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多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从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笔者发现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几点，笔者提出了高校应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调整考核方式等对策。

关键词：

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法；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高校的经管类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经管类专业都把它作为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但就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提出，要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党政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的大本营，高等教育更应该走在学好、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前列。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民办本科院校为例，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试图从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一、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首先，从课程内容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今年还包括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而笔者所在的学校只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学时，这个课时长度只够讲授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而笔者通过对于学生的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民办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欠缺的就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了解，砍掉了社会主义部分，更是导致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脱钩这一结果。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民办本科院校的教师构成基本上可以分为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两部分。由于学校的教学任务重，自有教师的数量很难满足每年庞大的招生规模的需求，因此，从校外聘请教师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但是校外教师并不了解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动力进行教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非常低，学习效果也比较差，出现大规模的不及格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从自有教师的角度来说，迫于科研的压力，很多青年教师不会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经济学中，而会把目光投向西方经济学或者其他的应用经济学当中，从而导致青年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功底比较薄弱，承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时也抱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教学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从学生的角度来讲，高中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属于政治课当中的一部分，致使学生并没有把该课程看成是专业基础课，并且就现在的学生而言，他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说教的味道比较重，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另外，就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学生考虑的问题非常现实，那些与就业相关的实践性强的课程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的青睐，而抽象的理论课会让他们感觉比较枯燥，这种观念会从高年级学生流传到大一刚入校的新生，更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2.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很多教师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囿于理论基础所限，只能照本宣科，完全按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来讲，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学方法。单纯从教学内容上讲，《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时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现实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讲授时，若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能和当代经济发展相结合，势必导致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精髓无法传递给学生，自然也就无法达成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从教材的选择上来说，现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数量很多，但是，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内容。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源于《资本论》，从逻辑体系上来说非常严谨，但是教材中讲解知识点时，相关的案例比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严重脱节。而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讲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内容上来讲则显得比较松散，而且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关联度也比较差，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问题。

3.教学方法单一

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旧是教师按照PPT讲解，学生要么抄笔记，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经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其结果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较少，对于学习态度较好的学生来讲，这种方式还有些作用，而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本来就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较弱，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更是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随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有些课程对于PPT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只是把PPT上的内容讲了出来，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认为手里有了老师的课件就万事大吉，反正老师讲的内容也和课件上的没什么区别，这大大削弱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课堂也显得很沉闷。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由于平时上课就没有较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导致在考核学生成绩时，也只能或完全采取一刀切的闭卷考核方式。虽然有平时成绩，但是，并没有办法考察教师是如何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的，其结果要么大规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调高平时成绩，保证通过率。而正是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导致教师更没有动力在课堂上进行案例分析等互动教学，同时，也由于学时有限，教师更是不敢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当然，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学生而言，即使课堂包括了案例教学，学生也会认为，这和考试成绩关联不大，缺乏了参与的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平时上课听讲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只能死记硬背知识点，考试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很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1.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而言，其培养目标固然是应用型人才，但是，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必然也要考虑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身遇到的问题时，会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从学校的层面来讲，不应该只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课的设置。那么，短短48个学时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既吸引学生，保证案例教学，又要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一个挑战。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教师参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观摩，组织教师到外校进行考察等等。从教师的角度来讲，要想讲好政治经济学，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有很多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甚至没有读过《资本论》，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教材。而理论基础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师讲课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够很好地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自然也无法传递给学生一个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正确态度。

2.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

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深刻理解，都已为实践所证实。但是，马克思写就《资本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存，并且相互竞争的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出现。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进行更新。在教学中应注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讲授，同时还要突出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讲授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比较。持续地更新教学内容，既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又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3.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教学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讲，单纯的理论教学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教师在每一章开始时，可以设置导入案例，这个案例应该和本章内容相关，但是又不能太直白，关键能够吸引学生关注教师讲授后面的内容。比如，讲解货币起源时，教师可以应用人民币国际化的例子作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价值规律时，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时间内猪肉价格的波动，追问：猪肉价格到底能不能“飞上天”？这些方式都可以激发学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兴趣。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现实生活接近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做足功课，不光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同时，教师在讲解案例时，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不应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个固定的点上，而应该刺激学生多思考。（2）参与式教学法。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够保证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就显得势在必行。参与式教学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堂论坛、学生主讲、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形式。举办课堂辩论赛。教师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辩题，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把握。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辩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讨论甚至争论，打开思想的大门。教师要做好组织工作，选定适合辩论的辩题，如对于价值的形成，教师可以设置辩题，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自动化创造价值？教师可以按照标准辩论赛的模式设置正反双方，也可以抽签决定。这样，学生为了获得辩论的胜利，自然会认真准备，也就达到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辩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点评和总结，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表扬。（3）讨论式教学。现在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广泛，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就能完全让学生信服的，学生对很多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思考。教师应抓住并利用这一特点，进行讨论式教学。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本着宽容的心态，哪怕学生的想法比较幼稚，也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4.调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参与课堂教学，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唯考试论的考核方式。教学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体来说，要把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尽量完全体现在考核当中，学生参与的每一项课堂活动，比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下小论文、调查报告进行具体量化，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在试卷的内容上也要进行调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记忆、知识点的理解以及对于知识的运用等部分的比例，重点考察对知识的运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而不仅是记住。

总之，要改善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教师就应该在讲授内容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夯实理论功底，同时，通过优化教学手段，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受到学生欢迎的课程。

作者：孙亚君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1]甘元玲.参与式教学模式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探讨与应用[J].西部素质教育,2016(02):40-42.

[2]左红艳,叶菊华,蔡正军.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考试改革研究[J].轻工科技,2016(03):150-151+153.

[3]易正容.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6(02):95-96.

[4]李先科,李重燕.财经类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与对策研究[J].时代经贸,2016(06):84-85.

[5]张庆.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路径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050:49-50.

