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经济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的经济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原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都转化为居民未来的自我账户的支出，这无疑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侧重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更多是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改革不彻底、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剩导致的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民医保的推行，中国居民消费应该有增长的潜力。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关于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最早研究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的理论模型是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在中年期劳动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作为储蓄是为年老提供经济保障，所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进而对当期消费有很大影响，即社会保障能促进当期消费[1]。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一般指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费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动[1]。居民家庭面临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可以去储蓄和保险两种方式区规避风险。谨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储蓄的方法自我保险即预防性储蓄[2]。事实上，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在理性消费者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内涵和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是一致的。随后一些关于社会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即资产替代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社会保障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和退休效应（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领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提前退休，这意味着有收入的时间缩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他利用美国近四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了社会保障总给付，进而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储蓄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反对者如JonathanGruber认为，失业保险福利能够帮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平滑其消费。但失业保险福利的这种积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最初失业期间能够平滑消费，对消费水平没有永久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以上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都是侧重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储蓄和消费。而在未来支出中最具不确定性因素的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基于医疗保障体系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经典的凯恩斯的消费储蓄理论，分四种情况对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影响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当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的条件下，最优消费水平才会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台湾出台全国医疗保险（NationalHealthInsurance，简称NHI）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等人针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医保体系中的三大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I）是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

研究内容和方法

由于很难获取由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支出、参保情况、保费支出等变量构成的大容量样本，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效用函数假定模拟政府投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进行数据模拟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阐释。建立消费模型根据建立简单的两期的消费模型：即人们的生命周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青年时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基本医疗保险金；第二期退休在家，如果生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可以享受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该人的第二期（老年期）消费预算约束如下：（式略）根据以上赋值可以计算所得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的增加对居民人均消费的边际影响为492.59。因而，理论上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能有效拉动消费。

篇2

我们认为，必须从人类本体原初角度出发，探索循环经济对人类之存在价值，继而对人类当前的生活方式之合理性进行质疑，方能使循环经济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类追求。“人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正如蜘蛛只能以蜘蛛为中心”。极端的“自然中心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纯粹的臭名昭著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其实质是个人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2］充满着野蛮色彩而无法为我们接受。我们能够认同的具备实质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是自尊（肯定人类为自身之需要）、尊他（尊重自然界人类以外其他生物）且经由道德权衡的。无需置疑的是，人类在事实上享有自然界的支配权。但是，人只是万物之一种，人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滥用这种特殊的主宰权利，而应该履行人类责任去关注、爱护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分子。循环经济承认理性的“人类中心论”，恰恰是基于对上述观点的认同———人只能以人类为中心（人之为人）。但是，这种实然状态的存在并不是承认人类的消费行为可以肆无忌惮，恰恰是人类的主人翁地位，才要求人类的消费行为必须要对其他非人成员和生态系统负责，这才是符合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做法。既然人类是生物系统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则人类对于地球上不可或缺的其他生物的尊重及对其负责任势为必然。第一，这是人类对社会网状结构中众多“他人”的道德义务和对生生不息的后代人类的必须道德义务；第二，这是人类对生物界非人类成员的必须道德义务。因此，理性的人类中心论就构成了本文中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应该承担法律义务的伦理学基础。

消费正义论———从道德义务到法定义务对于当前全球资源枯竭、废弃物过剩等最重要环境问题的产生，“消费主义”价值观应该承担最大份额的责任。“消费主义”价值观从社会宏观的经济模式和个人微观的价值追求两个维度，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3］。联合国环境奖得主、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认为：“20世纪中叶两种促进全球经济演变的观念逐渐出现，即把物品用完就立刻扔掉以及有计划地将用品废弃掉。此两种观念在美国、在二战后作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途径都被经济采用了，似乎物品扔的越快，损耗的越快，经济发展的就越快。”［4］在上述观念的支配和主宰下，发达国家经济领域内过度消费流行并成为时髦，并一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消费正义的实质是“用人类整体理性反思人类消费行为，主张合理、正当、适度和可持续消费”［5］，遵循消费行为的代内公正及代际公正原则。消费正义要求个体在消费行为中将个人利益结合社会利益进行考虑，从而实现生产、消费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并促进生产、消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及循环利用，最终达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消费行为最初强调道德的自律性和伦理性，但是，当下社会中日益滑坡的消费道德水平使我们看到了忽视道德的他律性与法律性的不足。换言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应该只是出于其意思自治而可有可无的一厢情愿的选择，也不应只是出于道德感召下的个别消费者的个别偶尔行为，消费者行为应该是受法律明确约束的一种义务。在当前大量不良消费行为此起彼伏、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消费正义从道德义务到法定义务的有效转化已成为必然应对。每个公民都是消费者，循环经济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利益。我国宪法14条“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是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承担法律义务的基本依据。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0条直接规定了公民的“合理消费”义务。虽然只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这是从基本法角度对于消费者法律义务的直接规定。另外，2009年热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相较于原来的法律条文，在第5条4款增加了“国家鼓励可持续消费，提倡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之规定。可以看到，消费正义从理论落实为实践，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在我国趋势初显。如果能够将道德规范法律化，使消费者道德义务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法律义务，则可以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基本的法律准则与统一标准，法律调整手段的作用就可能被充分发挥出来，与道德调整互有长短、相得益彰。

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的本质确认：生态化消费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消费者时常以比较复杂的多重面孔出现，每张面孔下又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职能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贡献取决于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事实上，无论是家庭成员、行政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是生态系统的一分子，并具有明显的优于其他生物的行为职能，这是人类的本性。消费者行为始终处于生态环境中，与生态环境互为约束和影响。

