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制度范文
时间：2023-12-29 17:44: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保险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实务中的难题
在日益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人们不再是机械地按现有的法律规定来办事，在很多方面各当事人出于效率、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来选择一种自认为是最优的方式来进行民商事交往，而这种“最好的方式”或是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或是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例如在银行贷款业务中，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要求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就出现了我国《保险法》上的一个新概念。对这个新概念我们如何看待，下面先介绍实务中的两个案例。案例一：原告王某就其实际控制使用的一辆货车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保单中约定该货车行驶证上载明的货车所有人郭某为被保险人，保单特别约定栏中载明受益人为原告。后原告在驾驶系争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遂就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向被告申请理赔，然被告以“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并非保险法上的受益人，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期待权，受益人只有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才享有现实的请求权”为由拒绝理赔。案例二：原告上海某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保险标的为原告的厂房，被保险人为原告，第一受益人系为原告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的上海某银行。在“麦莎”台风期间，原告的涉诉房屋发生了倒塌事故，遂向被告申请理赔，而被告认为该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上海某银行，原告无权主张理赔事项。案例一中王某既是投保人也是“受益人”，车主郭某是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不存在“受益人”，只有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人请求补偿。在案例二中，保险公司却是一种相反的态度，即认可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理由提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由此可见在保险实务中，银行贷款与财产保险的绑定、责任险中的受益人等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但是面对此类纠纷时，我国的《保险法》显得力不从心。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此处只是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有受益人，却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未作规定。正是这一缺位，导致人们对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颇有争议，各地法院在审理“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案件”时结果也相左。我国《保险法》现有的缺位规定使得处于私法领域中原本自由的人们变得不安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规定。
二、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学理基础
传统的保险法理论认为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以人身为保险标的，如果不设立保险受益人则可能会出现无人受领保险金的情形，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各国立法上都设置了人身保险受益人。同样，我们亦会发现财产保险中也有可能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单就人身保险中的此种情形作了立法补救呢？
（一）受益人的概念和功能
1．受益人的概念：由上引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可知受益人可以是如下三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上述两类人所指定的人（第三人）；许多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以及许多学者都认为受益人是根据保险合同享有保险补偿金请求权的人。所以受益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补偿金的人。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第三人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自身就是受益人，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身份是双重的，而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第三人在身份上则不具多重性，即他不具备保险合同上的其他身份。为了区别两种不同身份受益人，我们将受益人分为广义的受益人和狭义的受益人，狭义受益人即为第三人，而广义受益人则是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狭义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实际上就是受益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受益人是广泛存在于保险合同中的，当然包括财产保险合同，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受益人只是在学界有争议的即狭义概念上的受益人。
2．设置受益人的功能：自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以来，商业繁荣的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保险这一“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经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不妨这样说，保险制度是一种消极的保值投资，这种投资是为了消化在商业往来中出现的风险。设置受益人就是为了使在危险发生时有人可获得补偿从而达到保值的原初目的。传统的保险理论认为“谁投保，谁受损，谁获偿”，这是机械地把保险的功能与特定的人相联系，而忽视了保险制度的投资保值功能，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在一份保险中，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并非是唯一的，如果简单地将损失补偿原则很狭隘地理解为“谁受损，谁获偿”，则将导致受益人被限定在被保险人之上的错误。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设置受益人只是为了损失得到补偿，实现保险分担风险、投资保值的价值。
（二）受益权的性质和基础
1．受益权的性质：受益权指的是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补偿金的权利。由此定义观之，受益权实质上是财产权，因为受益权是通过对他人请求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权利。财产权较之于人身权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相对性和可让与性。此般特点决定了受益人的选择对象可以相对宽泛，而非局限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中。理论界对于受益权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解释：（1）双合同理论，认为存在受益人的合同实质上为两个合同，其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投保人有一个（受偿）期待权，一旦权利得以实现，即成立第二个合同，将此权利转让给受益人；（2）双方意图理论，认为受益人享有受益权是基于保险合同双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主观意图；（3）法律创设理论，认为法律认可受益人享有受益权。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解释都有内在的缺陷。解释（1）无法解决受益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问题，且第二个合同的成立有主观强加之嫌。解释（2）的认识与《保险法》中“受益人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规定不符。而解释（3）则根本避而不答。在传统的合同理论中，相对性是合同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是存在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是随着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出现，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该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却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存在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此类合同中，受益人并不直接参与到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去，且受益人只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而与受益人的意思无关；另一方面在受益人的变更过程中亦不需要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只是对这一变更作备案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受益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意志为第三人所创设的财产权。
2．受益权的学理基础：第一，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作为财产权之一种的受益权，具体由谁享有则是一个可基于权利原初享有者的意思自由而得以处分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一种自由处分非但没有引发道德上的危机，亦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立法上根本没有必要对受益人的范围作禁止性规定。前引案例二中，被告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既然原告与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了银行为受益人，对于这样的自由意思表示，原告事后却不承认，显然是不诚信的表现。第二，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理论。对于不确定的危险，当事人希望通过参加保险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仍可保有保险标的的原有价值，这样就能够确保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在财产保险中，债权人希望成为债务人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样的做法正是债权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因而是符合保险法的宗旨的。虽然对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已存在债的担保等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前提是债务人的财产是要完好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的财产灭失，这些制度就失去了其被创设的意义。在此种场合下指定债权人为受益人无疑是更好的保护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是对交易安全的一种保护。在前引案例一中，原告王某实际占有保险标的物，由其行使受益权更为合理，也更能体现经济性、高效性的要求。受益权是一种纯获益权，不以负担债务为己任，因此难免会被质疑以第三人为受益人是否有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保险具有射幸性质，对一个不曾确定的财产权利的转移的行为加上这样的嫌疑是莫须有的，另外，受益人的指定也决非是毫无限制的，必定要受到特定情形的制约。
