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范文
时间：2023-12-29 17: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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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及所占比例较高，这给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及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结合经济基础相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充裕，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相对轻松。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恶化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得不到足够保障，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便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需要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一系列老龄化问题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2.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晚年的生活能力和早年状态息息相关，必须让青年一代重视健康，改变生活作息，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三、结语
篇2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篇3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都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6]。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富有生产性的时期中，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高储蓄率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并且在总体上不再富于生产性时，那么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口红利便会丧失[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借由三条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人口转变会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8]。假定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足够大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此外，家庭规模的减小会大大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9]。当然，由于分工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分工的规模效应也会减弱，这就会导致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即使假定处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相对减少也仍意味着总产出会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的改变，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11]。人口转变过程是长期的，既包含有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更迭关系。在社会上，不同年龄人口的产出、储蓄及消费行为都存在系统差异，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据总人口的主要比重时，该年龄段人群的行为就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情况[12]。而且，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达到劳动年龄以后，其储蓄的变化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倘若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大，那么该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对提高储蓄率有利；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抚育、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这些会有助于减少家庭支出，而进一步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结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3]。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下降，这就更加易于诱使一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术进步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程度[14]。比如，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预计来自劳动力供给和公共财政的“双重冲击”将影响欧盟及日本等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影响也将达到约0.2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的改变。当死亡率下降时，家庭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在显著增加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下文统称“东亚经济”）创造的“东亚奇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达到劳动适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8]。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时期，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稳态增长率达4.1个百分点。而另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因而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就达到了1/4～1/3；此时，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进一步高达1/3～1/2[20]。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表现出的强关联性并不必然带来“红利”效应。在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泰国、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既有利于减小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又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此时，如若加上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成为投资，那么就将发挥助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我国和东亚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影响的讨论主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判断，但对影响的程度和后果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是否已经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等的判断，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一方观点认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存在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因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并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变动、“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化趋势，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可以充分论证、检验和支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编辑部，2007）。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指出，尽管“人口红利”涉及到了两个存在关联性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事实（一个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另一个是以年龄结构来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在人口转变发生的某个特定阶段确实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统一评价各国某个特定阶段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5]；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只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的到来[26]，如果考虑到我国尚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将之纳入到非就业人数计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测算的抚养系数来确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劳动力供给质量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伴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出现的对其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于学军（199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各具优势或不足，30岁～44岁中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15岁～29岁青年劳动力和45岁～64岁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年劳动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发现，技术进步越快，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越小[29]。蔡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30]。为考察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的影响，杨道兵和陆杰华（2006）对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预测，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的2035年将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并认为随着劳动力的老化，社会总产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32]。张车伟（2010）也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33]。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可能给消费和储蓄带来的影响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总体而言，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率。在微观层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揭示，一个人处于未成年和老年两个时期的消费均高于收入，因而是进行负储蓄；而在成年时期，个人消费会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可见，若一国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则总储蓄率也应上升；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则总储蓄率下降。当然，考虑到退休人口的遗赠或保留一些储蓄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那么这些会部分地抵消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下降[34]。在宏观层面，当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那么由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那么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利用“可变增长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的作用效果，就会发现其有赖于处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内财富水平状况，但这些都由经济增长决定[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也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指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37]。袁志刚和宋铮（2000）认为，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发现，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转变影响储蓄的程度会不断减弱[39]。李俭富（2008）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储蓄习性等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40]。陈如和李杏（2010）验证了老年抚养率、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等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4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如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只存在弱显著的负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4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3]。