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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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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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

[1]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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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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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篇3

关键词：亲亲相隐；儒家思想；伦理；和谐

“亲亲相隐”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亦反映了“礼法合治”的精神。

一、“亲亲相隐”原则的起源和传承轨迹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

“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目前现有文献可知，最早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有罪的记载是在《国语?周语》载：“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最早提出父子应该相互容隐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最早在法律中规定容隐制度的是《秦律》，其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

（二）两汉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确定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汉朝“孝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行。在这种注重“孝悌”的社会氛围中，汉初所制定的“首匿相坐”的法律规定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格格不入，改革势在必行。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接受，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汉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曲折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使“亲亲相隐”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行。汉末魏初之时，高柔、卢毓等人对“军征士亡，考（拷）竟其妻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的迅速变化而使“亲属相隐”这一注重维护社会家庭稳定的制度受到影响。西晋时期，“准五服以制罪”正式入律。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快最终必将使代表儒家思想的“亲亲相隐”制度得到承认和发展，隋唐时期这一制度的成熟和完备证明了这点。

（四）隋唐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成熟与完备阶段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巅峰期，代表儒家思想和法律相结合的“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规定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确立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并将亲属相隐的范围由亲属间扩大至“同居相为隐”，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者的开明和“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裨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以此规定而言，所有居住在一起的亲属（不论服制）均可相隐，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亦可以相隐，小功以下亲属相隐也可以根据服制的远近减等处罚。

综观唐律对于“亲亲相隐”之规定，我们发现唐律中对于这一制度的设计非常合理和周密。无论是就体例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亲亲相隐”在这个时期都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备了。

（五）宋至明清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略有变化

唐之后各朝代的“亲亲相隐”规定均以唐律的规定为基础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略加增减而成。《宋刑统》中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几乎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大元通制》首次使用“干名犯义”罪名；《大明律》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裨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碑不证主”等；《大清新刑律》第180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可免除或减轻刑罚。

清末改制后，只有亲属容隐制得以保留。清末民初，亲属容隐制度继续得到沿袭。

二、 “亲亲相隐”为何能在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

（一）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

从“亲亲相隐”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政治经济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亲亲相隐”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二，“亲亲相隐”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存在，对于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二）中华“和”文化与和谐理念的根深蒂固

和，乃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底蕴。源头上，不同于西方文明从地中海周围四向扩散，破碎中分立、并存，“中华文明沿黄河两岸而扩展到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各流域团聚相协成整体，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故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去，而在一种情之内向融和。”此内向融和的底蕴在生生不息中，以天地之道、人伦之道、治国之道的统一，哺育着中华文明。

和谐思想在我国的古籍中多有记载，如最早的典籍之一《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何以“亲九族”？从道德与法治的角度看来，“亲亲相隐”是实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亲亲相隐”是为了家的和谐而设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

三、当今社会的法律与“亲亲相隐”

众所周知，中国当今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法律体系，而没有真正的法学理论上的反思与重建。相应的中国法文化变革始终是以一个未经怀疑和加以批判的西方现代法治为参照，这是“一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问题。

“亲亲相隐”所反映的实质问题仍然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包庇罪和窝藏罪的犯罪主体包括亲属，这意味着：当亲属犯罪的时候，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必须要牺牲亲情，其结果是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亲子背叛，这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人情之实才是立法之本。现代法制需要使用“亲亲相隐”将嫌疑人的亲人从证人席上拉下来，其出发点显然不是为了“隐恶”、窝藏罪犯或是制造腐败，而是对亲情的呵护，对人权的维护，是出于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思考，更是出于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考虑。（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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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善论；公平正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信心与尊重

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人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人的生命充满敬重，对人性充满了信心。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鬼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到了周代，人的地位开始提升。《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鬼神的怀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很多观点都表明了其思想带有理性主义的特点，也体现了他对人性善的逻辑思维。是孟子直接提出的人性善，他认为人最根本的的东西是"不忍人之心"，分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证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种本性源泉，人性是其慈善本性且这种善也是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荀子则是相反地提出人性恶的观点，但他认为"人"不是以个体而存在而是群，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群。

儒家文化中通过"仁""仁政"等理念将人性观念具体化。"仁"要"行"，就与他人及社会发生了关系，最终形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政"主要分为"贵民"和"王道"，而基础是贵民即统治者要尊重人民的生命，维护人民的权利。儒家关注人、尊重人的人道观念与同样都对人性充满了信任，这也为与中国实际实现结合奠定了基础。

二、追求人性善，对社会保障认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道观念推崇人性善，追求人性的完满，但相应的在其追求过程中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一）封建社会的状态

人只要"心存善，养其性"，努力修身养性，"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如"为富不仁"，在封建社会时期追求人性善，如果富人不去帮助弱势群体，则因有悖于社会伦理而受到舆论的谴责。相反地，如果是政府做了一些有关保障社会民生的事则是善事。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政府实质上并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生活困难的人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在许多朝代，相应的设立了一些具有社会保障成分的机构，如"居养院"、"悲田院""养济院"等，规模很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统治者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维护其传统宗法制度下的"忠孝礼义"而采取的相应措施，意在体现统治者体恤民情、善意之举即人性善的体现。既使人民对其感恩载德，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追求人性的善，看似美好，却给社会保障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现代社会的状态

中国的传统认知，人性善，在封建政府那里体现出来的施恩并没有推动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反而导致社会保障成为了家庭的负担。现如今，在许多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人们仍旧认为享受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一种善意之举，没有意识到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公民在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方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社会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体现在：一方面在接受者方面，如在灾区、弱势群体接受了国家援助时，人们往往会"感激涕零，不知所言"；另一方面在施予者方面，"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本来应该是受为公民服务的却成了社会的主人，有其一定的支配权。这些情况对我国社会保障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制度产生了不良影响，呈现出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象，导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长期缺乏有效机制，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难以得到实现，出现了许多负面结果：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公民的参保意识低，社会工作多方面也受到制约等等。