篇2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手段；案例教学；多媒体；讨论式教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而政治经济学还是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结合，使之成为中职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是每个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为此，在教学中，我们教师就应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先进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本文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做了以下几点尝试。

一、采用案例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政治经济学课程纯理论的内容太多，抽象枯燥的概念难以理解和记忆。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把基本原理讲清楚、讲透彻，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然后采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将课程内容与学生切实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或者跟当前的国际国内热点时事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市场机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把书本上抽象、深奥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通俗易懂、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清楚，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的机械说教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选用的案例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密切，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采用的案例必须进行严格筛选和提炼，必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符合教学内容的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直观化的特征，可以使学生从形象的感知中获得知识，突出教学重点，促使学生理解和记忆，达到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的目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方面的技术。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还可以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道、杂志图片、数据中找到大量的适合教学内容的资料，结合经济方面的案例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来参与学习活动，开阔学生的思路和视野。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新知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动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理解能力大有益处。

三、采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几年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教学效果不佳、课程不受欢迎、老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想学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理论抽象难理解。另外，教材内容枯燥，缺乏吸引力，与现实有较大差距。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教师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性，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

讨论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元，就教师提出的教学内容，学生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结合实际，通过相互交流的方式，讨论如何解决有关经济问题，并解释经济现象。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可以让学生养成合作学习的习惯，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交流思想和看法的能力。所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等多种素质。

总之，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需要我们教师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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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理论 教学改革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时至今日,改革的成效却不容乐观。那么真正解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出路到底何在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以联系历史语境的视域,彰显理论的知识趣味性

对知识的渴求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而日益增长的。人们对某方面的知识是否积极主动地去求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对象能否产生兴趣,也就是说主动接受是以兴趣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建筑在学习热情基础之上的。那么作为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广阔领域、博大精深的理论课,同其他一些专业课相比,在相当一些高校的课堂上,学生却对其显得冷漠,甚至厌倦。本来政府已把理论课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然而一边是,高校的讲坛上教师在那里用心良苦地讲,一边是学生昏昏欲睡者有之,做着与本课无关的事情者有之,答非所问者亦有之。这样一种怪圈,既大煞了理论课的风景,也枉费了教师们的一片苦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究其原因,理论本身的知识性毋庸置疑,大学生们的求知欲亦不容怀疑。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政治理论课带有的意识形态教育特性片面强化,以单调的理论说教方式,以强制的灌输形式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使得原本百科全书一样的系统知识体系遭到消解。从而使学生生厌,甚至反感,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若改变此局面,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思维定势,走出单调的教化误区,在注重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同时,将其博大而精深的知识特性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来,即把理论放到与之产生、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大视域当中,在阐述理论产生的动因、渊源以及在与之相对立的派别观点相比较之中,将其深邃的知识传授给接受者,寓教于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使求知者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情操、净化心灵、获取智慧,如此方能显现出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我们不妨以基本原理课当中的政治经济学为例,首先应向学生阐述马克思倾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刻苦研究、深入探讨经济发展规律的动因是什么?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原理、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又是怎样完善和发展了前人的优秀成果、成为人类理论思维结晶的?他的理论的形成有哪些方面知识支撑?在其发展进程中与同时代并存的理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等等?在这种历史语境的回顾中,与横向的比照分析中,不仅使教师与学生一起重温理论的发展史,进一步加深对理论深入的理解,而且也能将学生带入一个广袤的知识海洋。试想如果我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大大提高学生们对理论课的兴趣及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当然,新形势下政治理论课的高要求,是对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从教者知识结构与能力的一种挑战,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积累,没有对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包括宗教等知识的广泛涉猎,就无法胜任新形势下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有走出自己的专业局限,涉足广阔的知识领域,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真正做到博大而且精深才能担此重任。

二、以联系理论动态的视域,展现理论的科学真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代特别是90后的大学生与过去相比见多识广,每天都在获取着大量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而且对事物有较强的判断力,并在所关心的问题上有较深的理解力,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看法。同时又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思辨能力,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面对这样新一代的大学生,怎样使他们的优势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怎样使他们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掘,怎样尽量缩小其与理论的距离感,增强亲切感?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注重理论自身的固有的内在的逻辑统一与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握当代或中国化的理论观点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引导、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联系他们感兴趣的理论动态、热点问题、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如此才能使他们真正以敬服的心态理解和接受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例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提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就体现在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形式阐述了他自己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见解,构成其科学体系。马克思的不朽功绩在于,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了科学的价值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趋势。因此引起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也正是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使得在百余年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然而,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任何理论一样,也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这种历史规定性给出了诸如“所需解决的问题、何种方法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等一系列客观现实条件,从而对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划定了相应限度的可选择空间。深刻认识这种历史规定性,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加以理解和挖掘,而不是将其作为形而上学的教条。政治经济学在完善和发展前人优秀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终极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相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创造,则为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也就需要我们要与时俱进。运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一般性的带有最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去分析、研究距理论创始人所生活的时代已久远的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

理论的基本原理虽然为我们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资本生产方式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水平还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就决定了经济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有些方面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甚至还有个别遗漏的地方。如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马克思当时只论述了物质产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而未涉及精神产品和劳务商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也未能涉及科技产品和知识产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更未涉及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价值决定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是现实社会中的焦点敏感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各抒己见、颇有争议的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作为施教者应勇于应对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知难而退回避这些问题。要处理好教材内容与学术领域争议的热点问题的关系,着眼点应放在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审视这种变化,力戒主观偏见性和形而上学,全面准确地介绍当前理论界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材料,使学生既了解学科的学术动态、前沿成果,又帮助学生提高独立的判断力,分析思辨能力。教学形式可采用课堂提问、研讨、辩答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了解学生对这门理论课所理解掌握的程度及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从而适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同时,也能加深教师自己对前沿理论成果的把握,进一步提高作为一名理论课教师应具有的素质功底与能力。

三、以联系社会现实的视域,发挥理论的功用实效性

某一门知识的功用如何,这是接受他的人不能不关心的实际问题。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功用性,不但是在过去曾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而且还在于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所阐明的发展规律,有些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规律,有的是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共同规律,它是被百余年的社会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后仍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为什么只有马克思突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逾越的界限”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是在科学思维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同时马克思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关于经济学方面真理性的认识,这一理论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对于一门科学理论来讲,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损害其合理的内核。诚然,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传授给学生的东西,帮助学生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教他们学会如何运用马克思经典作家所采用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观察、认识、分析经济生活当中的现实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理论紧密地与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从对的继承与发展并重的关系来讲,还是就理论课本身带有特性的角度讲,还是从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内在统一性来说,我们从教者,都是处在主动的位置上。也正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里,因此,这门课教学效果的好与坏、教学质量的高与低,都与其他专业课一样,取决于教师如何讲授和讲授什么。也就是说,当前这门课的效果欠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有的还是被动的单调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或强制地去灌输,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学生厌倦甚至逆反。我觉得若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走出教化的误区,必须结合学生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挖掘理论深邃的底蕴与内涵,从而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使学生在一种宽松的学习氛围中,在知识的满足中,在困惑的解决中,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根据自己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探索与体会,我觉得为能达到这样一种效果,采取“专题式”讲授教学方式颇为有效。因为这种方式能够融系统传授政治经济学理论,透析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传播社会信息,帮助学生解惑答疑并引发深入思考,从而提高学生理解、认识、分析问题等能力于一体。在这里不妨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社会剥削”这一专题为例来说明此中道理。

