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度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或贡献率，需要两个变量：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以及它本身的增长速度。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11.2%的比重，以今年增长率按照IMF7.8%的预测计算，那么它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就可贡献0.87个百分点，相当于IMF对今年全年全球经济3.1%的增长预测的28%，即全球经济今年接近三成的增长动力将来自中国。与之相比，美国经济年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只是0.37个百分点或12%。这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不足8.0%几成定局，但由于其预测增幅是美国经济的4.6倍之多，它仍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最主要的贡献。这是横向比较的结果。

这一贡献率是多是少，就要同时参考纵向比较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根据IMF预测所推算出来的中国经济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28%的贡献率也是历年来最高的。2007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幅高达14.2%，但当年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2010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率为10.4%，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增加至17%。2012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率显著放缓至7.8%，但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进一步升至26%，今年将再上一个台阶至2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在减慢，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却仍在不断提升，抵消了增长减速的影响有余，令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增加。但这一现象却也突出了中国经济的另一值得探讨之处，那就是它占全球经济比重的增加。

表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就会不断增加。但深究之下，度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一般用的是名义概念，要根据当时汇率将其换算成美元，才能作全球性比较。因此它不仅包括价格变动因素，而且还包括汇率变动因素。而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则通常只看实质增长率，即撇除价格变动影响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物价升幅多年以来一直高于美国乃至全球平均水平，而且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积升值逾三成，连同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步伐本来就快，就令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规模能够更快地提升，而足以抵消实质增长步伐温和放缓的有关影响。但这样一来，便得出了容易误导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放缓、但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增加”的结论。

通过贸易的影响

据此，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地是一个学术性命题，其真正的影响力还需要从其他指标来度量，贸易便是其中一个有用的参考指标。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它还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1.2%，较排第二位的美国高出2.8个百分点。在商品进口方面，中国则刚好与美国位置互换，2012年其商品进口占全球商品进口的9.8%，较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低2.8个百分点。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排名稍后，但仍居全球前列，进出口分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

从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大，但从贸易的角度主要要看进口而非出口。

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在此之前，中国商品进口占比不到全球的4.0%，服务进口占比不到全球的3.0%。到了2012年，中国商品进口已占全球9.8%，服务进口占比也增至6.8%，分别排全球第二和第三名，因此它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必然可以从进口中得到体现。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在2012年中国总值1.8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当中，来自欧盟的进口占比最高，为11.7%，来自美国的进口占比则为7.3%，还不及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所占的9.8%和9.3%，仅与来自台湾地区进口占比的7.3%持平。若从地区来看，则中国自东盟（ASEAN）的商品进口占比为10.8%，相当接近欧盟的水平。

以上中国商品进口按来源地的占比是在金额的基础上计算的，但金额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其重要性的大小，只有把中国来自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与它们本身的GDP作一比较，才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市场对其的重要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来自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金额虽然较大，但与欧盟和美国同年的GDP相比，其比率就不过为1.3%和0.8%，远远低于ASEAN平均8.5%的水平。至于中国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就更分别相当于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12年GDP的14.6%和27.9%（日本比重为3.0%）。另外，中国从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相当于它们GDP的比重分别为2.2%～5.5%不等，这就显示中国市场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最高，其次是资源出口国，再其次才是美、欧发达经济体。在这种进口结构之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进口递减，影响大小的顺序也是和其一致。由于亚洲国家或地区和资源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加总还是不及美、欧、日发达经济体，故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进口减少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其实没有市场所普遍担心的那么严重。此外，中国进口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再出口所用，那么中国内需通过进口来解决的比例就不及贸易数字表面显示的那么庞大。

附加值的贡献

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缘故，中国大量的进口当中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许多经过加工/组装/生产后成为最终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中国的进口当中，约六成为制成品，约三成为燃料和矿产品，约一成为农产品，正反映了这种贸易特征。这样一来，对其部分进口产品的最终需求其实并不来自中国，中国只是全球供应链最后或较后的一环，在像苹果一样的产品价值链当中由中国新创造的附加值甚至是很小的，但围绕苹果产品的中国进出口资料却可以很大。这样中国进口对其他经济体的拉动作用也有被夸大之嫌。要准确度量中国经济通过贸易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要撇除这一价值链的连环影响而只看中国的最终内部消费如个人消费开支、政府消费开支和投资有多少是通过进口来解决的。

就此，经合组织（OECD）和WTO联合推出了一个新的统计系列，从附加值的角度去追踪全球供应链当中56个主要经济体和37个主要行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贸易伙伴的拉动作用。资料涵盖这56个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表现及其影响。根据这一统计方式，2009年中国的最终内部需求为其进口来源地所创造的附加值合共有6185亿美元，以单一经济体来衡量，则以由美国创造的附加值最高，占该6185亿美元的12.1%，其次为日本的11.7%，至于欧盟成员德国的占比也较高，为6.6%。由于中国也进口庞大的天然资源，故其最终内部需求为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所创造的附加值占比分别为5.0%、3.3%、3.3%和3.7%。至于其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就以为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创造的附加值占比5.0%和3.6%为最高。

篇2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篇3

[关键词]外贸形势；全球经济；稳增长；调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04-03

[作者简介]刘建颖（1983-），女，湖北武汉人，商务部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一、2013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特点

（一）总体增长缓慢，增速逐步回落

2013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99769亿美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105282亿美元，增长104%；进口94487亿美元，增长67%。受热钱因素影响，我国进出口增长出现较大起伏，如图1。

