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恢复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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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开展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应理清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生态恢复、生态建设、生态工程等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及科学内涵,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我国的生态工程与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和生态恢复有较大差别,将生态学应用于农林水等生产领域,是我国生态工程研究与实践的突出特点。流域生态修复是今后生态修复的发展方向,水土保持工程是建设项目生态修复的主体;当前亟待开展生态修复机理、生态修复潜力、生态修复指标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战略思指导下,水利部提出了“加强封育保护,充分发挥生态自我修能力,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的水土流失防治新思路。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启动后,各地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加配套,积极开展封山禁牧、轮封轮牧,努力探索和总结生态修的技术和经验。生态修复已为水土保持工作者所熟知,但其学涵义及有关问题尚待明确和研究。现对生态修复的若干关概念、理论及有关问题作一讨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1生态修复相关的重要概念和理论

1.1环境与生态

广义上讲,环境是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如现代人居环境即为广义的环境概念;狭义上讲,环境是影响有机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理条件的总和。生态系统简称生态,是有生命的主体(包括人类)与无生命的客体的总和。研究有机生命体与无机环境关系的科学称为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以外的无机环境的科学称为环境学。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环境学和生态学,而后者尤为重要。

1.2生态环境与环境生态

生态包括环境,“生态环境”的说法是不科学和难以理解的,可以牵强地理解为与生命体最密切相关的环境。我国所谓的生态环境实际就是生态,准确地讲“生态环境建设”应为“生态建设”[1]。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的修复,故不能称为生态环境修复。

环境虽然是无机的,但完全从无机角度理解环境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自然环境,本身是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整体状况,只有应用生态学原理研究、认识和理解环境,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环境生态学。环境生态作为概念不易理解,但环境生态学无疑是科学的,他对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1.3干扰与生态演替

自然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如火灾、水灾、泥石流、虫害、大风、人类活动等,改变着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这些事件称之为干扰。干扰可分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干扰促使某一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旧的环境和物种破坏了,新的环境和物种又会产生,并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其相对稳定。在没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生态系统会定向地、有秩序地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这称为生态内因演替。演替的结果,最终会出现一个相当稳定的生态系统状态,这称为顶极稳定状态。每一演替阶段有其特定生物群落特征,顶极稳定状态的群落称为顶极群落。干扰常使生态系统受损并改变,称为外因演替。生态系统正常演替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干扰使演替进程发生变化,严重时,如人类大规模活动,则使生态系统向相反方向演替,这称为逆序演替。生态修复就是使扰生态系统的逆序演替转向正常演替[2]。

1.4生态稳态与生态阈值

生态系统不是绝对平衡的,而是永恒地发生着演替,旧的平衡打破了,新的平衡就会产生,当演替到顶极状态时,在很长时间内将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即稳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中的稳定状态,称为生态稳态。稳态生态有相当强的自我调控能力,在干扰作用下虽不断地振荡和变化,但只是量变;当干扰严重并超过其调控能力时,系统将发生质变、崩溃,而走向逆序演替,甚至不可逆演替。稳态生态抵抗干扰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限度称为生态阈值[2]。只有研究生态稳态和生态阈值,才能确定修复生态系统的类型、区域、难易程度、时间周期,并确定合理的修复指标。

1.5人与自然共生理论

人与自然共生和和谐相处,是人类对“自然改造论”深刻反思后产生的新认识。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不是其对立面,脱离生态规律的自然改造,损害了自然生态系统,必然损害人自身。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共生现象。任何形式的自然改造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共生的基础之上。F.Vester基于共生现象的研究,总结了人类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生物控制的8条规律。据此研究,生态学家提出了以最小能量输入和最小物质消耗以保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的生态设计原则。这也是生态修复规划设计的指导思想。

2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与生态恢复

修复的本意是对错误和缺陷进行纠正的作用或过程,修复最早从污染环境治理角度被定义为:借助外界作用力使某个受损的特定对象部分或全部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过程。环境生态修复起源于环境修复,生态恢复又受环境生态修复的影响。

2.1环境修复与环境生物修复

环境修复是对被污染的环境采取措施使污染物浓度降低到未污染前的状态。早期的环境修复主要采用工程技术手段,以后采用物理和化学手段。1972年美国尝试采用微生物生命代谢活动降解管线泄漏造成的汽油污染,1989年对ExxonVal-dez油轮泄油造成污染的阿拉斯加海海面进行修复(阿拉斯加研究计划),从而出现了环境微生物修复技术,后来出现了环境植物修复技术,最终形成了环境生物修复技术。环境生物修复被定义为利用生物生命代谢活动降解被污染环境的污染物,并使之无毒化和无害化。

2.2环境生态修复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H.T.Odum提出生态工程概念,受此启发,欧洲一些国家尝试应用研究,并形成所谓“生态工程工艺技术”,实际属于清洁生产的范畴。随着生态学与环境生态学的发展,90年代美、德等国家提出通过生态系统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来修复污染环境的概念,并通过选择特殊植物和微生物,人工辅助建造生态系统来降解污染物,这一技术被称为环境生态修复技术。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该技术至今还不成熟,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也只是对轻度污染陆地的环境修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湿地自调节能力防治污染。这与我国的生态自我修复有很大差别。

2.3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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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设计；生态设计；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J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13-01

一、景观设计中的生态设计综述

（一）生态设计的含义

虽然生态设计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景观设计从本质上说就应该对土地和户外空间的生态设计，生态原理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而有的学者认为，“生态设计”这一概念，无论从‘生态学’角度，还是从‘人类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的角度，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正确的称为‘生态补偿设计’”；“减少负干扰的设计就是具有生态学意义的设计，而减少负干扰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补偿过程，比之常规设计。能减少负干扰的设计我们称之为‘生态补偿设计’”。

（二）当代景观设计的生态理念

1、生态恢复与促进。一般说来，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和逆向演替机制，但是，今天的环境除了受到自然因素的干扰之外，还受到剧烈的人为因素的干扰。并且，今天的设计师面对的基础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看来毫无价值的废弃地、垃圾场或其他被人类生产破坏了的区域。用景观的方式促进场地各个系统的良性发展成了当代景观设计师的责任。面对千疮百孔的场地，如何进行生态的恢复；面对被未来破坏的场地，如何通过景观设计的方法促进场地生态系统的完善。

2、生态补偿与适应、面对工业时代的景观，面对日益减少的资源和伤痕累累的环境，景观设计师们将自己的使命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探索更适宜在景观中应用的设计手法和景观元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得以满足。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对非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开始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自身的力量维持环境对能量的需求，适应了现代生态环境的需要。