三、公平与正义、人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价值理念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或社会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社会消费基金的形式，为因年老、疾病、伤残、死亡、失业及其他不幸遭遇而使生存出现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 [1]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它能更好的维护人权、稳定社会，同时有利于激发人性中的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人道主义的重要表现。

第一，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说："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让人人都"更有尊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人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现象也日益凸显。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另一反面则表现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保障就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即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和残疾者等，这一转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公平。" [2]现代社会保障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机制，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认识与定位，国家通过立法，出台多项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实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碎片化向统一化形成。从人性角度讲，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人性善的表现，体现的是追求人性的完满。

第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人道主义学说中人的高贵和尊严是其核心价值，它作为价值追求其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社会则是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或社会对其成员人权的尊重与社会价值的肯定的重要内容之一，促进国家以此为价值理念制定策略作为安定社会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下，国家更加关注民生，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国家在坚持公平正义、人道主义的价值理念基础上，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报酬以及福利待遇，扩大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真正做到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利于激发人的善性，真正实现人性的回归，同时也是国家努力实施善政，实现善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童星.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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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法律 儒家化 影响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它对中国古代法制的进程、中华法系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历史政治的发展趋势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念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一、封建特权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比如：有的应判刑，却不判刑；有的应判重点儿，却判得很轻；有的罪行该判死刑，却判有期徒刑，甚至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

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封建特权法思想对今天的法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要靠不断完善我们今天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程序，使之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整个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无讼”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其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三、“仁政”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登上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法律儒家化是一个历史问题，对于历史，我向来认为要设身处地到当时的年代中去分析历史中人和事的成败与功过。去分析那些功过成败与当时历史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作无谓的批判或是赞扬。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了辉煌的文明。其在当时历史年代的世界地位是当今中国所不能企及的。而作为当时指引中国取得这些辉煌成就的儒家文化以及维持了封建社会社会秩序安定的儒家化的法律在此中可谓功不可没。虽然儒家化的法律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在儒家化的法律下，皇帝被神圣化，君权不断加强，缺乏权力制衡，导致权力的滥用。引礼入法，造成等级森严，以及用经义解释法律造成判案中司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等等。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今胜于昔，本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们只能以史为鉴来弥补今天的不足，而不是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徒劳而无功了。纵观法律儒家化的历史，以及由它所维系的社会稳定与文明的辉煌是我们当今所不能不深入研究的课题。儒家化的法律告诉我们社会要稳定、和谐，就必须要在立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立法的实质目的是要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其中的一些做法，还是很值得当今的立法者所借鉴的。如魏律《法例律》规定：如犯流刑者在有父母或祖父母需要赡养时可以获得缓刑，直至父母或祖父母离世则继续服刑。这样的做法看上去或许不太公平，但其深层次的用意却是在维护社会伦常，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或是造成社会悲剧。同样的做法在现在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得面对，这就需要我们不得不从古人的智慧中获取营养，在当今的时代找到灵感了。任何事件的发展都要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由强到弱的过程，法律儒家化也不例外，时至今时今日，法律儒家化仍在进行，儒家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始终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要辩证的运用，以使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也许就是儒家思想的真谛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史凤仪：《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

[2] 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3]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4] 杨景凡、俞荣根：《孔子的法律思想》 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中华书局，1992年版；

[6] 程树德：《九朝律考》 中华书局，1963年版；

[7] 徐中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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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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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训文　儒家启蒙教育思想　校训　西方教育思想

蒙训文，顾名思义，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导的文章，在我国的明清两代最为多见。这样的文章多不胜举，本文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讨论。校训，根据《辞海》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将对中西方教育思想进行对比，考虑到西方教育思想自成体系并且内容繁多，并且要去蒙训文构成一定的对照，只截取校训这种形式作为代表。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对蒙训文以及其中体现的儒教启蒙教育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

由于我国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蒙训文的内容多是依据儒家思想再辅以理学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从仁、孝、义、信等方面阐释儿童应从小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必须遵循的做人准则，其形式多是三、四、五言的韵文，读来浅显易懂且琅琅上口，很适合作为启蒙教材使用。如《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字伯厚)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适合儿童背诵。三字经中从儒家思想出发，讲述了伦理道德、自然常识、经典作品，最后归于仿效圣贤，勤勉治学。几乎就是一部教育理论及方法的总则，又因为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适应了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需要。而《弟子规》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的《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说明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除此以外，《菜根谭》、《增广贤文》、《千字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启蒙思想。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缩影。在搜集到的西方著名学校的校训中，不难看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从圣经中截取的原句或表达对上帝信仰的句子，通常是有浓厚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学校使用另一类则是凸现个性，追求自由与真理至上的名言或语句，并且是校训中的主流。当然，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难以归类，或者是前两者的结合。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从已有的这些校训特别是中小学校训中。已经可以看出西方教育思想的特点，下面就以此与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做对比。

一、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强烈思想控制性

1、蒙谢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思想控制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致使封建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经过了不断地改造和创新，形成了一套与封建统治相适应的理论基础，而这必然作用于其启蒙教育思想中。如《三字经》中的“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千字文》中的“资父事君，日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等。不论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讲解还是对人伦礼法的强调，这些不仅是要使儿童从小就遵纪守礼，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他们从行为到思想都遵循封建社会的准则，并自觉地维护它，以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地按照成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的道路迈进，即使不能成为人才，至少也决不会做出威胁社稷的事情。因此，这些蒙训文中都将封建等级观念和纲常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配合统治者的需要。

