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社会公正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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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的提出,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社会民众和司法工作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调整的领域、层面也在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期盼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是人类在迈向法制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纠纷而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价值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或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活动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更要求参与审判的法官要以正直无私的态度，以尊重事实和遵守法律为准则，努力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内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司法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党派、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越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

（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平等对待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没有平等对待司法公正便成了空谈。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就必须禁止歧视，反对特权，不允许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权”。

（三）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司法权运行规律的总结。如果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任意干涉司法，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保障。

（四）严格执法。严格执法就是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坚持实体、程序并重的理念，着力在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等方面实现执法、司法的公正。

（五）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为三个层面：司法权中立；司法组织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权是居中裁判性权力。司法权中立，只能居中裁判，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应当在官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和行政权应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态度必须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排除不利于进行准确、公正判断的因素，以法律为准，严格依法办事。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

（六）及时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的。“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这一法律谚语恰当地表明了司法效率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二、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

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的准确认定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实体公正的标准是对事实的真实发现和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它是结果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在处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定审理，以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实现。程序公正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与平等的精神，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同样无从谈起。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是司法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没有程序公正就难以保障实体公正。

在我国，过去重视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这些年来，这种状态有了明显的改观，司法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现阶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重程序不重实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呢？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逃避责任。因为，程序不公正必然要受到监督和追究，而实体的公正与否，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判断，即使实体不公正，只要程序公正也容易推卸责任。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公正是前提，程序不公正就有可能导致实体不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困难群众自救能力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程序公正、忽视实体公正就不可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状况，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矛盾凸显期，法院一直是矛盾映射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造成司法权威下降，人民法院的公信度下降，司法不公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影响司法公正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因素。具体来说,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院管理地方化、行政化，无法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许多国家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它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在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司法活动中吸纳了司法独立原则的一些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干涉。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权、审判权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运行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不但独立于行政，也独立于立法。

实际上，在我国，人民法院及人事的管理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采取一种模式，这使得审判权的独立行使难于落实。法院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使法院不能专司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案件的审判不公。首先法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部门，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地方财政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足额划拨经费，致使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甚至不能展开正常的业务。其次由于在经济上、人事上依赖和受制于地方，法院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每年，法院都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各种非业务性工作，常年被政府抽调的人员也不在少数。这不仅使法官的办案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侵占了有限的办案经费。一方面是审判人员少，审判任务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审判人员不能从事真正的审判业务，形成法官“种了政府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局面。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够合理

从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来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长期以来，实行“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审判管理机制，审与判分离。在我国采取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合议制所形成的判决是以法院名义作出的，与法官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法官个人的责任感无法体现。合议庭即使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议，也被当成疑难案件上报审判委员会加以解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样导致在庭上听取当事人全力陈述意见的法官对案件没有决断权，而有决断权的却不在庭上参与审理，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必须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独立不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时也应指不受内部的干涉。当把一个法官放在决断者的位置上并实行审判公开，才有可能引发法官的公正追求。决断人摆在明处，监督就会变得切实有力，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心理也会更加强烈。从上下级法院关系来看，人民法院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往往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有问题会主动请示上级，上级法院也会主动地对下级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所有这些，必然使司法权产生扭曲、变形，导致其偏离中立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法官素质高低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

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有的法官尽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但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依然不能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还有少数法官虽然业务水平很高，但职业道德不强，对自己要求不严，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枉法裁判、搞权钱交易，破坏了司法公正，这种情况尽管为数甚少，但严重败坏了法官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法院案件数量和难度的不断上升与法官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法官疏于学习，不注重了解和接受先进文化和司法理念，凭老经验、老方法办案;有的法官思维空间狭窄，工作方法简单，难以应付复杂案件;有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民事轻刑事、重实体轻程序、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三、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在一定程序上会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动。如何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如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是中国各级审判机关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科学理念指导司法活动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进一步改进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司法队伍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着力点，是破解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司法活动中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高标准；恪尽职守，公正司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是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要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把司法活动和履行职责行为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以公正的司法活动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存在于部分法官身上的、徇私枉法、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漠视群众利益，冷、横、硬、推等问题必须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司为民、保障人权、服务大局的理念，实体与程序并重，罪刑法定等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守法、护法、用法的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

（二）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正

“阳光审判”是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依法将司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保障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工作的依法、及时、全面的的公开，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缩短了司法与群众的距离，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实现知情权，另一方面提高了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抵御了不当干预，保证了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增强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道出了司法透明的不可或缺。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法院审判过的案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只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很大程序上是因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案件当事人不了解办案情况。审判公开是判决公正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胜败皆服。法官审案，代表的是国家法律、人民意志，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的内容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不仅便于公众监督法官的言行，而且是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一种好形式，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实行法院垂直管理体制，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

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司法体制管理模式就是司法权力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不受制于任何行政机关，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从现代法治观点来讲，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是违反宪法的立法精神的，理应改革完善。按照管理和管人相结合，有利于法官选任上的优化及提高法官素质的目标出发，法院系统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即由原来的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法院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改变为上级法院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为辅的新体制。

另一方面，突出法官在独立审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克服独立审判原则因缺乏直接的办案主体而难于实现的弊端，并杜绝法院内部那些“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等违背审判规律、独立审判原则的作法，真正使法官成为审理案件、决定案件性质是非的直接裁判者，从而促进法官追求法律价值，提高司法水平，公正司法。这一独立审判原则可以抵制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从而保证了法院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按照法律规定，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同时，这一独立审判原则也并没有使法院脱离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因为，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而且应该是政治领导、理念指导，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通过对法院的人事任免、错案追究等方式实行法定监督。由于法官明确成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就使法官的权、责相一致，有利于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履行错案追究制，从而促进法官严格执法。一句话，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落实和保障，法官不独立法院就不可能独立。法官独立的标志是法官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而不用顾及所谓的“上级旨意”。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不会有法治国家的形成。

首先，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做到政治坚定。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办案指导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做到业务精通。现在当事人上访、缠诉、闹事等事件的发生，深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所造成的。因此法官必须学好法律和法规，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要辅以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等其它形式，大力提高业务素质。第三，法官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形象。具体地说，改进思想作风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进领导作风就是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忠于职守、真抓实干、勤政廉洁”；改进生活作风就是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改进学风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五）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促进法院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因此，我们对之既要坚持，又要对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不断完善，做到扬长避短。首先，应制定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将陪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细化其相关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健全考核激励与制约机制，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人民陪审员队伍；第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陪审能力。人民陪审制度“借鉴了仲裁制度的某些特征，赋予了案件当事人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无疑有助于更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通过让普通民众参加审判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朴素的善恶感、是非观对案件做出判断，扩大了司法民主，监督了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彰显了司法公正，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六）强化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保障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及时有效的矫正司法不公现象，必要加强法院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要加大监督力度，勇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追根求源，严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不断规范和完善现有的党委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方式。当前尤其应当强化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权力，也是人大的一项职责。应当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效力等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程序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除了对裁决结果的公正性监督外，更应当注重司法程序公正性的监督。权力缺乏监督，就会滋生腐败。

注释：

1、王胜俊：《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于2008年3月20日接受《人民法院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

2、汤维建著：《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一）》，于2008年4月26日访问；

篇2

［关键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程序正义；司法技术

Abstract:Althoughproceduraljusticeistheformofthe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andjudicialtechnologyisthephysical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existinevitablelimitationsfor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toimplement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fore,thecombinationof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isnecessaryinimplementing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soastomutuallypromotethejudicialrealization.

Keywords:legaleffect;socialeffect;proceduraljustice;judici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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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形式路径

法律效果体现形式正义，社会效果表现实质正义，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的融合与协作，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法学界，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实现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价值。那么，程序正义能否成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选择呢？

（一）程序正义观念的渊源及相关理论

程序正义的观念起源于13世纪英国普通法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1］25。这两项基本要求，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国，程序正义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1］29-30。

到了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程序正义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分析是与其他两种程序正义形态相比较而进行的。在他看来，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有关公平的分配问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证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为了保证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设计是让一个人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得到，这样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划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尽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标志是，存在着判断结果正确性的独立标准，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证是刑事审判：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因为设计出一种总是能够达成正确结果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与上述两种程序正义均不相同，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纯粹的程序正义最典型的例证是赌博：在赌博活动中没有关于结果正当性的标准，只要遵循正当的赌博程序，任何一种分配参加赌博者现金的结果都被视为公正的［2］85-97。