二、当代景观设计中的生态设计方法、原则

（一）利用自然——自然规律优化生态系统的景观设计

自然有它自身的演变和更新规律，同时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持和自我恢复能力，利用自然的力量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再生可以大大节约资源，并且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四川成都府南河活水公园就利用了人工湿地系统处理污水，先抽取府南河水，注入400m3地厌氧池、植物塘、植物床、养鱼塘、氧化沟等水净化系统，使之由浊变清，最终重返府南河。上海梦清园不仅构建了一套生态净水系统，还设置了采集太阳能和风能的装置，为水泵提供部分动力，蕴含生态意义。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增强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代景观设计中与生态理念相融合的又一典范。

（二）生态设计所要遵循的原则

设计师要想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做出好的设计作品，应该在充分理解生态恢复与促进、生态补偿与适应两大生态设计理念的基础上，遵循以下生态设计原则：

1、4R原则，“4R”即Reduce，Reuse、Recycle和Renewable“Reduce”,减少对各种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Reuse”，在符合工程要求的情况下对基地原有的景观构件进行再利用；“Recycle”，建立回收系统，利用回收材料和资源；“Renewable”，利用可再生资源、可回收材料。

2、自然优先原则，自然有它的演变和更新的规律，同时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持和自我恢复能力，生态设计要充分利用自然的能动性使其维持自我更新，减少人类对自然影响的同时，带来了极大的生态效益。

3、最小干预最大促进原则，景观设计总是在一定的场地上进行的，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生态的设计会把干扰降到最低并且努力通过设计的手段促进自然系统的物质利用和能量循环，维护场地的自然过程与原有生态格局，增强生物多样性，即：最小干预最大促进。

三、生态设计的意义与启示

生态设计最直接的目的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目的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我们众多的设计师在高呼“人性化设计”的时候，他可能照顾到了诸如人与景观的尺度比例、人在游憩中的舒适性等人性化原则，但在设计这个景观的时候前先是川推土机推为平地，然后设计一个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才建起来的景观，维持景观的运行又需要大量的能源，这叫人性化设计吗? 生态的景观设计以人类的长远利益为着眼点，通过景观设计师对生态理念的理解和生态原则的遵循不断使人类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因此，生态的景观设计才是真正的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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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仅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进化特征有关，而且与外界干扰的强度和特征有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生态系统保持正常动态的能力，主要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2、以往认为，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是相关的，抵抗力稳定性高的生态系统，其恢复力稳定性低。也就是说，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一般呈相反的关系。但是，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合理。例如，热带雨林大都具有很强的抵抗力稳定性，因为它们的物种组成十分丰富，结构比较复杂；然而，在热带雨林受到一定强度的破坏后，恢复的时间会十分漫长。

3、相反，对于极地苔原（冻原），由于其物种组分单一、结构简单，它的抵抗力稳定性很低，在遭到过度放牧、火灾等干扰后，就会很快恢复。因此，直接将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比较，可能这种分析本身就不合适。如果要对一个生态系统的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则必须强调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一般情况下，（人工生态系统不再考虑之列）环境条件好，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较高，反之亦然。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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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税费

作者简介　刘世强，南昌航空大学学院讲师，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63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9)11-0022-03

生态补偿是当前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建立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框架都具有迫切的需求。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矿区恢复等实践探索中逐步演化并发展，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迄今为止，在理论界及政策制定领域对生态补偿的内涵仍没有统一认识，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理解，形成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生态补偿、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环境税费属于生态补偿的手段、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同义等认识上的误区，进而导致生态补偿政策因与传统环境保护政策与手段没有明确的政策边界而纠缠在一起难以贯彻实施，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实现。生态补偿体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公平理念，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而是针对现有环境政策无法解决的因生态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引起的利益矛盾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在于通过生态补偿实现对利益受损者所受损失的弥补，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生态补偿是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的完善，而不是替代，更不是全盘否定。要准确理解生态补偿的内涵，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生态补偿到底应该补偿谁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的核心问题――对谁补偿的认识存在明显分岐，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方向性的理解和认识。第一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就是对自然主体即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应集中体现为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和法规、行政措施，对已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丧失自我反馈与恢复能力的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的反哺和调节机能的修复。第二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包括居民、农户、企业和区域政府在内的社会主体的补偿，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手段，通过借助一定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生态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进行利益调节和再分配。第三种理解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生态补偿是一个包含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概念，是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与治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对因保护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社会群体进行经济补偿，既包括对自然的补偿，又包括对人的补偿。

第一种理解从物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的原因和目的，进而认为生态补偿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毫无疑问，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是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之一，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生态补偿并不是直接对自然生态进行建设和修复，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补偿具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的终极结果是维护和促进自然资本或生态服务功能增殖，但是其政策机理是调节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策直接作用于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物，如森林、水源等生态要素。如果把生态补偿理解为对自然生态的补偿则与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同义，生态补偿将失去应有的政策含义和存在的价值，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生态补偿不是对生态环境建设污染治理的替代。第二种理解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原因，从而确定生态补偿应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损耗过巨和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造成财富在不同的环境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少数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当地众多居民却承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可能导致，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应通过生态补偿政策使享有财富的一端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使生态保护者和生态环境恶化受害者的利益和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从而使权利与责任对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因此把生态补偿的补偿对象定位于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科学合理的，既对生态保护者和环境破坏者产生激励和约束，又与传统的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政策相区别。第三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通过社会属性的生态补偿实现自然属性的生态补偿，通过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实现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目的与经济手段的统一。这种理解表面看似乎很正确，但实际上是赋予生态补偿两种不同的本质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仍被纳人生态补偿内涵的范畴之中，结果必然会造成思维上的混乱、政策上的偏离，生态补偿成了无所不包的环保利器。同时也把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混淆起来，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自然生态自我补偿功能的恢复只是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直接目的。退一步讲，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当然任何一项针对自然的生态环境建设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群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都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也不例外。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本身就是生态补偿。

因此，应当明确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的农户、城市居民、企业及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补偿，而不是对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建设、环境工程及污染治理本身都不属于生态补偿概念及政策范畴之内。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主要应由政府提供并无太多争议，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却因此多把公共物品理论视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之一，进而认为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自然属于生态补偿。这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把公共物品理论当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并不合适，生态补偿并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由谁提供的问题，而是解决环境利益上的公平性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主导方式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支付，但并不等于所有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公共支付都属于生态补偿。判断一项公共财政支付是否具有生态补偿的属性，关键还在于其是否符合生态补偿的内涵，即是否包含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调整的性质，是否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者实施了补偿。符合则属于生态补偿；反之