图12012年1月—2013年6月

中国月度进出口规模与增速

（二）消费类商品增长相对较快，出口单价有所提高

2013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07%和181%。消费类产品出口增长相对较快，其中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和塑料制品出口分别增长101%、134%、137%、109%和18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钢材和集装箱等投资类商品出口下降或增长率很低。在国际市场价格总体下降的背景下，我国箱包、手表、生丝、塑料制品和鞋类出口平均单价分别上涨182%、156%、155%、128%和94%，反映企业逐步从价格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的趋势，如图2。

图22012年1月—2013年6月

中国重点商品月度出口增速

（三）其他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较快

2013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03588亿美元，同比增长63%，占我国外贸总额的519%，较上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64968亿美元，同比增长11%，占外贸总额的325%，较上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其他贸易方式进出口同比增长166%，高于外贸总体增速80个百分点，如图3。

图32012年1月—2013年6月中国一般贸易和

加工贸易月度进出口增速比较

（四）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往来呈现较大差异

2013年上半年，我国与美国、东盟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分别增长56%、122%和84%；与欧盟、日本的双边贸易分别下降31%和93%。因进口需求放缓，我国自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金砖国家的进口持续下降，降幅分别为74%、112%和298%，如图4。

（金额单位：亿美元）

图42013年上半年中国与前十大贸易伙伴

贸易额及占比情况

（五）民营企业依然是外贸增长主要动力，中西部增长继续快于东部

2013年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63209亿美元，同比增长343%，高于同期外贸总体增速25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31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90584亿美元，同比下降05%。国有企业进出口3615亿美元，同比下降47%。

2013年上半年，我国东部省市中福建、广东、浙江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85%、182%和11%，上海出口下降43%。中西部省市出口动力较强，其中山西、安徽、新疆、江西的出口增速分别为523%、442%、246%和17%。中西部地区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46%，较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

二、2013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发展环境

（一）全球经济有望重拾增长动能

2013年上半年，美国、欧元区和部分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弱于预期，使全球经济仅实现26%的增长。下半年全球经济有望重拾增长动能。支持下半年全球增长有所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尽管美联储将逐渐削减资产购买计划、国债收益率出现上升，但全球金融和货币环境依然宽松；近期发达国家经济数据较为正面，美国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表现稳健，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近期出现持续改善，日本经济增长短期内受多方面因素支撑。

1美国经济缓慢温和复苏。2013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强劲，零售增长较为温和，出口因外需不振而面临挑战，私人部门主动增加商业开支意愿较弱。尽管经济复苏“强度”乏善可陈，但“广度”方面却表现充分。主要经济活动对温和复苏均产生一定贡献，包括消费、房地产、信贷、出口、资本开支、就业市场、劳动收入与能源行业投资等。预计201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将重拾增长动能，其中房地产复苏、消费和商业开支增长是其主要动力。尽管近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升，但美国整体金融和货币环境依然宽松，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未来将有所缓解。能源革命等结构性变化将为美国生产率增长提供支持，并遏制通胀压力、提高居民购买力。

2欧洲经济复苏犹在路上。欧洲方面也在努力提振经济，其中英、法、德三国服务业PMI 2013年二季度均表现积极，但仅英国尤为明显，德国虽停止滑落但仍在荣枯线附近徘徊，法国虽现反弹但仍处衰退区间，其他欧洲国家则表现不一，总体上仍在衰退区间进行复苏努力。欧洲方面整体需求的提升仍在弱复苏中，表明欧洲经济尚未走出债务危机阴影。但一些前瞻性指标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如2013年7月份欧元区综合PMI预览值为504，是自2011年8月以来首次回归扩张区间。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明显收窄，多数国家的金融条件更为宽松，欧元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增长前景较为乐观，外需或有所回升。

3日本经济增长短期内受多因素支撑。数据显示日本近期仍处于复苏轨道上。尽管“安倍经济学”的长期结构性前景备受质疑，但短期内，日本经济增长受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日元贬值、全球经济增长逐渐改善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2013年一季度环比增长1%。迄今为止，日本经济复苏主要由消费和出口驱动。预计2013年下半年商业投资支出将呈现改善，日元弱势将支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弱、能源进口成本上升，这一贡献相当温和。

4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放缓。中国经济放缓已对一些大宗商品生产和出口国产生明显负面影响，预计影响还将持续。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也是拖累新兴经济体市场情绪、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国内信贷扩张实现增长的国家。受热钱离开因素影响，印度、巴西、南非和东盟的资本市场均有所下跌，经济增速面临压力。

5《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3年7月9日《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 2013 年全球经济增长31%，是年内连续两次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元区经济持续衰退，几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需求明显减弱、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新的下行风险，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下滑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特别是由于潜在增长可能下降，信贷可能减缓，以及如果美国预期的取消货币刺激的措施导致持续的资本流动逆转，那么金融状况可能显著趋紧。IMF在报告中指出，要实现更为强劲的增长，各国需采取更多政策行动。具体而言，主要先进经济体应维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同时制定可信的旨在实现中期债务可持续性的计划，并通过改革恢复资产负债表和信贷渠道。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在支持疲弱的经济活动与控制资本外流这两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宏观审慎和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缓解二者矛盾。

（二）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扩大 16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4%。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2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31万。

