级较低水平的监管成本，可以保障更有效率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不过这样做并非没有成本，因为此时部门间的履约保障问题转化为上下级之间的委托问题后，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会带来新形式的交易费用，即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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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那些大量生产价格敏感产品如磁盘驱动器和个人计算机等的品牌电子企业，开始跟随海外半导体工业，到亚洲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东亚的崛起。

90年代初期，一些美国品牌电子企业改变了它们对合同制造商的策略，过去它们只是把合同制造商作为过剩能力的提供者，而现在更多地出于战略目的它们开始最大程度地利用合同制造商的能力。品牌电子企业要求它们的合同制造商具有“全球触角”，其结果就是北美合同制造商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

事实上，跨国公司作为现代企业高度发展的产物，已进入多产品、多职能、多工厂、多国家的发展阶段。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企业间跨国界的竞争愈演愈烈，于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确立全球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开始在全球尺度上配置和调控价值链。除了继续推进其销售职能和生产职能的国际化外，创新活动一研究与开发职能也开始走出国门，加入到国际化行列，有些跨国公司甚至连中枢管理职能也部分转向海外，在海外设立地区总部。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基于公司总体战略目标，对上述分散于全球的价值链的各项职能活动加以控制和调整．以谋求全球协同效应。作为一个跨国界的、庞大的和复杂的组织，跨国公司之所以具有比活动空间仅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企业要高得多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全球战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有了全球战略资源的支持，跨国公司便获得了“潜在的地理柔性”：一方面通过将价值链中的各项职能活动分布于不同的东道国，以充分享受该国特有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资优惠、贸易壁垒、投资补贴等政策差异，以及科技人才、国家创新系统等特殊资产)；另一方面，当围绕跨国公司的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跨国公司可以灵活地调整区位和转移区位，以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

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北美计算机和网络电子企业，如苹果电脑、惠普、IBM等，都已迅速地将它们的电路板和产品组装业务外包出去，特别是将它们大部分国内和离岸生产设施卖给了合同制造商。在90年代后期，外包的趋势也开始影响到了欧洲主要的通讯基础设施供应商，特别是阿尔卡特、爱立信。1997年，爱立信做出了一系列决定性的举动，首先将生产外包给伟创立公司(Flextronics)、SCI和旭电公司(Solectron)，然后将设在瑞典的国内主要生产设施卖给了Flextronics，将在巴西的一个工厂卖给了Solectron。2000年，爱立信又将仅存的移动电话生产线转给美国的合同制造商，它在美国的生产设施最后也卖给了SCI。

跨国公司的生产分支机构是继销售分支机构之后，最早在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来的分支机构。促使企业将自己所有权优势以内部化的方式同东道国区位特定优势相结合起来开展国际生产的主要理由是：保证自然资源的稳定供应；占领市场；降低成本。这三大理由在世界经济发展和跨国公司同际经营的不同时期，其重要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源的供需矛盾较突出的时期，跨国公司对国外资源开发投入巨额资金，以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后来因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大规模、高品位资源供给基地，又由于技术进步，对资源的依赖性减小，资源在产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急剧下降，相应地对资源开发的直接投资趋于减少。在交通通讯手段并不十分发达、世界各国市场被物理的(空间距离)和人为的(关税壁垒等)障碍分割成各个独立的市场时，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份额，成为企业最为关心的课题。经济全球化、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到来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低成本区位。迫于成本压力的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终极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工程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通过企业内工程间的国际分工，生产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提供给世界市场。

随着国际竞争的白热化，成本竞争已扩展到所有行业和所有产品领域，只是成本竞争力在综合竞争力中的重要程度在行业间、产品间有所不同。激烈的成本竞争，刺激了产品生产技术的革新，其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莫过于模块化制造。模块化制造的基本原理是按照模块化原则将制造系统分解成一些结构和功能独立的标准单元模块，然后按照特定模块化产品的制造需求进行模块的组合而完成终极产品生产。模块化生产技术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首先，一个整机厂商没有必要内制所有的模块，完全可以将业务集中于具有优势的设计规则的制定和关键模块的生产上，其余可以外包给其他企业，因而大大地促进了企业间分工；其次，所有模块的生产也没有必要在一处或一个国家进行，可以分散到最佳区位上，因而大大地促进了空间分异――生产的地域分工和国际分工；再次，模块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一体化生产网络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模块化也改变了企业的收益结构。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上游(研究与开发、关键模块、试制品的生产)和下游(品牌、销售、服务)两端的附加值高，位于中游的装配的附加值最低，使产品价值链的收益结构呈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因此，跨国公司将经营资源向价值链两端集中，进一步加强对研究与开发、设计、品牌、流通渠道的控制，同时将附加值低的生产活动向低成本区位转移。但是，东亚国家的契机正是来自跨国公司实施的价值链的国际网络化战略，他们恰当地找到了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定位，并为进一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篇6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资遵照履行：

第一条：甲方以其所合法持有的电子商务平台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入股 信息有限公司，双方同意：以协商作价的方式确定该技术价值人民币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或者：经评估，该技术价值人民币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

第二条：甲方应及时办理权利转移手续，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诀窍，使该技术顺利转移给东坊红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并被公司消化掌握。

第三条：乙方各合同人承诺对甲方因本次技术入股而提供、披露的任何技术秘密及专有资讯承担严格的保密责任，不会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占有或者使用，亦不会用于自营业务。

