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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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壤 土壤环境 质量 监测

一、前言

土壤资源是我国生态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人们的生活、生产都离不开土地资源的支持，但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影响环境质量的同时，对于土壤环境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我们所讲的土壤污染主要指的是在人类开展日常活动或一些生产活动的时候将一些有害的物质带入了土壤环境，当这些有害物质进入土壤之后其含量远远超过了土壤本身的含量，从而导致土壤环境出现破坏的现象。土壤资源受到污染的类型包括两类，自然污染和人为污染，人为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形式。由于土壤环境在受到污染之后不会立即表现出来，因此很难被及时发现，随着有害物质在土壤环境中越积越多，通过食物链的形式由植物最终转移到人体，也可以通过能量循环及水循环的方式影响人类。当发现时为时已晚，因此需要做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补救，但是土壤环境一旦受到破坏很难恢复，恢复过程需要很长的周期，也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需要格外重视。

二、关于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的阐述

土壤资源受到污染与人们开展剧烈的工业生产是脱离不了干系的，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使得我国的土壤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根据2014年4月，我国的国土资源部的国家土壤污染状况调差显示，我国的土壤环境状况非常不乐观特别是有些地区的土壤资源污染异常严重，耕地面的在不断减少，因此加强对土地资源污染问题的探究，并且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是迫在眉睫的。同时促进土壤资源的保护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的工作重点。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同时由于土地资源的优势，我国又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在早期开展的土壤资源调查主要倾向于对农用土地肥力情况的调查。但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城镇化及农业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大，土壤资源受到了污染，并且污染的情况与日俱增，污染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土壤资源污染表现出来的很大特点就是极具地域性。鉴于土壤资源出现了环境变化越来越明显，国家逐渐重视对土壤环境的监测和调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开展了两次较为大型的土壤资源调查工作，并且就我国的土壤资源的种类及具体情况形成了简单的框架。

在2006年，我国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我国第一次开展较大规模的土壤环境质量的综合调查，整个调查工作一直持续到2012年，时间跨度大，地域跨度广。受到调查的单位为耕地，草地以及未被利用的土地等等。针对持续流年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情况，与2014年我国的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该报告显示我国土壤资源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全国土壤的超标率高达15%以上，耕地的超标率更是接近20%，特别是在重工业集中的区域土壤污染厉害，在众多污染的土壤中受到的污染种类主要是无机型的五人，这显示我国的土壤资源受到重金属的污染比较严重。

通过一系列的土壤污染调查发展，我国的土壤污染情况明显，但是受到众多影响因素的影响，对于土壤环境的调查还是停留在较为初期阶段，因此需要不断促进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网络的建设，促进土壤环境监测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土壤资源环境调查工作与制度监管有机的结合。

三、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为了不断促进土壤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化，我国开展了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工作，由于土壤环境的主要特点就是地域性强，综合性强，并且随着人口及工业生产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就需要监测工作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统筹全局，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综合性的调查工作，需要掌握整体的土地资源的空间状况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在选择土壤资源环境监测点的时候需要重视科学性以及代表性，动态性的布点规则，对耕地资源的土壤状况，饮用水源地的土壤资源状况重点^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分析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总体的监测过程仍然是停留在初期阶段，并且我国总体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缺乏，这就是监测管理体系不够健全造成的，因此需要国家不断促进土壤资源环境调查环境的完善，不断促进土壤监测监管力度的加强，这样才能做好土壤资源的检测工作，为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促进我国土壤资源的改善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严春丽.浅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J].环境科学导刊，2016， （S1）.

[2]邓丽， 张晓云，常锋.浅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中的质量控制措施[J].中国化工贸易， 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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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壤；环境质量；污染指数；现状；评价；安徽蚌埠

中图分类号 X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9-0238-02

据不完全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 000万hm2，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67万hm2，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3万hm2，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据估算，全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 200万t，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2013年湖南省出现的“镉大米事件”，表明土壤污染问题已经不容人忽视。土壤污染已经越来越受到公众和国家的重视，我国现今的土壤环境质量形势也并不容人乐观。相对于水质污染国家已经进行多年的监测与治理，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刚刚起步。我国政府从2005年4月开始进行土壤污染普查，这是全国首次进行的全国性的土壤污染普查。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发文要求，到2015年，全面摸清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建立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上升势头，确保全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0%。根据国家要求，蚌埠市从2011年开始进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本文通过蚌埠市现有的土壤环境数据，分析蚌埠市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1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蚌埠市概况

蚌埠市（含辖县）位于安徽省的北部，辖怀远、五河、固镇3个县。2012年，蚌埠市全市总面积5 952 km2，约为全省面积的4.3%。其中：市区总面积601.5 km2，市区建成区面积93.5 km2。蚌埠市现总人口367.81万人。蚌埠市最大的自然地表水是淮河，在市区北岸长16.8 km，南岸长28 km，河床宽600～800 m，年平均径流量为263亿m3。

2005年蚌埠市土地总面积为595 213.14 hm2，其中，农用地面积为454 634.64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6.38%；建设用地面积为79 861.5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3.42%；其他土地面积为60 716.99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0.20%。农用地中，耕地373 636.72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2.77%。到目前为止，蚌埠市土地总面积无变化，各种功能用地比例可能有所变化。

1.2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作用

判断土壤被污染状况，并预测发展变化趋势；确定污染的来源、范围和程度，为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对策提供科学依据；充分利用土地的净化能力，防止土壤污染，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通过分析测定土壤中某些元素的含量，确定这些元素的背景值水平和变化，了解元素的丰缺和供应情况，为保护土壤生态环境、合理施用微量元素及地方病因的探讨与防治提供依据[1]。

1.3 土壤环境现状分析项目

蚌埠市自2011年至今在蚌埠市区（包括3个辖县）内共监测了2家企业周边、3个农业区、3个蔬菜区共42个点位的土壤状况，涉及约20个监测项目（不包括pH值等）。

1.3.1 企业周边。共2个企业，在距企业800 m范围内布设5个监测点，再在距厂界2 000 m主导上风向东偏北方向布设一个对照监测点，每个企业均布设6个监测点，监测镉、汞、砷、铅、铬、铜6个项目。涉及无机化工与有机化工企业1个，土壤样品数量6个；电镀、电池与电子器件制造企业1个，土壤样品数量6个。

1.3.2 基本农田区。共在3个农田区各采5个点位，3个农田区分别位于蚌埠市五河县新集乡、固镇县王庄乡、怀远县古城乡。共监测镉、汞、砷、铅、铬、铜、锌、镍、六六六、滴滴涕、苯并（α）芘11个项目。

1.3.3 蔬菜种植区。共设3个蔬菜区，分别位于蚌埠市淮上区梅桥乡、怀远县五岔乡和五河县临北乡；每个蔬菜区各设5个采样点。共监测镉、汞、砷、铅、铬、铜、锌、镍、六六六、滴滴涕、苯并（α）芘等20个项目。

1.4 评价技术方法

土壤环境质量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蚌埠市土壤环境综合污染指数

蚌埠市共监测了42个点位的土壤状况，其中有36个点位达到清洁（安全）等级（Ⅰ级），有6个点位达到尚清洁等级（Ⅱ级）。从表1可以看出，点位分布的8个区块，平均可以达到清洁（安全）等级（Ⅰ级）。

蚌埠市共监测了42个点位的土壤环境质量，涉及约20个监测项目，其中无机类项目14个，有机类项目有6个。从表1可以看出，土壤环境综合污染指数以无机类为主，有机类次之。有2个点位出现了无机类轻微污染，占总体的6.67%，有机污染超标点位是0个，综合轻微污染点位为2个，占总体的6.67%，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

2.2 蚌埠市土壤污染程度总体评价

从表2可以看出，42个点位中有30个点位监测了项目镍，其中有2个点位出现项目镍超标情况，最大超标倍数为0.06倍，超标率为6.67%。42个点位中，轻微污染点位数量为2个，其余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数量均为0个。镉、汞、砷、铅、铬、铜、锌、镍8个项目中，分析综合污染指数，排在前3位的依次是镍、铅、铬。

2.3 蚌埠市土壤环境与全国平均土壤环境状况比较

从2014年4月17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可以看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物超标情况看，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2]。

总体来说，蚌埠市有36个点位可以达到清洁（安全）等级（Ⅰ级），有6个点位达到尚清洁等级（Ⅱ级）。蚌埠市监测的42个点位的土壤中，有2个点位出现项目镍的轻微污染，超标率为6.67%。对比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16.1%，蚌埠市土壤环境质量现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上。从污染类型看，蚌埠市也是以无机型为主，与全国的平均状况相同。

3 讨论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则往往很难恢复，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其他治理技术可能见效较慢。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3-5]。目前，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的危害巨大，但是土壤污染的治理工作也困难重要。

蚌埠市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至今只开展了3年，监测了42个点位的数据，监测项目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对于蚌埠市595 213.14 hm2的土地总面积来说，目前的监测数据明显还显得过少。笔者认为，现今一方面应当加强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公众教育并且制定相应的措施，防止土壤污染程度的加剧。

4 参考文献

[1] 魏林根，李建国，刘光荣，等.江西土壤环境质量与绿色食品可持续发展[J].江西农业学报，2008（1）：159-162.