（二）程序正义的价值

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程序与实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的思考。关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程序工具主义，只要法律程序公正，实体结果就是公正的，程序是为结果服务的；一种是程序本位主义，强调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具有保障人的尊严与自主性等价值［1］36。本文并不想全面评价程序正义的价值，只想借助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来探讨程序正义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把罗尔斯提出的程序正义理论应用于司法领域，可以概括出如下观点，纯粹的程序正义实际上表明只要程序正义，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司法都是公正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正好与之相反，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结果是正义的，就说明程序正义，司法就是公正的，而如果结果不正义，就说明程序出了差错，司法也就是不公正的。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从某一个侧面抓住了司法公正的实质，但又都不够全面。纯粹的程序正义的观点强调了程序之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强调程序正义的观念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重要根据。公正的程序活动是公正的裁判结果得以产生的基石，但是，公正的程序活动并不必然产生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判决结果不公正的司法绝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所以，透过正义的程序活动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才称得上实现了司法公正，即罗尔斯所说的完善的程序正义［3］。我们又知道，法律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形式标准，社会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实质标准，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不好或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好都不是正当的裁判，可以说两者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效果与司法公正是同义概念，也就是说实现了司法效果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既不能完全依靠普遍性规则（形式标准），也不能完全抛弃个别化处理规则（实质标准），可以发现真正公正的判决既需要尊重规则，因而必须坚持形式正义，也需要临机应变、考虑情境条件，因而必须容许进行裁量。但后者往往导致对前者的否定，难免存在矛盾。但可以确定的是，裁判首先是依据规则来进行的，体现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当依据规则作出的裁判显失公平时，法官的裁量才得以进入判决当中，体现裁判的社会效果。因此，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而程序正义的提出，保证了法律效果得以实现，并为实现社会效果提供了形式保障。

（三）程序正义的局限

程序正义的引入对于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意义重大，但程序正义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它对现代法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为此付出代价。程序正义形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程序正义并不始终代表公平的理想，反而易产生新的形式性。现代社会变迁非常之快，产生了大量、新生的利益冲突，依据既定的司法程序办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就必然不能受到公平对待，反而会助长作风。程序越是精巧，官员专制就越有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司法越注重程序正义，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关注司法判决的公正性问题，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只是为某些人或某些集团服务的，而渐渐怀疑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2.在法治社会，程序正义是成本很高的正义，需付出代价，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诉讼中，程序越是中立，其形式性越强，也就越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的中立性要求高度复杂细密的程序保障，立法者不得不设计出精致的技术性规则。如对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保障现实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涉及贫困者得以利用程序规则。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兴起，诉讼案件呈现一种快速增长的态势。案件的迅速增长造成了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程序规则越是复杂化、技术化，就越可能导致诉讼的迟延，而不利于当事人利用［4］。“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了程序正义而降低司法效率，甚至出现实际从事犯罪的人却被宣告无罪，从而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5］5。可以说，这是法治进程中的代价，并被法治所包容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3.在我国尚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以及一整套制度来确保法律程序发挥。公开、透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法律程序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法治社会肯定是受到欢迎和接受的，不可能给司法恣意的机会。但是，当下仍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非法利益，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成了歪曲社会正义的“正当”理由。程序正义理念还没来得及发挥其正当作用，它的流弊就已经很明显了。因此，程序正义的理论能否接受是一方面，制度能否保障法律程序顺利运行又是另一方面。而缺乏这样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操作，司法效果的实现又将面临新的困境。这就好比，假如法官在法庭上审理一起案件，法官希望整个审判在自己的控制下，当事人双方通过举证辩论，法官希望给出双方满意的一份判决（好比是实质正义，这应是理想，双方对判决不可能都满意），又希望自己的审判行为是公开公正的（好比形式正义），那么法官起码要为审判提供计量工具吧，起码要提供审判场所、设立监督机构（检察院、人大监督、群众、新闻媒体旁听等），当法院缺乏上述制度和技术支撑的时候，想实现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法官得靠自己的能力、威信，甚至是暴力去维护法庭的秩序和判决的公平，久而久之，法官会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其裁判越来越不公开和公正。

综上，程序正义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法治社会仅对其局限性包容还不足以完成实现司法效果的任务。可见，形式路径不是唯一的价值选择，对程序正义所衍生的新的形式性如何解决又成为司法面临的新问题。那如何来补充程序正义的缺陷呢？各国在司法中普遍采用“合理性”原则来补充“合法性”原则［5］8。即法官借助于司法技术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从而体现社会效果。这也就是法律适用的“衡平”化——法官司法政策的运用。

二、实质路径：司法技术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与范围

依法裁判是司法过程的核心，法治的内涵包含着法官作出的判决，必须以法律为最终依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官裁判并不是完全依据法律规范，当然在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这显然没有把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如果法官并非枉法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一定会把法律规范作为最终依据呢？有这样一个案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法官最终以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举证，判决被告败诉。关于本案，梁慧星教授认为，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在这里“法官”的作用，我们认为应该是法官运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作出公正判决的能力，而不是僵硬地适用教条式的法律。实践中，法官常会面临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没有合适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或依据一定的法律规范可能得出错误的判决，而法官又不能将案件置之不理，为应对这一难题，法官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下总结出了作出正当判决所遵循的法律技术，司法过程的技术运用就成为裁判的正当性渊源。“法律技术”一词在学界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有“法律技术”的提法，并将其解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用的手段”，并将“法院如何解释适用法律，以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作为技术之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则认为，“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与法令本身“都是同样具有权威性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也可在技术中得以说明。同样为我国学者所广为引用的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第3部分即为“法律的渊源与技术”，第18章的“司法过程中的技术”包括“宪法之解释”、“法规之解释”、“遵循先例原则”、“案件之判决理由”与“司法过程中的发现与创造”5种技术的阐述［6］。那么，什么是法律技术？胡玉鸿教授认为，法律技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技能，是法官对于法律问题予以处理时的手段和方法［6］50。我们认为此概念只从一个层面即司法技术说明了法律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它需要经过生成、实施、实现，即通常所说的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技术还应包括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制定清晰、简明、涵盖普遍情形的法律条文的能力。即立法者既要考虑法律的可控性及必要性，也要考虑法律条文实践中可行性。立足于司法层次而言，法律技术应当包括司法主体将法律行之有效地运用至案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技术性要求。按照胡玉鸿教授的划分，就司法层面而言，法官在规范法运作的规程中所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包括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以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6］50。我们可以认为法律技术与司法技术是种属关系。

（二）司法技术的价值

司法技术是法律技术的一个种类，司法又可称为法的适用，因此司法技术可表述为法律适用技术。胡玉鸿教授把法律适用技术分为7个方面，其中利益衡量技术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重要价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是司法的价值目标，当两者冲突时，如何调试相互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司法面临的重要任务。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与取舍涉及既有利益衡量的依据和正当性问题，同时也有利益衡量的技术规则问题。我们知道司法活动展现的是当事人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有赢家和输家，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其决断的不仅仅是是非，还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如何促使当事人相互沟通和妥协，最终妥善解决纠纷，双方对判决结果都满意，达到非零和博弈的结局呢？在司法技术中运用调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式。“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纠纷解决方式。”［7］合意实质上就是双方利益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即正义。“在第三者的参与下，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可以相对自由地约定解纷之过程，[LL][JP+1]并能一下子就进入争议问题的核心，谋求纠纷的圆满解决。由于当事人双方最清楚他们的争点和利害所在，权衡得失之后所达成的合意便能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要求。”［7］在刑事领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了和谐解决刑事案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刑事司法领域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政策，在实践领域并得以贯彻。如柯昌霞交通肇事案。2005年8月7日5时30分，柯昌霞驾驶鄂C33102轿车，在305省道317km+400m处，将行人张志莲撞死，柯昌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柯昌霞主动报警，积极赔偿，并主动多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千元。经竹山县检察院到实地复核，被害人家属对赔偿非常满意，并要求对柯昌霞从轻处理。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柯昌霞为过失犯罪，归案后能够认罪、悔罪、积极赔偿损失，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法定刑较轻，即使到法院，一般也会判处缓刑或免处。竹山县检察院经过认真考虑，并进行了复核，经过了科内讨论、检委会讨论，作出不决定，既做到了实体法上的公正，也做到了程序法上的公正，保证了不权的合理、正确使用，从而确保了案件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①。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危害行为较轻、后果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加害人与被害人有机会面对面地协商，有利于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被社会接受与承认。此制度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最终在刑事领域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司法中利益衡量技术的采用对于化解民事、刑事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寻求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三）司法技术的局限

司法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规则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起到了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法官严格依法裁判与当事人、民众对司法的预期是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重实体、轻程序”，当事人具有典型的社会效果的思维倾向。司法运行过程是否合法当事人关注并不是很强烈，普通民众不能接受的是实体不公正而不是程序不公正，刘涌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多数当事人看好的是法官裁判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而很少顾及纠纷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民众对法官角色期待也很明确。他们对法律规范不熟悉，主要看判决效果如何来对法官进行评价［8］。如果法官不注重运用自由裁量权，不考虑裁判本身活动的目的，可能很难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与法院的冲突。因此，这两种境况造成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运用司法技术来满足民众与当事人的愿望，其实形成了民意左右司法的情形。司法技术的运用偏重了社会效果，使得司法变得极不确定，个别化处理问题需要的增长。程序化制度的缺失必然促使司法恣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严重影响到法律的普遍性，最终成为阻碍法治建设事业的难题。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程序正义与司法技术的互助

如前所述，程序正义的形式性与司法技术的实质性对于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认为只有将两者建立协作关系，才能达到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裁判中程序的引入，确保了司法在法律规则的轨道上运行，程序是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础。但裁判并非完全由程序左右，当程序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时，司法技术的应用就变得不可或缺，可以说，司法技术弥补了程序的不足，是程序的补充。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将程序正义和司法技术结合起来，共同互助促进司法公正。

总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是和谐司法的需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或力争达到和实现的目的，这是法律的本质和内涵对我们广大司法工作者提出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要求。但是对任何问题的追求都应有节制，需要的是把握平衡。正如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与感受［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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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建勋.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J］.中外法学,1997,(1):29.