第四条：技术成果入股后，甲方取得股东地位，电子商务平台技术由 信息有限公司享有。

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

第六条：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合同不成，应在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七条：本合同经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合同各方各执一份，报审批机关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乙方：有限公司各现有股东(签章)：

篇7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有很多文件、命令、条约、协议、合同等需要签署，以便在法律上能够认证、核准、生效。传统上我们采用手书签名或印章的方式。

    在电子商务和金融活动中，各方不存在有形的或书面形式的文件，一般以电子文档方式确认交易过程。商事交易的传统形式正逐渐为无纸化形式所替代，能够以手书签名在其上书写或固定的有形载体越来越少！这就产生了对以什么东西作为签名并得到法律承认的困惑。

    电子签名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传统签名替代形式，它所带来的对传统签名方式的变革将会为人们从事电子商务活动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手段。然而，电子签名却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由于现有法律的规定不尽完善，造成其与现行公证制度的契合存在一定的障碍。

    在电子商务时代，由电子签名签署法律文书而引发的司法纠纷迟早或已经出现，现代新经济形式的不断发展对公证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此有必要对电子签名制度与公证制度的契合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电子签名的概念、特点及实现方式

    （一）电子签名的概念。所谓电子签名，也称作数字签名。它是指用符号及代码组成电子密码进行 “签名”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它采用规范化的程序和科学化的方法，用于鉴定签名人的身份以及对一项数据电文内容信息的认可。

    （二）电子签名的特点。电子签名具有如下特点：（1）唯一性  （或称 “身份确认性”）。首先，一个电子签名只能和唯一的签名者连结，使人能够识别该签名者；其次，电子签名以一种能使签名者排他地控制该签名的方式创造出来，杜绝了假冒签名的可能。（2）完整性。电子签名和电子文件及资料紧密相连，以致于任何外来的改动都能被发现，从而保证了电子文件和资料的完整不受侵犯。（3）不可否认性。由于电子方式的函件几乎是在发出的同时到达接受方，所以发方一旦将电子签名的信息发出，就不能再加以否认。以上特性保证了现行的电子签名形式基本满足了司法实践对传统签名的要求，因而使得电子签名从技术上讲符合作为签名的资格。

    同时电子签名又具有如下特性：（1）保密性。这表现为双方的通信无需书面形式的传递，因而通信内容高度保密，第三方无从知晓。（2）瞬时性。电子签名的本质是数据的传输和验证。由于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完备，电子签名基本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其过程的短暂是人类感官无法感知的。

    以上特性使得电子签名几乎不可能以现行的针对签章、印鉴的公证方式进行公证，因为公证人员没有时间和空间介入签署行为的见证活动。

    （三）电子签名的实现方式。要实现电子签名。用户就需要申请数字证书。数字证书，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身份证，是用户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网上身份证。有了它，在网上进行事务处理或贸易处理时，双方只要互相出示各自的数字证书，就不用再担心对方的真实身份了。电子签名是数字证书的用途之一，大家还可以用数字证书进行安全电子邮件的通信，在网上安全传送电子公文进行网上报税、网上申请执照等各种事务活动，或者进行安全的网上购物、网上销售、网上交费等各种贸易活动。数字证书应该向提供数字认证服务的机构申请。在确认了签署者的确切身份之后电子签名承认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签署一份电子记录。它可以用多种技术制作，比如：附于电子文件的手书签名的电子形象；一个让收件人能辨识发件人身份的秘密代号、密码或个人身份辨别数码 （pin）；一个独一无二的以生物统计学为基础的识别标识，例如手印、声音印记或视网膜扫描；甚至鼠标点击 （例如在“接受”按键上点击）。

    我国公证制度与电子签名制度契合的法律障碍

    （一）电子签名引发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对我国的公证业务范围作了界定，其中包括：第2款证明合同（契约）、委托、遗嘱；第4款证明文件的签名、印鉴属实。那么，电子签名是否包含在现行法规所指的“签名、印鉴”范围之内呢？ 是否可以纳入现行公证制度的业务范围呢？在通常的利用电报、电传及传真订立合约时，没有对签名问题提出疑义，并且都认为存在着签名。这是因为在发电报、电传及传真时，首先需要在源发稿上签名，因此其签名问题与传统的签名概念其实是一致的。但如果我们把电子签名签署的法律文书归入“书面形式”之后，就会引发如下法律问题：第1 个问题是电子签名的价值。电子签名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借助数据信息完成的，可以是数字或者符号，与手书签名没有内在联系。电子签名是否可以达到与手书签名同等的效力，这往往关系到合同是否成立等关键问题。第2个问题是电子证据的效力。电子证据在诉讼中能否被法院采纳为证据，精确地说，就是“法院能否接受计算机可读形式存储数据记录作为证据”2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法律对于证据的形式都有具体的规定，而电子签名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具有区别于传统物质的属性。

    （二） 我国法律中电子签名的相关规定及差距

    1、电子签名的价值。目前我国的多数法律条文仍严格规定必须采用书面签字形式，而不赋予电子形式签字的合法地位。这样既不利于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也使得我国法律在此方面不能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接轨。