[2]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EB/OL].[2014-04-17].http：///gkml/hbb/qt/201404/W020140417 558995804588.pdf.

[3] 韩新宁.土壤酶对土壤环境质量的作用及影响[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8（4）：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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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俗称“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终于在2016年5月31日颁布。至此，中国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的三大环保战役全面打响。

“土十条”提出了明确目标，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土十条”的首要任务是摸清家底：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公布了一份全国土壤污染家底，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达19.4%。

不过，由于土壤的异质性，点位的取样只能代表这一点的土壤污染情况，而无法得知其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土壤污染情况。也就是说，点位超标率为16.1%，不等于全国有16.1%的土壤是污染的。

加之，在这次大调查中，64平方公里采集一个农用地的样品，256平方公里采集一个森林和草地的样品，采样点太少，更加无法准确反映出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的状况。

一位环保部人士透露，环保部正在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截至2015年12月，已在全国设置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位31367个，已覆盖90%县（市、区）。2016年拟再增加7000个风险点位。

业内人士对土壤的修复和治理并不乐观。因为相较于大气和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相对滞后、基础薄弱，而且在修复治理技术上也有三大“关卡”：一是土壤污染的来源、污染原因往往非常复杂。有的污染物一旦进入到土壤以后，可能非常难以修复，更不用谈恢复原状了，这是土壤污染本身的特征决定的；第二，土壤污染的机理非常复杂，往往是多因素，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整个迁移转化过程从机理上来说很复杂；第三，修复治理的投入一般来讲非常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对《财经》记者分析，空气和水都有很强的扩散作用，在严格的达标排放要求下，可以容纳一定的污染物，但土壤不具备这样的特性，一旦污染，治理成本实在太高了。

这也是“土十条”并未开展大规模土壤修复治理，而是差异化管控的根本原因。按照目前的思路，不将污染物取出来，而是实现土壤的安全利用。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和“气十条”“水十条”中要求PM2.5降低25%、Ⅲ类水体达到70%以上等具体指标不同，“土十条”并非一刀切，而是提出因地制宜，采取分用途、分类别、分污染程度、分阶段的差异化防治措施。对于污染地块，区分不同用途，不简单禁用，根据污染程度，建立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

从中可以看出，这和此前大气、水治理的思路不同。“水、气同质性，底细也比较清楚，在决策时已知道大概要投多少钱，关多少工厂，采取哪些措施比较确定。”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土壤的底数情况不是太清楚。在此情况下，结合国力、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考量，不可能在此阶段花巨大代价做完全的治理修复，主要以风险管控为主。

风险一般指对健康造成的风险，根据暴露人口、时间等指标，可以把风险货币化计算出来，从而决定投入多少经费，可将风险降低到多少。风险不可能为零，只能是持续降低风险。

同时要考虑，风险管控需要结合场地污染情况和开发利用开展，实施起来需基层具有较高的执行和监管能力，需要尽快推出相关的导则和技术方法，并通过培训等方式帮助其提高相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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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环境状况，以村为监测和评价单元，可以把农村环境类型大致分为4种：（1）生态型农村：指生态环境优美、无主要污染源、种植业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村庄；（2）现代种植型农村：指以现代种植业（粮食、蔬菜、水果）为主业，使用农膜、化肥、农药量较大的村庄；（3）养殖型农村：以畜禽、水产养殖业为主业，主要污染源为畜禽、水产养殖等废气、废水的村庄；（4）工矿企业型农村：以工业、矿业为主的村庄，主要污染源为工矿业的废水、废气、废渣，周边环境受工、矿业影响较大的村庄。

监测指标的选择与点位布设的优化原则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污染源的种类、数量多且复杂，分布与城市环境、工业污染源均有较大差别。所以，要取得有代表性、客观性、科学性、能准确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的数据，优化监测布点及监测指标显得尤为重要。要优化监测布点及监测指标，首先需对农村环境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充分了解和分析农村村庄的类型和农村环境污染源特点，然后用针对性与随机性布点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布设监测点位，在确定其所代表的村庄类型的基础上，再进行优化布点，选择获取的监测结果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村区域环境质量的点位。但对怀疑或已证实污染相对严重的区域，要优先布设和适当增加监测点位，重点掌握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监测项目的准确选取，决定能否真实反映农村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的特征，其选取需具有代表性、针对性、灵活性、可操作性。同时，可设置必测指标、选测指标和特征污染物指标，以便能全面反映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的特征。必测指标适用于所有监测地区，能反映环境质量基本状况；选测指标适用于个别监测地区，能够根据地区、时间及特殊情况的需要，重点选择监测指标。特征污染物指标属于必测指标，根据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确认对环境危害较大、影响范围广、毒性较强的污染物，或污染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物质，反映不同区域的特殊环境质量状况[2-3]。综上所述，监测项目及点位选择的优化需遵循5个方面原则，即（1）代表性，获取的监测结果必须能够真实反映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2）重点性，重点针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3）随机性，全面反映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4）灵活性，为体现不同地区的农村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差异,设置必测项目指标、选测项目指标和特征污染物指标；（5）易操作性，点位的设置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3-4]。

农村环境质量状况评价现状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农村环境质量的评价方法，现有的评价均是按照水、空气、土壤等的分要素，采用已有的评价标准。分别进行评价，缺乏对农村环境特点的针对性，不能综合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的实际状况。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目前可用的方法有2种，一种为特尔斐法，即由少数专家直接根据经验并考虑反映某评价观点后定出权值。该法的特点就是能把分散的评估意见经过一定的处理而趋于集中，从而获得所需的结论；一种方法为层次分析法，即将一个复杂问题的各种要素转化为有条理的有序层次系统，并以同一层次的各种要素按照上一层要素为准则，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两两判断比较并计算出各要素的权重，根据综合权重按最大权重原则确定最优方案。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将分析人员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对目标（因素）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更为实用[5-6]。

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确定及计算方法

依据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特点，笔者将2种方法结合应用于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即根据调查及专家评判结果，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确定各评价指数的权重，最后得出结论。为了直观地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笔者在此提出农村环境质量指数（REQI）综合评价方法，该法主要由水环境质量指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土壤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4个分指数构成。2011年，湖南省开展了18个农村环境质量试点，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水文状况、土壤森林植被、土地利用情况、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主要农业、生活及工业污染源与危害现状的调查，结合水、气、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综合分析、判断及计算，提出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及综合评价方法。5.1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根据对湖南省18个试点村的的自然、社会概况及饮用水源、农作物种植及生产管理现状、污染源分布的调查结果，确定以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等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反映农村环境质量。依据对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及专家评判的结果，通过一系列的计算，确定农村环境质量指数权重，最后通过一个计算公式用以表征和评价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即：农村环境质量综合指数=0.4（0.5×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0.5×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0.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0.25×土壤环境质量指数+0.1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了使计算结果评判更加直观，各分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0。5.1.1水环境质量指数（1）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选择乡村主要水源地开展监测评价。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为评价依据，评价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根据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确定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Ⅰ、Ⅱ类对应指数均为100，Ⅲ类为80，Ⅳ类为30，Ⅴ类为10，劣Ⅴ类为0。（2）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选择流经乡村的主要河流开展监测评价。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为评价依据，评价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根据地表水水质类别确定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Ⅰ、Ⅱ类对应指数均为100，Ⅲ类为80，Ⅳ类为30，Ⅴ类为10，劣Ⅴ类为0。5.1.2空气环境质量指数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6—1996）及其修改单的二级标准为评价依据，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确定指数:一、二级标准为100、三级标准为50，超过三级为0。5.1.3土壤环境质量指数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为评价依据，对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外的污染物，参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号）。评价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中的内梅罗指数法，根据各监测点位的单项污染指数和最大污染单项指数计算出的内梅罗指数所对应的分级标准，确定区域内土壤环境质量指数:Ⅰ级对应指数为100，Ⅱ级为80，Ⅲ级为60，Ⅳ级为40，Ⅴ级为10。5.1.4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以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的评价指标权重来计算，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所确定的权重及计算方法，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0.25×生物丰度指数+0.2×植被覆盖指数+0.2×水网密度指数+0.2×（100－土地退化指数）+0.15×环境质量指数。5.2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分级根据农村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将农村环境质量分为5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详见（表1）。