从“三驾马车”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看，2013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贡献率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贡献率09%，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上半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分项是投资，投资暂时超过消费成为GDP首要拉动力量，可能反映经济增长放缓已影响到居民的持久收入预期。

总体看来，2013年上半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开局良好。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三、2013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形势展望及政策建议

国际方面，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改善，以及量化宽松（QE）规模可能的收缩，全球热钱的流动规模将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望减轻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若201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持续，欧洲不出现更坏表现，将有利于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国内方面，政府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将在下半年逐步显现。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的一大步，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出台12项措施，切实减轻外贸企业负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外贸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8月份开始，包括免收出口商品法检费用、减少检验出口商品种类、关检“三个一”试点扩大、通关实施分类查验等直接减免出口企业费用等一系列外贸优惠和便利化政策开始正式实施，将降低企业通关法检成本，提振出口企业信心，增强企业预期，对出口增长形成一定支撑。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也将对外贸增长作出贡献。从商务部企业调研的情况看，信贷融资成本上升压力突出，后期随着金融信贷支持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汇率水平若保持稳定，那么在其综合作用下，进出口有望逐步恢复。由于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虚增数据将对2013年下半年的数据造成一定的高基数影响，因而未来出口在外需增长平稳的前提下，增幅仍有限。进口方面，预计随着下半年政府对内需的推动，国家扩大进口政策的效力显现，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逐步止跌回暖，进口会发生较明显增长。总体来看，2013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前景有望稳定，预计全年外贸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全年进出口增速略高于上年水平。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完善政策、优化环境，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又要着眼长远，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外贸经营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等“五个优化”，着力改善外贸内外环境、着力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全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

第一，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若干意见所涉及的相关措施。外贸企业企盼各项政策全面、完整落实。政策落地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微调，并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第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篇4

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贡献突出

世界银行的《2 0 1 7 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 0 1 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为2.3%，仍处于危机后缓慢复苏期。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不稳。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仅为1.6%，创5年来最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仅为13.0%，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极不相称。欧元区2016年表现超出预期，经济增速达1.7%，8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只有8.9%。日本经济消费和生产双重下降，2016年经济增长预计为1.1%，对世界经济贡献为2.2%。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明显。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分别为0.6%和-0.2%，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增长或可成为亮点，但其“废钞令”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对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2016年经济增长6.6%，鉴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对世界经济贡献仅为6.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全年经济增速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2%，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主要拉动力。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

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克服了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难，避免了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失速，企业效益较明显好转、积极因素逐步积累，正在努力实现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的转型升级，为世界各国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实体经济企业积极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实体经济是我国产业的主要部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任务。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加工贸易快速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延长资源性产业价值链的问题，东北地区面临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的问题，全国都面临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2 0 1 6年，中国大力推进“三去一补一降”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防止其出现金融风险，避免企业负债过高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振兴。通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确保企业p负增利。对房地产泡沫和地区分化现象保持高度警惕，以增加土地供应、加快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大力发展城市群等措施，推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2 0 1 6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权威论坛42 第3期 紫光阁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制造业投资预期不断改善，大中型企业盈利不断回暖，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单位成本有所降低。12月PMI为5 1 . 4 % ，连续5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3.8%和5 2 . 0 %，持续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PMI创去年新高。

“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为世界提供有益经验。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中国钢铁出口产品遭遇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41起贸易救济调查。事实上，钢铁产能过剩起源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需求不振，是全球钢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各国应共同努力解决，而不仅仅是中国钢铁业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企业抵触大、资金补偿少、职工安置难、债务风险高等困难和阻碍。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采取去产能措施时间最早、行动最具体、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著。2016年，中国钢铁煤炭行业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提前完成全年削减钢铁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河北省作为钢产第一大省，2016年1―11月份，压减炼铁产能1761万吨、炼钢产能1 6 2 4万吨，分别占国家下达任务的1 6 9 . 5 % 和198%，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中国“去产能”任务的完成，为缓解世界产能供求总量失衡，为新兴经济体修正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力争为各国政策协调，减缓弱势产业劳动者的“阵痛”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支撑引领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断探索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寻求高水平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协定，构建新型全球化合作框架，引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努力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撑引领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创造者、世界经济变革的驱动者、人类共同发展的担当者。

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提供“搭便车”机遇。在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下，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 1 2 9 9 . 2 亿元人民币（ 1 7 0 1 . 1 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个境外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0589.2亿元人民币（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16207.9亿元人民币（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因此，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十分多元，几乎囊括所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领域。在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投资增加对相关国完善工业体系、改善基础设施、创设就业岗位、提升民生福祉、渡过经济危机提供重要支持，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为全球跨境投资注入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预测，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将达4 . 9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环境改善，中国以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3850亿美元）、英国（ 1 7 9 0 亿美元），居全球FDI接受国第三位，增长2.3%。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继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如研发）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促进了跨国公司创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加速了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技术的全球传播和扩散。

带动全球货物、服务重要消费市场。2016年，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总人数超过1.5亿人，为世界消费市场提供强大支撑。消费提高产生的内需增长为推动世界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4万亿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24%，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贸体系的稳定和繁荣。2016年，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对相关贸易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中国继续为世界提供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等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推动技术革新和推广、提升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间接带动全球经济与就业的复苏与发展。