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人口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孙祁祥和朱俊生（2008）认为，我国人口结构与该项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之间的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养老保险低覆盖之间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贫困与养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间的矛盾；四是人口转变进程的区城差异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之间的矛盾；五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整体缺失之间的矛盾[44]。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45]。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如果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可能会刺激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4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老龄化对老年照料、医疗保健等造成的影响。张翼（2007）指出，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已显著增加了老年抚养比，特别是对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则是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进而导致照料老人负担的加剧[47]。蒋承和赵晓军（2009）发现，目前我国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48]。张彬斌（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短缺，未来的劳动人口需要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或者家庭资助的形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49]。张车伟（2010）预计，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都会加大[50]。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一国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都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当其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的总体下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上升，会促使教育资源的总量需求上升，从而要求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调整。都阳（2009）对教育投入水平进行了国家比较，发现我国标准化后的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结构方面，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在校生总量规模预期都呈现出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51]。立足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联系，蔡昉（2009）认为，通过深化教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随着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岁～14岁的少儿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有明显的缓解，从而为扩大和深化教育创造有利的条件[52]。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
篇4
[关键词]老年人休闲体育 失能老人 体育运动
一、引言
目前老龄化的浪潮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失能老人规模的迅速增长,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天津市举办的中欧养老服务业现状及前景论坛上说,由于大部分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缺乏社会护理,一个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因此全国至少有几千万个家庭为老人的护理问题而困扰。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9亿,其中失能老人940万人,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资料来源:健康报)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达到2185万人,比2007年增长61%,2051年人口老龄化高峰将达到3850万人,是2006年失能老年人口的3倍。我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1]。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出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思路,有必要探索一种新的策略,以最人本、最经济的理念将失能老人规模降低到最低点。
二、失能老人增长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1.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衰退,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无法自理,自身活动能力的丧失,需要他人照顾,称之为失能老人[2]。造成老年人失能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自然衰老。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都要经过衰老阶段,生命也如此,衰老是生物生命过程中整个机体形态、结构和功能的逐渐衰退现象。是不抗拒的自然规律。在一定条件下,衰老的速度是可以减缓的,但是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必然提前进入衰老。因此,这是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疾病。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良的生活习惯,淡薄的健康意识,导致各种生活习惯病的形成。而许多慢性病潜伏期长,不易被发现,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不参加体育锻炼,把健康寄托在医药上的老年人比比皆是。待到发病时,处处求医、买药。老年人正处于身体机能衰退阶段,机体的免疫力在不断的下降,药物的毒副作用可能引发其他病变,最终导致失能。第三,弱势群体。部分失能是指人的部分肢体器官的部分功能永久性的丧失。它包括先天残疾和后天伤害。弱势群体本身的活动能力就低,到了老年,伴随着衰老、疾病、无人照料等因素,很大程度加快了失能老人规模的增长。
2.失能老人的社会影响
失能老人首先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的影响,失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幸,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因抑郁症而产生自杀倾向,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其次,失能老人的家人是最受影响的。子女的工作、学习会受到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心理、精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且生活节奏、方式都会因此而改变,家人也会因此而疲劳过度、心力交瘁、诱发疾病,从身体和心理上都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通过上文的数据显示,现有940万失能老人,不难算出所影响的家庭已有几千万。这必然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现状
休闲体育是指人们利用余暇时间,为了达到健身、娱乐、消遣、刺激、宣泄等多种目的所进行的各种身体活动方式。休闲体育的最大特点是活动主体的自由选择性、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活动效用的综合性。老年人年龄、身体结构的特殊性,对参与的休闲体育运动的选择受到了局限,弱竞技性、娱乐为主的活动将成为老年人休闲体育中的主体。结合休闲体育的概念,笔者认为,“老年人休闲体育”是指老年人利用闲暇时间,为了达到延缓衰老、预防疾病、娱乐、消遣等多种目的所进行的适合老年人身体特点的身体活动方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健康的意识不断的增强。休闲体育运动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了社会消费结构,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休闲体育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但是在发展休闲体育的同时,忽视了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目前我国老年人休闲体育大多是以老年人俱乐部、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等公益性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休闲体育的发展要体现实物、服务的消费,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参与休闲体育的理念形成了阻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个没有竞争价值的市场,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因此在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问题上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空白。
四、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长期照料服务是为已经成为失能老人准备的,它是解决老人失能后的问题。社会上因不孝、财产纠纷、无能力等因素而不赡养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老人病倒卧床都没人照顾。这是一种丑恶的现象,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无疾而终是每个人的梦想,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变老,都将面临失能的可能。失能忧患关系着每一个人,不仅仅是老年人所面对的问题。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关系着全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首先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建立管理、监督机构。这种服务可以保障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而且还可以吸纳就业,是有利于子女和家庭的一个民生工程。同时这种服务体系的建立也存在着弊端。因为在保证民生的同时忽略了民死的问题[3]。长期照料服务无非是给老年人提供了一种依赖。这种依赖可能导致了老年人不会去想怎么样延缓衰老、怎么样延长寿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不足以解决失能老人规模增长问题的,笔者认为,单存的凭借这一体系的建立去解决失能老人的问题,这种对策是一个无底洞。这种服务也是不能没有的,据预测,2051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时候,所需要长期照料服务的床位大约是3850万张,而目前我们的服务床位供给仅有157万张。这样巨量的服务床位缺口换算成资金,大约为6000亿元。在未来严峻的挑战下,有必要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对老年人提供健康健身服务,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从而达到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效果,积极的使还没有成为失能的老年人达到降低或延缓的目标。一方面可以发展休闲体育,另一方面给医疗与社会服务的投入减轻了负担。
2.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的可行性
积极老化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都要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实现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尽可能好的生活量的目标。长期照料服务对解决老人失能问题过于被动,失能老人规模的迅速增长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2002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上,联合国把“积极老化”确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目标战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低收入的国家,在应对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问题上还有难度。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全民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把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作为手段,走积极老化的道路[4]。将疾病、失能等消耗医疗照顾服务资源的压力降到最低,同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体育运动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预防疾病、延缓衰老,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的目标和意义,在于吸引最大量的老年人群参与到运动中来,共享休闲体育运动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老年人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手段,应对失能老人规模增长趋势的问题,同时也增强了老年人的体质健康。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和谐社会中不容被忽视的问题。针对失能老年规模的增长,预防才是硬道理,积极老化的理念预示着将给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带来契机。
五、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趋势
1.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将成为减缓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主要手段
积极老化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通过体育锻炼,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的目的。所以休闲体育运动也是预防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主要手段,老年人休闲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必然凸显出来,应对失能老人增长的问题,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必将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它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以科学、人本的观念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与医疗卫生服务、照料服务、保险等协调发展,对降低失能老人规模的增长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引领健康,造福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作用。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2.政府将重视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并宣传提倡国民参与运动健身