案例研究———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上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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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环境不容乐观，对于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修复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土壤修复制度是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法律应该将土壤修复作为一项法律义务、管理制度和制裁措施加以规定。土壤修复制度的内容包括修复的义务、规划、目标、标准、公众参与机制、商业模式、法律责任和监督管理等内容。

关键词 土壤污染；土壤修复；制度；立法

2014年国家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更新改造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仍在进行中，更多的污染地块还会暴露显现，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对于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修复是时代的要求。土壤属于难以再生或者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由于污染而闲置土地或者无法有效利用土地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还会增加对清洁土壤的开发强度。所以，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是各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

土壤修复制度立法的总体考虑

土壤修复的法律定位

土壤修复是指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方法，使受到污染和破坏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土壤修复制度是法律对土壤修复活动所做的制度安排。修复污染土壤主要是基于两大基本考虑，一是消除土地上的污染及其不良影响，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二是进行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利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土壤污染的加剧，土壤修复成为一项法律要求。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土壤修复具有三个法律性质：第一，是一项法律义务。由于土壤污染侵害了公众的健康、财产以及环境的安全，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土壤修复成为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消除土壤上的污染危害，恢复土壤的功能和价值。第二，是一项法律制度。土壤修复工作技术复杂、耗时长、涉及面广，必须将其制度化，以保障其长远、普遍、规范地实施。作为一项制度，必须有可反复适用的普遍性要求、规范性的内容、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第三，是一项法律制裁措施。造成土壤污染后，土壤修复是法律救济措施之一，受害者可请求法院判决责任人承担土壤修复责任。

土壤修复制度与其他土壤环境保护制度的关系

土壤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关的制度有很多，如土壤调查制度、土壤档案制度、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环境风险评估制度、风险管制制度和修复制度等，土壤修复制度是其中一项，该制度与其他制度紧密相连，甚至需要以其他制度为前提。由于中国受到污染的土壤很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进行修复，一般情况下只有经过对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评估，确认有修复的必要和可能时，才进行修复。土壤修复制度只是管制污染土壤环境风险的措施之一，所以，土壤修复制度的设计必须放在土壤环境管理的总体框架下考虑，与其他制度和措施相协调。

尽管土壤修复属于末端应对方法，但是修复活动尽量前移仍有助于避免或减轻损害后果。因此有必要构建边开发、边修复，边建设、边修复的经济、生态建设一体化模式，将土壤修复行为融入开发建设全过程。这就需要将土壤修复的责任与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相结合，如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要求建设项目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土壤修复措施的内容；在颁发环境许可证时可以在许可证中要求持证人承担恢复环境损害的内容；在污染治理制度中增加土壤修复的内容。在企业停业、关闭，资源开发活动结束，建设活动完成等阶段，要求活动主体清除其行为对土壤的不良影响，修复土壤。此外，由于土壤的修复周期长，等待修复完全结束再进行开发可能会影响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所以修复也可以与开发同时进行，在严格的管理之下进行有限地开发和利用。这样建立污染土壤修复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治理设施的维护运营管理也十分重要。

农业用地修复与工业场地修复的关系

国外土壤环境立法很少有农业用地修复这种提法，因为修复往往指将污染清除，农业用地受到污染后，一般受影响面积大，由于成本太高无法进行快速的污染清除，此外，为了保护及恢复用地生产力，一般不适宜采取物理、化学等修复方法，更多地采用种植结构调整、农艺结合、生物萃取等方法进行污染清除，这些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环境整治，而不是环境修复。在我国，实践中所进行的土壤修复包括农业用地修复，在一些地区（如湖南省）农业用地修复甚至是土壤修复的重点。但是，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工矿业场地在遭受污染方式、污染特征、对人体危害的暴露方式和危害机理等方面有所不同，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治理修复的方式、开发利用的模式、基金来源等也有极大差异，因此，对土壤立法时，有必要针对农业土壤保护和工业场地环境风险管制适当分开立法，根据两者的特征分别规定修复方式和目标、责任主体、资金来源、监督管理等，以增强土壤立法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土壤修复法律制度的设计

土壤修复作为土壤环境保护及管理的一项新的制度，在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土壤修复的法律义务及义务主体

土壤修复旨在控制土壤污染风险。立法应规定土壤修复是政府及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的责任者的一项法律义务。当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活动造成土壤污染或损害时，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排污者有义务承担清除污染和危害、恢复环境状况的责任；当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恶化，对人体健康和财产造成危害或者威胁时，当地政府有义务组织环境区域土壤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当然，排污者和政府责任有所不同，排污者主要对其个体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政府在无法区别个体责任或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丧失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国外经验显示，确定一个更广的责任主体范围有利于解决土壤修复责任主体确定困难、资金需求量大等难题。污染责任者的范围包括污染排放设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污染处理设施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污染场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污染物的运输单位等。当然，修复并不一定由政府和司法机构强制启动，也可以由企业或者业主基于商业目的自愿进行。无论是强制修复还是自愿修复都需要符合相关的标准及要求。

土壤修复规划

目前，我国受到经济、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对所有受污染的环境区域和场地进行修复，需要通过制定修复规划或计划来确定修复对象、目标和具体要求。土壤修复规划或计划属于宏观法律规制，是在事前对土壤修复进行总体和长期安排，要求首先要对各个区域或地区受污染地块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污染状况和人体健康、环境安全需要，列出治理、修复对象的优先名目清单，并设定修复行为的宏观目标，部署总体行动。根据土壤修复的不同类别，修复规划应制定短期、中长期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修复规划，并对不同阶段的修复设定不同目标和行动纲领。对此，法律应明确土壤修复规划制定主体、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保证规划的有序进行和有效实施。土壤修复计划是对具体地块的修复工作而制定的方案，包括采用的标准、达到的要求、时间安排、技术手段等。

土壤修复的目标及标准

土壤修复的原则性目标是消除污染土壤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危害和威胁，恢复土壤的特定用途。具体目标是由土壤环境标准确定。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具体适用的修复标准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适用统一标准；二是基于风险控制的标准。前一模式要求所有的修复工程都达到统一标准，这一标准可满足各种土壤用途的要求，不管场地处于什么位置，将来的用途是什么。后一模式在适用标准时往往根据地块环境评估的结果、人体暴露值、地块将来的用途等做出不同的调整。欧洲国家多采用前一模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采取的是后一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统一标准模式对污染者一视同仁，不必支付太多的谈判和沟通成本。不利之处是不加区别地适用统一标准不能针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具体要求，可能造成过度修复，成本过大，不利于鼓励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后一模式灵活性强，有针对性，有助于鼓励污染土壤的再开发利用，但是沟通成本大，决策过程复杂，在确定修复方案过程中投入专业技术力量大。中国历来有适用统一环境标准的传统，但是中国的国情复杂，区域差异大，统一标准缺乏针对性。此外，中国污染土壤修复刚起步，政策的制订也需要考虑到修复成本对于社会的影响，建议我国在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逐步从统一标准模式向基于风险控制的标准模式转变。