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体现了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应尽的责任。如中央政府针对重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重要生态功能区、江河源头保护区建设中因承担额外环境责任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居民、企业和当地政府而给予的公共财政支出属于生态补偿。而中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财政投入因不包含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而不属于生态补偿。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中的补偿主体与补偿客体应是不同的。如果受益者与受损者属于同一主体，自己补偿自己，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如地方政府对在当地植树造林及建设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的财政支出则属于自我补偿类型而不应纳人生态补偿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应以生态补偿是调整环境经济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判断的标准。

三、环境税费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在2007年9月举行的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作出界定，阐述其政策框架具体包括七个方面：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但在目前生态补偿的研究及实践中，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等环境税费政策被纳入生态补偿概念之中，认为目前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环境税、生态税、矿产资源开发税、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都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是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尽管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在征收排污费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将生态补偿的重点主要放在生态服务领域”，但其本质上仍是认为排污收费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不作为目前的重点而已。

毫无疑问，生态补偿是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环境经济政策应有明确的政策边界；环境税费和生态补偿应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运行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税费强调的是通过征收一定的费用以内化社会主体经济行为的环境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成本，最终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产品消费和生产的减少或增加而减弱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和破坏；环境税费制度有专门的征收目的、原则、功能、征收对象与范围、征收方式、理论依据，在我国已实施运行并不断完善。而生态补偿则是强调通过对因保护环境或环境破坏而遭受损失利益进行补偿，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对环境保护的激励和对环境破坏的制约；生态补偿在我国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更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另外在资金流向方面，环境税费更多的体现为资金流人政府财政，其在支付方面具有多元性，可以用于相应的生态补偿，但并没有硬性约束，从目前我国环境税费的使用来看，用于生态补偿的比例非常小；而生态补偿则强调的是对环境经济利益受损者的资金支付，其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可能部分来自环境税费。因此尽管环境税费可以成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之一，但其本身并不是生态补偿。

四、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同义

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概念在现实中被广泛运用。然而学界对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较多而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却鲜提及，且没有明确区分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很多情况把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视为同义而合为一体。甚至出现相同作者在两篇文章中分别界定的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实为同一含义的事实，其认为无论是生态补偿或是生态补偿机制都是外部性内部化、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包括生态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两个方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生态补偿就是生态补偿机制。实际上仍然是将生态补偿混同于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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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生态文明；环境；规划；建设；开发

引言

党的十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生态文明涵盖两层意义：一是人类遵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二是人与海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备受重视。2013年初横琴新区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之一，这将对整个广东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1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

近年在全球竞争力排名靠前的新加坡、日本、北欧等地，拥有不少成功的、典型的生态城镇建设、生态治理案例，具有一定借鉴和启示作用。

1.1 新加坡城市建设与发展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生态城、“花园城市”，其城市建设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被视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范例。

1.1.1 规划为城市发展之本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只是一个资源匮乏、百废待兴的小岛国，发展根基十分脆弱[1-2]。为此政府对城市规划十分重视，专门通过联合国聘请了世界一流专家，历经4年时间、高起点、高质量的编制了城市概念性发展规划，并以此为总纲，陆续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未来40-50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提供了战略指导[3]。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城市发展定位的明确，其城市规划将先进的理念与区域特点进行合理的融合，运用区域生态经济、城市意象等规划理论[3]，设定了概念清晰的长期发展导向和目标，“花园城市”便是新加坡建设与发展的定位。二是规划执行的权威性，“花园城市”的发展定位在规划实施的40多年来始终不变[4]，其城市概念性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不得随意修改，基于稳定概念性规划、定期调整总体规划的策略，概念性规划期限为40-50年，每10年调整一次； 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为10-15年，每5年调整一次[3]。为此，新加坡的各项规划才得以稳定、持续、有效的实施，也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1.1.2 重视“绿色”与“蓝色”建设

作为位于滨海地区的“花园城市”，“绿色”与“蓝色”建设一直都是新加坡规划建设的重点。与“绿色”建设相关的主要有绿地系统、绿色景观以及一系列低能耗的、环境友好的项目。“蓝色”建设是指水环境建设，包括供排水、水处理、水环境治理以及与水环境保护相关的湿地、保护区建设等。

新加坡政府在规划方面将“绿色”和“蓝色”建设列为重点：初期在城市规划中设立了专门的“绿色规划”和“蓝色规划”部分[4]；在发展中期，推出了新的绿色总体规划蓝图，明确到2030年，至少要有80%的现有建筑物要达到合格的绿色标志评级[1]；第六个十年计划中又提出了建设成为“花园与水城市”的目标[4]。

“绿色”与“蓝色”的理念在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中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早期，政府将“绿色”建设的重点落在绿化街道和公园的建设，随后逐渐强化道路的绿化，要求在露天停车场种植树木，对人行过街天桥、挡土墙等进行绿化，并大力推动园艺教学的发展，使“花园城市”的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4]；新加坡政府还成功治理了新加坡河，新建滨海堤坝以提升城市的集水能力，并投入巨资建设深隧道排污系统，由于缺水问题显著，新加坡推行“维持可持续性的水供”新策略，实施雨水收集、新生水、海水淡化等措施[1]。除此之外，新加坡在“绿色”与“蓝色”建设中都尤为重视科学性，力求通过科技突破来解决长期的问题。

1.1.3 广泛的群众参与

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定下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后，极力向全民灌输该理念，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加强了社会各族群的凝聚力。各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向公众征求意见；部长深入民间，召开交流会议；城市重建局定期收集专业团体、企业和开发商的意见，并充分采纳合理建议[3]；成立由国会议员和普通居民共同组成的市镇理事会，使居民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商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城市管理宣传教育、评比活动和全国运动，使公众从思想上认识到遵守各项法律规章、维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2]；发动民众直接参与城市“绿色”建设中的植树绿化、园艺设计等工作。正是因为政府对公众参与的重视，公众普遍具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主动参与“花园城市”建设，也从根本上大大减少了城市环境破坏行为。

1.2 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

东京湾是日本经济文化的核心，主导着全日本的城市和产业的发展，但自二战之后，东京湾流域及其沿海地带社会经济快速的增长，使该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产业密集，产生了水环境污染、海岸带生境丧失、渔业资源锐减、青潮频发、人与海亲近受阻等诸多环境问题[5-7]。为控制东京湾的环境恶化，日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调查和研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先后出台了《东京湾整治行动计划》和《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2006-2015年）[5，7]。经过了多年的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其海域环境逐渐有了改善，因水质恶化而关闭了50年的东京江户川区海岸于今年再度开放了海水浴场[8]。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是典型的“先发展、后治理”的案例。

