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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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农问题及原因

 

1.1三农问题梳理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系统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农业、农民增收放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增收放缓是绝对量，收入差距是相对量;前者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粮食安全和人民生活，相对量则危及社会公平稳定。前者又对后者起根本作用。笔者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1.2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的自然国情矛盾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矛盾。二元社会结构是人为的制度设计，为与第一个矛盾一致，笔者暂称之为“人造国情矛盾”。两矛盾共同产生了三农问题，自然国情矛盾决定了小农经济及人均土地占有量极低的情况下的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同时又因农业自身低收益率的性质，社会资本不愿投入，难以实现农业的科技化、规模化。而“人造国情”矛盾导致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

 

(1)自然国情矛盾。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自身就具有比较收益低的问题，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世界范围的通行做法，这是客观事实。而中国人均耕地已经不足1.2亩，极大制约了农民收入。同时我国承包制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小农经济，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自身所需要的规模化效应难以满足，农业收益低更成为必然。农业收益低造成资本挤出，同时提高了进入的成本，技术金融等相关难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收益率低，形成了恶性循环。

 

(2)“人造国情”矛盾。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的经济结构，是由于城乡资源不同而形成的，产生城乡差距，有其必然性，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进行，城乡差距会不断缩小。但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仅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

 

有研究指出，由于人为歧视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5∶1。如果住房、教育卫生等也考虑在内，中国的收入差距将达到6∶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仅仅为1.5：1。

 

2三农问题的解决模式分析

 

2.1代表思路评析

 

首先，土地流转的基本思路是将土地从不使用的土地的人手中流转出来进入其他人的手中，通过企业合作社等形式实现规模化，从而提高收益，克服土地撂荒等问题。但是有偿的流转导致多余的租金成本，这给原本低收益的农业增加了又一道障碍。在此基础上的讨论并不否认大型农业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否认规模化收益会降低单位成本，但是农业的低收益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农民增收更多程度在现实上大都是依靠兼业化，农业合作社尚难以形成可供移植，可全国推广的合理模式。

 

其次，现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弱化，耕地取得的收入远远不如外出务工。因此大量土地撂荒。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更倾向于社会保障。这是在制度设计时就是考虑到的，符合历史国情;在土地流转研究中也为学者所承认。但在进城务工较盛行的地区，土地大面积撂荒也不愿流转出去的“鸡肋”状况凸显。土地使用权固化的问题制约着土地的发展。

 

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及针对二元户籍制度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充分，但是针对真正的实施问题却难以实现。第一，从理论上看，针对土地的社会保障性质，城市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农村拥有耕地，这在不考虑量上的量的差距上，这种制度安排是具备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进城农民工作为农村的户籍，享有农村的耕地，在这种角度上来说如果再强求与城镇人口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等待遇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平原则。而城中村人口作为农村人口却丧失了土地，也没有社会保障相比农民工却更反映出了一定的不公平。第二，从现实来看，户籍制度上捆绑的歧视农村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各种福利的量过大。如果完全放开二元户籍制度，国家财政上具有一定的不现实性。如何真正实现户籍制度上社会保障城乡置换，保障尽量更加平等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这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农村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

 

2.2代表性模式设计评析

 

2.2.1重庆模式

 

(1)“地票”改革。所谓地票，就是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称为“地票”。地产开发商通过竞拍地票，获得申请对城市近郊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

 

重庆地票将农村地区的非耕地转变为耕地，随即将城市近郊的农地纳入城镇土地开发版图。就是借宅基地的流转实现了用于建设的农地的置换，农村的宅基地变为城市的宅基地，其目的在于保证耕地的不减少，克服城市扩张的用地瓶颈。

 

(2)“脱衣穿衣”户籍制度改革。

 

2010年1月，重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制定了《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全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中，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转户”为突破口，对转户农民设计了 “3 +5”、“脱衣穿衣”的政策体系：即进城农民穿上城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五件衣服”，脱掉农村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件衣服”。截止目前已经有近两万名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农民兴趣很高。不可否认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城乡制度的很大衔接，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制度设计影响极大的一次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由于“穿五”存在一定的时间迟滞，或者依靠市场(除了教育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社保、医疗具有年限限制，就业培训远远不足，住房只能依靠廉租房等)，实际应用效果没有预想的要好。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制度改革也仅仅倾向去于两类重点群体： 一是有条件农民工及新生代。二是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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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承包制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小农经济，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农业自身所需要的规模化效应难以满足，农业收益低更成为必然。农业收益低造成资本挤出，同时提高了进入的成本，技术金融等相关难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收益率低，形成了恶性循环。“人造国情”矛盾。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的经济结构，是由于城乡资源不同而形成的，产生城乡差距，有其必然性，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进行，城乡差距会不断缩小。但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仅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有研究指出，由于人为歧视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5∶1。如果住房、教育卫生等也考虑在内，中国的收入差距将达到6∶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仅仅为1．5：1。

2三农问题的解决模式分析

2．1代表思路评析

首先，土地流转的基本思路是将土地从不使用的土地的人手中流转出来进入其他人的手中，通过企业合作社等形式实现规模化，从而提高收益，克服土地撂荒等问题。但是有偿的流转导致多余的租金成本，这给原本低收益的农业增加了又一道障碍。在此基础上的讨论并不否认大型农业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否认规模化收益会降低单位成本，但是农业的低收益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农民增收更多程度在现实上大都是依靠兼业化，农业合作社尚难以形成可供移植，可全国推广的合理模式。其次，现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弱化，耕地取得的收入远远不如外出务工。因此大量土地撂荒。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更倾向于社会保障。这是在制度设计时就是考虑到的，符合历史国情；在土地流转研究中也为学者所承认。但在进城务工较盛行的地区，土地大面积撂荒也不愿流转出去的“鸡肋”状况凸显。土地使用权固化的问题制约着土地的发展。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及针对二元户籍制度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充分，但是针对真正的实施问题却难以实现。第一，从理论上看，针对土地的社会保障性质，城市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农村拥有耕地，这在不考虑量上的量的差距上，这种制度安排是具备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进城农民工作为农村的户籍，享有农村的耕地，在这种角度上来说如果再强求与城镇人口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等待遇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平原则。而城中村人口作为农村人口却丧失了土地，也没有社会保障相比农民工却更反映出了一定的不公平。第二，从现实来看，户籍制度上捆绑的歧视农村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各种福利的量过大。如果完全放开二元户籍制度，国家财政上具有一定的不现实性。如何真正实现户籍制度上社会保障城乡置换，保障尽量更加平等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这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农村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