土壤修复社会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土壤修复中的重要一环，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缓解污染场地周边的紧张关系，帮助寻求合适的修复方案，监督修复过程，补充政府执法力量的不足。应该在制订污染土壤管理政策、风险控制措施直至具体修复治理、资金筹措工作等不同决策层面上，全面开展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磋商，促进形成共识的互动过程。我国土壤修复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缺少相关法律依据、缺乏公众参与意识及相关渠道。建议在“土壤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制度，要求政府及污染土壤相关管理部门在土壤修复方案制定、修复验收等环节组织公众参与，设立专门的公众交流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加强对公众的风险教育及参与能力建设。当公众参与权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

污染土壤修复及其他受损害环境的修复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属于公益事业，需要号召全社会各个层面力量的广泛参与，引导鼓励公众参与修复计划的制定、实施，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鼓励公众参与土壤修复机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并为此贡献智力、物力和财力等。

土壤修复的商业模式

目前从事环境修复的企业有上百家，但是对于修复企业而言，土壤污染修复领域的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都很高，行业及市场发展缓慢。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法规和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土壤污染修复基本实现市场化，农业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工业污染场地开发依法有序，大部分地区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部分地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稳中向好。”要实现这个目标，当前亟需在明确责任主体和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谁污染，谁付费” “谁投资，谁受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基本导向，尽快建立起新型的商业模式，鼓励与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土壤环境保护事业中，改变当前土壤污染防治主要由中央财政投入的单一局面。

土壤修复的基金保障机制

土壤修复需要耗费巨额资金，仅靠责任人单一的资金来源难以解决，各国趋于建立社会化的多元资金途径。生态问题的根源是外部不经济性，需从设置环境资源开发行为的经济成本人手，由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造成生态问题、获得经济利益的主体承担主要生态修复资金义务。此外，生态环境改善属于公共利益范畴，政府理应投入部分资金。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政府通过各种财源建立的修复基金、企业缴纳生态环境补偿费和生态修复保证金、社会捐助、银行贷款等方式建立生态修复资金来源渠道，形成有力的资金支撑机制。合理的资金机制可以保证开发利用主体对土地资源的谨慎开发，同时避免生态事故后“一走了之”局面的发生。建议在“土壤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境基金制度支持土壤修复，还可以通过要求高危行业企业交纳土壤修复保证金的方式保证对受损环境修复的资金需要。

不履行土壤修复责任的追究机制

土壤修复既是一项管理制度，也是一项法律责任。为了顺应土壤修复的要求，我国的法律责任体系应进行如下革新。一是明确规定不履行修复责任的法律制裁措施。二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将法律救济的范围从传统损失扩大到生态损害，将环境恢复期间环境资源和环境服务价值暂时丧失的损失纳入损害赔偿之列，并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三是明确修复成本追偿机制。当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代替责任人履行了修复环境的责任后，有权向责任者追偿修复成本。四是延长诉讼时效。将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时效延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五是在潜在责任主体之间建立连带责任。六是建立土壤修复责任社会化机制，如通过建立环境保险制度、环境基金制度等来分化和分担土壤修复责任。

土壤修复的监管机制

中国目前土壤修复的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环保部门主导，其他部门参与；另一种是城市土壤修复由国土部门主导，农村耕地修复由农业部门主导，环保部门对污染治理实施监管。目前，土壤修复处于起步及试点阶段，管理形式尚未固定，无论治理修复由什么部门主导，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修复相关活动的监管都不能缺位。

土壤修复工程技术复杂、隐蔽性强、时间跨度长、监管难度大。针对以上特点，政府对修复工程的监管应该体现如下特点：一是进行全过程监管。修复过程很长，包括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修复计划和方案的制定，修复工程的开展，修复完工验收等，各个环节紧密相联，一个环节现出问题，修复的效果可能大受影响。政府必须进行全过程监管，明确若干控制点进行重点审查。二是设立工程监理。土壤修复工程多为隐蔽工程，覆盖后难以观测，工程监理是质量的重要保障。三是技术审查和守法监督适当分离。政府对于工程和技术、评估检测等问题并不在行，应该让懂行的人做懂行的事。技术性和专业程度高的工作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把关，政府审查程序的完整性及结果的合规性。四是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及时调整修复方案。修复过程长，随着调查的深入、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发现一些前期调查中未发现的污染和破坏，为此．应该要求修复责任单位适时调整修复方案，使新发现的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五是进行工程验收。工程验收是对于各责任方履行义务情况所进行的核查及核证。修复不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责任也要有一个终结。国家立法应该建立统一的治理验收和管理程序，加强修复过程监管和结果监管。

篇6

【关键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方面法律法规现状

中图分类号：S949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污染场地修复工作任务严峻，配套的激励政策体系急需完善

如今不管是在我国农村还是城市，棕地都广泛存在。一方面，农药污染、污水灌溉，造成了大量农田变成“废地”，使得农田再也无法进行耕地使用;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为了发展经济，部分企业违规经营，化工厂乱排乱放，污染工业企业不停搬迁、转移，使得棕地在许多城市不断涌现。尤其是城乡结合处，存在着固体废弃物违规填埋，非正规垃圾填埋区监管不力，严重的影响了周边生态环境。

近年来，在政府的不断关注和支持下，我国已经开展了多个类型场地的修复技术设备研发与示范项目，经过修复后的棕地可以开发为商业区、住宅区、轻型无污染工业区、湿地、公园绿地等等。

不过，由于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很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包括相关法律、标准、资金机制等等，使得我国土壤修复行业发展较为缓慢且混乱。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污染场地修复的标准，采用相关财政刺激政策等，能够有力的推动我国场地修复事业健康、快速和高效的发展。

二、合理的政策体系建立的同时也加速了《土壤保护法》出台

在2013年1月份环境保护办公厅公布的《2013年全国自然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第六条中提到2013年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全面推动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要加强土壤环境保护法规制度建设。开展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调研，组织起草土壤环境保护法草案；研究起草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推动污染土壤环境管理办法；指导地方继续开展土壤环境监管试点工作。

由此可见，《土壤保护法》的出台势在必行！但是对于这样级别的法律，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去筹备。首先就是要摸清现在的土壤调查情况及开展一些土壤修复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于亦于2013年1月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以奖促保”政策并开展试点，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启动全国重点地区土壤污染加密调查；组织召开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在2013年两会期间，国家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予以了高度重视。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也对治污问题表明态度：“对于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状况，要摸清底数，进行坚决的整治”。《土壤保护法》的编制一方面顾及大陆地区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相关法律。譬如台湾地区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三、学习地方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台湾地区是我国最早制定污染场地管理政策与法律框架的地区，台湾地区的土壤污染整治立法历时近三十年，内容具体，体系完备，对大陆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具有启示作用。

台湾地区土壤污染整治立法的路径与台湾地区的环境立法的路径是一致的，是由于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公害发生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危害到公民身体健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台湾地区还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土壤污染整治的内容分散在其他的一些染防治法中。这和国家的土壤法律现状比较类似，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有：《环境保护法》第20条，《农业法》第58条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虽然是我国现行环境法律规范中针对土壤污染问题设置了较多法律条文的行政法规，但该条例所保护的范围更窄，仅指基本农田。在《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颁布前，台湾地区做了大量的污染场地调查与场址列管工作，这些工作为土壤污染整治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2000年2月2日台湾地区颁布了了《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是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的母法，为了使其具有操作性，2001年10月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细则”及配套的命令与行政规定。

在台湾地区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土壤与地下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污染状况，还是整治。因此最后把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整治合二为一，这种立法体例值得全国借鉴。根据国内环境立法的经验，按照环境因子单性立法，而没有考虑环境因子的因果关系，并且因为不同的环境因子污染防治的主管机关的不同，导致法律的冲突，从而也导致主管机关的管辖权限的冲突，造成管理的混乱，降低了效率。在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应该考虑与土壤有关的法律的整合与衔接。

此外在《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除了有传统的命令—控制管理模式、惩罚收费模式外等，还会有经济激励和信息公布、公众参与等现代的管理手段。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形成污染者、被害人、管理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得到有效缓解，降低了污染者的投机心理。以激励、现代为主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管理模式值得借鉴。

最后台湾的污染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的权责明确、公平，体现了环境正义的价值基础。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与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相的结合，权责分明，保证了每个环境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实现，从而保障环境基本制度的实现，达到防治污染，以期土地与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四 多环境因子考虑，依靠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环保体制