    例如，我国《票据法》第 7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并不承认经过电子签名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在《合同法建议草案》第28条第（2）款中，规定“签字”指“当事人及其授权代表人的亲笔签名，或者在运用机器如电脑的情况下，能识别信息传递的合理方法”。但该款规定在《合同法》正式文本中未被采纳。可见，我国的现有立法中，签名的概念还没有能够涵盖“电子签名”这一范畴。而我国《合同法》避开了电子签名问题，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即“签订确认书”。这实际上是绕开了必须有确定身份的“电子签名”问题，签订确认书并不能使电子合同完成签字人或依赖方认证的要求，电子合同也根本无法摆脱手书签名法律的束缚。如果电子签名在法律上并不享有与传统手书签名同等的价值，则对由电子签名签署生效的法律文书以及电子签名本身进行公证也就无从谈起了。

    2、电子签名的证据效力。按现行法规，书面形式的证据必须是有形的书面文件（包括合同、单据），而且必须是“原物”。而电子证据使用的是磁性介质，其打印出来的书面形式的证据充其量也仅是复印件而已，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还是一个有待决断的法律问题。

    公证的作用是提升现有证据的证据力价值。但如果法律根本排斥电子签名作为证据的可能性，则探讨公证对电子签名的证据力提升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三）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电子签名的法律规定。目前，国际社会已越来越多地接受电子签名的可行性，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在电子签名问题上的相关立法。

 

   1、电子签名的价值。《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贸示范法》第7条规定了签字的问题：“如法律要求有一个人签字，则对于一项数据电文而言，倘若情况如下，即满足了该项要求：（a）使用了一种方法，鉴定了该人的身份，并且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的信息；和（b）从所有各种情况看来，包括根据任何相关协议，

所用方法是可靠的，对生成或传递数据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当的。”显然，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贸示范法》的立法过程中，已经考虑到电子签名与传统手书签名的并存问题，而对电子签名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在美国，2000年晚些时候批准通过的《电子签名法案》允许消费者和商业企业使用电子签名填写支票、贷款抵押服务以及商业买卖合同。它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签名应用的范围。但仍然有一些场合不能使用电子签名，如有关订立和签署遗嘱、遗嘱修改或遗嘱信托；取消功用设施服务、健康保险或福利、人寿保险福利的通知等。3美国各州也可以作出一些自己的规定。加利福尼亚就规定房地产买卖以及其他法律特别指出需要书面合同的地方将不适用电子签名。     2、电子签名的证据效力。联合国1996年颁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5条就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电子记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有关身份认证的问题，亦即电子签名。由此应明确规定电子签名的合法地位，即：“任何采用字符、字母和数字等形式的签名，只要使用有效的技术条件，按照电子签名的程序所成立的即具有法律效力”。

    欧盟部分成员国原先的立法中，并不承认电子签名的证据效力。如法国，原先的签名证据力立法中，仅承认书面的凭证具有证据力，而且这种证据力具有优越性。哪怕仅仅因为双方非书面的合意而生效的合同，如果双方想证实这个合同的话，还必须回到一个书面协议上来。但在1999 年12 月13日生效的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在集体范围内关于电子签名的指令中，则规定：如果一个由安全的电子签名产生装置发出的电子签名，经过合格的认证，并且其满足成员国国内法对纸质媒介上的签名的其他要求，那么该签名具有法律上的证据力，被视为与传统的签名等价。

    美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有关电子签名的法案。参议院通过的法案题为 《第3个千年电子商务法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则称作《全球及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案》。国会通过这两个法案的目的是要保护以电子签名为基础的商业交易或合同在法律上不受任何歧视。两个法案均强调，应当让“自由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指定的技术来保护以电子方式签署的贸易合同。不过它们所指的文件种类却各有不同。参议院的法案规定数字化签名只可在合同上使用；而众议院的法案则规定其它类型的文件也可以使用电子签名来代替传统的签名，比如经纪人公司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双方依据合同进行电子交易，消费者收到年终纳税文件后，可以只以电子方式签署法律文件而不必提供相应的纸质文件4.

    可见，我国公证制度与电子签名制度契合的前提，是法律承认电子签名在效力价值和证据效力两方面均具有与传统手书签名同等的地位。我国电子签名相关立法的欠缺不但阻碍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更成为公证制度介入电子商务领域的障碍。世界其他国家或组织已经在这方面的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的当务之急，是修改现行的签名规定或者制定新的电子签名法以明确电子签名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当前可行的公证制度与电子签名制度的契合点

    （一）电子认证过程是一个可行的契合点。当然，即使完善了电子签名的相关立法，仍不能完全解决公证与电子签名的契合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电子签名所特有的保密性和瞬时性，使现行的针对签名、印鉴的公证方式根本无从实施，公证人不可能亲自见证签名行为。这就要求我们为以上两种制度寻找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契合点。

    笔者认为，电子签名所特有的一个关键环节，即认证过程，完全可能成为公证制度与电子签名制度的一个可行的契合点。

    （二）理由

    1、由电子认证的要求决定。从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电子签名签署合约的信用度问题，几乎完全依赖于认证机构的工作。因而，电子签名制度的实施，对认证机构的合法性、权威性、标准性以及设立的条件都提出了高要求。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体制很不完善，电子商务技术应用能力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故随意地开放电子认证经营业务，造成电子认证行业的低门槛准入，势必不利于我国电子商务活动的健康发展。所以，必须有一种可信度高的程序或机构介入到认证过程中来。

    公证，作为一种准司法程序，具有官署的性质；我国公证机构，积累多年从事商业法律事务的经验，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经验形式结合紧密。综上，由公证机构在电子签名形成的初期，即认证阶段，便提前介入，以社会公信力作为保障，提升认证的信用度，是符合电子商务对电子认证活动的要求的。