我在这一专题中,第一个层面交待给学生的是应该如何理解“剥削”这一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剥削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剥削现象的存在难以避免,从而加深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层面就是引导学生联系当下社会现象,对剥削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客观分析。对剥削不能以道德的批判代替理性的评价,而是要对其历史与现时的合理性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在对资本剥削做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对较之资本剥削颇为隐蔽的权力剥削即腐败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因为这一剥削无论是就它的产生根源的复杂性,还是就它的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以及治理的艰巨性都是资本剥削所不及的。通过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贴近现实和更具穿透力。第三个层面就是引发学生就我国社会的剥削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与讨论。思考之一,如何发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剥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思考之二,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剥削的消极作用。思考之三,如何使人们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腐拒变的堤坝。正是在这对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现实的对比分析与思考当中,从而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中体味到理论的价值与功用,才能真正学会恩格斯所明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正如同志所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阐述可见,政治理论课教改,应与时俱进并要有所创新。但创新并非是盲目的幻想,而是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的新发展。虽然具有一般原理性的理论内容并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但这并不否认顺应新时代的发展与需要,我们对其解读的逐步深化,即由原来过于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到着眼于既保持其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又充分挖掘这一理论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功效。即以联系历史语境、理论动态、社会现实的三大视域,去彰显理论的知识趣味性,展现其科学真理性,和发挥其功用实效性,从而以这一理论体系自身的感染力,去感化、陶冶学生,使他们通过求知而受教,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篇5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14-06

作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必然会随着中国化而出现中国化问题。不过，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不同之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但经济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结构，还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远远大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其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及中国实践等的关系问题。只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

一、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那么有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具体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呢？如果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可以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基础理论吗？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理论，因为应用经济学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对应用经济学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概念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否则应用经济学就无法得以教学和研究。这说明，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用领域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性，不区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论的问题，各界对此争议很大。不仅者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面临着同样问题，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争议。但不管如何争议，人们在一定时期和阶段里还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观察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突破，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旧范式还没有被取代之前，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人们还是基本遵循了旧范式的基本规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一定时期里也会有一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理论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会成为各种活动的研究基础。

从经济学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范式。虽然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确，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争议，但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依据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什么？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经济学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经济学为主导创立一个新的范式？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但是，这些并不影响经济学的理论价值。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批判经济现象，况且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和条件。经济学应该坚守一些领域，但不等于要占领所有领域。如果要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成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就要吸纳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最终既可能失去经济学的理论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内容上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学不可能摆脱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在现有概念体系下要独创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这不等于说要用经济学取代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决定的。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最终形成真正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中国化的经济学创新思想。

二、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国化或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这些分歧而否定对方。从理论层面上看，不管是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前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经济问题而成为真正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经济学说和流派存在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学研究现象。即便经济学在方法上有科学性，在经济问题的本质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从实践上看，经济活动十分丰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结论也是正常的，科学的研究正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探寻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运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都一味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并加以批判。由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以应用层面的经济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应用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关联的、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单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挂钩。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内容只是对西方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现象层面上又是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对西方经济社会作过多的分析和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的任务。

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要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就无从获得，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更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长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基础也许是资产阶级，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要面对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并指导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单纯为了对抗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是为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确实有为其社会制度辩护的一面，包括为其自身思想的价值进行辩护，但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漠视经济实践的需要而成为纯粹的制度辩护理论。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就无法较快地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依旧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虽然也可以逐步总结和归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也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在前。当然，在所有理论面前都不能盲从，而是要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理论都适用。

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坚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中发展自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问题的看法上是对立的，经济学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更需要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科学的态度。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

三、中国实践与经济学

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经济学实现中国化。但是，中国的实践有没有提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否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呢？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性质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劳分配如何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融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很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但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创新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是一种体制转型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有没有独特意义，或者独特性能否促使一种新的理论诞生？当前理论界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传统经济理论内还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实践的创新意义可能更多地是对经济学而言的。依据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一种后发优势的表现，并没有突破前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只不过中国在经济手段和资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灵活而已。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确实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所没有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这在起飞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可以持久运用的超阶段性的手段。中国在转型中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面，但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实践验证，还要有逻辑证明。

中国实践加上经济学的主导影响下，中国经济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流派或学派，但是中国流派或学派的经济学即便存在，也不能说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唯一指导思想。一种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绝对化，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实践再特殊，也依旧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有问题，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吸收三者的营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流派，但不等于说可以抛弃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完全创新的理论体系。正如杨瑞龙所言，“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国际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经济学中国化的体系与价值

经济学在中国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二者应该是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两部分之间观点发生了矛盾：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市场经济的，而社会主义部分又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最后导致两部分分开写作。但从经济学的统一性来看，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部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在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二者观点不同，可能导致经济学的两难境地。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而要创新和发展经济学，首先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讲过了经济学就不能讲，因为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层面是相似的，理论不过是经济实践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可以研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当前国内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就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加以阐释，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也是从微观个体和企业讲起，分析市场交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在市场体制下的运行机制，并且对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教材虽然有模仿西方经济学教材形式和内容之嫌，但是结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现实经济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宣传与研究是有价值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材还没有很好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思想加以转换，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对《资本论》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没有提炼和概括，没有从经典著作中吸收营养，这样就很难保证在的立场和方法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理解和阐发，也就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论述中提炼、转换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如，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格形成的矛盾问题，应该承认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形成存在着与经验相矛盾的地方，过于教条地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现实市场中价格形成中的供求关系，这会使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深入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其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败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是舍弃现象的波动，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劳动价值论虽然对商品生产中劳动耗费量的判断十分困难，因为对劳动耗费量的评介不是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耗费量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习惯有关，也与劳动的历史变动有关，但是依旧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耗费相等。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时，列举了许多计算事例来说明资本收益完全来源于对这个企业的工人的剥削，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说明，不仅借贷资本、商业资本，甚至生产资本的收益都与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工人和所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和地主则瓜分剩余价值，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扩大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的认识可以更有力地证明，单个企业的资本利润不是完全来源于这个企业的直接劳动的工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商品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成果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体现在个体劳动是社会劳动整体的一部分。只从个别企业劳动耗费来分析商品价值量就会发现，商品实际销售价格中所含有的价值量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耗费有很大差异。虽然不能用商品价值量减去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耗费而得出资本收益，但正是这样的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是阶级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就是阶级矛盾。

篇6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批判哲学；分析与考察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过，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正是这一批判精神被的后来者所继承和运用。然而，随着现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种理论之间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随着这些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浪潮所遮蔽，渐渐陷入了只从批判的字面意义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背后的历史过程，也就抛弃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实质。