引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现实，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着力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权威论坛紫光阁 第3期 43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同时，在G20、APEC峰会等场合表明支持并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帮助中小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2016年，中国继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启动5个自贸区进程，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主导RCEP谈判，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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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例失调论；比例失调问题；政府职能转变

一、 引言

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导致唯逐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调，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那么在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中国，比例失调这一问题是否存在呢？本文将在“比例失调论”思想指引下，选取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第二、三产业内部比例失衡、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内部比例失衡等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生产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失调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根据经济学思想指导，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经济内部“比例失调”问题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无论在何时代，社会总劳动在社会各大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只有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协调，才能使社会各大部门内成员的劳动价值顺畅地交换，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果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经济活动不能顺畅进行，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经济学者认为，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的失衡。

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世界瞩目，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适应了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实现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现在该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正在加剧，社会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日趋严峻。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和市场，导致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张维迎指出，“目前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都是由过去的产业政策导致的”。例如为了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大量补贴积极鼓励兴办光伏企业导致目前严重产能过剩，企业纷纷倒闭，再次重蹈过去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覆辙，这是社会劳动总量分布失衡的典型案例。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长期存在的矛盾，是比例失衡的典型代表。另外，本文还从投入结构角度选取了第二、三产业内部比例以及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内部比例两大方面，对社会劳动总量分布比例失调问题进行说明。

1. 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扩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前十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比重为36%，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投资比重比80年代有一定提高。2003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推动。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数据对比来看，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由1980年的71.8%下降到2012年的49%，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则由1980年的26.4%提高到2012年的48%，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贡献率由1980年的1.8%上升到2012年3%。自1978年～2012年的34年里，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50%的有18个年份，低于60%的有21个年份，21世纪以来，消费贡献率只有2001年（50.2%）和2011年（51.6%）超过50%水平，其余年份贡献率均低于50%，在35.8%～47.6%区间内徘徊，甚至包括2012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最终消费支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71%～75%之间（时间跨度为1960年～2009年间）。另外，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极低，2008年～2010年3年的时间里，其比重都维持在34%～35%区域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为79%，家庭消费比重更合理的代表是2007年，发达国家中的英国，比重为63%，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印度，比重为56%。

2. 第二、三次产业内部比例失衡问题。对于第二产业，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中国工业化程度低的缺憾，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导致人民日常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十分短缺，因此必须进行轻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几十年发展，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从1986年到1996年间，轻重工业的比重一直在50%左右相对稳定波动，但到20世纪末，中国工业结构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重工业发展趋势，在1999年～2011年的13年间，轻工业产值由41.9%下降到28.1%。重工业由58.1%上升到71.9%，2009年至2011年3年间重工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比改革开放前还要高。这种变化一是源于我们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二是源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刺激了钢铁、水泥、石化、船舶、能源等重化工业的发展。旺盛的投资需求让不少技术落后，原材料消耗高，浪费严重，管理水平低，经营不善的企业存活下来，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很难。另外，“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仍处于粗加工阶段，产品基本处于低附加值阶段，而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制造业比重过高，高技术产业的机器和运输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偏低，中国产品技术密集程度和附加值偏低”。

虽然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逐年增加，但其内部比例关系存在失调现象。按照不变价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指数从“六五”期间的平均指数110.3到“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指数为108.6，一直处于缓慢的下降状态，库兹涅茨根据对57个国家地区的有关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的总体趋势和世界其他国家大体一致，但是具体统计数字的差距依然差距很大，并且中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金融保险业产出占第三产业以及GDP比重在2001年～2006年期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按当年价计算，均在10%以下，2007年后有所回升，但比例仍然很低，2011年比例为12.2%，这背离了世界第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国际经验看，第三产业内部产出结构往往有如下变动趋势：当人均GDP水平较低时，商业、旅馆和饭店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发展较快，其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当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金融保险等生产业的产值比重将快速上升。

3. 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内部比例失衡。供给结构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具体包括：一是劳动和资本两类基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中除去劳动、资本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部分，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不仅能反映技术进步情况，更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政策、信息、对外贸易环境等各项因素综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若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那么其经济增长方式多为粗放型或数量型；若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其经济增长方式多为集约型或质量型。通过对1978年～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结构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迁特征分析发现，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要素投入增长所推动的，并没有伴随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数据分析显示 ：（1）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2008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5%；（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8年以后作用进一步强化，2003年～2008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61.6%；（3）全要素生产力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幅度较小，基本稳定在50%以下，此外，存在着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错位运行的现象，与1983年～1985年、1992年～1996年两个时期的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值相比，2003年～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值普遍偏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高位运行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并存的现象。这从侧面反映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并没有伴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属于制度优化、政策优惠、科技生产力及对外贸易环境改善等因素综合贡献的力量依然有限。

三、 政策建议

如何衡量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以及它的失衡程度？根据思想提示，各行各业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就是衡量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个合适尺度。在此思想指引下，本文认为，预防危机的发生应该重新科学认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此时的调控不应再像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样，仅以弥补投资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目标，而应该以矫正遭到破坏的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关系为主要目标。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有一大假设前提也是其理论的重大缺陷，即假设政府是理性的，而实际情况是政府并非理性，政府失灵常有发生，所以当下政府的改革目标应该真正朝“小政府大市场”努力。本文建议如下：