（一）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之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传统经济模式中的消费者行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之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遵循如下命题：第一，自利的动机。经济行为主体的动机与出发点只是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第二，经济理。经济行为主体依据主体预期假设，通过有效手段了解相关信息，明确手段与目标间的逻辑关系，即偏好一致性，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三，经济个体对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实现“小河水满大河宽”，即利己同时利他。理论界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曾有很多批评与不满。批评主旨为：（1）纯粹的个人利益至上不考虑利他因素，割裂人与社会间的联系，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经济个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不必然增进社会利益（因为经济理性之个人性、功利性极有可能演变为反自然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天然的方向一致性。因此，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消费决策目标为整体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即通过比较不同的商品（服务）组合，然后简单选择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个决策过程是以不存在消费外部性为假定前提的，根本不考虑消费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尤其是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所谓“理性”的消费者其实并不“理性”，以个人私利最大化为出发点，在贪欲、奢侈欲及炫富欲等不健康的消费观影响下，买了就扔，扔了再买，多买多扔，严重污染生态环境。而如果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将生态成本纳入决策考量的范围，“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同时给予考虑，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p#分页标题#e#

（二）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行为的本质确认：生态化消费消费行为直接关系到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产品从卖到买，之后就直接处于消费者的实际掌控下。一个13亿人口的消费者群体，以什么方式对其掌控下的产品进行使用和处置，对于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及节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资源能源的巨大需求，消费行为的生态影响呈现出压缩性后果。所以，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会受益于自身，更是对于世界的巨大贡献。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生态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经济是以消费者能够做到节能减排、对资源再利用和循环使用，使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最小化为假设前提的。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建立在“生态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经济理性”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生态理性”提倡整体利益的观照，循环经济中人（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是在追求福利改善的同时又满足生态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是兼顾经济性与生态性的统一，因此其人性假设可以界定为“生态经济人”。第二，受制于整体预算约束与生态环境约束双重条件，消费行为的决策目标开始多元化，消费者对于消费效用的追求不再只是单一的效益最大化，而是会考虑到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否会减少总体效用［6］。第三，受消费的外部性影响，原有预算约束下的实际效用会发生一定改变。此时，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法律的介入，可以实现整体预算约束与生态环境约束的相互条件性转化。第四，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消费活动中对于生态因素的考量上。由于这种生态偏好导致效用函数发生变化，在预算约束并不因生态环境约束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事实上消费者仍然会考虑自身对生态效用的追求，改变消费决策或者减少不适合的消费活动，以追寻符合生态偏好的消费方式。因此，以“生态经济人”为消费者之人性假设，可以对于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人”（消费者）———“生态化消费（消费行为本质）”。生态化消费是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指消费的服务与产品在能够满足人类自身需要及生活质量的同时，消耗自然资源的量尽可能少，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出的污染物尽可能少。相较于传统的消费观，生态化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它把人类消费行为纳入生态系统中，并使之受生态系统的约束，使人类消费行为与生态系统实现协调统一。改变以往消费主义肆无忌惮的消费方式、重建新的消费模式的需求，催生了消费者的生态化消费模式。消费行为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直接关联，即体现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行为中。生态化消费理当成为人类（消费者整体）主动积极的终极追求而非被动应对的权宜之计。

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法律义务的确立

消费决定生产，消费者的偏好决定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类型及规模等。消费者由于消费了商品，因而也相应地消耗了能源和资源，从这个角度说，消费者是能源和资源的最终受益者［7］。消费者在产品交付后的使用与处置决策更是影响着生产者的行为。所以，消费行为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只要坚持循环经济原则，都可以促进生产者生产方式的改变、产品设计理念的更新、产品类型及构造的改进等。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应只是纯粹的私事，还应最大限度考量社会利益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依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同时，从消费者权益结构的对等符合逻辑自洽性角度出发，立法确立消费者的义务业已成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需求。从已有的立法实践来看，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法律义务的确立主要应包括如下方面。

（一）以生态消费为主要内容的适度消费义务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消费方式应该是适度消费，尽量缩小生态足迹，减少对于生态的不利影响。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看，适度消费的涵义包括：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是生态型的，数量和标准是合理适度的。其中，生态消费是适度消费的主体，是其本质，而合理消费则是适度消费的数量表现。适度消费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作用机理是生态消费的涓滴效应和适度消费的外部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以宪法规定为基本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许多法律对于消费行为的生态性已经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法律规制。但是，整体而言，现有的法律对于消费者适度消费义务的规定零零星星，若有若无，条款间缺乏协调一致、逻辑性及系统性严重不足；同时很多规定也缺乏适用上的针对性。笔者认为，由于消保法是最为我国消费者熟知的法律，在该法中对于消费者的适度消费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强调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消费者并非总是在技术、金钱、商品和巨型公司面前毫无抵挡、防御和反抗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他至少有时是主动的、反抗和改变环境的能动者”［8］。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则中可以抽象地规定消费者的适度消费义务，在分则中则进行具体化，比如可以规定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清洁”及“3R”产品的义务、消费者对于过度包装的产品的检举义务、消费者拒绝使用一次性制品（如一次性餐具、洗浴用具等）的义务、监督生产企业为自己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的义务、监管“循环回收基金”的使用情况的义务等及消费者违反上述义务所对应的责任。另外，从法制系统性角度出发，还需要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进一步完善，确定个人排污权交易制度及规定违规排污罚款等使消费者承担循环经济不法责任。国家还应健全能效标识、环境标志等产品生态标识制度，引导消费者的生态选购。事实上，生态需要是生态消费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直接本能。任何人对于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都有着天然向往。适度消费因而本质上具有正义性。总之，一种“充足”的态度必须来代替“更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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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扩大内需;消费券;利弊