2、西方教育思想更加崇尚自由与真理。

西方校训主要来源有二，一种是源于对《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另一种是以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为主题。而在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学术界，对于教育的定义通常是要割裂于一切的宗教以及政治之外的纯粹的学术自由，在这样的自由意识之下，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很少有这种思想上的禁锢，具体表现为第二种校训占主要地位。如爱尔兰的圣若瑟小学的校训是“所言必信”(trueto ourword)，Hillcrest小学的校训是“真实”(betrtle)，这是从正面肯定对真理的追求。Flintharn小学的校训是‘哒里可以犯错”(Thisisa safe plRce吣makemistakes)，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在鼓励孩子犯错，而是强调犯错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鼓励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错误更加接近真理。这又是从对错误的态度来强调真理的重要。不难看出，这些校训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大多来源于通俗易懂的生活用语”。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取自于《圣经》的校训，强调的也是一种在上帝的指引下的对知识和健全人格的追求，而不是对思想的控制。如英国圣奥古斯汀小学的校训是“带领我们的主，行事公正，温柔谦逊”(Leaduslord，toactjustly，tolovetenderly，towalkhumbly)，Trinity天主教会学校的校训是“为了上帝的荣誉”(To thegtoryofgod)。可以看出，在西方校训中，这种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鲜有出现，反而是竭力鼓励学生不断地突破传统，创造新天地。

在儒家启蒙思想教育之下成长的是谦谦君子、国之顺民，因为从其成长的第一步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并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强化，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再看西方，除了民族意识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自由之风吹拂之下的人则更具有开拓的精神，更重视理性、知识的作用，也更崇尚自由。

二、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思想表现出极重视从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习惯的一面

1、蒙训文中重视由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

儒家教育思想中一向将品行看得很重要，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就决定了一切的观点，而是要达到一种由细节人手的对于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追求以及对环境影响的克服。如《弟子规》中的“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和“缓揭廉，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千字文》中的“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坚持雅操，好爵自縻”、“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等，这些其实就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处，看似平常，但是要坚持每一天每一次都这样做，就不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习惯要从小养成的道理，在儒家启蒙思想中，也充分认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在遇到恶劣的外部环境时，这些行 为习惯就是待人接物的标尺，可以使儿童于细节中做起，甚至是出污泥而不染。从中还可以看出，这样的启蒙教育思想重视的是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强调在日常的行为中逐步地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而达到贤人的标准，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方法，也说明了这条路要持之以恒的艰难之路，即《菜根谭》中的“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悄；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也是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2、西方校训中体现出一种领悟式的自我规范。

再看西方校训中反映的教育思想，就不难发现这种明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是不多的，或者说，不会如此详细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是更多的指出一个方向，至于如何达到，可以由个人自己探索。比如说C0melotRiaw小学的校训“达到卓越”(Risingtoexece]lence)，是要求孩子们逐渐提升至卓越的境界，还有Selsted英国教会学校的“威武的橡树由橡子长成”(From smallaCOruS mightyoaks grow)，则是强调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样的校训其实包括方方面面的要求，只是，究竟包括哪些，如何去做，就是个人自己去领悟了，没有明确的限制，反而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再如Dundee中学的校训是"Under the leadership ofGod"f在上帝的引领下)，这就更加抽象了，上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对于上帝的理解也人人不同，即使是一个从小受到宗教思想熏陶的人也很难解释清楚上帝的真正含义，因此，这则校训其实并没有指出要求，而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敬，唤起人们对于一切美好的和崇高的事物的追求，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启迪。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在东西方启蒙教育思想当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的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更注重细节的规定，强调在不当的行为发生前杜绝它产生的可能性，避免出现异常状况，使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路线成长，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教育；而校训中体现的西方教育思想中更多地是提出一种要求或者期望，指明方向而不限制其实现的方式，通常在发生了偏差的时候再给与一定的指导和约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路走，是一种自主式的教育。

三、蒙训文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

既然蒙训文中的教育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提到仁爱的思想传统了。“仁”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对道德的最高标准。的确，在我选出的这些蒙训文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也就是仁爱。不管是亲子之爱，兄弟之爱，同窗之谊，都是人所需要珍视并保护的，当然那也有对天下的责任和对君主的忠诚，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大爱，也被列入其中，总之，在这里，一切人都要爱，爱你的亲人、朋友、君主、陌生人甚至是仇人，既表现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的“泛爱众”，也是“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的宽容慈悲，还有“仁慈隐侧，造次弗离”劬的坚持，以及“‘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的认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平等的没有亲疏贵贱之分的仁爱之心，以及对一切言行的宽容忍让，正是我所发现的第一个中西方启蒙教育中的共通之处。

西方根植于宗教教义的思想中有着对众生平等，爱一切人的部分，这与儒家的“泛爱”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强调一种平等之下的爱，对一切的宽容，对人生的豁达。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学校的校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圣彼得沙诺尔小学的校训为“爱他人”(Love oIle another)，由嘉诺撒修女于1890年在香港创办的嘉诺撒书院(中学)的校训就是“谦恭仁爱”，以及路德会救主学校的校训是“信、望、爱”(Faith，Hope，Love)，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直接取自于《圣经》中的句子，更能体现基督教教义中的仁爱思想，或者可以说，西方启蒙教育思想中一直有仁爱的传统。这与《圣经》中反映的基督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相似性，其实很好理解。不管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还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归根到底，是提供一种基本的行为准则，它不同于法律依靠强制力得以实施，主要是靠对人的道德感召来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求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信仰这些，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不背弃它们。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奠过于使每个人从小就有一种爱人的自觉和能力，能够去真正地爱人，才能体会到宽容和仁慈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别人没有差别的爱的基础上的，因为有爱，所以可以包容一切。与其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的行为，远不如让行为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出发点来的有效，而爱，就是最好的出发点。心中有爱、不吝啬奉献爱的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保有仁爱之心。由此看来，东西方启蒙教育中都重视仁爱的思想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只不过，儒家思想中通过对亲子之爱推而广之达到“泛爱众”，西方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对上帝的追随和信仰达到众生平等的爱。此外还要提到出的是，蒙训文别注重的还有智，义。礼。信。义是公正合宜、正正正当当的行为；礼者理也，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智是慎恩明辨的能力；信是诚实不自欺，也不欺人的态度。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也被吸收进了启蒙教育思想中。如《千字文》中的“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三字经》中“日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弟子规》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对于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些对于现今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的思想得到的最大的肯定就是被古代的学者思想家们用浅显的语言写入蒙训文中，这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对于子孙后代都是极具价值的，适应着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的精神追求。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就要在精神的和身体的各个方面健全，而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通过这些思想精髓，已经把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模型展现在我们面前，包罗万象，全面周到。