篇3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新闻媒体监督是当今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监督工具，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尤为突出，舆论监督对司法活动的的监督目的在于促使司法保持其独立性与公正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媒体监督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现实社会中，新闻媒体更多地从道德、利益等方面出发对司法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鉴于此，国内媒体监督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但是在现阶段，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而对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能否做到公正司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要防止这种行为，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避免了“暗箱操作”，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舆论监督得当，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具有不平衡性，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应立足国情，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一旦没有监督，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避免干扰司法，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避免其滥用监督权，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他们在审判的时候，由于专业素质不高，以致于其底气不足，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真正做到依法审判，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又要保证司法公正，要兼顾二者，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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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3)．

篇4

北安市人民法院  许蕊

 

论文提要：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是审判工作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受到平等充分的保护，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得到实现。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广义的司法公正指的是公安、法院、检查院等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严格、公正执法。狭义的司法公正仅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要求。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但要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精神。不公正的裁判会损害民众对司法制度的期待和司法诉求的热情，加剧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影响社会稳定；而公正的司法，会增加人们对国家法津，对法院、法官的信任和期待，,消除人们对案件审判公正性的疑虑及对判决的抵触心理，使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全文共6958字。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的提出,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社会民众和司法工作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调整的领域、层面也在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期盼公平正义。[1]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是人类在迈向法制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纠纷而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价值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或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活动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更要求参与审判的法官要以正直无私的态度，以尊重事实和遵守法律为准则，努力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内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司法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党派、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越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 （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平等对待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没有平等对待司法公正便成了空谈。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就必须禁止歧视，反对特权，不允许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法外特权”。 （三）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司法权运行规律的总结。如果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任意干涉司法，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保障。 （四）严格执法。严格执法就是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坚持实体、程序并重的理念，着力在执法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等方面实现执法、司法的公正。 （五）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为三个层面：司法权中立；司法组织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权是居中裁判性权力。司法权中立，只能居中裁判，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应当在官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和行政权应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态度必须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排除不利于进行准确、公正判断的因素，以法律为准，严格依法办事。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 （六）及时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的。“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这一法律谚语恰当地表明了司法效率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二、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 司法公正的构成要素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案件的准确认定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实体公正的标准是对事实的真实发现和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它是结果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 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在处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定审理，以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实现。程序公正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与平等的精神，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公正，司法公正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同样无从谈起。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是司法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没有程序公正就难以保障实体公正。 在我国，过去重视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这些年来，这种状态有了明显的改观，司法越来越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现阶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重程序不重实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呢？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逃避责任。因为，程序不公正必然要受到监督和追究，而实体的公正与否，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时难以判断，即使实体不公正，只要程序公正也容易推卸责任。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公正是前提，程序不公正就有可能导致实体不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困难群众自救能力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程序公正、忽视实体公正就不可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状况，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三，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矛盾凸显期，法院一直是矛盾映射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造成司法权威下降，人民法院的公信度下降，司法不公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影响司法公正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因素。具体来说,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院管理地方化、行政化，无法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许多国家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它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在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司法活动中吸纳了司法独立原则的一些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的干涉。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权、审判权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运行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不但独立于行政，也独立于立法。 实际上，在我国，人民法院及人事的管理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采取一种模式，这使得审判权的独立行使难于落实。法院管理的地方化、行政化，使法院不能专司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案件的审判不公。首先法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部门，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地方财政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足额划拨经费，致使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甚至不能展开正常的业务。其次由于在经济上、人事上依赖和受制于地方，法院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每年，法院都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各种非业务性工作，常年被政府抽调的人员也不在少数。这不仅使法官的办案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侵占了有限的办案经费。一方面是审判人员少，审判任务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审判人员不能从事真正的审判业务，形成法官“种了政府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局面。 （二）法院机构设置和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不够合理 从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来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长期以来，实行“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审判管理机制，审与判分离。在我国采取审判委员会制和合议制，合议制所形成的判决是以法院名义作出的，与法官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法官个人的责任感无法体现。合议庭即使有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议，也被当成疑难案件上报审判委员会加以解决。 “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样导致在庭上听取当事人全力陈述意见的法官对案件没有决断权，而有决断权的却不在庭上参与审理，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必须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种独立不仅指不受外部的干涉，同时也应指不受内部的干涉。当把一个法官放在决断者的位置上并实行审判公开，才有可能引发法官的公正追求。决断人摆在明处，监督就会变得切实有力，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心理也会更加强烈。从上下级法院关系来看，人民法院上下级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往往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有问题会主动请示上级，上级法院也会主动地对下级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所有这些，必然使司法权产生扭曲、变形，导致其偏离中立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 法官素质高低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

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有的法官尽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但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依然不能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还有少数法官虽然业务水平很高，但职业道德不强，对自己要求不严，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搞权钱交易，破坏了司法公正，这种情况尽管为数甚少，但严重败坏了法官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法院案件数量和难度的不断上升与法官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的法官疏于学习，不注重了解和接受先进文化和司法理念，凭老经验、老方法办案;有的法官思维空间狭窄，工作方法简单，难以应付复杂案件;有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民事轻刑事、重实体轻程序、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三、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在一定程序上会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动。如何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如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是中国各级审判机关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科学理念指导司法活动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进一步改进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司法队伍革命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着力点，是破解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司法活动中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高标准；恪尽职守，公正司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是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要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把司法活动和履行职责行为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以公正的司法活动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存在于部分法官身上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漠视群众利益，冷、横、硬、推等问题必须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司为民、保障人权、服务大局的理念，实体与程序并重，罪刑法定等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守法、护法、用法的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效的法治环境。                                                                                                                                                                                                                                                                                                                                                                                                                                                                                                                                                                                                                                                                                                                                                                                                                                                                                                                                                                                                                                                                                                                                                                                                                                                                                                                                                                                                                                                                                                                                                                    （二）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正      “阳光审判”是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一剂良药。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依法将司法过程和环节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保障群众对司法工作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工作的依法、及时、全面的的公开，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缩短了司法与群众的距离，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实现知情权，另一方面提高了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抵御了不当干预，保证了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增强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道出了司法透明的不可或缺。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法院审判过的案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但当事人就是不认可。只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很大程序上是因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案件当事人不了解办案情况。审判公开是判决公正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公开、透明，才能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胜败皆服。法官审案，代表的是国家法律、人民意志，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的内容外，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不仅便于公众监督法官的言行，而且是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一种好形式，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实行法院垂直管理体制，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

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司法体制管理模式就是司法权力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不受制于任何行政机关，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从现代法治观点来讲，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是违反宪法的立法精神的，理应改革完善。按照管理和管人相结合，有利于法官选任上的优化及提高法官素质的目标出发，法院系统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即由原来的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法院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改变为上级法院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为辅的新体制。

另一方面，突出法官在独立审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克服独立审判原则因缺乏直接的办案主体而难于实现的弊端，并杜绝法院内部那些“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等违背审判规律、独立审判原则的作法，真正使法官成为审理案件、决定案件性质是非的直接裁判者，从而促进法官追求法律价值，提高司法水平，公正司法。这一独立审判原则可以抵制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从而保证了法院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按照法律规定，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同时，这一独立审判原则也并没有使法院脱离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因为，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而且应该是政治领导、理念指导，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通过对法院的人事任免、错案追究等方式实行法定监督。由于法官明确成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就使法官的权、责相一致，有利于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履行错案追究制，从而促进法官严格执法。一句话，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落实和保障，法官不独立法院就不可能独立。法官独立的标志是法官的地位一律平等，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而不用顾及所谓的“上级旨意”。[2]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就不会有法治国家的形成。

首先，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做到政治坚定。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办案指导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做到业务精通。现在当事人上访、缠诉、闹事等事件的发生，深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所造成的。因此法官必须学好法律和法规，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要辅以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等其它形式，大力提高业务素质。第三，法官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形象。具体地说，改进思想作风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进领导作风就是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忠于职守、真抓实干、勤政廉洁”；改进生活作风就是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改进学风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五）完善人民陪审制度，促进法院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因此，我们对之既要坚持，又要对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不断完善，做到扬长避短。首先，应制定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将陪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细化其相关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健全考核激励与制约机制，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人民陪审员队伍；第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陪审能力。人民陪审制度“借鉴了仲裁制度的某些特征，赋予了案件当事人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无疑有助于更公正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该制度通过让普通民众参加审判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朴素的善恶感、是非观对案件做出判断，扩大了司法民主，监督了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彰显了司法公正，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合情、合理、合法。