一、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历史原像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是他思想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批判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道的思想理论。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部带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还原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发表了大量对现实问题的评论性文章，他的某些语言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以致于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这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道路。在受德国的专制制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并对国家和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些研究的过程和思想轨迹，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感觉到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的法的局限性，从而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中，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法的变迁。其中，第一、二本笔记是关于政治史的摘记，摘录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和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第三、四本笔记主要是关于法国史的记载，如施密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和兰齐措勒的《论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此外还有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耶尔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笔记的内容涉及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1〕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成为了之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述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摘录了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后评述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2〕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对施密特的《法国史》做了大量的摘录，特别是对下述的一段摘录打上了着重号：“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之后，马克思写下了下面两段话：第一段说，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说，在瑞典“由于财政状况而具有影响的一切东西，……在债主、封建者、承租者、企业头头身上变成了中间的权利，政府依赖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与考察时，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了记载，这一记载也表明了，马克思已初步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细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法哲学问题的方法，即重新设置“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对比和考察中，最终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笔记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早期的写作中，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另外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它带有批判性是因为：在文中马克思述诸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历史的，阶段性的产物。我们就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

我们现在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是后来者所加入的，这一部分著述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多部经济学著作进行摘录时，所写下的具有评论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摘录的痕迹。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七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大致情况如下：第一册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第二部分为斯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最后一部分为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第二册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第三册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部分《国富论》摘录；第四册第一部分为色诺分尼的《雅典的色诺分尼著作选》摘录，第二部分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第三部分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第五册第一部分为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摘录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的摘录；第六册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摘录；第七册为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3〕这七册的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也会有少许评论性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三部手稿，这三部分的手稿，马克思一边摘录，一边做了评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是在摘录大量政治经济学资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看来，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以积累劳动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出现——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的理论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一样。”〔4〕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评论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处于愚钝的奴役状态，肉体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财产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财产。”〔5〕

纵观整部《巴黎手稿》，马克思在决定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后，便进入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自己习惯的摘录著作加以评论的方法，最终产生了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理论。虽然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看来还处于“未成熟”阶段，但就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论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实内涵：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论起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评，提出意见。然而，作为哲学语言的“批判”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作为现代哲学语言的“批判”，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扬弃”，即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是对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说“否定的继承”。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发展及运用于马克思。但就批判这一词句，或就“批判哲学”而言，其鼻祖应该归属于康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

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两条路线：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的路线发端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的发展，结论于莱布尼茨。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与经验无关，却最终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的路线发源于洛克，经贝克莱的发展，结论于休谟。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最终走向了怀疑论。康德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两种路线之上，却又从不轻信于任一理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都不单独探讨理性能力，而简单地肯定（独断论）或否定（怀疑论）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康德的任务就是要探讨、分析、审查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产生了“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理论理性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可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第二种理性认识能力，之后，为了达到两种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沟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顾名思义，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从内容上讲，的确包含有对前者理论，特别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否定与继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讲，批判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分析与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和体系的批判，而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6〕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强调了其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而是与独断论对立，也就是说，与凭借一种从概念（哲学概念）出发的纯粹知识按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权利就能前进的僭妄对立”〔7〕在这里，康德把“批判”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显然，是要说明批判的“分析与考察”的意义。

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了大致的阐述之后，我们对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义有了明确的理解，就是“分析与考察”。而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这一点，他把“分析与考察”这一批判的方法论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学与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批判的这一方法论特性。

《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其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古希腊哲学的一致看法是认为古代哲学的顶峰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而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晚期，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出现了衰落。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晚期的自然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自然哲学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两者思想的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其中蕴含着的自由的思想，从而述斥了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带有否定的批判含义。那么，再来看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历史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完这些笔记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许多附注，内容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原子论，还写下了一部手稿，内容是评述普罗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思想展开的论战。除了这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外，马克思还写下了《柏林笔记》。《柏林笔记》是马克思摘录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笔记汇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8〕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详细地考察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思想，当然，在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分析与考察”的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扬弃”，不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学”一样，还是只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但在之后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便走出了这一困境。

三、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内在特性

上文已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有着分析与考察的过程，在马克思要写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须经过大量的研读和摘录，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就其一种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讲，马克思的批判是自觉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特性。

自觉性是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那些新的观点和批判性的理论是自发地形成，并不带有先验的独断性。更具体一点，马克思在所写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观点是他在对这一理论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时，在马克思做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对这些摘录和评述的重新整合和进一步阐明。而与自觉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说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种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理论进行先行的断定，从而就只是为了论证这一论断而去考察和分析，这样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反而会对这一理论思想造成误解，导致批判的片面性。这其实也是带有独断论的倾向。

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马克思在对他人的著作进行摘录和评论时确实已经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处就不再说明。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的真实内涵与其特性，即“分析与考察”与“自觉性”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与考察”是批判的自觉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考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彻，产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两方面的联系，忽视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会有失偏颇；如果并没有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肤浅的，片面的知识体系而进行的批判必将是片面的，而倘若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论，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将导致批判的局限性。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批判思维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产生的，没错，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我们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学语句中理解其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批判”的实质，与其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学术的态度和作风。

〔参 考 文 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4〕 〔5〕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44，45.

篇7

【关键词】价值悖论 劳动价值论 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学派 价值 使用价值

一、水与钻石悖论的提出和相关学派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水与钻石悖论是古典经济学上的经典案例

水与钻石悖论，又称价值悖论，为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案例，虽然此问题并非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但正是他提出后，此悖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书中说到：“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钻石没有什么用处，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1)

具体到水与钻石悖论上，按照斯密的理论，水对人的意义是举足轻重的，人的生命都依靠水来维持，而反观钻石，则属于奢侈品，人离开钻石一样能很好生活，并非必备品，因此说钻石基本没有什么用处。然而现实情况是，水的“价值”很低，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费的，而钻石的“价值”非常高，有些甚至价值连城。可见斯密概念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应对某一物品上，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即有很高使用价值的一些物品没有或仅有很低的交换价值，而有很高交换价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这一矛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看，困扰了边际效用学派兴起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长达百年之久。

（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解答

在政治经济学之前，斯密和李嘉图都用了劳动价值论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其中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将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不能大规模增加其数量的商品，另一类是劳动可以无限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认为前类商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以及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这类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只随希望得到它们的人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2)可见李嘉图也间接为水与钻石悖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钻石由很强的稀少性，追逐的人多了，因此价值也就上升了，并非完全由生产钻石的劳动量来决定。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解答仍然不太满意，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重分离，认为仅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即“是因为人们潜入水中费力将珍珠取出，所以珍珠才有价值（即交换价值取决于人劳动），还是因为珍珠有价值，人们才潜入水中寻找珍珠？（即交换价值取决于其对人类的效用的满足）”。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学说，他认为价格也即价值，取决于供求本身，而不是劳动量。水和钻石交换价值的巨大差异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当然，萨伊的解答也没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感到满意，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也同样如此，直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三）边际效用学派对此问题的解答