四、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积极入世的特点

启蒙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儿童的基本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为以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因此，必然会呈现出积极人世的特点。在西方小学的校训中，就一再强调学习对于社会生活、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如圣爱德沃小学的校训“为了上帝为了国家”(F0rGodandforcountry)，圣布里吉德小学的校训“为了生活而学习”(Learningforlife)，圣尼古拉斯小学的“为了生活而爱学习”(Lovelearningforlife)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一些小学的校训更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如圣约瑟芬小学的校训“一人所 做有限，大家一起成就多。”(Alonewe cand0 solittle，to―getherWe can do so much，)，Woodheys小学的校训则是“众人合力成就多”(Togethereveryoneachievesmore)等，都体现出了一个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这些都表明启蒙教育中很大一部分要达到的是一个为今后的社会生活铺路的目的，要教会孩童学习是为了生活服务，学习也是一个团结同龄人初步参与社会的过程。

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当然也担负起了教育儿童如何初步了解社会的责任。字里行间透露出关于社会生活的种种经验和忠告。因此，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绝不是将社会进行美化之后，鼓吹一个绝对美好的大同世界，使人毫无戒心地接触并进入社会。在肯定“人之初，性本善”的同时，在蒙训文中，我不时能够看到提醒儿童注意为人处世的技巧以及社会的阴暗面，如《菜根谭》中“善人未能急亲不宜预扬，恐来谗谮之奸；恶人未能轻去不宜先发，恐遭媒蘖之祸”、“炎凉之态，富贵更胜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饥则附，饱则翱，燠则趋，寒则弃。人隋通患也”，《增广贤文》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小儿语》中“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等。所有这些，再加上之前总结出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特点，其实都是从各个方面让儿童从小就得到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最有利于今后发展的性格和习惯，掌握有用的知识，拥有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并都将在以后的生括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是为儿童以后的人生铺路，潜移默化地使之融入社会，在对社会中的一切有所准备之后积极人世，因为这些道理，只有在与外界交流时才能显现出作用来，也只有与人相处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根本不需要与人相处，根本不需要有所建树。那么这些道理其实就是空谈。而真正去身体力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融入社会的过程，因为真正去实践这些，就不可能不接触他人及社会。这才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教育的同时也传达出积极人世的思想倾向，但并不是要你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让你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保护自己的意识。虽然在思想上有所限制，却也使你符合封建社会的要求；在培养正确的行为习惯的同时教你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准则和方法：在要求你仁爱的同时也提醒你祸从口出、人心难测的现实。对现实的险恶有所防备。这些在无形当中鼓励和帮助着儿童接触社会，也了解社会的基本需要，认识到社会的本质，达到一种人对社会的积极的适应，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总之，蒙训文中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启蒙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从各个方面规定和约束一个儿童的行为。提出一条中规中矩的成才之路，其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在与西方教育思想对比的过程中。集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思想控制性，对行为习惯的重视，以及对于仁爱和积极人世的追求的特点。放入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其中提到的一些最基本的也最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仍然是那么实用，而一些为人处世的警语，仍是精辟人里。现代科技为人类造福当然不容否认，但科技如果不能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就越有可能危害到人类自身，所以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更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因此，要在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的精华的同时，重视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和蒙训文的作用。

注释：

①段亦凡等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释译手册，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6

②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③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④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⑤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⑥吕得胜，吕坤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参考文献：

[1]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2]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5，(6)

[3]钟晓雪，从校训看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精神追求，江苏高教，2003，(6)

[4]西周，弟子规图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吕得胜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6]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7]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8]王应麟，三字经，长沙：岳麓书社，1986

[9]徐醒民，儒学简说，厶中：青莲出版社，1999

[10]王应麟，三字经训诂，超量图书馆，1991

[11]卓铭，为人处世与《增广贤文》，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12]吴崇恕，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3]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4]刘慰华，中国儒家教育思想，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篇8

关键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 德治； 儒家学院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36－03

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作为历代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统治手段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方法，确实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只是内容和表现的形式与今天有所不同。我国较为完整成熟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一统天下后，其方法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如“德政”方法就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甚至为当今“德治”所借鉴。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萌芽于原始社会

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其方法主要体现在集体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中。由于当时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活动，而且没有文字和书本，所以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与其他教育的手段一样，主要是语言的口耳相传和对实际行动的模仿。到黄帝时代，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痕迹似乎已经隐约可见。其中“垂衣裳而治天下”，“以衣裳别尊卑”［1］，尤其值得注意。它一方面表明当时已经懂得蚕桑之利，懂得利用蚕丝编织衣料；另一方面，用服饰来区别等级，表明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尊卑之别。［2］这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也成了儒家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为以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模型，同时孕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于奴隶社会

