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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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内涵；高校德育；精神资源价值

一、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代表和主流是儒家文化，只有深入了解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及其特质，才能充分认识儒家文化在德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是经孔子创立的儒学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累条件下，不断继承、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文化思想体系。“所谓德育，即教育社会中的人学会在社会中如何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和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稳定的道德心理。”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仁者爱人

“人文”一次出自《周易》：“观乎人乎，以化成天下。”从这一思想渊源来看，“人文”不仅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弘扬，也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和手段。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既是儒家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精髓所在，也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孔子认为“仁”就是要“爱人”，“仁”的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还包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孟子说“亲亲，仁也”，亲爱自己应当亲近的人，这就是“仁”，又说“仁者爱人”，“仁，人心也”，孟子突出阐发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 而且还要爱百姓、爱万物。国家施仁政，孔子主张道德教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施德治，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居家施仁，讲“孝弟”，父慈子孝，家庭美满；与民施仁，讲“忠恕”，人际和谐，相互尊重。作为道德规范的“仁”，用于人际关系时，孔子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由血缘亲情衍生、演绎而来，孝悌即为仁之本，其泛爱思想是血缘亲情的扩张与舒展。由此凝结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形成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儒家提出的路径是“为仁由己”，“其方法上讲求‘慎独’，认真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断合乎道德伦理规范，成为完整意义的人”，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

（二）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性――见利思义

儒家文化强调道德理性，道德至上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义利、公私、理欲、群己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在价值取向中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孔孟在义利问题上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义与利是对立的，认为道德行为排斥个人利益，脱离功利。其二，主张重义轻利，把‘为善’还是‘为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其三，义为善，利为恶，利是产生不道德的根源。”儒家文化认为重义轻利具有道德至上的价值，同时认为“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君子和“义”有辩证的关系。

（三）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圣贤君子

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关注人伦、人格、人品等问题，提出了种种人生标准、理想目标，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追求――圣贤君子、志士仁人。儒家文化讲求伦理纲常，概括出五项基本的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样在全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传统，这种社会规范和精神追求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格，为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内圣是指内有圣人之德，能达到对善的领悟，对仁德深刻把握；外王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推广到社会，以此实现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圣人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孟子曾将理想人格目标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儒家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层层递进的德育目标，前者为后者之基，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儒家文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理想人格理论，而且在实现理想人格的方法上也作了颇具意义的探讨：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关键是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克己修身、见贤思齐，强调个人的内在自觉性。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和”，从思想观念的提升到理想目标的追求，再到实践方法的运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和而不同”的主线：普遍和谐、注重整体、群体至上、中庸之道。“在儒家看来， 天本身是和谐的，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人与人的和谐， 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文化的和谐是普遍意义上的和谐，汤一介先生认为普遍和谐包括四层含义：“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内外的和谐。”笔者认为，从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价值关怀上看，和谐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孔子强调“和为贵”，提倡“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主张不偏不倚、中庸。他还说“： 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境界。儒家文化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视“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二、儒家文化对高校德育的精神资源价值

新时期高校德育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德育思想与高校德育价值转化的前提和背景。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新变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社会认识存在片面性，价值评价上存在感性化。其次高校德育面临社会环境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入进行，西方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视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成为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新时期，实现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与高校德育的价值转化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儒家文化的德育精神资源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重利轻义、仁爱思想、和而不同思想、诚信思想、勤俭节约思想等都是当代高校德育重要内容；此外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还提供了重要的德育方法资源：如克己修身、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环境陶冶、社会教化等都值得高校借鉴和吸收。

笔者在总结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基础上，认为儒家文化对高校的精神资源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儒家文化倡导的爱国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忠君是爱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爱国的实质是爱人民，爱民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突破了狭隘的忠君观念，爱国主义的深层内涵是对民族、同胞的热爱。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恋土归根、天下大同”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儒家文化重视整体主义思想，从价值追求上看，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实现，个体只有在整体中、作为整体一分子才有意义。这种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以牺牲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维护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思想品质，孕育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儒家注重情操和气节，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孟子更从人生价值的选择上概括说：“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俗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他还说：“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它可以成为我们高校德育中进行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

儒家文化特别推从伦理本位，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崇尚道德、讲求人品作为人生准则。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把人们的理想追求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明确提出“学为圣贤”的理想目标。在孔子眼中，“圣贤”人格，完美无缺，至真至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境。在高校德育的内容中增加理想教育，教育学生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资源价值所在。同时，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的道德修养，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强调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唯义所在”、“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等都是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论述。高校开展道德教育，也应提倡理想信念教育，崇尚理想人格，注重个体与社会、集体相联系，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坚定自己的远大理想。

（三）自教自律的修身方法

“修身是儒家强调的自我修养、自己自律的方法。儒家十分强调修身，总是把修身同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推崇的人生理想是“内圣外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它点明了从内圣到外王的实现过程，体现了修身在人的生活中及其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德育中如何实现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人的高尚道德，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关键是加强人的自教自律的道德修养。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儒家文化主张，道德贵在自律，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提出了许多道德自律修养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不见贤而内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自省包括三种情形：当自己有问题时要自省，自己没有问题也要经常自省；他人出现过失时要自省，检查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过失；当自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时要自省，从自身主观方面找原因。此外，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应注意“慎独”，《礼记・中庸》提出“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不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不要再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君子在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中蕴含的修身方法赋予了高校德育以方法论的资源。

（四）以和为贵的人际交往方法

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蕴含了重伦理、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普遍的民族心理，对于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人际关系协调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孔子强调“和为贵”，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对于高校德育的精神资源价值就体现在和谐人际关系上，高校德育要注重培养大学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不仅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以和为贵，而且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儒家文化“和”的思想极富辩证之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与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使得每个个体都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对于人们的感望、所作所为，保持和而不同，符合礼法的道德要求，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在今天，进一步倡导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协调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成全社会合力，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兰英.论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求索，20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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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的指导下，考察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联系西方知识界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前提下，继承并创新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积极正确的部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构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民族传统。

一、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几点现代性意义

一般的说，儒家文化是是由孔子创立递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思想与实践的总和。孔子诞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使得古老的宗教信念和封建统治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依赖宗教与礼仪传统给予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并给予答案，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处速变化之中，显示令理论感到无法逃避的紧张。面对社会现状的巨变，孔子对此感到了政治与伦理的深层优虑，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其思想之源流与关注之焦点从始至终都是关注社会，对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做出秩序设计。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认为人的积极与务实努力是有效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曾哲为代表的孔子的学生在儒家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如《论语》等)，以语录体的方式确立了儒家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原则，由此建立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现代性的后果》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性地充满了意义，不仅是为了习惯而习惯了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现代性发展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存在于活生生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中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上的紧密联系。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递至孟子一代，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如何继承传统并且加以开新，孟子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反对把孔子与他所处的时代割裂而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儒家文化的历史精髓与时代含义，正如叔孙通说的那样“与时进退”。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在大学生道德培养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必须面对时代的根本特点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实际状况，不是从儒家文化经典中摘取个别章句，而是以历史的观点，时代性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杜维明在《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指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底完全被摧毁，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丧失其所有人文关切。有些当代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理发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智的宝藏。这些人文睿智对他们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重要间题的认识。事实上，这种可能并非空想。”

儒家文化在当代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格局下，它在知识界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笔者援引这样的一个事例: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对全世界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于这些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儒家文化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另一方面，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夜郎自大，亦不可以妄自菲薄。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为我们更深刻的发掘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世界和从微观角度审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时，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基点现代性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追求的和谐状态，我们信仰的人本观念，我们推崇的优患意识，我们格守的力行精神等等。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反复阐述的，自孔子以降历代大儒所躬身践行的，很多合理的原则与方法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二、俪家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的可以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一)注重德教的原则