鉴于体育运动对减缓失能老人规模的增长的作用,政府必将高度重视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将不断的宣传提倡人民参与体育锻炼,通过各种形式向人们普及运动与健康知识,从而提高人们的健康意思,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享受运动带给他们的价值。人们应该享有健康的权利,但是仅有观念还不够,要达到良好的效果,有必要建立关于休闲体育的相关制度,根据休闲体育在不断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休闲体育发展中的缺陷,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服务体系。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必将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3.非营利利体育休闲场所及服务的兴起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休闲运动场所将成为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的严重问题。所以非盈利利机构将成为老年人喜欢的业余休闲娱乐场所[5]。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休闲体育将结合某种保障制度或者联合相关老年人健康的管理部门,给老年人提供健身服务以及休闲健身场所。通过政府的调控和制度的完善,相信各类关于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和管理机构都将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在各个地区设立老年大学,形成统一的管理,最终以福利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有关休闲运动服务,这是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非营利利休闲体育场所的兴起也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社会的进步。
4.老年人休闲体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因此,老年人休闲体育在促进人的健康的同时也将不断的发展创新,通过体育运动延缓失能老人的增长率,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同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失能老年人的减少意味着被牵涉的人减少,医疗与照料服务所消耗的资源就降低了,健康的老人在享受健康的同时,无形的减少了医疗费用,给家人社会减轻许多压力和负担。体育运动是最科学最人本的健康理念,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越来越科学化、社会化。老年人休闲体育未来的发展必将给国家带来最宝贵的财富,从而不断的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党俊武:失能老人考验中国的社会安全网――中国失能老年人问题的解决之道[J].中国社会导刊, 2008.11
篇5
关键词：（中）关键词老龄化；退休；消费；生命周期；退休-消费之谜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10-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06；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张克中（1972-），湖北黄冈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通道。根据2010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1]。从长远来看， 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 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 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 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2]。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休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上升，这会改变当前的消费结构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难以继续依靠出口和投资来驱动，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实现，所以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改变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大量研究发现，退休冲击对居民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研究退休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探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新视角。
1950年代以来，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持久收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成为分析跨期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基本框架[3～4]。两者的基本思想是，向前预期的理性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边际效用，可以预期到的收入下降（例如，退休导致的收入下降）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路径。但实证研究却发现，居民在退休前后消费水平会出现一次明显下降，即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5～9]。
现有的研究已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退休-消费之谜”进行解释。第一，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下降。其主要包括与工作相关的衣物、交通、通信等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退休后不再必要，相应支出的下降会导致退休后总消费支出下降。这种解释与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并不矛盾，但实证研究表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下降不足以完全解释“退休-消费之谜”[10～12]。第二，食物支出下降和家庭生产作用。退休后的食物支出下降是导致总消费支出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13～15]。但是，食物支出下降并不代表食物消费下降，因为退休的家庭成员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用于家庭生产（Home Production）以及搜寻低价格商品
例如在家做饭、通过去不同商店比较相同商品的价格，或多去商店寻找打折机会等方式。，从而可以在维护食物消费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食物支出[16～17]。如果退休没有影响食物消费，而仅仅是通过家庭生产作用降低了食物支出，那么退休导致的食物支出下降与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并不矛盾[18]。但是，关于退休对食物消费的影响，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结论。第三，退休的不可预期性。这种解释认为某些不可预期的因素，尤其是健康因素，使得消费者没有正确预期退休时间，导致消费者没有为退休后的消费准备足够的储蓄，迫使消费者降低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但这一解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19～20]。第四，家庭消费决策过程中的动态不一致行为。这种解释认为，家庭的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家庭在退休冲击发生时改变了消费行为[21～22]。
国内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则集中在教育改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医疗保险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23～25]。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中国在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退休人口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家庭食物消费的面板数据研究退休对我国城市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并从家庭生产效应和我国的退休“双轨”制这两个角度解释退休的影响机制。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利用的是城市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而不是家庭用于食物支出的数据。因为用食物支出数据作为食物消费的变量难以区分“退休”和“家庭生产”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利用家庭实际的食物消费量数据，我们可以分别考虑这两种不同效应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
一级标题二、模型设定
我们首先从生命周期框架下导出计量模型。假定家庭最大化其终生效用Vt：
其中，Ak，Yk和Ck分别表示第k期时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收入以及消费水平。r和δ分别表示利率与主观折现率，通常假定二者相等。U（·，·）是单期的效用函数，Xk是影响边际效用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年龄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因此（1）式允许家庭特征影响每一期的偏好。上述最优化问题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2）式中的欧拉方程体现了生命周期假说的基本思想——向前预期的理性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边际效用。利用（2）式进行证实分析还需要知道效用函数U（·，·）的具体形式，通常都假定U（·，·）是常相对风险厌恶系数（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的效用函数。因此，本文假定效用函数U（·，·）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ρ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进一步，我们假设w（Xt）=exp（X′tΓ），将（3）式代入欧拉方程并进行对数线性化以后便得到下面的线性方程：
（4）式是欧拉方程的线性近似。在（4）式中加入退休冲击以分析“退休-消费之谜”：
其中，retireit表示退休冲击。Zi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家庭特征，其作用是允许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可以预期的退休冲击不会影响消费，即β的估计值不显著异于零。但是，退休通常是内生的。首先，退休制度不具有强制性，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提前甚至是推迟退休，这种不可观测的偏好往往也会影响消费行为。其次，某些不可观测的意外因素（如健康状况）有可能迫使居民非自愿地提前退休，这些意外因素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为了得到β的一致估计，本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5）式。
一级标题三、实证分析
二级标题1 数据和变量
本文选取1989～2009年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估计方程（5），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跟踪调查。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退休制度只针对城市居民，所以本文只选取了样本中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这组调查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含了家庭成员详细的热量、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的摄入量（热量以千焦为单位，其余均以克为单位）。上述四种营养成分是一般食物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这些营养成分摄入量的变化能够很好地反应实际的食物消费量
各类食物的营养成分可以参考《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2002）》。CHNS只统计了营养成分表中的前四类营养成分。这四类营养成分很具有代表性，比食物中含有的其他微量成分更能充分地反应实际的食物消费量。。此外，CHNS还收集了家庭成员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工作状态、工作单位性质、医疗保险以及家庭收入等重要信息。
为了研究退休对消费的影响，我们分析的对象是经历过退休冲击的家庭。本文用家庭退休成员个数刻画退休冲击。为了尽可能避免误差，我们选用工作状态和退休时间两个变量标记退休。CHNS调查过程中首先询问每位家庭成员的当前工作状态，对所有回答退休的家庭成员则进一步询问该成员具体的退休时间以及是否退休后返聘，若退休后返聘则记录该成员当前工作状态为“工作”。我们定义的退休不仅要求当前的工作状态是“退休”，还要求有明确的退休时间，这种定义方式排除了退休后返聘的情况。根据本文对退休的定义，我们首先剔除没有退休成员的家庭，这部分家庭没有经历过退休的冲击；其次，删除所有退休成员均在1989年以前（包括1989年）或2008年退休的家庭，这部分家庭缺失了退休冲击前或退休冲击后的消费数据；最后，删除只观测一次的家庭。所以，最终的样本包括了在1991～2007年有家庭成员退休且至少被访问过两次的家庭。图1绘制了城镇居民各年龄段退休人员所占的比例。图1表明退休居民所占比例分别在50、55和60岁三个年龄点上出现跳跃式增长，这是因为这三个年龄点是我国退休制度规定的几个主要退休年龄。图1中75岁以后退休比例
（中）图题图1年龄与退休比例
下降的原因是样本中部分年龄较大的居民没有报告不工作的原因。本文的实证部分将沿用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5）式。根据图1，我们以男性年龄是否大于60岁或女性年龄是否大于50岁的虚拟变量作为退休的工具变量。
表1是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除了食物消费量之外，其余变量都是能引起家庭边际效用（消费）变化的变量。家庭规模是最常用的控制变量，一般而言，边际效用会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26]，本文允许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边际效用影响的异质性的存在，这也是本文选用家庭总消费而不是用人均消费进行分析的原因。家庭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偏好的重要变量，本文运用成年人平均年龄控制年龄效应。其他控制变量为家庭成员的平均体重和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率等。