1法律强制，专钱专用

目前国内环境修复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所需资金费用的来源急需解决。国内尚未有明确的相对的专项资金供应制度。台湾地区在此方面出台了相对成熟的应对措施。台湾地区污染场地治理行业发展良好和《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该法律的顺利执行是依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台湾地区颁布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后，台湾“环保署”制定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等规定，建立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虽然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专门土壤治理基金难度很大，但土壤污染治理费用的来源及用途值得我们去借鉴。

2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负责

在我国污染场地治理污染责任归属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污染场地找不到责任人，很多情况下，污染场地的治理无论责任与费用只能由国家处理。可以将责任承担主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污染行为人。污染行为人是从事了以下行为的主体；第二类，污染土地关系人。它是指土地经公告为污染整治场址时，非属于污染行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第三类，场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与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这些主体按照《土壤保护法》要求，必须承担整治污染与土壤复育的责任。对于一些没用能力承担污染治理的责任人，法律虽然规定主管机关在有些情形下可以先行支出或先行垫付相关整治费用，但是污染行为人仍有清偿责任。

3 法律编制：需“三”明确

明确责任对象、制度。《土壤保护法》会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为避免立法目的的落空，我国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对象的范围、民事责任的承担、土壤污染调查及整治措施的采取等方面要做到宽严适中，落实负责责任承担主体。尤其是不能加重广大农民的负担。由于无论是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应通过民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明确政府职责、管理机构。专门性土壤污染整治立法的实施效果如何，与土壤污染检测、调查、评估、整治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相关专业机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中只是管理者，并不是直接的治理者。所以，培育土壤污染整治市场，监管土壤污染整治专业机构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明确污染土壤类型、范围。在台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虽然没有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市型”土壤污染分章进行规定，但在土壤污染调查、整治责任承担、管制方式等具体制度中对它们仍是区别对待的。可见，无论是否采用分章的立法技术，我国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都要体现两种土壤污染的实质差别。该地区将地下水与土壤考虑到一起，因此把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整治合二为一，这种立法体例也值得全国借鉴，并且目前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共同努力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篇7

关键词：土壤；铅、镉；结果分析

土壤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自然资源。土壤中铅、镉来源包括自然来源和人为来源，前者主要来自岩石矿物中的本底值；后者则由于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大量含铅镉的三废排放以及农药、化肥施用，导致土壤中铅镉含量累积。大量铅、镉进入土壤后，使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通过食物链最终危害人类健康，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开展农村土壤环境质量普查，了解土壤污染状况，为防止和治理土壤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按照《四川省2012年～2015年农村环境卫生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每年随机选择泸县的5个镇，每个镇随机选择4个行政村作为监测点，每个监测点采集村中农田土壤1份进行铅、镉检测。4年共监测80份农田土壤。

1.1.1采样方法 每个监测点采集村中农田土壤1份，采样时，采集5～20cm深表层土壤，在1m2范围内按照5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混合为一个样品，总量为1000g左右，用密封的食品级塑料袋装回实验室。

1.1.2样品制备 将采集的土壤样品经自然风干，用四分法缩分至约100g，除去土壤中石子和动植物残体等异物，用木棒研压，通过2mm尼龙筛，混匀。用玛瑙研钵将通过2mm尼龙筛的土样研磨至通过100目的尼龙筛，混匀后备用[1]。

1.2仪器 瑞士梅特勒AE260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海新仪MDS-2002A微波消解仪、PerkinElmer（美国）PinAAcle900T原子吸收仪[1]。

1.3方法 土样经氢氟酸、硝酸、高氯酸微波消解后按照《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规定的方法检验，同时做土样质控、平行双样和空白实验[1]。

1.4评价标准 引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对检测结果进行土壤环境质量分析。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主要适用于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等，土壤清洁，重金属含量低，基本保持自然背景水平；二级标准：主要适用于一般农田、蔬菜地、牧场等，土壤尚清洁，但已受人为活动影响，开始出现重金属积累，有轻度污染，尚未构成危害，是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限制值；三级标准：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及污染物容量较大的高背景值土壤和矿产附近等地的土壤，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土壤临界值[2]。土壤环境铅、镉质量标准，见表1。

2 结果

2012年～2015年检测样品80份。铅、镉含量平均值分别为16.3 mg/Kg和0.18 mg/Kg，一级土壤的铅79份占98.7%，镉63份占78.8%；二级土壤的铅1份占1.3%，镉17份占21.2%；无三级土壤。2012年～2015年土壤中铅、镉含量情况按年份统计，见表2。

3 讨论

土壤重金属污染又以铅、镉最为严重。土壤铅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废气、含铅粉尘沉降以及工业用铅共有的"三废"排放等；土壤中的镉主要来自农药化肥施用、污水灌溉、含重金属废弃物的堆积等。土壤重金属不能被微生物降解，又因土壤吸附螯合作用不易随水淋滤而易于积累，长期存在于土壤中，转化为毒性更大的化合物，具有长期危害性。一方面重金属污染使得土壤贫瘠化，破坏耕地，减少庄稼种植收成，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重金属非常容易被植物吸收，通过土壤-作物-食物-人体的食物链富集威胁人类的健康。

检测结果表明：泸县农村土壤环境铅、镉重金属无超标情况，土壤中镉受到轻度污染，说明已经有污染进入，应引起重视，做好调查工作，找出和控制土壤污染源，防止污染物继续进入土壤，切实保护好土壤环境。

泸县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大县，川南主要的鱼米之乡，保护好土壤环境质量尤为重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控制"三废"排放，合理使用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依靠科技进步，提倡生态农业，发展高效集约环保型农业，保护好土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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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滨海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5.013

土壤环境的安全问题是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核心，土壤污染与防治已成为环境科学和土壤科学共同关注的热点[1]。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滞留时间长、移动性差等特点，从遭受污染到产生后果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因此，对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已成为农业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监测土壤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变化和分布特征，可为调控土壤重金属的活性与毒性、制定合理的控制标准及选择修复技术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2-4]。天津市滨海新区原来是农业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郊区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企业，其产生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数量明显增加，污水排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扩散，导致水环境不断恶化。地下水污染、污水灌溉及碱渣扩散也使得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土壤，影响到土壤环境质量，成为该地区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5-7]。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转型使得原有的土壤污染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现有的基本农田中依旧存在污染的风险。因而，系统地开展农田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调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目前，在滨海新区的环境监测部门中，针对大气、水体和固废的监测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而对于土壤污染的数据还相对较少。所以，适时地补充该地区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与分布的信息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以滨海新区现有的部分基本农田、果园、菜地和湿地土壤为研究对象，拟通过分析土壤中重金属含量，了解其主要污染物的分布特征，以期为正确认识该地区的土壤环境现状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样品采集

按照土壤的利用现状选择了农田、蔬菜地、果园及湿地4种类型的土壤。土样采集于2009年8月，采样点分布如图1所示。采集0～20 cm的表层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后磨细，过0.25 mm土壤筛。土壤理化性质参见文献[8-10]。不同土壤样品的pH值分布为：农田土壤中6.5～7.5之间和>7.5的样品各占50%；菜地土壤均为6.5～7.5之间；果园土壤均>7.5；湿地土壤90%为6.5～7.5之间，10%为>7.5，并以此作为选择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的依据。

1.2 测定方法

土壤中重金属Cu、Zn、Pb、Cd、As、Hg、Cr、Ni全量的分析测定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l5618―1995）[11]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12]规定的步骤进行。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或分析纯。土壤中铜、锌、镍、铅、镉、铬采用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体系消解，原子吸收及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总砷和汞采用硝酸―高氯酸消解，原子荧光光度法。

1.3 土壤污染评价因子及方法

研究区土壤为城郊土壤，根据国家标准《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GB/T 18407.1―2001）[13]、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11]，选取国标中的8种元素（Cu，Zn，Pb，Cd，As，Hg，Cr和Ni）作为评价因子。评价方法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和Nemerow综合污染指数法[14]。依据土壤样本pH值测定结果，标准限值采用土壤二级指标中相应的pH值要求（pH 6.5～7.5及>7.5的数值），农田和蔬菜地以农田的标准比对，果园土壤采用对应的果园标准，湿地土壤采用国家标准中相近的稻田土壤标准进行比较。土壤污染等级划分参照夏家淇[15]及姜芝萍[16]报道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

