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7日

一、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灾难事件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的不利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NGO、公司和个人的共同愿望。2013年大气中二氧化碳首次突破400ppm，并正向450ppm这一众多政府机构公认的安全极限急进。当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二氧化碳的排量已达到世界第一，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60亿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减排压力。同时，碳信息披露也越来越引起我们企业的重视。

二、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现状

（一）CDP中国报告。在中国，作为CDP执行机构的商道纵横，自2008年至2013年连续向中国流通市值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发放问卷调查，收集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以及应对战略等相关信息，呼吁企业更加关注自身社会责任。2013年，在100家应邀参与CDP中国2013的企业问卷调查中，有32家通过在线问卷系统回复了问卷，回复问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10家），能源（7家）以及工业（5家）等领域。在回复问卷的32家企业中，有22家（69%）表示由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管理职责，2家企业表示没有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机构，8家企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个人绩效管理方面，当被问及企业是否提供相应激励机制来管理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16家企业给出了肯定回答，16家企业没有回答。对于风险管理方法，28家企业做出了回复，表示已经将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整合到适用于整个公司的识别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中（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机遇和风险），在回复的28家企业中，27家企业表示有专门识别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特定流程，对于风险管理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在32份回复的问卷中，27家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的商业战略中并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说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意识，已经将气候变化融入其商业战略管理中。当被问及企业是否在报告年度内制定了有效的减排目标时，6家企业表示设立了绝对目标，3家企业表示没有制定目标，其余23家没有回答。在减排行动方面，当被问及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是否能够帮助第三方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时，20家给出了肯定回答，2家企业给出否定答案，10家企业没有回答。即在回复问卷的企业中63%的企业主动在设计开发使用产品或者服务时，将气候变化融入其中。如银行类企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通信运营商提供电子账单和网络会议服务等，均可以间接推动其他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回复问卷企业中，22家对风险部分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答复。其中，4家企业识别出了全部三类风险，11家分别识别了由政策变化和物理变化引起的风险，4家分别识别了由物理变化和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引起的风险，2家识别了由政策变化引起的风险，1家识别了由物理变化引起的风险。

（二）碳信息披露新特点

1、低碳试点进入实操阶段。进入2013年，随着低碳试点方案逐渐获批，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低碳试点省市进入实操阶段。医药、饭店等典型行业也针对低碳发展开展了诸多尝试，如推行自愿性的低碳认证，开发行业碳排放标准等，向国内碳市场的初步成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内低碳及碳排放交易试点地稳步推进，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地酝酿及逐步实施，显示了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推进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2、在相应政策驱动下企业日趋重视。在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对碳排放要求日趋严格的政策下，企业将迎来低碳约束的新时代。只有积极转变经营理念，主动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在风险中把握机遇，在市场中保持长久的竞争力。我们看到，2013年共有32家企业回复了CDP2013年气候变化问卷，高于2012年的23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的企业表示已设立个人或团体承担气候变化的管理工作，50%的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整体的商业战略中。大多数企业在气候应对和管理方面态度日趋积极。由此可预见，随着交易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碳交易试点的逐步发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纳入到试点之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加入到碳信息披露的行列中。

3、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碳信息数据的核查和报告仍具挑战。“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并强调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推进减排工作更有效地进行。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能源及产业结构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减排的目标，积极开展交易平台的建设则需要做好碳市场交易机制的前期筹划工作。

篇2

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就在这次危机的转型战略中采取了不同的异步战略，这种不同战略的本质就是中美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采取了不同的国家竞争战略、不同的增长道路

美国：推动新能源发展

周 淇

气候变化问题是能源和环境两个问

题的结合。在布什执政的8年中，美国一直拒绝承认存在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而是试图把全球变暖说成是一个愚蠢的和误导人的“神话”，因而顽固地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从目前的迹象看，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将发生重大改变。

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主张

奥巴马曾表示，气候变化将成为美国在国际对话中的主要议题，其最有代表性的表态是2008年11月18日通过录像向联合国气候会议发表的演讲。奥巴马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将继续削弱我们的经济，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现在是我们一劳永逸地同这一挑战作斗争的时候了”。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不是孤立和消极地看待同气候变化的斗争，而是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振兴美国经济是一致的。对清洁能源的开发是振兴美国经济的一部分，它能够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奥巴马还强调，能源和环境问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美国的安全将得到加强。

上述演讲在国际上被看作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布什时期的结束和奥巴马时期的开始。法国前环境部长布利斯・拉兰德说，欧洲对奥巴马寻求可再生能源的许诺感到振奋，欧洲一直在推动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领导作用，如果美国确定了这个雄心勃勃的环保目标，那么其他国家就将被推动。

2008年12月9日，奥巴马同前副总统戈尔和当选副总统拜登会面时再次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的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一旦我上台，你可以确信美国将重新积极参与这些（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并帮助领导世界走向一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全球合作的时代”。他强调，美国不仅将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且还要推动订立国际协议并确保每一个国家都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

奥巴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由于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理念。其实早在参加总统竞选前的很长时间，他就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2006年，奥巴马在担任参议员的第二年，就与另一名参议员一起提出了两个议案，一个是要求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另一个是鼓励使用替代燃油。他还曾批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提高能效，以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奥巴马的新能源计划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已经提出一些与新能源有关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未来的10年中投资1500亿美元刺激私人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在这一过程中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

――到2012年使美国的电力有1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有25％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指标。

――到2015年，使在美国使用的汽车中有100万辆采用油电混合动力，使在美国制造的汽车达到每加仑汽油行驶150英里。

――在美国建立一个“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限制大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具体做法是，给每个企业都规定一个排放上限，未达到上限的企业可以把多余的排放配额出售给其他可能超标的企业。

――建立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度目标，到2020年把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实现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0％的目标。

――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

为了实现其目标，奥巴马已经挑选一批赞同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家来担任能源和环境部门的领导。最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提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朱棣文一直致力于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他认为，美国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应该走开发可再生能源的道路。奥巴马还提名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气候变化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伦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名曾批评“布什政府不尊重科学”的环境科学家简・卢布琴科担任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新任命的能源和环保官员都是支持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当作紧迫行动目标的人。在过去的8年中，他们由于布什政府抵制国际减排协议并拒绝制定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而无所作为。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5-6期）

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是在一个沉疴严重的传统机制上建立当代中国的能源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模仿、滞后和引进成为发展的主要策略，这个机制使我国失去了在能源方面的开创力。维持一个巨大的出口能力，本可以成为中国建立创新能源结构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中国的需求大，发展的机会就应该大，机会大就应该使自身能够实施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但是能源发展却往往成为中国的负担。

“机会成为负担”这是改革中最大的浪费，为此，中国需要研究跨产业的中国能源大战略。

2009年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框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国家能源局公开的资料来看，中国能源战略制定的基点就是要“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

这个基点注重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平衡作用，却忽视了以能源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的先锋作用，忽视了以中国能源产业为基础实施大规模技术革命以应对危机的创新转型，这是目前中国能源改革基点的不足，也说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应对危机转型完整的能源战略。风电行，核电行，中国能源转型的战略必须先行。

根据上述资料，目前中国确定的能源转型的战略框架可概括如下：

其一就是积极拉动内需，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加强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带动效应明显的核电项目、风电项目和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关系全局和战略安全的煤、电、油、气跨区域输送通道建设，石油、天然铀等战略物资储备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电网、城市电网和城市油气配套管网，下达中央安排的能源领域财政资金等六个方面。

这基本上是一个工程拓展计划，也是任何一届政府都必须制定的常规能源投资规划，这种安排没有解决中国发电、输电、供电、用电的战略转型问题。

从发电体系而言，中国迫切需要确定石油、天然气、核能、煤炭、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能和生物质能等重新整合的具体结构调整问题。上述计划没有确定可再生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可控制的替代转型战略问题，它说明中国在新能源的发展目标方面是模糊的，这是改革之大忌，发展之所戒。

从输电体系而言，上述计划仍确定以高压、特高压输电运行体系为主，没有涉及到营建超导示范工程，它说明了中国在新能源的战略管理方面存在着盲区，这个战略缺憾必须立即修补。

我国确定的电网体系仍然是发展高压、特高压输电运行体系，没有确定以超导和纳米材料以及智能电网改进输电损耗问题。

从供电、用电而言，这个计划也缺乏建立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管理的战略转型安排，在供电、用电的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

其二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主要包括2009年将继续推进“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500万千瓦，同时加快大型、高效、清洁燃煤机组的建设。采取措施解决小煤矿小、散、乱、差等突出问题，促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要继续加强国家规划的13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制定鼓励加快风电发展的政策，加快我国西南水电开发，加快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

这个计划初步勾勒了我国以风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转型问题，但是，对于现有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清洁使用缺乏战略前瞻性和改造计划，倘若不能有效地解决煤炭的清洁使用问题，就不能说中国能源结构实现了重大调整。

其三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利用海外能源资源。

主要包括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交流，扩大海外油气资源合作开发，加强能源资源战略储备。具体而言，利用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回落的时机，增加油气资源的进口。抓好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中哈二期石油管线建设，积极推动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建设工作，提高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能源外交方面，可以通过投资和市场两个途径进行，其中市场性的国际合作的核心就是建立全球能源定价机制中的中国定价体系，我们需要一个以中国为基础、由国际投资者广泛参与的能源现货和期货运转体系，金融海啸为我们建立这个定价体系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对这个机会视而不见。

其四就是增强自主创新，推进能源科技装备进步。

主要大力推进烟气脱硫、脱氮、等离子点火、6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锅炉、百万千瓦空冷机组、特高压输电、非粮生物质能源、生物柴油、深海勘探、煤清洁燃烧利用、煤层气开发、瓦斯综合利用等能源技术。组织好大型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大型油气田和煤层气勘探开发两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首先，上述安排没有解决中国能源科研的战略管理体制问题，比如，我们的国有能源科研机构，是集中在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好，还是目前的分散好？而且没有确定这个“国家队”如何与大学、内外资企业的能源科研机构形成多层次的创新体系。其次，上述安排没有将煤气化、超导电力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氢能电池等作为战略重点，暴露了中国在重大能源技术上的管理不足。