2．2代表性模式设计评析

2．2．1重庆模式

（1）“地票”改革。所谓地票，就是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这个凭证就称为“地票”。地产开发商通过竞拍地票，获得申请对城市近郊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重庆地票将农村地区的非耕地转变为耕地，随即将城市近郊的农地纳入城镇土地开发版图。就是借宅基地的流转实现了用于建设的农地的置换，农村的宅基地变为城市的宅基地，其目的在于保证耕地的不减少，克服城市扩张的用地瓶颈。（2）“脱衣穿衣”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1月，重庆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制定了《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全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中，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转户”为突破口，对转户农民设计了“3＋5”、“脱衣穿衣”的政策体系：即进城农民穿上城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五件衣服”，脱掉农村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件衣服”。截止目前已经有近两万名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农民兴趣很高。不可否认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城乡制度的很大衔接，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制度设计影响极大的一次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穿五”存在一定的时间迟滞，或者依靠市场（除了教育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社保、医疗具有年限限制，就业培训远远不足，住房只能依靠廉租房等），实际应用效果没有预想的要好。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制度改革也仅仅倾向去于两类重点群体：一是有条件农民工及新生代。二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2．2天津模式

天津“宅基地换房”。所谓“宅基地换房”办法，即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原村庄建设用地进行复耕，而节约下来的土地整合后“招”、“拍”、“挂”，用土地收益弥补小城镇建设资金缺口。这是自下而上建设小城镇的做法，数量上可能满足了中国城镇化的要求，却难以达到城镇化的标准。其本质更倾向于工业增收的思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可以保证农民有所居，农业产出不减少，来追求增收，确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农业依然难以发展。

3系统解决三农问题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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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信贷，现状，发展建议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但目前我国农村发展比较落后，由此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年我国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金融服务的匮乏使得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投入农村的资金流向城市的现象。因此，发挥农村金融对于农业经济的“造血”功能，成为“三农”工作的重点之一。

一、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现状

小额信贷是国际公认的帮助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户脱贫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金融创新，也成为我国发展农村金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1996），理念与技术引进阶段；第二阶段（1996-2000），试验与推广阶段；第三阶段（2000-2005），发展与困惑阶段；第四阶段（2005至今），探索自身规律、不断完善的阶段。

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从最早的2家到2008年的不足200家，再到2010年初的1320家，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我国小额信贷得到了快速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但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我国小额信贷遇到了诸如政府过度干预和监管缺位并存；缺乏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来源；利率的制定陷入两难困境；风险防范能力亟需加强等一系列问题。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建议

小额信贷出现的问题，促使我们对我国目前小额信贷的发展方式进行反思。我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支持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一）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小额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

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分配金融资源，不应过多地在此方面进行干预，而应主要着力于保证小额信贷外部发展环境的稳定，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

首先，政府应当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市场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小额信贷能顺利地在这些地区推广开来，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急需资金。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培训，提高贫困者发现盈利机会的能力。

其次，政府要推动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使得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同时还增大了金融风险。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小额信贷组织有着“做大做强”的趋势。但其“只贷不存”的形式，相当于截断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使小额信贷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开展经营的基础，因而我国小额信贷机构应当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证其可持续经营。我国小额信贷机构可以考虑向贷款人、社会公众吸收储蓄；向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申请转贷；向法人组织的委托贷款等方式来拓宽资金来源。

（三）建立灵活的利率制定机制

要保证农村小额信贷的大发展，一方面要保证商业性金融机构和个人出资者经营的可持续性；同时还要考虑到小额信贷对象的贫困性及其对利率的承受能力，利率又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

地方政府不应再强制性规定具体利率，在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这一前提下，可适当放开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需求情况，自主制定利率水平，比如可以采取由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的方式来确立交易利率。当然，利息收入必须能覆盖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使小额信贷机构实现盈利性。

还可创新信贷产品，对不同产品实行差别利率。比如：对于生产性贷款和非生产性贷款就可以实行不同的利率，即对于生产性贷款实行较为优惠的利率以鼓励贫困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四）建立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机制

通过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对农户的家庭住址、人口、田亩、经济收入情况等详细记载并经常更新，这样，在发放贷款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违约风险。另外，可以对历史借款编制还贷记录，根据记录重新评定农户的信用等级，从而决定其信用贷款限额等级和利率优惠政策。对于那些历史记录不好的农户加以限制，而对于信用良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和优先贷款。

探索建立小额信贷的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用于弥补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形成的小额信贷损失。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以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扩大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时做好信用社资本金的补充，完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

除了上述几个我认为较主要的措施外，还可以考虑创新融资品种等方面。这些措施如果能够被积极地推广开来，不仅可以使小额信贷机构获得较好的盈利水平，得到持续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热情，推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扬.从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成功模式解析我国小额信贷的困境.[J]. 商业研究.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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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镇化；县域经济；互动关系；发展对策

引言

我国人口总数中有60%为农村人口，农民问题对经济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三农问题延续多年，在解决的过程中并不能够一撮而就，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协调与解决。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抓住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减少农民数量是关键；而城镇化就成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由此可知，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通过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进一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从而可以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

一、 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农村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1. 农村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农村城镇化是指通过不断的发展将农村转变为城镇，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根本上来讲，农村城镇化就是通过工业的不断发展将农村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实现农村城镇化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能够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与充分利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其二，能够形成集聚效应，引导更多的乡镇企业不断向着城镇转移。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普及，城镇中的人口与企业的数量都得到了不断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可以进一步扩大的城镇的规模。这就是所谓的城镇极化作用，能够更好地引导城镇周边的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农村城镇化的城镇极化作用，一方面降低了农村的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生产规模扩大、收入增加、技术集约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个方面能够实现城镇经济更好的发展，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动力。

2.农村城镇化提高了县域工业的生产效率。从经济形态方面进行分析，城镇中人口实际上就是经济量，城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实际上就是聚集了更多的经济量。经济量的相对聚集又为生产专门化与市场规模化创造了条件。农村城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工业集中度、流通效率及经济效率等方面的有效提高，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优势，促进了单位劳动力、资金投入效益的提高，而这种规模效益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量的聚集，形成良性循环[2]。城镇聚集效应的发挥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县域工业的生产效率，也有效的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3. 农村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现代农业的主要特点为规模经济。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足，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经济效益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实现农村城镇化能够实现农村人口的降低，促进农村土地的不断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化程度，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降低。同时，农村城镇化不断深入促进了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各类农副产品有了更高的新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县域农村生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3]。