二级标题2 回归结果
这一部分将利用（5）式检验我国城市居民是否存在“退休-食物消费之谜”。首先，利用不包含家庭生产效应的生命周期模型探讨退休冲击是否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费量，也就是说在φ（Zi）1的情况下考察“退休-消费之谜”是否存在。然后，再探讨家庭生产作用是否可以平滑或缓解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进一步解释“退休-消费之谜”存在的原因。
（1）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表2是对模型（5）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退休冲击对家庭四种营养物质的摄入量都有负向作用，具体地，退休导致家庭的热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下降了19%～27%。退休对不同营养物质摄入量的影响差异较大，热量和脂肪摄入量的下降幅度大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入量的下降幅度。这说明退休在引起家庭消费水平下降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家庭选择食物组合的方式。例如，表2 说明退休对家庭蛋白质的总摄入量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相对其他三种营养物质，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维持蛋白质的摄入量。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没有家庭具体消费的食物种类数据，无法具体分析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种类和食物质量的影响。但是，这四种营养物质是一般食物中都含有的主要成分，能充分反应家庭的实际食物消费，所以我们认为退休冲击导致家庭的实际食物消费量下降了。另外，表2中其他变量，例如年龄、医疗保险、在外地工作人数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注：1 p
家庭生产效应并不能解释表2中的结论。家庭生产效应指的是：退休导致食物支出下降，但食物实际消费不下降，而表2的结论是实际食物消费下降。但我们的结论并不是否定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表2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家庭生产效应存在，但作用太小，只能缓解退休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而不能平滑退休的影响；二是家庭生产效应不存在。为了检验家庭生产效应是否存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2）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性。家庭生产效应可以缓解（或平滑）家庭消费的前提是退休的家庭成员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我们检验家庭生产效应是否存在的逻辑如下：如果家庭中不存在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那么退休的成员就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进而缓解退休冲击对食物消费的影响；如果家庭中已经存在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那么退休的成员就很难再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
我们按退休前是否有家庭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将家庭分为两类，然后对（5）式稍做变换用以检验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性。
令φ（Zi）=1+λ·homeworki，homeworki=0表示退休冲击前没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homeworki=1则表示退休冲击发生前已经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5）式转化为：
如果家庭生产效应存在，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成员必然已经最大化了家庭生产函数，这类家庭的退休成员所带来的家庭生产效应可能很小甚至不存在，没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则由于退休成员的空闲时间在家庭生产函数中的替代作用而出现家庭生产效应。所以，相对于退休前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没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对退休冲击的反应应该更小。当β和γ都显著小于0时，表明退休冲击对没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的食物消费影响更小，也就是说家庭生产效应确实存在，但只能缓解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冲击，并不能充分平滑退休时的家庭消费。如果γ没有显著小于0则说明家庭生产效应不存在。
366户城镇家庭样本中只有51户家庭在退休冲击发生前就已经有专门从事家庭劳动的家庭成员。表3列出了对（6）式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OLS回归结果表明，在已经有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中，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IV估计结果并没有反映出类似特点。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仍然为负，IV估计结果表明家庭遭受退休冲击后会显著降低各种营养物质的摄入量。由于所有方程均表明γ为负，所以我们认为，家庭生产效应并不明显，退休人员虽然可以通过家庭生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但“家庭生产”并不能完全解决解释“退休-食物消费之谜”。
表3说明，在考虑家庭生产效应的情况下，退休冲击仍然显著地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费，也就是说家庭的生产作用并不能成为“退休-食物消费之谜”的合理解释。需要指出的是“退休-食物消费之谜”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并不矛盾。一方面，家庭储蓄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储蓄可能是为了婚姻、购房、教育等，且教育支出是我国居民更合理的储蓄动机[27]。另一方面，即使家庭存在储蓄养老的动机也仍然可能由于退休时的不可预期的信息而改变最优消费模式。我国城镇居民退休较早，高储蓄可能仅仅反映了家庭对退休以后寿命信息的预期，而不可预期的信息仍然会改变家庭的消费决策。事实上，中国城市的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储蓄率更高，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由较高的医疗负担所导致的[28]。这说明退休后的家庭不仅不会增加消费反而会更谨慎地消费。
（3）退休双轨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双轨制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按公务员标准进行养老金的统筹发放，由国家财政全额或部分拨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障基金负责发放养老金。公务员的退休养老金可以占到原来工资收入的90%左右，而企业社会养老金体系只能保证职工领取的养老金占原来工资收入的30%左右
部分内容和相关统计数据引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2/1224_23_937767shtml。虽然近几年连续七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可是实际上相对的差距仍然很大。目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差距、社会公平的关注也使得对“退休金双轨制”的讨论愈加激烈。公务员不仅退休金拿得较高，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不缴纳养老保险；相对而言，企业职工只能拿公务员退休金的二到三成，却要多缴纳十几万的养老保险。这种差异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对不同群体退休冲击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退休双轨制所引起的收入替代率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识别前面提及的两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假定不可预期的系统信息对企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有相同的作用。因此，如果退休导致食物消费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不可预期的系统信息，那么这两类退休人员的退休冲击都会导致家庭食物消费下降；如果消费下降的原因是消费对当前收入过度敏感，那么只有企业人员退休才会影响家庭消费，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应该不大甚至不存在。
为了检验这一猜测是否准确，我们可以按退休人员的工作类别将退休人数分为两类。具体地，设Δretireit=Δretire_sit+Δretire_eit，Δretire_sit和Δretire_eit分别表示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家庭成员数和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家庭成员数。假设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对家庭消费影响不同，我们可以得到：
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家庭生产效应并不明显，我们不再考虑家庭生产作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表4是（7）式回归的结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有负面影响，但是统计上并不是非常显著，而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要大得多，企业人员退休导致家庭的各类营养物质摄入量显著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较大。这么巨大的差异可能与我们现行的退休金“双轨制”有关。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替代率要比公务员的收入替代率低得多，即使是企业的高工、高管退休每月退休金收入往往只有机关、事业单位同级别人员的50%
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086822html。这说明退休导致消费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消费决策的短视行为所致。表4同时也说明家庭预期在退休时变化的解释并不合理。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员退休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相同，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也应该差异不大，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的资源约束不同。因此，既有研究提出的将家庭预期变化作为我国城镇居民退休消费之谜的解释并不合
理。如果家庭是有限理性的、短视的或动态不一致的，家庭的储蓄仅仅是为了某些特定的重要支出（例如，年轻时储蓄为了购房和婚姻，婚后储蓄为了子女教育），并不是为了平滑一生的消费水平，家庭的消费决策可能仅仅遵循“经验法则”，那么家庭的消费水平就会受退休冲击的影响。由于公务员退休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所以家庭的消费行为不会出现明显调整，而企业人员退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强烈，家庭的消费行为发生明显变化。我们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很可能是短视的，城镇居民并未表现出平滑消费的行为。
一级标题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数据分析了退休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发现退休对城市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无法用家庭生产作用来解释。“退休双轨制”导致机关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退休收入替代率出现很大差异，机关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企业人员退休却使得家庭食物消费显著下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生命周期假说框架下的基本模型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居民在消费决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短视行为所导致。消费下降可能导致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根据我们的结论，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可以减轻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国现行的退休双轨制引起了城市居民消费的不平等性，缩小两类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差异是缓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另外，为了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还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以消除居民对医疗支出尤其是大病医疗支出的顾虑。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的研究仅限于家庭的食物消费。要充分研究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还需要家庭消费的详细数据。严格地说，家庭总消费能更好地度量居民的福利水平，数据的可得性限制了我们研究退休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家庭总消费有可能在退休前后没有明显变化，例如居民退休以后可能会增加医疗支出，也可能增加水、电、取暖等生活支出。此外，由于缺少家庭消费食物的种类和价格，本文无法仔细研究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各种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含量、食物质量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估计结果，家庭消费食物的价格也是分析家庭生产效应所需要的重要变量。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1-08-16）http：//wwwcncaprcgovcn/info/ 15037html
[2] 杜鹏，翟振武，陈卫 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 [J] 人口研究， 2005，（6）
[3]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4] Modigliani， F and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 Section Data [M]// Kenneth Kurihara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5] Banks， J， R Blundell， and S Tanner Is There a Retirement Saving Puzzl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4）