其五就是抓住有利时机，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主要包括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内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的间接接轨。改革目前电煤价格实际存在着“动力煤市场价格与电煤合同价异步并存”的双轨制。

解决能源价格的商品化管理问题的本质，是理顺国家、能源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收入分配，应该在明确商品化改革的战略的基础上建立这个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成熟机制。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我们的能源战略规划仍处于起步状态，根据国家能源局这个资料我们也只能对中国的能源战略目标窥见百面之一斑，上述这个战略最多也只能是一个2009年的能源工作重点，尚不可以构成为中国的能源大战略，具有灵活调整的巨大余地，应该集思广益，合多重创新而大成。

根据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目前这个发展规划，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中国能源战略存在着主要问题：

其一，我们缺乏一个从全球分工角度认识的能源转型战略，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全球投资大革命择优建立中国国际分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源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整合分工，以使中国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衡平全球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并可以推进中国的上市公司构建全球的市场链以维持中国的适度资产价格水平，为此，能源产业的转型就是中国全球分工的重组的关键。

其二，能源转型应该成为中国最核心的技术创新，应该成为IT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超导、纳米）产业和社会发展合成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主导者应该是中央政府，这个改革的参与者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改革的使命应该是建立21世纪的中国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三，我们对中国的优化的能源主体结构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认识。

其四，没有确立中国解决以煤为主的清洁能源战略转型安排和战略发展计划。

科学借鉴美国能源转型的战略经验和创新设计

从奥巴马领导的美国能源转型的战略来看，美国能源产业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再造国际分工，力争以美国自身能源的整合生产置换未来几年2万亿-3万亿美元美国进口的能源，成功修补金融海啸造就的美国经济损伤。

为此，奥巴马已将能源改革重点置于能源战略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节能汽车和电动车、改造电网、提高建筑节能设施、创新能源技术等重点领域。根据奥巴马已做的战略安排，2012年美国发电量的1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个额度2025年还将达到25%，这意味着将大幅度增加百万以上的就业岗位。

倘若参考2008年4月已开通的世界第一条纽约长岛超导商业化电网的运行经验，横跨四个时区的分散电网将可以改造为同一电网，而且这个电网可以超导电缆代替现有的大部分金属缆线，这将使美国成为集IT产业革命、能源革命和新材料（超导、纳米）革命的大成者，之后，美国企业将以全球20万公里电缆的整体改造为开拓目标，获得历史最大规模的市场利益。

全球一体化分工中的中、美能源战略转型的链接性

目前，能源改革成为了美国经济革命的主力；而中国也选择了以能源产业的升级改造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领域，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主要是希望这个产业抓住有利时机，转变发展方式。

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就在这次危机的转型战略中采取了不同的异步战略，这种不同战略的本质就是中美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采取了不同的国家竞争战略、不同的增长道路。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一定走美国能源改革的道路，但是，美国是当代国际能源分工的核心力量，全球每年用于石油贸易的原油不到20亿吨，其中每年美国就需要进口大约5亿吨，美国的能源消费方式实际上左右着全球能源体系的运转。倘若再加上欧盟、日本、韩国等国的石油进口量的改变，美国能源战略的革命必将修正世界的能源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力必将改变世界，也将影响中国。

因此，当代全球能源分工大厦的重建，我们不可能成为旁观的路人，对于美国主导的能源改革，中国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对于全球能源产业的变革，我们也应该做出快速反应。

中国对此可以有三个选择：

其一就是以美国能源改革的思路为先导，实施追随或跟随战略；

其二就是以美国能源改革的思路为借鉴，实施超越战略；

其三就是以美国的能源改革思路为试错，实施混合应对战略。

从中国改革战略价值最大化而言，能源现代化的最理想道路就是实施自主开放的超越战略，其实质就是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能源构型，然而这对于我们战略实施的能力有巨大要求。由此，这个战略就有可能可求不可行；从能源改革的实际运转能力而言，中国下一步能源最可能实施的就是混合战略，其实质就是兼容国际和国内不同的发展要求，不同的利益需求。集合高中低的能源生产方式同时运转以均衡增长，由此，这个战略可改可行；从中国与世界能源革命的联系而言，我们对美国创新的能源产业必须适应，这又将导致我们必须在推行混合战略的同时，实施局部产业的跟随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获取能源的方式很多，但选择清洁能源为第一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应该成为中国能源体系改造的重要方向；实施陆海并重，抓紧经略海洋能源开采就应该成为中国能源独立的基本依托；以高度创新的技术革命再造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基本保障；灵活的人民币政策应对美元本位制的国际经济体系应该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综合力量。

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26.5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9.5%，改造这种以燃煤为主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标准，使用清洁能源转型也就成为中国能源改革必须面对的前提性、基础性主题条件。其中，实施以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结构转变，发展海洋油气开采，推进核能建设，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建设智能超导电网也就成为中国能源体系调整新的支柱领域。

认识、把握并实施以上领域的拓展战略并与已有的煤炭、陆地油气相结合，将构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基础。

为此，中国应该建立以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气、油、煤并举的能源体系，并将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分期转型为煤的气化使用，以实现世界上最大的煤能源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中国能源现代化最小的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清洁能源结构。

原煤的气化使用方法有三个：

其一：先气化，再销售。也即在产煤区将煤炭气化，通过全国输配管网销售合成气，它也将节省输电过程中的大量能耗。

其二：先气化，再液化销售。

其三：强制煤炭的终端大用户分期实现气化使用。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实施的。其中应该重点发展IGCC技术：整体煤气化--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工程。

应大力推进以智能超导电网取代国家特高压输电网工程

我国应该加快论证，调整特高压输电网的工程计划，已有的特高压工程完善运行，未开建的应延缓或暂停推进。对于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11556亿元，正常赢利可以达到近千亿元的国家电网公司而言，建议其创新主战场应转移到智能超导电网上来。

特高压电网是解决中国电网升级改造的重要战略路径，但不是唯一出路。 智能超导电网是21世纪解决大型经济体系大容量、低损耗输电的最佳途径。

特高压电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美国、苏联等国用电负荷的快速增长而开始研制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一条线路特高压电网有好运气的。1985年苏联开始建设的890千米的1150KV特高压线路投入运行，因苏联解体长期降压至500KV运行。东京电力公司于1988年开始建设的190千米的柏崎-西群马-东山梨南北向特高压输电线路，1992年开始建设的240千米南磐城-东群马-西群马东西向特高压输电线路，从投入运行至今，一直都以500千伏降压运行，没有实现其升压到1000千伏的设计运行目标。这里除经济需求调整的原因外，特高压电网不是解决电网升级改造的最理想途径是重要原因，与其争锋的除传统电网外，就是超导电网，所谓的超导电缆就是采用高温超导材料制作的电缆，与传统电缆相比，它具有输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低，输送容量大，体积小，电磁污染少的四大优点，在相同截面下，输电能力是常规电缆的3－5倍。

因此，在主要经济体完成对特高压电网的试错检验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丹麦和韩国等相继开展了超导输电电缆的研究。2004年7月10日，由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等研制的高温超导电缆在云南电力公司正式并网运行，2004年l2月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与甘肃长通电缆公司等合作研制成功75m、10．5kV／1．5kA交流高温超导电缆，并接入到甘肃长通电缆公司6kV配电网中向车间供电运行。应该说，加快中国超导电网的商业化运行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同时我们应该发展智能电网，其本质就是能源替代和兼容利用，它需要在创建开放的系统和建立共享的信息模式的基础上，整合系统中的数据，优化电网的运行和管理。主要是通过终端传感器可以将用户之间、用户和电网公司之间形成网络互动的即时连接，实现了数据读取的实时（real-time）、高速（high-speed）、双向（two-way）的效果，提高整个电网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实现综合效率。

目前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得（Boulder）已经成为了全美第一个智能电网城市，美国多个州已经开始设计智能电网系统，GE、IBM、西门子、Google、Intel等信息产业龙头都已经投入智能电网业务。2007年10月中国的华东电网等也正式启动了智能电网可行性研究项目，“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力信息化每年约有超过100亿元的投资，如果从现在开始就着眼于智能电网的建设，其效益也是非常巨大的。由于缺乏智能电网，导致中国出现了区域性、季节性电力的短缺及局部地区电力过剩与局部地区电力短缺的情况。

篇3

[关键词]USFlD；绿色技术；专利；检索

（中图分类号]G25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8-0027—05

对于“绿色技术”，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将其定义为适合环境的技术（Envi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ESTa），其目的是应用环境科学保护自然生态和资源，以消除人类参与导致的负面影响，其目标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制定以来，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转移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特别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全球范围内对该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上升，“绿色技术”专利活动快速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报告指出，“绿色技术”中的清洁能源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预计到2020年，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产值将达2.4万亿美元，成为继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外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在美国，“绿色技术”更是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专利战略在“绿色技术”创新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运用。EPO的调查显示：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依次是日本、美国和德国。从2005—2009年，美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专利年均增长率达8.1%。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以“绿色、低碳”为主题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美国正利用其专利战略，期望率先抢占“绿色技术”制高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绿色技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临日益严重气候问题，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绿色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还属于一个新兴的产业，要促进其创新需要大量投入，是潜在利益和风险共存的。盲目的创新，会导致产品市场化阶段的失败，不能收回技术开发阶段的投资，挫伤再次创新的积极性，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对所在领域技术现状与发展方向的掌握是开展准确高效的技术创新的基础。专利文献呈现了各领域200年来的创新成果，80%可得技术信息都出现在专利出版物中，并且常常不会在其他地方再现。数据显示，1990—2009年，全球公开了11万余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这些专利文献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对“绿色技术”领域而言，大部分的先进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掌握的技术较少，特别是核心技术更少。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ee，USPID）所接受的碳捕捉、碳储存、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水力海洋能源等方面的专利申请居全球第一位，而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所接受的专利申请居全球第二。可以推测，USPTO的专利数据库中包含有世界上最领先的“绿色技术”发明。因而，要推进我国“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对USPTO的专利数据进行检索与分析必不可少。本文试图在目前USPTO专利数据库的基础上，探讨有效的检索方法，准确、全面地检索出在USPTO申请的“绿色技术”专利文献以指导其技术创新工作。