4.农村城镇化推进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农村城镇化过程包含有多个属性，既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为过程。农村城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变更。农村城镇化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的社会文化形态，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认识新事物的机会，在认识与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有推进了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二） 县域经济对农村城镇化的影响

1. 县域经济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县域经济中包括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县域经济在发展模式、发展条件、发展特色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但是不同类型的县域经济在经济产业机构方面都相同，都是将农业作为其最重要的基础。在人们生活与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材料大部分都是通过农业提供的，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于最基层和最基础的地位。从社会生产结构方面进行分析，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衣食等生活资料大部分都是由县域经济所提供的，因此县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可以为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奠定一个有力的基础。

2. 县域经济促进与支持农村城镇化。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需要太多的发展资金，而非农业生产则不同，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比较多[4]。农村城镇化中的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一方面是通过金融市场获得，另一方面是通过农业转移获得。非农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为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人员生活材料、加工原材料等大部分都是农业提供的。

农村是非农产业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的打开可以进一步带动非农产业的发展，想要进一步拉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需要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消费的刺激就可以有效带动市场经济的循环发展。因此，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与稳定，需要县域经济的有力支持与促进。

3. 县域经济发展为农场城镇化提供条件。我国人口总数中的60%都是农业人口，再加上县城与县域中所集聚的丰农业人口，县域人口已经达到了人口总数的90%。因此，县域经济区域是非常巨大的市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经济交换产所。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市场的扩大，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4. 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依据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工业生产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向着集中化、规模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6]。工业经济具有规模性与集聚性，之后在一定的地域集中之后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工业发展需要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集中，因此农村工业化必然会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县域经济和农村城镇化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二者相互影响，如图1所示：

二、 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我国已经有超过两百个县与县级市先后成为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重点地区，但是这些县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相似，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现状与特点，县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部采用相同的模式，如果县域经济失去了其发展应有的本地特色，那么县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将不能够得到保障。

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以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作为基础，实现县域经济的特色发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如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就会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二）县域经济工业布局较为分散。在低层次、低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工业的重复建设，导致县域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布局较为分散。部分县市为了实现工业布局集中化，不顾县市状况而随意发展工业园区，利用行政手段简单、粗暴地将企业放置在一个区域中，通过这种方式所形成的工业园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园区，并不具有工业原因本来具有的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作用。县域经济工业布局较为分散的现状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

（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并不成熟。当前，很多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并不明显，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型产业集群数量较少，地方集群优势并未形成。部分地方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产业集群是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缺乏对集群有效的引导与扶持。集群内缺乏专业化分工，导致产业链没有得到延伸，阻碍了集群的发展与竞争力提升，无法真正发挥集群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作用。

（四） 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多阻碍。经过不断的发展，我国的县域经济的民营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快，非公有制经济数量也进一步增加。但是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质量较差、规模较小、布局分散等问题[8]。此外，民营经济的成长发展面临着过多的困难和阻碍，对县域经济与农场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阻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阻碍，也就是制度性阻碍，主要包括法律机制、市场机制、金融服务机制、社会化服务机制等方面并不完善；另一种是内部阻碍，主要包括内部经济体制不完善、经营管理不科学等。民营经济外部发展阻碍与内部发展阻碍的存在，导致民营经济难以实现快速发展，如果要想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就需要着重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五）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各地在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各地形成的主导产业大部分都存在规模小、竞争力弱等情况，而且长远发展的能力也较弱。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带动能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科技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等，这都导致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城镇化的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7]。

三、 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 通过龙头带动策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对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进行重点的扶持与帮助，通过龙头企业实现生产、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产品生产、流通、组织管理与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首先应该将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内容，将其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主导产业，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区域化发展的不断，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力量民营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县域经济中已经全面退缩，导致县域经济出现了“真空”状态。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对通过国有经济体制之外的民营经济对这些“真空”进行填补，从而实现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应该将民营经济作为主体，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扶持，进一步实现“民营兴县”的战略。因此，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与重点内容，通过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而推进农场城镇化的进程。

（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针对传统产业要利用科学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实现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对中小企业进行大力的引导与扶持，使其能够向着“精、特、新”的方向不断发展[10]。在县域经济中，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重点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得农产品产业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农场城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 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按照专业化分工与写作的原则将同类型中小企业进行聚集，中小企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实现规模化经营，为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要重点突出特色二字，将特色产业作为产业集群的中心产业，进一步实现企业分工与协作，培育板块经济，以形成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集群。

四、 结束语

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能够进一步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而农村城镇化通过加快农业化进程，提高县域消费水平，反过来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影响县域经济与农村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包括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县域经济工业布局较为分散、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多阻碍、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并不成熟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要突出区域特色、通过龙头带动策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力量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对策。（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肖倩，敖丽红. 辽宁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2，07（65）：400-402.

[2]屈仁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高职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的研究[J]. 教育与职业，2014，03（64）13-15.

[3]王小华. 县域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层差异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2014，09（65）：68-74.

[4]高波，李祥，王猛.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长三角县域房地产业发展为例[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06（37）：54-59.

[5]陈亮，黄鑫，陈岩迪.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典型调查――以江西省余干县农村城镇化为例[J]. 新经济，2014，32（47）：56-57.

[6]王振华. 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D].沈阳农业大学，2014.

[7]刘德赢. 基于GIS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要素和空间格局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8]王天伟.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6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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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向世人证明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率的旱涝保收能力。但是，在喜庆之余，说到这种增长的质量、方式，以及其受惠范围，大家往往又是忧虑和不满的。粗放的增长质量，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以及高速增长下农村人口反而相对贫困化，并由此带来内需的迅速萎缩，是大家谈了多年而未能彻底扭转的问题。在清谈之中，这些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提出一些措施，其中有再次重申的，也有新推出的。再次重申的是，强调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条虽然早就提出，但一直难以做到“充分”两字，原因自然和国家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各项要素的高度垄断、不断与民争利有关。新推出的一条很值得注意，就是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是社会呼吁多年的要求，这次总算开了个小口子。

显然，金融惫机使外需性增长模式遇到瓶颈，提升内需有了更大的紧迫性。

中国政府针对提升内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作为内需最重要部分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直在快速下降。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则是城乡收入差日益扩大。为此，政府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将施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也取消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挽回城乡收入差不断扩大的危险趋势。这一重要指标去年已经达到3.36比1，可说是创了世界记录。