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冈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论语·颜渊》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堰。”网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品德起着导向作用。

(二)注重实践的原则

重实践是儒家文化思想中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后来儒家虽对人性看法各有差异，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们“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在孔子那里，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闻言而不观行，行才是结果。

在德教方法上，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倡导体验、实践。所谓“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理学家朱熹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论说。学、间、思、辨讲的是道德修养，笃行讲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

(三)注重内省的方法

《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内省”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意指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

(四)注重陶冶教育的方法

儒家文化经典有着样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由此出发，他们一向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也不乏“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基于环境对人教育具有影响作用这一认识，历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就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

(五)注重情感教育的方法

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设计就是把人设计为一个情感本体，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四心”即“侧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可见儒家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对“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上述六个方面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如“克己”、“内讼”、“慎独”、“修身”、“齐家”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基本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儒家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任何道德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社会，要维系存在和发展，必须使社会成员对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原则，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原则形成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从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社会达到有序化。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相当程度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这些人以价值观多元化的存在冲击排斥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否认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事实上，社会共同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受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制约，这就决定了社会共同价值观是随时代变迁而具有变动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发生、发展同它的文化、历史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与认同教育，应当十分注意从传统价值观中选择、提炼有价值的加以继承和现代阐释，使它成为新时期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往往在破旧立新的形态下，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批判过多，甚至简单地全盘否定，从而使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原则失去了权威性和吸引力，束缚力下降，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价值观失去了文化基础，社会共同价值观处在失控状态.很难形成导向力量和规范力量。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扭转。传统的“公利至上”、“民利至上”、“道义至上”、“取财有道”的思想，就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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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存，是我国丰富的文化中蕴含民族精神最明显的一项，并且有着各个区域之间的舞蹈都具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以气韵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够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占有显著的地位，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在我国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如掌上舞的赵飞燕，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12，（11）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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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来都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文化，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渐对当代的青年大学生产生剧烈冲击，使得很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和削弱。他们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轨，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急需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认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爱国诗人陆游“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诗句，屈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顽强抗敌，这些思想弘扬的都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忠贞爱国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对于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和恶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涤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大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弘扬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发展首先就应培养主客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严己待人之心以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态度。“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关爱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无不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宽爱之心、孝道，谦虚谨慎等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知识源头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直接从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价值、基本道德素养，允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经典中感受“仁”、“礼”之理，品悟出为人处世之大道理大智慧，从

而更好的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这些充满哲学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切实立足点与内涵丰富的不竭源泉。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遭到冷落的普遍现象，我们应把传统文化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学生日常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学生组建儒家文化典籍阅读爱好者社团，通过团体宣传的力量去感染每一个大学生，在寻找和发现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识海洋中去修缮和加强自身道德水平。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营造学习儒家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行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学习经典，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领域，从源头处发现，在行动中收获。

2.2 利用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对传统文化在国内越来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众传媒、网络绝对是一个有效传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从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特有方式得到传承。我们应该用多渠道传播方式弘扬儒家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从大师们的讲解中感受、学习和领悟儒家文化；在学校的班级实践活动上，也可以组织各个学习小组把通过电视、网络、杂志、论坛、广播中学习的儒家文化进行小组间的心得交流，以讨论的方式做到对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营造良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以促进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的将儒家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好的品质渗透到对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教育之中，发挥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到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为了将诚信思想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头脑，成为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信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设置儒学课程，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笔者认为这是对当今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基础手段。只有大量地阅读，学生才能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丰富自身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诚信的滋养。

（二）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中体现的一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学校要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力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人手，使学生沐浴在诚信的氛围之中，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教育活动。就像理论来自实践一样，学生的素质修养来自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文化教育活动，使其从活动中受到熏陶，让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当中，形成他们自身的一种素质。这些活动或者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家诚信讲座，或者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诚信文化知识竞赛，或者是举办诚信演讲比赛等，更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参与做一些诚信的实践。总之，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开发智力潜能、形成宏伟理想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说，都能抑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篇5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儒家文化

茅盾文学奖作品中，有许多对传统文化寻根的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对儒家文化核心精神的展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建构这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与使命感。不难看出，自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来，矛盾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有关于我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但不论其历史如何变化，都可以表现出作家想要发表对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不同态度的认知。故而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更加有利于丰富人们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的理解，从而将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好地展示出来。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关系

（一）儒家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

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就是其对我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作家前身，实际上是由古代的“士”演变而来的，所以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当作现代的知识分子看待。而在古代时期，士本身需要确定其政治角色，并且通过相应的官僚制度来使得其履行社会职能。故而其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精神文化的领导与楷模。从儒家文化传统角度来看，当代作家本身也承载了古代“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最为直接地展现就是忧患意识。追随到古代时期，孟子就曾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而这种意识在当前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身上均有所展现。

（二）儒家文化传统对读者的影响

儒家文化不仅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有所影响，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直观的，这主要就体现在读者自身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因为在当前的文学组品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现实意义的存在。比如《白门柳》中，就曾经描写了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对自身的命运进行选择。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往往内心已经形成了对其一定的文学想象，所以在其实际应用与阅读过程中，更是本着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实际的理念，故而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相对深远的。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

（一）以改革小说为例――《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

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其在改革小说方面的展现，更是使得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层次的含义。以改革小说发展为例，其主要展现的是我国新时期进程所带来的美好，同时也是其对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展示，所体现的必然是作家以及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断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展示。在这一时期，《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分开来看，《沉重的翅膀》所反映的恰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故事，并且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期转型所进行的第一部长篇小书记叙。小说中所展示的事态发生背景为汽车厂整改，而这时也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阶段。而其中所描述的正副部长、普通工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不同态度，都成为其不同内心世界的彰显。所以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特殊时期，不同人群对待改革以及社会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改革之初，新旧文化冲击、文明与愚昧的对接以及改革还是守旧抉择的一种矛盾体现。而小说中为人们塑造的副部长这一积极改革的高级干部形象，实际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我国儒家文化的独有内涵。

而《英雄时代》也恰好反映地是改革阶段的故事，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党的十五大前后的故事，其发生的故事依据与背景都是围绕社会现状展开的。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够健全，同时社会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更是使得人们在内心产生了严重的波澜。那一时期，国企亏损、下岗工人不知何去何从以及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更是形成当时那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状。实际上两部小说本身都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典型的，所以其本身恰好是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展示。尤其《英雄时代》中史天雄与陆小艺离婚，实际上不再是受到旧意识的束缚，而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故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信仰所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利益做为其一切工作的标准与行为的准则，这也就充分展现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方方面面。

（二）以乡村小说为例――《白鹿原》与《秦腔》

提到了改革小说，那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作品，其主要方向就是乡村小说。在近些年来，乡村小说的主要代表就是《白鹿原》与《秦腔》，并且这两者皆可以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从而了解作家本身的思想态度与立场文化。

先分析《白鹿原》，去诞生于1993年，而此时恰好是我国儒家文化寻根热潮的重要阶段，此时兴起的儒学热更是使得文化界对传统文化本身形成了一种再认识的现象。而《秦腔》则是贾平凹自身对传统乡土文化逐渐陨落的一种可惜，同时在这个不断衰落的工程当中，展开了对当前农村现状与社会实际状况的思考。

《白鹿原》所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儒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坚韧，比如其中的白嘉轩，其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同时也被人们称之为该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且最为深沉的形象。其将民族精神全部展示了出来，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的传统与精髓展示了出来。例如朱先生所指定的《乡约》，其中“德业相劝”以及“礼俗相交”等，都是白嘉轩内心所信奉的内容，更是其精神支柱，同样也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故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无论是处于社会发展重要阶段的小说，还是社会转型期的小说，乃至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其主要展现的内容都离不开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并且也真正将传统儒家文化人格的精神魅力体现在了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

结束语：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许多反映儒家传统文化内涵的部分，同时其也是未来茅盾文学奖奖项的重要标准。将儒家文化内容展现出来，有利于我国文学作品深入性研究，更有利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参考文献

[1] 毛克强.文化的解读与文化的冲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03：111-116.