一、消费券的经济学分析

(一)消费券的起源

消费券是政府发放的代金券,政府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期待藉此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与购买欲望,振兴消费活动,甚至进一步带动生产与投资的增长。由于消费券是专用券,必须限时消费,有些还限功能(例如旅游消费券只能用于旅游),因此它在短期内拉动消费的作用比现金更为直接。消费券最早源于70年前的美国食品券,而将发行消费券作为拯救经济的手段属日本独创。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地区已有美国、澳洲和德国等多个国家政府采取了发放食品券、消费券等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低迷走势。

(二)消费券的经济学解释

从宏观经济学范畴来看,消费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

首先,由于消费券主要由政府买单,属于财政支出的形式之一,能够引致国民收入的增加,此即乘数效应。如图1所示,初始均衡收入为y0,当政府支出增加g时,投资与政府支出线将由原来的i+g0移至i+g1,g1=g0+g,与储蓄和税收线相交于E1 而达到新的均衡,相应的均衡收入为y1,y1=y0+y,y=kg・g,其中kg即为政府支出乘数。

其次,消费券对国民收入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引起私人消费或者投资减少。利用IS-LM图形分析如图2所示,初始均衡收入为y0,利率为r0。发放消费券,政府支出增加g,IS0向右上移动至IS1,右移的距离为政府支出乘数与支出增量的乘积E0E2,即E0E2=kg・g。若利率r0不上升,则国民收入由y0增加至y2。但IS0向右上移动时,国民收入增加,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但货币的供给未变(LM未变),因而人们用于投机需求的货币必须减少,致使均衡利率上升至r1,从而挤出私人消费或者投资。新的均衡点只能处于E1,国民收入只能由y0增加至y1。

从微观层面分析,消费券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般而言,理性的消费者会将全部收入划分为两个部分,用于现在的消费以及预留做未来的消费,这一情形可用预算约束线进行描述。对应的,无差异曲线就表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效用的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所有不同组合。消费者均衡同样由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共同决定。

消费券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力量对决。获得消费券后,一方面,消费者会因现有可支配收入增加,现在的消费变得相对“便宜”,而选择增加现有消费,减少未来消费,此即“替代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综合消费实力增强,消费者同样可能增加现在的消费,此即“收入效应”。

消费券对个体消费决策的总效应(T)=替代效应(S)+收入效应(M)。如图3所示,获得消费券,消费者的预算线由BC0右移至BC1,右移距离A0A1即为消费券的总效用,A0A1=A0A2+A2A1,其中A0A2为替代效应,A2A1为收入效应,均为正效应,因此消费券的发放将促使消费者增加现在的消费。但“收入效应”并不一定总为正,还取决于消费者个人对现在和未来消费的偏好差异。当预期未来的经济状况变差情况下,一些消费者可能会在收入增加时,反而减少现在的消费,储备更多以备未来之需,呈现出负的收入效应,使消费券的总效应出现如图4和图5所示情形:消费者保持现在的消费不变以及减少现在的消费。

二、消费券的作用分析

(一)消费券的积极作用

1、拉动内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指出,如果我国政府给每人发放800元消费券,将刺激3.5%的有效需求;如果将消费券的使用期限限制在3个月内,有效需求将会提高到14.4%。现实中,在我国某些地区,消费券的使用确实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消费热情。如旅游消费券带动杭州游,周末杭城酒店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消费券还引领杭州家电热销,据报液晶电视2009年1月至3月的销售量增加了50%。

2、市场导向

现代市场的发展步入了买方市场阶段,企业要以市场需求来引导生产的方向,国家实行各种产业政策也要以市场为导向。消费券的发放是带有国家调节经济的性质,但消费券的具体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市场行为。通过消费券的最终流向,我们可以收到明确的市场信号,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是什么产品、市场缺乏的是什么一目了然。企业可以据此制订生产计划,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同时也不至于出现政府拍脑袋扶持,产生下一轮严重产能过剩的后果。

3、改善民生

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由于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效果在短期内不可能马上显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中,很大部分是面向中低收入者及弱势群体的,增加他们的福利、鼓励他们消费,于增强信心和改良预期方面的作用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在当前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消费质量来说无疑是好的方向和可见成效的。

4、有效的调控手段

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为政府消费,进行基础建设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但可以拉动的行业不多,主要集中在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可以拉动的企业不多,主要是目前产值迅速下滑的央企等大型国企;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不多,因为我国绝大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集中于民企。如果政府发行消费券,由民间自主消费,可以全面拉升企业产能,民企与央企共同发展。此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理解为政府让利于企、让利于民,但其“利”有多少能真实地转化为现实消费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一点上消费券可以来弥补。

(二)消费券的消极作用

1、难以实现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是指每1元支出(如消费、投资)的变化会引起超过1元或多倍的经济总需求的变化。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能带来数倍于发放总额的消费量增长。对发放消费券持赞同意见者认为,使用消费券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可以拉动内需。但反对者认为,直接投入必须带动连动消费,才能达到乘数效应,而使用消费券未必可以带动连动消费,因此难以实现乘数效应。

2、可能有替代效应

100元的超市购物券在某些居民手中,可能马上就转化成了大米、食油等物品,而这些消费支出属于刚性支出,现在只不过用消费券代替了现金支出。由于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他支出相互替代,从而限制、抵消其增加消费的作用,所以刺激消费的效果可能高估。