多年来，我对这种恶化中的收入分配现状的分析是，这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竭力追逐土地红利的必然结果。短期内，学习香港的土地批租模式使政府不但可以垄断收购农地，而且可以垄断拍卖农地。可是，这种土地批租模式使开发商的成本越来越高，必然造成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及为中下阶层和农村移民服务的房屋的严重短缺。这次，在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萧条期间和欧美房价的一片惨跌声中，中国的房价竟然快速蹿升，就是这种土地批租模式必然带来的恶果。在中国最需要大批吸收农村人口的时候，以房价／收入比衡量的中国城市化成本无疑已是世界最高的，使今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蒙上浓黑的阴影。

房价高，起码有三个负面后果。首先，自然使城市居民为了买房，不得不压抑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在目前来看，对有城市户口的老居民来说问题还不严重，因为毕竟他们的大部分在1998年的房改时，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拿到一套工房。所以，从统计上说，在有正式城市户籍的居民中房子的自有率很高。但这样一来，就引出房价高的第二个，也是更为严重的后果――新生的城市人口今后的住房问题。今后的非本地的小白领，或父母尚年轻的本地小白领再要在一线城市购买住房，只能祈祷老天保佑了。这些地方的房价已经超过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可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3。如果小白领大批转移到二线城市，对中国最有活力，最有创新可能的一线城市必定是一个沉重打击，也是对一线城市巨大的集聚效应的浪费，可说是一线城市的自杀。

如果这一个后果还不算严重，因为小白领毕竟还有二线、三线城市的迂回空间，那么第三个后果是关系到全国的城乡收入分配，因而是绝对无法漠视的，那就是单单由于房价的居高不下，尽管有着最好的基础设施，大片空置的住房和空空如也的宽阔道路(到浦东、松江、青浦或者北京的东郊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从已经投入的资金和设备来看，完全可以迅速容纳几百万到几千万农村人口，可是这些一线城市在现行制度下其实已经完全失去吸收农村人口定居的能力，除非由国家出钱出地，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大规模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并规定外地农村人口有权享用。各地政府目前来说对此是完全排斥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土地用于这项工程。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今后这些富丽堂皇，建成区面积极大地扩张了的城市，将继续只能周期性地吸引农民工前来短期打工，永远无法帮助消化外地农村人口。它们主要吸收的是其他城市和海归中的成功人士，因而会极大地浪费自己已经形成的集聚效应。

大概因为不愿意根本改变目前的土地制度，考虑到一线城市在现行制度下吸收非本地农村人口的能力的基本丧失，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限制。问题是，这是在土地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的前提下仓促出台的政策，目的是想用城市化带动内需，但结果很可能和政策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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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发展 二元结构 战略意义 具体途径

1.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一句话，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让城里有的农村也有，让城里人过的好生活农民也一样能享受，农村和城市齐步前进。

2.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失衡的工农业和城乡发展关系，或者继续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战略，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拉动和贡献，都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加强，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进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统筹城乡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民众多，约占中国总人口70%，但只拥有中国经济GDP总量的20%。原因是由于过去实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国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和工业上，而农村、农业却被忽视了，导致现在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久，才能真正实践“三个代表”。

2.2统筹城乡发展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紧紧围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统筹安排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要把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消除歧视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可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2.3统筹城乡发展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当今，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提高，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加强与改善，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涉及农民的问题，而且是涉及经济转型、城乡关系、体制结构的综合性问题。党的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利。

“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只有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创新城乡发展战略，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是加快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

2.4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中的矛盾因素，达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3.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途径

3.1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抓好落实。

农民处于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对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到处都搞得比较漂亮，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首先要满足城市，然后满足农村。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只有各级政府和城市市民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投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城乡统筹的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率先带头转变观念，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增进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没有统筹城乡发展，就谈不上“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目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上，思想已基本统一，关键是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政绩观能否确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其考核内容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新的调整和补充。其重要内容要把各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做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业绩作为重要指标，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考核中要多倾听农民和民工的建议和心声。

3.2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增加农民收入。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步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对城乡在经济方面的融合、城乡经济的拉动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运用农业发展的规律，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3.2.1发挥“人”的优势，做好转移文章。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农民，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要做好转移文章，重点应在就地转移和易地转移上下工夫。一是把加快小集镇建设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小集镇的产业结构基本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进镇门槛、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较低，小集镇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因此，加快小集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二是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对于县域经济来讲，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加快富民的一条有效途径。发展民营经济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当地主导产业为依托，推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把招商引资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招商引资是主攻工业、发展农业的总抓手，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把技能培训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要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为重点，大力实施“人人技能工程”、“阳光工程”、“雨露工程”等培训项目，使每个农民至少掌握1―2门实用技术，提升劳务输出质量。要采取必要措施，调用职教中心和农业技术部门等社会资源，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和对口培训，使他们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本地就业都具备一定技能，提升创收能力，走一条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路子。

3.2.2突破“地”的瓶颈，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多产出少的农业种植现状，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以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增收。要突破地不生金瓶颈，实现土里刨“金”，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以农业的高效，来实现农民增收。

3.2.3加大“钱”的投入，创优增收条件。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增收保障。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切实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深化农村土地、林权等各项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大家电、摩托车等下乡实施力度，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同时，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农民负担动态情况，提升农民负担监管水平；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因农用物资价格过快上长，增加农民生产成本，抵消农民增收。

3.3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减轻农民负担。

3.3.1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农村医疗体制与条件而言，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覆盖面只有10%左右，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应通过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农村尤其是欠发达乡镇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减轻农民看病难的负担。此外，还应加快与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孤寡老人社会赡养制度，解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3.3.2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强化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改变主要由县乡财政和农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状况，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除对教育费用上涨太快进行控制外，还有必要对农村一些低收入户的义务教育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