      （六）强化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保障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及时有效的矫正司法不公现象，必要加强法院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要加大监督力度，勇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追根求源，严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不断规范和完善现有的党委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方式。当前尤其应当强化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权力，也是人大的一项职责。应当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效力等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程序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除了对裁决结果的公正性监督外，更应当注重司法程序公正性的监督[4]。 权力缺乏监督，就会滋生腐败。

      注释： 1、王胜俊：《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于2008年3月20日接受《人民法院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 2、汤维建著：《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一）》，载.cn/article/default，于2008年4月26日访问； 3、陈杰人著：《让人民陪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载南方日报，2005年2月18日； 4、马丽平著：《营造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载改革与开放2007年第8期，第18页。   [1] 王胜俊：《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于2008年3月20日接受《人民法院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

[2]汤维建著：《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一）》，载.cn/article/default，于2008年4月26日访问  

篇5

关键词：公正；意愿；平等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公正置于道德德性的一节之下谈，而是在谈完具体德性之后，又用了一卷的篇幅来探讨公正的德性。因为公正的德性与其他德性不同的是，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总体德性"[1]（p130）。而在前面，亚里士多德又将德性定义为"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更具体的说就是在我们的感情和实践当中表现出来的适度的品质。公正与其他德性同属于这种适度的品质。其他具体德性更多的和人的情感相关，有助于自身善的实现。而公正不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善，它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并且很明显的与其他德性相关联。

一、公正的性质和范围

]bcZbhl？n`公正，在希腊语中指：按照公正的精神或原则做事的品质。公正同法律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cZbh？公正的，在其词义上同时就是符合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同样，Z]bc？Z？不公正，就指不按照公正的精神或原则做事的品质。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1]（p127）。亚里士多德将此做为作讨论的基础。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公正的探讨必须通过对不公正的探讨来实现。因为，他认为，首先"一种品质是相反品质中的一种"，通过对相反品质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所要探讨的品质。其次，对于一组相反的概念来说，它们在意义上是对等的。通过对公正的反面，不公正的的探讨，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公正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这种品质的主要内容是"守法和平等"[1]（p128）。在这里，公正是从两种意义来说的：即从合法的意义和平等的意义上说的。前者是作为总体德性上的公正而存在，后者是具体的公正。

二、作为总体德性的公正

合法的公正是指人们所做的合法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正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法律规定本身的公正性，也就是说，这些规定必须要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也就是要保证所以人，至少是有德性且有能力的人的共同利益。此外，法律所规定的还必须是有助于其他如勇敢、温和等德性的发挥，同时，减少恶的出现。所以合法的公正是抑恶扬善上的公正。

亚里士多德认为"守法的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1]（p131）。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比如幸福。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德性，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善"，能够促进他人的利益。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善看作更高的善，同时把幸福看作最高的善。而对于他人的善是实现城邦的善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公正又被看作德性之首。

三、具体的公正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所认为的绝对的1对1的对等关系。而是一种比例上的对等。他对于平等的探讨是通过对不公正的探讨来实现的。他认为不公正的人是所取过多的人，并且认为其必定是在那些善的事物上取得过多的人。也就是说，平等意义上的公正的人是所取得适度的人，而且是在善的事物上取得适度的人。这种适度的具体标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谈的具体公正的部分。

对具体公正的探讨，亚里士多德也是从具体的不公正的分析开始的。具体的不公正有别于一般的不公正，他是占得过多的东西的一种不公正，不是作为总体部分的不公正，即违法的一个部分的不公正。另外，一般的不公正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某种恶，而为着获利的不公正行为却不能归结为任何一种恶，而只能归结为不公正，这就是具体的不公正。最后，具体的不公正关涉的是荣誉、钱财、安全三者。由此可得出具体的公正也是在占得意义上的，遵守的是得所当得的原则。它不能归结为任何一种善，关涉的也是荣誉、钱财和安全三者。

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的公正。它主要表现在共同财富的分配上的平等或适度，是单纯的在善的事物上占得的适度。这种平等是几何比例上的适度，即A：B=C：D。这个比例在标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有所不同，正如我们现在的所实行的按劳分配，或者在按职位的大小分配一样。另一类是矫正的公正，它是一种在私人交易当中的公正。在这种公正当中又可分为出于意愿和违反意愿的公正。在私人交易当中的公正是一种算述比例上的公正，也就是完全对等意义上的公正。在这种公正当中，交易双方无论身份地位，都被看作完全平等的。这是一种为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意义上的公正，它涉及到善恶双重意义。所以，"矫正的公正也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1]（p138）。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回报的公正，这种公正是在商业服务交易中的公正，但它又不是矫正的公正。而是服务当中的基于比例而非平等回报的公正。但这种公正当中虽然交易物品的数量是成比例的，但有一个是平等的，那就是物品的价值与其数量的乘积。也就是双方物品的积累价值。同时，他认为"所有东西都必需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1]（p144）物品之间价值的关系当中，需要的实物形式就是货币这个等价物。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初步表达了劳动价值量与一般等价物的思想。为后面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政治的公正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政治的公正是"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1]（p147）。他将这种政治的公正作为公正本身来探讨。从政治公正的概念可以看出，政治的公正以具体的公正为基础。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自足的共同生活"。所谓"自足"，亚里士多德说过，"不是指孤独的人过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帮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1]（p18）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足的共同生活，一种处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生活。同时，他说"公正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而法律的存在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因为法律的动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基础的"， "可以由法律来调节，即有平等的机会去治理或受治理的人们之间"[1]（p148）。在政治的公正当中，法律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公正性的唯一途径。生活在其中的人，无论社会身份的高低，财产的多少，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做到政治上的严格平等。所以，政治的公正，不仅仅保证的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而且确保了各种具体公正的有效性。政治的公正无论对合法性的总体公正，还是对具体的公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政治的公正是对于公正本身的概括，在公正体系当中起着基础性和范导性作用。

提到政治的公正，我们自然会要讨论政治公正的来源。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自然的公正是绝对的公正，它对任何人都有效力，并且具有相同的效力。而约定的公正则比较相对。约定的公正具有这样的特性：最初是这样还是那样并不重要，但一旦约定下来，就变得十分重要。而且，约定的公正都是为具体的事情，并具有时空和情境差异性。可见，约定的公正重在人们对于约定的遵守，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诚信。但是，约定的公正具有法律效力，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诚信更多的是诉诸良心，除非诚信的一方受到重大伤害还会寻求法律的保护。可见，约定的公正对自然的公正更加灵活多变，其适用范围也更广泛，但是其稳定有效性比不上自然的公正。

五、公正与意愿

行为的公正既与行为的不公正相关连，又与行为者和接受者相关连，还与行为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有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行为的公正与否，关键在于看其行为是出于意愿的还是违反意愿的行为。出于意愿是指，某行为在行为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并且在他知情的情况之下主动所做出的行为。而违反意愿则是出于无知或出于能力范围之外，或出于被迫。出于意愿的行为有的是经过事先的考虑，有的则不是，但它必须是行为者的有意为之。这里，亚里士多德仍然通过不公正的行为探讨公正的行为，他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就是在行为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其知情的情况下，有意的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可见公正则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有意的避免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有意的使他人获利或至少是应得利益。行为者的公正亚里士多德就讨论了这些。接着，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受公正或不公正的对待对意愿的关系。这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是说所占得的善较少，而是得到的伤害过多。他认为没有人愿意受不公正对待。首先他认为接受不公正的事和愿意受不公正的对待不是一回事。（出于意愿的行为的定义本段上面有提到。）如果愿意受不公正的对待的人存在，那么这个人既是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又是公正的行为者。因为他出于意愿的做出了接受的行为，虽然事实上对于是不公正的，但他自己没有认为是不公正的。而对于这个人来说，即是公正同时又是不公正，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存在。而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没有人会希望受到伤害，除非他为了更高的善。从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否认了自杀的合理性。

六、公正与公道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道和公正一样是值得人称道的，也是一种善。但公道比公正更善，它本身就是公正。然而公道与公正是同源的，是一回事，只是公道更好些。而且公道虽然优于公正，但并不优于公正的总体。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谈的公道其实是公正的一种。这个公道的概念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正义的概念。他又说，公道"不属于法律的公正，而是对法律公正的一种纠正"。法律所涉及到是通常的情况，而公道可以处理一些法律所未能处理的情况。最后，亚里士多德认为，"公道的人是出于选择和品质而做公道的事，虽然有法律支持也不会不通过情理地坚持权利，而愿意少取一点的人"[1]（p161）。可见公道的人是通情达理的人。这种人超越了"得所当得"的具体公正，体现出一种德性智慧。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姚站军.亚里士多德城帮正义的实践智慧[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4）.