篇6

[关键词] 儒教国家 政治文化 转型困境 文化变迁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张建伟，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地区政治文化比较研究》（05BZZ020）阶段性成果。

引 言

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作为韩国的前身，李氏朝鲜是典型的儒教国家，故有“小中华”的美称。近代以来，东亚的儒家世界遭遇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被坚船利炮强行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此大背景下，李氏朝鲜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只好被迫打开国门进行变革。然而，李氏朝鲜的自主现代化之路被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打断，直到二战结束后，韩国才开始自主迈向现代国家的步伐。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韩国先后实现经济腾飞和政治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工业社会，从军人主导的威权政治转型为文官执政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韩国的儒家文化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和复兴，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

从当代韩国的现实来看，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是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经过适应性的调适与变迁之后，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处于和谐共存的状态。与中国相比，儒家文化在韩国没有遭遇过跌宕起伏的命运，韩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也更为稳健和顺利；反观中国，从“五四”到，儒家文化不断遭到激进而彻底地批判，结果却是现代化道路的一波三折。这一强烈对比所蕴含的深刻逻辑就是，任何民族都无法通过彻底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来谋求现代化，只有在尊重自身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性发展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毕竟不是单一的线性历史进化模式。但同样不容否认，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和李氏朝鲜这样的儒教国家，都曾以批判传统儒家文化作为突破口来谋求现代化，没有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任何试图突破传统制度框架的改革都难以顺利启动。于是，东亚国家充满悖论的命运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不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现代化寸步难行；而另一方面，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样举步维艰。而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东亚儒教国家这种充满悖论的命运呢？儒家文化需要经过一番怎样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内源性发展？[1]（7）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考察韩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变迁，为上述问题提供尝试性的解答。

一、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演变与特征

从历史来看，韩国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主要成员之一，儒家文化是其主流的政治文化。因此，要想理解韩国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首先要考察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结构特征。

1、儒家文化的创生与扩展

文明的演化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逐渐告别了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的同一状态，获得了语言和思维。借助于语言和思维，人类获得了对自身的反思能力，从而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想象，来创建独特的精神（意义）世界。只有获得了精神（意义）世界之后，人类才算真正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区域的圣贤们，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思想的突破，为人类构建出几大不同的意义世界，奠定了后世几大文明的基本格局，这就是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东亚地区，实现此种突破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及战国时代的孟子。他们创立的儒家学说，经过时间的积淀和空间的扩展，构成了东亚的政治文化乃至其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核，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儒家学说的创立，使东亚地区得以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独具特色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许倬云先生对此有较高的评价：“用文明的开端作为界限，在这条线的前面，人只是‘活着’，过了这条线，人方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如果以这条界限作为阴阳界，一边是迷茫，一边是清明，则孔子为中国及其近地区的人类点亮了一盏明灯。”[2]（258）

儒家文化得以在东亚地区传播和扩展，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创生时间。文明创生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扩展的范围。儒家文化的创生时间较早，因此，它可以较容易地从中心向外辐射，占领古华夏周围那些尚未开化的地区。一旦初始性的空间占据得以实现，代际间的纵向传递就会得以发生。这样，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儒家文化逐渐凝结为独特信仰的结晶，成为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全体东亚人民的文化基因。在文化意义上，正是儒家思想，使东亚地区从地理共同体变为精神共同体。当东亚文化共同体已达到高度发达时，其他的文明就难以有效地侵入和传播。对此，我们可以用反事实的方法来说明：在世界历史上，伊斯兰教是具有强烈扩张色彩的宗教，他们会在战争的帮助下迫使占领区的人民信仰伊斯兰，伊斯兰教由此征服了整个西亚和北非地区。假如在伊斯兰教的势力扩展到东亚地区的时候，东亚地区本身还是一片文化沙漠，伊斯兰教就会轻而易举的占据东亚地区。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东亚世界，很可能就是穆斯林的天下了。事实是，当伊斯兰教的势力扩张到东亚大陆的时候，东亚大陆的儒家文化早已高度繁荣，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强盛的唐帝国，有力地遏制了阿拉伯帝国向东亚方向的迅猛扩张势头[3]（171），东亚地区由此避免了伊斯兰化的命运。此外，即便是外来文化可以闯入东亚地区，也要经过儒教文化的转化后才能真正立足和发展。比如，诞生在印度的佛教也有高度发达的信仰体系，但佛教传入到中国后，最终还是被儒家文化所改造而融入中国文化，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儒家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可见一斑。

儒家文化得以在东亚传播和扩展，也在于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私人伦理价值和信仰模式，而且还包含一整套的政治和社会学说；它不仅满足了个人从日常伦理到终极信仰的精神需求，而且还提供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的思想资源。从信仰层面来看，与一般的动物相比，人所具有的时间意识和自我认知，给人带来了独特的命运――生命的有限性与偶然性。几乎所有宗教的终极根源，都是在试图解决如何克服生命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的问题，让人的生命在人为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获得不朽，并以此来给人的此世生命确立意义和价值。与其他宗教不同，儒家文化并不借助于彼岸世界，它认为来世的观念既无必要也不真实，因而将彼岸世界此岸化，通过祖先崇拜和子孙延续来实现人的终极性需要，将人对不朽的追求转移到对生命的代际更替的追求，在时间的坐标中确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东亚社会强烈的家庭本位和伦理价值的根基。就此而言，儒家文化承载着其他文明中宗教所发挥的作用，故此可以将儒家文化称为儒教。在这种独特的信仰模式的基础上，儒家的思想们建构出一套精致的等级伦理，这套伦理为家庭关系为核心，并由家庭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以伦理典范来形塑社会政治生活，沃特金斯在评论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时就指出：“中国人与其他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伦理而非法律；希腊人则自始就将大部分政治精力放在立法与施法上。”[4]（5）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伦理而非法律，提供了社会整合与国家治理的主要理论资源，因此东亚的儒教国家可以被称为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5]（134）

儒家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扩展，还与东亚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有关。文化的传播和扩展，往往是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虽然不像伊斯兰教那样的充满暴力，但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维持，的确也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儒家文化最初传入朝鲜半岛和越南，就以汉帝国的军事殖民为开端。汉帝国在越南设立三郡，在朝鲜设立四郡，企图将两地整合进汉帝国的政治体系，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奠定了政治基础。尽管越南和朝鲜后来都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中国强大的国力，始终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因素：“在历史上，中国统一强大时，东亚文化圈内部联系就紧密，分裂软弱时，分散程度就增大。”[6]（26）

2、儒教朝鲜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特征

儒家文化较早的创生时间、博大精神的理论体系以及东亚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儒家文化在东亚传播的必然性。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辐射和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儒教国家。