3、不可持续性

我们所期望的提振消费,是可持续地提振消费,而消费券即使有效果,其效果也只是一次性的,无法让经济进入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中。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消费券仅仅是将未来的消费需求提前预支了。

4、存在公平性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历来是国人的心态,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做到绝对公平、人人满意是超乎想象的难题。通常1元钱带给穷人的边际效益要大于带给富人的边际效益,因此消费券对穷人来说可能是“雪中送炭”,对富人来说也许只是“锦上添花”。虽然,实际生活中富人不需要消费券,社会需要帮助的是弱势群体,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讲,应该人人享有。尤其是穷人和富人的消费结构不同,只有让不同层次的群体都受益才不会扭曲经济结构。同时穷人和富人的消费意愿也不同,消费券发给富人于扩大内需的作用可能还更明显些。南京曾采用摇号的方式产生乡村旅游券的发放对象,可能也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虑。因此,确定消费券该发给谁、不该发给谁,不仅涉及交易成本,还存在一个公平性问题。

三、消费券发放策略与建议

就国内的发放现状,各级政府在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可采取如下策略:

第一,着眼教育、文化、通讯、医疗卫生等领域。这些领域能产生的乘数较大,挤出效应的影响小。为失业、未就业人群提供教育培训券,向困难、低保人群发放医疗保健消费券,为城镇居民提供文化消费券,这些均有利于改善各消费群体的收入预期。此外,应把健康、环保的产品引入人们的视线,利用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机会培育消费者形成健康、科学的消费理念。例如日本近期就向国民提供消费券,鼓励购买环保汽车、电池汽车以及屋顶太阳能设施,既拉动了消费,又为经济社会增添了“绿色”理念。

第二,发放“奖励式”消费券,灵活设置发放、转让规则。消费券与现金为100:100的价值比例,可能出现替代效应,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可能不会有大的提升。假如消费券与现金的比例是110:100的,既有面值又有额外优惠奖励,人们就愿意主动购买消费券,从而产生乘数效应,降低替代效应。且要采取多种形式,因时因地制宜,奖励式消费券既有票面,又有优惠;既有较强的限制性,又有相对充分的选择权;既可采用纸质券,也可采用电子券。各地可以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发放消费券。

第三,选择特定行业共同承担发放成本。首先政府应确定需要补贴的特定人群和补贴力度,做出资金预算。该预算除了消费券本身的费用以外,还应包括印制费、银行结算手续费等行政或人事费用。然后根据特定人群的现实需求,依照政府采购的相应规范,在每个特定行业公开透明地进行招标,选择愿意让利、有限但足够多的、可竞争性若干家(例如100家)企业,建立目录企业和目录商品制度,然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特定需求,跟目录企业协商让利程度,共同承担发放成本。

参考文献:

1、陈健.派发消费券拉动不了内需[J].经济研究参考,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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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元一直采取的是贬值的政策。而美元又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所以，美元的贬值推动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我国也难以避免其消极影响。更何况，国际大宗商品主要是以美元计价，这就使得石油及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国内市场上很多产品的价格也被推高。物价的上涨，人们的购买力就会降低，自然也就会减少对商品的消费量。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面对这些不同的因素，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认清了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后，下面就针对这些因素分析增加居民消费的措施。

1.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一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要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三要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四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

2.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要增加当前可支配收入，就需要国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并鼓励劳动者多种形式的就业；二要提高未来收入预期，就需要国家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重点建设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愿花钱，敢花钱。三要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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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消费又称消费超前、消费早熟，是指居民的消费水平超过本国同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消费行为。

超前消费产生的外部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方式带来的国际示范效应，但主要还是宏观管理失控，消费基金膨胀和对劳动者消费引导失误，此外，跟由国内富裕阶层引起的国内示范效应也有关。

这种消费虽然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危险性极大，由于消费基金膨胀，挤占积累基金，造成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消费品生产，尤其是高档消费品占用的资金和资源过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膨胀起来的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满足不了时，需要用外汇进口大量消费品，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升，被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形成增加工资的压力。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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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三公经费” 支出管理 对策

政府及事业单位财政支出公开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2011年，中央政府首次公开三公经费；2013年，财政部门安排部署预算编制工作时，明确要求将高校“三公经费”支出数据合并至教育主管部门后予以公开。高校“三公经费”向全社会公开，有利于加强社会公众对于高校财务管理的监督，促进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办学效率

一、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现状

三公经费，指国家财政拨给政府、事业单位因公出国（境）、公务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招待的经费。高等院校作为财政部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有义务对其“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面向全社会公开。但实际上全国高校对于此项经费公开情况并不透明，且经费公开的数据可靠性值得商榷。2013年，高校首次公开“三公经费”，但仅有11所大学践行。2014年11月初，一直关注信息公开的大学生葛伟同学（化名）开始向全国113所高校申请公开2013年高校“三公”经费各项支出的具体金额。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0所高校公开。而其他大多数学校（占申请数的73%）选择不回应、不公开；而在公开的高校中，譬如广州体育学院、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为0。这样的数据不禁让社会困惑，高校难道没有派遣教师、学生进行校际间交流、出国深造或访问，及从事各项学术活动？2013年数据显示，浙江大学三公经费最多，达1107.8万。天津大学、湛江师范学院位列二三，分别为527.67万、516.83万。2014年，武汉理工大学三公花费889.06万排名第一，福州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分别花费836.34万和807.74万元排名第二第三，北京大学花费693万排名第六，清华大学以621.72排名第八。有些高校三公经费支出逼近千万，而连续两年均有三公经费数据公开为0的高校。经费支出如此巨大，可见高等院校对于三公经费的归集、审计的标准或许并不统一。2014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工作要点明确表示“加大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力度，推进高校干部任用、职称评聘以及“三公”经费，即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公车配备等信息公开。”但是，教育部的指导意见、高校学生的呼吁、社会持续关注，并没有得到全国高校对于其“三公经费”公开的良好回应。