1 “绿色技术”专利检索的目的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名技术研发人员，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研发出的“绿色技术”，而且要避免对他人的“绿色技术”专利造成侵权，更重要的是，在进行技术研究和投入之前，我们要对本领域的技术发展情况有所掌握，避免盲目的研究投入。因此专利资源已成为技术创新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企业对产业内专利文献的检索也成为一种必要的行动。对于“绿色技术”研发人员而言，专利检索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对现有“绿色技术”有一个把握，避免重复研究；其二，追踪竞争对手的研发活动情况；其三，避免侵权；其四，提高自身专利申请的质量。根据检索目的不同，专利检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种。

1.1 可专利性检索

可专利性检索，也叫做创新性检索，是针对某个发明方案而言的，一般发生在准备申请专利阶段，其目的主要是判断拟申请的“绿色技术”方案是否可以获得专利（即是否符合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适用性”），如果可以获得专利的话，哪些已经公开的专利和非专利文献与该技术方案相关，所以可专利性检索也可以称为现有技术检索。如果我们要向USPIO申请美国的专利保护，则必须对已经在USPIO提出的类似专利申请有一定的了解，从而节省专利申请的时间和金钱，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1.2 侵权检索

侵权检索的目的是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确认有没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从事新课题研究之前，也应当查阅专利文献，了解是否有侵权的危险，避免盲目研究。企业向国外出口新产品时，也应该检索出口目的国的专利文献，判断是否会造成侵权。因此，如果我们要向美国出口“绿色技术”有关的产品或者服务，就应该事先通过专利检索对该领域的专利情况做一个了解。

1.3 技术现状检索

技术现状检索是分析某一领域专利技术全貌会用到的一种检索，与前面两种检索不同的是，这种检索不仅仅集中于某个单一专利，而是对特定技术领域的所有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进行全面的检索以反映整个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某一领域技术信息全面而准确的梳理能有效地了解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方向，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2 “绿色技术”专利检索的实践及其存在问题

专利检索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是进行专利信息分析、指导技术创新的基础。然而，由于“绿色技术”目前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使用传统的专利检索方法很可能会造成检索结果的不完整或者不准确。

2.1 关键词检索及其存在的问题

就像检索学术文献一样，很多“绿色技术”专利分析在获取专利时，选择关键词来进行检索。例如，王永和汪张林（2011）利用关键词检索对新能源专利情况进行初步分析，潘雄锋等（2010）以专利名称和摘要为检索字段，采用VB软件设计检索程序，最后统计出新年能源专利的相关数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仔细了解技术背景之前，盲目用关键词进行检索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很多国家的专利数据库平台只包含1970年代以后的专利文献的全文，而更早的专利文献只包含标题和摘要，或者连标题和摘要都没有。例如，USPTO的专利数据库中，对1976年以前的专利只有专利号、日期和专利分类号的。在近400万的美国专利数据中，几乎有一半的文献用关键词检索是看不到的。而笔者通过检索发现，25条在USPIO最近公布的与风力涡轮机有关的专利中，引用了350个专利，其中21个专利在1976年前就公布了，14个专利在1950年前就公布了，最老的引用专利是1880年。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可能要参考更早以前的专利技术来指导创新，而关键词检索无法为我们收集到这些专利文献。

（2）关键词检索还存在一个不同语言专利数据库之间的转换问题，在USPIO检索美国专利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关键词翻译成英语。而且在有些支持多语言的专利数据库中，例如，欧洲专利数据库（esp@cenet）和世界知识产权局（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的数据库（PATENTSCOPE）中包含中文、日文和韩文多种语言的专利。尽管有些专利的提名和摘要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大部分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因而使用一种语言的关键词就会出现检索结果不准确的情况。

（3）由于自然语言常常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可能造成输入一个关键词，会查到众多的专利记录，而其中混杂了大量不相关的条目。如，ABS：可以是汽车抗抱死系统的缩写（Antilock braking systems），也可以是化合物丙烯腈一丁二烯一苯乙烯的缩写（Ae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2.2 专利分类号检索及其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关键词的确定和选择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分类系统帮助限定词义的范围，会大大提高检索的准确度，节约时间。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依据一定的标准，先后对专利进行了分类。并且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PCT）也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专利分类规则，即国际专利分类法（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简称IPC）。目前，主要专利分类包括以下3种类型：

2.2.1 国际专利分类

目前国际通用的专利分类方式只有一种，即IPC。IPC是根据1971年签订的《国际专利分类的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其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专利检索工具以便专利审查员和其他使用人员进行检索。由于IPC本来就是为专利检索的方便而设计的，因而是一种通用而简便的途径，大多数的政府专利检索网站和商业网站都提供此类检索。但是，IPC所实行的主要分类标准是技术的功能，即按发明的内在特点与性质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其用途分类。

2.2.2 国家或地区专利分类

由于国际专利分类号不适用某些技术种类的检索，特别是以技术的应用来做分类的检索。因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检索的方便，相继制定了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标准，例如欧洲专利局分类（European Patent Office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ECLA），ECLA对IPC分来进行了细分，它包含129200个分类（比IPC多6000多条）。美国也有自己的专利分类标准（U.S.Patent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USPC）体系，与IPC不同的是，USPC采用的是多种标准对专利进行分类，包括行业、功能、生产程序和结构。每件专利按照上述标准中的1个或者多个来进行，并且并不是每个专利的分类标准都是一样的。1830年前，美国的专利文献按年代顺序排列，1831年首次颁布了专利分类法。当时只是将不同的技术领域分成16个组，将所有的专利文献按16组分类，并在文献上标上分类号，直到1837年才制定了新的分类表，设置22个大类。100多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分类表不断修改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仅用于USFIO内部使用的分类体系。按照该分类体系，编排分类检索文档，供审查检索使用。1969年1月7日，USFIO在其出版的专利说明书及公报上标注与本国专利分类相对应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2.2.3 一些商业专利数据库的分类

除了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专利分类外，一些商业专利数据库也建立了自己的分类标准，例如，1948年成立的、全球最权威的专利情报和科技情报机构之一德温特（Derwent）为了实用科研人员的习惯和应用，提高标引的一致性，就根据需要制定了自己的分类标准。

鉴于专利分类号对每种技术作了明确的分类，因而相当一部分的专利检索都是通过专利分类号来完成。但是，由于“绿色技术”专利的特殊性，依靠传统的专利分类号进行检索都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

（1）“绿色技术”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目前在各专利分类系统中都由于没有明确的“绿色技术”分类。

（2）“绿色技术”属于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目前尚无统一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专利技术的专门分类体系，很难基于现有的IPC等专利分类系统来识别相关技术发明。例如，在“绿色技术”中有一类是碳捕捉技术，是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技术。但是，目前在IPC及USPC中都没有特别对这类技术进行分类。如图1所示，在IPC中最接近的是13011353/62。但是，在实践中，通过这样的分类并不能检索到全部的二氧化碳捕捉相关的专利技术。因为它仅涉及化学和生物净化，不包括其他常用的分离技术，吸附或冷凝等。另外，它涉及到所有的碳氧化物，在一般情况下，其中还包括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一种化学工业上常用的物质，但是它毒性很强，因为在很过工业领域都涉及到一氧化碳的分离。因而，我们检索出来的很多专利可能是一氧化碳的捕捉技术，而非二氧化碳的捕捉技术。

3 USPTO“绿色技术”专利的检索策略

为改善获取“绿色技术”专利文献中存在的问题，USPIO于2009年6月正式推出“环境友好型”技术专利分类索引（Environmentally Sound Teehnologles Concordanco，EST Concordance）。该EST Concordance基于现有UPSC和IPC分类体系，在不改变已有分类标准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特定专利群的重组，以此作为EST Coneordance的指导原则。该分类索引是目前基于IPC分类体系的气候变化减缓技术专门体系的范本之一。EST Concordance将所有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专利划分为5个大类（可替代能源、能源存储、环境友好型农业、环境净化、保护或修复以及EST相关规则、设计或教育），共74个子类及细类。表2显示了其中可替代能源的分类。USPTO在其网站为EST Concordance创建了完整链接，可以迅速而方便地直接通过链接最终获取相关专利数据，由此USFTO已经基于UPSC和IPC分类体系标准构建起了专门的有关“绿色技术”的EST专利数据库。USPTO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为用户创建了方便“绿色技术”专利申请及信息获取的便捷通道，而且为构建“绿色技术”专利数据库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选择。

因此，要获取在USPTO申请的绿色技术专利，可以直接进入EST专利索引，然后找到自己想要的技术领域通过UPSC的链接直接进行检索。

4 专利检索结果的修正与精确

值得注意的是，EST Concordance也只是对“绿色技术”的一个分类指导而已，并不是每一种“绿色技术”都可以毫无遗漏的被检索出来。如果要对“绿色技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利做全面、准确的检索，仅仅靠EST ConeonJanee是不够的，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4.1 配合EST技术国际专利分类索引进行检索