[4]马颜利.公正（正义）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4，（4）.

篇6

“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尽管对正义有无数不同的解释，但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 正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Justitia，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实现方式很多，但普遍认为通过司法实现正义“优于实施正义的其他任何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正义是司法活动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也是人们对司法的终极企盼。司法的具体实施者是法官，因而法官就自然成为司法正义的掌门人。英文中大法官称为Justice，该词含有正义、公正之意。由此看出，法官与正义有着渊源的联系。在西方人眼中，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正义被“普遍认为法官和执法者所应具有的品质。”因此，司法正义的实现要求法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更需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而正义的品格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成分。正如台湾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所言，“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其为重要。”德国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利希宣称，“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一方面，即使立法存在着不公正和缺陷，公正的司法也可以矫正这些缺陷，从而使立法的正义价值最终得到完整的实现。另一方面，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适用会造成压迫和暴虐，即所谓的“歪嘴和尚念坏了经”。

司法正义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正确地适用法律，准确地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公正作出裁判，从而使法的正义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在遇到法无明文规定或立法不完善而又得不到任何历史上的、先例方面的指导时，法官应当根据法的精神和正义的理念，确定最终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英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大法官丹宁勋爵说，“自己作为法官的基本理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是对程序正义的形象描述。意思是说，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判决，不仅要在裁判结果上做到公正、合理、合法，还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的公平和正义。一份判决即使结论是非常公正的，假如判决过程是不公正的，同样不能使人信服。程序正义有两个基本要求，即“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和“法官应听取双方的陈述”。法官作为止争息纷的裁决者，必须做到不偏不依，平之如水。“法官对于纠纷的任何不当介入，都会必然导致正义天平的失衡。”完整的司法正义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

司法正义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超然的心境。在具体司法的过程中，法官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作出抉择，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员，在作这种抉择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自身本能、传统信仰、后天道德理念和社会世俗等观念的影响，在由人治向法治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为了捍卫正义和法律的尊严，法官必须摒弃个人私欲，超脱世俗的压力，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徇情面不畏疆域。

正义应是法官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法律代表着公平和正义，法官选择了这个职业，也就意味着其在法官职业生涯中选择了公平和正义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追求。一名优秀合格的法官，应努力走出自身的局限和观念上的压抑，去探求法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法官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只有当其自身的正义理念与法律中蕴含的正义价值相吻合时，法的正义才能够被发掘，进而得到实现。“对于法官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实现法律，而是实现正义。”法官完美的人格、公正的理念和超然的境界，将赋予法律正义和社会秩序新的生机。

篇7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6-0012-03

公正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中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专用一章论述了公正德性的问题。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借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对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公正是一种德性

公正是使人行为公正和向往做公正事情的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看作一种德性,因此,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概念,首先要了解他关于“德性”的解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指值得称赞的品质或可贵的品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他说:“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作为一种德性,公正同样是一种优秀的品质,“是一种由之而作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2]由此看来,公正德性不仅是一种潜在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能力,更是一种向善的道德追求(想要做公正的事情)和现实的道德行为(行为公正)。亚里士多德还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了道德追求和道德行为在公正品质中的重要性:一是知,即观念,行为者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二是选,行为者必须选择(而且是自愿选择)公正;三是行,就是行为者必须作出公正的行为,而且把这种行为坚持到底。在以上三者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比道德观念更为重要,“对德性来说知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而其他条件却作用不小。”[3]“行为者,并不是由于他做了这些事情而成为公正和节制的,而是由于他像公正和节制的人那样做这些事情……如果不去做这些事,谁也别想成为善良的人。”[4]因此,亚里士多德批评了那些整天高谈阔论却什么合乎德性的事情都不做的人,认为离开现实的道德实践是不可能改善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因此,公正德性就是一种使人行为公正和向往做公正事情的道德品质。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就是守法和平等。守法是从整体德性而言的公正德性。守法的行为体现满足社会整体利益需要的共同的善,从而使公正的德性具有整体性的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整体性的公正就是一般伦理意义上的个人的公正(作为个人德性的普遍公正),在各种德性之中,唯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的德性,“最善良的人,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更要以德性对待他人。待人以德是困难的。所以,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邪恶。”[5]有许多人自己的事情能以德性对待,对待他人则不能,因而,人们只要具备了公正德性(即守法),就能以德性对待他人,造福他人,而不只是对待自身。而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都能够善待他人(以德性待他人),也就有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础。因此,公正在诸德性中是至上的完满德性,是一切德性的根本。公正是一切德性之始,又是一切德性之终;它总汇一切德性,又生成一切德性。平等是作为德性一个部分的公正德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部分公正,是从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在人与人之间实现公平。作为部分德性的公正,包括分配性公正和矫正性公正两种,亚里士多德用比例的平等和算术的平等来分别指称这两种公正。分配性公正“表现在荣誉、财物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东西的分配中(因为在这些东西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均和均等问题)”,[6]它强调分配必须因人而异,分配公正就是按几何学中的比例关系对公物进行分配,平等的人应受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人应受不平等的待遇,实质上就是各得其所应得。例如,拥有量多的付税多,拥有量少的付税少,这就是比例;再有,劳作多的所得多,劳作少的所得少,这也是比例。因此,在分配分问题上,“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7]矫正性公正则是在交往中提供判断是非的准则,是根据法律、按照算术比例对人们的得失进行矫正而实现的某种平等,使不公正地得到多少就要被相应地减少多少,不公正地损失多少就相应地补偿多少。比如,一个人打人,一个人被打,这样承受和行为之间就形成了不均等(即不公正),于是就通过惩罚打人的人使所得(对打人者而言)和损失(对被打者而言)适度,这种适度就是均等或平等。

总之,“公正就是守法和均等”,[8]不公正就是违法和不均,但违法的不公正和不均的不公正是有区别的,是部分对全体的关系(因为不均全都是违法的,而违法并非全都不均)。同样,守法的公正和均等的公正也是德性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因为多数合法行为几乎都出于德性整体,法律要求人们合乎德性而生活,并禁止各种丑恶之事。

二、中道是公正德性的理想境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品质,在感受和行为中都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三种不同的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属于恶,只有中间是最好的,才会受到称赞,所以,“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9]

公正德性是一种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过度和不及者的居间者,是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环境、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做出的感受和行为。对于公正德性来说,“公正处于做不公正的事情和受不公正的待遇之间。一方面所有的过多,另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少,公正则是一种中庸之道。不公正是两个极端。”[10]受不公正待遇是少于中间,不公正待人(做不公正的事情)是多于中间,都是坏事,所以只有中间(即公正)是最高的善,是优秀的道德品质。比如,在分配中,公正就是“不论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还是他人与他人之间,都不是把有益的东西给自己的多,而给同伴的少,对有害的东西则相反,而是按照比例平均分配,在他人与他人之间也不两样。”[11]不公正则是对自己有益的事物上总是过多,而在有害的事物上则是过少。

公正德性是经过理性选择的中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调和主义或折中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一种包含着理性的分析、判断和选择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12]尽管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苏格拉底把理性完全等同于德性的观点,但他也承认德性离不开理性。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理性判断和选择,即使他做了公正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具有公正德性的人。因此,包括公正德性在内的伦理德性是一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就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行为以选择开始,而欲望和有所为的理性则是选择的始点,所以“品质的选择既离不开理智和思考,也离不开伦理和品质。”[13]具体到公正德性,不管做事公正还是不公正,都要有意地来做。比如,在共同生活中,如果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伤害,被称为过失,伤害和过失的造成者做了不公正的事情,但并不能因此而说伤害和过失的造成者就是不公正的人。“如若经过选择而这样做,那就是不公正、丑恶的人了。”[14]同样,“一个人经过选择去做公正的事情,他就是个公正的人。”[15]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正中道,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取决,而是根据人的理性,根据人的实践智慧而进行选择的道德品质。

只有命中中间才能获得公正德性。“在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着中间性,不过很可能有时要偏向于过度,有时又要偏向于不及,我们很难命中中间,行为优良。”[16]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命中中间而获得公正德性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要避开与中间对立较大的那个极端,即两恶之间取其轻。因为要准确命中中间是困难的,而在两个极端之中,有的危害大一些,有的危害小一些,所以不得以求其次,即两恶之间取其轻。与大的恶相比,小的恶在道理上就可以说是善的了。做不公正的事情和受不公正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两个极端,而“在不公正的行为中,最小的是受不公正待遇,最大的是做不公正之事情”,[17]所以,要做到公正,就是要宁可承受不公正的待遇也要避免做不公正的事情。比如在分配中,在不能做到绝对按比例分配的情况下,宁可把有益的事物多分给他人,把有害的事物多分给自己。二是要研究我们所期求的东西,把自己拉向两个对立的方面。“我们的航线必须避开所面临的恶事,而航行在中间”,而“最重要的是要警惕那些引人快乐的东西和快乐”,[18]因为它们会干扰我们的判断。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抵制快乐的诱惑,我们就会少犯错误,就有可能命中中间。