在当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边际革命十分推崇，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他们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很好的解决了水和钻石悖论，使得百年的古典经济学悖论得以化解。

边际学派中，无论是以重视心理分析方法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还是以数学方法进行论证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帕累托，他们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然其边际分析的本质是不变的。他们认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购买最后一单位该产品所产生的效用，即最后单位的效用决定产品的价值和价格。

回到水和钻石悖论的问题本身来说，边际学派认为水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消费最后单位的水的价值，也即边际价值。水无疑有很大的总效用，人类离开水将无法生存，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拥有量是很大的，而维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在满足必要用水后，还有很多多余的水量，可以满足人类次一点的需求，如牲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如果还有多余水量，则可以满足人类再次要的需求，如洗菜做饭，冲洗衣物等等，如果还有富余的水，将会满足人类更次要的需求，如游泳池，人工喷泉等等，以此类推，如果该地区的水量足够大，则使得人类的需求得以满足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为零，那么水的价值或价格也将为零。反观钻石，钻石又称金刚石，在地球上十分稀少，南非一钻石矿的开采报告称，每吨原矿中平均只能开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钻石，其数量远非水可以比拟，导致了人们消费钻石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非常大，因此钻石的价值或价格十分昂贵。如果改变条件，比如说处于沙漠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几乎没有水源，因此身上仅携带的一瓶水的效用将会非常大，因为其仅仅只能满足生存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农作物，洗菜做饭，冲洗脏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因此，在此极端情况下，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将会非常巨大，远远大于钻石的效用，这一类极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边际学派自认为其给出了古典经济学水和钻石悖论的最终解答。这一边际分析方法随即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分析中，被不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局面，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经济学自有了广泛的边际分析法后，从此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

（四）当代部分经济学者对边际学派解释的批评

对某一经济学派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批评自古有之，如同劳动价值论一样，以边际分析法来解释水和钻石悖论，并非得到了所有经济学者的赞同。

当今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这一所谓悖论完全是自找的麻烦，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论。他们认为，首先，边际学派把计量单位不同之物等量齐观，用所谓的消费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来偷换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水的计量体积单位是毫升，升，立方米，同样也有计量水质量的，如千克，吨等；而钻石的计量单位仅限于毫克，克，克拉等重量单位，一般较少以体积来计量。这里就需要明确，消费最后一单位水，单位是什么，用什么来统一，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钻石，自然在一般情况下，一克钻石远远昂贵于一克水，但是，如果消费最后一单位水不是克，而是千万吨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总质量是钻石的总质量所无法比拟的，那也就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价格便宜了。其次，斯密把使用价值赋予了一个无交换价值的自然物品。虽然说由于环境污染，当下很多自然水已无法直接饮用，但在斯密当时，工业并不发达，水源污染少，可以说水对于人类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饱和的。而钻石虽然偶尔能在露天拾到，然最主要获取钻石的途径依然是大规模开矿，故而两者的对比是十分困难的。

二、以政治经济学正确理解该悖论的内涵

（一）价格不是价值，生产费用论也并不构成价值本身

在当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VALUE）和价格（PRICE）并无政治经济学下的明确概念区分。实际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市场价格是解释价值最好的工具，即因该商品市场价格高，故而价值也高，同理价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下，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服务市场，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无论是租金市场还是智慧市场（包含企业家才能与创新才能），皆能实现稳定且均衡的价格和数量，因此，这一价格也好，价值也罢，即为完美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均衡价格。对此一般均衡价格，绝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就是内在完美的价值。

而根据政治经济学，价值和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格是对现实运行的经济或抽象经济中商品的交换比率，在长期稳定下，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均衡价格。而价值是解释市场均衡价格为何会是这一价格的，这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而是对所以然的解释。即为何市场上不同商品的价格会不同，价格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因此，不能以市场本身来解释不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人经济活动为依托的商品价值的本质，只能由人的劳动来解释，是人类辛勤的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本质。

（二）计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样的计价体系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很难统一单位，也即很难比较出每单位的边际效用的大小，似乎这一点能构成对边际学派攻击的重伤。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自来水也罢，瓶装矿泉水也好，都是人们天天必备的生活必需品，离开了就几乎不可能生存，而钻石属于奢侈品，能用钻石作为装饰品的人十分稀少，拥有哪怕是几克拉钻石，皆被认为是拥有较大财富，属于上流阶层的一个标志。因此，水和钻石不能因为计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断下此结论。如果单位不同不可比较，那么几乎任何两个商品皆难以比较了，甚至是面包和蛋糕这样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见，说“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便宜了”，这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中，特别是城镇中，水皆有其市场标价，当然钻石无疑有其市场标价了，在中国，一般居民消费一年的自来水用量，不过千元，而这远不及购买一克拉钻石的花费，且每个居民皆对自来水的消费比较随便而对够买钻石却十分谨慎，非高收入者不能买。请问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何以忽视这一明显的社会经济现实？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计量单位不同，所以价值就不可比，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广泛价格体系还有何意义？

（三）正确理解该悖论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水和钻石的悖论，意义重大。其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人类改造自己的客观世界的重大意义，以及经济交换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水诚然是人类最重要的物品，然而并不一定构成商品的必要条件，只是在当下社会，人们逐渐在大城市居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水质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才出现自来水厂与水质净化设施等等。这里就涉及到最关键的一点，即价值由什么来衡量，这么多种类的不同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不是商品的东西，对很多对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见的，含有氧气的空气，对于每个人而言，空气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水已经成为了商品，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还不是商品。当然，空气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在日本的超市中，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鲜空气出售，该商品满足客人需求的出发点在于，当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新鲜空气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无法就地获得的物品，因此，特殊的富士山空气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可能，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意义下，空气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价值是物品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有价值，价值的产生源于劳动，劳动是物品能成为商品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价值与商品也依托于市场经济。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下，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换者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但在资本出现后的资本社会，各方所有权者皆参与总价值的分配，但价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说明价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该悖论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反击以主观效用和客观生产费用论来决定价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确解释价值规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场经济规律。

三、政治经济学对该悖论的有效解释

（一）水与钻石的使用价值与价值

水诚然有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水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有使用价值的，即能满足人类的需要。钻石对于人类而言，同样是有使用价值的，斯密所谓的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说法，笔者认为仅仅只是对于人类的生理必备需求而言的，诚然钻石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不能说钻石就没有使用价值，钻石不仅可以作为装饰品与奢侈消费品，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由于钻石的坚硬性质，其还能作为非常好的钻探探头，不仅钻探力量大，且耐磨不易损，这也是钻石使用价值的表现。笔者认为以武断的方式判断水和钻石的使用价值谁大谁小，是不妥的，他们都是对于人类而言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正如古语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绝非如斯密所言的“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价值是以市场交换为前提的，而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故而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水的价值和钻石的价值。