WIPO一直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以及知识产权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作用，并致力于同各方合作推动世界知识产权及专利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为解决有关“绿色技术”专利分类及专利数据库建设问题，WIPO专门成立了国际专利分类修订工作组。该工作组于2010年2月了有关EST技术的国际专利分类索引列表，该索引将EST技术分为4大类（空气污染控制/消除、水污染控制/水及废水管理、固体废物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对应每一分类给出了所有相关的国际专利分类号。

WIPO的EST国际专利分类索引体系建成后，成为有关气候变化减缓技术专门分类的国际标准，同时也将成为IPC体系改革和发展的新里程碑。WIPO与USPTO有的EST Concordance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相对来说WIPO的分类更为详细，例如对于生物燃料，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USPlD的ESTConcordance中只有一个概况的分类ClOL 5/00，而在WIPO的EST国际专利分类索引中却细分为：固体生物燃料、液体生物燃料、沼气和从基因工程中提取的生物燃料4类，并且固体和液体生物燃料还进行了细分（具体参见表2）。由于USFTO的专利数据库不仅支持美国专利号的检索，同时也支持IPC检索，在需要更精确的“绿色技术”专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IPC中直接输入相应的EST国家专利索引中的IPC号进行检索。

4.2 通过设计检索流程精确检索结果

尽管USPIO和WIPO都对“绿色技术”专利做了特别的专利分类号和索引，但是这些分类仅仅是一个概况性的总结，并不是说包括了所有的“绿色技术”专利文献，同样的在这些专利分类中也可能包含并不是“绿色技术”的专利文献。因而，在初步检索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检索的要求对结果作进一步的修正。为了得到更全面、准确的专利数据，我们可以采取图2的5个步骤。

5 结语

篇4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银行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062-06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其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也是现阶段中国寻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推动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是基于中国特有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经济形势格局提出的，与国外提到的新兴产业较为接近[1]。国务院在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中，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规划为现阶段中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国务院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2）中明确了对发展上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战略意义及相关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的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包括金融支持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系统过程，且金融作为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能够与科技创新高度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2-4]。

对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言，相关金融支持主要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具体的支持渠道包括证券市场融资、债券市场、风险投资以及银行信贷等。然而，现阶段各种金融渠道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通过中小板和创业版上市、风险投资的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而通过债券市场的融资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受到相关政策规定的限制，银行信贷的支持作用（尤其对中小企业）则较为薄弱。上述现实发展状况也反映出金融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市场和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作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至今，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对其发展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和其他相关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试图发现不同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用的差异性，为今后制定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提出并不久，但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其中与金融支持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定程度反映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相对于其他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收入、高投入、高风险、中小企业为主等特征，而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也正是与这些产业特征密切相关。吕铁和余剑分析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具体包括商业银行信贷支持力度有限、中小企业融资难、政策性的扶持力度不足、风险投资滞后、金融服务动力不足等五方面内容[5]。马伟军则分析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障碍，认为金融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6]。胡迟也同样提到了在融资形式、金融供给服务和银行贷款取向等方面存在的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协调问题[7]。李富有和尹海凤进一步通过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考察了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认为在长期内金融支持和产业发展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从短期来看，两者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8]。除上述从国家整体层面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武汉、湖南、内蒙古等不同行政级别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现状进行研究[9-12]。

2.在不同类型金融渠道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不同学者主要关注于银行信贷、风险投资、股权投融资等金融支持渠道。谭中明和李战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资金需求的分析，分别对银行体系、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孵化器产业等方面考察了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现状[13]。纪玉山和孙海梅关注到了风险投资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从资金支持、管理经验、资源导向机制等角度讨论了风险投资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但也同时指出了中国风险投资支持作用所存在的不足[14]。辜胜阻等则进一步考察了股权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认为中国亟需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为主的股权投融资链来提供相关金融支持[15]。

3.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不同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例如，顾海峰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从业态研究角度切入，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包括培育、发展、升级等过程，并考察了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市场性金融支持[16，17]。张卓等也同样基于业态演进的视角，考察不同时期所需的金融支持问题，提出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18]。王健和张卓进一步基于业态比较的方法，创新地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产业发展力等四个一级指标、产业增长潜力等八个二级指标以及生产率上升率等十五个三级指标[19]。

4.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来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相对与上述相关研究偏重理论和现状分析而言，对于金融支持效率的研究则更为侧重实证研究。熊正德和林雪较早地关注该方面的研究，他们运用DEA方法并基于99家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结果表明市场性金融支持行为在经济波动期存在效率缺失问题[20]。熊正德等基于DEA和Logit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效率，认为金融支持效率受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支持效率较高，反之效率较低[21]。马伟军则进一步利用DEATobit两阶段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得到金融支持在资源配置效率中并未实现最优且呈现出行业差异性的结论[22]。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产生于中国，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于金融支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包括风险资本对新兴产业兴起与发展的作用[23，24]、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的支持作用[25]等方面。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较为广泛，但研究主要限于国内学者，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由中国提出有关。然而，有关研究仍有一定可拓展之处，具体为：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研究主要限于现状分析和理论研究，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且主要关于金融支持效率，并未较多涉及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第二，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考察不同阶段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其他相关理论研究较少；第三，实证研究使用数据主要基于上市公司，但从现有研究来看所涉及的上市公司数目较少，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出金融支持作用。为此，本文针对上述可拓展内容，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对金融支持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行理论分析，并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和其他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由此可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任一企业而言，其生产主要依赖于三部分因素，即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技术水平。对于资本投入而言，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两部分，其中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可以反映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对其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8]；对于劳动投入而言，一般可由劳动力人数表示，但考虑到企业内职工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例如管理层与一般职工），本文用职工薪酬来表示劳动投入；对于技术水平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较其他行业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产，这也是其进行相关高技术产品生产的关键，故无形资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技术水平。此外，考虑到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金融支持作用，在此用企业应付利息表示。这样，包括直接金融体系和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作用将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的方式反映，主要表现在资本投入方面，相关因素还包括职工薪酬、无形资产、劳动力投入、技术水平等。

其中，INCOME表示企业营业总收入，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LA表示流动资产合计，反映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支持水平；FA表示固定资产净额，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借贷能力；SA表示应付职工薪酬，反映企业的劳动投入水平；IA表示无形资产净额，反映的是企业的技术水平；INTEREST表示企业应付利息，反映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支持水平；i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同企业，t表示不同的时间（季度）；u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基于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关键在于如何筛选出与战略性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此，本文借鉴了石璋铭、袁礼和国胜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样本选择的方法[26，27]，考虑到财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等问题，最终选择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共计422家上市公司，具体上市公司的产业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①。从上市公司数量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数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量最多为94家，占到上市公司总样本数量的22.3%，而新能源汽车产业数量最少为13家，占比仅为3.1%，其他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量相当。从上市公司数量也可以反映出该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但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可能与该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国际竞争市场激烈等因素有关。

此外，本文采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形成于2010年前后，政策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2011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的季度数据，共计为15个季度。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除变量ln INTEREST的离散系数为0.996外，其余变量的离散系数均较小，表明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企业的应付利息差异较为明显，但包括企业营业总收入、流动资产在内的其他变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估计方法，F检验表明拒绝混合估计模型，Hausman检验则进一步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3）进行回归估计。表3为基本模型估计结果，作为对比，本文报告了分别使用混合估计模型（OLS）和随机效应模型（RE）的估计结果，而后续的回归结果分析将基于固定效应模型（FE）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对企业营业总收入的作用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变量的变动对企业营业总收入均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具体而言，当企业流动资产合计增加1%时，企业营业总收入将增加0.557%，表明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正效应；当企业应付利息增加1%时，营业总收入将增加0.004%，虽然也同样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但考虑利率等因素，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发展的正效应仍低于流动资产合计变量，表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正向支持作用要弱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上述系数估计结果得到的结论，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而非银行信贷，通过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存在诸多限制与障碍，这与胡吉亚提到的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显著的推动作用相一致[28]。

相对于流动资产对企业营业总收入起到的积极作用，固定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小，具体为固定资产净额增加1%将使得营业总收入增长0.094%，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的流动资产对其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这与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固定资产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有关。此外，应付职工薪酬和无形资产净额变量对营业总收入也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作用，表明劳动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的作用。

（二）扩展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的金融支持变量对以企业营业总收入指标为衡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企业营业总收入反映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规模，即从规模层面上来看的产业发展。那么，金融支持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否同营业总收入反映的一样，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是否也会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改变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净利润，建立检验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扩展模型，具体为：

其中，PROIFIT表示企业净利润，其他变量与相关说明保持不变。

与基本模型一样，F检验拒绝混合估计模型以及Hausman检验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故同样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以发现，部分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与基本模型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固定资产净额变量系数符号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固定资产净额对企业净利润反而起到了一定的负效应，但该作用并不显著，企业应付利息对企业利润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利于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反映出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支持作用，反而呈现出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样地，无形资产净额对企业净利润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企业拥有较多的无形资产并不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可能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流动资产合计变量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仍显著为正，即企业增加流动资产能够促进其利润的增加。由此可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方面来看，金融支持对其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从企业营业总收入方面来看，直接金融体系和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显著的正效应，且前者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从企业净利润方面来看，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呈现显著的正效应，但间接金融体系则出现了负效应。上述实证结果反映出现阶段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相对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而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正向支持作用更为稳健。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银行因其注重安全性和流动性，对高风险、中长期贷款需求明显、中小型企业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忽视[13]，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特征则显而易见。

（2）固定资产净额和无形资产净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两者对营业总收入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对净利润却呈现出一定的负效应。固定资产净额所产生的负效应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固定资产在企业盈利方面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而无形资产的负效应则是其无法得到有效金融支持的一种现实体现，尤其在银行信贷方面更为明显，也可能与无形资产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技术有关。劳动投入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可见，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用影响主要体现于资本投入方面，但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渠道所发挥的作用影响并不相同，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得到的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与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一致。进一步而言，不同金融支持渠道发挥作用的异质性与其金融工具本身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密切相关。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同时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保持上市公司的企业质量和竞争水平；创新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尝试无形资产抵押方式，并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力度和范围；加强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与投入，促进包括科技型小微企业等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技术转化程度，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水平，推动孵化器产业发展[29]；深化风险投资和债券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根据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特征，有机结合不同金融支持渠道，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所选422家上市公司的公司代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李苍舒， 李金华.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J]. 西部论坛， 2011，（3）： 66-73.