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大同社会”变成了“小康社会”，“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中国从此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使用严刑峻法之外，还利用宗教迷信，欺骗、麻痹奴隶和平民，用讲“德政”、建“礼治”等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名分。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贡献最大的便是周公“制礼作乐”。汉朝的伏胜在《尚书大传》里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这些政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制礼作乐”。孔子讲到“礼”，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承袭与变化，特别强调周公的创造性贡献。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反映了他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崇拜。同时他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怒吼。

周公的“礼乐”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崇，是因为它本身内含着对社会的教化，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周公 “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反相成。“礼”讲究差异，“乐”讲究和同。“礼乐文明”是奴隶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一次变革，也对以后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铺垫。

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以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日益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建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也日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创立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系统。

儒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以后社会的发展，建构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思想政治伦理体系。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的政治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孔子主张学社会、学历史，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他学习历史的凭借，又是孔门讲学的教材，成为后世的儒家经典――“六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辜鸿铭先生也认为“六经”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并且成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有着真实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人们同样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过着心灵的生活。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方向，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并阻止文明的毁灭。但在他的晚年，当他意识到无法阻止文明毁灭的时候――他还能够干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建筑师，看到他的房子起火了，屋子在燃烧、坍塌，他已明白无法保住房子了。那么他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抢救出房子的设计图。这样就有可能日后重建房屋。因此，当孔子看到中国文明这一建筑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毁灭时，他自认只能抢救出一些图纸。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东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古老的经书中――即著名的五经之中。因此，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5］

相比西方人，古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神经系统奔流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因此，加强思想政治的教育对统治阶级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和教育，既可以让统治者对人民施以“仁政”，又可以汲取社会精英进入统治阶级内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也就是后来儒家之书《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格外有一种尊严，愿意“杀身以成仁”。与西方相比，孔子创建的儒教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教化，最深刻的便是赋予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在《春秋》里描述了腐败的国家、衰落的文明所带来的苦难与不幸，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不懂得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孔子宣扬的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与君都不是一件坏事。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安定，也给人民带来希望――学习儒家经典治国平天下。

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与完善

进入封建社会后，国家完成了大一统，秦始皇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并实施了一套保障性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使得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文化上的统一。为了统一舆论，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秦始皇进行了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的“焚书坑儒”。后来的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国家的统一却为思想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自汉代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便“一统天下”。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成为五经博士研究与教授的经学；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得以确立，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事实上，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和手段。汉武帝用功名利禄来引诱世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典才可以进入仕途，把世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典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而无暇旁顾，客观上达到了其稳固统治的目的。这种帝王之术为后来的治国者所继承，儒家理论思想与方法也自然成为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代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般谈到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然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为主体。也正是因为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的贡献，才使得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更加系统和完善。

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1.重视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

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一种误区，重视他律教育和教育者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自我教育和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自我教育法及其实践可以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自我教育法居于核心地位，对如何实施自我教育，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以自我教育方法为中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重视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调动教育对象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自我教育中达到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2.强调道德实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使主体获得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力，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内化为主体自身的内在素质，这样的德育才有意义。目前，在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中，言行不一、躬行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这与当前思想道德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无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要注重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开展工作［6］。学校进行道德教育必须从知、行两方面入手，强调知行统一，使道德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加强实践性教育环节，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增强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3.教育者自身要做好示范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教育对象进行规约，而且对教育者一方也提出了要求。教育者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有着巨大示范效应和感召力。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特别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很有启迪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问题。在全社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发挥教师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身教示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身教示范，把思想道德教育寓于教育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以自身作楷模，启发教育对象的自觉，使学生学有榜样，行有方向，并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习惯。

4.建构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中国，一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而产生就朝向制度化方向发展。［6］它十分注重运用官方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相结合的方法，实践证明，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已经显示出威力。［7］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教师和家长的事，也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学校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地，在校期间，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并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是人们接受教育最早的地方，尤其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国家和社会教育氛围则是巩固家庭、学校教育成果的保证，四者缺一不可。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综合教育机制，只有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四者紧密协作，建构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社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周易・系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

［3］［4］论语・八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篇9

摘要：自北魏时期就确立了“存留养亲”制度，至今一共存在了一千四百余年，这样一项与打击犯罪需要并不相容的法外施恩的制度，竟然能够得到上至皇权，下至贩夫走卒的认同，其强大的生命力不得不使人深究其原因。虽然存留养亲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它之所以源远流长的根本却在于它对礼法伦常的维护。同时存留养亲制度也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通过深入研究这一制度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多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国古代；“存留养亲”；养老送终；法律文化；重要启示

在我国建设现代法治的过程中，不仅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法治理论，同时也更要结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在我国丰富的古代法资源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的宝藏。“存留养亲制度”是在我国存在了将近一千四百多年的制度，其产生、发展以及消亡都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息息相关，虽然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存留养亲制度”已不可能，但我们深入研究这项制度对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并了解当前的社会现实确有重要意义。

一、存留养亲制度的成因

（一）存留养亲制度的概函。

存留养亲制度是指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刑犯，如果该罪犯家中有需要其奉养的直系血亲，则准许死刑犯在家“侍亲缓刑”，准许流刑犯在家“权留养亲”，等到被奉养人去世后，再令罪犯服刑的制度。剥夺犯罪人享有的某些权益而使之感受到一定痛苦，虽然是刑法的本质属性，但却不是刑罚的目的。存留养亲制度在北魏时期开始，在唐朝时期定型完善，一直延续到明清，经历了千年之久,影响了数代。

（二）存留养亲制度的成因。

存留养亲制度最早见于北魏。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正月乙未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老，更无成年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着之令格。” 这项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和历史根源。

1.思想原因。儒家历来强调以“孝”治天下，认为“孝”是立身治国之本。依据儒家经义，子孙对于祖父母、父母应该克尽孝道，正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在封建统治者接受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正统思想之后，统治者亦以“孝”治天下来标榜。而存留养亲制度是提倡人们行孝的手段之一。当然，也正如儒家所说的那样，提倡孝道也可以维护封建统治，“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由此观之，统治者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有条件地释放一些犯人以及来博取仁孝之名，在社会中提倡孝道，对其统治有利无害。