3.3.3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建立公共财政，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一切有效益、面向市场的项目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取消对农民专门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出路所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也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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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8-0086-02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而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大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先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再以“农民工”作为突破口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即他们的土地在符合区划和规划的前提下，可由他们自己决定向开发商出租或出售自己的土地，这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条件。本文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为前提，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在最新形势下分析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一、农民工想要进入城市的原因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低，使农民的收入较低。以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为例，此地主要以种植玉米为主，普通农民的土地有一亩地左右，玉米平均一亩地收大概1000斤，也就是收1000元，去除成本农民净剩也就400元。然而若农民用这段时间去打工，最少也能赚60元/天，至少还能赚480元，由此可见农民仅靠农业的收入有多低。除此之外，我国农村可用耕地少而农村人多，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农民所在乡镇企业无法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农民只好进城打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所以农民选择离开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对农业的边际产值为零甚至为负，所以农民工进城不会使农业产值下降，农民当然都选择进城发展。但是之前在土地不能自由买卖时，农民在离乡打工后，在农村仍有不知如何处理的土地的后顾之忧，而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可以将土地转让的政策后，政府必须以市场公平交易的价格来征用农民的土地，这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了资本。

农民工进城打工后，虽然从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到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劳动，身份发生了改变，但是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很多权利都得不到保证。其实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可以分成存量和增量两部分。王建提出以大都市圈模式推进先存量后增量。先存量即是先把在城市中已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转换为城市人口；后增量即是指先解决了上述条件的农民工问题后，再解决后续农民工进城问题。基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诸多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做才能使农民工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呢？

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所受的教育程度的限制，所以他们在城市中只能做着最简单的工作，而且工作又缺乏稳定性，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现在的农民工除了包括传统农民，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且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中很大比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年龄较小，且学习能力较强，故为了增加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机会，使得他们可以高质量地就业，建议政府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化培训，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职责，或者以企业为主导，政府起辅助作用，对农民工进行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的传授。政府还应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对吸纳农民工的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还面临着受城市人歧视的问题，政府应宣传并引导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逐渐淡化城市人对农民工类似“杀马特”的嘲讽。

（一）农民工在城市住房保障问题。现在的农民工好多都住在工棚、集体宿舍或很多条件恶劣的出租屋里，所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迫在眉睫。农民在城市中存在住房问题与城市中存在的过度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中建造的空房，无人的空建筑形成的小城镇如鬼城等形成鲜明对比。政府之前虽然有增减挂钩的政策，赵海《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值利益和土地指标，使得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补贴，有的农民甚至面临负债上楼的危险。”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使得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有了平等交换的权利。建议政府以后在实施增减挂钩的政策时，让农民凭借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参与协商过程，以此来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可以根据级差地租等因素，用一定量的城市住宅使用权来交换农民的农村中的宅基地和承包地使用权。政府也可以在城市给农民工盖类似于经济适用房的房子，并先给农民工付一定的首付，然后让农民用住房为抵押进行分期付款。这样既可以解决鬼城的问题，又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二）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由于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户籍，使得他们虽从事非农业工作，却仍是城市的边缘人，仍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为更好地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该在的良好形势下，降低户籍制度的门槛，改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作为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依据。如果农民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就应该给予他们城市户口，这样就为彻底打破城乡身份限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在空间流动或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着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们虽然在城市中从事着和城市人相同的工作，做了很多贡献，却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以廉价劳动力被城市利用，而且在城市中很难享有医疗、失业、子女义务教育、养老、工伤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及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他们在很多时候在劳资纠纷、工伤事故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政府给予农民工社会保障应当采取分需要，分目标，分阶段的原则。政府应当给予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以保证底层农民工的利益。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虽然现在的制度已经允许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制度不完善，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所以农民工自愿缴纳养老保险的兴致不高。建议政府应在全国统一征收社会保险即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政府应鼓励多数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政府应当尽量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和城市子女享受相同的教育待遇，使他们免于缴纳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来保证子女入学。

只有上述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且农民可以合理地得到转让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才能打消农民工进城的种种顾虑，使农民工市民化。

三、农民工在农村面临的问题

虽然综上所述可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市民，但是农民工在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无法完全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基于此类问题我们制定了以下的解决措施：

（一）明确土地财产权，并活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政策大大鼓舞了农民的士气。韩俊称“以前他们的土地总是被政府过宽地征用，而补偿较少”使农民苦不堪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由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引起的且农民不能自由流转，转让，买卖自己的土地，所以农民只能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交给地方政府，再和政府协商土地价格，但是协议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在的政策下，农民可以自由的处理他们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还应建设土地流转市场来活化土地所有权，健全流转机制。在土地流转市场依照法律和农民自己的愿望，并对出让土地的农民进行公平补偿的方式来进行土地的买卖，使得土地价格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还应完善现行“两权分离”的农地制度，实施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政府不得随意扩大城市边界。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征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其归为城市土地。

（二）改变原有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虽然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空间上的浪费，且小农户的经营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若农民仍是以原来家庭经营的方式来从事劳动生产，还是不能脱贫致富。建议政府鼓励农民出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使得土地逐渐集中，中小企业以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而农民则可以通过给农场主打工来生活。政府应当给予出让使用权的农民经济适用房，以此来使得农业经营规模化，降低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政府应当在土地最新的制度下，促进农田多向专业大户手中集中，把家庭农场与农业龙头企业相结合，并且促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机械设备及经营管理方式，以机械劳动替代完全手工劳动，实现供一产一销一体化，开展农产品营销和加工，这样可以使企业为农业提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从而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发展在很多时候都要依靠投资，所以政府还应当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田抵抗灾害能力，并对农业现代化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免税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制度为农民工争取到了很多权益，可以降低农民工的损失，但是确定农民土地财产权，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民可以以市场的价格买卖土地仍需要一个过程。城市化最主要的是实现人的市民化，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户籍问题仍处在不断解决中，所以农民工想真正地成为市民，仍需要政府作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民真正市民化。

农民工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目标，所以农民工能否完全留在城市取决于两地推力和拉力的大小。推力即农民不仅可以在城市中获得更高的收入，还可以得到和城市人相同的权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拉力即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农民工真正实现现代化，仍依赖于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在的政策下，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无后顾之忧的进城打工，年纪大的老人可以通过在农村给专业大户打工来改善生活。

参考文献：

[1]赵海.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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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现在，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以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而与农民、农业、农村有关的问题，即“三农”问题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这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对于“三农”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但这些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二、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分析

人口迁移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有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同样也有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六七十年代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现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又成为势在必行的历史潮流。但同时，由于近年来农村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好，一些已经转移的农村人口又转回了农村。如图1，它所表示的是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流程。

农村人口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转移，再附带非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两种出路：向城市迁移（地域流动）和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活动（职业流动）。就地域流动来说，如图1所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向城市的转移：一是农村居民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转为城市户籍；二是农村未接受正规培训与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直接向城市转移。