[2]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升级与金融支持[J]. 改革， 2011， （2）： 29-34.

[3]王新新.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商业研究， 2012， （1）： 44-50.

[4]Kolympiris， C.， Kalaitzandonakes， N.， Miller， D. Spatial colloc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 in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 1188-1199.

[5]吕铁， 余剑.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J]. 宏观经济研究， 2012， （5）： 18-26.

[6]马军伟.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障碍与对策[J]. 经济纵横， 2013， （1）： 94-97.

[7]胡迟. “十二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J]. 经济纵横， 2014， （8）： 17-20.

[8]李富有， 尹海凤. 金融支持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15）： 53-58.

[9]余振， 李春芝， 吴莹. 武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基于共同集聚视角的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107-111.

[10]胡昌生， 付鸣.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融资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纵横， 2013， （7）： 107-111.

[11]刘建民， 吴飞， 吴金光.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 67-72.

[12]初海英. 内蒙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策略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4， （4）： 68-71.

[13]谭中明， 李战奇. 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对策[J]. 企业经济， 2012， （2）： 172-175.

[14]纪玉山， 孙海梅.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策略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12， （1）： 1-8.

[15]辜胜阻， 马军伟， 高梅.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亟需完善股权投融资链[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 （10）： 5-10.

[16]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体系及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b， （7）： 98-103.

[17]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体系及政策研究――基于市场性金融的支持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c， （11）： 74-78.

[18]张卓， 张源， 胡挺. 基于业态演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与优化路径[J]. 武汉金融， 2012， （6）： 18-19.

[19]王健， 张卓.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测度与金融支持[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1）： 76-81.

[20]熊正德， 林雪.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管理， 2010， （11）： 26-33.

[21]熊正德， 詹斌， 林雪. 基于DEA和Logit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J]. 系统工程， 2011， （6）： 35-41.

[22]马军伟. 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 （3）： 133-137.

[23]Dimov， D， de Holan， P M， Milanov， H. Learning patterns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ing in new industr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2， （21）： 1389-1426.

[24]Popov， A， Roosenboom， P. Venture capital and new business creation：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37）： 4695-4710.

[25]Ilyina， A.， Samaniego， R.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1， （43）： 899-921.

[26]石璋铭.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27]袁礼， 国胜铁. 融资偏好会影响生产率增长吗？――来自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J]. 商业研究， 2014， （10）： 25-31.

[28]胡吉亚.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研究[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6）： 108-113.

[29]兰飞， 王华， 沈亚飞. 战提升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2）： 86-90.

篇5

【关键词】 欧盟 全球卫生治理 卫生援助 中国的参与

【作者简介】 刘长君，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高英彤，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2-0095-19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2006

公共卫生问题是一个既传统又新颖的问题。就传统而言，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就新颖而言，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含义，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甲型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频繁出现使得全球卫生治理在国际政治议程中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发展援助与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提供者，欧盟一直试图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能够有所作为。进入21世纪以后，欧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官方文件，谋划了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具体战略。同时欧盟也加强了卫生领域的对外援助，并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卫生机制的协调活动，宣誓自己要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领导者。本文基于欧盟2000年以来所的相关文件和实际行动，对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解读，分析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特点和面临的困境，并探究该战略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借鉴意义。

一、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欧盟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关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追溯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马约》第129条规定，欧盟和成员国有义务同第三国或卫生领域的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卫生合作。 随后，欧盟出台的一些基础性法律文件也对全球卫生治理问题有所涉及。2000年12月出台的《欧盟基本权利》从人权的角度明确了卫生治理的必要性。它指出：“接受基本的疾病预防和得到良好的疾病治疗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国家的法律要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欧洲联盟要通过切实的政策和实际的行动来定义和贯彻高水平的卫生治理。” 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在“公共卫生”部分还对1992年的《马约》进行了补充，特别强调了欧盟相关机构有义务控制跨越国界的公共卫生威胁，而且欧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这些威胁进行及时的预警、监控和根除。 除基础性法律文件外，欧盟一些与发展和人道主义相关的专门性文件中也强调了卫生治理的重要性。2002年欧盟委员会了名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与减贫》的报告，报告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新挑战，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条件是全球减贫计划的必要步骤。该文件部分勾勒出了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框架，包括：从政府层面上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在基础医疗设施、艾滋病防治和人口调查等方面的援助；增加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资；通过公平的方式来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中卫生条件最脆弱的人群。

（一）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正式形成

2003年SARS和2006年禽流感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卫生领域存在的危机，因而更加期盼在该领域形成有序有效的治理模式。 尽管欧洲并不是主要疫区，但欧盟及其成员国也认识到仅仅依靠区域内的合作很难化解全球性卫生危机对本区域的潜在威胁。2004年，时任欧盟卫生与消费者保护事务负责人大卫・拜恩（David Byrne）表示：“欧盟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应当与卫生事务紧密相连”，而且他相信欧盟能够在全球卫生合作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2007年欧盟委员会出台名为《“携手为健康”2008―2013欧盟卫生战略》（以下简称“2007卫生战略”）的战略白皮书。该文件也被外界认为是欧盟第一份关于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性文件，进而标志着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正式形成。

“2007卫生战略”充分吸纳了拜恩的观点。开篇便提出：卫生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公共卫生作为全球性的公益（Global Public Goods）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全体国际社会在政策和行动上的支持。 具体而言，“2007卫生战略”首先为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是讨论了卫生治理所要秉持的几种理念，尤其是强调了“公平” （Equity）和“共命运” （Solidarity）这两种理念应当被推广到全球卫生治理中；二是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充分认识到全球卫生与全球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三是“卫生融入各项政策” （Health in All Policies）战略（以下简称“融入”战略），要求欧盟将卫生议题融入它的所有政策中，特别是欧盟在安全、贸易、外交、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政策；四是确定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该战略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在全球性卫生危机中无法独善其身，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在全球卫生事务中提高自身的话语权，并获得与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从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长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关于如何履行上述原则，该战略在执行部分进行了一些规划，包括：在全球层面上分享欧盟在卫生治理方面的理念、经验和知识；保持欧盟及其成员国卫生政策的内外连贯性，共同实现全球卫生治理的整体目标尤其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第4―6项任务； 采取相应的发展援助政策，缓解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源，即贫穷；积极应对发生在第三国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鼓励和督促各项国际卫生规制的遵守和执行；等等。

（二）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具体化

2009―2010年，甲型H1N1流感再次引起了世界的恐慌， 而全球金融震荡也对卫生领域的融资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结合全球卫生治理环境的新变化，欧盟内部主管卫生、发展援助和科学研究的三个部门计划联合起草关于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新文件。2010年3月，欧盟出台了名为《欧盟在全球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以下简称“2010卫生战略”）的新战略文件，而且该文件还包含三个附属文件，分别讨论了“全球性卫生挑战”“全球卫生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构建覆盖全球的卫生服务体系”三个领域的问题。

相比“2007卫生战略”，“2010卫生战略”对欧盟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谋划。它首先给出了欧盟对全球卫生治理的理解。该战略认为，虽然国际上对卫生的定义并未形成共识，但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目的是要整体提高全世界的卫生医疗水平，缩小地区性医疗卫生条件差异，防范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威胁。

“2010卫生战略”的主体文件和三个附属文件共同阐述了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战略内容。第一，对于如何在治理中协调欧盟与成员国的关系，战略主张要保持欧盟在治理中的独立性。尽管欧盟在性质上仍然是由国家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但欧盟委员会要求成员国遵守《里斯本条约》中的相关规定，赋予欧盟在外交政策中的独立人格，重视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中的特殊地位。同时欧盟也号召成员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与欧盟保持政策协调，具体协调的办法包括：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各指派一名协调员，保持在全球卫生议题中长期协商；建立专家小组，制定统一的指导性意见；等等。

第二，全球卫生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卫生水平差距、全球性疾病的威胁、治理主体间的政策协调等。关于如何回应这些挑战，“2010卫生战略”更加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卫生挑战，尤其是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应对卫生挑战的意义；二是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卫生援助，扩大基础性卫生服务的普及度；三是在增加援助额度的同时提高对分配额度的重视，加强与受援地区的政治对话，提高援助的精确性和可预期性；四是提高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它在政策协调、疾病监控和卫生援助等领域中的作用。

第三，如何协调卫生议题与其他议题间的关系。“2010卫生战略”重申了2007年的“融入”战略，强调要保持各项政策的一致性。一方面要将欧盟的卫生治理战略贯彻到贸易、金融、安全、移民、气候变化等多个政策领域，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欧盟在贸易和发展援助领域的领导优势，构建欧盟在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权。

最后，科学研究的投入与分享。一是要增加在卫生领域的科研投入。二是要在医学研究中关注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些医疗技术难题，如被忽视的疾病（neglected diseases）。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关注新的医疗技术在贫穷地区的普及度。

（三）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2010卫生战略”明确了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定位，阐述了欧盟对全球卫生治理的理解，提出和回应了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所面临的挑战。因此，该战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欧盟制定的最为完整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尽管欧盟在“2010卫生战略”中也提出要保持对全球卫生治理政策的随时更新，但在2011―2013年间欧盟并没有在该领域提出新的政策。2012年8月，欧盟委员会针对2000―2010年欧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状况了一份评估报告，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求欧盟对已有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做进一步修订。 2014年2月，非洲西部地区爆发了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很快将此次疫情确定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015年，中|地区的政治动荡引发了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难民危机。在难民危机中，欧盟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难民的基本医疗问题，同样也需要思考如何防止因难民潮而引发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结合这些新变化，欧盟进一步从人道主义危机救援的视角来对它的卫生治理战略进行补充。