1.2.1 生物生存环境改善

东京湾地区曾开展了大量的填海造地工程，合计填海造地共25000hm2，致使大面积的浅水海域、自然海岸丧失，现只剩约5%的自然海岸[5-6]，随之造成潮间带生物生存环境退化，极大降低了自然海岸和滩涂具有的水质净化和生物生存的功能。为此，《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中制定了生物生存环境改善计划，强调要充分考虑海水交换能力和水质净化能力、生物生存等因素，普及环境友好型工程设施，充分利用航道疏浚和港口工程产生的优质沙土，用于滩涂、藻场、浅滩的保护和恢复建设，建造岩礁和渔礁改善已有设施功能[5]。

1.2.2 推动公众亲海意识的提升和亲海岸线的扩大[5]

东京湾环境恢复工作中对建立公众亲海的社会共鸣与认同感十分重视，规划实施的基本方向之一便是“人与海自然接触的恢复与建设”，力求通过增强公众对东京湾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公众自觉参与环境恢复与建设对策的实施。实施对策包括继续发挥东京湾作为环境教育场所以及提供海滨景观和氛围等功能，提高公众对其关心程度；建设良好的海岸景观，开放和利用更多的海岸亲水空间，创建更大的、更便利的公众亲海空间。为了考核该目标，规划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大类即为“恢复与建设人与海的亲近和接触”目标指标，包括人与海接触的亲水空间的地点数量增加、近海公园和绿地面积增加等指标。

1.3 北欧生态城镇建设中的政策调控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以及公众与企业的共同努力，如前所述，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还可以通过发挥政策的调控作用，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生产行为，使其向有利于生态环保的方向发展。

斯德哥尔摩从2006年起开始征收交通拥堵税，该项税金减少了交通流量20%，改善空气质量10%，减少碳排放10%～14%；该政策试点实施前还有接近80%的公众反对，但在实行7个月后便得到65%的公众支持[3]。

赫尔辛基同样是国际滨海生态城市建设的典范，该城市非常注重发挥公共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引导功能。其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鼓励节能环保材料的使用，农业能源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对于位于该市东北郊的维基实验新区的成功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

2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给横琴新区示范区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横琴新区位于珠海横琴岛，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发展空间大，具有临近港澳的区位优势，但人口稀少，资源条件不突出，所处珠江口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横琴新区绝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和“边发展、边治理”的途径，应立足于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将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之中。

2.1 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

与新加坡类似，横琴在建设初期非常重视规划的制定，围绕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等编制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横琴新区生态岛建设总体规划》、《横琴新区创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等规划。规划体系相对完善，规划理念也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其中，《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了横琴新区的发展定位、空间布局等。

对于横琴新区这样的新兴发展地区，其建设、发展将是一个长远的历程，应吸收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的经验，确保规划的权威地位，坚定发展的定位和空间布局，稳步实施规划措施，制定合理的规划修订周期，避免将规划停留于纸面或迁就于特定项目而轻易调整规划。此外，应重视对规划目标指标的考核以及其实施成效的评价，以便于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2.2 采取环境友好的开发方式

为避免因不合理开发而出现与东京湾类似的环境问题，横琴应在规划的指引下进行有序的开发，并尽量采取环境友好的开发方式。

目前在横琴南部规划有大面积的填海工程，应探索采用基于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围填海技术，使用环境无害的填料。应保证自然岸线保有率始终达到规划目标，在实施填海工程或岸线开发的区域，应从保障水体交换、净化能力和生物生存空间的角度出发，建设环境友好型的护岸。重视对泥沙和生境的特征研究，积极恢复因开发而受到破坏的滩涂和浅滩。

横琴新区未来将陆续新建大量建筑。可考虑采取类似北欧国家的政策调控手段，利用税收优惠鼓励开发商采用低影响开发方式、使用节能环保的建材，通过补贴政策激励开发商建设绿色建筑。

2.3 营造公众的海洋生态文明共识

横琴本地人口数量较小，但随着其发展，必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由于本地原先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文化底蕴，假如缺乏文化凝聚力，将不利于未来发展。

政府应向公众宣传横琴总体规划的理念和核心价值，使公众了解横琴未来的发展定位。发动公众共同开创属于横琴本地的公共文化，多举办体现横琴新面貌、又切合海洋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化活动，提升社会的凝聚力。采取类似东京湾环境恢复的策略之一，推动海岸景观和海岸亲水空间的建设，提高公众的亲海意识。学习新加坡在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增强公众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公众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戴礼翔.新加坡生态城：1965-2011-未来.建筑技艺，2011，总第206-207期：86-87.

[2]郝文升，赵国杰，温娟.基于新加坡模式推进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思考.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1，24（5）：43-46.

[3]李红星，张秀波.国外典型生态型城镇建设模式及政策借鉴.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总第129期：96-100，107.

[4]谢新松.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的经验及启示.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总第1期：52-55.

[5]日本国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 著，马明辉，关春江，洛昊译.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6]王军，林晓红，史云娣.海湾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探讨--日本东京湾发展历程对青岛的借鉴.中国发展，2011，1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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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恢复气候；重建生境；气候正义；生境利益；协作减排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17-15

气候引来伦理关注，不在于气候变化，而在于气候失律及其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后果。为此，笔者尝试这方面的思考，首先撰写了《气候伦理：恢复失律气候的社会方法》，考察气候失律如何造成灾疫失律，论证气候伦理何以可能构成人类恢复气候的社会方法；其次通过《气候伦理研究的依据与视野》，辨析“气候变化”概念，澄清“气候争论”误识，论证并确立“气候失律”这一气候伦理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气候伦理研究的客观依据，展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视野。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比较气候伦理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的区别，明晰气候伦理研究的范围，并尝试构建气候伦理研究的学科话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性规范的应有疆界和话语平台。

一、气候伦理的学科指向

以气候失律为认知出发点，围绕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而展开深入的伦理检讨与实践方案设计，抛弃感觉经验描述方式，走理性规范探索的学科化道路，来构建气候伦理学。

构建气候伦理学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从其研究的特定对象看，气候伦理学应该属于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人文科学。

（一）气候伦理学是新型的应用人文科学

气候伦理学的“新型”性，首先指气候被意识和关注而得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也指它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诞生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这种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承载了当代人类存在和生存所萌发的新向往、新追求，并最终需要创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予以表达，以引导当代人类生存朝生态理性方向展开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

气候伦理学关注气候失律，是为解决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生境重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气候伦理研究探讨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气候生境；二是探索创建人类生态幸福的宇观方法。气候伦理学之所以最终要以人的生态幸福为主题，是因为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相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或他者不得分离。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历史与现实，使得气候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因而，气候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气候伦理学是综合性的新型人文科学