三、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具体建构
对于作为财产保险合同标的之一的财产，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保险法传统的理论只认可财产的所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是有其合理的基础。也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论及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国《保险法》在以后修订时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是必要和可行的。虽然我们认为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有着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例如在车贷险中银行作为受益人，当保险标的（车辆）出现轻微损坏时由银行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此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银行希望成为受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贷出款项能够及时、安全收回，而在上述情形中车辆只是轻微损坏，根本不至于损害到银行的债权的实现，但是对于车辆的所有人而言这样的损坏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在此种情形下还允许银行成为受益人显然有违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在建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时候不能单纯地照搬现行《保险法》中有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规定，而是有所限制的。从上引的案例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现状，我们认为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主要存在如下两类合同中：第一类合同，即以保险标的灭失为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灭失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比较大，此时就极有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所有人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危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允许保险标的所有人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至于排除财产轻微损害状况的，这主要是因为轻微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由所有人本身请求给付更利于损失得到弥补。此类合同的各方面特征都与人身保险合同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在受益人指定、变更以及收益权丧失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相关规定。第二类合同，即符合保险标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的情形的合同。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物尽其用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物之占有人积极使用该物。在物之所有人和占有人分离的情形下，现行《保险法》只是规定所有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显然这对于物的实际占有人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为了调动财产之占有人的积极性，也为了让财产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我们认为在此类合同中设立受益人也是必要且合理的。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我们认为此类合同对于受益人的规定应该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规定。首先，在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应当只允许投保人（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指定，且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的变更方面，根据谁指定谁变更的原则，仍旧是将此权利赋予投保人。最后，关于受益人的其他方面的规定则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规定。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 财产保险公司；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对策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作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与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直接相关的控制制度，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核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因其细密严格、具有财务针对性，越来越受到企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而财产保险公司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的对象为财产的风险，这使得财产保险公司必然成为高风险的行业。为了化解经营和财务风险，客观上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加强财务方面的自我约束，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就成为财产保险公司的不二选择。
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概念和目标
我国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第二条专门就内部会计控制的概念作出了规定，“本规范所称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
从内部会计控制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早期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比较狭隘，多局限于资金和财产的保护，防止财务欺诈和财务舞弊行为等。广义的内部会计控制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的目标定位为企业经营的效率性、资产的安全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方面。近几年，我国的财产保险业发展态势良好，随着财产保险业的整体快速发展和不断规范，财产保险公司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内控目标：一是规范财产保险公司会计行为，保证经营管理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二是避免或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实现公司财务战略和目标；三是贯彻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公司各项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资产流失。
二、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现状分析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为财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积极稳健发展提供了基本财务保障和基础，对财险公司规范、有序及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保险监管的日益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也在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呈现以下现状：
（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基本形成
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大多实行总分公司制，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一般由总公司制定，分公司贯彻执行。因此，大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基本健全。一是在组织机构上，各财产保险公司基本上设立了财务会计部、内部审计部等部门，组织机构完备；二是在制度制定上，出于管理的需要，各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一般以书面形式颁布实施，有章可循；三是会计内控流程逐步形成，从核保、收付费、单证打印、数据流转、财务审核等已经形成一定的固有程序。
（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统一化、克隆化现象严重
财产保险公司一般实行“条条管理”，即总公司管理分公司，分公司管理支公司的形式，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方面，一般是总公司负责制订，分支公司负责贯彻执行。总公司通过系统授权、人员管理等机制进行管理控制，系统内部上下执行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高度统一。
随着财产保险公司家数的日益增多，财务人员在各财险公司的流动日益频繁。各财产保险公司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上模仿抄袭较多，导致财险公司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方面大同小异。
（三）内部会计控制缺乏重视
对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各财产保险公司普遍认同。但是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单一的财产保险公司在规范自身方面往往陷入“囚徒困境”，因为怕“老实人吃亏”而不敢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上出实招、动真格，唯恐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上既有强烈的愿望又有深深的顾虑。
同时，在有些领导眼中，会计工作无非是记记账、提供几张报表而已，并未认识到会计的控制作用。即便是对会计的控制作用有所认识，为了方便自己随心所欲，也往往置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于不顾。
三、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虽然目前财产保险公司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一定进步，但是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正视、分析。
（一）制度落实较差，有章不循，违章操作
前已述及，财产保险公司总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一般制定得很好，条文框架齐全，有章可循。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具体的经营环节中，有的财产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内部会计控制的概念，只认为规章制度贴在墙上就行。这些公司一般没有把会计内部控制作为内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加以重视，而仅仅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规定。在与市场不相冲突情况下就遵守，一旦与市场相冲突了，则一切以市场为基准，对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管不顾。目前多数财产保险公司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对会计内控制度置之不理，有章不循，甚至违章操作。有的公司为了完成任务，拿到经费而不惜寅吃卯粮，将次年的保费提前入账；有的公司甚至部分保费故意不入账，“账外流失”。至于私自提高费率、埋单等行为甚至已成“行规”。种种行为极大地扭曲了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使财务报告无法真实反映实际的收入情况和偿付能力，一旦出现经营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二）制度设计未能考虑地方需要，导致“水土不服”