公元前四世纪，朝鲜半岛上的古朝鲜建立王国，与中国战国时代的燕国隔着辽河相互对峙。公元前195年左右，燕国将领卫满占领古朝鲜，建立卫满朝鲜。随着卫满朝鲜的建立和汉族移民的东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开始传入古朝鲜。[7]（19）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政权，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囤四郡，将古朝鲜纳入汉帝国的版图，作为汉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从此传入古朝鲜。但是，这时儒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局限在朝鲜半岛北部，半岛南部的几个部落国家独立于汉帝国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之外。[8]（29）直到随后的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才先后模仿中国的制度设立汉学，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来传播儒学，儒家文化开始逐渐成为朝鲜民族的主流文化。随后，三国被统一的高丽王朝所取代，高丽王朝虽以佛教立国，但依然采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与中国不同的是，高丽王朝的科举考试只对文武“两班”阶层开放，儒家文化的影响里主要是局限在“两班”贵族阶层。

公元1392年，高丽将领李成桂废除国王，改国号为朝鲜，建立延续后世五百多年的李朝。在李朝时期，朝鲜开始全面引进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将作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朱子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的支撑下，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由于李朝时期的朝鲜同样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之前儒家文化一直在朝鲜传播，因此高度制度化的儒学虽然诞生在中国，但在李朝的发展并有遭遇太大的障碍和排斥反应，最终被朝鲜民族彻底内化为自己的民族文化。经过李朝的漫长演化，儒家文化结晶为朝鲜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朝鲜也由此完成了一个彻底的儒教国家的建构。

李朝时期的朝鲜，作为典型的儒教国家，其政治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政治文化具有“政教合一”色彩。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早已不同于原先在野的孔孟学说（也可以称为原始儒学），而是不断地被政治权力所改造和建构，与政治权力形成了高度合一的状态，进而带有了浓厚的政教合一色彩。原始的儒学，不过是修己以安人的伦理学说，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不断被政治权力所改造和建构，最终成了支撑政治权力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首先表现为神化君权。作为承载着天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既是俗世的统治者，也是精神的统治者，他的任何行动都不纯粹是世俗性质的；实际上他既监管着世界之自然秩序，也监管着超自然秩序。作为神俗两界的最高主宰，他不仅任命官员，而且对寺庙的僧侣统治集团具有决定权”。[9]（191）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高度融合，还表现在儒家士大夫身上。儒家士大夫通过系统地学习来掌握儒家理念，成为儒家价值的承载着和传播者，同时他们也以此为基础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在他们身上获得了高度融合：他们垄断着意识形态的霸权，既掌握着精神世界的权力，也行使着现实的政治权力。尽管原始的儒家教义与专制统治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但由于独特的权力结构，儒家的士大夫集团从根本上来说是依托于皇权的，忠于原始儒家教义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10]（87）因此难以改变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政教合一色彩。从积极方面来说，这种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李朝长达五百年的历史对此作了最好注脚，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东亚的儒教国家根本就不会轻易地解体；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有力地抵消了社会变革的压力和要求，使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难以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有机学说来冲击现有的权力秩序，造成东亚社会长期处于“东方式”的停滞状态。

第二，强调等级意识与集体意识，政治文化带有威权主义特征。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平等观念与个人意识不同，儒家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极为强调等级意识与集体意识。政治权力依据自身的客观需要，对原始的儒家学说加以改造，使其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由此获得了威权主义的特征。就强调等级意识来看，孟子最初提出五伦学说的目的，不过是为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确立伦理规范，这五种伦理社会规范本身包含着双向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但经过儒家士大夫们的改造之后，五伦就变成了以服从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的纲常等级伦理。 渗透了权力关系的纲常等级伦理，在政治权力的支撑之下，成为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从国际关系的朝贡体系，到官僚系统中自上而下的科层结构，再到私人生活中的亲缘关系，无不打上等级意识的烙印。就强调集体意识来说，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大群体对小群体、家庭对个人、甚至国家对社会，始终存在着不容质疑的权威。在个人层面，对家庭意识的强化不利于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发育；在国家层面，由于对大共同体的强调，以“均富精神”为基础的“制约经济”[11]（14）严重削弱了各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2]（序言：2），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独肥，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独瘦”[13]（337），结果就是财富积累难以实现，也就很难走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路。

二、韩国近代的政治文化：危机与变迁

儒教朝鲜在李朝时期获得成熟和定型，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国际层面，朝鲜王朝坚持尊华攘夷的“小中华”意识，将中国奉为世界的中心，通过朝贡体系与中国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在国内，儒家文化与官僚制国家高度融合，形成了内在的超稳定结构，维系了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与有效治理，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包括儒教朝鲜在内的传统东亚国家，将长时期在自身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框架内维系和发展，不会遇到带有根本冲击力的总体性危机。

但西欧国家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东亚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迟早要被纳入资本主义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儒教朝鲜在传统社会统治的成功，恰恰也构成了其向现代国家顺利转型的障碍。儒教朝鲜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相对静止的社会结构和对儒家文化的严格恪守，致使其政治文化极为保守。这种保守的政治文化又与政治权力存在着高度融合的关系，因此成功地抵消了内部变革的压力和要求，现代化的种子无法自身内部孕育，致使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可以说，与政治权力高度结合的儒家文化，锁定了儒教朝鲜自主现代化的路径，它像套在儒教国家头上的紧箍咒，束缚着现代社会力量的发育。没有外来力量的冲击，儒教朝鲜无法自发地步入现代国家，制度化的儒家不解体，现代化的启动就无从谈起。

因此，儒家朝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批判儒家文化为突破口，而历史事实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假设。面对“西势东渐”带来的危机，社会精英们不断掀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试图在此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政治文化来改造传统儒家文化，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1、西方冲击下的文化危机

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李氏朝鲜开放门户的时间较晚，直到1876年与日本缔结了《江华岛条约》之后，李氏朝鲜才真正打开国门。李氏朝鲜较晚开放国门，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朝鲜半岛远离太平洋的主要航道，因此进入西方视野的历史较晚。“19世纪初叶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亚活动的舞台，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以西的地区，包括印度半岛、东南亚诸岛屿、中国东海与南海等国际贸易中心，以及日本西部。”[14]（3）这样，李氏朝鲜就躲过了西方势力对东亚的早期冲击。直到1866年和1871年，李氏朝鲜才分别受到法国和美国的武装侵扰，史称“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这两次洋扰先后都被李氏朝鲜击退。其次，李氏朝鲜严格恪守儒家教义，因而强烈抵制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入侵。“在作为高度中华文化之实体的明朝消亡之后，朝鲜儒者自以为朝鲜已成了真正中华文化的实际代表。这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是极为普遍的。”[15]（219）在这种强烈而普遍的文化认同感之上，李氏朝鲜秉持着强烈的“小中华”意识，对外来的异质文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排斥。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介绍天主教的书籍就开始从中国传入李氏朝鲜，但主要是在知识圈中小范围流传，影响极为有限。到18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天主教在士人中的影响开始扩大，“尤其是李承熏在正祖7年（1783年）赴北京接受西洋神父的洗礼而返，促使信仰达到；他们以儒教的根本伦理忠孝为基础，吸收基督教的平民思想与救世福音思想，欲与儒教的理想合而为一，以建设国家。”[16]（254）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和来世观念开始由士人向平民扩展。然而，“天主教教义与作为李朝官学的正统信仰儒学的价值观相悖，天主教的毁祠堂、废祭祀、行火葬、反对偶像崇拜的行为违背儒学的名教与纲常”，[17]（5）给李氏朝鲜的文化秩序造成了冲击。因此，李朝政府于1785年将天主教定为，禁止民众信仰和传播，由此开始了对天主教徒的周期性清剿和迫害，以维护正统的儒教统治秩序。在专制权力的控制下，作为西方文明根基的基督教在李氏朝鲜根本无法传播和扩展。