二、高校“三公经费”公开面临的难点

（1）界定范围不明确。高校作为事业单位，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但科研收入、校办产业收入、校友捐赠收入等构成了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一般，“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的经费中用于三方面公务支出的费用。而其他来源收入用于“三公费用”是否纳入“三公费用”监管范围，在目前并没有定论。因此，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统计口径，造成高校间统计数据相差巨大。因此，首要明确高校“三公经费”的范围。

（2）公费出国、公务招待费缺少刚性管理制度。当前，高校对于“三公费用”的管理实行收付实现制，不计算成本，经费基本是事后核算。此项机制为高校工作人员将娱乐活动、餐饮发票抵账报销提供了空间。公务支出界限的模糊，使高校工作人员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而“三公经费”报销缺少刚性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3）存在隐藏支出。有些高校有可能将发放的“三公”经费列支公务招待费、发放福利、购买书籍、仪器等一系列并不在“三公”经费内的支出，使“三公”经费的支出无迹可寻。这样，高校不方便公开三公经费的支出。

（4）高校行政管理模式，难以控制“三公经费”。目前，国内高校均采用行政级别进行高校管理。教授作为课堂讲师的同时，还担任具有行政级别的校领导。在“三公经费”的使用上有很大的游离空间：自己使用，自己监管；致使其手中经费的多源使用。公务招待费、业务招待费、科研经费等补贴名目繁多，易导致财务报销混乱。

三、推动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的建议

（1）高校主体责任：规范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学校应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杜绝学校经费的随意性开支。从源头抵制公款吃喝，促进厉行节约的社会风气。高校要将制度、规章办事作为基本原则，在三公经费的支出上做到有章可循。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八项规定”。可以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支出的预算工作。预算要科学、合理、全面。在预算的编制、批复和实施各个环节严格把关。明确定义三公经费范围，做到精细化管理。向全社会公开三公经费的支出，实现高校财务管理透明化。

（2）政府指导责任：进一步督促高校财务公开。随着“八项规定”的落实，省、市各级政府已经基本做到了“三公经费”公开。而各事业单位往往选择不主动公开其经费支出，对于公众的问询也通常置若罔闻。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公开是社会公众的诉求，每一位公民也享有合法的知情权。因此，财政部、教育部等政府相关部门应继续督促高校进行经费的主动公示，严肃遏制教育腐败。

（3）公民的监督责任：关注高校三公经费的公示动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葛伟（化名）等同学每年申请全国各个高校公开经费支出，引起了社会、媒体广泛的关注报道。但是他们本人却受到了来自校方、教育部门的压力。公民应该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更多的人加入到教育经费支出的监管中来。本校师生可以要求本校公开“三公”经费的指出，高校可以首先向全校师生公开经费支出，再向社会公开。使本校师生获得知情权。必能有效推动经费支出的透明化、公开化。

参考文献：

[1]王鑫鑫，赵江.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的难点及应对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5.

[2]吕丹.探讨高校“三公”经费支出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财经界（学术版），2014.

[3]李建林.加强高校“三公”管理经费探索[J].市场论坛，2014.

[4]罗军.高校“三公”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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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经济效益通常来讲，就是公路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具有两方面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公路经济效益的内涵所在：一方面是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即是指公路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对公路系统的内部管理进行创新和改善，包括对部门员工的工作和生产环境的改善，以及员工福利待遇的提高等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就是指公路系统整体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就是指公路系统能够运用的社会经济的服务能力。

二、目前我国公路收费运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部分公路使用年限已久

公路的通行能力对公路收费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我国大部分公路使用年限都达到十年以上，从而给人们的行车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再加之公路收费站的相关设施也就越来越落后，这样导致公路的通行能力逐年在下降，就很难满足我国公路当前收费管理的要求，进而影响我国公路的整体经济效益。

(二)公路收费运营模式单一

目前对我国公路收费来讲，大都数采用公路进出口设立收费窗口来进行收费，可见公路收费运营模式单一，长此以往就很难实现快速而高效的收费。一旦车辆过多，收费人员效率再低的话，就容易出现拥堵现象的发生，从而不利于人们的行车安全和通行，间接降低了我国公路的经济效益的获得。

(三)公路稽查工作力度不到位

从目前来看，我国少数地区还存在公路收费稽查工作力度不够的问题，这样，导致相当一部分车辆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逃通行费，或者直接进行车辆闯关，损坏收费设施等，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公路的正常运营秩序，也导致我国公路经济效益受损。

(四)公路收费工作人员人性化服务欠缺

在公路收费运营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的素养也会影响收费的质量和效果。一般在传统的公路收费运营模式管理中，工作人员对制度和公路的行车安全和行车秩序的管理比较重视，从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也很容易导致公路收费管理中出现各种问题。如2011年黑龙江高速公路孕妇死亡案件，就是因为急救车驾驶员没有缴纳通行费，公路收费人员不予通行，最终导致孕妇死亡。

三、完善我国公路运营收费模式的具体方法

(一)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公路收费运营模式管理还很落后，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就要建立清晰地量化考核标准，能做到统一、规范的管理，并能对其中各项管理工作进行细致性规定，确保各项公共服务工作顺利进行。