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一般遍布全国各地，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殊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靠的不仅仅是资金的优势，更多的是制度管理的优势。总公司虽然制定出很好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但是无法结合每个地方的资金使用习惯、保费缴纳情况等因素，导致多数制度“水土不服”。而地方分支公司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方面也一味地承袭总公司模式，未能将总公司的制度优势与当地财险市场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创新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所以在竞争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
大多数财产保险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针对大量的、经常发生的经济业务，不是针对个别的、偶然发生的经济业务。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些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未能及时更新，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难以自行调节应付。
（三）审计部门力量不强，内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会计内部控制监督主要依赖公司的内部审计，多数财产保险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重视，内部审计部门垂直化管理未到位。在人员配备上，内审部门人员偏少，一般省级分公司内审部门人员配备为2-3人，力量有限，大多数基层支公司一般不设内审部门，对全省分支公司的审计检查仅依靠省公司有限的2-3人来进行，力度明显不够。所以多数基层支公司的审计工作只能由本单位的会计主管或其他岗位人员兼岗，存在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情况，根本无法发挥内部审计的重要作用。另外，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审计部门一般直接隶属于本级机构，内审人员缺乏独立性，往往受制于本级公司负责人，影响了其独立性。
内审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对各项业务的来龙去脉缺乏全盘了解，对各项规章制度掌握不够，缺乏分析能力。审计时仅对会计核算进行勾稽、检查，甚至只检查各种印章是否齐全、要素对应是否清晰等会计基础工作事项，缺少对风险性事项的监督、审计，影响了纠正工作的力度。
（四）外部监督管理的力度不够
近年来，保监会对财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监管举措不断出台，不管在资金收付管理方面、手续费支付管理方面还是重要单证管理方面均有涉及。但随着财险公司家数的不断增加，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外部监督的力量就显得很不够。目前，财产保险公司来自外部的监督检查主要还是依靠行业自查和常规检查。检查方法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会计凭证、账簿、印章和单证的检查上，未能根据业务环境适时地进行改进。在检查方式上局限于现场检查，忽视非现场检查，或者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脱节。况且检查属于系统内自查，碍于情面和“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束缚，查而不处，致使许多风险控制点成为盲区，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即便是保监局检查发现的问题，由于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以及责任追究制度，蜻蜓点水式的处罚只能是隔靴搔痒，查出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检查流于形式，起不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助长了违规现象，留下了风险隐患。
四、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对策
（一）健全考核指标体系，增强管理层会计内控意识、提高制度执行力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存在分支公司执行不力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分支公司管理层内控意识不够，即在于多年来财产保险公司考核指标体系单一，“以保费论英雄”。一味强调占领和扩大市场。这就导致分支公司管理层只能注重短期绩效，对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无暇顾及。总公司在下达任务时，应实际情况实际分析，不要年年加码；同时建立长期绩效评价系统，多指标考核体系，才能针对内部会计控制中的“顽疾”，对症下药。在资金收付管理方面，财产保险公司可积极运用网上银行等安全、便捷的结算工具，实现资金收付的“零现金”，着力从源头上解决虚假批退、骗保骗赔、应收保费以及贴费等行业顽疾；在手续费支付管理方面，要求人必须与公司签订合同且具备“双证”，并做到业务系统信息和业务台账信息相一致、业务台账信息和财务支付清单信息相一致、财务支付清单与财务资金支付对象相一致等“三个一致”，防止虚列人套取手续费现象的发生；在重要单证管理方面，要求财险公司做到账证相符、账实相符、定期核销以及单证管理信息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
只有打破以保费规模为主、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才能增强财产保险公司分支公司管理层内控意识，从而提高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
对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水土不服”问题，总公司相关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制定人员应保持对市场的高度敏锐性，对市场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分析和预测，制定出灵活可变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同时也要注意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对于当地的财险公司而言，应将总公司的竞争优势与当地财险市场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创新会计内控制度及会计内控机制模式，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
（二）增强内部控制部门力量，加强内审作用
为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公司内部审计的特殊作用，建立健全保险机构的内部监督机制，要求各公司切实加强内部审计力量建设。首先在机构设置上，建议把内部审计部门延伸到市公司这一级。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违规现象都集中于市县公司。对于内部审计工作，市公司可谓经验丰富了。由于机构延伸了，人员配备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同时，每年考核所属分支公司的常规审计检查覆盖率、专项审计项目数量及经济责任审计必须达到的要求，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内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限期整改，并严格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确保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至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因为多数财险公司均为股份公司，建议在股份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而且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半数以上为独立董事，实行“条条管理”，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对审计委员会负责，这样可以大大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应具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切实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三）深化会计检查制度，创造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
外部监督环境对于财产保险公司深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具有深远意义。适当的外部监管压力在推动公司加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由保监会和行业协会组织的检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
1.在会计检查方面的检查方式主要有两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会计内控的现场检查主要检查保费收入是否如实进账，有无与出单收入数不相符现象，是否有挤占挪用现象；理赔支出是否按一案一结一付；各种准备金提取是否按规定比例执行；业务费是否按规定比例计提分配；有无巧立名目扩大成本支出标准。2.会计内控的非现场监控主要监控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数据。通过将报表的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数据库，同时检测所输入的数据是否正确，是否有异常现象。
（四）注重流程管理、树立全面控制的观念
会计是一项程序化的工作，在会计内控中流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会计内控也不是单方面的控制，而是全面的控制。在会计内控中要做好保费收入、单证管理及综合成本率的管理等环节中的风险管理。
1.在保费收入环节，主要监控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相关的保费收入是否相同，该数据是否完整、可靠；保费收入资金是否及时、完整入账，有无小金库、账外账等情况；手续费率是否超过规定的费率；手续费发放能否与人员一一对应；资金支付是否严格“零现金”，资金收入是否“见费出单”等。
2.在单证管理环节，主要抓好单证管理流程。其流程为：入库、领用、使用、核销和盘点。管控中主要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保险单证的收、发、存、销实时记录，这不仅便于对单证领销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同时也加强了保险公司对其各分支机构单证管理情况的监管。此外，还要建立意外险单证监管平台，实时监控意外险单证流转情况，防止埋单及擅自印制单证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3.在成本控制监控环节，首先应加强对“投入―产出”的分析，提高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分析能力，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公司的市场竞争策略，抛弃为抢占市场不计成本盲目竞争的经营思路；其次要规范日常费用列支行为。比如可以全面推行车辆IC油卡、“一车一卡”制度，加强对燃油费的监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从而为增强公司竞争实力、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提供必要保障。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财产保险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任重道远，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中应注意必须符合国家的法规政策；同时应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使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完善。财产保险公司只有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不断地促进会计内控建设的再生和延续，使之趋于完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创造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S］.2010.
［2］ 李连华.内部控制学［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篇3
关键词：地震保险制度；巨灾保险；保险基金