    2、参与电子认证与公证业务的宗旨是一致的。电子认证，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行为，而是一个赋予电子签名其应具备的法律效力，明确法律属性的过程。规范严格的电子认证，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电子商务中因签署行为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从而提升交易的安全性。

    同样，公证在商事活动中的作用也体现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1条中即明确：“为健全国家的公证制度，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特制定本条例”。“预防纠纷、减少诉讼”是公证活动的初衷。可见，电子认证与公证的主旨是相一致的，公证理应介入电子认证业务。

    3、电子认证工作的内容决定了公证介入的可操作性。电子认证的目的是 “证明电子签章的使用人与该签章所表示的签署人为同一人”5，而不是见证签署者在电子交易中的具体签署行为；电子认证发生在电子签名实施之前，其工作主要内容是对签署者资格的审查，是书面文件资料审查工作，因此，它回避了前面讲到的电子签名保密性和瞬时性的特点，使公证人有可能介入其中，在实践中具备可操作性。

    （三）世界其他国家对此已有先例。日本为推进it革命，明确电子签名及认证制度，提高在匿名性高、容易篡改的数字世界里进行交易的安全性，于2001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被称为因特网“印鉴证明”的 《电子签名及认证业务相关法律》（电子签名认证法）。在该法实施后，做为 “认证机关”的法务省将修改商业登记法，引进由法务省登记官员证明法人代表电子签名的电子认证制度，出具官署性质的认证文书。这种形式区别于行政登记制度，却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我国的公证制度。

    美国犹他州《电子签名法》对电子认证机构的设立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对认证机构主体资格一项的规定中明确指出：“认证机构应具备公证资格”须有公证人（a notary publie） 资格或至少聘雇一具有公证人资格的员工。6

    由上可见，公证制度与电子认证业务的结合，是电子商务活动的要求，它保证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的权威性。同时在实践中也具备可操作性，国外相类似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公证制度与电子签名制度的契合，势必将发挥为新经济形式蓬勃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第15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2.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第333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芝加哥所2001年12月在“美国经商的法律问题”上海研讨会资料。

    4.部分资料引自南方电子商务中心 /。

篇8

?法院判决? 公诉机关起诉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项军、孙晓斌违反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约定和要求，披露所掌握的软件源代码的商业秘密，使ARL公司在没有支付等价的情况下获得该软件。由于该软件的售价为9万美元（包括全部技术所有权），故确认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项军、孙晓斌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属共同犯罪。项军系主犯，孙晓斌系从犯。据此，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分别判处项军、孙晓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项军、孙晓斌不服，分别提起上诉。其认为：1.该类软件的源代码在互联网上能够公开下载，故该源代码不属商业秘密；2.无证据证明项军将源程序安装到ARL公司服务器上，而仅是将目标程序安装交给ARL公司是构不成披露商业秘密的；3.软件源代码无法估价，原判以软件销售价格确定犯罪数额不当，而应以侵权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两台手提电脑计4万元）作为权利人的损失数额，两人的行为未达到法定“重大损失”的定罪数额标准，故其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审判透析? 本案是作案人在境内外勾结，通过国际互联网传递并泄露商业秘密给外方的高智能犯罪，也是上海法院受理的首起IT行业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犯罪手段新，又涉及商业秘密的认定、罪与非罪、犯罪后果的计算等司法难点问题，笔者认为，本案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本案所涉软件源代码是否属商业秘密

对于源程序是否属商业秘密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源代码具有代码化、间接使用性和可被反向编译的特性（目标程序也可能通过反向工程进行破译），且同类软件的源程序在网上公开传播是常有的。基于源程序技术的专业性、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是否属商业秘密应当由有关软件管理部门作出鉴定，现有关部门不予鉴定，则以不予认定为宜。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定，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从秘密性、价值性和独特性角度加以具体分析。首先，源代码是用源语言编制的计算机程序，是计算机软件的核心内容和软件设计方案的具体表现，一旦被公开，软件的核心技术即泄露，从而会失去应有的商业价值。其次，现实生活中软件源程序公开化现象是存在的，如通用程序由于用户众多，其中的商业秘密不易保留，但一些专用程序是软件所有权人为专门用户设计的，仅在有限范围内使用，这时软件所有权人可以采用对内部人员签订保密条款或销售时以附有保密要求的许可使用合同的形式，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于某软件的源程序是否具有秘密性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不能以偏概全。第三，商业秘密范围甚广，故有关法律、法规无法对其种类或范围作出具体规定，亦无专门鉴定的权威机构，这就给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需要依法予以认定提供可能。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结合本案来看，首先，两上诉人在进入凌码公司工作时都在合同上签有保密条款，对各自掌握、保管的技术成果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加密电子邮件系统软件的权利人凌码公司未曾将该软件的源代码对外公开，且已采取一定措施防止这一技术成果的泄密。因此，涉案源代码作为电子邮件系统软件的核心内容在保密范围之内，具有秘密性。孙晓斌辩护人提出此类软件源代码在网上亦能获得。经查，这些软件的源代码虽属同类软件，但均是由他人开发编制的，与本案无关，不能由此否定本案所涉源代码已被保密的客观事实。其次，从销售情况来看，该软件已经给权利人凌码公司带来较大的商业利润。两上诉人正是看到该软件的利用价值而擅自将其披露给ARL公司并进行演示的，因此，其价值性亦是显而易见的。第三，该软件是凌码公司投入一定人力、物力开发出来的，且不断进行更新完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已得到商家的认可。因此，该软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综上所述，Webmail软件的源代码完全符合商业秘密的三种特性，依法应当属于商业秘密。