尽管儒教朝鲜试图保持闭关自守，并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排斥，来保持儒教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纯洁性。但历史发展的潮流，很快就冲垮了李氏朝鲜的努力。率先走向西化道路的日本，在实现富强之后，很快就将侵略的目光瞄向朝鲜半岛。用武力迫使李氏朝鲜打开国门之后，日本逐渐加快了侵略李氏朝鲜的步伐。与此同时，李氏朝鲜所依托的清帝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势力范围，丧失了在东亚政治格局和文化秩序方面的主导地位。现实政治格局的改变，加深了李氏朝鲜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

2、保守文化下的转型困境

在危机的深刻冲击下，李氏朝鲜的统治集团分化为开化派与保守派。开化派主张开化思想，以西方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传统政治文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使李氏朝鲜实现自主现代化，以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融入世界体系；而保守派则固守传统的儒家文化，将外来文化斥责为精神异端加以排斥。

李氏朝鲜与西方接触较晚，在国门开放之前，开化派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朝鲜使臣从中国带来的西学书籍。借助于这些书籍，李氏朝鲜的一些开明儒者和官僚，逐渐形成了开化思想。在国门开放之后，李氏朝鲜开始派人去日本参观学习，进一步丰富开化思想。在开化派的内部，由于对儒教传统不同的接受程度和变革要求，又产生了激进开化派与改良开化派的分裂：“其一是以金玉均为首的激进开化派，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速成’变革国体；其二是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所组成的开化派，他们以中国洋务派为榜样，主张‘东道西器’、缓进变革，力避与守旧派决裂，维系与清廷的传统关系，是所谓‘改良开化派’。”[18]（97-98）但不论是激进派发动的甲申，还是改良派主导的甲午更张，最终都失败了。这也证明，李氏朝鲜的自主现代化之路难以走通。

与开化派针锋相对的是以“卫正斥邪”为口号的保守派。保守派严格固守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他们看来，外来的西方文明是精神异端，唯有儒教才是朝鲜的文化正统，为了保护正统的儒家文化，就必须严格排除外来文化的精神污染。保守派“本着「理尊气卑之形上学，视儒学为理、西学为气，提倡应尊重以道德为主之王道政治，而排斥以力为主之霸权主义……代表卫正斥邪论之儒者华西李桓老云：‘吾儒所谓事天之天，专以道理言也。洋人所谓事天之天，专以形气言也。二者不同，实分于此。’”[19]（83-84）这套理尊气卑的学说成为保守派的借以抗拒变革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人数，还是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近代朝鲜的保守派都远胜于开化派。与中国相比，李氏朝鲜的开化派根本无法撼动本国的旧秩序，开化思想及其运动对儒家文化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极为有限，儒家文化没有遭到彻底的否定和抛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李氏朝鲜通过自主地改革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堵死。这种独特的命运，根源还在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前文已经指出，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的结果，就是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很难分离，二者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给李氏朝鲜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根本困境：任何对儒家文化的冲击也必然是现实政治权力的冲击，而对政治秩序的变革，也必然会冲击到传统的儒家文化。

要想深入理解李氏朝鲜在近代遭遇的此种根本困境，必须将其与西欧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说明。西欧国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上帝的当归上帝、凯撒的当归凯撒”的二元权力格局：教会掌管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世俗的权力世界则由国王掌管。这种二元权力格局构成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当西欧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政教分离的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冲击了教会的神圣权威，却同时有利于以国王为核心的世俗权威，因而现代化可以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而顺利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化在西欧是以降低教会权威的代价加强了世俗的政治权力。即使是作为文化革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不是以彻底废除基督教信仰为目标，而是改变信仰的模式或对教义的微调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对于西欧来说，现代化并没有对原有的文化秩序构成根本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的民族都不能通过切断自身的文化根脉来实现发展，无论是现代化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的发展，都不能在没有任何伦理价值的支撑下得以实现。甚至可以说，正是基督教的伦理价值构成了西欧国家现代化的文化土壤。当西欧国家试图强行将东亚国家纳入现代化的轨道时，东亚国家，尤其是像李氏朝鲜这样典型的儒教国家，其根本性的困境立即凸显出来：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变革权力秩序来改变社会结构，为新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而要改变权力秩序，首先就必须变革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的传统文化，将儒家文化请下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坛，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来为政治权力确定合法性资源。而这种系统性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和心理代价，无论是对于统治精英，还是对于习惯于循规蹈矩生活的黎民百姓，都是极为巨大的。

其次，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来看，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崛起，才使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变为现实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巴林顿・摩尔由此才得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结论。前文已经提到，由于李氏朝鲜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抵消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压力和要求，致使社会内部不仅不会生出自由民主的理念，更不会培育出作为新生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儒教国家对商业的排斥和科举制的提倡，在整个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官本位政治文化，由此塑造了社会成员特别是精英的人生理想。作为经济精英的商人由于无法在主流在价值体系内得到成就感，在获得商业成功之后，就开始向儒家士绅转化来获取政治权力和社会身份，官位的政治文化由此就抵消了商人群体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可能。这样，直到近代面临西方的冲击时，李氏朝鲜都没能产生自主的资产阶级。在没有资产阶级支撑的情况下，即使是传入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价值，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制度变迁。无论是开化派还是保守派，从其出身来看，都来源于作为儒教国家统治集团的儒生和官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即使开化派的力量远胜于保守派，也无法保证儒教朝鲜可以通过自主变革转型为良性运转的现代民主国家，因为开化派毕竟还是来自于旧阶级，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再次，儒教政治文化对集体意识和等级意识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所必须的竞争意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西欧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在东亚地区，由儒家等级意识所支撑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民族国家体系，它维系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在此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竞争自然不可能存在，“相形之下，西欧世界国与国之间不断竞争，一个国家是一个主体，不必顾他国的死活，”[20]（337）如此激烈的竞争促使财富在各国之间流动，也促使国内的统治秩序朝着理性化发展。

3、 儒教国家解体与政治文化变迁

儒家文化与政治权力高度融合，构成了李氏朝鲜向现代转型的根本困境。要突破这种困境，首先必须将儒家文化与政治权力分离，逐渐剥离掉政治权力附加在儒家文化上的威权成分。唯有在前提之下，儒家文化才能获得创造性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当然，实现上述变迁必然是个系统而渐近的过程，它依赖于新生社会力量的发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但近代历史并没有给李氏朝鲜提供自主变迁的机会，1910年日本用武力吞并了朝鲜半岛，并将朝鲜半岛变为殖民地。自此，延续了五百多年的李氏朝鲜在外力的作用下轰然崩塌，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政治秩序彻底瓦解。

日本的殖民统治在给朝鲜半岛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在无意中为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变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儒教国家的彻底解体，就不可能有儒家文化的再生，因为“只有在旧制度解体比较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包含实践理性的东西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在新的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21]（23）在国际层面，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彻底瓦解了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无力对抗已率现代化的日本，只能听任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和殖民。失去了中国的支撑，东亚地区的儒家秩序再也无法维系下去，这样朝鲜半岛也就无法保持封闭的环境，各种现代制度和文化得以传入朝鲜。而在国内层面，日本的殖民统治拆解了李氏朝鲜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高度耦合，政治权力的基础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依靠殖民当局的暴力。儒家文化走出了政治权力的纠缠，而是作为民间信仰与社会伦理发挥用。