[6] Bernheim， D， J Skinner， and S Weinberg What Accounts for the Variation in Retirement Wealth among US Household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7] Haider， S and M Stephens Is There a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Evidence Using Subjective Retirement Expect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2）
[8] Battistin， E， A Brugiavini， E Rettore， GWeber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5）
[9] Miniaci， R， C Monfardini， G Weber How Does Consumption Change upon Retirement？ [J]Empirical Economics， 2010， 38
[10] 同[5]
[11] 同[8]
[12] 同[9]
[13] 同[8]
[14] Fisher， J， D Johnson， J Marchand， T Smeeding， B Torrey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Conundrum： Evidence from a Consumption Survey [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99
[15] Aguila， E， O Attanasio， C Meghir Changes in Consumption at Retire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
[16] Aguiar， M， E Hurst Consumption vs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5）
[17] Aguiar， M， E Hurst Lifecycle Prices and Produc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5）
[18] Hurst， E The Retirement of a Consumption Puzzle [R] NBER Working Paper 13789， 2008
[19] 同[7]
[20] Smith， S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and Involuntary Early Retirement：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6， 116
[21] 同[5]
[22] 同[6]
[23] 甘犁，刘国恩，马双 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 [J] 经济研究，2010，（S1）
[24] 马双，臧文斌，甘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11，（1）
[25] 杨汝岱，陈斌开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J] 经济研究，2009，（8）
[26] Deaton， A S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篇6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城市老年人；精神慰藉；营销陷阱；自强自助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因此，我国解决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具体来看，如何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更是一个重大课题。从理论到实践，国内学者逐渐总结出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三大模式，随着社会变迁，又不断提出新模式，比如以房养老、老年互助组合养老及旅游养老等。万变不离其宗，养老模式的更迭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地满足老年人的三个需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目前，中小型城市仍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退休金、养老保险和子女补贴使得城市老年人的第一个需求――经济支持基本得到满足，但老年人缺少生活照料特别是情感慰藉缺失现象日渐突出。
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不断显现，中老年人健康问题日益得到关注，加上情感慰藉缺失，近年来中小城市出现“老年机构热”：很多商家以举办中老年人健康讲座、现场发放赠品为噱头，聚集人群，然后进行相关保健品的促销活动。这些“非法营销”机构的扩张更造成了老年人药品安全、财产安全及家庭代际矛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文主要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给出使老年机构规范化的建议，并通过对城市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分析，提出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举措。
一、“老年机构”的运营模式
目前，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老年机构”尚无定论。但是其发展速度极为迅猛，这类“老年机构”往往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打免费牌，免费听课、免费体检、免费试用、免费参观、免费旅游，然后再忽悠老年人买保健品。老年人普遍存在投机心理，“免费”二字是吸引老年人注意的不二法宝。
二是打专家牌，用所谓重量级“名医”、“专家”这样的称谓吸引消费者，借机推销保健品或医疗器械。
三是打疗效牌，无限放大某种功效，有些保健品甚至被吹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老年人普遍存在健康问题，因此很容易轻信推销，购买产品。
四是打科技牌，一些保健品往往打出高科技等旗号，吸引老年人。老年人社会知识结构老化，对新科技有渴求，但并不全然理解，于是一些类似“高科技、专利产品、绿色环保”简单的字眼就可以迅速取得他们信任。
五是打亲情牌，主动上门套近乎、投其所好，极尽所能地拉近与老人的情感距离，甚至赠送小礼品，通过亲情牌打动老年人买保健品。老年人生活空虚，缺少关怀，因此一些机构更是将亲情牌打到极致，广州就有这样一家自称专门“关爱”老人身体健康的公司。时常嘘寒问暖，隔三差五还上门来送米送油，这份关怀和细心，堪比亲儿女的周到和体贴。长此以往与老人形成固定关系，发展成为“永久客户”，老人便甩也甩不掉了。
表面上看，这类机构是经过工商局批准的正规有资质的保健公司，经营手段也不违法，但是他们确实已经造成了老人、家庭及社会的损失。对老人来说，陷入组织的老人就如同被“洗脑”一般，疯狂的参加机构组织的各类活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进而购买大堆保健品。对工作人员的信任也是空打水漂，由此造成金钱损失和精神损失。机构销售的产品并没有被相关部门严格把控，许多产品被夸大疗效，这又引发了食品及药品安全问题。家庭、子女作为旁观者，明知是骗局，但劝说父母时往往会遭到反对，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对社会来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今年5月15日，一辆载有46人的大客车在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境内发生坠崖事故，共造成35人死亡，13人受伤。这起重大交通事故引发了社会对于老年人生活状态的重视。据咸阳市委宣传部介绍，初步调查表明，西安相伴商贸有限公司以培训讲座为名，雇用4辆大客车，组织以中老年人为主的193人由西安到淳化两日游。其他车上的老人表示，活动名为旅游，实际上是向他们推销保健品，行程中真正的旅游也就第一天上午，其余时间都是以举办讲座的形式推销保健品。这就是现在盛行的“老年机构”，挂羊头卖狗肉，并没有取得相关资质，却把手伸向纵深领域。这些机构打着“娱乐养老”的旗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此取得老年人信任，进而开展保健品的“非法营销”。
二、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举措
有学者指出，老年机构“非法营销”屡屡得逞的关键在于部分老年人存在投机心理，面对营销公司的“狂轰乱炸”很容易上钩；中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的匮乏也是导致他们进入营销陷阱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些商家营销手段更为多样，以会议、旅游、家庭走访、定期体检及文娱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由此看来，这些机构抓住老人的弱点：社会知识结构老化，思想固执、投机心理、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进行营销活动。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长久的吸引老人，关键在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缺乏社会存在感这一社会现状。所以经常组织活动，形成圈子，发挥老年人余热，让他们感到“被需要”，再加上经常到家里来“嘘寒问暖”，获得了老年人信任。如此一来，子女被放置在尴尬位置，阻止老年人购买就会被绑在“不孝”“不关心老人”的道德十字架上。所以在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探索新措施显得尤为必要。
1、执法部门应该加大查处力度
一旦确定为保健品非法推销，立即举报，相关部门应对推销当事人予以重罚，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鉴于目前传销者专门瞄准社区、公园、农贸市场等老年人集聚的地方的特点，社区应担负起帮助老年人提高甄别各种骗术能力的职责，而许多社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为老年人开设各类正规健康保健讲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2、推进大数据和养老服务业有机融合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所存储的数据正以几何级数增长，数据已经从量变走向了质变，化身为“大数据”。借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智慧养老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出路。监测老人健康，给出科学合理的报告及方案，进而防止商家夸大的宣传。大数据为实现智慧健康养老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我国养老服务业向科技化、智能化、数据化方向发展创造了新的模式。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科技产品为载体、远程服务为手段，为老人提供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动态服务，让更多的老人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捷。
3、主动陪伴老年人和适当为老人购买正规保健品
老年人养生防病，希望吃一点保健品，所以，如果不给他们买，他们就会自己乱买。建议家属经常关心家里的老人，花时间陪、花金钱买一些对的保健品，这样才能避免老人花更多的冤枉钱。没事多回家看看，陪陪老人家。鼓励老人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打球、唱歌、画画等，让老人不那么孤独，让骗子没有可乘之机。有条件的定期带老人去正规医院体检一下，也让老人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不容易相信骗子的信口开河。正确引导老人，经常提醒家里的老人哪一些所谓的权威专家是不可信的。对于保健品厂商组织的保健讲座，尽量提醒不要参加。遇到别人推销怂恿时，最好以“自己做不了主”之类的理由推托。
4、关注精神慰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重视精神慰老。一是在精神上敬重老年人。要尊重老年人，要倾听他们的意见，体现在“老年优先”、“老人在上”等方面；二是在情感上慰藉老年人。长辈年老后，晚辈要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使他们消除孤独感、寂寞感、失落感。老年人有病时，精心护理，平时经常问寒问暖，同他们聊天、谈心，一起娱乐，消除“代沟”；三是在心理上满足老年人。体现在尊重老年人的选择和尽量顺从老年人的意愿。比如帮助老年人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引导老年人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支持老年人发挥余热等等。
（2）子女要“唱主角”。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特别在农村仍占主要地位，老年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他们子女亲人的关爱。《老年法》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而在新《老年法》修订草案中，更是对精神慰藉作出了规定。解决老年人精神慰藉问题应该是家庭成员的主要责任。一曲《常回家看看》，所以打动亿万人的心，就是因为世界上“什么都会改变，唯有亲情永远”。在老年人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情况下，精神赡养显得更加重要，有时儿孙一句宽慰的话语、一封平安的家书、一个温馨的电话、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就会给老年人一个惊喜、一丝慰藉、一点温暖、一份回报。
（3）老年人要自强。独立性是老年人生活自由的前提，是提高生活生命质量的重要特征，也是老年人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面。老年人应当树立“自助多福”、“自助而助”的观念，调整心态，换位思考，远离烦恼，使“空巢不空、独居不孤、欢乐常伴”；要融入社会、融入社区、融入集体、融入自然，积极投身到社会中去，做到老有所为，发挥余热；要培养兴趣，广交朋友，丰富生活，多参加有益的适合自己的文体活动；还要积极参与“银龄互助”活动，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健康老人照顾体弱病残老人。总之，要实现积极老龄化，老年人应该有精神寄托，但不要有依赖思想，不要过于依赖子女，应该自己动手做好自己的事。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使老年人摆脱孤独寂寞的困扰，已是全社会包括老年人自己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三、结语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基本国情、市情、区情。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精神生活需求旺盛。如果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就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影响到身体健康。“老年机构”猖獗就是抓住了可乘之机，因此了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营造一个爱老敬老护老的社会环境，同时老年人也要逐渐树立“自助”精神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营销陷阱，不断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迪特里克.老年人社会工作：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估与干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高.老年知识分子精神慰藉问题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 郭金亮，孙梦云.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及调适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3（2）152-154.