与地域流动相比，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更容易参与的活动，这种就地职业转移对劳动力所接受的正规或非正规教育的要求比外迁要低。同时，由于从事本地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可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并兼顾家庭的其他生产活动，其参与成本要低于迁移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人口过多，人均资源有限，其收益也受到很大制约，因此要真正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大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要向城市转移。

就向城市迁移的具体途径来说，业界又有多种主张。有超大城市论，大中城市论，小城市或城镇化论等。有研究表明，就单位土地面积所容纳的人口而言，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优于小城镇。因此，出于国土利用率的考虑，我国不宜盲目发展小城镇，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转移又缺乏现实的支持条件。首先是高房价限制了农村人口成为大中城市的永久居民。2006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加权平均房价为5 000元/米2左右，而即使是农村住户的前10%高收入阶层，户均年收入也只有3．5万元左右。他们若想在这些城市里买房常住，70平方米的面积要花费他们10年的总收入，其他阶层就更不用说，由此可见这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次是农村人口的自身素质限制了他们融入大中城市的生活。目前，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大中城市的就更高，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左右。由于自身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所能从事的多是那些城市人不愿干的脏、重、累的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找不到归属感，从而更加制约了他们向大中城市转移。因此，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最佳路线只能是由图1中的下半部分“农村人口大学生城镇人口”实现。

既然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都不能成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流入地，那么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为了农村人口转移去处的最佳选择。小城市或县城位于整个城市体系的最基层，是大中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都要通过县城来传递。虽然单个县城的作用与重要性比不上大中城市，但是由于其数量众多，与广大农村又有一衣带水的关系，因此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了大中城市与农村联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有关数据也表明，县城及其周边地区，承载了大多数农村务工人员。

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条件分析

下面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生活和生存的角度，利用“推拉理论”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进行分析。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存在，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

笔者假定每一个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他们的转移行为发生前，都要对转移的预期收入和成本进行分析，再与不改变现状的情形相比较，权衡两种状态下的利益得失，然后才作出是否转移的决定。 转贴于 　为叙述方便，若农村人口在家务农，记为状态1；若外出打工，记为状态2；若转变成城镇人口，记为状态3。并假定状态2与状态3的区别是：状态2仍有耕地，而状态3没有耕地，却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福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不同之处。

农村劳动力在任何地方生活都存在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把在状态1、状态2、状态3的生产生活总成本记为C1、C2、C3。生活成本指劳动力购买商品及服务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等，三种状态下的生活成本分别用C1L、C2L、C3L表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的地一般比农村当地经济发达，一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如蔬菜、粮食等的支出会增加。于是，同样是满足生存需求，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目的地的支出要多于原住地。由于转移目的地教育基础设施一般来说比原住地齐全，再加上一些城市的人为制度限制，使农村劳动力子弟入学成本增加。住房支出是最大一笔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支出成本。农村人口在原住地建好房子后一劳永逸，只要作必要维护，无须再付出任何费用。而在转移地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要支付较高的房租，或者承担更高的房价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住房。分别用Li1、Li2、Li3表示3种状态下日常生活支出，用Ed1、Ed2、Ed3表示子女教育支出，用Re2、Re3表示住房租金或房款，用Fe1、Fe2、Fe3表示其它生活支出。

状态1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用Pr1表示。状态2与状态3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职业培训学习费用、在转移目的地承受各种心理压力的费用以及与家人联络费用等，用Pr2、Pr3表示。于是三种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为：

状态1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是生产经营收入以及国家的各种补贴，分别用In1和Su1表示。另外由于在原住地社会环境比较熟悉，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认可，记其心理收益为Xi1。状态1的总收益记为R1，则R1=In1+Su1+Xi1。

状态2中农民工的主要收入为打工工资收入，农村家中的一些地租收入以及建设城市的心理自豪感收益，分别记为In2、Di2 、Xi2。状态2的总收益记为R2，则R2=In2+Di2+Xi2。

状态3中农民工已经转变成城镇人口，主要收入为工资收入和心理自豪感收益，以及作为城市人口的其他附加福利收入，分别记为In3、Xi3和Fu3。状态3的总收益记为R3，则R3=In3+Xi3+Fu3。

综上所述，由推拉理论，若R1-C1大学生转变而来的城镇人，当他们认为R3-C3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而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小城市或县城又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农村人口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转移落脚点。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转移，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打工的综合收入大于在农村务农的综合收入，农村劳动力才会倾向于进城工作。因此，应该尽量消除农民的进城障碍，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增加农村人均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耕地的集中经营，提高农民收入，为最后解决三农问题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朱农.离土还是离乡［J］．世界经济文汇，2004（1）：53-63.

［2］ 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J］．东南学术，2004（1）：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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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人力资源流失；农业人力资源保护；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12-03

一、我国农业人力资源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约为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约为6.9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3%，首次超过50%；农村人口约为6.57亿人，占总人口的48.7%。201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 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 914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 22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上年末持平。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5 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 863万人，增长3.4%；本地农民工9 415万人，增长5.9%。

（一）农业人力资源的概念界定

农业人力资源，狭义的范围即农民。广义的理解即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从业人员。广义的农业人力资源包括了从事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人员，是其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可见，农业人力资源是一个规模庞大、成分多样、层次复杂的人力资源群体[1-2]。

（二）农业人力资源的保护

人力资源的保护一方面是指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存量和质量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对人力资源正常流动的保护[3]，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开发。

而农业人力资源的保护则是对农业人力资源现有存量和质量及其正常流动的保护，也是对农业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

（三）我国农村文化、教育及社会服务的现状

1.我国农村教育现状

由表1、表2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农村的普通中学、小学的学校数、招生数、毕业生数、班数、学生数和专任教师数在2007—2010年间都有所下降，这与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引起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学生数减少相关。

第二，我国农村受教育水平渐趋公平。首先，高中由2007年约18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下降到2010年的约15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初中由2007年约16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下降到2010年约14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小学由2007年约19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下降到2010年约17人共享一名专任教师。其次，同样的，我国农村的普通中学、小学的学校、班级所容纳的学生数都有所减少。这都说明每个学生接收的教育资源逐渐趋于公平化。

第三，农民高等学校和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的兴办，说明农民的整体素质都有所提高，但是规模较小，收益人群较少，且农民成人教育的水平偏低。

2.我国农村文化现状

由表3可以看出，农村的文化机构从2000年开始逐年增多，一方面说明我国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说明农民自身得到了较好的精神满足。