一、我国地震保险制度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时期(1951-1958年)。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的绝大多数财产都办理了财产强制保险，其中，地震属于基本责任范围。第二阶段：停办时期（1958-1978年）。由于历史原因，从1958年开始我国全面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地震保险制度建设因此停滞了20多年。 第三阶段：恢复时期(1980-1996年)。1979年，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在这一时期，我国地震保险实现了普遍和充分的供给，因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第四阶段：严格限制、缓慢发展时期(1996-2001年)。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地震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列入绝大多数财产保险的责任免除条款，地震保险的经营受到严格限制。第五阶段：放宽限制、加速发展时期（2001至今）。2001 年10月，保监会下发《企业财产保险扩展地震责任指导原则》，这些规定的出台，逐步放宽了保险公司承保地震风险的限制，各保险公司有了相当大的自。
二、我国地震保险市场的现状
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现阶段的业务范围来看，包含地震风险的业务有五种：企财险、家财险、工程险、农业险和人身险。企业财产保险的基本形式是以附加险扩展地震责任；工程保险的基本形式是在主条款中明确保障因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包含地震责任的家财险业务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停售，最近几年，部分保险公司又开发了一些涵盖地震责任的家财险；农业保险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包含地震责任的农险产品集中在养殖保险领域，主要包括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和奶牛养殖保险。对于人身保险，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的寿险和意外健康险产品，除极少数特定条款外，对于因地震所致的身故和残疾，以及相关医疗和住院费用，均在责任范围之内。
三、我国地震保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地震保险的完善法律体系
纵观世界各国的巨灾保险体系，无不是建立在一系列成熟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的关于地震保险的法律法规。
（二）政府未能建立地震保险基金，以保证资金归集与最终偿付能力。
地震保险作为巨灾保险项目之一，其赔付金额往往是巨大的，非任何个人和保险企业所能承担。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地震保险专项基金，在救灾资金的管理上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资金来源不稳定、不明确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商业保险公司缺乏必要的巨灾损失准备。
目前，在我国保险监管政策上没有建立巨灾损失准备金的相关要求，在财税政策上也没有鼓励保险公司建立巨灾损失准备的相关措施。巨大的承保压力与有限的损失准备金的不平衡，对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社会公众的投保意识弱
总体而言，我国民众对于地震保险没有充分的认识，也不具备风险管理思想，且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影响，对巨大自然灾害大多存在侥幸心理，投保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我国对地震保险宣传不够，同样限制了这一险种的发展。
（五）缺乏有效风险控制渠道
风险的处理办法通常有风险避免、风险自留、风险集合和风险转移等几种，而风险转移可以通过再保险、资本市场、震险国际化等途径加以解决。在我国，这些途径或者没有，或者有而不完善，致使地震风险控制渠道不畅，尤其是再保险业务发展滞后和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严重影响了风险的分散和转移。
（六）费率定价过于粗放
由于缺乏地震费率的定价基础，地震保险的定价与所承担的风险并不能完全匹配。通常各公司规定地震附加险的费率为主险保费的一定比率。这一比率并没有很严格的精算基础，而是就整体业务进行的粗略估计，这很大影响了投保率的提高。
三、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我国保险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国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以加快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议地方立法、部门立法先行，推行“试点推广”模式； 设立专项地震保险基金，对基金的来源、归集、管理和用途做出合理规划；执行严格的地震保险损失准备金制度，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增强公众的地震保险意识，利用多种媒介宣传地震保险相关知识，保证保险企业对客户的讲解和宣传要深入、全面；建立科学的地震风险评估体系与风险分散体系，寻求保险金流动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赵苑达，论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建设[J]， 保险研究 200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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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引起巨灾风险的三大自然灾害风险之一，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相比，地震的破坏和损失程度更严重。住宅是绝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财产，对民生的影响更加大。住宅保险涉及到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问题。如果居民没有住宅保险，灾后无法获得补偿，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提供援助，所以各国地震保险制度中都将住宅地震保险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很多发达国家的地震保险制度，实质上都是一种住宅地震保险制度。
住宅地震保险是指对由地震造成的居民个人住房及相关财产损失提供保险保障的制度。从广义上说，地震保险既可以针对财产损失，也可以针对人身损失。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往往将地震风险列为承保范围，而财产保险并非如此，因此从狭义上说，地震保险往往单指财产保险。住宅地震保险是狭义地震保险的一部分，其承保的标的是居民个人的财产，而非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
一、我国住宅地震保险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大多数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商业保险机构和政府都没有承担实质的责任，因此可以说，现阶段我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只是存在极少数特别约定情况下的地震风险承保行为。
1、没有明确的立法和政府政策支持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就无法确定地震保险明确的强制性，无法确定相关的参与主体，无法确定具体的动作方式，无法确定损失分担机制，无法确定的政府政策支持。
2、住宅地震保险缺乏强制性及公众的地震保险意识不强
住房地震保险的保单数量必须足够大，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分担风险的团体，缓解承保过程中的逆选择风险，并实现国内地震风险保障的“广覆盖”目标。从这个意义出发，住房地震保险制度应该包含一定的强制性因素。由于多数公众保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家庭财产保险的投保率很低，在贷款买房时投保房贷险的购房者也变为极少数。
3、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
住宅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目前我国在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住房建设中存在制度性缺陷。根据现行规定，新建商品房的竣工质量验收实行由开发商自行进行、工程监理资料备案制度，不少楼盘要么在设计时没有严格遵守防震标准，要么在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大大影响到了房屋的实际抗震性能，增加了保险承保的难度。
缺乏对地震风险的有效评估。我国尽管有丰富的地震历史数据，但在地震数据与保险数据进行有效对接方面做得很不够，使得从保险角度对地震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十分困难。
风险转移机制单一。地震等巨灾风险事故发生的频率如此稀少而造成的损害程度又如此严重，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很难完全分散，依靠传统的再保险手段作为风险转移机制已经远远不够。
二、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国际比较与经验
在国外，有比较成熟的住宅地震保险案例。最典型的是新西兰、日本、美国加州的地震保险制度。
1、新西兰
新西兰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地震巨灾保险的国家。新西兰地震委员会利用政府指导与市场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强制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震保险。经过60多年的积累和政府的支持，目前已积累了近60亿新元的基金，用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巨灾，是目前国际上相对比较成熟的巨灾保险基金。除了自然巨灾基金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同时拥有政府担保，如果保险赔付需求超过基金数额，政府将出资补充不足的部分。
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公众还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附加险，以获得额外保障。地震保险有一定的免赔额规定。住房地震保险，免赔率为1％，最低免赔200新元，最高免赔1125新元；个人财产地震保险，一律免赔200新元；土地地震保险，免赔率为10％，最低免赔500新元，最高免赔5000新元。
新西兰地震巨灾保险是一个全民强制性参与的住宅地震保险，全国统一定价，政府的支持主要权限在强制性法律条文和初期的资金投入，其主要缺点是定价没有考虑区域地震活动性和房屋结构等的不同。
2、日本
1964年，日本新泻发生大地震，这触发了随后的日本住宅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1966年，日本出台《地震保险法》，并成立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Japart Earthquake Reinsurance Co，JER)。
在日本，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非寿险公司)投保地震保险后，保险公司向JER进行100％全额分保，然后JER再将所有承保风险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自留，另一部分转分保回原保险公司，还有一部分转分保给政府。发生地震灾害之后，根据损失大小分为三级，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责任分配。
日本的地震保险是自愿投保险种，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出售。日本的地震保险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因为所有的住房贷款都需要地震保险作为补充，因此，日本的地震保险覆盖面积逐年扩大，2007年底，覆盖率在55％左右。政府除了提供再保险担保之外，还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另外，日本地震保险的一个特色是合作社运行机制，也就是利用合作社为成员提供保险和再保险。
3、美国加州
加州地震局是一个为公众提供住宅地震保险的私有公办机构。它是世界最大的住宅地震保险机构之一，拥有约70亿美元的保险赔付能力。该机构资金与政府财政没有关联，政府不为地震保险提供担保。
在加州，居民购买住宅地震保险，既可以选择通过加州地震局成员公司购买，也可以选择通过非成员公司购买。目前，通过成员公司销售的屋主保单约占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
加州地震保险是针对住宅而设计的，户主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购买地城震巨灾保险。政府除了给予一定的税收政策支持之外，没有其他具体的支持。
总结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可以看出其有以共同的经验可供借鉴：
1、国外的地震保险实质上都是一种住房地震保险制度，即承保的标的都仅限于居民住房及其相关家庭财产，不包括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财产；