二、电子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主要依据

所谓电子证据，是指以其储存的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程序等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电子证据的出现是网络犯罪案件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具有无痕性强、容易被删改等特点，因此侦查与取证有一定的困难，且电子证据还需经一定技术分析。由于本案两上诉人均否认犯罪，故主要定案证据是电子证据。对此，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电子证据极易被删改、剪接且不留痕迹，影响其客观性，同时电子证据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容易确定，给审查、运用带来难题。因此，电子证据自身也需要其他证据的印证，不具有直接的可采性，尤其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可作为证据已在实践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关的网址、电子信箱、上网时间、电子邮件等，都是认定利用互联网犯罪案件犯罪主体的重要证据。只要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发生直接联系，能够反映决定犯罪基本构成和情节的主要事实，就能起直接证明作用。但在审查电子证据的“三性”时，应当注意证据收集过程是否合法，其来源、形成时间、地点，确定是否存在修改、变更，储存、记录等情况。其证明力的大小，则由电子证据本身状况决定的。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结合本案来看，上诉人项军在侦查阶段曾供认其从孙晓斌处得到本案所涉软件源代码后，将这些源代码安装在ARL公司的服务器上。项军的这一供述亦得到上诉人孙晓斌有关供述的印证。同时，警方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提供的项军、孙晓斌间传递的电子邮件及其情况说明也印证了项军、孙晓斌的有罪供述。由于孙晓斌与凌码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孙晓斌对该软件的源代码负有保管、保密义务，但孙晓斌在项军许诺为其向ARL公司推荐工作的诱惑下，擅自将凌码公司该软件源代码交给项军，项军又将源代码擅自披露给ARL公司并进行演示，使该公司在未付出任何对价的情况下获得了该软件，给凌码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因此，项军、孙晓斌的行为特征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三、商业秘密案值如何确定

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在衡量行为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是否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时，可以从权利人的“所失”和犯罪人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所得”）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司法实践中常有权利人所失无法估算，而侵害人无所得或掩盖所得又难以查实，致使犯罪数额无法计算的情况。应该看到，行为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中不限于物质性的损失，还应包括非物质性的损失，如权利人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受到打击、市场份额优势被削减、权利人竞争力减弱等。此外，还应考虑保密成本。上述非物质性的损害是无形的，它的价值量是不特定的，在实践中一般难以认定，即使认定也容易引起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异议。开发费用或成本价应该属于一项商业秘密最基本价值，不但容易确定，而且其数额应远低于其他权利人所失的总量，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谦抑原则出发，对此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应是恰当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所失”和“所得”的认定中，两者具备其中一项即可，且应以“所失”为首决条件。因为，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本人却并未因此获得多少好处，对这种极具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能因行为人“所得”达不到立案标准而不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篇9

关键词：意思表示，默示承诺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日趋成熟，默示承诺在订立商事合同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制约，一直主张民商合一，对商事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默示承诺一般持否定态度，仍延续着民法中的通常作法，未形成一定的规则。这与我国正在全面进行的经济转型是相背的，它不利于交易的快捷及安全。我们有必要从默示承诺制度的产生根源出发，结合世界上商事发达国家的现行商法及现代商事特点加以分析，阐述其存在的重要性及确立其存在的条件。

一　默示承诺之产生根源

默示承诺的产生是基于订立合同这一特定法律行为产生的。合同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合意，即合同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意思表示可以采取明示的方式或默示的方式作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21条），自然也就有“明示的承诺”和“默示的承诺”的区分。例如，时下采用会员制的刊物邮寄业务，业务商一季度向会员邮寄一本畅销书，并约定一个月的期限。若会员不喜欢该书，在一个月内可以寄回，否则将视该会员同意购买此书。一月期满，会员的缄默或不作为即表示默示承诺。

默示承诺，在法学理论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凡从特定的作为（甚至不作为）中间接地推知行为人有承诺的意思表示，均属默示的承诺，至于此意思表示是否需要通知要约人则不论。狭义上，默示承诺仅限于需要将默示作出的承诺意思表示通知要约人的情形，承诺无须通知的情形称为意思实现，排除在外。但是，两种定义方法存在共同点，即承诺的意思可以通过行为来表示。

二、传统商事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默示承诺

商事贸易的交易习惯与一般民事关系的交易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交易的便利和安全，商人在从事商事活动过程中，创设了许多交易规则，而我国仅在新《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我们有必要根据世界上商事活动较发达国家的商法，就商事活动范围内的默示承诺加以分析。

商事发达国家一般仅明确商事事务处理中的默示承诺条件，而在非商事事务处理方面，沉默或不行为除规范场合外仍只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处理。

（一）正常商事事务处理中默示承诺成立的一般条件

第一 商人的经营活动必须是为他人处理事务。

并非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的所有沉默都会发生默示承诺的效果，依照德国等国家商法的规定，事务处理是指为他人利益在他方利益范围内以某种法定的或事实的方式独立行事。例如在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承揽合同中的加工、定作、修理，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运输旅客或货物，仓储合同中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居间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为他方提供订约媒介等均属于此类事务。与之相反，买卖行为、借款行为不属于此类事务，其沉默或不作为不宜确认为默示承诺。

第二 商人必须与委托人的要约存在着一种业务上的联系。

这种业务上的联系指在要约人提出要约时，双方当事人正存在着业务关系，他们彼此都有意愿将此业务关系存继下去。例如，居民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当年的物业管理协议时已经存在的物业管理关系；存货人委托保管储存仓储物时已经存在的储藏和保管关系。