（1）改进投资效率，优化投资领域中的政府职能。在高投资率下的中国，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尤为重要。要优化投资领域中的政府职能，政府投资占比较高及其投资辐射效应、政府对于投资项目的宏观调控、政府对于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的干预使得投资领域中的政府职能优化对于提高投资效率至关重要。首先，合理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投资主要用于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市场配置效率低下的的民生领域和公共事业社会领域，而不宜涉足市场竞争性领域，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要健全决策和风险机制，对于一些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应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尝试引入竞争；其次，加强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间接调控，通过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重点扶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信息通信等对未来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产业，严格设定投资的市场准入、行业准入条件，适度引导民营企业投资方向，减少市场化投资的盲目性，合理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最后，禁止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淡化经济调控职能，强化基层政府服务性质的行政管理职能，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为谋求GDP地方政绩，以各种方式干涉投资活动，积极落实协助民间投资活动的各项政策措施。

（2）积极引导三大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提高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在满足农业发展就业需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剩余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适度发展第二产业，转变单一加工工业的模式，促进新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建设，将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工业联系起来，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消耗量，减轻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需求压力。

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和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有效结合起来。积极重视对商贸流通、社区服务、文化娱乐、休闲保健、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工作，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与城镇化建设相关的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包括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多个领域，第三产业各项服务业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城镇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带动并促进城镇化的合理、科学建设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城镇化是工业生产和服务业需求的最大源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已经验证了第三产业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

（3）提高要素供给效率，缓解经济增长供给结构内部比例失衡问题。以强化教育与培训为手段，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综合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缓解经济增长供给结构内部比例失衡问题。基于教育周期长、产出效益具有间歇性和滞后性的现实，国家财政须义不容辞的承担教育投资的主要角色，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压缩对物质资本的投入，切实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让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进一步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改革，努力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各级市、县区、农村之间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缩小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及城乡差异。合理调整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的投资比重，中国提高人口整体教育素质当务之急在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素质，包括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问题以及成年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育问题，只有这样，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才能真正适应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适应国内经济发展以及产业行业需求变化的要求，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当适当向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倾斜。

参考文献：

1. 王勇.再论比例失调.社会科学.2010，（9）：41-48.

2.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结构变革与金融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6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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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晖，饶勤武.转型时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困境与出路研究，经济问题，2012，（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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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学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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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中国经济增长——跨越增长率‘驼峰’的路径选择”（项目号：2013cw03）。

篇6

一、次贷危机发展情况

虽然这次次贷危机凸显于2007年2、3月份，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00―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的发生。我们将次贷危机的发展情况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危机酝酿阶段

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发生，迫使美联储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到2004年连续13次降息，利率水平从6.5％降至1％，为46年来最低。其效果是避免了美国经济衰退，用新的房地产繁荣取代了已经破裂的新经济泡沫。支撑美国房地产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数据显示，次级抵押贷款占全部抵押贷款的比重从2000年的2.4％上升至2006年的13.6％(真实情况可能要达到30％以上)。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和次贷比重的快速上升，为日后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初露端倪阶段

从2006年中期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下滑。2006年8月，美国旧房销售中间价比上年同期下降1.2％，11年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2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2007年初的报告显示，2006年四季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不良率显著恶化至13％以上，达到4年来的最高水平；抵押贷款违约率(逾期30天或30天以上未偿付贷款的比率)升至4.95％，创下200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新高。

(三)来中爆发阶段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拉开了次贷危机影响全面显现的序幕。

(四)愈演愈烈阶段

进入新的一年，随着企业经营年报的披露，次贷危机的不良后果进一步浮出水面。 从趋势看，美国次贷危机的事态发展还在演变之中。有人形容次贷危机如冰山一角慢慢融化，其最大危害并非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损失，而在于银行信贷紧缩、对其他资本市场的溢出影响、风险程度上升以及人们对经济增长信心的下滑，特别是处理次贷不良资产、重拾市场信心尚需时日。

二、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破裂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次贷危机因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而产生，大量中低收入者无力偿还债务，不少家庭低价变卖房产，导致房屋消费大幅下降，地产价格下跌，又进一步加剧房地产泡沫破裂。从美国看，截至2007年底，新房销售和建造量与高峰时相比下跌了一半，房地产投资处于近27年来的最低水平。人们普遍估计，美房地产市场此轮下行周期还只走了一半，其负面效应将继续扩散。美房地产业产值占GDP的5％，对就业的贡献率高达75％，并对私人消费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美经济增长的关键。房地产泡沫破裂与次贷危机的双重打击，使得美国民众的“房价财富效应”大大缩水，直接削弱美国消费者信心与居民消费支出。

美国经济咨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下滑，2008年1月份跌至87.9，比2007年7月下跌了21.4％。从全球范围看，整个房地产市场都面临“熊市”的威胁。目前，欧洲各国银行普遍压缩住房抵押贷款数量，致使欧洲房地产市场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房价随之进入“寒冬”。去年第三季度，法国、西班牙等国房价10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一向以坚挺著称的英国楼市从2007年11月开始也连续下跌，有关专家预测，欧洲更大一波房地产熊市将于2008年全面来临。

(二)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仍在深度蔓延，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全新的金融风波