2、建立的目标都在于提供居民支付得起的地震保险产品，具体设计中都对最高赔偿额、免赔额等做出了详细规定；
3、政府通过立法和成立专门机构等形式对地震保险制度的设计、规划以及行政管理起到了主导作用；
4、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具体的运作，包括代收保费或者提供理赔服务等；
5、充分运用再保险手段分散风险，都包含较为复杂和完备的再保险安排。
三、中国住宅地震保险制度体系建设
1、我国住宅地震保险制度模式选择
政府的作用。由于巨灾保险的公共性、市场失灵及小频率、大损失的特点，需要政府介入解决巨灾保
险市场供需不足、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通过政府推动打破巨灾在单个商业保险公司内可保性不足的问题，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和更多的风险种类间分散风险，通过跨区域、跨期、跨风险的风险分担方式使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政府介入住宅地震风险管理是由巨灾风险的特性决定的、是巨灾风险管理演进的结果、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住宅地震保险是狭义地震保险的一部分，其承保的标的是居民个人的财产，而非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
政府介入解决住宅地震保险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颁布法律法规、设计整体框架、建立风险数据库、开发风险模型、制定相关标准、确立监管规则等，有时还需要在前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后期参与再保险安排。应注意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住宅地震保险市场，例如：直接参与巨灾保险管理体系的管理和运营、直接提供保费补贴等。需引导和促进个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各主体积极参与到巨灾保险体系中。
商业保险公司的作用。首先，商业保险应利用专业优势、行业资源优势，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灾前、灾中和灾后全方位参与住宅地震保险。保险可降低对政府投入和社会募集的依赖，为公众提供稳定预期的事前制度安排，可以发挥灾前“心理稳定器”和“风险控制器”的作用。保险公司应在灾前对灾害风险有专业的评估和预警，促进承灾体抗灾能力的提高。灾中成为“社会稳定器”，灾后成为“经济稳定器”。保险的灾后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及时提供求援所需资金。
其次，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分散。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局部区域内不可保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通过向国际再保险公司分保或发行巨灾债券，将风险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转移。
目标模式。我国住宅地震保险制度的目标是建立在政府引导支持下，以保险公司为主体，建立一个消费者具有投保意愿和投保能力、保险公司具有承保意愿和偿付能力、风险分期机制完善、渠道畅通的良性发展的住宅地震保险市场。
由于地震风险较高，各家保险公司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在政府充当局外人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住宅地震保险市场，如果采取政府直接供给的政府主导模式，不利于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分散风险。
因而，我国的住宅地震保险运作模式应当采取政府积极引导的保险市场模式。一方面利于商业保险市场更好地发挥“社会减速灾器”的功能，并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广大公众转变观念，主动防灾减灾，并支付相应的成本。政府引导的市场化模式将住宅地震保险体系的具体运作交由市场，而政府则充分发挥其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职能，给予必要的辅助和支持，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更好地实现增加民众福祉的目标。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我国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主导，基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按“广覆盖、低保障”的原则，建立起包括直保公司、再保公司、国际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国家财政在内的多层次风险分担体系。即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整合政府、社会、个人各方面的力量，由商业保险公司按市场原则进行承保和理赔。
2、我国住宅地震损失分担机制选择
结合理论与我国国情，可考虑如下的各方参与者的损失分担计划。
保单持有人的自留额。一方面。免赔额的设定。能有效地减少保单持有人的道德风险，鼓励保单持有人通过提高建筑物的质量等措施降低灾害损失，也可以降低保费水平，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一定的免赔额也可避免大量小额索赔，提高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免赔额设定也不能过高，否则保障程度过低，将降低投保率。
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在各国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中，保险公司对损失分担的参与程度有所参展。如新西兰的仅在销售方面与政府合作，并不承担风险；美国加州政府只是组织字管理，保险公司则承担风险；我国台湾和土耳其介于两者之间。我国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中，保险公司主要提供销售和理赔两方面的服务，适度承担风险损失。一方面是因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和资本金实力有限，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为了尽可能的获得佣金收入而降低承保标准。
再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一般而言，再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资本实力，有能力承担较高的风险。保单持有人和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额度处于较低水平，大量的风险被集中于再保险公司。但目前我国国内再保险公司的再保能力比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政府承担的损失。政府承担的损失为最高限额扣除所有市场化分摊额后的部分，扮演了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如果损失超过最高限额，可采取比例分摊的方式。
3、主要内容
我国住宅地震保险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
承保对象：居民住宅及室内财产。不包括企业建筑及财产。
承保范围：单一地震保险。理论上说，将不同风险纳入同一张单可以实现风险在不同险种之间的分散，但其费率也会较高。考虑到我国的灾害评估技术和资金水平，应先采用单一险的方式。
制度性质：采用强制性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
保费补贴：进行保费补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保险可负担性问题，鼓励参保和减灾措施。
差异化费率：根据不同地区的风险状况和不同的建筑结构采用化的费率政策。
免赔额：适度的免赔额设定有助于提高运行效率。
四、中国住宅地震保险方案选择建议
1、在城市地区建立共保体
共保体是处理地震经济损失的有效手段。其基本机制是建立一个第三方的非赢利机构作为共同体的载体，由商业保险公司销售地震保险，将所得到的全部保费上交共同体，共同体自留或者再向国际市场分散风险。
由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城市地区建立共保体，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参保率、快速积累基金，需要政府补贴较少，同时也有利于降低销售理赔成本，有效地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
共保体有利于快速扩大覆盖率，促进风险管理，防灾减损，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共保体作为一种机制，必须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才能实现，相对复杂，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2、农村地区的指数保险计划
指数保险计划“一触发，就赔付”的特性，免去了评估实际损失的繁琐，是灾后迅速得到救灾资金的有效手段。此外，传统的保险产品一般严格按照保单规定进行理赔，赔偿与特定的损失相对应，但指数保险计划完全没有限定赔款的使用范围，也使其在使用上更加灵活。
由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城市地区建立共保体，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参保率、快速积累基金，需要政府补贴较少，同时也有利于降低销售理赔成本，有效地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收入一般较底，房屋成本也一般不高，居住分散，保额较低，若加入共保体，成本较高，效率也较低。如果实施住宅地震指数保险计划，那么一旦地震达到一定级别，可以快速得到资金迅速进行灾后救助。
在农村地区，指数保险计划是最有效的风险转移方式。中国政府可寻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再保险的合作成立类似于加勒比巨灾风险基金(ccRIF)和墨西哥自然灾害救助基金(FONDEN)的自然灾害基金。
3、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
由于地震风险的特点，商业保险不愿意参与住宅地震，但如果实行一些鼓励支持商业保险的政策，一方面将增加投保率，减轻政府的救灾负担，另一方面能够发挥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但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而且有能力和需求购买地震保险的人较少，因而效果受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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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财产保险台同 保险利益 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市场也不断发展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其中财产保险利益案件不断增长,这与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并作出了修订,逐步适应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财产保险利益制度,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赌博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赌博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赌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针对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较为笼统和财产保险利益范围未明确划定的问题,在明确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的基础之上,应当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首先必须要确认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认定原则,一般来说,确定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应遵循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采用概括例举式规定方式明确我国财产保险利益范围。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是基于保险标的安全产生的经济利益或者是由于保险标的毁损灭失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实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不能无所限制;公平原则要求在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确认定保险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要求认定保险利益范围时应当在具体规定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保险利益范围为大众所认可。