3.我国农村的社会服务现状

由表4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个数在2006年到2010年间略微浮动，其中的工作人员和年末收养人数以及其中的老人数自2006年就逐年增加。这说明，我国农村的养老服务机构渐趋完善，但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

由表5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社会救济费占民政事业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远远大于自然灾害救济费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农村社会救济费在2010年比2007年增加近4倍，自然灾害救济费2010年则比2008年下降近2/3。我国农村目前最主要的是社会救济费，且自然灾害救济费中最主要的是生活救济费和灾民倒房重建费用。这些都说明，农村的民生问题是主要问题。

二、我国农业人力资源流失的原因

（一）农业比较利益低[4]

所谓农业比较利益是指在可比条件下相同资源投入农业生产与投入非农业生产所能实现的利益间的一种相对差异状况。由于农业生产活动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风险性、分散性等自然再生特点，必然决定着农业天生具有弱质性——这是农业比较利益低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基本以简单手工劳动为主，缺乏科学的指导，基本是凭生产经验从事农业经营，极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使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的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必然使各种生产要素由比较利益低的产业流向比较利益高的产业，人力资源也不例外，由农业流向非农产业。而且高知识、高技能的农村人力资源首先从农业游离出来，从事非农劳动，因此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加速了农村人力资源流失风险。

（二）城乡收入差距大[5]

由图1可知：第一，在2006—2011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多，呈上升趋势，且在2010年和2011年其增长速度超过10%。第二，在2006—2011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逐年增多呈上升趋势，且其实际增长速度由2006年与2007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1年的8.4%，在2008—2011年间，增长速度大致稳定在8.4%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逐渐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与国家调控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图1 2006—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所增长，且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在2010年和2011年均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二者比较起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数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2011年的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仅为6 977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1年则达到了21 810元，前者仅为后者的32%。城乡收入差距甚大。

（三）土地资源逐渐减少，农村发展的内在压力加大

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截至2010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4亩，仍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而且，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耕地在以每年约1 000万亩的速度锐减。有限的耕地与大量的农业劳动者结合在一起，使得每个农业劳动者拥有的耕地面积更少，由此只能形成小而分散的经营方式，规模经营根本无从谈起，农业生产效益自然低下，“零值劳动力”必然不断增多。

（四）农业生产活动难以实现高层次人力资本价值

现代农业需要大量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然而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从事农业生产对人力资本知识存量要求不高，高学历人才无用武之地。虽然近年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毕竟还停留在粗放式生产阶段，科技含量依然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不出“知识”的价值。农业提供不了高层次人力资本发挥自身优势的空间，现有的农村提供不了他们追求的利益和实现价值的机会，这些使得农村辛辛苦苦投资的人力资本从农业流向非农业。

（五）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及文化生活贫乏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方式比较落后，教育水平低，医疗、养老保障覆盖面也较窄。同时，农民文化生活空间也未得到正常的拓展，并且传统生活文化空间也受到剧烈挤压。在城市社会制造出的流行文化的影响下，乡村传统文化正在解体，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瓦解之中，新的文化形态还未定型。这些也是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农业人力资源的保护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农村人力资源流失风险形成的原因及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分析表明，欲重建农村人力资源结构，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备充足的现代农村主体性人才储备，必须从调整产业收入差距、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推动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方面入手。

（一）提高农村土地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直接原因在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其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土地附加值过低，它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农业产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物质文化需求难以满足等。这就需要政府为切实继续完善帮农、富农的政策。政府需要增加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建立、健全收入支持政策、信贷支持政策、农业税收保护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强化农业生产服务，并注重其执行实施的效果，把最终落脚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来，为扭转农村人力资源流失奠定基础。

（二）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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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露天作业,生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受外部条件制约性大,这就需要农民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积极加以应对｡因此,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作用,满足农民的各种信息需求,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信息饥渴,农民致富的主要瓶颈

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并非始于今日,但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主要是“给资金､给市场､给科技”｡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作用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输血型扶贫”转变为“造血型扶贫”,要使农民具有“千里眼,顺风耳”,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依据信息来组织生产,参与流通,使自己的劳动价值在市场交易中实现最大化｡为了帮助农民强化内功,让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会“游泳”,增加造血功能,作为农民信息主要提供者的地方媒体,其承担的责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国目前公开出版的报纸虽然达到1900多种,但由于这些报纸主要是区域性和对象性的,农民真正可以读到的报纸只有数种(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条件看报);1997年以来,经过多次整顿,县市报纷纷停刊,农民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他们读报的机会也随之失去｡一些地市报以及依托它们办起来的都市报和晚报,很少反映农业信息,很少考虑农村和农民的需要｡以徐州地区的“三报一网”为例,《徐州日报》为综合性报纸,主要反映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全局;《都市晨报》作为以报道新闻为主的媒体,2006年11月共新闻957条,最多一天为46条,最少一天为18条｡在这上千条新闻中,涉农新闻只有12条｡《彭城晚报》定位是休闲报纸,主要提供“生活方式”,涉农报道更是难觅踪迹｡

广播电视情况也不乐观,即便是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农民家庭也只能收听收看到两三个频道的节目,选择余地小｡近年来互联网开始在农村出现,但普及率太低,到2006年12月,上网用户总人数虽已过亿,却很难看到农民的身影｡主流媒体涉农新闻的缺失,已经对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缓解信息饥渴,农民不得不向生产队干部､同村村民､亲戚朋友､外出打工者和在校学生等其他渠道寻求帮助,而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据此来决定农业生产,其结果可想而知｡

自觉承担涉农传播责任,是当代传媒的历史使命

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贫困,而信息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相应的信息渠道和手段｡地方媒体本应成为农民获取各类信息､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但实际上却未能担当起这一光荣使命｡在计划经济时代,信息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现,影响尚不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农民自主意识增强和自由选择机会增多,对信息传播有了新的要求,并充满期待与渴望｡如果地方媒体不能“与时俱进”,作为新农村建设首要一条的“生产发展”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中央媒体覆盖面大,难以把目光投放到农村,那么地方媒体为什么也表现出对“三农”问题如此忽视呢?总结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媒体定位｡地方媒体由于实行的是主办主管制度,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能力,它们的版面或节目安排､报道计划的制定､主要的采访行动大都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实际上反映着地方党政机关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反映着地方党政领导的活动情况和工作进程｡