李氏朝鲜由于外力作用而解体，这与的命运截然不同。统秩序的解体，是由于内部力量对儒家文化的批判逐步升级，从改良到变法，从变法到革命，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越来越激进和彻底。中国以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为代价，来换取政治秩序的变革。后来的曲折经历表明，这种代价是极为巨大的。相反，促使李氏朝鲜崩解的力量来自于外部，因此儒家文化避免了被彻底地否定和批判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后来韩国在实现经济腾飞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也更为平稳和顺利，究其原因就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均不能以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进行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而是应该改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连接点，重新构建‘民主主体文化’，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员的工具”[22]（308）从现代国家的本质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的运作，都需要在特定的道德伦理框架中进行，而伦理道德不会突发形成，更不能简单的移植，只能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演化才能形成。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武断地割裂文化传统，必然就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至于文化如何获得变迁，自然也无法武断的设计，而只能是个自发演化的长期历史过程。

三、结论

通过对李氏朝鲜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近代变迁的考察，我们发现，儒教国家之所以无法自生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教义不断被权力重塑和改造，造成了儒家文化与传统国家高度融合，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充分的制度空间。儒教国家的解体，是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获得再生的前提，只有将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分离，并清除儒家文化中被专制权力所镶嵌的威权成分，儒家文化才能获得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尽管儒家文化在与政治权力分离之后，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组织支撑而称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游魂”，但也只有在称为“游魂”之后，儒家文化才可能获得转化和重生，“它必须成为「游魂；这是它的历史机运。这是它向新的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现实开放、向现代性开放的机运。”[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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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21]罗荣渠，董正华：《东亚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 感恩意识 和谐社会

中国感恩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发展中不断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历史上各种思想派别都曾对感恩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提出了一系列有实践意义的思想论述和理念，这些理念对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儒家文化中感恩意识的阐释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感恩意识以儒家思想为主，其倡导的“忠、孝、节、义”都体现了一个“恩”字，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忠为报君恩。儒家文化在注重孝的同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忠君报国成为一种长期存在于民族意识中强有力的民族精神，形成了“文死谏”、“武死战”的光荣传统。

孝为报亲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儒家文化对子女行孝道最鲜明的阐释。对个人而言，爱惜身体、真爱生命是孝的第一步，尊敬长辈、建功立业是对孝的最高追求。孝道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观念，体现了父慈子爱式的天然感情。

义为报友恩。“义”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代表着正当性、道理、责任和道义。“君子义以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义”为做人做事的根本，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是立身之本，要懂得感恩社会，报答朋友的恩情道义。

2 感恩意识缺失的现状

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状况总体上是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大多数学生都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对父母的付出与社会的帮助心存感恩，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予以回报。但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功利观念的盛行，在一些大学生中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不良现象，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把父母、师长的付出和社会的帮助看成是理所当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精神“真空”。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父母师长和对社会感恩意识缺失的现象。

2.1 对父母感恩意识的缺失。目前，多数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在校期间的费用基本靠父母供给，父母本着对子女深挚的爱，无私地奉献着。在他们看来，只要子女能够出人头地，有个美好的前程，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他们对子女并未有回报的奢望，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忘记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老人。可是有些大学生一旦进入了能自由行动的空间，其内在的私欲完全被激活，把社会看作是整个的我的存在，一切父母的付出只是自我理所当然的获得，丝毫不会产生感激和愧疚的心理。经抽样调查显示，82%的学生与父母的联系方式是电话，主要动机是要钱，仅10%的学生每年能记得父母的生日。对父母感恩意识的缺乏，是发生在当今部分青少年及大学生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2.2 对社会感恩意识的缺失。人的一生受到许多恩泽，国家的培养、大自然的给予、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亲友的关爱、他人的服务、陷入困境时好心人的救助等。然而由于社会上一些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的冲击，部分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怀表现得比较冷漠，他们把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帮助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他人的资助不以为然，对国家助学贷款不予偿还，对父母的恩情不思回报，对社会公德不予遵守等，都反映出一些大学生不懂得对社会的帮助心怀感激，缺少对社会的感恩意识和奉献精神。

3 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当今社会大学生缺乏感恩的意识，这主要是由家庭、学校、社会、个人等因素共同造成。首先就是父母的过于溺爱，造成了子女缺少感恩意识。这是现代家长的忽视造成的，因为过于重视物质层面的关爱，轻视精神层面的关爱，也忽视做人做事的指导。其次就是学校教育的缺失造成的。学校为了升学率，只重视应试考试的培养，忽视应该全面素质的培养，大大忽略了对学生的道德水平、心理状态、交往能力、情感表达等更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培养，正如有人所讲我们今天的教育只有“教”而无“育”。再次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影响，造就没有形成感恩意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受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呈现下滑趋势，这样使得学生过于追求功利、崇尚物质利益、人际关系功利化等现象，深刻影响了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后是个人道德意识的失衡。很多人成长环境造就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很强，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感受，看不到他人对社会起到的作用。

4 对感恩意识培养的启示

4.1 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也是儒家文化中仁德体现的根本。孔子认为“孝”是道德根本，应该放在教学的首位。而孟子用“孝悌”来教化百姓，因此使百姓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的伦理道德。荀子同样重视“孝悌”观念，认为“兴孝悌”是达到安民、安政的措施之一。儒家文化认为奉养双亲是孝最基本的要求，“敬”是最高的表现形式。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呼？”儒家文化提倡的孝更具有人文精神的是“敬”。所以，作为子女不但要做到赡养老人、关心老人，更要做到尊敬老人。

4.2 尊敬师长。儒家文化一贯提倡尊师重教、尊师敬长。孔子把“教”与“政”视为同等重要，主张实行礼义教化。荀子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一个人知识的获得，离不开老师的教诲，长者的提携，“片言之赐，皆吾师也”。所以，君子当“隆师而亲友”“事师之犹事父也”。尊师感恩一是益于为学“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二是能淳朴学风，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当今社会在部分青年学生尊敬师长、尊敬长辈的意识淡薄，尤其有些大学生认为我们是花钱来上学所以认为自己是消费者，教师是服务者，消费者是上帝，教师为他们服务是应该的！所以着力培养大学生尊师重教、尊师感恩的意识，在学校、家庭及社会中广泛传播尊师感恩的思想是培养大学生感恩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4.3 博爱众人。儒家将“仁爱”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孔子说“仁”即“爱人”，奠定了几千年来友爱互助、精诚团结的伦理思想基础。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泛爱众而亲仁”。这些思想能够成为维护社会发展与文东的功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值得大学生认真学习和践行的。

4.4 推己及人。儒家提倡推己及人的“恕”的思想，也是儒家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之一。“恕，仁也”。恕即如心，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思想对于今天部分以自我为中心，见利忘义的青年学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应当大力倡导。在青少年学生中树立这种先人后己、与人为善、宽以待人意识，才能使得个人与他人、小家与大家达到和谐，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

4.5 热爱祖国。儒家文化移“孝”为“忠”，把孝由家庭推广到整个社会，构成“忠孝一体”。孔子“杀身成仁”、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在大学生群众中大力宣传爱国的教育思想，引导学生正确的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以此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4.6 感恩自然。《周易》称颂天健行不息，地厚德载物。孔子：“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百物生。”强调人应遵循自然规律，体现了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宝贵思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源于自然，又需要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类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对自然怀有感激之情，培养他们养成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美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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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学；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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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人性出发来分析、考察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以人性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状况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仁、义、礼”三学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突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同时，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2)注重管理的道德性。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