[4] 郭金亮，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5] 顾林正.家庭变迁与老龄化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医学与社会，2006（11）19-21.
[6] 韩振燕，郑娜娜.空巢老人心理需求与老年社会服务发展探析――基于南京市鼓楼区的调查研究[J].西北人口，2011（2）.
[7] 雷鸣，张磊磊.社会工作视角下老年人的精神赡养[J].中国商界，2010（4）.
[8] 李芳.老年人精神需求及其社会支持网的构建[J].学术交流，2012（8）.
[9] 同钰莹.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0（4）31-35.
[10] 周绍斌.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及其社会政策意义[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6）.
[11] 张艳国.论精神需求[J].天津社会科学，2000（5）.
篇7
当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风险依然偏于下行。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状况恶化与经济疲弱之间的负面反馈,特别是在对政策行动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户违约增加,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金融资产负债表遭受更大损失,并且,新的系统性事件使恢复信誉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将有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产出增长将显著低于近期的增长率。将需降低金融杠杆率,这意味着相比最近年份,信贷增长将更低,融资将更加不足,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当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还需削减大规模财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进经济体,住户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重新积累储蓄。所有这些都将对中期的实际和潜在增长造成影响。
这一困难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采取有力行动。过去的金融危机表明,拖延处理根本问题意味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更长,成本将更高,无论是按纳税人资金还是经济活动衡量。支持贸易和金融伙伴的举措(包括财政刺激和对国际资金流动的官方支持)将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给各方都带来好处。相反,采取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对各方的损害很大,上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经历是一个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是主要的传播渠道。
鉴于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巨额融资的先进经济体银行面临资不抵债问题,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下降可能将旷日持久。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因为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压力陡增
在过去,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与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进经济体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第4季度,所有新兴地区金融体系各领域经历的金融压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过亚洲危机。
金融危机传播的程度与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深度有关,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压力的变动几乎与先进经济体呈一对一的关系,但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压力协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即银行、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越深,传播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机中,银行贷款联系似乎是传播危机的主要驱动力量。(见图1)
银行贷款方面与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是新兴欧洲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贷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相当于先进经济体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银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对新兴欧洲的债权相对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兴地区中居首。
证据显示,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起关键作用,可能意味着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下降将旷日持久。先进经济体以往发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业危机)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下降规模往往相当大,并延续较长时间。鉴于新兴欧洲经济体大规模的风险暴露,它们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见图2)
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较强的经常账户和财政状况并无助于缓解来自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压力传播。然而,它们可能有助于抑制对兴经济体实际部门的影响,并有助于在金融压力减轻后恢复金融稳定和外国资本流入。
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很严重,从此类衰退中复苏一般较为缓慢。如果此类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们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衰退之后的复苏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方面会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似乎尤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缩短此类衰退,但不如平时有效。
当前的衰退可能会异常漫长和严重,且复苏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动,配合恢复对金融部门信心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复苏前景。
全球同步长期衰退
通常来看,衰退时间短、复苏强劲。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续时间约为1年,而扩张往往持续5年以上。从衰退中复苏的力度较强,这是由于出现反弹效应的缘故。先进经济体的衰退和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衰退频率降低,程度更温和,而扩张则变得更持久。(见图3)
但是,在衰退和复苏期间,不同的冲击伴随不同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特别是,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程度严重、时间长。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贷款迅速扩张以及资产价格强劲上涨阶段之后。从这些衰退中复苏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贷的制约,这部分反映了住户试图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恢复资产负债表。复苏往往受到汇率贬值和单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净贸易改善的带动。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时间更长、更严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来,样本21 个先进经济体中有10个或以上先进经济体同时发生衰退的情况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续时间平均为典型衰退持续时间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别是如果美国也陷入衰退的话,复苏往往较为缓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间,美国进口急剧减少造成世界贸易大幅度收缩。(见图4)
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导致异常严重和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做出推断时应谨慎。然而,目前的经济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随严重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复苏力度更弱。
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衰退严重性和推进复苏方面可以发挥有价值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在这些阶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帮助作用,这与经济行为人面临更紧张的流动性制约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有效作用的证据一致。财政刺激也同样伴随更强劲的复苏;然而,人们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公共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政策对复苏力度的影响较小。(见图5)
■政策聚焦
系统性风险积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战
导致当前危机的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长期高增长、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所孕育的乐观态度,同时还有政策的失败。金融监管没有能力克服风险的集中和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有缺陷的奖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住房市场当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给决策者们带来了重要的中期挑战。
现在的任务是扩大监管范围,使其更为灵活,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此外,有必要制定一个宏观审慎方法来进行监管,其中将包括减少顺周期效应的报酬结构、稳固的市场结算安排、顾及低流动性证券的会计规则、旨在促进市场纪律的关于风险性质和风险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统流动性管理。
中央银行还应该采取更广泛的宏观审慎视角,充分注意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为此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信贷繁荣、杠杆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财政政策制定者们还需要削减赤字,并使公共债务进入可持续的轨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更为公开的关于风险的沟通为基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对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别紧迫,原因是国内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通过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将恢复全球增长前景,而双边和多边来源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组织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机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实施可持续性