基于如上“人文”要求，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必然是综合性的。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认知视野的综合，它必须超越性地统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资源，形成一种全景视域的整合视野。具体地讲，气候伦理学必须在考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律动规律、生成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律动规律、生变法则，以及人性敞开的可能性趋向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生曲线，找到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终法则、依据、公理、方法，这是气候伦理学为陷入灾疫之难的当代人类提供其谋求解决之道的绝对前提。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还表现为对学科的综合化。从研究对象及其关注重心的角度来看，气象学、气候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主题是气候变化，重心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动力；而气候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失律，主题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其关注重心有二：一是揭示导致气候失律的复杂机理和人类因素；二是探求恢复失律气候的人类之道。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使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不仅获得了应用的性质定位，还获得了跨越学科的整合功能。

客观地看，气候失律既是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恢复失律的气候，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更需要重构人类方式，包括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所以，气候伦理学不仅要充分运用自然科学，如气候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学、地球科学、宇宙学等学科资源和方法，更要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公共政策、国际政策、财政学、福利社会学、灾害学、疫病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环境哲学等学科资源。所以，气候伦理学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领域进行多元科际整合的大综合的应用人文科学。

二、气候伦理的学科特征

要全面彰显气候伦理学的学科特征，需分析与其相近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气候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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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概况

额济纳三角洲位于阿拉善以北，阿尔泰以南，巴丹吉林沙漠与走廊北山之间的区域，总面积3．2万km2［9］。气候极度干旱，多年平均降水量39．8mm，年最大为103mm，最小为7mm;多年平均蒸发量3537mm，最高达4035mm［10］，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黑河是额济纳绿洲唯一水源，发源于祁连山，流经河西走廊，经甘肃省鼎新进入，始称额济纳河。在额济纳旗境内的狼心山西麓，分为东西两河，东河向北注入东居延海;西河向北注入西居延海［11］。

2研究方法

植被生态需水的概念与界定。在进行植被生态需水估算前，应对相关的概念内涵进行辨析。生态用水是某种生态水平下和某种生态系统平衡条件下所使用的水量，未必是合理和可持续的水量，是被动接受的水量;生态耗水主要强调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生存消耗的水量，体现了周期性和重复补给的特点;环境需水则主要体现在用于改善环境的水量［12］。生态环境需水量指维持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消耗的水资源总量［13］。关于生态需水，不少专家和学者都根据各自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赋予其不同的涵义。一些专家提出生态需水是一个确定的生态系统为了维持其一定的动态平衡所需要的水量［14］。赵文智等认为生态需水是一个时空变量，具有一定的阀值范围，可分为最小、适宜、最大三个等级［15］。关于植被生态需水，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不同，提出的概念及其内涵也有所不同［16－17］。胡广录等认为植被生态需水指保证生态系统中的植被能够正常生长、发育，维护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改善、健康运行所需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总量［18］。王芳等根据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将植被的生态需水定义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19］。文中认为植被生态需水与植被生态系统结构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植被类型，同一类型的不同盖度都会导致植被生态需水量的变化，植被生态需水量与既定的植被生态系统结构相对应，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需水量的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基于此，认为植被生态需水指在一定的植被生态系统结构下，维持一定规模的植被生态系统，使其正常生存，至少不向坏的方向发展所需的最小水量。

估算方法。关于生态需水估算和评价，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基于植被蒸腾与潜水位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干旱区植被生存与繁衍主要依赖消耗地下水，选用具代表性的阿维里扬诺夫公式计算［20］:E=a(1－H/Hmax)bE0式中:a，b为与植物有关的待定系数。根据对玉门、张掖等地不同植物覆盖潜水蒸发值的试验和额济纳旗植物蒸腾与土壤水分关系的观测，公式标定如下［5］:E=1．174(1－H/Hmax)3．63E0Hmax是停止蒸发时的地下水埋深，以5m为限，这是目前计算中普遍采用的值。H是地下水埋深，不同盖度植被的地下水位埋深范围取值参照"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额济纳绿洲水分平衡及最佳生态地下水位和生态用水量研究成果。E0采用E601型蒸发器实测的额济纳地区蒸发量E0多年平均值。

结果与分析

1绿洲分区

黑河下游额济纳地区东、西河沿线及其下游河网(包括东、西居沿海)地区，绿洲面积大、集中连片、植被品种多样，是额济纳地区绿洲的精华。由于不同区域水分、土壤、植被等条件的差异，形成了额济纳绿洲分布的区域特点，根据现有河道、水利工程的布局、各部分绿洲在整个地区中所起的环境保护作用等因素，将额济纳绿洲区划分为东河、西河及东、西居延海两湖区和中戈壁区，根据东西两河沿河绿洲的分布，又将东河细分为上段、中段和下段三部分。根据2009年和1987年遥感解译以及实际调查结果，植物群落分布情况(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87年的绿洲植被规模远远大于2009年，甚至达到2009年绿洲植被规模的1．5倍。从植被分布的空间区域看，西河和东河下游的植被面积远远大于其它区域的植被面积，分别是植被面积最小的中戈壁区面积的42倍和35倍。

2植被生态需水量构成及其变化

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类型构成看(表3－4)，不同时期(2009年、1987年)灌木的需水量在植被生态需水总量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分别为70．3%和65．9%;草本植物需水所占比例次之，在不同时期占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比例在16．9%－24．7%之间;胡杨需水所占比例最小，在不同时期占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比例仅在9．4%－12．8%之间。植被生态需水构成和不同植被面积分布相一致，不同时期灌木分布面积占绿洲植被面积的71．9%－73．6%，也占主导地位;草地面积次之，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在11．8%－17．2%之间;胡杨面积最小，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在10．9%－14．6%之间。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地区分布看(表3－4)，不同时期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的植被生态需水分别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的8．8%－12．7%、2．8%－4．5%、30．6%－34．3%、39．6%－46．3%、6．8%－10．6%、1．0%－2．0%。植被生态需水的空间分布仍和不同植被面积分布状况相一致，不同时期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植被面积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分别在9．0%－10．3%、3．0%－4．5%、31．3%－34．8%、40．8%－46．9%、5．4%－9．6%、0．9%－3．5%之间。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比例最高的西河地区，其植被分布面积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也处在首位。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比例最小的中戈壁，其植被分布面积相应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也最小。对比2009年和1987年的绿洲植被需水，总体上，要将植被恢复到1987年的规模，需增加植被覆盖面积95913hm2，相应的增加植被生态需水量2．40579×108m3。从地区分布看，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分别需增加水量0．49035×108m3、0．18579×108m3、0．56466×108m3、0．63735×108m3、0．43403×108m3、0．09361×108m3，需增加水量最大的是西河地区，最小的为中戈壁区。