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同利用状况下土壤中8种元素含量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内土壤重金属含量较天津土壤重金属背景值[17]有明显的增加，Cu、Zn、Pb、As、Hg、Ni的测定平均值分别为背景值的2.19，2.30，2.39，1.66，12.46，2.47倍，Hg的增加量最大；Cd和Cr为背景值的0.87和0.99倍，与背景值相当。

2.1.1 土壤中Cu含量变化 在4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农田土壤中铜含量的平均值达到50.10 mg・kg-1，菜园土壤中为58.59 mg・kg-1，果园土壤中为71.33 mg・kg-1，湿地土壤中为53.90 mg・kg-1。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Cu含量变化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农田和湿地土壤中不同采样点之间差异较大，而在蔬菜地之间差异较小，果园土壤中总体上大于其他类型的土壤。湿地中的S19样点含量最高，达到128.83 mg・kg-1，这与其处于碱渣堆附近的位置有关。农田采样点中的S5～S7和湿地中的S25及S26的铜含量相对较低。

2.1.2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Zn含量变化 不同利用类型土壤中，农田土壤中锌含量的平均值达到104.3 mg・kg-1，菜园土壤中为160.1 mg・kg-1，果园土壤中为127.0 mg・kg-1，湿地土壤中为156.6 mg・kg-1。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锌含量变化如图3所示。由图3可以看出，农田中除S3和S4样点含量较高外，其他样点集中在80 mg・kg-1上下；5个菜地土样的总体含量较高，含量分布在142.87～182.26 mg・kg-1之间；2个果园土壤中锌含量分别为109.5～144.5 mg・kg-1，显著低于菜园土壤中的含量；10个湿地土壤中含量差异较大，含量在106.1～247.4 mg・kg-1之间，其中S19样点的含量最高。

2.1.3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Pb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铅含量变化如图4所示。由图4可以看出，农田土壤中的平均值达到29.71 mg・kg-1，但S3和S4样点的含量显著高于于其他样点；菜园土壤中平均为49.23 mg・kg-1，各采样点的铅含量在40.15～53.74 mg・kg-1之间，总体上含量较高；果园土壤中为35.14 mg・kg-1，尽管2个样点分布在海河南北，但二者之间差别较小；湿地土壤中平均为44.01 mg・kg-1，除S17和S19样点的铅含量达到73.84和85.67 mg・kg-1外，其他点的含量均在20.08～49.35 mg・kg-1之间。

2.1.4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Cd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中土壤镉含量变化如图5所示。由图5可以看出，农田土壤中的平均值达到0.086 mg・kg-1，菜园土壤中为0.325 mg・kg-1，果园土壤中为0.131 mg・kg-1，湿地土壤中为0.137 mg・kg-1。在全部25个采样点中，镉含量在0.060～0.336 mg・kg-1之间，平均值为0.139 mg・kg-1，低于天津市土壤镉背景值（0.16 mg・kg-1）。农田土壤的含量均较低，菜园土壤中有4个样点超出背景值且含量较高（在0.228～0.303 mg・kg-1之间）、果园和湿地土壤中，除S19样点含量较高外（0.336 mg・kg-1），其他样点均低于土壤背景值。

2.1.5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As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砷含量变化如图6所示。在4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农田土壤中的砷含量平均值为14.97 mg・kg-1，菜园土壤为15.92 mg・kg-1，果园土壤为13.54 mg・kg-1，湿地土壤的砷含量最高，达到18.36 mg・kg-1，但除S19样点含量较高（31.51 mg・kg-1）外，其他样点在11.71～20.51 mg・kg-1之间。总体上看，土壤砷含量分布比较均匀，但超出了土壤背景值。

2.1.6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Hg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汞含量变化如图7所示。在4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农田土壤中Hg含量平均值为0.360 mg・kg-1，菜园土壤的砷含量为0.707 mg・kg-1，果园土壤为0.271 mg・kg-1，湿地土壤的砷含量最高，达到0.768 mg・kg-1。由图7可以看出，农田超出背景值的有3个样点，菜园和果园中超出背景值的有4个样点，而在湿地土壤中，90%的样点超出背景值，表明湿地土壤中汞的累积比较显著。

2.1.7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Cr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铬含量变化如图8所示。4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菜园土壤中铬的平均浓度最高，达到75.26 mg・kg-1，其次为农田73.24 mg・kg-1，果园土壤中为71.06 mg・kg-1， 湿地土壤中为69.22 mg・kg-1。在25个样点中铬含量超出背景值的点占38.5%，但总体的平均值为71.86 mg・kg-1，低于背景值72.65 mg・kg-1，不同样点之间的Cr含量分布比较均匀。

2.1.8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Ni含量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镍含量变化如图9所示。4种土地利用类型中，菜地土壤的镍含量平均浓度达到最高76.10 mg・kg-1，其次为湿地土壤71.90 mg・kg-1，农田和果园土壤含量分别为59.36 mg・kg-1和50.28 mg・kg-1。与天津市土壤背景值比较，在供试的25个土样中Ni含量均远远超出背景值，反映出土壤Ni含量的变化是影响该区土壤环境质量的要素之一。与其他元素类似，在农田中的S3～S4样点、菜地中的S10～S13样点及湿地中的S17～S25样点检出的Ni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样点，反映出其污染途径具有相似性。

2.2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评价

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通过计算单项污染指数和Nemerow综合污染指数，得出滨海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不同重金属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现状（表2）。依据土壤样本pH值测定结果，标准限值采用土壤二级指标值，农田和蔬菜地以农田的标准比对，果园土壤采用对应的果园标准，湿地土壤采用国家标准中相近的稻田土壤标准进行比较。

从单项污染指数来看，采样区的25个土壤样本中Cu、Zn、Pb及Cr的Pi值均小于1，表现为清洁；除湿地土壤中S19样品外，Cd和As在其他24个样本中也达到清洁水平。样品S19的PCd和PAs分别为1.121及1.260，属于轻度污染，这与该采样点位于过去的晒盐场地附近有关。Hg和Ni是该地区污染率较高的元素，在25个样本中有16个达到轻度以上的污染水平，污染率均为64%，其中S19的Hg污染达到中度污染水平，表明该地区的Hg和Ni存在较大的污染风险，并且Hg和Ni的污染分布具有同步性。从不同利用类型土壤中的分布来看，农田的轻度污染率为37.5%，蔬菜地为80%，果园属于清洁，湿地土壤中为90%。分析其污染的原因，Hg和Ni污染与该地区污水中Hg和Ni排放有密切关系。湿地土壤主要分布在盐场、河口区域，排污河及海河水质污染是导致超标的主要原因。蔬菜地灌溉量大，灌溉水污染可导致土壤中累积量增大。从样点分布看，农田中的S3和S4、菜地中的S10～S13均分布在海河附近，所以存在较大的污染风险。

从综合污染指数看，25个样本中8%属于轻度污染，包括菜园土壤S10和湿地土壤S19；综合指数超过警戒级阈值（>0.7）的样本数占52%，包括了农田中的S3和S4样本，菜地土壤中的S11～S13，湿地土壤中的S17、S20～S26样本；样本中达到安全级别的占40%，以农田和果园土壤为主。

3 结论与讨论

土壤重金属的来源受成土母质、气候、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土壤、特别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容易受到扰动和污染的各种农用土地[18]。在针对土壤环境问题的研究和管理过程中，我国相继公布了土壤元素背景值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确定了Cu、Zn、Pb、Cd、As、Hg、Cr及Ni等8种重金属和类金属元素的含量限值，为土壤污染评估提供了必要的判别参考依据。由试验结果可知，除Cd和Cr外，其他元素的平均值均超出公布的天津市土壤元素背景值，其原因一方面与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现存浓度或许较30年前有所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年背景值测定时选取的采样地点和土壤类型有关。本研究主要是以滨海新区的土壤为研究对象，而背景值可能包括天津市较大的土壤范围，其土壤类型会有一定差别，因此，利用背景值仅仅是一种评估污染状况时的参考，而更主要的是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