先看水的价值。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用于交换的商品。那时水质没有污染，水源也是干净的，可以直接饮用。其劳动仅限于取水的劳动，各家各户取水的劳动也没有用于劳务交换，可以说属于个人劳动，并非社会劳动，水这种东西在当时几乎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市场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价值。主要的变化是在社会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时期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由于工业的污水排放，水质和水源皆出现了污染，直接取的水无法满足人类的正常生理需要，因此才产生了自来水厂及其中的净化水措施，乃至于修筑水库与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这一商品化趋势更明显地发生在中大城镇中，而在偏远且水源丰富的农村，只要水源没有受到工业或其他污染，水都不是商品，皆不存在价值。在城市，水虽然成为了商品，但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较高，净化自来水与处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强大，辅之于当下桶装饮用水的产业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对于民众而言，生产水的效率非常高，注定了即使水成为了商品，几乎人人都可以消费。极端情况下，比如在沙漠上或因严重污染而无干净水源的地方，水的价格非常昂贵，水的昂贵并非是缺水的缘故，一定是生产干净饮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国经济学家谭立东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沙漠地区，实际不是完全没有水的，甚至很多沙漠地区反而有十分丰富的地下水，但在沙漠，取水的效率很低，因此水的价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发明大规模的取水设备时，可以预见，水的价值会大幅度下降。

那么现在来看钻石的价值，钻石作为一种稀有结晶体，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开采难度更是十分巨大。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到最后的进入消费者环节，钻石产业有六大环节，即勘探、开采、分选、加工、分级、销售。勘探是寻找可供开采，钻石矿丰富的原矿；开采即为开采原石；分选即对开采出的原石进行分类筛选；加工即对筛选出来的钻石进行打磨加工；分级即对加工好的钻石，根据其品相进行分级定价；最后进入市场的销售环节。根据业内人士推断，一吨钻石原矿也无法提炼出一克拉的钻石，而生产一克拉的钻石需要经过200多万劳动者的辛苦劳动，可见因其所蕴含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十分繁重，且该产业链的难度大，生产效率也低，因此其价值非常昂贵。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钻石的生产效率一直难以提升。今天的钻石主产地南非，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挖掘开采与分选机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钻石不仅有奢侈品的特征，还是很重要的工业品，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钻探的需求日益增大，钻石作为最佳钻头的材料无法满足人类对钻头的广泛需求，随之产生了各种钻石替代品，部分替代品甚至成为了比钻石价格略微低的奢侈品，比如合成碳硅石与瑞士钻石。

（二）边际效用学派与马歇尔解释解释的严重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说史上第二次综合的完成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关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论述如下：“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3)这一论述已经表明马歇尔将价格与价值相混淆。随后，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决定于供给与需求，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两个刀锋”。其需求理论正是建立在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的，而其供给理论，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理论的。

实际上，边际效用学派对该悖论的解释也是边际效用论与生产费用论的结合，只是边际学派将供给一方尽量简化，仅仅简化为水的供给量大，钻石的供给量小，而突出需求一方，而马歇尔用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论解释了供给一方对均衡价格的影响，仅此而已。因此，两者对该问题解释的本质是一致的。

边际学派也好，马歇尔也罢，回避价值的本质，以市场自证市场，又将市场的地位近乎神话，将经济学引入一种主观决定论与市场存在即有效正确之论。边际效用说掩盖了价值决定的本质，虽然说以边际效用说解释价值有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形态的因素，然而这一影响却使得自边际学派兴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础理论经济学，特别是价值论，长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认识上。

边际学派所描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客观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和心理感受上的，人们购买的某种商品不会过度，更不会不惜超过饱和状态；社会上钱相对少的穷人必然将钱用在维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随着工资的增加，工人才能逐步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直到较高的工资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然而，主观的边际效用论并非是市场上商品价值的源泉，主观有很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趋从性，主观评价也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扰。此外，边际学派声称的饱和状态，即一个人有钱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边际效用为零的程度，即为人类的终极美好状态，但是13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无论贫富，不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达到总效用的饱和状态，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发强烈。可以说人类存在边际效用理论所描述的现象，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价值就由其来决定。

四、结束语

自1870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来算，至今过去130多年时间了，这一所谓价值悖论的“边际佳话”也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案例。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一经典案例的解释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共证价值上，这无疑是一种以市场自证市场的循环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自边际学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任何一家学说决不能不拜边际效用学派这个码头。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也以此为基础，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皆有边际效用和边际分析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由于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潜力又深刻的经济分析法无法施展自己应该有的空间，如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笔者对于经济学界视边际效用论为唯一价值依据，分析分析发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现实状况表示惋惜。

反观劳动价值论，其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生产的社会条件，很好的解释清楚了水和钻石悖论的内涵与外延，以此强有力反击了边际效用价值说的主管先验与随意性，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排斥，使得其不顾边际效用理论的严重问题，执意坚持这样的观点。

水和钻石争议以边际效用说的“解决”后，理论经济学在思想空间上不是更开阔，而是更狭窄，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样，而是更单调，近六十年来，经济学的创新也仅仅主要集中在应用经济学的层面上，理论经济学的创新陷于枯竭，让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笔者真诚希望有志于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思维空间，以更远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来理解经济学，开创一条理论经济学分析方法，思维模式的新思路，发扬如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的闪光篇章。

注 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24页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8页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81页

参考文献

[1]（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

[2]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篇8

关键词：受众商品论；社会化媒体；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5-0153-03

受众商品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达拉斯・斯麦兹（Dalls W.Smythe）提出的一个旨在揭示资本主义传播工业运作机制的经典理论，其在与欧洲文化学者、文化研究学派就受众商品化与主体性关系，媒介产品的实质等问题的不断辩论中逐步修正和完善，具有深刻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尤其社会化媒体影响力的扩大，该理论又有了新的应用和表现。本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将受众商品论纳入社会化媒体环境中探讨其意义，试图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其特点，在比较中为其注入新内涵，进行再阐释，反思社会化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一、受众商品论及其理论发展