据调查，目前全球投资者拥有美国以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有价证券总额达1.6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本总市值的6％，占美国金融总资产的15％。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许多金融企业的账面出现巨额浮亏。截至目前，美国方面，花旗银行、贝尔斯登、美林证券、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等国际著名的大金融企业都已报亏，有的出现经营困难；欧洲方面，瑞士银行、西德意志银行也纷纷宣布经营亏损，瑞士银行2007年第三季度净亏损7.12亿美元，西德意志银行全年亏损14.5亿美元；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受次贷危机波及而出现损失。日前，标准普尔表示，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而最终蒙受的损失可能高达2650亿美元。现在可以看到的数据还只是大型金融企业的，预计热衷于投资次贷相关的高风险资产的中小金融机构损失更为严重。同时，近年来受资产证券化等因素推动，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大幅膨胀，比如，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过桥贷款总额已达3500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形势出现逆转的情况下，这些表外业务不仅可能出现大量亏损，而且清理起来极为复杂。

二是证券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经营状况急剧恶化，受此拖累，证券市场的房地产类股票和金融类股票严重缩水，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全球股市震荡加剧。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价，由最高时2007年10月9日的14164.5点，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11971.2点；英国伦敦富时指数收盘价，由最高时2007年6月15日的6732.4点，一度跌至2008年1月21日的5578.2点；日本日经指数，由最高时2007年6月21日的18240.3点，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12573.1点；香港恒生指数，由最高时2007年10月30日的31638.2点，一度跌至2008年1月22日的21757.6点。

三是金融市场的信用紧缩严重。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发展，各国银行业普遍上调了贷款利率，提高了放贷标准，减少了信贷规模，主要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紧缩。出于对风险的防范，国际投资者的行为也趋于谨慎，投资热情受到一定抑制，投资交易量低且交易缓慢，企业并购和融资陷于停滞。

此外，次贷危机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元贬值和国际原油价格暴涨。次贷危机使美联储被迫改变加息预期，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通胀

转为防止经济下滑，至今已连续4次降息，累计降幅达2.25个百分点。美降息使美元与欧元、英镑利差拉大，美元承受着更大的下行压力，加之其他国家央行抛售美元资产，美元已降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元连续下跌，加之投机炒作、库存下降以及地缘政治冲击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近期再度暴涨，突破100美元／桶。

(三)已出现拖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迹象，进而可能挫伤全球经济增长

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分敏感的调整期。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7年，有人认为，本轮经济周期可能到了“拐点”时刻，在经济调整压力和次贷危机冲击的叠加影响下，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比2001年时更为严峻，此次美经济一旦滑向衰退，程度可能更深、持续时间更长。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是处于“增长性衰退”之中。所谓“增长性衰退”是指美国经济增长低于3％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但还没有陷入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衰退(即GDP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由于“增长性衰退”持续时间较长，其带来的阵痛会比以往的短暂衰退还要大。今年1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美经济按年率计算仅增长0.6％，增幅远低于前一季度的4.9％；2007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2％，是过去5年来的最低增幅。最近，美联储调低了2008年美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2.5―2.75％降至1.8―2.5％，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美经济调整或者说衰退，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28％。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市场，2007年美居民消费支出为9.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近20％，而同期中国居民消费仅1万亿美元，印度只有6500亿美元，美消费需求不足留下的供需缺口，无法由其他国家包括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印等新兴国家来弥补。美国消费行业全球化程度较高，亚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美国打喷嚏，全球要感冒”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跌0.22个百分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将平均下跌0.13个百分点。同时，信贷扩张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繁荣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其“财富效应”形成了特殊的“资产依赖型经济”。这次次贷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经济扩张机制的基础，给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投下了阴影。近日，IMF下调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4.9％减缓至4.1％。其中，美国从2.2％减至1.5％，欧元区从2.6％减至1.6％，新兴市场经济体从7.8％减至6.9％。

也有专家认为，由于全球经济对美依存性明显减轻，美国经济放缓产生的外部“溢出效应”有限。一方面，区域合作加强，欧亚各自的区内贸易增长迅速，使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下降，有助于抵消美经济放缓带来的不利影响。据统计，2000―2005年，欧元区对美出口的比重从17.2％降至14.9％，日本对美出口的比重从29.7％降至22.5％，亚洲“四小龙”的降幅均在7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动力充沛，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金砖四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IMF认为，2007年“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一半。预计2008年“金砖四国”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总之，受次贷危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我们需密切追踪、科学分析次贷危机的演变及其对我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合理谋划、积极应对。

一是努力化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手抓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节能环保型产品的出口，努力扩大服务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积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扩大能源、重要矿产品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进口。

二是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合理规避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时的风险，并渐进调整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分散外汇储备风险。

三是做好金融监控工作，严密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

篇8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等等一系列因素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导致中美两国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不同的改变。

首先体现在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中国的经济贡献率不断地上升，而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3.1%，中国的GDP增速达到7.7%，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大为增加，经济力量不可小觑。其次，表现在全球的贸易地位。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一直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正面角色，贸易增长的潜力巨大。数据显示，中国在吸引国外投资者到国内直接投资方面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额也在迅速攀升，并且这一事实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最后，在国际投资方面，中国成为了继美国之外的吸引国外投资者投资的第二大流入国。

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幸免，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政策，综合分析各种利弊才能使伤害最小。中国的增长已经受到世界的关注，而作为中国的货币――人民币的走势也受到各方关注，人民币从2005年的升值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7月份，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也给中国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就必须经受住考验保持在一??比较稳定水平上，并且进行有浮动的、有管理的政策，从而避免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伤害。