三、公正德性源自公正行为的规训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良好的道德习惯在德性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说:“从小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相反,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19]他认为本性、习惯和教育是影响德性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在这三者中,习惯的养成对塑造德性又是最重要的。因为本性是天生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而理论和教育,只能使那些生性高尚、真正热爱善良的人归于德性,但它却没有能力促使大多数人去追求善和美,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必须通过习惯来培养他们的灵魂对高尚的爱好和对丑恶的憎恶,正如土地必须先开垦然后再播种一样。与所有其他德性一样,公正德性也是要通过培养公正的道德习惯才能养成,比如守法的习惯、平等的习惯、关心他人的习惯等等。

那么,公正的道德习惯又应该如何培养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首要的方法就是反复进行相同性质的道德实践。他认为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结果中实现,伦理的目的只能在不断实现的现实活动中。某种道德行为只有在经过长期的重复,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品质,才能成为德性,正如我们要建造房屋,才能成为营造者;弹奏竖琴,才能成为琴手一样,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正是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中,我们有的人成为公正的,有的人成为不公正的。”[20]所以,公正的道德品质是来自反复的符合公正德性的现实活动。其次是通过法律来引导和训练人们的公正道德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从青年起就在正确的法律下成长的话,就很难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也难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方面,正确的法律所颁布的各种行为准则起到了鼓励善行禁止恶行的作用。对于以守法作为其总体意义的公正德性来说,法律在培养人们公正习惯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对于一切服从法律,遵守契约的人,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公正”,“在暴君制下既没有友谊也没有公正。在平民制下则友谊和公正最多。”[21]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来规约人们的行为,帮助人们养成公正的道德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那些天性卑劣、甚至从未想到过真正的善良和快乐的人,不太可能通过理论来改变他们的习惯,只能通过法律的惩罚来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习惯。就公正德性来说,只有守法才是公正,违法都是不公正,所以对于不公正的人只能通过法律的惩罚来训练他们的公正行为习惯,“公正只对那些法律所适用的人才存在,法律只存在于不公正的人中,判决就是公正和不公正的判别”。[22]可见,通过法律来建立制度、引导和训练人的行为公正,使人变成具有公正德性之人,这是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养成理论的重要内容。

四、给予和维护幸福是公正德性的价值诉求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灵魂的具有状态,而且,这种德性有其实现和使用的目的或价值诉求。那么,德性的价值诉求是什么?这是亚里士多德探讨全部德性的最后落脚点,那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总是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这个指向性就是人所行为的开始之点,而“行为的开始之点,就是行为所为的目的”。[23]善和幸福就是行为的开始指点或本原,并自然而然地指导人们对善的追求,亦即对幸福的追求,所以“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其他的一切或者是它的必然附属品,或者是它为本性所有的手段和运用。”[24]公正作为一种德性,它与节制、勇敢等其他德性一样,其价值取向是个人或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25]可见,公正不仅以个人幸福为取向,而且以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幸福为目的。然而,个人的善(幸福)与城邦的善(幸福)虽然具有一致性,但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因为“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它更多地着重于造就公民的某种品质,即善良和美好的行为”,[26]城邦以美好生活为至上的目的,这种最高的善的生活,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始终探求的幸福。公正不论是作为个体的道德,还是作为城邦的基础,都与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及共同体的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论的现实启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德性之维

公正首先是一种个体德性还是社会行为规范,这是现代道德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主张公正或正义首先应该是个体的德性,因为正义的规则只有对那些具备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有意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家则认为,公正规范应先于公正德性。公正首先不是人的美德,而是制度的美德,“以社会制度为正义的论域,把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同时也就表明在他那里正义优先于善。”[27]显然,在前者看来,公正首先是一种内在于人的遵守正义规则的能力与品质,是公民想要做公正的事情的品质,因此,“无论‘正义’还指别的什么,它都是一种美德;而无论实践推理还要求别的什么,它都要求在那些能展示它的人身上有某些确定的美德。”[28]后者则认为公正主要是一种外在的规则与制度,对公民来说,公正是制度强迫他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本文无意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是非判断,而是希望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个体的公正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何关系?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观来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应该走出“制度正义”的路径依赖,即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不仅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还需要塑造具有公正德性的公民。早在18世纪,卢梭就极力反对百科全书派学者试图通过单纯的社会设计来实现人类公正平等的主张,“一个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自然会带来和平与安全,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以此为基础,不难达致商品与服务的平等分配,个人也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29]但要达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与社会幸福,具有善良的动机才是最为关键的,“这不仅是因为好的社会后果最终只能在由善良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实现,而且是因为达至社会幸福的关键在于人的精神品格”。[30]诚然,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指向的是全体人民的幸福以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固然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幸福,与卢梭所致力于实现的社会幸福都有着本质区别,但他们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在实现和维护城邦(社会)幸福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再者,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制度规范对个人外在行为的约束和限制,使公正成为人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在关于个人追求公正品质方面保持沉默,就容易导致个人追求公正德性这一要求的丧失,人的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可以也应当基于自己的内在禀赋全面地发展自己,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遵循外在行为的普遍规范。”[31]因此,个体的公正德性既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公正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应当重视制度之维,而且不能忽视德性之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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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法制国家；基本特征

法治国家是根本是依法治国，在法治国家，人民生活中的基本层面以及社会关系都属于法律管辖的范畴。法治国家的法律是建立在民主。公平、和谐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在思想条件上包括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限制私有权利保护了私有权利。

一、规范特征

法制包括内容与形式，内容与形式是相互作用的，倘若没有形式，内容会变得难以捉摸，倘若有形式缺乏内容会显得很空洞，容易引起误解。法治的存在形式不仅要求人们去感悟，还应当做到实实在在存在，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只有通过形式，人们才能够认识到法治内容。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法治的内容才能够得以实现。比如，只有通过回避、表决等形式，才能够实现法律公正[1]。法治的形式是可确定的，而法治的内容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让人民当家做主，其形式是很简单实现的，而其内容却不比较难做到。但是倘若连形式都没做到，内容就更难实现了。因此，一个法治的国家应当有明确的法律目标、良好的法治内容以及适当的法治形式。法律规范的系统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良性法治是法治国家规范特征的重要体现，法律应当获得普遍的服从，人民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法律与自由、正义、真善美等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实施法律也就是促进良好的价值观，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其普遍性、平等性、稳定性以及权威性。在我国，良性法律已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全面地表现出了民主性、科学性以及道德性。

二、前提特征

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前提和政治基础。在民主中，政治民主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政治民主由法律来保障，法律打击破坏民主的行为，对政治民主也加以了规范。我国政治民主的基本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法治国家在立法上的基本要求就是立法应当要民主，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全部法治化。因此这些都是立法民主所必须的。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创造了民主的条件，从某个层面的意义上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就是预想对国家法治状况的制度化的过程。执法、守法等方面就是把这种预想使得实现，民主的立法实现了才能够实现法治国家，相反民主立法不能实现，法治国家也就形同虚设，倘若没有民主的立法，就无法实现法治国家[2]。

三、保障人权

人权是人应当所享有的权利。一个国家其人权保障程度与人权的权利范围体现着该国的文明程度，也是与非法治国家的重要区别。一个国家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人权的不断的丰富与发展。非法治国家转换为法治国家，是人权内容实质上的变更。保护人权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任何时候、所有人都能够切切实实的享有着人权，有史以来侵犯人权的事件一直发生着，保护人民的最终利益是每个国家应当负担的责任。法治国家在所有国家中是最保障人权的，其核心本质就是保障人民的人权。在法治国家中，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比较少，在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件后，侵犯这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受害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治国家中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

四、权利制约与依法行政

权力的依据在于人民对权力的行使的认可，比如选举，就是获得权力的过程。因为权力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全体人民都参与，所以为了保证权力的公正，应当对权力进行监督。人民把权力交给管理者，站在人民的角度也就是赋予了权力，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同样也获得了权力。倘若在赋予与获得过程中，没有法律将其规范，那么就很难保证这个过程是公平、正当的。对于行使权力方面，是应当由拥有一定条件的人来进行的，那么这些人，其行为是否保障了公众的利益，怎么样保证其一直为公众利益而开展工作，就是应当就权力获得者加以监督。行政是一个国家行使权力的主要方法，也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行政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与人民的联系最为密切。行政是否能够依法展开影响着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成为法治国家。每一个法治国家都是把依法行政来作为本国的特征，法治国家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意思是在日常行政方面应当具有法律的依据。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开展。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的行政行为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人民的行为不需要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只要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即可。但是作为行政机关，其行为应当要有法律上的依据，否则就是不合法的行政[3]。