3生态缺水状况分析

根据黑河流域目前执行的"九七"分水方案，分析不同来水条件下进入额济纳绿洲的水量。建立正义峡和狼心山的径流量相关图(图1)，可以看出两站径流量有良好的相关性(R2=0．9407)。通过分析，在10%、25%、75%、90%和多年平均来水情况下进入额济纳绿洲的水量分别是7．70×108m3、5．87×108m3、3．62×108m3、2．72×108m3和4．89×108m3。依据现状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在丰水年，维持现状2009年的绿洲规模，生态用水基本可以保证，在平水年和枯水年将出现1－3亿的缺水量。若要实现绿洲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只有在10%保证率来水条件下，生态用水可以保证，其他来水条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需水缺口，在枯水年其缺水量甚至达到4亿，根本无法保证绿洲生态的逐步恢复。3讨论(1)根据生态适宜性理论，植被生态需水量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值，而应该存在一个阀值区间。植被生态需水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在阀值区间的动态变化值，其中包括了植被最小生态需水量、最适生态需水量和最大生态需水量。文中分析结果为不同时期绿洲植被最小生态需水量，是维持绿洲植被系统不再恶化的最小水量。(2)干旱区天然植被实际蒸散量是由潜水向上输送供给的，在地下水位相同的地方，可能同时生长乔木、灌木、草，其吸收利用地下水是一样的。对较大的空间尺度而言，潜水蒸发强度、土壤水分通量和土壤蒸散强度三者相等，植被实际蒸散近似等于潜水蒸发量［21］，因此采用最具代表的潜水蒸发模型－阿维里扬诺夫计算植被生态需水比较符合实际。(3)植被生态需水量是流域生态需水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流域其它生态系统的需水要求，还需进一步计算河流、湖泊生态需水量等，从而为整个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与合理配置提供决策支持。(4)以往关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时期绿洲植被总需水量，几乎没有分区计算的实例，难以指导黑河下游水量分配工作实践。文中研究结果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额济纳绿洲水量分配提供较好的参考和技术支撑。

结论

(1)1987年植被生态需水量是2009年的151%，要实现植被生态系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目标，还需增加水量2．40579×108m3。对比不同时期植被生态需水量的空间分布，东河下段和西河的植被生态需水量远远大于其它地区，两者之和占到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80%左右，相应的植被覆盖面积也较大，是额济纳绿洲植被保护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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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295-02

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达国家生态补偿机制采用了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目前中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和法律制度研究还相当薄弱。

一、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生态补偿更多地被引入经济社会领域，被认为是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刺激手段，可以狭义地将其理解为对人类行为产生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所给予的补偿，相当于国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概念。广义的生态补偿是指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大系统生态环境保护，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制度措施的综合，包括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退耕还林等工程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通过对使用自然资源收费提高环境门槛、通过对污染者实行经济惩罚遏制环境破坏等[1]。生态补偿侧重于由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支付费用，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建设者进行补偿，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经济性内部化。

进入21世纪，虽然对于生态补偿的概念仍然林林总总，但是从总体上开始趋于一致，生态补偿则更多地指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的财政转移补偿机制等等[2]，认为生态补偿应包括损害者付费赔偿和受益者补偿两个方面。

（二）生态补偿的领域

生态补偿涉及的领域众多，纷繁复杂。国内学者对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区分：从生态保护的类型分森林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的补偿、流域的生态补偿、矿产等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也有从公共物品的角度划分为纯公共物品的补偿，包括国际补偿、区域补偿和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准公共物品的流域生态补偿类型；属于准私人产品的生态补偿类型，主要指要素补偿，如森林、矿产资源开发、水资源开发和土地资源开发等[3]。

（三）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

工业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方面主要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来实现矿区环境恢复的要求。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落实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能够对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和矿山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状况进行科学评价，从而研究制定科学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二、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一）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政策背景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制度，一直是近几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高效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损害。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征收矿产资源税，90年代中期进行了进一步改造，用以调节资源开发中的级差收入，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1994年起开始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目的是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察、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通过一系列措施矫正其外部性。尽管国家和地方有将补偿费用于治理和恢复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情况，但在政策设计上却没有考虑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问题。

199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矿山开发中的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不能履行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责任的采矿人应向有关部门交纳履行上述责任所需的费用，即矿山开发的押金制度。

从2006年起中国全面建立矿山环境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的《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从2006年起，要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目前中国针对矿产资源开征的主要税费项目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以及探矿权价款税和采矿权价款税等。从中国目前的投资体制看，这些税费已经构成中国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实行的诸如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等一系列矿产资源税费政策，都不能充分体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的补偿问题，导致矿山企业和其他相关受益者应承担的生态恢复成本、环境治理费用严重不足，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从税费的使用方向来看，目前还没有一项税费真正体现了矿业开发生态补偿的政策含义。可见，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严重忽视了矿业活动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成本没有进入矿产品价格体系，导致矿产资源税费征收越多，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投入增长越缓慢，矿山生态环境退化趋重的格局，严重地制约着矿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一般经济不发达，而矿产资源丰富。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对草原和荒漠的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存在较多问题。第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主要是由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构成，偏重于补偿资源自身的经济价值，没有考虑到补偿环境价值和公平价值。第二，补偿的标准单一而且标准太低，矿产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对纳税人来说有重复收取的嫌疑。第三，权利和义务主体不清，需要进行调整。第四，个别地方补偿方式的不合理，造成补偿对象的错位，有失公平。第五，资金来源和分配的研究不够细致，尤其对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权益没有足够的关注。第六，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问题，即哪些可以作为生态补偿来征收，哪些可用生态补偿补偿，同时以市场权益交易的方式筹集生态补偿经费等问题需详尽分析。

三、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制保障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应借鉴和探索已实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快重点地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列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体系，加强生态保护的执法力度。

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矿山环境治理和恢复项目投资体制来看，政府始终是治理矿山环境工程的主导者。全国性的生态服务应当由中央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具有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应该由区域内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担。加快生态补偿的法制建设，急需以法律的形式，将补偿范围、对象、方式、补偿标准等确定下来。建立反哺生态环境的补偿费管理体系，规范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使用行为。

首先，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督促采矿权人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义务。其次，借鉴和探索已实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地区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符合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实际情况的补偿机制，加快重点地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列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体系。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的执法力度，并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提供可靠的保证。

（二）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当前，需要明确补偿原则，明晰矿产资源的产权，明确矿业权主体及其的权利与责任，确保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能够内化到使用者的身上，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通过对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进行基础性理论研究，将补偿范围、对象、方式、补偿标准等确定下来。首先，分析现有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已有法律条款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矿区环境的特点，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其次，以法律的手段明确和规范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对现有的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矿产资源方面的法律加以分析，选择是对《矿产资源法》和相关法律加以修改，将生态补偿的内容补充进去，还是制定专项矿区环境保护和修复法或者制定专门的《生态补偿条例》，对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范围、标准、方式用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矿区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这是当前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亟须填补的空白[4]。

通过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和机制，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对于草原和荒漠畜牧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优化牧区产业结构，增加牧民收入，增强牧区未来适应环境变化和需求的能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实施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于丰富生态补偿理论，弥补中国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研究的不足，推进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长期化、制度化、法律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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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Abstract：Greenways pal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ment and city grade. This paper is tring to describe the method of building greenways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based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city greenways and biodiversity, hoping to afford some advise and help to the builing of beautiful China.