第三 要约人所提出的要约内容必须涉及商人所经营的业务。这就是说，要约人提出的要约内容不得超出商人的正常业务范围。例如，存货人提出要约，委托保管人销售其仓储物，就超出了仓储商的正常业务范围。

（二）在商人已主动提出为他人处理事务时默示承诺成立的条件：

第一 要约人必须为商人主动提出为他人处理事务意愿的特定人。不是该特定人向商人提出要约，商人缄默不应视为默示承诺。例如：某仓储商向某食品加工厂发送广告印刷品，即主动向他人提出为其处理事务的行为。该食品加工厂根据广告向该仓储商发出要约，仓储商的缄默就可视为默示承诺。但是仓储商若仅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则不是向具体人提出办理事务之意愿。

第二 要约人提出的要约必须在商人主动提出的为他人处理的事务范围之内。只要该特定人按照商人提供的事务处理范围或内容向商人提出要约，商人缄默既视为默示承诺。

三、现代商事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默示承诺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迫切要求提高交易的效率。电子商务恰恰具备快捷方便这一优势，自然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电子合同完全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当事人往往并不见面，确认电子合同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默示承诺以及其成立的条件，对于保证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就比较重要。

（一）确认电子商务之默示承诺之必要

1、我国电子商务要约承诺制度之现状

现代商人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主要是通过电子合同，来确立其与客户间的合同关系。因此，现代商务也称之谓电子商务。所谓电子合同，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订立的，以数据电文的方式来生成、储存和传递商业贸易信息的贸易方式，主要有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电子邮件（E-mail）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电子签名法》（2004年8月28日颁布）对数据电文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我国将电子合同拟制为书面形式的一种，主张通过明示承诺来完成合同的订立。另外，对于《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六条关于默示承诺的效力是否适用于电子合同订立，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很大争议。

2、我国电子商务现状

目前，电子商务主要有网上购物、网上竞拍、网上预定商品、网上预约导游、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等，其运作方式可谓多样化。但是，其运行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流程，一般有几个步骤组成。即，电子商务运营商要约邀请；用户申请加入会员，确立用户与电子商务运营商的业务联系；会员登陆选择商品或服务项目，下单，发出货款或服务费，也就是发出要约）；最后，电子商务运营商发出商品，或者承诺服务，或者拒绝要约。整个运作过程中客户基本上是按电子商务营运商的要求进行操作，并且运营商承诺与否，客户必须期待，客户只能无条件地承担缔约不能的全部责任，这实际上是将客户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二）确认电子商务之默示承诺之条件

电子商务形式虽然多样化，但按其合同标的进行归纳也不外乎传统商事的事务处理和非事务处理两项权利义务内容。下面，我们从这两类标的及电子合同订立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加以分析，来比较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事在默示承诺方面的异同。

1、事务处理

电子合同的标的与传统商事合同的标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事务处理定义及含义，我们仍可延用传统商事的说法。但是，我认为电子商务运营商的默示承诺是否成立与传统商事应有所不同，其成立条件只需要确认该要约是否在电子商务运营商提出的为他人处理事务的范围内，及电子商务营运商的不作为或沉默是否在合理的时效内即可，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子商务运营商已主动提出为他人处理事务时，要约人为商人主动提出为他人处理事务意愿的特定人。客户与电子商务运营商建立联系的通常作法是：用户注册个人信息，成为营运商的会员，即特定客户。其注册信息一般根据电子运营商的交易需要以回复表单的形式来实现。在未按要求以帐户名登陆前，终端用户的身份是“游客”（即非运营商主动提出为他人处理事务意愿的特定人），电子商务运营商是不承认与其有任何民事关系的，也就是不承认其已经向“游客”提出为其处理事务的意思表示，其通常的表现形式为禁止“游客”下单。因此，传统商事关于确认发生默示承诺效力的该项成立条件可以不予考虑。

（2）要约人提出的要约应在电子商务营运商主动提出的为他人处理的事务范围之内。

电子商务营运商在向会员提出为其处理事务的意思表示时，通常会详细介绍其处理事务的项目内容，即其经营范围。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运营商为例，其会明确标示其法律援助的范围，如：“本站在河南省内提供劳动法范围内的法律援助”等等。如果要约人提出要约，要求该运营商为诉讼管辖地为河北省的劳动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或是婚姻法方面等不在劳动法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即应视为超出该运营商的处理事务范围，运营商的沉默或不作为不应发生默示承诺的效力。反之，则应发生默示承诺效力。

（3）默示承诺成立应在超出合理时效之后。

电子商务的主要特点是快捷。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快捷而不设定交易安全的底线。电子商务活动中存在以下几种不容忽视的情况：一是因网络技术故障，要约短期内无法进入受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需要自己去认定对方身份的合法性，而通过签定确认书的方式确定当事人主体身份，需要一定的时间；三是要约人在向受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其可能有撤回或撤销其要约的意思表示。以上几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信息传递能够以光速在网络上进行，使得传统合同订立所需要的时间、空间被大大缩短，甚至被取消了，如果不设立一个合理的时效，将最终导致电子商务活动紊乱无序。

2、非事务处理

在传统商事中，非事务处理的合同订立，是不承认默示承诺存在的。但是电子商务合同有其特殊性，其订立合同的过程更加规范。我认为应该依交易习惯区别对待，下面我们以订立买卖合同为例加以分析。