五、司法公正

确定司法公正的内容是相对困难的，从理论方面来说，公正没有阶级也很难形成一个有关公正本身的共识，就司法公正来说，它是一个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的概念，公正的内涵在不同的阶段是不相同的，因此人民对司法公正认识也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判断司法公正过程中，首先要看司法是不是符合了法律的规定，其次是看司法是否符合了人民对公正要求。合法公正在大部分情况下与合民公正是相同的，然而也有不相同的情况，一旦出现了怎样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了法律确定的公正出现了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在法律定制时就没做到公正，也可能是因为社会的进步，原来公正的法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当修正法律，从而保证能够做到真正的公正。又或者是人民的认识公正时出现了问题，将不公正的看成了公正的。在这时候就应当先看人民的数量，倘若这种人民的数量很多，那么就说明了法律并没有反应出人民的真实意愿，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倘若这种人民的数量比较少，那么法律不会少部分人的歧见。

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的。一个法治国家，首先应当实行法律统治，该国家必须具有法律的理念与规范的制度。作为法治国家，应当把保障人权作为核心内容，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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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在法制社会中，审判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的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是公正的。审判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不公正的审判会减损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把水源败坏了。1

时至现代，任何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法学家或是审判机构，在其具体的活动中，都包含着对公正的考虑和尊重。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司法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已被法律所否定。”2显然，公正同民事诉讼法具有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源于这样一种逻辑：任何民事争端都包含着对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纠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主观意识，公正的客观评价标准以及正义的社会力量。无数的民事诉讼争端表明，任何诉讼当事人都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为了就两个对立的观点做出判定，不能没有真正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正当的诉讼程序，它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3审判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程序公正是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手段，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裁决结果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

二、程序公正的含义

程序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审判。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审判，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裁判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的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

笔者认为，从审判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公正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程序的民主性。也就是说，程序设置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否便利于大多数人；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利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第二，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程序可以约束法官行为的无常或专横。现代程序法通过法定的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约束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是法律对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第三，程序的平等性。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四，程序的公开性。这是指审判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公开审判可以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防止偏私的可能变成现实，促进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审判结果的依赖。第五，程序的科学性。即程序法中彻底废除了刑讯逼供、神明裁判等野蛮、落后的作风和习惯，使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和要求在程序中得以体现。科学的程序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具有足够的防错和纠错功能。

三、程序公正的标准

在上述程序公正的含义的基础上，我们来分析一下程序公正实现的途径，即程序公正的标准。

程序公正的观念和标准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们要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相适应，并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法律传统，所以人们很难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和社会的公正理想。5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民事诉讼活动中程序主体对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因素，这些共同性的因素才是程序的生命力之所在，有了它们，程序才会越来越发达，程序技术才会越来越科学。笔者认为，程序公正标准的基本原则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1、法官中立

程序公正首先要法官处于中立地位，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的基础”6.法官的中立是相对于当事人和案件而言的，它表明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中立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不中立便是偏私，便是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混淆，其结果的不公正是必然的。人们常常把法官形象地描绘为足球场上的裁判员，本身并不踢球，而是让参赛双方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竞赛，并最终宣布居优势地位的一方获胜。这就是法官中立（尤其是在英美法中）的生动写照。

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具体要求：

①法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按此要求，法官既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讼，也不得与案件结果或争议各方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强调法官与案件事实和利益上的非关联性，对于保持法官的中立性无疑是必要的。法官是正义的守护神，但法官同时也是人，也有情感需要和利益需求，如果法官或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成为当事人，那么法官在诉讼中的双重角色难以保证纠纷解决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制度的设置就非常必要了。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0年1月31日颁布了《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对法官应当回避的情形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对应当回避的人员范围规定得更宽，既有审判人员，也有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甚至还有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父母；对应当回避的场所规定得更广，既有法庭审理中的回避，也有法庭审理以外的回避；对应当回避的情形规定得更具体，对与审判人员有亲属关系的规定、违反审判纪律的规定等都具体而明确；对应当回避的时间跨度规定得更大，不仅在个案审理中遇到应当回避的情形要进行回避，而且在离任后担任诉讼人和辩护人在一定情形下也要回避。该规定显示了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和信心，严格执行这个规定，必将有利于实现审判程序公正，有力地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

②法官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歧视或偏爱。法官中立不仅要求他同争议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而且要求他个人的价值取向、情感等因素不产生偏见。法官对某一方当事人的偏见，既可能源于纠纷解决过程中所形成的义愤、同情等情感上的好恶，也可能源于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法官的偏见和价值判断会妨碍他公平地对待当事人各方，公平地处理纠纷。在审判中要做到立场中立，没有偏倚，法官的人品个性和修养是十分重要的。冷漠、怠慢、涣散、轻浮、粗暴、偏私、虚伪和没有责任心的法官，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为此，有必要建立符合情理的法官考核和选拔制度，选拔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综合素质和修养的法官审理案件，提高办案质量，提高裁判的权威性。另外，也有必要加强法官的培训。国家每年都制订、修改、颁布一系列的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法官的知识、思维方式必须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否则难以准确把握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熟练适用法律条款，适应审判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官培训制度，学习新法，更新知识，鼓励法官自学或参加其他业务学习的制度，为法官支付有关学习、培训费用，以提高法官素质。

2、当事人平等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是一项基本原则，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二是法院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7前者是“静态的平等”，指的是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在立法上的分配，后者是“动态的平衡”，指的是法官或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给予各方当事人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主张、意见和证据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关注。法学上的“平等”，只能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当事人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必然派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有时空限制的，“表现在司法制度中，就是人人都有起诉权”。在这里，“法律面前”平等是指在“正式的法庭面前”，即“法官面前”，并且是在审判过程之中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程序性的权力平等，实质性的权利是无法平等的。8因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实践能力各异，如理解法律的程度，收集证据的能力，判断事实的能力，以及法庭辩论的技巧等，都对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力量产生影响，是否请律师以及律师的尽职程度和职业水平更是决定诉讼对抗力量的重要因素，由此反映出来的对抗力量的强弱，将实际造成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不平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平等只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享有同样法律程序，适用同样法定手续的权利。诉讼权利平等的意义就在于保证当事人各方处于平等地位，以便形成立场上的对立性和竞争性，通过竞争性的活动，强化程序参加者的动机，使法官获得全面的信息。就此而论，诉讼权利平等是公正审判的先决条件。当事人平等的第二层涵义是平等保护和平等对待，当事人平等的实现还依赖于法官的平等保护，就是无差别对待，它包括两项基本要求：一是法官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应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二是法官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的观点均考虑在内。在民事诉讼中，法官的神圣职责之一是维护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并为他们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条件，同时要求他们平等地履行诉讼义务。但是，平等保护并不完全否定基于合理立法目的“差别对待”，对于当事人中的弱者，立法上应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保证他们拥有与强者实质上的平等参与诉讼的能力和机会，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律援助制度。

3、保障程序参与机会

即英美法中的“获得法庭审判机会”原则（opportunity to be heard），其涵义是，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民事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说来，在涉及当事人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权利；而且在裁判形成之前，应保障当事人能够及时、正确地提出诉讼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这种机会的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资料，不能直接作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争议主体的当事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反驳对方的证据，进行交叉询问和辩论，以此来促使法院作出尽可能有利于自身的裁判。只有从制度上充分地保障当事人享有和行使程序参与权，诉讼程序的展开本身才能为审判的结果带来正当性。除了具有这种工具性意义外，保障程序参与机会还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因为各方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就更易于接受裁判结果；尽管他们有可能不赞成判决的内容，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服从它们。

保障程序参与机会有两项基本要求：①以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参与必须是自主的，自愿的，而非受强制的、被迫的行为。自愿参与的要求是基于如下理论预设，即“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9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运用逻辑推理和所有相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去实现愿望和价值，决定如何行动。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也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不告不理”和禁止利用职权更换当事人的规定体现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自愿性。自愿参与原则要求立法者和法官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人格，不能把当事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比如当事人仅仅被动地出席或陈述自己的意见等，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参与。②当事人必须具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的参与机会，这是程序参与的核心内容。在法院作出有关严重影响他们权益的裁判前，当事人应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的证据和主张进行质证、反驳和抗辩，以便将裁判建立在这些主张、证据和辩论等所进行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为此，法院要在当事人之间适时沟通诉讼信息，把一方的主张和证据及时告知对方，确保每一方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反驳的准备，确保参与能力不足的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

4、公开审判

公开审判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法院在开庭前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间、地点，以便公众旁听；第二，除法律规定不公开进行审理的案件外，应当允许公众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公众可以旁听审判的全过程，包括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宣判等。在英美国家和瑞士，甚至允许公开合议庭成员的不同意见，当事人和旁听者能够目睹法官们的争论及其结果；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观念是把法院作为一个权威机构面对外界，它的判决是一致的判决，法官也要保证其不泄漏合议庭的少数意见。但是近年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态度有了缓慢的变化，至少日本法院和德国是允许公布不同意见的。10第三，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告。