在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分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将财产保险利益分为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现实利益,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期待利益是指由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标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基于现有权力而获得的未来可确定的利益,如租金、利息,期待利益产生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定、可以是基于合同约定,也可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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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责任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于保险业整体发展。2011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46.35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1%，相对国际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同期，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美国则超过40%，其责任保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大量的侵权损害赔偿由政府买单。如2000年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火灾造成309人死亡案，2002年汤山395人中毒42人死亡案。据统计，责任保险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任何赔付记录，缘于肇事企业或个人没有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在加害方无力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稳定，其损害赔偿只能由政府承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为某一个体的经营风险买单，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原则，更影响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制度反思
审视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我国责任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法律环境不完善、政府工作错位等现象。
1、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
首先，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但是责任保险产品设计思路，还是寻求法律、法规对损害赔偿的规定，远远跟不上日益发展的新经济、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这些责任风险催生了对保险产品的新需求。其次，市场上责任保险产品“大一统”特征十分明显，缺乏不同产业、行业的专属产品，比方说，大型商场与歌舞厅的责任风险特征差别很大，但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则完全一样。责任保险产品的产需不能吻合抑制了市场需求。再次，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习惯于价格竞争的低层次竞争阶段，盲目追求保费规模，无视产品和服务升级的重要性，缺乏产品创新的驱动。
2、法律环境不完善
我们说，人们行为的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包括个人或组织），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守只影响本身的福利，而不涉及其他主体的福利，即个体行为的遵违不具有外部性。另一种，可称为社会规范，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违会影响到的其他个体的福利，即个体的遵违具有外部性。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对个体是否遵违的外部性具有普遍约束力。比如法律可以规定不准杀人，但不能约束自杀，这就是我国商业保险采用自愿投保的法理所在。但是，对于个体侵害他人后的损害赔偿能力保证，法律则少有约束或缺少刚性约束。比如，消防法第33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显然，本条法律规定只是授权性规范，行为个体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可以预见，假如再有东都商厦的火灾的善后，肇事者还可能会“耸肩摊手”，兜底的还是政府，无奈的还是受害者。目前，我国除了交强险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的强制保险外，其他责任均为自愿保险。如广泛涉及民生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等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亟待相应的法律环境不断完善。
3、政府工作错位
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依法行政是基本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件中的“抗震”作用，陆续以地方性法规或政府文件的形式，要求区内相关行业投保责任保险，形成责任保险地方性强制制度。这本身是降低政府应付突发性安全事件成本的有效措施。但是，地方政府机构却采用招标形式选定保险公司共保、统保方式为本地区投保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否定企业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同类责任保险产品。在保险费由投保企业承担的条件下，对服务商的选择，理应是谁出钱谁做主。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有越俎代庖、设租、寻租之嫌，更以行政手段直接干扰市场规则，限制了本地区责任保险市场公平竞争，进而制约了本地区责任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纵观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从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到责任保险，及至当代，责任保险历经百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价值的保险业务。诚如学者所言“近代以来，由于对他人身体、财产权利尊重的观念日受重视，责任保险亦随之不断扩张，现已成为保险业中一大主流”，在现代保险中，责任保险已成为保险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业务，责任保险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政策引导、立法强制、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责任保险制度，规范责任保险业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国家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1、政策引导
一方面，保险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相应的政策，引导、激发并保护保险公司责任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要牢固树立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的理念，把握社会生活发展趋势，创新并细化责任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关乎到新兴产业兴衰的责任保险产品，可以在其税收或转移支付上进行政策倾斜，激发责任保险产品供需两旺。
2、立法强制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生活各领域法律制度，为责任保险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强制面，尤其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行业以及人群聚集的经营场所、运动场所等行业。
3、政府推动
首先，各级政府坚决摒弃圈地、包办、代办的工作方式，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其次，要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水平，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利益，对强制性或区内强制性责任保险制订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如侵权责任中的每人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等做出刚性要求，明确监督组织强制保险推进的职能机构、处罚权力和责任等。
4、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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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巨灾风险 再保险 资本市场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 1988年起 ，除 1993 年和 1997 年外 ，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 亿美元以上。2001 年 ，仅美国“9 11”事件就导致 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500亿至 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 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 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 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 (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 )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 277134亿元，按照我国 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 》第 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 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 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 ， 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 1 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 27亿元 ， 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 2 000亿元 ，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 同时仅 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 30亿元， 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 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 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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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地球不停止运转，现代社会每天就必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如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等。风险处处存在，风险社会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关注的焦点日渐集中在这些事故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如何救济的问题上。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传统事故有增无减且亦日趋频繁，还频频发生产品责任、矿难事故等大规模侵权事故，对由这些事故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如何予以有效地救济亦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主要救济手段的侵权行为法意欲在此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如通过立法和法官们的扩张解释，发展出了过失推定、无过失责任等侵权法的新的归责原则，虽助益甚多，但无奈独木难支，如对于法官判决被告须对原告承担巨额赔偿，但被告资力有限的情况，则往往使原告的损害难以得到妥当的救济。所幸的是，虽然先进的现代工业化国家仍没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已经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责任保险即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美国甚至出现了责任保险所带来的侵权法上的危机。[1] 本文拟在介绍责任保险的基础上探讨责任保险与侵权法的机能关系以及责任保险对侵权法具体有何影响。