(二)加强政府部门监管力度

公路运营管理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公路稽查工作的力度，这对维护公路收费正常运营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确保公路收费站对来往车辆进行公平合理的收费。同时，公路稽查工作的到位与否还能对车辆交费情况、公路收费人员的工作情况和相关部门的管理情况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三)加强特殊情况下

人性化服务建设公路收费运营管理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收费人员的服务能力上，也就是收费人员的个人素养上。因此，在完善收费运营模式中，还要加强对收费人员的职业素质进行培训，全面提高收费人员的服务能力。此外还要加强先进收费设备的安装，提高车道收费效率。

(四)加强联网收费

在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下，对我国公路收费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要想提升公路的经济效益，就要完善公路收费运营模式，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提升公路收费的服务能力来完成。因此，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对全省乃至全国进行统一联网收费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还可以全面采用自动收费模式来进行收费，这样即减少收费站点上人力和物力的支出，降低了经营成本，更能减少交通堵塞，给出行的人们带来方便。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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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消费 经济增长 影响效应 区域差异 面板协整检验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将高投资率、投资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旋律,与之相伴的是消费率较低。在需求主导型经济状态下,消费需求理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据H.钱纳里等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份额一般为61%左右。但是,我国消费需求仍处在较低水平,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过低的消费率会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有可能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失衡、增速放缓,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内需,更好的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本文选取科学的面板数据的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省际差异和区际差异。

一、研究方法的确定及指标的选取

1.研究方法的确定

本文选取了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其各个地区间存在的差异性。具体运用到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来分析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

2. 测定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关于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测定指标的选取,本文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获得性以及动态性的原则,消费指标选取居民消费支出(单位:亿元)来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是个正向指标,恩格尔系数(单位:%)反映居民的消费结构,是个负向指标;经济指标选取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亿元)反映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数据选取了我国29个省市,1992-2008年间的消费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9年)和我国各省市的统计年鉴(1993年-2009年)。

二、实证检验的结果与分析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为回归现象,使检验更加可信,需要对各变量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对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经济水平()指标,同时采用LLC、IPS、FADF、FPP方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数据指标 的原始数据的各种检验方法(除了的LLC检验外)的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原假设检验,是非平稳的序列。但他们的1阶差分均未通过了单位根检验,都是平稳序列,即三项指标均是1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方程的估计之前要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由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可知: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通过了Pedroni的面板检验和组检验、Kao检验。并且Johansen Fisher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三个变量之间最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已得到验证,由于协整模型度量的是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检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构造协整检验方程:

(式1)

按照协整方程(式1)进行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通过对面板数据模型的选取进行检验,结果显示H检验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拒绝原假设,适合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1)我国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整体效应分析

表1 基于省际数据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

由表1协整方程估计的结果可知,模型通过了各种检验,并且拟合优度也较高,说明模型设置较合理。另外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的大小。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面的影响。按固定效应结果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水平将提高1.2182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水平将提高1.4226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改善比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因此我国消费政策的实施在强调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更要注意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2)我国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省际差异分析

通过对我国各个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的估计,可以看出各省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从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各省的居民消费水平对其经济增长均有正面的效应,各省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都能不同程度的拉动其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中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大,达到1.7801,即居民消费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水平将提高1.7801个百分点。其次是上海、青海、贵州,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个百分点对经济水平的拉动作用均在1.4个百分点以上。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效应较弱的地区是福建、安徽、山东。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5879、0.6206、0.7875。从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全国范围内只有的居民消费结构发展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两者没有同步发展。其他省份的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面的影响。其中广东的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达到-7.4953,即广东的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水平将提高7.4953 个百分点。其次是湖北、湖南和安徽,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大。

(3)我国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区际差异分析

整理各个省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利用变异系数法,分别计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

区际间的差异分析:在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方面,西部地区影响系数最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两地区的影响系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方面,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影响效应最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区际内的差异分析:我国各个地区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区际差异的大小,从绝对差异来看,全国的农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标准差为0.2617,而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别为0.2586、0.1952、0.1969,可知全国省际间的绝对差异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影响效应的绝对差异相对最小。另外,居民消费结构方面,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标准差为1.4075,东中西部的分别为:1.7849、0.9961、0.9350,可知我国东部地区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的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国内省际间的,中部地区,差距最小为的西部地区。从相对差异来看,变异系数不受原来变量之水平高低的影响,能够对比不同时空的的差异程度,是一个度量相对差异的指标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东部地区变异系数为0.2362,相对差异最大,其次是全国省际间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差异最小。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是东部地区变异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其次是全国地区的、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相对差异最小。综合来看我国三大地区内部,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东部内部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小。

三、结论

通过以上多我国省际的数据的分析可知,我国的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效应,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都较明显,但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

各省之间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其中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说明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比较稳定。而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异相对较大,说明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相对较大。地区之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其中区际间,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西部地区影响效应最大,在居民消费结构方面,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大;区际内部,整体看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地区内部影响效应差异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内部影响效应差异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1] 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2

[2] 刘轩宇,鲁靖文.西部恩格尔系数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8(20):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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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稻；配方施肥；产量；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S511；TQ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8-1442-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8.01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Fertilizer on Rice Yield and Economic Benefit

WANG Hong-mei， YONG Hai-yan， SHA Long， WU Xiao-yan

（Yinchuan Xixia District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Water Authority，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Fuyuan No. 4 were used to study different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rice yield and component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fertilizer on rice yield performance： Humic acid fertilizer formula>potassium fertilizer formula>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CK.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fertilizer on rice yield economic benefits see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process recipe yield increased 906.0 and 2 118.0 kg/hm2，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which increased 2 370 and 5 268 yuan/hm2， respectively.