2014年欧盟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民事保护总司出台《关于强化人道主义卫生救援的指南》，该指南明确了欧盟进行人道主义卫生救援的目标和原则，以及实施人道主义卫生干预的标准和决定性因素。目标是通过紧急卫生救援来提高疾病的预防能力，降低因紧急卫生事件而产生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并积极应对因疾病而引发的其他性质的人道主义危机。原则部分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各七项。一般原则明确了人道主义卫生救援是要在紧急和危机事件中维护受援者基本的生命健康权，而且卫生救援的标准主要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应标准和人权两公约 的标准。特殊原则主要阐述了人道主义卫生救援所要达到的一些要求，包括及时对危机事件做出反应、有效控制死亡率以及注重对受援国进行能力建设等，而且特别强调了难民应当包含在受援对象范畴之内，由于难民的流动可能引发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所以要特别重视对难民群体的医疗救援和公共卫生信息采集。干预的标准是指欧盟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进行卫生干涉。这些标准包括：（1）发病率和死亡率超出危机事件的门槛； （2）受援国政府不愿应对危机或缺少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3）确保欧盟能够独立接触受援对象和独立进行资金项目的监管；（4）是否干预和干预的形式需要在欧盟和伙伴方进行协商后决定。干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在救援过程中会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问题，如参照的标准、援助者的中立地位、效果的评估与反馈、针对性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手段的使用等。

二、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主要特点

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战略框架，明确了它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定位、目标、原则、挑战和回应挑战的路径。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欧盟也的确在卫生援助和多边协调中采取了有效的实际行动。通过对战略文本和实际行动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归纳出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主要特点。

第一，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注重对理念的运用。长期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重视对人权、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的推广，而且在全球治理中也善于利用这些“软手段”。“2007卫生战略”和“2010卫生战略”同样将“价值分享”作为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对价值理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上：第一步是将卫生治理与人权观念相联，第二步是将“公平”和“共命运”两个理念作为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第三步是强调自身“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欧盟赞同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基本权利》明确提出“接受基本的疾病预防和得到良好的疾病治疗是人类的基本权利”。“2007卫生战略”也指出健康是人类生存所享有的最基本权利。根据一些基础性的法律文件，欧盟也认为它有义务保障人类充分享有这项权利，如《马约》与《里斯本条约》都认为实现高水平的人类健康和防范公共卫生风险是欧盟的重要责任。其次，对所谓“公平”和“共命运”原则的重视。尽管愿望良好，但是现实问题是世界的卫生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欧盟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体现得更为明显。于是便有了“2007卫生战略”所宣扬的“公平”与“共命运”两个理念。“公平”强调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当被全人类所共享，不能因性别、国籍和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而加以限制。“共命运”则强调欧盟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欧盟会与世界共同担当，通过人道主义卫生救援等方式来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全球性卫生威胁；另一方面，欧盟还会与世界分享发展的成果，通过发展援助等方式使发展中国家逐步享有与欧盟国家同样的医疗卫生条件。再次，欧盟认为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需要一个“领导者”来引导国际社会实现“共命运”的理念，而且“2010卫生战略”列举了欧盟担任“领导者”的依据：欧盟地区的卫生体制在全世界都具有较高的示范性，欧盟及其成员国具有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欧盟在国际贸易、发展援助和气候变化等治理领域拥有较为丰富的领导经验等。总之，这三个步骤使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形成了一个逻辑较为完整的价值链条。将卫生治理与人权理念相联，突出了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普世价值。通过宣扬“公平”和“共命运”，使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更具吸引力且更加深入人心。而这两个步骤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塑造欧盟的“领导者”身份。

第二，区别于21世纪以来全球卫生治理中所盛行的“安全化”逻辑，欧盟的战略文件在表述上更倾向于从发展的角度来考量全球卫生治理。“2007卫生战略”将千年发展目标列入欧盟卫生治理的目标体系，而且在原则部分强调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产生全球卫生问题的主要根源。“2010卫生战略”不但重申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和减贫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所处的中心位置，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政策是欧盟卫生治理战略的第一大支柱。2015年联合国宣布千年发展目标到期，并通过了2015―2030年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针对新制定的发展目标，欧盟对卫生治理战略也做出了进一步完善。同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2015年后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文件。该文件指出欧盟依然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内有关卫生问题的治理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卫生发展援助是欧盟的主要战略工具。卫生发展援助主要以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形式分配给受援国。援助工具以两个方面为主：一是地缘援助工具，旨在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发展援助，包括欧洲发展基金（主要针对非加太地区国家）、发展合作工具（针对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和欧洲邻居政策（主要针对东欧、高加索和地中海国家）；二是主题性项目，这些项目对地缘援助工具起到补充性作用，属于“投资于民”（Investing in People）项目。

从数据上看，欧盟的卫生发展援助额度在“2007卫生战略”推行的第一年达到八年间的最高水平，2009―2010年有所下滑，但在2011年后又有小幅度回升。尽管有所波动，但欧盟在该领域的援助额度一直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除欧盟机构外，欧盟成员国也会根据本国的卫生治理政策而开展卫生发展援助。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援助总量在2008―2015年期g均保持在41亿美元以上，而且在排名上仅略低于美国，处于世界第二位（表1）。

从卫生发展援助的分配来看，欧盟基本执行了战略文件的要求，更加注重对受援地区基础卫生领域的投入（表2）。“2007卫生战略”和“2010卫生战略”推行之后，欧盟对基础卫生事业的援助分配逐渐增长到60%左右，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该领域的总体分配也维持在40%以上。相比较而言，在2008―2015年间，全球用于基础卫生事业的发展援助大概占卫生发展援助总额的35%―44%，而美国在该领域的分配只占总额的15%―25%。

除发展援助外，欧盟对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人道主义援助也比较重视。2008―2014年，欧盟委员会每年用于卫生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由1.95亿美元上升到4.08亿美元，卫生领域援助在全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4%上升到18%。

第三，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中心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日渐式微，而且在财政问题上也面临严峻的融资和信任困境。 虽然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仅具有观察员的身份，但它曾在2003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的签署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积极促进成员国批准两项条约。《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了欧盟在对外交往中所具有的独立人格，更加推动欧盟借助国际多边平台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2010卫生战略”一方面将“行为体间缺乏协调”和“世界卫生组织协调能力欠缺”列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也表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加强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作用。该战略还对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表示认同，保证2016年1月1日后仍然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必要的药品，避免成员国利用双边贸易条款来提高药品价格。 2010年后，为了便于双方的政策协调，欧盟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强化了定期例会制度，并在疾病监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合作制定了多项计划。在2011―2015年间，欧盟委员会每年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自愿捐助均保持在0.5亿美元左右的较高水平。

第四，关注全球卫生公益的供给。全球卫生公益是指能够保护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它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全球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二是全球卫生领域的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从供给模式上看，两类公益有一定区别。全球性疾病的防控需要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对全球性疾病可谓一损俱损，疾病防控的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医疗卫生能力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这也促使一些发达国家为避免祸起萧墙之外而向这些国家提供卫生援助。知识技术类公益的供给则更多具有单方供给的特征。一是卫生技术的研发有时不需要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二是研发过程一般由企业等私人部门主导，三是研发过程通常需要高成本和长周期。因此，知识技术类公益的“公共性”往往受到质疑，此类卫生公益的提供也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项难题。先进的卫生技术和产品往往受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和价格门槛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普及。

欧盟在“2007卫生战略”中指出，全球卫生公益的供给应遵循基本的人权，按照平等、公平和非歧视原则，保证全人类享受高质量卫生服务。 “2010卫生战略”更加明确提出了“即便卫生知识和技术可以转化为具体的物质产品，但它仍属于全球卫生公益，而且欧盟会致力于克服在技术成果转化和普及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为贯彻上述战略目标，欧盟首先在政策上认同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出台的“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努力贯彻实施计划的要点3和要点4 的要求，在医学研究中关注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技术难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一些高技术药物的自主生产。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了“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临床试验伙伴关系”，在促进研究成果及时转化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欧盟积极推动第七框架计划（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FP7）和“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 支持医学研究机构和卫生基金组织就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卫生问题开展研究，同时也鼓励中低收入国家的医学研究项目接受欧盟框架计划的资助。2007―2013年，FP7在卫生领域的总体研究投入达到55.7亿欧元，其中在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这三个发展中国家高发疾病领域分别投入了1.75亿、1.22亿和1.18亿欧元。2014―2015年，“地平线”2020计划再次向三种疾病投入总计1.5亿欧元的项目资助，而且在此期间，欧盟委员会对埃博拉疫情又投入了1.38亿欧元用于相关项目研究。