第二,是媒体对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近年来,地方财政对媒体的投入逐年减少,迫使它们自找饭吃｡千方百计寻找合作伙伴,努力增加广告收入,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成为地方媒体的首要任务｡因此,地方媒体总是乐于关注社会强势群体､成功人士,而对于那些默默无闻､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也就无心或者无力去注意了｡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广告商越来越精明,他们不再看媒体的级别和社会地位,而对媒体的社会关注度和发行数量､收听收视率却了如指掌｡发行数量､收听收视率决定广告收入｡为了争取受众,各新闻单位就要追踪市场风向,反映读者兴趣,满足读者的各种要求｡毫无疑问,主要受众多半是城市居民,农村问题被闲置起来就成为必然｡

在媒体难以很好地为农服务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制度,从而保证农民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对下列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第一,农民需要什么信息?传统的农村,农民关注的多是政策信息:种植政策有何调整?生产资料如何分配?购销方式有无改变……内容比较单一,时效性要求也不高｡在农业被纳入市场经济的统一运行之后,农产品结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价格､劳动力市场､科技信息､交通信息甚至治安信息等就成为他们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信息数量还是质量要求都更高,也更迫切｡

第二,他们怎样获得信息?过去,由于农民没有自,对各种信息都缺乏热情,很少主动去寻求｡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一切生产活动都由农民自主,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何时种､市场价格､销售方式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农民做出决策,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于是过去信息被动的接收者成了信息的主动寻求者｡

第三,信息对于农民的意义何在?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了解信息的目的是“仅作参考”｡当他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后,就必须慎重地评价信息价值,从而决定是否采用,采用到什么程度,采用过程中做怎样的调整｡这时,信息已经成为他们“闯荡江湖”的决策依据,已上升到主导他们行动的支配地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些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何处,这虽然需要农民自己做主,但及时提供相关信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则不仅是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也是政府和媒体必须认真破解的永久性课题｡

第四,如何定位农民的社会角色?

不仅如此,农民在参与市场角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社会的更高要求,需要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利益追求､社会目标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特别当他们感到自身工作条件艰苦､劳动报酬低廉､社会待遇不公时,潜意识中就爆发出要求改变不公地位的呼喊,这种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和公平意识的觉醒还会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显露而不断加剧,其表达主观信息的愿望也会日益迫切,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涉农传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信息对农民来说日显重要,而农村信息渠道却不畅通,农民对于信息的需求缺乏必要的保障,这个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功能复位,建立涉农传播的保障机制｡我国媒体受历史惯性影响极深,重行政信息,轻市场信息;重领导活动,轻民生新闻;重娱乐节目,轻科教节目;重搜奇猎胜,轻经济研究,提供的涉农信息数量不足,质量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及时地､充分地反映中央的意图,报道群众的呼声与要求,提供积极有效的各种信息”｡②甚至一些地方居然违背国家政策,公开利用广播电视为地方或部门不当利益服务,包括利用广播电视作为卷烟促销手段｡③因此,让大众媒介回归信息传播角色,按市场规律调控媒介运行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激活运行机制,增强媒介自主能力｡长期以来,地方媒介就是“领导的嘴,干事的腿”,缺乏独立性,缺少积极性和创造性｡记者习惯于跑机关,上会议,报纸上多是领导的照片和文章,广播里多是领导的声音,电视上多是领导的表演｡虽然1992年我国就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广电体制机制至今也没有根本的变化｡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媒介新机制已迫在眉睫｡④

拓宽经费渠道,不断优化传播手段｡地方媒体多是吃财政饭的,设备由财政购买,工资由财政发放,日常业务费由财政补贴｡管理上“画地为牢”,没有市场打拼意识,增添设备手续繁琐,一拖可能就是一年或数年,往往错失更新设备的良机,节目的制作质量､传播效果因此大受影响,造成大量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的流失,阅读率､收听收视率低下又导致广告业务的下滑,形成恶性循环｡一些地方电台电视台以设备落后为由,竟连中央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也不向农民转播,使农民无法从广播电视上获得中央精神和全国市场情况｡这已成为一个硬伤｡

改革用人机制,不断提高涉农传播的服务水平｡影响地方媒介服务农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业者的素质低下｡目前,市县级新闻工作者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部队转业的宣传干事､通讯员,二是地方的“土秀才”､机关里分流的“笔杆子”,三是“顶班招聘”的广播电视和相关单位的“亲属”,四是相关院校毕业的“科班”｡由于前三类人员比例过高,以至于“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被边缘化,没有话语权,加上许多领导是由行政转行的,业务生疏,在这样一种“意见气候”下,知识常常要向无知让步,“服务农村”的美好设想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努力构建新农村建设信息服务体系｡首先,要让农民有报纸看､有电视看､有广播听｡从2005年起,河南日报拆分为城市版和农村版,试图从源头上解决农村信息不畅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让农民有报纸读､有电视看､有广播听的真实含义是,要有按照农民意愿主办的能够满足农民信息需求的报纸､广播和电视｡

其次,涉农媒介应以传播经济信息､科技信息和市场信息为主体｡要使涉农传播产生应有作用,根本的一条是要产品适销对路,提供对农民有用､受农民欢迎的信息产品｡这应放在涉农传播工作的首位｡

再次,向农民传输的信息要实在有用,通俗易懂,易于接受｡地方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必须在观念上有新突破,要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及时向农民提供充足的､有价值的信息上来｡一定要知道农村缺乏什么样的信息,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做到“雪中送炭”,“有的放矢”,多一些“短､平､快”,少一些“高､精､尖”,否则,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涉农传播要从农民接受实际出发,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一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的媒介素质,培养他们利用媒介了解､分析并运用信息的习惯,形成利用媒介信息帮助决策的能力｡二是要有足够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量,使农民能够方便快捷地获悉他们想得到的信息｡三是建立与农民信息互动的运行机制｡要及时了解农民所想､所需,随时更新信息内容编排和表达形式,满足农民的收视习惯､收视兴趣和收视需要｡有条件的地方应发展一些地方报纸,建立起信息收集体系和满足农民需要的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和农民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与平台,为农业改革､农村发展､农民致富提供信息支持｡

(注:本文是江苏省高校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苏北实现“两个率先”信息保障研究》成果之一｡)

注 释:

①《北京青年报》,2006年11月13日第1版｡

②:《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01年1月11日第1版｡

③摘自湖北省一些地方电视台2005年以来多次公布当地卷烟销售情况各乡镇销售排名一览表｡

④2005年8月24日广电总局张海涛副部长在BIRTV2005主题报告会上的致词,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