1责任保险
1.1含义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是保险人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赔偿责任而受赔偿之请求时，负赔偿责任之一种财产保险。[2]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据此，责任保险之含义包括如下三方面：
（1）责任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一种赔偿责任，而不是人身，所以不属于人身保险，而为财产保险的一种。
（2）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例如汽车发生车祸，撞伤行人，车主对于该被害人应负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后则车主之全体财产必行减少，而遭受损失，于是为填补此种损失，得事先以此种对于第三人（被害人）之赔偿责任为标的，此种对于第三人之赔偿责任，如不发生，则被保险人固无何种积极的利益，然若发生，则被保险人之全体财产即必减少。可见此种保险，实等于以被保险人的全体财产为标的，（火灾保险或运送保险则以被保险人的个别的具体的财产为标的），所以也属于财产保险。[3]
（3）责任保险是于被保险人受赔偿之请求时，保险人始负赔偿责任的保险。责任保险虽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之赔偿责任为标的，但若该项赔偿责任纵已发生，而第三人不向被保险人请求时，则难谓被保险人有何损害，从而保险人自亦不必对该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所以责任保险之保险人于被保险人受第三人之赔偿请求时，始对被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1.2制度缘起及发展趋势
1.2.1制度缘起
（1）分散危险，借以维持企业之存续。随着人类经济之发展，个人相互间之接触日趋频繁，偶而失慎，损及他人，在所难免，例如医师误诊、驾车肇祸，因过失而发生之损害赔偿事件，本就层出不穷。尤其法律思想由个人本位主义进入社会本位主义之后，民事责任之归责主义，逐渐由过失责任主义，而至推定过失责任主义，再至无过失责任主义，赔偿原因乃越来越多，赔偿责任也越来越重，例如民用航空器失事，致人死伤，或毁损他人之动产、不动产时，纵无过失，亦应负责。因而将此等危险分散，使之不致集中于某个人或企业，借以维持企业之存续，责任保险制度乃有必要焉。
（2）落实民事责任之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之发展，有助于民事责任之落实。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由过失主义变更为无过失主义，其提高了加害人责任程度，倘若加害人清偿能力未能同时提高，同样达不到对受害人权益保护的目的。而责任保险制度即为提高加害人清偿能力之最佳途径，经由责任保险制度之发展，民事责任之赔偿始能真正落实，受害第三人之权益始能获得真正之保护。也正因为如此，在诸多领域，例如汽车责任保险、航空责任保险，在法律上莫不成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强制可能负担责任之人，负有投保责任保险之义务，落实民事责任之赔偿，借以保护受害之第三人。
1.2.2发展趋势
（1）保护对象已渐由以保护被保险人为目的转变为以保护受害人为目的。初期之责任保险，本以保护被保险人为目的，因受害人既非契约之当事人，亦非契约之关系人，故受害人并未取得责任保险契约上之任何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立法之确立，公平正义之伸张，责任保险之对象，乃渐由以保护被保险人为目的转变为以保护受害人为目的，亦即以保护受害人为主要内容，而保护被保险人仅为保护受害人之反射效果而已，因此责任保险之法律结构，遂变得比一般保险更为复杂。亦即，在责任保险之法律结构中，除一般保险所具之保险人于被保险人之法律关系外，尚有被保险人与受害人之法律关系，进而演化出保险人与受害人之法律关系。
（2）赔偿方式已渐由间接赔偿改为直接赔偿。责任保险之立法潮流，就责任保险之功能而言，已渐由损害之填补迈向赔偿责任之社会化演进，亦即已渐由传统观念中之填补被保险人因赔偿第三人所受之损害，转向社会责任说所主张之责任保险之重心应在于保护无辜之受害第三人。因此责任保险之赔偿方式，亦渐由间接赔偿改为直接赔偿，承认受害第三人对于责任保险人之直接诉权，避免受害第三人向被保险人请求之不利益。
（3）所承保被保险人之行为已渐由过失行为责任改为无过失行为责任。责任保险之立法潮流，就所承保被保险人行为而言，已渐由承保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责任扩张至承保被保险人之无过失行为责任。过失责任原则，亦称过失责任主义，乃指就损害之发生，仅于有故意，过失之场合，始负赔偿责任之原则也。无过失责任原则，亦称无过失责任主义，乃指损害之发生，加害人纵无故意、过失，但因其行为或其他情事，加害人就其损害亦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资本主义之发达，科技之进步，民事责任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有关高科技工业（例如核能发电）及高速度交通（例如铁路运送、航空运送）的责任中，多已采取无过失责任原则。
在无过失责任之下，由于其责任甚易成立，其赔偿范围亦无法预估，当赔偿者资力弱时，受害人将无法获得赔偿，当赔偿者资力强时，亦将穷于应付，企业活动必将因而萎缩，影响所及，其后之受害人亦将无法获得赔偿。最为典型者，譬如我国之三鹿奶粉案件，三鹿奶粉因其中三聚氰胺超量致使婴幼儿尿结石，给幼小之生命造成极大之痛苦。因法院拒绝受理，患儿家长告诉无门，所以最终也没有获得赔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缺乏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如果法院受理并判决被告承担责任，其赔偿额势必为一天文数字，以三鹿公司彼时之资力，其结果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局面：法院的判决变成了空头支票。因此，无过失责任须与责任保险制度结合，透过责任保险制度，将赔偿责任者个体之损害，转由危险共同体共同承担，受害人始能获得真正之保障。
（4）责任保险之性质在诸多领域已渐由任意保险转为强制保险。如前所述，在理论上，为使受害人能获得确实之赔偿，无过失责任制度与责任保险制度有结合之必要。唯在现实上，若赔偿责任者的自由决定是否投保责任保险，则于赔偿责任者不愿投保之情况下，纵有无过失责任制度之实施，受害人亦无法获得实际之赔偿，因此在诸多领域乃有实施强制保险之必要。一般而言，对于高危险性之事业，基于公共政策之需要，往往由法律规定为强制保险。责任保险于19世纪后期开始发展之际，曾被一般人严厉指责，被认为系属一种不道德及不合法之制度。因责任保险之目的旨在填补被保险人（加害人）因赔偿被害人所致之损害，加害人既可借由责任保险而减免其责任，原本加害人所被要求之注意，势将因此而松懈，原本责任法规范之吓阻效果，亦将因此而降低。其后，随着对责任保险保护观念之理解，其态度逐渐由指责抗拒转而欣然接受，因加害人之资力往往有限，若无责任保险之支持，受害人往往无法获得充分之赔偿，侵权行为责任严格化所欲保护受害人之目的，往往也无法达成。[4]
2侵权法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也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提出：侵权法与责任保险存在机能关系的冲突吗？侵权法正在或者已经没落吗？在责任保险发达的今天，侵权法是否完全可由责任保险等社会保险取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阐释下侵权法的机能及其变迁。
按照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惩罚、威吓和损害填补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机能。侵权行为法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特点，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惩罚，能够起到威吓其他潜在不法行为人的作用，达到一般社会预防的效果；损害填补机能则体现了对权利的实际救济，使遭受侵害的权利能恢复至损害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
侵权法的机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将重心由惩罚逐渐转移至损害填补。《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明确规定赔偿损失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且司法实践中应用也最为普遍。损害赔偿基本上并不审酌加害人的动机和目的，其赔偿数额原则上也不因加害人故意或过失的轻重而有不同。填补损害系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意在使被害人的损害能获得实质、完整迅速的填补，有助于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如过失责任的客观化，举证责任的倒置、无过失责任的建立及损害赔偿数额的合理化。值得注意的是，损害赔偿的思想也渐由先前的损害移转（loss shifting）发展为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所谓损害移转，指将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转由加害人承担，负赔偿责任，而损害分散思想则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之企业者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机能等渠道加以分散，使之集体化，这已逐渐成为侵权法的思考方式。[5]
如前所述，损害填补已然成为现代侵权法最主要的机能，而这恰好也是责任保险制度的主要机能。那么二者是否存在机能上的冲突呢？在责任保险范围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有认为二者主要机能重叠，且通过侵权法对受害人的损害予以填补较之责任保险效率明显低下，所以主张侵权法已陷入危机，其存在已没有意义，侵权法已经没落，应当废弃之。而笔者认为，侵权法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必要，但我们不得不清晰地厘清和审视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到底如何。唯此，我们方能理解侵权法是否存在机能冲突以及侵权法存在的意义。
3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影响
回顾责任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责任保险的产生和发达正是有赖于侵权责任的加重，侵权责任加重一方面迫使相关从业者或当事人防止因一次事故而致破产，不得不借求责任保险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使法院所判之高额损害赔偿得以实现，亦不得不投保责任保险。但自从责任保险发达以来，其又反过来对侵权法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侵权法的变化，这些变化或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这些影响，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使侵权法采取较严格的归责原则。19世纪以来，企业活动频繁导致损害增加，企业者必须分散损害，责任保险制度应运而生。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后，立法者认为企业者既有适当方法可以分散其损害，乃使企业者就其特定损害负推定过失责任或无过失责任。以此说来，责任保险促使无过失责任得以建立。商品责任或汽车责任的无过失化即是以责任保险为前提的。由此，责任保险与民事赔偿是相互作用的，责任保险是无过失责任制度之实际基础，而无过失责任使用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责任保险制度之发达。
第二，个人责任之没落。王泽鉴先生认为，责任保险制度之发达，使侵权责任之意义发生重大变化。行为人肇事致损害，而有保险责任存在时，则所谓民事责任者，已经名存实亡，加害人除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外，实际上并不负赔偿责任，个人责任转趋式微。[6] 笔者认为，个人责任并未没落，只是它不再那么明显，而是悄然隐藏在责任保险的面纱之后。因为保险公司可以将保险费与肇事记录予以连接，依肇事率定其保险费率，肇事率越高，保险费率就越高，如我国目前的机动车责任保险即依肇事率定其保险费。
第三，侵权法上过失的作用不断减少。由于保险范围的不断扩大，承保的案件大多在几乎不考虑过失问题的情况下处理而很少再提交法院。赔偿不以过失而以保险的存在为基础。将案件提交的大前提是陪审团同意给予的补偿相当于保险公司将会支付的保险额。也因此原告律师在暗示有保险存在方面变得越来越机敏，即使在有法定强制保险的情况下。