在监测的数据中，滨海新区不同类型土壤中Hg和Ni存在较大的污染风险，在25个样本中的污染率均为64%，污染分布具有同步性，并且主要分布在菜地和湿地土壤中。这一现象或许与人为活动导致的水污染有一定关系。在滨海新区特定的土壤环境下，其土壤以砂质为主，土层薄，导致水与土壤交换过程加剧，海河水系带入的污染物及过去晒盐过程引起的水与土壤中物质交换增加也许是其土壤中Hg和Ni元素积累量变化的重要原因。同时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重金属含量分布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农田的轻度污染率为37.5%，蔬菜地为80%，果园属于清洁，湿地土壤中为90%。综合污染指数评价的结果表明，25个样本中8%属于轻度污染，超过警戒级阈值的样本数占52%，达到安全级别的样本占40%。总体上表现为农田和果园土壤比较清洁，而蔬菜地和湿地土壤中存在一定的污染风险。

关于土壤污染状况的评估问题，目前学者们也有新的认识和共识，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含量（总量）高低不仅仅是判别土壤是否被污染的唯一依据，而要结合污染物受体是否产生危害及危害性的大小进行全面评估[19-20]。生物是土壤中的主要受体，污染物是否对生物产生毒害效应也需要结合土壤中污染物的存在形态、生物的蓄积量和毒性表现形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评判[21-22]。因此，监测土壤中重金属的现存量对于评价土壤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具有一定的意义。依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限值可知，其超标量越大则污染的风险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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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土地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1)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较好,但个别重金属元素有上升且超标的现象

土壤环境质量是土壤容纳、吸收和降解各种环境污染物质的能力,是土壤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土壤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自然环境的中心位置,承担着来自工业和生活污水、固体废物、农药化肥及大气降尘和酸雨等各方面90%的污染物。该区土壤重金属大多数含量属于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维持自然背景的土壤环境质量的限制值,见表1。适用于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原有背景重金属含量高的除外)、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茶园和其他保护地区的土壤,土壤质量基本保持自然背景水平。但土壤中铅含量较高,上升幅度较大,受到铅中度污染; 土壤锌含量相对较高,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表层土壤锌含量低于底层土壤,底层土壤锌含量绝大多数均远远超出背景值。

(2)工业废水达标率高,城市生活污水为环境的重要污染来源

工业用水主要分布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其用水量分别占全区工业用水总量的43.74%、30.07%、8.72%,合占全区的82.54%。工业废水排放主要分布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其排放量分别占全区排放总量的41.06%、25.46%、9.80%、6.93%,合占全区的83. 26%。全区工业废水全部达标排放,达标率为100%。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生活污水已成为环境的重要污染来源。

表1 土壤重金属含量状况表

(3)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较大,但处理率高

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在10 万吨以上,但其综合利用、处置后实现固体废物零排放,全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2010年起已达到99. 92%。城市生活垃圾年排放量在2 万吨以上,处理率为100%。

(4) 面源污染仍然较重

虽然多年来投入大量资金,致力于改造工农业生产的能源结构和加强全区生态环境建设,点源污染治理成效明显,面源污染也有所减少。但由于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仍然较大,尤其是农用地膜使用量明显增大,因此面源污染仍然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品质的提高,见图1、图2。

图1 2000—2011年该区化肥折纯使用量

图2 2000—2011年该区化肥、农药和农用地膜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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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金属；土壤；脐橙种植区；赣南

中图分类号：X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2-0292-06

Evaluating Heavy Metals of Navel Orange Orchard Soil in Gannan Area

HE Ling，ZENG Dao-ming，WEI Hua-ling，SUN Bin-bin，LIU Zhan-yuan

（Institute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Langfang 065000，Hebei，China）

Abstract： Rock， soil and navel orange samples from 6 typical navel orange orchard in Ganxian County， Xinfeng County， Anyuan County and Xunwu County， were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 pollut of heavy metals including Cd， Cr， As Cu， Pb and Zn in navel orange orchard soil using the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index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rates of As， Cd， Cr， Cu and Pb in samples were 8.3%， 2.8%， 13.9%， 2.8% and 30.6%， respectively more than the standard of the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terms for green food production area（NY/T391-2000） for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number of samples with As， Cd， Cr， and Cu exceeding the standard were relatively fewer. The number of samples with Pb exceeding the standard was more， most of them belonging to light pollution level and 3 samples belonging to moderate pollution level. The fitting coefficient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Cr， Cu and Zn at soil and rock was good， showing that they were mainly from the rock and their content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vity was small. The fitting coefficient of As， Pb and Cd indicating that their source was not onl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ock，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y. In the area studied， heavy metals concentrations in navel orange were much lower than the limit of maximum levels of contaminants in foods（GB2762-2005）.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soil of navel orange orchard characterized by a wide range of distribution and high strength of Pb； As， Cd， Cr， and Cu were polluted slightly due to unreasonable use of pesticides and fertilizers contained heavy metals by farmers. There’s little possibility of industry pollution. Farmers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gover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ecological risk.

Key words： heavy metal； soil； navel orange orchard； Gannan area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农产品的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公害农产品和各种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青睐。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通过作物吸收累积到达人体，其浓度过高时可以直接威胁人类健康。重金属不能被微生物降解，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对土壤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土壤重金属元素是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要求检测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农作物生长土壤环境及其产出的农产品的重金属含量分析、污染评价也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

目前，对果园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的研究已有大量报道，如郑国璋等[1]研究了洛川苹果园地土壤中对土壤环境及人体危害较大的Cd、As、Cr、Pb污染现状；许延娜等[2]采用内梅罗指数法对胶东半岛红富士苹果园土壤重金属进行污染评价，发现采样区土壤普遍存在Cd轻度污染现象；刘云霞等[3]研究了黄土高原地区苹果园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在发达国家，已将柑橘生产中的重金属纳入果园的管理范畴[4]。从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果园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的对象主要为苹果，其他水果涉及较少。赣南脐橙因其品质佳、风味好，曾获“中华名果”称号，是江西省赣州市地理标志产品，已经成为赣州市支柱产业之一。由于赣南脐橙种植区土壤稀土背景含量较高，一般认为赣南脐橙品质优良可能与高稀土背景有关，因此前人对赣南脐橙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稀土方面，对于脐橙果园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如汪振立等[5-7]研究了岩石-土壤-脐橙植株中稀土元素聚迁特征，自然状态下脐橙植物体稀土累积特征，以及稀土元素与脐橙品质的相关性。发现稀土元素在脐橙植株各器官中含量具有显著差异，轻稀土与脐橙品质指标关系较为密切。谢振东等[8]研究了江西省信丰县优质脐橙果和叶中稀土元素分布特征；张永忠等[9]研究了信丰县脐橙产出的农业地球化学特征，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脐橙果园的营养状况对脐橙果树生长和脐橙品质的影响[10，11]。通过对研究区进行采样分析，并对赣南脐橙种植区典型果园土壤中As、Cd、Cr、Cu、Pb、Zn 6种常见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现状进行评价，为相关研究及环境治理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由于江西省南部绝大部分隶属于赣州市，所以赣南基本等同于赣州。赣南属中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年日照时间为1 813 h，且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宽皮柑橘和橙类的生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种植脐橙以来，赣南脐橙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赣州市脐橙种植面积10.2万hm2，年产脐橙100万t，已经成为脐橙种植面积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三、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

2011年11月底，在赣州市所辖寻乌县、安远县、信丰县、赣县选择6片典型脐橙园作为研究区，采集成土母岩、土壤、脐橙果实样品。共采集岩石样31件、土壤样36件、果实样36件，采样果园基本信息见表1。

样品采集：①岩石样。在果园内或果园附近基岩出露处采集新鲜基岩，无基岩出露的采集岩石风化碎屑。②土壤样。每个果园按照其面积大小均匀布设6个采样点。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以采样点为中心，半径10 m左右的范围内采集5～6处土壤，采样深度为0～20 cm。剔除枯枝败叶及碎石等杂物后混合均匀，装入洁净的布样袋，风干备用。③果实样。选择与土壤采样点对应的果树，采集果形中等、发育良好、具有大致相同的离地高度、光照条件及成熟度的健康果实，8～10个脐橙为一件样品。

2.2 样品分析检测

重金属全量分析主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和原子荧光光谱法（AFS），见表2，分析测试工作由河南岩矿测试中心完成。

2.3 评价标准与方法

2.3.1 评价标准 采用无公害果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和绿色食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为评价标准。其中无公害果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指标采用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12]（GB 15618-1995）二级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绿色食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按照农业部颁布的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 391- 2000[13]执行（表3）。根据土壤应用功能和保护目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Ⅱ类土壤主要适用于一般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等，土壤质量基本上对植物和环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限制值。Ⅱ类土壤环境质量执行二级标准。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金属含量分析