财政扩张刺激方案
鉴于经济下滑的程度和货币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财政政策必须在向全球经济提供短期刺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缩短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别有效。然而,如果进行的努力损害可信度,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权衡,既要奉行短期扩张性政策,又要使人们对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复苏稳定地走上轨道,需要巩固财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框架来为此提供帮助。
然而,不应过早地巩固财政。虽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动来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现在很明显,在2010年至少需要维持,甚或增加这样的努力,那些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时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复苏。应该尽量为此开展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单个国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响将传到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受益。
篇8
【关键词】大学生实习；法律性质
在校大学生的实习是高校以提升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检验教学成果，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组织的，通常都会表现为集体活动。从参与的主体上看，实习活动既有学校方面的参与，又有接收实习学生单位的参与，当然同时还有学生个体参与其中，个别情况下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从活动自身的属性上看，既是学校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接收单位生产经营或者其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就给实习活动的法律性质确认带来一定的困难，如果界定不好，在实习当中出现的诸如学生安全、劳动报酬、问责机制等问题就很难得到有效地法律保障。这样既不利于学生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保护学校有效地开展实习活动。从长期的角度上看，对于接收实习单位的积极性也存在损伤。
目前学界对于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法律性质界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参与主体是在校大学生个体和接收实习的单位，高校仅作为中介，因此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就是接收实习的单位与在校大学生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在校大学生相当于出卖劳动力，接收实习的单位相当于用人单位，基于这样的基础，可以认为实习接收单位对于在校大学生存在短期的雇佣关系，因此属于民法上的劳务关系，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
第二，认为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参与主体是高校和在校大学生个体，实习接收单位属于受高校的委托，扮演了大学教师这一角色。因此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就是高校与在校大学生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当于一般的教学活动。在这一法律关系当中，在校大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高校方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接收实习的单位是受高校委托，实际实施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在校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主要属于教育法调整的范畴，高校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授权和行政问责；高校与接收实习的单位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接收实习的单位依高校的委托事项对学生的实习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而在校大学生与接收实习的单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只能适用过错原则，亦即只有当接收实习的单位或在校大学生存在故意或过失导致第三方利益受损的时候才发生直接的法律意义上的联系。
第三，认为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性质应当由实习活动本身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来决定其法律性质。这种观点认为，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中，发挥主要的、积极作用的主要是接收实习的各种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主要是以生产经营性的经济组织为主。接收实习的单位接收实习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因其接收实习的目的不同，在相关经济利益的处理方式上也各不相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承担社会责任。虽然我国法律制度并未对单位接收实习做普遍的强制性规定，但部分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秉着对社会负责的理念，希望能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社会做尽可能多的贡献。接收实习，承担对在校大学生的教育培养责任，是发挥其社会积极功用的重要方式。秉承这种理念接收在校大学生实习的单位，往往是最负责任的，同时从实习费用的产生角度讲，都是无偿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2）劳动力的补充。我国目前结构化失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个别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重以及群众就业理念的影响，个别行业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的缺口。对于部分单位，接收实习的在校大学生能够有效的缓解劳动力的匮乏，尤其在校大学生普遍具有工作认真、有激情、对薪酬要求不高等特点，更为一些单位所青睐；（3）增强自身影响。对于相当一部分接收实习的单位，与高校合作是其增强自身社会影响的有效手段，这些单位有的比较重视这一手段，会倾向于积极的配合学校，有的则认为可有可无，接收实习的积极性不高。这一类单位普遍会向高校要求支付一定的实习费用。根据接收实习的单位对实习活动的反应不同，会出现要求学校支付费用、向学校支付费用、向学生支付报酬、向学生收取实习费用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者这些方式的混搭。根据不同的费用往来的方式，可以分别形成上文中出现的两类法律关系，还可以出现新的诸如劳动法律关系等新型的法律关系。
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发起的主体是高校，参与的人群是在校的在校大学生，而活动的载体和出口则是接收实习的单位。对于高校而言，组织实习活动是必然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固然实习活动完成的效果与教学效果是相关的，但在现今的教学模式下，并不占到非常重要的比例，所以高校组织实习活动往往带有被动性，其关注的重点也往往放在学生安全而非实习效果方面。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时的心态也经常带着完成课程任务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实习单位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如果接收实习的单位以积极、轻松的心态参与到实习活动中来，既能够安全高效的完成高校进行实习活动的预期目的，也能够让学生在实习活动中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知识和技能，以接收实习单位的利益为核心认定实习活动的法律性质，符合各方的利益诉求。经济利益则是实习单位的核心利益之一，因此，由实习活动本身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来决定其法律性质是比较符合我国现状的。
参考文献
[1] 董敏.高校实习生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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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化 医疗保险 内控制度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医疗保险待遇的提高都会给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平衡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传统的模式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主要由人工完成，但在信息化条件下，通过利用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等手段对会计信息进行传输和处理，使得内部控制的方式、范围、内容等都进行了调整，这既给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建设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不少新的挑战。
一、会计信息化背景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有些单位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与上级部门的规定有冲突，甚至超越权限，起不到规范约束作用。
会计信息化使得内部控制不确定性加大，首先，财务部门需要将财务数据录入计算机转化为“机器语言”，在人工录入计算机过程中难以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且容易出现差错。其次，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互联性、虚拟性并时常发生网络病毒问题等，无法确保社会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一旦出现失误而不容易被察觉，查找起来比较难。再次，在信息化条件下，操作人员被授予一定的操作权限来掌握和更改会计信息，这种权限口令极易泄露，这就使得整个内部控制的风险较大。
（二）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监督管理不到位
有些单位制定了很多内部控制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不到位，有的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制度甚至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
首先，在信息化条件下，内部控制更多的是对信息系统中的有关账务进行核查，部分财会人员对原始凭证真实性的审核可能流于形式，易出现内部控制漏洞。其次，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人们普遍都认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常准确，一般不会出错，从而对部分数据疏于复核。
（三）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人员技能素质有待优化
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要求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要系统地掌握财务软件以及医疗保险管理信息操作系统。首先，现有的人才一方面可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实践上不足。其次，从内部控制的外部环境来看，医疗保险系统中存在“受益者不付钱，付钱者不受益”的情况。
二、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原因
社会医疗保险自2001年实施以来虽然有十几年了，由于医疗保险有其复杂性、特殊性，没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医保基金统筹层次低，地方主义严重