根据电子商务运营商的约定，客户在网上购物，一般只能采取“立刻购买”和“竞价购买”两种方式。

电子商务运营商在约定“立刻购买”方式时，一般将邮寄货物的邮费平均摊入到每件商品的出售价款里，并且客户每选购一件商品，该商品的库存量在表单上的显示数目会减一，即一件商品只能有一名客户购买。电子商务运营商在收到客户所汇货款后，发出货物。这种行为应视为以意思实现的方式确认广义默示承诺的成立。

电子商务运营商在设置“拍卖”方式时，一般会设置一个底价（保留价），即成交的最低可接受价，不到该价可不成交，此价格买方是看不到的。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拍卖是相同的，都是从公平原则出发，避免成交价低于商品价值或商家能承受的价格。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承认默示承诺的成立，承诺应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否则，南京市因1万元网上竞拍得价值10多万元小汽车而引起的诉讼案件将可能频繁发生。

四、小结

1、默示承诺在订立商事合同过程中的地位应当确立。在商事活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交易规则，法律应加以确定，以利于交易的安全和便利。

2、默示承诺在电子商务中的适应范围比传统商事更广泛，其不仅适用于事务处理也适用于非事务处理。订立电子商务合同流程的规范性给予了默示承诺更大的适用空间。

参考文献：

①范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②翟云岭：《合同法总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③张春、张杭明等：《合同法学》，南海出版公司　2003年9月第1版。

④徐婷姿：《要约承诺制度在现代的发展》　法律教育网―经济法论文。

篇10

论文关键词　虚拟财产　价值分析　权利属性　网络游戏

一、案例引入

从2002年1月李宏晨在读书期间，开始玩一款网络游戏，名为《红月》。到2003年初，经过数千个小时的在线升级和上万元上网费用的付出，在游戏里积累和购买了几十种虚拟“生化武器”，他的主ID账号已经高达934级，在游戏中他已“修炼”成一位令人尊敬的魔法师。意想不到的是，2003年2月，他精心打造的游戏装备却被另一玩家盗走。李宏晨找到游戏运营商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极冰”)进行交涉，但北极冰拒绝提供那名玩家的真实资料信息，自己的ID内的所有虚拟装备都不翼而飞，事后他与北极冰公司联系。李宏晨向北极冰索要盗号者的具体资料遭到了拒绝，到公安机关报案但因相关法律欠缺而无法立案，于是他以侵犯其私人财产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北极冰公司赔他丢失的各种“武器装备”，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

2003年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玩家玩游戏时，通过购买点卡获得游戏上线娱乐时间和装备，而点卡是通过现实的货币购买，所以这些虚拟的“武器装备”是有价值的无形财产。由于运营商没对这些虚拟物品尽到安全保护的注意义务，所以应恢复李宏晨所丢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1560元，其中购买105张爆吉卡的价款420元，以及交通费等其他经济损失共计1140元。对一审审判结果，李宏晨和北极冰都不满意，继续提起上诉。

北京市二中院于2004年12月16日作出终审判决，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变。李宏晨最终胜诉，但他面对的是和一年前相同的结果。这一判决结果虽然令玩家们扬眉吐气，但当事人李宏晨却为官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院的判决，远远无法补偿他两年来失去的继续玩游戏的乐趣，以及为官司投入的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损失。

二、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涵义和特点

大多数法律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的含义同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侧重于对于虚拟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数字化的、非物化的财产形式都可以纳入虚拟财产的范围，其实就是网络游戏开发商编制成的适用于特定的网络游戏的数据编码。杨立新教授认为，所谓虚拟财产是指虚拟的网络本身以及存在于网络上的具有财产性的电磁记录，它包括虚拟网络及存在于虚拟网络上的具有财产性的电子记录，如电子信箱、QICQ号码、网络游戏中的武器装备等。而狭义的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获得的游戏账号和角色等级，以及各种游戏货币、宠物、武器、房屋等游戏物品，其物理上表现在以电子数据存在，体现为具有某些游戏功能的虚拟物品。概念中得知，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相比较，具有以下特征：

(一)对网络空间依附性

虚拟物基于特定的虚拟空间和网络而存在，虚拟财产存储时依赖于电脉冲和磁性材料。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价值体现在特定的虚拟架构的环境中，也就是由运营商利用其服务器构建的虚拟环境。离开特定的网络游戏，不管价值多么高的超级武器也无法存在和发挥作用。即虚拟财产离开特定的运营商创建的特定的虚拟环境就失去其价值。

(二)财产的虚拟性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虚拟性，又称为无形性或者说“客观非物质性”。虚拟财产的载体是网络游戏这个平台，网络游戏是虚幻的，有的是根据电视电影情节改编，如《武林外传》。游戏故事往往是我们看到的“武侠世界”、“科幻故事等”，虚拟物在本质上是一组保存在服务器上的数字信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制作者是通过制图软件绘画出游戏人物，有的游戏是3D动画设计，使玩家身临其境，通过感官来感知的，脱离于网络和电脑媒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它有别于传统的有形财产，是网络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

(三)游戏时间有限性

服务商对网络游戏的经营是有期限的即使是一款再好的网络游戏，但随着时间流逝，要求其更新换代，一款网络游戏不可能无限运营下去。而且常伴着游戏运营商的经营状况而不断改变。由于虚拟财产依附于网络游戏而存在，虚拟财产只存在于游戏服务器开启时，游戏一旦停止运营，虽然可以作为数据保留下来，但离开服务器和游戏平台，虚拟物也毫无意义。