关键词：绿道，物种多样性，城市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Keywords: greenways, biodiversity, city eco-system.

1 绿道概念辨析

1.1绿道概念

绿道（greenways）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保护生物学、城市规划、景观生态学、景观设计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词。“绿道”这一术语，内容涵盖了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框架、生态网络、城市开放空间系统 、多功能使用模块 、栖息地网络、野生动植物廊道 、景观生态修复等等。在实际应用中，绿道的生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保护与促进地区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1.2物种多样性的概念

物种，简称 “ 种 ”, 是生物分类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与核心，也是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物种数目是物种多样性程度的直接量度，也可能是相对可靠的量度。物种多样性与否取决于物种数目的多少。研究绿道中物种多样性为形成更稳定的城市生态环境，营建更丰富的景观空间具有现实意义。

2物种多样性在绿道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绿道中物种多样性的维持不仅可以有助于实现绿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形成城市绿色交通体系以及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多样性地域景观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保护物种多样性可以依靠绿道绿廊系统控制实现地区城乡生态景观环境的有效整合，对恢复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提高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约束城市的无限扩张，保障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物种多样性是维护系统稳定性的基础性条件,是区域生命支持系统的核心,也是支持区域稳定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不仅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生物资源,而且生物改造环境的作用赋于生物多样性巨大的环境价值,它所产生的实际效益要比它的直接经济价值大得多。绿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和城市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维持城市生态景观稳定性和推动系统良性发展演替具有重要作用。因物种多样性所造就的绿道为人类创造美丽景观提供了现实的材料，带来的娱乐休憩、生态旅游、野趣条件可以启迪人们的智慧,提供科学研究对象和文学、美学创作的源泉。

3 绿道中物种多样性的营建

绿道规划是建立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和复合种群理论基础上的规划思想[1]在物种多样性方面，在确保安全的区域景观格局基础上，绿道有助于维护乡土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包括维持乡土栖息地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维护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动物迁徙和生活的场所等，使之形成一个健康有序、完整合理的生物群落。

3.1 绿道的景观评价

绿道的景观评价可以基于景观生态学、城市地理学等多学科进行。绿道所具有的生态功能、休闲游憩功能、社会文化和美学功能等，直接影响着绿道的景观评价。其中绿道的生态功能不容小觑。绿道可以保护内部生境以免受外部的干扰,成为生物保护的栖息地；更为重要的，绿道提供了动物运动的通道,使物种在不同栖息地之间可以季节性觅食,增加物种基因交流,还可以通过在不同栖息地之间迁徙来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3.2绿道的植物多样性营建

植物多样性是实现绿道物种多样化和生态化的重要手段。多样性植物有利于营造动物栖息地，浆果类等鸟嗜植物可吸引鸟类停留，芳香类植物可招蜂引蝶，植物多样性最终演化成生物的多样性发展。绿道规划建设通过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与规划建设，既保证了群落的地域性和稳定性，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又突出了群落的景观价值，实现了景观及生态化规划。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有植被的基础上，植物配植采用当地乡土树种和特色园林树种相结合的种植模式，适地适树，大力建设乡土植物苗圃，积极保护和构建多样化根据地区自然植被的生境条件，以及植物群落的组成、外貌和结构特征，可将地带性植被分为低地常绿季雨林、山地常绿阔叶林、沟谷雨林、竹林、灌丛、草丛 、园林植被等类，各植被类型都有其特有的优势种。模拟自然植物群落、恢复地带性植被，构建出结构稳定、生态保护功能强、养护成本低、植物之间相生、具有良好自我更新能力的植物群落。在恢复地带性植被时，应大量种植演替成熟阶段的种、忽略先锋树种、首选乡土树种，构建乔、灌、草复合结构，抚育野生地被。

3.3 绿道中物种多样性的营建

除了植物多样性营建的必要性外，绿道中物种多样性还可以通过构建绿道网络来实现。我们可以从宏观的区域层次、可实施的城市绿道及宜人的区级绿道三个层次进行规划，并在各个层次上做到相互衔接和控制。

以深圳为例，基于对自然资源、游憩资源和历史资源分析评价，规划了两条经过深圳市的区域绿道，形成 “一横、两片”的结构，主线总长度约300km。通过规划建设城市绿道和区级绿道，完善深圳市绿道网结构。服务范围涵盖特区的6个区，串联深圳重要的公园，实现公园网络的连通与衔接。形成了关注生态功能和物种多样性、游憩功能与文化功能并重的多功能绿道网络规划。其中深圳示范段之一的大运支线段南起仙湖植物园北门，北接大运中心。仙湖植物园近万亩用地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自然植被恢复良好，近六成为生态保护林地，其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外貌终年常绿，结构复杂。经过近十年多的严格保护、管理，至今已恢复为有一定结构森林植被、林冠连续，外貌终年常绿，藤本植物比较丰富，野生动物的种类逐渐增多，规划开辟恢复深圳地带性原生植被保育保护区、深圳地区垂直生态植被景观保护区，成为科普游览的园地。仙湖植物园从荒山到景观和物种多样性的良好恢复与综合性公园游憩系统的建立，其实践过程为绿道建设提供了一个标杆与榜样。仙湖植物园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实现景观多样性与生态效益应成为绿道建设的首要任务与出发点，在绿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切实注重生态保护与维护，加强恢复乡土地带性植物群落，致力营造地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 运用各种生态化技术手段， 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新能源的提高、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在施工过程中采用绿色施工方法。

4结语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实践大都专注于绿化隔离带和单个公园的建设，城市绿地呈现“点状”“斑块状”，在线性空间和绿化方面缺少系统的实践。绿道作为近来的热点词汇，逐渐引起国内城市建设者们的重视，然而绿道中的物种多样性方面的研究甚少。随着人类活动的剧烈干扰,栖息地破碎化和数量的剧减已经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巨大的威胁。因此，本文从绿道中物种多样性的营建方面入手，试图从另一角度阐释绿道建设的方式方法。希望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周年兴，俞孔坚，黄震方.绿道及其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6，2(9)：3108-3116.