Key words： rice；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yield； economic benefit

施肥是提高水稻单产的重要手段之一。由施肥不当而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1]。目前在中国农业生产中，施肥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过量施肥不仅会造成肥料资源大量浪费、增加生产成本，同时还会影响农产品品质及造成环境污染，而施肥不足又不能发挥作物的增产优势[2，3]。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过量施肥对环境的污染，国家推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4-6]。测土配方施肥是在测定土壤养分含量的基础上，通过对土壤养分丰缺的诊断，结合水稻需肥规律，提出合理的施肥配方及科学的施肥方法。在水稻生产中要实现高产必须根据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氮、磷、钾等养分的需求规律进行合理施肥。本试验对不同配方施肥和常规施肥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为水稻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用近年来宁夏灌区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代表性水稻品种富源4号。试验肥料用宁夏中农金合公司提供的含钾配方肥（N 20%、P2O5 15%、K2O5 5%）、腐殖酸配方肥（腐殖酸10%、N2O 20%、P2O5 15%、K2O5 5%）、尿素（N 46%）、重过磷酸钙（P2O5 46%）。

土壤基础肥力：pH 8.8，有机质12.6 g/kg，水溶性盐分含量0.3 g/kg，全氮0.9 g/kg，碱解氮42.3 mg/kg，有效磷32.8 mg/kg，速效钾156 mg/kg，|地为灌淤土。

1.2 方法

试验于2014年春季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三闸村6队水稻田进行，N 39°57′63″，E 106°18′18″，海拔1 100 m。2014年5月15日播种，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共设4个处理：处理1，钾配方肥、A 40%（20-15-5）；处理2，腐殖酸配方肥、A 40%（20-15-5）；处理3，常规施肥；处理4，不施肥。每个处理重复3次。配方肥和常规施肥在水稻播种前3 d一次性作为基肥施用，尿素作为追肥施用。每个小区面积112 m2，小区四周扎双梗，并覆以塑料薄膜隔离，以防渗漏，每小区只设一个进出水口，灌水后立即封闭，防止串水。行距20 cm，株距3 cm，其他田间管理措施与大面积生产相同，各处理完全一致。常规施肥是根据当地常规施肥量施尿素525 kg/hm2、重过磷酸钙225 kg/hm2。5月12日施底肥，5月15日播种，6月14日施第一次分蘖肥，7月18日施穗肥。4个不同处理施肥水平见表1。

测定项目与方法：收获后在每个处理中取10株代表性的植株进行室内考种，测定穗数、株高、穗长、着粒数、穗实粒、千粒重。其余的按小区单独收获，晾干后脱粒，进行产量测定。数据处理运用DPS数据处理软件和Excel软件[7]。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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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 ZOPP 长效机制

一、ZOPP方法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目标导向项目规划法，又称ZOPP法，是从德国引进的一套适用于区域项目管理的方法。它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项目，在其调查、分析、诊断、设计、规划、实施、检测与评估及项目管理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理论体系、操作工具和工作技术。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从宏观上可以看作一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大项目，只不过它是教育事业，而不是常说的工程项目而已。通常的项目具有一次性、单件性、实施周期长、涉及利益相关方较多等特点，本项目不仅具有以上特点，还具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战略意义；本项目的实施不能单纯考虑经济效益，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和国民文化素质提高的政治战略意义上评价。本文的目的就是运用ZOPP方法和技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ZOPP方法的理论架构

1、问题分析。采用参与式法和问题矩阵法，分析相关利益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确定核心问题，即重要的、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2、目标分析。将问题分析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树”翻改成目标，形成“目标树”。

3、目标导向项目规划。设置项目，包括“目标树”逻辑关系检验和采用参与式法建立“目标群”。每一个“目标群”即一个项目。

4、项目选优排序分析。包括建立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设计、建立评价矩阵。项目对每个指标平均得分值xi=专家打分总和权重/专家人数；专家人数mj=社会专家人数+经济专家人数+技术专家人数；最终得分值x=各指标平均得分值总和=∑xi；变异系数Vj=Sj/Xj。其中：Vj是表示项目变异系数；Xj表示项目算术平均值；Sj表示项目标准差。Vj越小，说明j项目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越高。

5、项目实施规划。利用“项目实施规划逻辑框架矩阵表”对项目分别依次确定总目标、目标、成果、客观可验证指标、指标出处、成本预算及计划方案、重要假设条件等。

三、ZOPP方法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建立中的应用

1、范围界定。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项目主要涉及国家有关教育事业的人事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中小学校、学生、家庭、教师等相关利益群体。

2、问题分析。

（1）问题树的建立。本文采用参与式法，综合分析相关利益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确定核心问题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不力。再寻找造成核心问题的直接原因，在直接原因下面再找造成直接原因的原因，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找不出新的原因为止；然后分析核心问题产生的结果，原理与寻找原因相同，此时完成了“问题树”（见图1）。

（2）问题矩阵分析。根据“问题树”的因果关系，将其中的所有问题在矩阵表的纵横向排列，横向为原因，纵向为结果，两问题有关系的用“×”表示，无关系的用“空格”表示，最后计算出最大得分值的原因和结果。

3、目标分析。

（1）目标树的建立。首先将问题翻改成目标；然后将“问题树”上所有的问题，翻改成可操作的目标；再进一步对原问题进行检查，一是问题的描述是否清晰，二是原问题的内容是否准确。如果原问题在描述和内容上模糊，必须用参与式的方法对原问题及问题树进行再分析，直至清晰准确。此时，关于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目标树”（图2）完成。