3.1.1 成土母岩中的重金属含量 研究区成土母岩中As、Cd、Cr、Cu、Pb、Zn的含量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Zn变异系数最小，为51.6%；其他5种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系数为102.1%～231.7%，其中As变异系数最大。表明Zn含量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其他5种重金属元素As、Cd、Cr、Cu、Pb含量分布差异性较大。研究区6个果园分布在4个不同的县域，地理跨度较大，岩性及所处地质背景的变化是造成研究区不同果园成土母岩重金属元素变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3.1.2 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 由表5可知，土壤中As、Cd、Cr、Cu、Pb、Zn 6种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系数范围为21.2%～91.0%，其中Zn的变异系数最小，As的变异系数最大。与成土母岩中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对比发现，在岩石风化成土的过程中，几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均一化，表现在各元素的变异系数明显变小。各果园土壤的pH为3.59～5.69，平均值为4.13，均为酸性土壤。

3.1.3 成土母岩中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关系 将6个果园的土壤重金属含量与成土母岩重金属含量作散点图，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成土母岩与土壤中Cr的拟合优度最好，R2=0.847 9，Cu、Zn次之，说明三者与成土母岩关系密切，受人为扰动较小，主要来源于自然成因。As、Cd、Pb 3种元素的拟合优度较差，说明这3种元素受人为影响较大。

3.2 评价结果

3.2.1 果园土壤重金属评价 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限值和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 391-2000中土壤重金属限值为依据计算所得的单因子污染指数见表6。

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限值为评价标准时，研究区As、Cd、Cr、Cu、Pb、Zn的污染指数平均值范围为0.17～0.44，整体上污染指数较低。Pb、Zn的Pi最大值分别为0.54、0.46，均小于0.7，表明Pb、Zn两元素均属于清洁等级；As、Cu的污染指数最大值分别为0.92、0.73，虽然整体上未超标，但已有部分样品接近限值水平，需引起重视；Cd、Cr的污染指数最大值分别为1.33和1.41，两者的超标样数分别为1和4，说明有部分地区已经达到轻度污染级别。内梅罗指数最大值为1.05，最小值为0.22，平均值为0.45。

以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 391-2000中土壤重金属限值为评价标准时，由于标准中没有Zn的限值，无法计算其污染指数，故此处对Zn不做评价。As、Cd、Cr、Cu、Pb的污染指数平均值范围为0.29～0.87，Cu最低，Pb最高。研究区内5种元素均存在超标样品，As、Cd、Cr、Cu、Pb的超标样品数分别为3、1、5、1、11，超标率分别为8.3%、2.8%、13.9%、2.8%、30.6%。Cd和Cu超标样品数最少，超标样品为轻度污染；As和Cr超标样品数次之，超标样品也属于轻度污染；Pb超标样品数最多，大部分超标样品属于轻度污染，其中3个样品达到中度污染级别。内梅罗指数最大值为2.02，最小值为0.39，平均值为0.85。

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限值为评价标准时，由于限值较高，根据标准计算所得的超标样品较少，信丰县嘉定镇有1个样品Cd超标；安远县有4个样品Cr达到轻度污染。采用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 391- 2000中土壤重金属限值作为评价标准时，由于限值降低，计算所得安远县有3个样品As超标，5个样品Cr超标；信丰县嘉定镇有1个样品Cd超标，10个样品Pb超标；赣县吉埠镇有1个样品Cu超标，1个样品Pb超标。

3.2.2 脐橙果实重金属含量评价 研究区脐橙果实样品的重金属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各元素的变异系数范围为18.8%～46.2%，表明研究区内果实重金属含量差异相对较小。从单个元素来看，各元素的最大值均未超过标准限值，说明赣南脐橙果实重金属元素含量在安全含量范围之内，可以放心食用。

对比研究区内岩石、土壤、果实中的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可以发现，某一重金属元素在成土母岩中变异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其在土壤、果实中变异系数的大小。例如As在成土母岩中变异系数最大，其在土壤和果实中的变异系数也较大；又如Zn在成土母岩变异系数小，在土壤、果实中变异系数也小。通过上述规律可知果实生长立地环境中，成土母岩元素含量对土壤、果实中元素含量有较大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二级标准限值作为评价标准时，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元素As、Cu、Pb、Zn均属于清洁范畴，仅Cd有1处样品超标、Cr有4处样品超标。

2）以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 391- 2000中土壤重金属限值为评价标准时，研究区内5种重金属元素均存在超标样品，As、Cd、Cr、Cu、Pb的超标样品数分别为3、1、5、1、11，超标率分别为8.3%、2.8%、13.9%、2.8%、30.6%，Cd和Cu超标样品最少，超标样品为轻度污染；As和Cr超标样品次之，超标样品也属于轻度污染；Pb超标样品最多，大部分超标样品属于轻度污染，3个样品达到中度污染级别，主要集中在信丰县。

3）研究区内土壤重金属元素Cr、Cu、Zn与成土母岩拟合关系较好，表明其受人为影响较小。As、Pb、Cd与成土母岩拟合关系较差，表明其来源不仅有成土母岩的贡献，还有人为活动的影响。据分析，其受工业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可能是由于不合理地使用含有重金属的农药化肥所致。

4）研究区内果实样品重金属元素含量均远低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05，表明赣南脐橙可以放心食用。

尽管赣南脐橙果实尚未出现重金属元素超标问题，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其生长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超标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和果农的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加以控制，以保证赣南脐橙种植区的生态环境安全。

4.2 讨论

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主要继承于成土母岩。母岩在各种自然因素如物理化学风化、淋滤、生物作用等的改造下，经过漫长的过程成为自然土壤。在没有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自然土壤属于一个相对较为平衡的体系，土壤中各种元素含量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当自然土壤被人类开发成为耕作土壤后，土壤中元素的含量主要受人为活动的影响，如使用农药、化肥及污水灌溉等都会影响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因此，果园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属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污水灌溉及含重金属的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本研究中采样果园均地处偏僻乡村，远离城市中心，受工业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另外，赣南地区降水丰沛，果园所需水分基本上靠自然降水就能满足，即便需要人工灌溉，灌溉水多为原地挖井取水，因此，也可排除污水灌溉带来的影响。

理论上，如果土壤中元素受人为影响小或者不受人为影响时（即主要属于自然成因），岩石、土壤中的元素应该具有很好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Cr的拟合优度最好，Cu、Zn次之，说明三者与母岩关系密切，受人为扰动较小，主要来源于自然成因。As、Cd、Pb 3种元素的拟合优度较差，说明这3种元素受人为影响较大。有研究表明，影响土壤中Cr含量的主要因素是土壤母质[16]。杨军等[17]研究发现，北京市凉风灌区土壤Cr含量是受到土壤母质的影响；陈学民等[18]对天水苹果园土壤重金属的研究表明，天水苹果园土壤Cr含量与小陇山土壤（背景区）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定研究区Cr含量主要受成土母质因素影响。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土壤中Cd可作为施用农药和化肥等农业活动的标识元素[19，20]。张桃红等[21]的研究表明，碳酸氢铵等氮肥可促进土壤对Cd的吸附。Taylor[22]通过对新西兰同一地点50年间的土样进行分析，自施用磷肥后，土壤Cd含量从0.39 mg/kg上升至0.85 mg/kg。所以在果园生产中的化肥使用可能是导致土壤Cd 增加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不合理地使用农药化肥对果园土壤重金属含量影响较大。从1965～2000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增长23倍以上，化学肥料中一般过磷酸盐中含有较多的重金属Hg、Cd、As、Zn、Pb[23]。张林森等[24]、梁俊等[25]对陕西省苹果园土壤重金属含量调查表明，苹果园土壤中As 的污染程度比较高，与当地果园曾使用含As的农药、化肥有关。由此可以推出，本研究区域果园土壤As、Cd、Pb 3种元素除去地质背景，可能主要来源于不合理地使用含重金属的农药化肥。

致谢：汪振立教授、黄传龙、刘永旺、陈辉浪、钟琦等人帮助联系采样果园，给采样工作提供了便利；周国华审阅了文稿，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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