(3)创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儒家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同时，儒家还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才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

2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位管理学家和企业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结论：“修炼企业，人本为大”。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只有从人入手，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实行人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管理才能够有效实施；企业的经营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搞好企业管理实现效益上之最大化，不仅要改造设备、改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鼓舞员工，使员工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更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祖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即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创造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

(1)有利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纵观人类发展，人本思想贯穿于管理学的历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20世纪初以来，人际关系理论、“参与管理”即Y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先后出现，他们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假设，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进步。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借鉴作用。作为贯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爱”思想，它在经营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最有效的价值选择这一宗旨。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3)适应了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人本管理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人本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企业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经营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变化，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信息和人才是企业战略资源。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企业迫切要求统一使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简化流程，优化组织实体，强调“人”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为中心，实现人与技术相互结合的路线，这就把人本管理摆在了首要位置。在学习型组织中，管理的重心是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要按照员工的特长将其放在最适宜发挥创造智慧的专业工作岗位，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人本管理是关键。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相适应，焕发出新的生机。

(4)可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企业目标。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知道，人本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营造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围、朋友氛围。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寻求智慧，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悠悠管理，人本为大”。如果我们能够对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充分发掘人本思想的内核，让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必将会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

［2］亚伯拉罕.哈罗维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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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品牌的成长

品牌，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极富经济内涵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是凝结在品牌上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品牌

品牌，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名称、标记、符号或设计，是企业通过设立区别标识，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和承诺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等的总和。品牌既包含实体产品，也内含文化和个性。如奔驰汽车所传递的是一种德国文化：高度组织、效率和高质量；美国万宝路表示了美国文化的进取与自由；我国的全聚德、同仁堂道出了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的精髓。各种品牌均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而后才流行世界。正应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可见，民族品牌，就是植根于本民族的品牌，民族品牌既内涵有民族文化，又彰显着民族精神。

（二）发展民族品牌的必要性

品牌是一个民族经济实力的代表之一。一个民族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声誉的优劣和数量的多少，能够反映该民族的整体形象和经济实力；反过来，民族的经济实力又不断扶持和强化其品牌在国际上的地位。强势品牌的塑造不是少数人、少数企业的事情，它与整个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一位日本名人曾说过，“代表日本脸面的有两个：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品牌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当今工商界，品牌是经济增长和获利能力上升的核心。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培养自己民族的世界级品牌，其意义超越了获取经济利益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级品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名片，就如人们看到可口可乐、万宝路品牌，就会想到美国文化乐观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与强大的综合实力。品牌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著名的本土品牌会让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所以，民族品牌就有着超乎经济的意义。

（三）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国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

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在国民的意识里把民族提到一个高度。而民族意识则来源于民族自觉、即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要靠国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这也要求我们明白：第一，对消费者来讲，品牌意味着一种文化和情感，所以倡导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利于保护民族品牌。第二，大力推崇民族品牌，唤醒国人的民族情义，把民族意识提高到民族自信心的培养上。假如我们每个出国的人都用中国的银联卡，那么就有13亿人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因此，只要把民族意识提到一定的高度，民族品牌就能创造出来。

二、民族文化的唤醒、民族精神的弘扬可成就民族品牌

（一）民族文化

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E・B・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被认为是经典性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技能和习性。我们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概念的凝聚，是融理论、实践和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创造性成果（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表现文化意义的。”

狭义的民族文化是指民族的精神文化，它侧重强调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区别的基本表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它包含有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的本质文化精神。即实用、内向、平均、和平、安稳等文化心理；仁、义、礼、智、信、忠、贞、孝、悌等道德取向。包括天人合一；儒家思想；诸子百家人生哲学；宗法伦理等。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早在4000年前就已形成，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达到极其繁荣的发展阶段，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构成了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思想精华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中国知名的老字号品牌都贯穿着浓厚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文化唤醒，弘扬民族精神

1．民族文化的唤醒是民族品牌成长的基础

这里讲的文化唤醒并不意味着国民已没有传统的文化意识，而是说我们需要全面继承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不要一味地崇洋，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视而不见，而是要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不要总认为中国的文化不行，西方的文化先进。对民族文化的唤醒，会大大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之一。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期，本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占有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优势，而且到处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占领别国的文化阵地，消解别国的文化和民族精神。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研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内容，日本企业中倡导的人即资本、和能生财、忠诚三大观念均来源于儒家。日本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理为：“集团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集团组织结构的伦理是“礼”“和”及“忠恕”；终身雇佣制度来源于“孝”“家庭主义”和“尚”思想；年功序列主义则导源于“力行”观念。可见日本企业精神中仍保留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儒家始终作为秩序原理而存在。儒学也是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成功的文化因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一直是使用“家”作为企业的量词，这其中包含着企业便是“家”的意思，企业员工就是“家庭成员”。正是这种仁爱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

在信奉儒家文化的企业里，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融洽，员工的主人公意识较强，促进了企业经济平稳、迅速地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被日本、韩国、西方所崇仰，而我们自己却视而不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要想成就民族品牌，首先要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的崇仰与信赖。民族品牌是在本土文化中产生并成长的，本土品牌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涵义，在体现“地利、人和”的优势中，也体现出民族文化。可见，国人对民族文化的崇仰是民族品牌成长的基础之所在。四川长虹彩电宁可放弃与法国大公司合作，也决不让出自己的牌子，在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将企业精神注入品牌中，“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目前市场占有率已超过3%，表达了保护民族品牌的决心和信心。

2．弘扬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民族品牌成长的动力和源泉

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不能没有民族之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实现其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精神依托，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凝聚、调节、推动、教化功能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母体中，是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精神思想积聚，凝练和提升，又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精髓的积淀，它有着丰富，极具特性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崇德重义、整体为上、浓重的爱国情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为特征的伟大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品牌之魂，只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才能保证民族品牌的成长。如韩国汽车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牌子至今也无法跟欧美、日本汽车相比。但是，韩国汽车能够横行天下，不是靠舒马赫等顶级车手给宣传出来的，而是靠国民呵护扶持起来的。据了解，韩国人珍爱国产车，积极支持国产车，哪怕价格高、性能差、也自觉地首选国产车而不是质优价廉的日本车、美国车。这种对民族品牌的偏爱虽然包含着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客观上却使韩国车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市场，扩大了规模，获得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终于走向世界，为民族赢得了尊敬和赞誉。这也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胜利。而中国汽车业发展几十年没有做大做强，与我们自上而下的崇洋，追求奢华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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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村养老模式，首先应界定“什么是农村养老模式”?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没有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郝金磊（2011）“养老保障模式”的定义：在特定历史阶段，某一区域为了保障农村居民养老所需的经济支持资源、生活照料资源和精神慰藉资源，而构建的相对稳定的养老标准式样或框架体系。