三、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困境

毋庸置疑，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推行的确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卫生问题，但战略的最终落脚点仍然是要维护欧盟的自身利益。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欧盟的卫生安全诉求，即防范全球性卫生危机对欧盟地区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要实现欧盟的一些政治诉求，包括对内整合欧盟与成员国的卫生治理政策，保持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对外确立欧盟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推行欧盟的治理理念，获得更高的国际声望。然而，由于受欧盟的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实现这些诉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第一，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能力”日益下滑。一般而言，领导地位的确立既需要“候选人”有着强烈的领导意愿，又要求其拥有足够的领导能力。从欧盟历次战略文件的表述来看，“确立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一直是欧盟所奉行的战略目标，可见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具有强烈的领导意愿。然而，欧盟在领导能力方面的表现却令人忧虑。一是受欧盟地区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欧盟在全球卫生援助中的贡献力在持续减少。欧盟及其成员国占世界卫生发展援助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37%下降到了2015年的19%。欧盟占世界多边机构卫生发展援助总额的比重也由2008年的14%下滑到了2015年的7.4%。尽管从绝对数量上看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援助额度在逐年增加，但并没有跟上世界整体的增长速度。除此之外，欧盟委员会用于卫生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也从2014年4.08|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2.80亿美元。 二是欧盟的“融入”战略难以推行。“融入”战略曾是“2007卫生战略”的一个亮点。它的核心是希望欧盟借助它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人权等治理领域的优势来确立其在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然而，伴随着世界新兴力量的崛起，欧盟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上被不断弱化，很难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进一步分散它的微弱优势。三是欧盟在一些有关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倡议中处于曲高和寡的尴尬状态。2010年后，欧盟不断要求广大成员国保证世界卫生组织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但并没有得到美国、日本等会费大国的积极响应。尽管欧盟并不建议在医药技术领域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但也不赞成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加以仿制并将产品出口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这种中间立场不但没有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更是遭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对。

第二，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面临严峻的内部协调问题。由于欧盟本身存在着多层治理体系，所以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能力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欧盟各机构之间和欧盟与成员国之间能否达成政策共识。尽管欧盟在历次战略文件中都强调欧盟整体要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强化共同的话语权，但仍难以解决欧盟内部的一些政策协调问题。

首先是欧盟整体战略与成员国国家战略之间的分歧。除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总体战略之外，之前的英国、瑞典和德国等成员国也在2008年后相继制定了本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全球卫生战略完全从本国的实际利益出发，所以在战略的目标、原则和执行方面都与欧盟的整体战略有所不同。德国在2013年6月出台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中，更倾向于以“安全化”的思维逻辑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将维护德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作为战略的首要目标。在领导者的问题上，德国并没有提及如何确立欧盟整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地位，而是更多强调德国在该领域所拥有的特殊责任。 除此之外，德国对欧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一些主张也持不同观点。例如，德国在医药知识产权问题上持更加保守的态度，对欧盟在“2010卫生战略”中表示认同的“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与行动计划”持保留意见；德国也是反对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费的主要国家之一；德国也不赞成在全球卫生谈判中牺牲烟草和酒饮料产业的利益。

其一，充分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加强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信息交流，搭建中国、欧盟与世界卫生组织三方之间的定期例会机制。其二，共同履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各项倡议。在疾病控制领域，建立中欧之间跨区域的疾病监测网络和紧急状况下的联合反应机制。在卫生援助领域，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特定项目和特定地区的援助倡议，特别是就共同关注的项目和地区可以开展联合卫生救助。在疾病治疗领域，中国与欧盟可以在落实“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与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保持协调，尽可能保证低收入国家获取必要的医疗药品和技术。其三，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议程。一方面，中欧需要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管理、决策和I资等方面的革新计划，提升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之间可以就改革的建议进行沟通和交流，以改革为契机提升中欧在世界卫生组织内的话语权，并将双方共同秉持的治理理念贯彻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议程中。

第四，中国与欧盟之间可以进一步扩大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中欧在全球卫生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2009年，中欧之间的定期卫生对话机制正式开启，双方开展了多层级、多领域、多渠道的卫生交流。2014年，双方又在非洲开展了联合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行动，将中欧之间的卫生合作进一步扩展到了第三方。中欧之间的卫生治理合作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一，解决发展问题是中欧在应对全球卫生问题上共同认可的治理路径。因此，针对低收入国家，双方可以在全球减贫和基础医疗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更多的联合援助计划。其二，针对特殊疾病的防控与治疗，中国与欧盟可以施行联合行动计划，并鼓励欧盟成员国、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私人团体的加入，共同倡导“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其三，将中欧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联结。结合欧盟的技术与资金优势，吸引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共同开展卫生发展合作项目，从而为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卫生风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作为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组织机构，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卫生合作机制可以成为两大群体间对话的“窗口”。通过中欧之间的卫生交流与合作，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意愿与需求，尽快使两大群体在医疗卫生援助和医药技术贸易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南北合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篇6

经济不安全全球蔓延

今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在34个国家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因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且不受制约，全球收益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显现。在此大背景下，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幸免，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不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自197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了7000余次重大灾害，致使250万人丧生，造成至少两万亿美元的损失，给无数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比上世纪70年代高4倍，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此次的报告表明，经济不安全问题在最贫穷的国家最为严重。由于中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快速发展，一度使人们对消除贫困持乐观态度。但目前，在许多地方，这种乐观正在转向忧虑：世界经济增长逐渐减速，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经济受到冲击和影响，人们开始担心粮食和能源能否得到保障。

由于贫穷、高负债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经济缺乏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威胁比发达国家更大。有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20倍至30倍，甚至更多。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大地震已造成近7万人遇难、近2万人失踪；今年5月袭击缅甸的强热带风暴，已造成缅甸8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失踪，240多万人亟待救援。而2005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仅造成1209人死亡。而发展中国家受灾后的恢复速度远比发达国家缓慢得多。未来10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可能将达到1万亿美元。

最近的民意调查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众都尖锐地感觉到不安。粮食和燃油价格上涨引发示威游行，将个人的不安引到街上，成为社会的不安。

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房贷和以房产支撑的金融工具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们的脆弱性，说明了1990年以来投资与产出比非常不稳定的现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举债、借贷经营、抵押品价值和资产的预期价格，成为经济循环周期的主要动力。”以复杂的机制把危机分散到各金融领域，反而是把危机扩散到更广，造成发达国家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危机，影响到全球。近期发生的美国大型房屋贷款银行印地麦克（Indy Mac）因支付危机被联邦监管机构查封和“两美”房贷新危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以逆周期的财政措施来应对――在繁荣的时候储备一些资源，在经济下滑的时候，采取刺激经济活动的措施。

IMF对全球经济看法悲观

7月3日印度外贸总局在官方网站上宣布，从即日起至10月15日禁止印度玉米出口，以此来增加国内供给。其实不只是印度，目前全球都受到原油和粮食价格高涨困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1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高涨的原油和食品价格，使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标准降低，并且提高政府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难度。而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国家，所带来的风险更大。如果国际原油和食品价格维持在目前水平，已经有大约60个中低收入国家面临外汇储备下降到危险的低水平的风险，而国际原油价格很有可能继续攀升。因此他们提出应对危机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应该通力合作，确保食品和资金尽快抵达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IMF总裁卡恩日前表示，难以预计全球金融危机还会走多远，因信贷的进一步损失程度将取决于美国房屋市场状况。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还摆在我们眼前。而食品和石油价格高涨，加剧了金融问题给经济带来的冲击。IMF对今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看法相当悲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威胁还不及通货膨胀，一些国家的通胀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央行已考虑了通胀因素，采取了正确的货币政策立场。而在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低收入国家，至少是其中部分国家，如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新兴经济国家的通胀已经失控。那意味着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货币政策可能必须收紧。因此目前提请各方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IMF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

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减轻上涨的食品和原油价格的影响。IMF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将国际市场的价格涨幅完全传递到消费者是明智的，这样可以鼓励生产者提高供给，并且抑制消费需求。但与此同时，必须通过补贴的方式保护最经受不起价格上涨的贫困人口。各国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打压更加广泛的物价上涨时，还应该尝试去适应更高油价和食品价格，这对于那些已经因价格上涨而提高财政支出的国家而言更加重要。

除此以外，维持国际食品市场的开放也是很重要的。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通过贸易政策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一些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开始对出口进行限制。IMF认为虽然他们确保本国的粮食供给的立场可以理解，但是出口的税收和禁令应该被取消，这样才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适应更高的价格。与之相对应的，进口国降低关税税率，也能够帮助减少无效率的贸易扭曲，并且减少进口价格涨幅。

美国通胀上行金融危机加剧

美国最新公布的政府报告显示，美国6月份进口价格连续第四个月飙升。美国6月份进口价格较上月升2.6%，追平5月份向上调整后的升幅。6月份进口价格较上年同期飙升20.5%，是1982年9月该数据首次以来的最大升幅，接近去年同期升幅2.3%的10倍。美国6月份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1%，较上年同期上升8.6%，也为20年来最大升幅。6月份农产品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2.2%；非农产品出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9%。

6月份石油进口价格较5月份上升7.4%，较上年同期上升78.6%。当月不包括石油的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9%，较上年同期上升7.3%。不包括所有燃料的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0.8%，较上年同期上升6.6%，创历史最高水平。数据显示，6月份非石油工业供应品和材料的进口价格上升3.4%。6月份食品进口价格较上月上升1.9%，较上年同期上升近16%，为历史最高升幅。

此次公布的具体数据还反映出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下跌对进口价格构成影响。6月份来自欧盟的进口商品价格较上月上升0.6%，较上年同期则上升近10%，为历史最高升幅。6月份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较5月份上升0.6%，较上年同期上升4.8%，升幅创历史新高。

在美国，金融动荡和公众不安是由大约一年前的次贷危机所引发。而进入今年7月，次贷危机又强力发酵，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7月11日，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开盘即遭腰斩，股价暴跌约45%，股价也跌至17年来低点，与去年8月相比，跌幅超过80%。受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拖累，上周美国市场也以下跌报收。道琼斯指数一周累计下挫1.7%，为连续第四周下跌。同一天，美国大型房屋贷款银行印地麦克（Indy Mac）因支付危机被联邦监管机构查封。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来发生的最大银行遭查封事件。

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到今年4月，历时几个月的金融市场动荡一度出现缓和迹象，华尔街一些主要金融机构当时乐观地表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过去。但房利美和房地美目前面临的困境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远未结束，甚至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15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经济仍面临金融市场动荡、房价下跌和石油、粮食价格飙升等“诸多困难”，这对美联储决策构成“严峻挑战”。美国经济前景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将继续缓慢增长。此外，通胀问题不容忽视，并在近期很可能加剧。他强调，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有关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信息。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仍是美联储目前的“最优先任务”，美联储正密切监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运行。