1951年，在瓦萨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斯麦兹首次提出受众商品论的雏形，认为“商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人力（注意力）”。1977年，他发表了《传播：西方的盲点》[1]，直接向西方文化学者发难，指出他们的研究取向中存在“盲点”：只关注文化、传播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远离了经济层面，忽视了媒介与传播系统所提供服务的经济功能。在随后与文化学者长达20年的“盲点辩论”中，他逐步完善了“受众商品论”，系统地从媒介、受众、广告者三者关系中揭示资本主义传播工业的运作机制。也是在这场辩论中，以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与传统的批判传播学派分道扬镳，认为受众对文本内容的接受发生在一个商品交换的特定结构中，既需将其置于资本生产关系的大背景考察，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应该是超越文本和意识形态的，而同为批判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学派持与此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中，节目只是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午餐，目的是吸引观众观看节目，从而将观众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这样，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同时，斯麦兹借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时间的概念，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垄断资本主义的物质现实就是大多数人的非睡眠时间（包括工作和休息时间）都是工作时间。以为观看电视节目是种休息消遣时，实际上正在为产生剩余价值而工作[2]。这深刻反映了受众商品论中受众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即作为媒介拿来和广告商进行交换的商品和作为劳动者创造劳动剩余价值的“人”。

政治经济学学者默多克首先质疑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认为他的提议是单方面的，对文化方面的分析被经济考量所限制。事实上，斯麦兹确实没有回答什么样的受众被出售、具体的过程如何等问题。后来的一批批判传播学者试图解答斯麦兹未尽的问题，反种族主义学者Gandy提出媒介生产的“时间块”（blocks of time）才是商品[3]，只在媒体与受众交流过程中，受众才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主。另有观点指出广告商支付广告费用购买的是受众的观看实践。观众接受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劳动过程，受众在观看附加物（extra），即广告中劳动，正是这种多余附加值才是媒介出售的东西[4]。他们逐渐确立了“观看作为工作”（Viewing as working）观点，其实也是对斯麦兹“受众即商品”判断的叛离。

女性主义学者米汉（Meehan）就“受众商品论”问题上反映的基于男性白人学者之间的“盲点辩论”本身存在的 “盲点”加以补充，他以独特研究视角论述了社会性别“偏见”作为商品在媒介市场上被消费和充当争取收视率话题的现象。米汉通过对行业细分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完善了斯麦兹最初的模型，认为消息和受众都没有被当做商品交换，只是分级（ratings）[5]。“媒介公司想做的事仅仅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6]”分级作为商品的论断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回应和赞同，媒介不参与受众的生产，只是受众的――分级行业将受众信息分门别类包装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如果对米汉的研究进一步延伸会发现，“偏见”即大部分具备经济优势的受众对少部分处于经济劣势的关于“偏见”的想象，以及媒介与传播系统对这一想象的加工、美化和商业包装，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商品和商品生产。即受众商品化过程，并不是人的物化，而主要是人所处的虚拟公共空间的商品化，被资本生产关系切割成一个代价出售的有形商品。在他们看来观看行为不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直接否定了时间块和附加物的提法，其核心是“商品交换”，凸显了商品交换在媒介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至于交换受众的什么并不重要。在对斯麦兹受众商品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观点最终却意外的将争论的焦点聚集于“观看作为工作”上而并非“受众即商品”。

二、社会化媒体改变传播工业

达拉斯・斯麦兹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7]主要的奠基人，开拓了传播权利在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研究取向，在揭示媒介、受众、广告主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传播工业运作机制。沿着这一研究路径，他适时提出了著名的“受众商品论”。在论述社会化媒介为其发展注入新的要素之前，先对媒介、受众、广告主三者关系所反映的资本主义传播工业的运作机制进一步说明。

这样一份图示，基本反映了斯麦兹论述的媒介、受众、广告者三者的关系，同时也清晰的说明了在传播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中，受众沦为商品的从属、被压迫地位。此处展开解释几点：图示所列“雇佣关系”之所以成立，具备2个条件：1.媒介向受众提供“合理”的报酬――内容等；2.受众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掌握“工作技巧”，即懂得使用媒介的技术。这实际是一种“准雇佣关系”，区别于传统工业生产中以合同制为主的雇佣关系。同时，也应注意在这一受众商品化过程中，受众接受了来自广告主、媒介的双重剥削，广告主通过向媒介给付费用，获得了媒介交付的对于受众的使用权（受众的所有权为受众自己），这就是斯麦兹所指出的受众沦为商品的真实过程。在这一价值（资本）交换关系中，受众获得了传播媒介生产的内容及基本的媒介技术，算是受众工作并产生剩余价值的报酬，且还是极其低廉的报酬，实质是一种剥削。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商品化模型，织了一幅新的图景。目前学界对社会化媒体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有从其产生发展角度来阐释的，试图找到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时间节点，如中国社会化媒体诞生可以追溯到1994年中国第一个论坛曙光BBS站的建立，时间节点好断定但未能揭示社会化媒体的内涵；有通过对某些特性的提炼如互动性、社区化等特点，指出只要满足这些特点就是社会化媒体，属于描述性定义。为方便理解，笔者选择以列举不同类型社交媒体的方法，管窥其全貌，包括博客、微博、社交网络（SNS）、百科、点评类社区和内容社区等。社会化媒体与网络2.0时代的提法一脉相承，都意在区别一种有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新的媒介环境，笔者称之为“新媒体意识”觉醒的状态，这种媒介环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交性”，满足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社交需要。

由它引起的传播工业运行机制变化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媒介内容向着个性化、碎片化、趣味化方向发展，迎合受众的心理需求是其主要特征；2.灵活的媒介使用时间，无论是对“时间块”还是对“附加物”都是一种打破，受众商品论中所强调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分散，但绝不意味着工作时间的缩短，而是延长到任何一个可能的休息时段中；3.媒介使用技术的难度降低，手机、电脑终端的普及和智能化趋势只会简便媒介使用技术，降低进入门槛。第一、二点的改变，相当于增加了受众工作并产生剩余价值所获得的报酬。第三点，传媒技术革新尤其社会化媒体的运用降低了受众成为商品的加工难度，即降低了在剥削的“准雇佣关系”中成为受众（工人）的标准。总得来说，社会化媒介的出现使的媒介和受众的“准雇佣关系”更加牢固，客观上说，除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性化变革外，这一变化也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路径：严酷的剥削和一定条件的福利制度的配合。在受众花在媒介上的时间更加灵活、所接受的内容更加个性化、媒介使用技术难度降低的带来的所谓“福利”背后，实际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为受众将更多地不计成本地为媒介工作。

三、“全天候商品人”

从旧媒体时代走向新媒体时代，虽然媒介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受众商品的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受众仍在媒介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角色。这使得早期认为受众为广告商、媒介工作的理论路径和受众信息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研究路径建立桥接，这才决定了受众商品论还有其理论价值，对其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进行研究并注入新的内涵才有必要。应对其有益的方面进行保留，不适应新环境的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