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形势分析

（一）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的发展

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剧烈的冲击着世界的经济，全球经济动荡，国际的经济秩序也受到破坏。从总体看来，这次的金融危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债务危机，借到款项的个体或企业无法偿还利息甚至无法偿还本金。第二个是流动性危机，银行把存款借出后借款人无法偿还本息，而当存款人要来提现时，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从而不能满足客户提现的要求，引发流动性危机。第三个是信用危机，从金融机构都不能顺利的提取存款使得人民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对金融活动产生怀疑，从而引发了信任危机。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发展并且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跌落。但是毕竟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正式的消除，经济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恢复，全世界的经济仍然面临着不平衡甚至不稳定，因此未来的经济形势面临着不确定性，可能增长，可能动荡。

（二）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

金融危机改变了各个国家的力量格局，全球经济布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1）全球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生了改变。金融危机带给世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这个拥有悠久的历史、雄厚实力的公司都能破产倒闭，这个事实让许多的企业甚至政府感到害怕，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经济。紧随其后的美林被收购、大型企业破产倒闭或者重组，这些重大的危机让金融行业盈利水平下降，人们投入到这些行业的财富也缩水严重，于是人们开始减少交易量，再加上政府管制，人们对国外经济状况的不确定资金纷纷回流，这些又加剧了金融业的衰退，经济增长受到破坏。

（2）金融发展模式的改变。资产的高杠杆化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使得金融业受到了重创，经济不得不从虚拟转向实体，以银行业为例，我们之前采取高利润、高负债的融资模式，在危机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银行业务，不再一味的追求表外业务。

（3）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金融危机过后，各个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制定属于自己国家的监管措施使损失达到最小、受冲击程度最小。例如欧洲的国家就建立了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其目的的就是建立新的宏观监管体系，稳定地区的经济增长。

（4）金融区域结构的调整。原本的金融中心像纽约、伦敦可能由于危机会向东方的亚洲移动，东京、香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比较大，他们可能会替代原有的金融中心。

（5）国际资本流动。危机过后经济恢复发展后，国际资本仍然会从新兴的国家流向发达的国家，就拿新兴的股票市场来说，资金明显流向美国、日本和欧洲。

三、人民币汇率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状况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了人民币汇率不但以市场的供求为原则，更要参考市场上其他各主要货币的动态，这一次的汇率改革确定的人民币汇率的方式包括三方面：第一，单一以全球的需求来确定扮演价格信号的角色；第二，我们把其他的货币当作一个整体；第三，汇率的制定方式与中国的贸易状况有关，汇率会根据贸易的状况进行自我的调节。在我国参考的众多国家中，美国所占的比重达到半数以上，因此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汇率水平受美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被动的，不具灵活性。但是从一些有关的数据可以看出2005年之后人民币是处于升值地位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美国，美国为了摆脱国内民众对于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注意力，降低人民对于政府能力的猜测，毅然决然的拉升人民币币值，并且多方面给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在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处于一个低谷期，危机的源头――美国更是经济低迷，为了拉动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更加剧了美元汇率的低迷，而相比之下人民币就处于不断升值的地位。这种状况在2010年的下半年更加的明显，这是因为2010年后期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而全球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的促使人民币升值，为了应为来自世界的压力，人民币也不得不一直提升，可见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跟本国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更是与全球的经济形势、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不可分开。

四、中国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采取的对策

（一）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和规模

（1）建立能源储备体系。我国目前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对能源的需求也是不断增长。而外汇储备以及战略物资的储备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但外汇的储备风险较大，对人民币的汇率的要求也较高，所以在我国目前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把对外汇的储备变成能源的储备除了可以降低风险外，还可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与保值，保证我国能源的供给，提高我们国家对于能源的掌控能力。

（2）改革现存的结售汇体制。我国央行针对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采取的是吸纳超额供给的外国货币，由于央行吸纳的能力不足，外汇储备量还是相当的高，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结售汇体制进行变更，发挥银行的商业功能，提高商行的持汇水平，吸纳超额的外汇储备，也可以将国家手中持有的外汇放给企业与个人，减少央行持汇的风险。

（3）加大外汇的贷款力。我们从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加大外汇贷款力度，可以加大政府对外汇用于国内外投资的掌控能力，降低政府财政负担，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二）加强对FDI的监管

我??近些年来对于跨境资本的流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市场的稳定受到了破坏。因此，加大对跨境资本的监管，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法律措施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是市场导向型的跨境资本才能保证市场的稳定，才能促进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从而促进我国技术型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的经济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

篇9

    楼继伟是在巴库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理事会第48届年会上一场主题为“重新审视亚太地区增长潜力和模式”的部长级研讨会上做如上表述的。

    亚行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仍有望实现6.3%的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但面对更加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增长潜力和模式。

    站在十字路口的亚洲经济将走向何方?楼继伟认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受住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重要的原因就是亚洲经济体自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实施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过,楼继伟认为,近些年亚洲经济体增速开始放缓,也暴露出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均GDP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等。“应对这些挑战,各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借助结构性改革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面对共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楼继伟表示,希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加强区域的互联互通和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方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替代现有机制,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因此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

    他指出,亚洲各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治理,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等,积极发出亚洲声音,提升亚洲区域的整体实力。