2.经济原因。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人民流离失所，政权更迭频仍。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人口也势必大为减少，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赋税，必然希望百姓们能够安心耕种，因此保留一定的劳动力是必须的。而一定程度下实行存留养亲则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由是观之，存留养亲最早在北魏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农耕社会下，老人掌握了更多的生产技巧和经验，他们的这些经验和方法无疑是整个社会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给予老人很好的照顾是很有必要的。

3.政治原因。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大都有“养儿防老”的这种观念，因此有子嗣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宗祧，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将来有所保障。而如果将犯罪之人统统杀死，在其为独子的情况下，可能使其父母老而无人养。而国家如果承担起这种责任的话，显然力所不及，因此为了封建统治的稳定以及使国家减少这样一笔开支并可以使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统治者也很乐意采用存留养亲制度。如此可见，设立存留养亲制度的目的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言：“为养亲老而非姑息犯人。”

二、存留养亲制度的发展

存留养亲制度在北魏时期开始确立，但真正成熟却是在唐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在政治上多所改易，就法律方面来讲，法律思想活跃，立法活动频繁，为法律的严密和完备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意识条件。北魏之后，北齐、北周对存留养亲制度不断修订，至唐时，存留养亲制度已经基本定型。

唐律的规定较北魏时期有很大发展，首先从适用的前提条件来看，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是适用留养的前提，而这比《北魏律》所规定的“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更强调了“老”和“疾”两方面，显然更加完善和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更具有人情味。其次，唐律规定存留养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诸犯死罪非十恶……”，这与汉朝以来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儒家的精神已经深入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很大关系。十恶是影响封建皇权和统治的严重犯罪，因此对此进行特别的规定在当时看来是进步的。此外，唐律对犯流罪及徒刑者如何执行存留养亲制度也作了具体的规定，比以前的规定更为合理和进步。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因袭了这一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发展，但总体上并无太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清代律例并行，律例是官吏办案的法律准绳。在律与例的使用上，例优先于律，有例即不用律。清律的“犯罪存留养亲”条并未改动，而有关留养的例文却层出不穷。因此在众多的例中所体现的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呈现现出以下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一是存留养亲适用的条件更加细化，除了一般的亲老丁单等条件之外，还必须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这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精神及对受害者一方的体恤。二是将寡妇独子纳入可适用留养的范围，即如果“孀妇守寡期间，不论犯母之老疾与否，但守节逾二十年，即准留养。盖嘉其守贞抚孤之志，故较犯亲之限于年岁者为宽。” 三是适用存留养亲时，要求罪犯亦必须是尽孝之人，这是由存留养亲制度的本意决定的，因为之所以要使犯罪之人暂时免于处罚就是为了使其能照顾年老的父母，如若其本身即为不孝，则对其适用显然没有意义，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四是对存留养亲的一大发展即“留养承祀”，留养只是为了使罪犯年老的父母老有所养，然而自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孝往往是封建皇帝标榜的治国策略。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因此为了体现封建官僚对百姓的体恤，因此便有了“留养承祀”制度的产生。

在清末修律过程中，时任变法修律大臣的沈家本提出存留养亲制度有违公平精神，名为养亲，实为养奸，力主取消存留养亲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终于在清王朝灭亡前被取消。

分析存留养亲制度的天理、国法、人情的平衡及一千四百多年的持续史，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与伦理，法律与社会，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吴建,[J]《法学研究》,2001-09-23 ,13。

篇10

关键词：游侠；封建道德；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804.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4-0555-03

战国时韩非作《五蠹》，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之，此所以乱也”，把游侠作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

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明知游侠犯禁而依然为其立传扬名，在于他认为游侠言信行果、不怕牺牲、急人所难的高尚品德更值得赞许和推崇；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荀悦作《汉纪》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在荀悦看来游侠又成了“德之贼首”，危害无穷。人们因为侠不恃常业、不治生产、好周游而称其为“游侠”；从披坚执锐的“士”到浪迹江湖的豪杰，游侠始终不敢忘却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即“武”，所以人们往往又称其为“武侠”。“游”与“武”，形成了游侠独特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侠者必有武功，武功为安身立命之本；侠者好“游”，“游”为其人格特征的体现。从游侠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中习武者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特征。

1游侠产生的社会条件

游侠由战国时期士阶层分化而来。士原来属于贵族阶级，“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们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国家’只有‘身’。［1］”士虽然为贵族，但是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区别，即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他们平时给卿大夫做家臣，统驭百姓，战争时则执干戈，卫社稷，那时的士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

到战国时期，当时的生活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进入了诸侯争霸时期，各统治者为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也乐意为人主所用。由于士所受的教育比较全面，他们知礼能武，又会赋诗以言志。但总体来说，有的人长于文章辞令，有的人长于射御攻战，渐渐地便出现“游侠”和“游士”的划分。正如吕思勉所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2］”。 所以，诸侯纷争的动荡社会是游侠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所谓“乱世出枭雄”。而游侠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射御攻战”，即手中的刀剑和杀伐的本领。

2游侠游于既定的社会集团之外

对游侠种类的划分，司马迁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列出了“布衣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等侠的种类，有时还提出过“卿相之侠”、“暴豪之侠”，它们分别指代了不同的人群：“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是与“卿相之侠”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一般平民为侠的，他们身份大抵由战国时市井细民任侠发展而来的；“卿相之侠”则比较明确，典型代表是战国四公子；“暴豪之侠”大抵是一些地方豪强，为谋私利结成帮派，纠结布衣之侠，乡里，横行霸道。到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既有像战国四君子这样的公族豪侠，又有荆轲、高渐离、朱亥等布衣乡曲之侠、匹夫闾右之侠，再后来游侠进而与流民、盗匪等纠缠在一起，其来源就更难以具体言说。