（一）农村养老模式的分类查阅现有的文献，发现目前农村养老模式的分类有很多，但是由于缺少分类标准，使得按不同分类标准划分的农村养老模式被放在一起。根据农村养老模式的定义，任何一种养老模式都应涵盖经济供给、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三方面养老内容，因此，本文采用穆光宗的“养老资源供给”方式，将农村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实际上，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对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分类，这种分类标准与穆光宗的“养老资源供给”方式是相互呼应的。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指主要由家庭成员（包括子女、配偶和亲戚）来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模式，具有“家庭成员养老”和“在家养老”的特点（穆光宗，2000）。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养老模式，也是世界各国最为普遍的养老模式，是最经济、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养老模式（张汉玲，2011）。虽然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在不断地弱化，但是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养老模式，特别是对于健康状况较差和高龄的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中，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所占比重最大，即47.74%，远高于全国的40.72%和城镇的31.36%。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指仅仅或主要靠社会保障维持生活的老年人的养老模式（穆光宗，1999）。例如，在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的比例仅占9.08%，而在城镇，这一比例高达53.23%，全国的比例为28.01%。这说明农村的社会养老发展缓慢，老年人主要依靠的还是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向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病残化发展，社会养老终将成为农村老年人主要且重要的养老模式。3.自我养老自我养老指既不靠子女和亲属赡养（或无从依靠），又没有离退休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收入而主要靠储蓄或其它收入（如租金、股金）来维持生计的养老模式（穆光宗，1999）。它是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年人采用的主要养老模式。例如，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或财产性收入进行养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行养老的比重占41.37%，仅次于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实际上，在农村，老年人仅仅只采取单一养老模式的情况并不多见，很多老年人选择或正在选择的其实是这三种养老模式中两种或三种并存的混合养老模式。

（二）儒家文化中的“孝”和“共同体”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具有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以民为本、以和为贵、道德教化、互助互济、大同社会、体恤弱者、注重教育、重视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等诸多特点。综合这些特点，本文所涉及的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思想和共同体意识（朴炳炫，2012）。1“.孝”思想“孝”是以家庭为中心、孝敬父母的一种理念、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朴炳炫，2012）。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乏孝道的训示。例如，《尔雅•释训》中的“善父母为孝”，《论语•为政》中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韩非子•忠孝》中的“家贫则福之，父苦则乐之”，等等。除了具有道德约束作用以外，我国还通过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来明确家庭的赡养与扶养义务。在我国，“孝”主要表现为尊敬老人、赡养老人和繁衍后代。尊敬老人是指尊崇敬重老人，具体表现为尊重老人、常回家看看老人、主动关心老人、打电话经常问候老人等；赡养老人是指要从经济上供养老人、生活上照料老人、精神上慰藉老人，照顾他们的需求，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2.共同体意识“共同体”（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提出，指一种成员之间唇齿相依、感情深厚、关系协调，靠习惯和共同的价值来维系的社会组织形式（王思斌，2010）。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齐格蒙特•鲍曼，2007）。”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正是以共同体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想社会。在儒家文化里，认同利他主义，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个体存在于共同体中，共同体意识要优于个体观念，例如，中国人习惯用“我们”，而不是“我”。

（三）契合儒家文化的农村养老模式以上分析了农村养老模式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儒家文化核心是“孝”思想和共同体意识，那么如何将儒家文化的核心融合到农村养老模式中呢？以下是儒家文化与农村养老模式的契合框架（图2所示）：倡导孝的思想和理念，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发扬共同体精神，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共同抵御养老风险，发挥其主体作用；另外也不能缺少自我养老的补充作用；最后，无论哪一种养老模式，都需要发挥社会养老服务的支持作用。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病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主要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空巢老人逐渐增多，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发展农村养老事业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党的十以后，同志提到：“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国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儒家文化中“孝”和“共同体”的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到我们国民的生活。因此，将儒家文化与农村养老模式契合，符合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要使儒家文化中的优秀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仍发挥积极作用，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随着农村主要劳动力转移，以及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人村”，例如，山东青州杨集安村。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也是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养老模式。虽然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但也不应该动摇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反而应巩固其地位。第一，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应通过制作宣传画、小手册、公益广告等方式在全社会倡导“孝”思想，形成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全社会对侮辱老人、诽谤老人、虐待老人等行为应强烈谴责，而不是无视和纵容。第二，对青少年进行家庭孝道教育和学校孝道教育。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为父母，应首先言传身教，做好孝敬老人的榜样，其次通过家庭对话、家庭孝道小册子等方式让儿女明白为什么要孝敬老人和如何孝敬老人。作为学校老师，应在思想品德课程中加强对学生孝道的教育，并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来达到教学目的。例如，举行“以孝为主题，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的演讲比赛，开展“孝敬老人”的实践教学活动等。第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里面提到了家庭赡养和扶养义务以及国家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但缺乏一些配套实施细则。例如，第二十七条中提到“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这说明国家对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视，但实际缺少配套的支持政策，形同虚设。建议借鉴日本、瑞典和韩国等国家的做法，通过住房补贴、贷款优惠、家庭养老补贴、声誉等方式激励家庭养老来增加家庭成员（包括子女等其他亲属）的养老收益（余飞跃，2011）。例如，赡养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的直系亲属可获得贷款优惠或部分税收减免；与有农村户籍的父母同住的子女在购房或建房时可获得一定的住房补贴；与7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同住的亲属可获得一定的家庭养老补贴；每年村委会组织评选出年度“孝敬父母之星”等。

（二）发挥社会养老的主体作用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刚起步，目前主要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的农村老人很少。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深入发展，以及受农村家庭和个人抵御养老风险能力的限制，政府、家庭、个人、村集体、社会应摒弃“养老只是个人或家庭内部事情”的观念，树立共同体思想，意识到农村养老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未来社会养老将成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农村老人将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进行养老。2014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以下简称《意见》），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权益的平等。各地根据《意见》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保。例如，广西出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政府对100—2000元缴费档次分别给予不同数额的补贴，这一条文的目的是鼓励城乡居民参保，实行“多缴多补贴”的缴费激励政策。但是其中“对900—2000元缴费档次统一按每人每年80元进行补贴”的规定不合理，900元缴费档次和2000元缴费档次之间相差1100元，但是给予的补贴却都是一样的，这并没有起到缴费激励的作用。而第十九条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缴费超过15年的参保人员加发基础养老金，加发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解决。这一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农民看不到“长缴多得”的实惠。建议各地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具体配套细则；加强对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业务和服务的培训，改善服务态度和提高业务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更应做到微笑服务，耐心解答，认真办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宣传工作的有效性；例如，每年1月份以后，农民工会陆续返乡过年，可以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城乡居保手册、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向农村居民宣传城乡居保，耐心向他们解读政策，让其了解透彻，知道参保的好处多多，从而自愿参保。另外，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70岁及以上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老年人，可适当提高待遇。

（三）发挥自我养老的补充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我养老是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仅次于家庭养老。农村老人选择自我养老，既有主动选择，也有被迫无奈。老年人主动选择自我养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进行养老；二是父母对子女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即使父母已经年老了，他们还是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甚至还有不少农村老人帮助子女减轻负担，例如，子女外出务工，农村老人帮忙照看他们的小孩。而无奈选择自我养老的农村老年人主要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子女没有能力赡养（有心没力），或者是有能力而不赡养（有力没心），同时又没有养老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只能无奈地进行自我养老，可想其晚年生活的艰辛。农村老人无论是主动选择自我养老，还是被迫无奈之举，都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在下降，并且有些老人由于常年辛苦劳动积累下了病根，已经无法单纯依靠劳动收入进行养老。2014年8月，笔者对广西全州S村部分60岁及以上老人进行了访谈。李XX，男性，今年65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二十几年，由于担心医药费而没有去医院进行过全面治疗，痛了就吃些止痛药，去年还外出打工，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进行养老，今年病情加重，手脚关节都严重变形，走路不方便，现在已经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依靠子女供养进行养老。另外，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老人70岁以后，自我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减弱，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进行养老。因此，自我养老并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长远之计。伴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以及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完善，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将成为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模式，自我养老将逐渐退出主要地位，发挥补充作用，并且农村自我养老模式的选择应遵循老年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因为老年人的意愿直接关系到他今后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