第四，侵权行为法机能之变化。侵权责任可依保险方式予以分散，使侵权行为法之机能发生变化，更进一步否定了传统侵权行为法所隐含之威吓或预防损害发生之机能，更积极地强调侵权行为法填补损害之作用。且责任保险制度下的填补损害系分散方式（Spreading），透过保险制度，将损害分散于社会大众。现代侵权行为法更关心的不是加害人之行为在道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能力分散损害。
由此可见，侵权法与责任保险并不存在机能上的根本冲突，且侵权法的这种机能上的转化，也与责任保险密不可分。另外，责任保险赔偿的前提是原告对被告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这种权利的确认工作，显然是责任保险所无法完成的。简言之，侵权法对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认是责任保险赔偿的前提。
第五，责任保险在侵权法的解释适用上的影响。在我国，原告是否会主张被告买有责任保险、法院判决时曾否考虑因被告买有责任保险，而对过失等构成要件作有利于原告的认定，从判决书中难以查知。在英美，关于侵权行为的诉讼，应否斟酌责任保险颇有争议，有认为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应因有无责任保险而受影响。如英国法官Lord Bridge在Hunt VS Severs一案写道：在普通法下，被告所订立的由第三方为其承担特定法律责任的契约与其承担何种形式（或程度）的责任没有任何相关性。[7] 但英国的法院有时也会因被告不是一个合适的风险分担者而对其注意义务不予认定，或者将该项注意义务加于持有责任保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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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责任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于保险业整体发展。2011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46.35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1%,相对国际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同期,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美国则超过40%,其责任保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大量的侵权损害赔偿由政府买单。如2000年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火灾造成309人死亡案,2002年汤山395人中毒42人死亡案。据统计,责任保险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任何赔付记录,缘于肇事企业或个人没有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在加害方无力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稳定,其损害赔偿只能由政府承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为某一个体的经营风险买单,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原则,更影响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制度反思
审视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我国责任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法律环境不完善、政府工作错位等现象。
1、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
首先,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但是责任保险产品设计思路,还是寻求法律、法规对损害赔偿的规定,远远跟不上日益发展的新经济、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这些责任风险催生了对保险产品的新需求。其次,市场上责任保险产品“大一统”特征十分明显,缺乏不同产业、行业的专属产品,比方说,大型商场与歌舞厅的责任风险特征差别很大,但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则完全一样。责任保险产品的产需不能吻合抑制了市场需求。再次,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习惯于价格竞争的低层次竞争阶段,盲目追求保费规模,无视产品和服务升级的重要性,缺乏产品创新的驱动。
2、法律环境不完善
我们说,人们行为的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包括个人或组织),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守只影响本身的福利,而不涉及其他主体的福利,即个体行为的遵违不具有外部性。另一种,可称为社会规范,其特征是个体是否遵违会影响到的其他个体的福利,即个体的遵违具有外部性。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对个体是否遵违的外部性具有普遍约束力。比如法律可以规定不准杀人,但不能约束自杀,这就是我国商业保险采用自愿投保的法理所在。但是,对于个体侵害他人后的损害赔偿能力保证,法律则少有约束或缺少刚性约束。比如,消防法第33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显然,本条法律规定只是授权性规范,行为个体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可以预见,假如再有东都商厦的火灾的善后,肇事者还可能会“耸肩摊手”,兜底的还是政府,无奈的还是受害者。目前,我国除了交强险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的强制保险外,其他责任均为自愿保险。如广泛涉及民生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等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亟待相应的法律环境不断完善。
3、政府工作错位
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依法行政是基本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件中的“抗震”作用,陆续以地方性法规或政府文件的形式,要求区内相关行业投保责任保险,形成责任保险地方性强制制度。这本身是降低政府应付突发性安全事件成本的有效措施。但是,地方政府机构却采用招标形式选定保险公司共保、统保方式为本地区投保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否定企业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的同类责任保险产品。在保险费由投保企业承担的条件下,对服务商的选择,理应是谁出钱谁做主。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有越俎代庖、设租、寻租之嫌,更以行政手段直接干扰市场规则,限制了本地区责任保险市场公平竞争,进而制约了本地区责任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纵观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从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到责任保险,及至当代,责任保险历经百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价值的保险业务。诚如学者所言“近代以来,由于对他人身体、财产权利尊重的观念日受重视,责任保险亦随之不断扩张,现已成为保险业中一大主流”,在现代保险中,责任保险已成为保险市场上的一项重要业务,责任保险发达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政策引导、立法强制、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责任保险制度,规范责任保险业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国家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1、政策引导
一方面,保险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相应的政策,引导、激发并保护保险公司责任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要牢固树立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的理念,把握社会生活发展趋势,创新并细化责任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关乎到新兴产业兴衰的责任保险产品,可以在其税收或转移支付上进行政策倾斜,激发责任保险产品供需两旺。
2、立法强制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生活各领域法律制度,为责任保险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强制面,尤其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行业以及人群聚集的经营场所、运动场所等行业。
3、政府推动
首先,各级政府坚决摒弃圈地、包办、代办的工作方式,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其次,要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水平,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利益,对强制性或区内强制性责任保险制订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如侵权责任中的每人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等做出刚性要求,明确监督组织强制保险推进的职能机构、处罚权力和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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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必然衍生一些需要保险参与解决的社会问题。通过发挥保险的功能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体现了保险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过程。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农业保险在稳定农民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灾后恢复再生产能力和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的作用逐步发挥；农村医疗保险工作提高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效率，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服务，不仅减轻了政府管理强度和费用压力，较好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问题，而且使征地农民得到了持续性的生活和养老保障。
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是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只有让农业、农村、农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从保险需求角度看，“三农”保险需求市场潜力巨大，主要包括农业保险、农村农民医疗保险、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养老和意外伤害保险。只要将以上四个方面的潜在保险需求逐步转化为有效需求，必将推动整个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在服务“三农”的同时合理开发农村巨大的保险市场，对保险业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一是要高度重视，循序渐进。要高度重视“三农”保险，切实增强发展“三农”保险的信心，把发展“三农”保险当作一件大事。既要积极推动，又不能急于求成；既要通盘考虑其它业务，又要科学规划“三农”业务。发展“三农”保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保持清醒头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精心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向前推进。
二是总结经验，因地制宜。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经验，巩固试点成果；积极探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鼓励和指导保险公司积极发展“三农”财产保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销售相关涉农保险产品。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逐步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