欧元区通胀水平令人担忧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9日在欧盟议会全会上作年度报告时表示，欧元区通胀水平偏高，令人担忧。

特里谢表示，今后几个月欧元区通胀的前景仍然严峻，“考虑到能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2008年欧元区通胀水平很有可能持续高于央行既定的目标上限，估计到2009年才会缓慢下降”。

欧元区15国6月份通胀率达4%，创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纪录，大大高于欧洲央行制定的2%的目标上限。虽然欧洲经济形势逐渐走弱，7月3日欧洲央行还是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4.25%。欧洲央行日前决定加息是为了稳定物价，而物价稳定将有利于欧元区的低收入人群。欧洲央行加息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欧元区物价，而维持物价的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

欧盟统计局9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欧元区15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长0.7%，略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8%。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2.1%，略低于去年第四季度同比2.2%的增速。

特里谢表示，虽然总体上欧洲经济仍然健康，但是经济的波动性也在加大。当天早些时候公布的出口数据也显示，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出口已经大幅放缓。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区经济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将难以保持这一增长势头。较弱的经济增长将会限制欧洲央行后续的加息空间。

有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此次加息对控制通胀的作用有限，但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欧洲央行上调欧元区基准利率，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的利差将进一步拉大，这将导致欧元继续升值。德国的零售和私人消费状况“非常弱”，德国经济有出现停滞的危险。

联合国为全球经济不安开“药方”

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价格高涨，各国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前景已经在一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不安，这使得经济成为全球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杠杆。市场机制本身不能产生所需要的经济安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步骤，缩小经济循环周期的摆动幅度，减少经济增长依赖负债和金融工具的程度，按照发展的优先需要设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对多边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

联合国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反思和共同努力，尽快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对于全球经济社会的不安全现状，人们应有充分认识，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安全因素，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更加全面和务实，切合当地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在实施反周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需要同样制定充分可行的社会保障计划。同时要把防治自然灾害和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应对灾害的能力，防止自然灾害演变成人类灾难。应对经济动荡的几点建议联合国指责一些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设生产性农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援助之前，先对它们施加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压力。联合国的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全盘的战略性农业援助政策和公共投资，并呼吁重新思考工业化政策和比较平衡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为了在动荡的金融流动和商品市场中自保，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步骤之一，是大量储备外汇。然而，这些储蓄大部分闲置不用，这将使这些国家每年损失大约 1000亿美元。联合国建议，继续并扩大现在已经有的趋势，将外汇投入有生产力的财富基金，特别是将这些基金直接投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上。

虽然各国政府都在设法克服突发的动荡，但是，国际合作在提高经济安全各方面最有效。《概览》呼吁：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更多切实有效的补偿机制，去缓和外来的冲击；支持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措施和强化对全球金融的监管，包括政治协调。再度审视马歇尔计划：采取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援助结构，正视各国问题，并支持地方的优先需要和地方能力。

篇7

传统能源危机倒逼中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传统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该法例明确规范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包括中长期总量目标与发展规划，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开发，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优惠上网电价和全社会分摊费用，设立可再生能源财政专项资金等。

此外，国家第一次在《“十一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2006－2010）》中和“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中包含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划目标，国务院原则上通过了《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规划出到2010年及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

近10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业规模扩大了35倍。2009年，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太阳能屋顶计划”、“金太阳工程”等旨在培养国内光伏需求市场的政策，而且还将加大发展太阳能产业的力度，现有的太阳能光伏电池企业也还将继续扩产，不会停留在每年两三千兆瓦的水平上，因此对多晶硅的需求仍会上升。而自从2009年以来，束缚光伏行业发展的硅料紧缺问题不复存在，具备制造成本优势的中国光伏企业全球竞争力加强。

此外，我国政府在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方面的政策补贴力度以及实施范围已经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上网电价补贴、税收减免、示范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已进一步加强。2009年3月，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财政补助支持开展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解决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设计及施工能力不足、相关应用技术标准缺乏、与建筑实现构件化的太阳能光电组件生产能力薄弱等问题，从而启动太阳能光电在城乡建筑领域的应用市场，带动太阳能光电产业发展。

太阳能光伏产业异军突起

光伏产业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中占据重要地位。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世界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2030年太阳能发电将占全球能源结构的10%，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5%，到2100年将达64%。2008年，全球太阳能电池的生产能力比2007年增加83%，达到13GW；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5%，达到4725MW；光伏安装量比上一年增长35%，达到3962MW。在过去15年中，全球光伏产业以25%的年均增长率迅速成长。

目前各国政府非常重视光伏产业，并把其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2004年欧洲市场开始大幅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光伏市场。2008年世界完成装机容量超过4700 MWp，比上年增长约90%，其中欧洲占了约80％；2009年全球装机容量达到8000兆瓦，其中我国约占2%；2010年全球装机总容量约为13000兆瓦，我国约占3%左右，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如图1）

我国光伏行业发展迅猛，竞争力显著增强。我国76%的国土光照充沛，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每平米太阳能年辐射总量达3350~8400兆焦，平均为5860兆焦（相当于199kg标准煤），每年我国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2.4万亿吨标准煤的能量，相当于2008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28.5亿吨标准煤的842倍。

此外，我国光能资源分布较为均匀，与水电、风电、核电等相比，太阳能发电没有任何排放和噪声，应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除大规模并网发电和离网应用外，太阳能还可以通过抽水、超导、蓄电池、制氢等多种方式储存，太阳能可以满足中国未来稳定的能源需求。

2009年我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全年出口已达154.39亿美元，2010年出口320.25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107.36%，我国光伏产品出口平均单价3.61美元，同比增长110.39% 。其中，2010年太阳能电池出口201.92亿美元，占全部光伏产品出口约63.06%。

2008年中国成为亚洲吸引可持续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总额达156亿美元，较2007年上涨18%，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基地。

首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40%。近10年来，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平均年增长率为41.3%，太阳能电池产业规模扩大了35倍。我国2008年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2000MW，占全球产量的36.7%；2009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突破4000MW，占全球总产量的40%；2010年中国光伏太阳能电池产量约8000MW，占世界生产总量的50%，居世界首位。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仅3兆瓦，2009年已飞速增长到8000兆瓦，居世界第一，8年的时间增长了2000多倍，太阳能电池产量以10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增长，连续3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利润的丰厚促使更多、更大的资金在近两年涌入光伏电池产业。

其次，投资规模快速扩大，外资占有相当比例。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实际投资额约570亿元，外资、合资企业实际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37%。

我国有35家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运用国际资本能力显著增强；在全球前10家太阳能电池厂商中，我国占据4席。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有望占据国际领先水平的行业。

再次，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生产技术持续进步。我国太阳能电池产品质量逐年提升，骨干企业已经掌握了高性能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成套生产技术，在商业化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上也取得多项突破，光电转化效率已提高到16%～18%，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产业技术上与国际同步。产品质量稳定，得到各国认同。

我国多晶硅产业发展迅猛。2001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年仅40吨，2007年产量增长到1130吨，2008年产量接近4500吨，比上年增长近300％，2009年我国多晶硅材料产量超过2万吨，比上年增长400%，形成约占世界市场20%的良好态势。2010年我国多晶硅产能为2.5-3万吨左右，40%-50%需要外供，产量并未过剩。（如图2）

目前全国有16个省仅多晶硅项目就有约40家公司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以西门子改良法为技术路线的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超过10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其中一期规模超过4万吨，投资超过400亿。一期建设基本上都在2006~2010年期间开始，在2007~2010年期间建成投产。目前国内准备上马的多晶硅投资企业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类是以峨嵋半导体厂和洛阳中硅为代表的国内老牌多晶硅企业；第二类是原有金属硅生产厂家；第三类是光伏企业强强联手；而第四类则是其它有意涉足多晶硅行业的投资商以及以炒作为目的而得到土地、电价、股票等方面利益的投资者。

如果这些项目都能按期完工且完全释放产能，中国的多晶硅产量将达到14万吨，预计未来2年内，我国自主生产的多晶硅即可满足国内太阳能电池生产需求，将对我国光伏产业保持全球竞争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光伏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中暗藏三大隐忧。

一是没有完全摆脱“三头在外”的困扰。据介绍，光伏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来自国外，关键技术设备、市场需求、原料“三头在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线的高端设备仍需进口，薄膜太阳能电池主要生产设备同国外还有较大差距；部分太阳能电池用配套材料仍未摆脱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同时，随着全球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光伏产业领域迅速提升技术和不断扩大规模。我国若在此关键时机稍有耽误，将会增大差距，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二是环保问题。光伏产业链主要涉及多晶硅原料、太阳能电池、集成组件、发电工程四个相关的行业，目前受关键技术和工艺技术的限制，其中重点行业多晶硅生产过程中存在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三是光伏产业链结构还不够合理。光伏产业链呈现上游小下游大的“金字塔”格局，因此做强中游、做大上游，尤其是硅材料，将是光伏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次，对外依存度较高，市场

存在较大风险和竞争压力。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约9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用于出口。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加强了对战略新能源产业的保护，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目前多晶硅市场价格仍处于下滑状态的情况下，国内除个别企业外，其余多晶硅企业在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方面仍难以与国外抗衡。同时，国外企业纷纷加大新型太阳能电池技术研发、技术持续进步，均对我产业后续发展形成较大竞争压力。

再次，亟待加快标准质量等体系建设。

随着产业加速发展，我国光伏产业逐渐暴露出一系列标准体系建设的问题：多晶硅生产还没有统一的能耗、占地及环保标准，光伏产品和应用技术标准的制定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尚不完善等。此外，还存在光伏产业内外缺乏有效交流互动、自律能力不强等现象，影响了光伏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