（一）对人主体性、能动性的补足

不少学者指责受众商品论在“主-客”关系中把受众当作被动的无生命的商品，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取向。笔者认为，斯麦兹一派毫不讳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立场，是在承认受众被物化为商品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反对这个事实并促进其改变。任何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强调，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关系批判力度的削弱，亦是对他们自己“人的主体性”追求的削弱。在社会化媒介环境下，不少国内学者彻底放弃了“主―客”模式，认为这是与社会化媒介本质属性完全相背的，开始建构一套中国本地化的“主体-主体”模式，如国内学者单波就呼吁“把多级主体及其互动当作人类传播活动的价值之源”[6]。要旨均指向，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众。但也应注意，尽管媒介平台化趋势明显，越来越成为内容展示的公共领域而不是生产者，忽视媒介有别于内容消费者的传播主动者角色仍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些做法不过是对媒介技术发展，传播新现象产生的机械化迎合，停留于对所观察到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层次。“受众中心论”、“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的引入并运用到中国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现实，都是对传播权力平等化的过分想象，忽视了受众与媒介及媒介背后的资本所有者力量的极度不平衡。如果说“主―客”模式的受众认知是过度悲观的，那“主体―主体”模式就是过度乐观了。真实的受众-媒介关系，应该是一种混合模式，通过实践观察，笔者列出其基本模式图：

在这样一幅基本模式图中，可以发现，“主体-主体”关系只发生在受众与受众之间，此处主体指各方面力量基本均等的双方，实际上就连受众之间也不完全是平等的传播者地位。而所有的受众在与媒介的关系中，又都成为了“主-客”的客体。所谓的“互为主体”实质是客体（受众）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反馈，而这种反馈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说都与媒介传播的信息不完全对等，客体逆向成为主体是可能的，但需要付出代价，如反馈信息的散逸等。笔者将这样的过程称为“主体代价”。基于此，我们才能完成对“受众商品论”乃至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内涵的全面理解。

（二）对受众商品属性的补足

社会化媒体环境中，主要产品（内容）与附加物（广告）的界限变得模糊，时间的碎片化，使得受众与媒介的联系不存在一个可以打包的“时间块”。且受众只是借助媒介与其他受众交流，媒介的沟通中介属性彻底显露，而媒介本身不再是受众与之交流的对象。对“附加物”、“时间块”等的否定，其实就是对社会化媒体中受众商品化属性减弱的印证， “观看作为工作”（Viewing as working）的理论意义正在逐渐消失。实际上，米汉的“分级”就说明了观看行为不是一种价值创造的劳动。只不过米汉没有提及受众观看行为的主客关系，只着重强调“分级”即商品本身。而新的媒介环境催生了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商业模式，消费者身份主体性的体现，无疑更进一步的否定了“观看作为工作”。真实的受众具备商品属性，但是真正被交换的不是受众本身，而是对广告主有用的细分市场中关于受众的调查信息。

笔者在新旧媒介环境对比中，借助受众商品论的研究视野，在对其主要内涵的修正和补充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全天候商品人”概念：1.欢迎“全天候商品人”在传播运行机制中的能动性参与，如社会化媒体中基于内容个性化定制的分群现象，受众更容易产生粘性，投入更多精力在媒介中；2.部分接受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娱乐满足，“全天候商品人”借助媒介让人得以延伸真实社交网络，扩展生活空间，满足了精神、交流等情感需要；3.社会化媒体平台化趋势明显，在全能的媒介面前，人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不会变而且会愈发明显。总之，在新的消费关系中，作为“商品”的受众还是人，只不过附带了商品的某些交换价值属性。与受众商品论强调受众在与媒介的较量中，处于对立的阶级地位不同，“全天候商品人”在于说明受众被社会化媒介带入一个时时刻刻都被赋予价值、“使用价值”从而被“商品化”的社会化关系中的事实，着重批判其将人的时间、精力当作廉价品过度挥霍。这是对受众商品论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中阶级批判立场的刻意弱化，增强了该研究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适用性。

笔者认为“全天候商品人”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合流于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流，将“商品人”概念引入文化工业领域的探讨，其有三个维度：

1.“全天候”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社会化媒体与移动终端、智能手机的集合，使得受众无时无刻都与互联网络相连，需指出不仅传播内容出现碎片化，媒介使用时间的碎片化也变得尤为明显，能够将受众的碎片化时间连接起来，就能在社会化媒体环境的激烈竞争中取胜。2.“全天候”体现在空间维度上，通过社交网络，与真实关系网中的朋友亲人的交流将会不受空间的限制，即使远隔万里，也能同步你发出的每一条信息。而3G、4G网络的建设，更是加快了空间转换的进程，视频聊天成本变得低廉。3.“全天候”体现在参与程度上，实际上社会化媒体平台化趋势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对功能开发的开放，还在于其提供了一个用户内容生产平台。内容和广告的生产和制造不再是媒介“全权代表”，表现为：1.受众和媒介共同分担了内容的生产工作；2.广告（宣传性产品）的制作不再为传播公司垄断，出现了许多草根甚至个人广告行为。媒介经济学者P.Napoli将受众理解为市场的流通货币，认为web2.0时代，受众的活动被金钱化[9]。随着这种流通，受众以超出传统的消费者的角色，延伸到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各个层面的参与。这反映了全天候商品人的第三个维度。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性对于中国传播学界开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媒介经济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尤其在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社会化媒体的新时代中，面对新挑战，需要新的勇气和研究路径。所以笔者才梳理受众商品论的发展脉络，以期在前人对其修正、完善的的基础上，借助将其纳入社会化媒体新环境有所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更透彻地反映现实的传播运行机制，解释受众与媒介的新关系。我们对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受众主体地位上升，在表示欣喜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警醒。所以笔者不失时机地提出 “全天候商品人”概念，大致揭示了受众在与媒介关系中主动性增强、商品性减弱，但是“被统治”程度更深的吊诡现象，笔者称这一更稳固的“被统治”地位为“准雇佣关系”，体现在受众与媒介接触时间、空间和参与程度三个维度上，这是充分商业化的网络媒介对受众形象的重新塑造。

参考文献：

[1] Dalls W.Smythe， 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

[2] 陈世化.“受众商品论”的理论溯源与未来走向[J].新闻知识，2012（1）.

[3] Gandy. O..Tracking the Audience. in J. Downing. A. Mohammadi & A. Sreberny-Mohammadi （eds）.Questioning the Media， pp. 166-79. Newbury Park： Sage.1990.

[4] Jhally.S. and B.Livant.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 124-43.1986

[5] Meehan.E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216-25.1984

[6] 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J].国家社会科学，2003（1）.

篇9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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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篇1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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