（2）目标群和项目的确定。在“问题树”到“目标树”翻转完成后，进入目标导向项目规划阶段。先对“目标树”原因-结果逻辑关系进行再一次检验：一是检验从问题翻改为目标的可行性有多高；二是检验目标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三是检验目标的方向性是否与总体目标相一致。如果目标与总体发展目标相符，各目标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各目标之间原因-结果逻辑关系明确，说明“目标树”没有问题，接下来进入“目标群”划分及项目的提出。

所谓“目标群”划分，即将“目标树”中所有相似或相近的目标归类，组合成若干个“目标群”。本文采取参与式方法，建立了以下八个“目标群”（图2的虚线部分）。

从每个“目标群”中各自提出一个项目：项目A是加大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项目，项目B是制定合理的教育经费支出制度项目，项目C是建立多元的教育经费投入体系项目，项目D是建立教育经费监管机制项目，项目E是准确划分各级政府应承担的合理责任项目，项目F是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项目，项目G是制定科学的教育财政制度，项目H是建立充满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

（3）项目选优排序。①分析阶段。选取三位不同领域专家，如教育专家、社会专家、财经专家。用专家选优排序法对上述八个项目进行评估，从社会效益、财经效益、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贡献等三个方面来确定该指标体系。社会效益指标包括对促进社会发展的贡献、对促进社会公平的贡献、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贡献；财经效益指标包括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促进财经预算制度改革的贡献、对消除分配不均的贡献；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贡献指标包括对提高学生文化水平的贡献、对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贡献、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贡献。②分配权重。

（注：1-对促进社会发展的贡献，2-对促进社会公平的贡献，3-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贡献，4-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5-对促进财经预算制度改革的贡献，6-对消除分配不均的贡献，7-对提高学生文化水平的贡献，8-对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贡献，9-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贡献。权重系数选择0～1。）

③专家打分。

（专家打分：好-5分，中等-3分，差-1分。得分值表示项目的重要程度，得分值越高，表示项目越重要；变异系数指的是专家意见的协调度，变异系数越小，表示协调度越高。）

④结论。分析上述数据，加大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项目的得分值最高、变异系数最小，所以该项目是最需要优先实施的项目。综合考虑得分值和变异系数，对项目进行选优排序，结果如下。第一，加大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项目；第二，建立教育经费监管机制项目；第三，准确划分各级政府应承担的合理责任项目；第四，建立充满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项目；第五，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项目；第六，建立多元的教育经费投入体系项目；第七，制定合理的教育经费支出制度项目；第八，制定科学的教育财政制度项目。

4、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的建立。

(1)加大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教育经费大多主要靠政府拨款，而多数国家的政府拨款主要依靠税收，但中国一直没有开征专门的教育税。建议尽快开征新的教育税种，如：对高收入群体和高消费行为开征教育税，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来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开征针对义务教育捐赠的遗产税，或者在遗产税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设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基金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入问题。

(2)建立多元的教育经费投入体系。各级政府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教育，提倡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义务教育捐赠；还可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筹集教育经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随着收入水平逐年提高，2010年中国人均彩票支出可望达到收入的0.48％，潜在的人均彩票支出将达到61元，中国彩票发行的潜在规模将达到846亿元。这说明中国彩票市场潜力巨大，用于教育投资的潜力也很大。

(3)建立教育经费监管机制。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分担配套资金，要实行“直通车”到校。作为基本预算单位的农村中小学，要管好资金，用好经费，强化风险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预防违规违纪行为，避免经济损失。充分发挥会计核算监督职能，强化中小学校长依法理财意识，完善规范教育内部审计制度。按照《中小学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档案，加强资金、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加强资金用途及票据的监督。学校要按照县级教育和财政部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规定和要求，分别召开校务会、教代会、教职工大会，广泛征求意见，自觉接受事前监督；学校支出较大、教职工较为敏感的基建、设备购置、大宗物品购买等工作，要确定一定数量的教师代表全程参与，自觉接受事中监督；严格校务公开，及时公布学校收支情况，自觉接受事后监督。形成用小钱办大事、用少钱办多事的良好氛围。

(4)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国发[2005]43号《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各地要综合统筹，科学合理地确定省、市、县三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一是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结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细化省、市、县三级政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责任。二是建立合理的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分担机制，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应该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份额和具体比例。三是把农村义务教育各项法定支出纳入县本级预算。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支出，包括教师工资、危房改造经费、中小学公用经费等，许多地方并没有纳入县本级财政预算。四是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经费与其他经费捆绑下达，到了各地后到底如何用于教育、用了多少，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致使一些地方把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建议财政部尽快制定专门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转移支付细则。

（5)制定科学的教育财政法律制度。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应在制度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尽快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法》及配套的监督机制，以立法形式，将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比例确定下来。近年来有很多专家学者发出呼吁，要求国家以法律形式将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予以量化，最好是采用百分比形式，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比例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稳定。

(6)建立充满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强农村中小学校长绩效管理，实行校长聘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探索推行职级制，促进校长队伍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整合教师资源，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编配管理。根据农村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多等特点，科学核定编制，合理配置师资，优先考虑偏远山区学校、贫困学校的实际需要。严格实行教师资格准入制，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积极完善城市教师、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制度，建立教育事业发展的公平、公正平台，促进城乡和区域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四、结语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是当前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的巨大难题，关系到国家的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重大举措。本文利用ZOPP方法和有关理论，从项目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所涉及的问题，并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作用。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跟踪研究”（课题批准号：FFB06028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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