[2] 朱强，刘海龙.绿色通道规划研究进展评述[J].城市问题，2006(5)11-16.

[3] 李昌浩，朱晓东.国外绿色通道建设进展及其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07，20(3)：34-39.

[4] 李开然.绿道网络的生态廊道功能及其规划原则[J].中国园林，2010(3)：24-27.

篇10

【关键词】生态水利工程；概念；设计原则

0.前言

水利工程作为一项综合性工程，其修建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使用水资源及消除水害。根据服务对象将水利工程进行划分，水利工程主要存在目的有防洪、农田、水力、港口与航道、排水与供水、环境及海图围垦等工程，即集发电、灌溉、供水和防洪为一体综合工程项目。修建水利工程需对鱼道、水闸、渡槽、渠道、堤、坝、进水口和溢洪道等建筑物进行修建来实现既定目标，而水利工程的修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设计水利工程时务必要统筹兼顾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保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引进生态水利工程概念，探究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原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生态水利工程的概念

随着生态环境被人们日益重视，生态学概念已被逐步引用到各行各业。生态水利工程作为一门正在发展探索新学科，它是在水利工程学科基础上发展，主要探究的是水利工程建设在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满足人们各类需求前提下，统筹兼顾生态健康及可持续发展，并以结合生态学理论、原理和技术方法来确保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和谐共存。[1]生态水利工程大体包括四个内容：（1）生态水利工程在开发水利途中，要首先考虑生态系统，以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为导向，将水利工程结合到当地生态系统里，将水利工程看作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重要部分；（2）由于传统水利工程在建设途中，会严重影响着当地生态环境，基于此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在进行时，要防止建设途中对生态环境的相关影响；（3）在生态水利工程施工完毕并投入运行后，要按照当地生态规律调节控制水资源，避免强制性打破原有生态规律现象发生，这要求生态水利工程运行不仅要满足实际情况，还需综合考虑当地的生态规律以及水利资源的调配方法；（4）在选择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地址时，要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大小放在首要地位，选址选在对生态系统有着较小影响作用的地方，如此一来就可减少建设途中和今后生态水利工程在运行时对生态系统影响程度。

2.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原则

2.1安全、经济性原则

生态水利工程作为综合性、复杂性工程，治理河流时，要在符合水文学、工程学规律基础上，确保工程建设耐久、安全和稳定。建设生态水利工程要以设计规范为标准，严格遵守，保证工程能抵抗侵蚀、冰冻、干旱、洪水等灾害。[2]对生态水利工程进行设计时，要以河流断面为设计依据，并统筹兼顾河流泥沙冲刷能力和运输能力，探索河流变化中规律特征，确保生态水利工程耐久和持续性。因无法事前把握生态演替过程，工程设计具备风险性，故而设计要遵守风险最小、利益最大设计原理，利用经济工具分析生态水利工程，以检测和评估生态系统为基础，结合河流生态体系自复能力，设计投入最少，产出最大技术方法。

2.2河流环境多元化原则

河流中存在不同类型植物与动物，只有保障河流环境多元化才能确保生物维持多样化。生态环境多样化不仅包含河流形状，还包括土壤情况。河流的生态系统主要由气、水相结合，具备纵向渗透性和横向生物多样性，而水陆与水气间密切关系组成了生态环境系统，因河流系统的异质性，使得水文脉冲、水质、水深、水温、流速和流量处在不断变化中。[3]又因河床材料的异质性，使得生态环境具备多样性特点，进而河流周围生物群落在朝着多样化方向不断发展。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扩大了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大规模河流治理工程，导致河流走向了渠道化、非连续化、单一化发展道路，生物群落种类在日益减少，河流生态系统在逐步退化。基于这种情况，生态水利工程要将生物维持多样化看作设计原则，并在设计途中，保护河流原有多样化物种和生态环境，降低河流渠道化、非连续性特征，确保生物群落生存环境良好。

2.3生态系统修复原则

河流在与周围乡村、城市、森林、田地构成生态系统的同时，自身也为河流生态体系。基于这种背景，河流是生物生存重要场所，河流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系统和水文系统，还包含人造工程设施系统等。河流始发地到终点站所有地带地下水和地表水构成了水文系统，水文系统与生物系统一起构成河流自然生态系统。此外，人类活动和人类工程设施会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影响，一旦水域生态体系遭到危害，就需整合性探究各类影响因素，在充分利用河流自身修复能力、整个水域修复能力基础上，清晰掌握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特点，根据要素间共同作用来归纳河流系统综合修复方案。

2.4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原则

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力主要表现在适应生态发展上，即为适应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选择中存活物种，寻找能促进其生存的能源条件和生存环境。根据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力，自然界在选择适应生态发展物种基础上，构建合适生态体系。对此，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要有效控制河流，结合生态理念，以自然观念为导向，促进河流其自我修复力的充分发挥，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并根据建设地址实际状况，参照河流自然、美学价值来制定设计方案。具体设计中，要以大尺度景观作为基础，避免短时期、小尺度景观，大尺度对河流自我修复有着重要影响，而小尺度景观对河流自我修复不利。[4]景观整体性要求着眼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掌握不同生态体系各要素间作用，来提出整体性、综合性修复河流生态系统设计方案。

2.5反馈调整原则

设计生态水利工程虽在结构上与河流生态系统相统一来确保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但具体执行中，却不可一味按照既定目标来执行，要根据自身特性来不断发展。河流生态在修复中难免会遭受人类干扰，对此可采取监控技术，监控生态变量，促进生态走向良好发展方向。因生态、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不确定，且生态系统不仅会受到自然系统影响，还会受到人类系统影响，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发生转变成为了必然，要求采取反馈调整方法，按照既定流程来设计。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中监测要贯穿始终，成为工作开展基础，并按照完整历史数据和监测资料来有效评价，追踪河流生态结构与功能，预测发展方向。评价中可采取参数比较方法，可通过比较河流初期状况，或其他条件类似生态水利工程，来得出评价结果。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生态理念被融入到了各行各业。由于传统水利工程建设重点放在了人类生活便利上，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对此，生态水利工程概念的提出成为了必然，它转变了传统水利工程设计理念，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融入了生态学原理，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制定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原则。

【参考文献】

[1]贾振周，崔方方，王宇英，杨冰.浅论生态水利工程的基本设计原则[J].中国科技财富，2011，（24）：71-71.

[2]武庆玲，刘春秀.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初探[J].轻工设计，2011，（06）：12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