公开审判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一项程序是否公正不能由程序的制定者本人来认定，它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否则，就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赖。黑格尔指出：“法律应予公布是属于主观意识的权利，同样，法律在特殊事件中的实现，即外部手续的历程以及法律理由等等也应有可能使人获悉，因为这种历程是在自在地在历史上普遍有效的，又因为个别事件就其特殊内容来说诚然只涉及当事人的利益，但其普遍内容即其中的法和它的裁判是与一切人有利害关系的。这就是审判公开的原则。”11在正直的人看来，公开审判是确保司法公正的第一步。只有经过公开审判，人们才能洞悉案情，“才能信服法院的判决确实表达了法”。而且，公开审判这一过程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具有提示、感染和教育作用，同时提供了公众对诉讼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

5、维持诉讼行为效力

这是关于诉讼行为及其效力设置的一项程序公正标准，它是指诉讼行为一旦生效之后要尽量维持其效力，不能轻易否定其既定内容，因为，“程序的公正性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保证决定的客观正确”12.程序具有操作过去的可能性，程序启动之时，程序主体具有最大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然而，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即使可以重新解释，但却不能推翻撤回。一切程序参与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上诉、申诉等程序虽然可以创造新的不确定状态，但选择的余地已经大大缩小了。13

维持诉讼行为效力要求立法者赋予程序主体的诉讼行为以法定效力，并且禁止任意诉讼。诉讼行为是在诉讼法上引起某种效果的行为，诉讼行为是否成立，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合法等，都应当取决于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行为的这种调整方法在法理学上称为法定主义调整方式，这与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方法恰成反照。这是因为，民事诉讼行为并不象民事法律行为那样表现为独立的意思表示，而是与其他行为紧密联系，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诉讼行为链条。在民事诉讼中，原则上应排斥意思主义，而采取表示主义（或称客观主义），因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一般与行为的意思表示没有关联。按照表示主义理论，诉讼行为的效力以行为当时的客观效果为准，而不深入探究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因此，即使行为人的真实意思与表示不符，在效力认定上也以其客观表示为准，意思表示瑕疵等民法上的规定，原则上不能适用于诉讼行为。

参考文献：

1（英）弗·培根著，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 龚祥瑞著《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5 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6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5期

7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3页

8 龚祥瑞著《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123页、第136页

9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1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页

篇10

一、程序正义可以加强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因而任何一种程序都不可能十分完美，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善的正义。无论诉讼程序如何设计，均不可能完美的实现实体正义的结果。

另外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的特质，在取得其积极价值的同时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从而具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三大局限性。不合目的性是因为法律具有普遍性，其在作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工具时只注意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因而即使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适用于个别情况可能是不公正的。不周延性是由于法律的确定性难以实现造成其实然的外延小于应然的外延，即存在法律漏洞。滞后性是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而不能自我调整追随社会的发展并与之相适应，从而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脱节。

还有虽然刑事诉讼以发现真实为目的，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物质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不可能将纠纷的真实过程还原，只能根据诉讼中所能利用的资料再加上法官的经验及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的推定作出合理的事实认定，而这种认定的‘真’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真’。

从以上可以看出，程序建构和法律本身的缺陷以及认知水平的局限，诉讼结果不可避免的出现不正义，所以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正当性绝无可能单纯通过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得以确立。如何使一个可能在实体上错误的裁判结果获得正当性，程序正义就成为加强司法机关权威和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必然选择。

诉讼的目的是要解决纠纷，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就是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认真适用法律，展示法律文化的魅力、树立善良的风俗、塑造行为的范式。但是任何程序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部当事人的不满，程序要件的满足可以使决定变得容易为失望者所接受；程序要件不充分的决定，即使其目的是正当的也容易引起争论，从而造成贯彻执行上的阻碍；如果要强行实施之，那么就回给全社会以一种被放大了的压抑感；而如果试图解释说服，那么就只能是事倍功半。

法律权威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但是这种强制力有可能使法律权威异化为粗暴的威力。只有吸收不满才能促进纠纷的真正解决，公众对解决纠纷程序之公平与否的感觉最终决定着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程序公正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法律的内在化、社会化效果。只有通过程序的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真正服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司法机构也就建立起了权威性。

二、程序正义有助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随着哲学对人的本质与价值思考的深入，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主体性原则也就作为一项重要思想原则体现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正是主体性原则的保障，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自由，保证人类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受野蛮的践踏和肆意的侵犯。

人权保障理念是程序正义的核心目标，这就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将被指控有罪行的人作为有着其自身目的的主题来对待，而不是将他作为惩罚的对象和获得证据的工具。在程序正义理念下任何人在刑事诉讼中均应当享有一些与生俱来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受到公正地对待。

法官中立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是指法官必须不偏不倚、消极中立，不受偏见、利益、不适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允许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者在程序决定的制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尊重。然而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对于程序正义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方几乎总是处于较弱的地位，他们在程序中理应受到更多的照顾，因此法律必须通过拟制的手段加强辩护方的力量，这就是程序正义的平等武装要素。程序正义还要求程序理性，即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做到仔细地收集证据并对各项论点进行考虑；仔细地对这些证据和论点进行衡量；冷静而详细地对案件做出评议；公正而无偏私地解决问题并以事实为根据；对判决和决定提供充足的理由。程序正义还有一个要素是及时性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对被告进行迅速的审判乃是被告的一项基本人权，因为久拖不决一方面有可能使被告遭受无限期的羁押，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使被告的法律地位处于长期的不确定状态，而这与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心理本性相违背。

程序正义正是由上述五个要素来规范诉讼行为，通过抑制、分工对权力进行制衡，补充了实体法控权的不足，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效率与自由的协调、形式合理性与实体合理性的结合。使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和承认，从而使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三、程序正义能够促使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得到真正实现

法律的指引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提供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模式，引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法律的教育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其规范和实践活动教育人们接受一定的行为方式，培养一定的行为习惯。

虽然法律规范一般由假设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是一种确定的指引，也是对公民的教育。但是法律规范毕竟是很生硬和枯燥的，并不能以很直观的形式给公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程序的参与者则可以亲身体会法律的氛围，正义的程序可以给参与者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力，使他们对法律有更深的体会。正义的程序使一个人在国家审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协商的地位，即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他的意见和辩解被认真而充分的听取。。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机构任意或者随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也听取了被告人本人的辩解，因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正义程序形成的裁判结果不管对其是否有利，都会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只有让社会公众从心底里对法律产生信服感和尊重感，法律才能实现教育和指引功能，进而实现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秩序的功能。

另外，程序正义使公众对对法律尊重和重视，相信法律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正义，保护其合法权益，对法律有一种信任感和近乎的感情，这就具备了朴实无华的守法思想，愿意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才真正得以实现。

四、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首要前提

公正的法治程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实现。美国学者罗尔斯在阐明程序对实现法的内容的辩证关系时指出，追求实体公正，只能在保证程序公正的条件下获得。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正当程序的基础之上，实体正义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由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不同属性决定的。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程序正义具有绝对性，程序正义的绝对性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程序是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则加以建构的，遵守这些规则谓之合法，反之谓之违法。合法为正义，违法为非正义，它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而取决于法律规定之准绳作用。法官只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诉讼，不仅能较好地保证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受到正当、平等地对待，也能够更好地使判决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精神。关于实体正义的相对性，北大教授陈兴良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绝对的实体公正是不可能的。诉讼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找回案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真实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相一致。但由于人们对既存的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诉讼中的查明事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在客观真实不可得的情况下，人们退而求其次，追求法律真实，法官在追求法律真实中无论是对法律的理解上，事实的认定上，还是最后结论的形式上都无一例外地渗透着主观意识和客观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二是实体正义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衡量尺度，即使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也不像数学公式所表示的那样精确。至于量刑，对某一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内到底是判三年还是五年，很难说有一个精确的标准。同时，社会公众对于审判结果的正当性也很难作出直接的判断，也只能借助于程序的正当性加以衡量。三是实体正义具有一定的主观感受性，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许多时候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互融合的。严格按程序审查案件，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实体真实，而且即使是实体处理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也能够使人容易接受。例如：有些败诉的当事人对判决结果感到不满，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也相信承办法官是公正无私的。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丧失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结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程序的这种功能，被我国学者称为吸收不满的功能。当不满像汹涌的洪水泛滥时，程序像宽阔的大海将其接纳，当不满像凶悍的猛虎袭来时，程序像茂密的山林，将其淹没。洪水猛兽般的不满在大海群山般的程序面前会平静无息。因此，程序正义能够强化当事人对实体正义的认同的这种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即使实体处理的是公正的，由于违反正当程序，当事人受到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他同样难以对实体正义认同。

五、程序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角度看，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和谐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每个公民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和谐，等等，都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基本特征。而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就不能离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贯彻，有利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实现。

.程序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西方一位法学家曾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就是将正义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在这种程序中，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被置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因而会产生一种受公正对待的感觉，社会公众也会对判决结果连同其据以形成的合理根据一起表示认可和满意。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秩序，使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