篇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推动了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使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金砖四国”表现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增长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实际汇率计算达到3.8%；世界贸易量增长了9.4%，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2%，达1.2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本轮世界经济繁荣中，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全面振兴。据IMF数据，200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7.3%，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5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6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从20%上升到了25%，对全球贡献率为30％，按PPP计算超过50%。原因在于：一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源领域的投资和自身发展能力增强，经济进入加快增长期；二是中东国家得益于石油收入和贸易顺差，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更多的劳动人口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年均经济增速从过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5.2%；四是拉美经济稳步增长，主要大国削减公共支出、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励私人投资，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渐增强，2006年经济增长5.3%；五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色，虽然泰国出现了短暂的金融动荡，东盟经济总体稳健，四小龙经济增长较快，2006年亚洲（日本以外）经济增长8.3%；六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成为美国之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主要动力，有研究报告预测，今后5年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超过G7集团。

（二）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动性泛滥，导致全球性资产市场泡沫化

2007年，全球经济尽管有所放缓，但仍高位运行。同时，各经济体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依旧严峻。这种不平衡最主要表现在贸易不平衡上，美国的贸易逆差连年扩张，短短几年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不平衡，美国的储蓄相对不足，而其他国家消费相对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和产业转移，才造成贸易的不平衡。

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泛滥并没有体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当中，经过连续不断的加息和收缩流动性，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物价指数目前增幅相对温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主要是由服务价格（特别是与居住相关的服务价格，如租金等）带动上涨的，而可贸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价格却由于全球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呈现下降态势。但是，流动性泛滥在资产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体现。不但房地产价格在经历宏观调控之后仍顽强上涨（美国房地产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股票市场不断将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场涨幅将近20%，并且已经超越了2000年初创造的历史高峰。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在流动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运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可能触动商品市场，富裕流动性将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反弹，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综合因素导致全球资产市场泡沫化。

（三）新一轮结构调整凸显了产品价值链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全球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产业内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3。同时，产业内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从目前全球价值链内部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其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在化学、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原材料和中间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

三是产品价值链分工导致生产的“分节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在产品内部，当分工形式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升级，由产品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环节转移时，产品的“分节化”生产得以实现。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这改变了产品生产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产的传统方式。目前，已经出现的一种贸易流现象：新兴工业国家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中国出口成品――发达国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势下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四）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发展中国家贡献增加

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受到约束，从而为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总量扩张的同时，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不断改善。世界各国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使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按名义价格计算，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国际直接投资地区间分配不均衡，服务业是FDI流入的主要产业

据联合国初步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超过此前2000年的1.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7年，弱势美元促使更多外国投资流入美国，使美国成为最大FDI引资国，估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1930亿美元。英国紧随其后，约171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新增外国投资接收国，法国以1230亿美元位居第三。欧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区，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0%。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其金额达670亿美元，较2006年的690亿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国和穷国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长的同时，全球很多地区的跨境并购表现活跃。

生产业跨国转移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的突出特征，服务业跨国投资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在当年流量中也超过一半。世界跨国公司向服务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世界500强中一半以上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其中制造业相当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务业。生产业与第二产业相互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外包的发展。2006年全球外包业加快重组，总规模估计达8600亿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质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外包迅猛发展，外包业务种类扩大到软件、后台服务、呼叫中心、研发设计等，服务外包丰富了产品供应量的内涵，成为服务转移的重要形式。

（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快速发展 1．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调主要是由WTO推动的。同时，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使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完善。

2．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

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1）在多边层面，自乌拉圭回合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以来，WTO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在双边层面，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来实现。（3）在地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包括外资流入较少的南亚、西亚和西非）经济组织都进行了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并达成了相应的框架协议或旨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合作计划。

3．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尽管国际竞争政策仍然“缺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制定全球性竞争法规的必要性，正着手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

（一）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断增多，“金砖四国”继续成为亮点

为适应全球化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未来必将有更多国家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其经济结构调整将紧紧围绕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调整方向进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长点，带动行业结构优化；扶“高”。就是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技术结构升级；扶“大”。就是扶持企业扩大规模，推进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产品，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竞争能力。除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外，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但更趋多元化，而且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通过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全面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亮点，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在于，流动性泛滥，这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三）结构调整进一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资本流动呈现水平型

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构调整的知识型服务型特征都很明显。目前，服务业占世界GDP的比重已达68%，生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生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升级使国际竞争从成本和价格的竞争过渡到技术与品牌的竞争，再演变到了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成为决定各国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从中长期看，制造业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逐步相对下降。

从资本流动趋势看，发达国家既是资本提供方，也是资本使用方，国际资本流动呈水平型。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体或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四）结构调整的区域化特征增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在此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国家通过双边、多边或自由贸易区谈判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改变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建立保证区域经济增长的新结构。区域一体化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创造效应”，有利于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部分工水平，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区域化和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通过地区内部利益整合，在区域层次上实现全球化带来的部分让渡要求，这不失为一条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尽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层级，但在现行谈判机制下，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五）此轮结构调整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但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市场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少数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比较优势，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又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或虽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其国民经济主要成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国公司将继续发展，但受约束大，政府和社会力量增强

上世纪的9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兼并、收购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超过了历史记录。一个新企业或新经济发展的利润空间很小，基本被跨国公司垄断，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的门槛条件也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和本国市场所能够提供的规模和利润。跨国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垄断世界市场份额，而不再是继续投资，因此而导致跨国公司发展与非跨国公司发展之间差异拉大，非跨国公司逐渐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而形成等级分类和控制的发展模式，这在21世纪初将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起国家那种试图全面追赶的跨越式战略可能不能实现，或者实现的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