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集团专门为封建国家的国王和领主征战攻杀，日本封建时代有职业军人集团――武士，骑士和武士都曾在自己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如历史上源氏和平氏武士团，都曾权倾朝野，对政治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游侠却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构不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团体。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所以行侠，目的并非为谋生，也极少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仅因为喜欢行侠，受侠义精神的驱使，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是一特殊社会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气质的社会人群。这些人有平民，有贵族，也可能有官僚，其来源可谓形形，三教九流，所以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社会集团。

3游侠游于既有社会关系之外

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说道：“士农工商，四民有也。”他还对这四民做了具体解释：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为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历代统治者均以四民各安其生，各乐其业为重要的政治追求，作为国家祥和、稳定的象征。在四民中，论民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这也就是贯穿中国封建统治历史中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考察游侠的历史，极少发现有游侠安于“农桑”，而他们对“士、工、商”也没多大兴趣。

3.1游侠的“不恃常业、不治生产”游侠的生活是奢侈的。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李白在《少年行》中所作的“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中也可见游侠衣着的光鲜。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常见侠客们动辄拿出大锭大锭的金银并拥有豪华的山庄，那么游侠是如何维持他们奢华生活的呢？

公族豪侠可以经营土地，拥有庄园，役使贫民，坐收其利，但具体事务不一定非得要他们操持；有的游侠依赖祖上的一大笔遗产，可以在维持自己生活之外大行义事，广结人心；也有的游侠因名声在外，权贵富豪都乐意与他们交往，虽自己不从事生产，仍然可以维持斗进斗出的花销。占游侠中绝大多数的布衣乡曲之侠、匹夫闾里之侠，则大都不事生产，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比较特殊。“倘仔细究查，大致有剽掠、椎埋、掠卖、劫质、盗铸和发冢数者。［3］”先说剽掠，攻劫曰剽，强夺曰掠，所谓剽掠，是指以强力劫取他人钱财；椎埋，指将人锤杀，然后偷偷埋葬了事，有时也泛指将人杀死后埋葬；掠卖即贩卖人口，这都是强取横夺生人财物，并至于谋财害命的。而发冢，又称掘冢，即盗墓；盗铸（包括私煮），则属于走私一类的事情，盗铸指伪造货币。盗铸之风汉代特别盛行，用铅锡加入白银中，充当市场流通的货币，获利十分丰富。私煮，即私造贩卖盐，盐的生产流通利润巨大，故中国古代大都把盐的流通纳入国家经营，而游侠们却敢于挖国家经济的“墙角”，做“私盐”生意。靠走私发家，“私盐”行业还产生出了一批盐枭，如唐末的黄巢、王仙芝就是大盐枭，他们手底下又养活了一批游侠，同时又干着诸如剽掠、椎埋的事情。

3.2游侠不乐士、工、商的生活态度游侠讨厌青灯黄卷，端坐读书，为老博士、老书生的生活，从春秋到战国大都如此。后来的游侠大都以为儒家经典是祸世书。不读圣贤之书，自然他们少有机会入朝当官。值得注意的是，游侠对做官的态度，在宋明以后，特别在明清有了根本的变化。黄天霸和白玉堂，都失掉了游侠的桀骜不驯，最后乖乖地做了官员的驯臣。所以有人把清代游侠的发展称为游侠“官化”阶段，而游侠的“官化”也直接导致了游侠消歇，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不作细述。

再看游侠对工、商的态度。与不愿为士稍有不同，由于获利求富是人之天性，游侠对如何生财常有涉足。《史记・ 货殖列传》中对富有如下划分：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所谓“本富”指靠种地养蚕等发家，游侠对此基本没有兴趣。“末富”、“奸富”则是指工、商两个行当。自两汉以后，历代游侠中间偶尔有经商致富，并恃富为侠的，但在统治者看来，这不过事“奸富”，为君子所不齿。

就游侠的总体情况来看，不事生产、不喜以货财生利是他们基本的态度。由于不事生产，不乐士、工、商之业，导致了游侠时常通过干违法勾当来维持自己放纵的生活，所以游侠自难为当权者所容。

4游侠游于传统道德规范之外

与对自身存在方式的选择绝然有悖于封建社会既有社会关系相联系，游侠所秉持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价值观，也有与封建社会传统道德规范有着不相一致的特殊性。

4.1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特点自秦汉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以认识论与道德观相统一的现世原则为基础，赞同以仁为至善人格，礼为等级标准，中庸为行事的基本法则。具体说，仁就是爱人，推己及人，泛爱容众。恭、宽、信、敏、惠，以及智、勇、忠、恕、孝、悌，则是它的具体体现。以后，历代儒学家和封建正统派人士，将仁发展为完善的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伦理讲求，而它在忠、恕、孝、悌的具体功用上，更被作了极度甚或异常的夸张。如忠被规定为对君主的忠，孝被解释为顺，解释为对权威的服从。再就礼而言，它是被作为一切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而提出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百姓所必须遵守的。

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游侠，不可能不被传统道德伦理影响，并且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中，也确有游侠愿意照奉的东西，如儒家的沉毅不屈、自强不息、诚信、义勇，都对游侠有着重要的道德感召力。在考察历代游侠的行迹时，我们间或可以看到有些人是符合上述道德要求的：他们谦恭文雅，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外施仁德，言行不违礼仪，与常人没有不同。但游侠从根本上说是一批桀骜不驯的人，他们弘扬个性，而不崇拜什么权威，从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言，游侠是拒绝恪守这些道德规范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压根儿就怀疑这些规范。所以他们自己订立了一套行事原则，乃至形成独有的德行规范。