三、虚拟财产的价值冲突分析

目前，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是否给予保护，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认为应当用法律予以保护；另一种认为它不属于合法财产，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它说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呢？其根本在于对于虚拟财产的权力属性界定不明，使得虚拟财产无法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制。其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物权说

又称所有权说，有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物权的一种客体物，具有财产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还具有有用性、稀缺性、流通性，应当纳入物权的保护范围。还有学者认为“只要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性支配或管理的可能性及独立的经济性，就可以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物品。该说的特点在于肯定玩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从而使玩家的利益得到最为充分的保护。

（二）债权说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一种通过合同确立的债权，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网络游戏用户通过支付对价取得接受服务的债权，并享有对运营商提供服务的请求权；而服务商则有按约定提供服务并保障服务质量等义务，并且他们之间的权力义务约定不涉及合同外的特定多数人。

此外还有知识产权说、无形财产说、新型财产说、多重属性说等观点。基于上述虚拟财产权利属性分析，对于其是否用刑法来规制和保护，理论界的争议很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否定说。此种说法观点有三：第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264条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而虚拟财产仅仅是一些电磁记录而已，相比来说不具备真正的财产性质，他只是改变了电磁记录而已。是破坏了计算机系统程序。其二，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标准存在分歧，盗窃罪成就与否的条件就是具体数额，而所谓的游戏装备在线交易，虚拟物买卖等都是通过玩家自己商定，而且价值受运营商的控制，例如一把“屠龙刀”在服务区内数量极少那它的价值高，但如果游戏商更新数据，使得该“屠龙刀”通过游戏规则轻易得到，那么它会马上“贬值”。易变性受运营商控制很强。

2．肯定说。认为虚拟的财产虽然是无形的，但确实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且拥有传统财产的基本属性，在游戏中得到的装备有时也是通过网络币购买的，也是有价格的，例如QQ的虚拟货币，一个游戏货币相当于一元钱，通过电子币购买虚拟个人形象的物件。盗窃虚拟物品、装备实际上侵害了玩家对虚拟物品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出于保护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保护玩家利益的需要，也应该尽快建立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

四、虚拟财产权利属性之我见

我们知道每一款网络游戏都是提供给网络玩家娱乐的一个平台，而玩家在游戏中也是通过游戏获得娱乐的。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王宗玉教授认为“游戏玩家通过练级或购买获得的’头盔’、‘屠龙刀等装备，是玩家花时间、金钱、精力获得的，应该按劳动所得属于私有财产的范畴。”这种财产既有价值，也有使用价值，可以进行转让。从内容上讲，它是一种智力成果，接近于知识产权。

但笔者认为，虽然是玩家通过时间、金钱、精力来练级获得装备，是通过这个网络游戏平台达到自我娱乐的目的，这如同我们去KTV唱歌，也花费时间、金钱，但我们只是在歌厅提供的唱歌设施上来获取了娱乐的效果，我们不能取得歌厅麦克风，电视机等物的所有权，而只能看做是“租用”。为什么会有“劳动所得”这一观念。这是网络游戏产业的不正确导向所致，现在游戏运营商推出各种活动，升级方式等，使得玩家在实际游戏中追求高级别，显示自己游戏荣耀，运营商吸引更多玩家获取更大利润。造成有些玩家沉迷其中，甚至出现了“代练”这一新兴的“劳动产业”。

有些游戏例如《魔兽世界》，在用户协议中第四款就规定“您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以任何未经本协议明确许可的方式将游戏的复制品予以出售、给予担保权益或转让他方，您也不得出租、租赁或许可本游戏给其他人。”

再者，如果认为是玩家的物权，当游戏服务器关闭，尤其是因不可抗力致使游戏运营商倒闭破产，那么会不适当的增加了网络运营商的责任，第一要长久的保存玩家的电子数据；第二，一旦服务器关闭，玩家有权行使请求返还原物请求权，或要求赔偿损失。这些在实际中很难操作。游戏但大量的盗窃案件，致使玩家很难进行正常的游戏。破坏了游戏规则与秩序。我们说玩家的账户，电子数据不容侵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游戏玩家和网络游戏运营商是一种合同关系，玩家申请游戏进入游戏前所看到的电子协议，是一种格式条款。游戏玩家应该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游戏平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得加重玩家责任和减轻自己责任。虚拟财产是与以往任何财产形态所不同的财产。它虽然具有物权的特征，但却无法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将其作为知识产权，而又缺乏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其游戏设计归为智力成果更合理；它虽然类似于合同的债权，但仅仅依赖合同法进行调整，又难以迈过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台阶。因此虚拟财产作为是网络尤其是网络游戏发展的产物，将其归为任何传统的财产权都是有缺陷的，它就是一种“新型财产权”。

最后要提到的是玩家获得虚拟财产要通过正当的方式途径获得，在大量的网络游戏中有些玩家通过非正当方式获取，主要有私服和外挂，在私服中未经网络游戏运营商许可而非法架设的服务器，其低廉的构成成本和简单的构架降低了网络运行的门槛，无疑损坏了运营商的的利益，如明知是私服而进行游戏的玩家，权力也不受保护；在外挂的使用中，通过改变网络游戏软件的部分程序，制作成作弊程序，玩家用外挂可以轻易得到其他正常用户无法得到的游戏效果。这样损坏了其他玩家利益破坏了正常的游戏环境。外挂不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