4.2游侠的爱不尚等差和自我世界中的忠、义中国古代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但是在儒家的思想里，爱是有分别、有等差的。如孔子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君子”。而游侠爱人，他们并不尚等差，而由一己推向群体，推向社会，只要义之所在，他们可以爱一切人。与此相联系，他们的“忠”既不包括克尽职守、竭力奉公、对民负责等多项政治内容，也不狭隘地专指忠于君主，而是将“忠”上升为一种使自己成为自己，使自己彻底而完全地展示自己人格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凡自己承担下的责任，无论旁人怎么看，他们都会全力以赴。游侠的“忠”是属于自我世界的，只要自己以为需坚持不改之事，需推诚投效之人，都会不折不扣地去做、去服从，即使遭受厄运，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所谓义，《礼记・中庸》中解释为：“义者，宜也”，恰到好处为宜。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所以“义”是指人们的言行要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在封建社会中，“义”当然是指“三纲五常”等伦理，不会是游侠所固守的义。游侠所坚持的义与其忠紧密相连，是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在义的驱使下，游侠也可以违法犯禁，杀人夺命，而这一切都可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游侠的忠和义，其标准在他们自己的心中，是自己的信念，与忠君、作顺民的思想相去甚远。

4.3游侠的“不孝”孝被古人称作百行之冠，众善之始，道德之本。并且，孝不仅是事亲的问题，还可扩大至于事君，但游侠对孝的态度却并不那么恭敬，像常人那样凛凛无违。有时游侠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糟糕，甚至干脆就不愿意好好去做。他们不事生产，好逸恶劳，有的还喜欢纵博豪饮，冒死犯险，并不顾及家庭，不以父母妻子为念，例如：

北齐高昂从小放纵无度，长而倜傥，胆力过人，父亲高翼希望他能研习古学，特地为他聘请严师，令加鞭挞，但他偏好纵马游侠，纠合一批人，干强行劫掠财货的勾当，声势之大，气焰之嚣张，令州县两级官吏都感到棘手。为了结交豪侠剑客，他用尽了家资，高翼无可奈何，哀叹长此以往必将招来灭门之祸［4］。

以中国古人的观念，家庭的父子、父教和父治制度，规定了家庭崇拜是一个人应尽的最基本的义务。并且，家与国无疑存在着同构关系，集人成家，集家成国，齐家而后治国，家庭乃至家族对封建国家来说，完全是作为一个原型存在，对父母家庭的孝道，是专制皇权所提倡的臣道的基础。如果不尊亲孝顺，不重家庭责任，就是对传统规范忤逆，且意味着有“犯上”的可能，直接构成对专制皇权的挑战，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游侠并不理会这些，即便已经有人以此而被诛灭九族，他们仍不改其志，一意横行如故。“违父命”、“弃家庭”，这些举动在正统封建统治者看来，绝对是“不孝”之至的。

4.4游侠绝对的信信也是传统道德规范中极富实践意义的一项。孟子认为，与朋友交固然要有信，但当这信与至高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不必言信行果。孟子的“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然而游侠并不如此行事，他们对信崇奉是绝对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信是游侠最为重要的特征。游侠为了绝对的信，不但可以冲冒礼教，更可以杀人放火，他们很少考虑他们所杀的对象是否有罪，是否还会伤及无辜，是否符合既有的社会道德规范，例如：

三国时的典韦早年为游侠，有一刘氏与李氏为仇，他便替刘氏出头。李为富村长，出入备卫森严，轻易不能下手。他便怀揣匕首，驾车载鸡酒，假装有事情侯在李府门口，待李府门开，他便冲进去将人杀了，还将李氏的妻子儿女一并杀死，然后堂而皇之地缓步离开。［3］

游侠只要受别人所托或受到别人的恩惠，为信办事，很少考虑一下为什么，他们的信是绝对的，只要为朋友负责便可，别的一概不管。

4.5游侠的“不恕”就作为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一项的恕让原则，游侠也以自己狂放不受羁勒的情感与行为方式，对之作了否定。“传统中国人，理性能视人如己，善于以己度人，故多尚恕让［5］”。但游侠以复仇为美德，他们无意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牺牲个人自由与意志，当个人意志与现行秩序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个人意志的召唤。所以历史上许多的游侠“睚眦杀人”，他们不肯轻易损失尊严和自由，稍有不顺便拔刀相向，传统的恕让在游侠的性格中体现得很不明显。

游侠疏于恕让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以德服人与动辄诉诸武力的分别上：基于农业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解决纠纷的时候，武力是不被优先推崇的，“至武为文”、“以德服人”的观念对历代人影响十分深远。但游侠却有崇尚强力的喜好，尽管他们也想以自己的道德声誉去威服大众，但在具体行事时，时常是动辄诉诸武力的。有的游侠没有或不必去过刀头舔血的生涯，但仍时时不忘演练骑射，便习弓马，表明他们意识深处深知武力或勇力的重要，这种观念显然与以德服人的正统观念迥异。

5结束语

如果说，传统封建的道德完善大多以外在的尺度，即社会评价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游侠的人生价值追求则需完全用内在的尺度，用那些更接近他们粗朴人性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生活在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伦理社会中，其价值观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但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取向，所以游侠大都不遵行信、忠、恕、孝、悌等封建道德要求，或者对这些内容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们既没有君子的舒迟容仪，也没有君子端方的德行和修养。而游侠的价值体系游于正统的道德之外，是游侠之“游”最根本的体现。在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加强以及封建统治思想禁锢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游侠生存的社会条件不断恶化，不羁人格逐渐褪色，他们便渐渐推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只剩流风余韵在“成人童话”中。

参考文献：

［1］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生活的政治与人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8：230.

［2］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17.

［3］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225－23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