目前我国医保基金大部分以县级统筹为主，在统筹层次低，财政“切块”的背景下，导致医疗保险管理本地利益化。医疗保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业务险种，近几年上级医疗保险政策出台的比较多，要了解、熟悉和掌握医疗保险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消化”过程。
（二）医疗保险所服务的对象面广量大，缺乏软硬件支撑
首先，医疗保险所服务的人员类型有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离休人员、城乡居民、还有异地（安置）居住人员、异地转诊就医人员等，再加上各地大力推行“全民参保”行动，导致医疗保险所服务的对象面广量大。其次，现在面临公车改革，大部分单位没有专门的医疗保险稽查用车和稽查专用的音像设备，各市地没有统一的医保监控软件。导致实地稽查的住院人员的患者信息少，稽查人员缺少稽查专用工具、工作量大，这可能导致监管存在少许漏洞。
（三）医疗保险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较少并且继续教育培训学习活动少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大部分缺乏医学、财会、计算机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编制人数不少，而实际在岗人员少，并且平时单位组织外出培训、继续教育的机会比较少，干部提拔晋升的机会更少，大部分人员都是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对新的医疗管理技术和会计信息化技术掌握的较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这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所管理的范围和对象的规模相比比例失衡，导致对医疗保险的监管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会计信息化背景下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1、严格预算控制，加大预算的约束力度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是基金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基金平稳运行和医保政策目标实现的保证。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定“盘子”，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在编制基金收入的预算时应综合考虑上年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预测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医疗保险工作计划等因素，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缴费人数、缴费工资基数等。在编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时应综合考虑本年度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人数变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医疗保险政策调整及社会医疗保险待遇标准变动等因素。
2、强化基金控制约束，加大财务管理力度
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进行医保基金财务管理和核算。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建立明确的会计操作规程，对财务处理的全过程实施监督。按照不同险种依法建账，分账核算。
3、开发医疗保险付费预警监管软件
县级以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开发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预警监管软件并达到以下功能目标：在实现处方实时上传的基础上，将各医疗机构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自付率等四项指标纳入监控，还将分解住院、重复诊疗、频繁就医、超量用药及一些复合指标纳入监控考核，实现药品、检查、治疗项目等明细通过监控系统可以即时监控到开具处方的每个医师。
（二）强化对内部控制工作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经办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及考评机制
各级社会医疗保险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设立稽核科或配备专职稽核人员，配备稽查专车和稽查专用的音像设备及其他技术手段。加强与审计、公安、卫生、药监等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逐步形成联合防范和共同打击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考评机制。内控考评工作每年由上一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组织，对上年度进行一次考评；通过考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经办管理，发挥考评机制在服务决策和促进管理的作用。
（三）创新监督机制， 严把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出口关
探索建立日常稽核、重点（专项）稽核和举报稽核相结合的机制。首先，将社会医疗保险的定点单位、参保人员和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同步纳入稽核对象范围并明确了稽核方式和流程。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检举揭发，实现对医疗保险系统中各要素强有力的监督监管，确保医疗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其次，建立标准统一的监管模式。授予稽查人员各类违规事件的调查权力，加强对医疗费用的审核，严把基金支出关口，有效控制违规医疗费用。最后，实行有重点、有目的的审核和稽核，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影响恶劣的、对医保各项规定执行不力的以及网上监控出现异常的问题都是查处的重点，一旦掌握确凿证据， 务必从速下达处理决定，凡是社会医疗保险的定点单位及稽核范围之内的项目，任何时间都可以查，任何定点单位都没有豁免权。要重点监控CT、MRL等特殊器材、材料的使用种类、数量是否符合规定，及时调取病历、约谈当事人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医疗保险定点单位，建立约谈档案，定期汇总分析，提高医疗保险管理水平。
（四）加强社会医疗保险队伍建设，真正做到内行监管内行
目前，基层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大多存在经办人员力量不足问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经办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加强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人才能力建设，这能确保检查的准确性，减少争议，增加对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震慑力。有条件的经办机构可以聘请市内甚至外市的临床医学专家，以增加稽查考核的技术力量并避免因地域等因素对稽查效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专家引领的同时，经办机构稽查人员应抓住这一良好的学习机会，积极充电、提升本领 。另外，社会医疗保险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应定期多批次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市级或市级以上医疗保险部门组织的医疗保险业务培训活动，不断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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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有一些设计圈内的朋友对我说，设计远不止是一种技能。他们在多年的学习和从业经历中，自然而然地认为设计更像是一种思维和态度。这些朋友们的切身感受恰好印证了包豪斯学校（Bauhaus）教授纳吉的话：设计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态度。
设计从艺术中独立以后，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能性。当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遇到问题，设计师就想方设法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是设计师的宏大愿景。可以说，设计师天生就负有使命。这种使命落在设计师的肩上，让他们把目光聚焦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地研究生活、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通过设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设计，不仅让生活更便利、更美好，也使生活更有意义。
当今有四个影响全球的设计大奖，褒扬为人类生活进步有所贡献的设计和设计者。其中红点设计奖（Red Dot Design Award）和iF设计奖（iF Design Award）的知名度更高，很多知名企业以其产品获得这两项大奖吸引客户。另外还有两个奖赛，分别是日本的G-Mark日本优良设计大奖和美国的IDEA奖（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国际杰出工业设计奖）（图1）。这两个奖赛，参赛设计师或设计团队的获奖比例更低，作品获奖更加不易。今年的8月17日，第36届IDEA奖的金奖、银奖获奖设计名单在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Henry Ford Museum）公布。在全球参选IDEA奖的1700件设计作品中，仅有金奖设计26件、银奖设计47件和铜奖设计63件。
IDEA奖自1980年设立至今已有36届。发展至今，IDEA奖的参选的设计作品已经涉及28个类别，囊括家庭、办公、户外，以及数码产品、交互设备、社会影响和服务系统等等，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也说明设计师们和奖赛评委们的关注点不仅在于一些既有问题的设计解决方案优化，也在于一些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设计应当作为人类发展的助力，已经成为设计界的共识。
今年IDEA奖评审委员会的25位评委，包括评委会主席、IDSA（Industrial Designers Sosiety of America，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设计战略专家卡梅隆・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服务设计专家露丝・安德森（Rose Anderson），建筑设计专家卡伦・布莱梅耶（Karen Braitmayer），建筑、景观、工业设计的多面手和设计教育家欧文・福斯特（Owen Foster），具有亚洲背景的工业设计专家韩秀晶（Soojung Ham），来自亚马逊的交互设计专家席尔瓦（Ana Maria Pinto da Silva）等等。从评审委员的构成来看，奖赛兼顾了设计中的不同专业方向、不同文化背景。在业界和学界专家的共同评议下，获奖设计在较高程度上全面反映了当今设计的最高水准。
作为IDEA设计奖的主办方，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使这项比赛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气息。在历年的参选和获奖设计作品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全球各大企业的设计成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角逐这一奖项，并有所斩获，是国人所乐见的。关注全球设计前沿，并且与全球最优秀的公司比拼设计与创意，也是有态度的设计师应当去做的事情。设计对生活有着巨大影响，通过设计，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愿望得以实现，正是设计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发展方向――更幸福，抑或是更糟糕。
――爱丽丝・劳斯瑟恩（Alice Rawsthorn）对应人们对于更便捷、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生活追求，本届IDEA设计奖，获得金、银奖的73件作品中大部分与数码、健康和日常生活相关。数字技术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可以拓展我们探索未来的疆界。从前一种意义上来说，斑马科技（Zebra Technologies）的TC8000 Mobile Computer移动电脑终端（图2）可以使企业库房工人通过简单操作完成以往繁复的工作。通过这一点，这件设计品可以让工人们每天节约12%左右的时间，也能使他们减少对重复性劳动的怠倦感。
这两年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的大热也在本次IDEA设计奖有所反映。有两件金奖作品和一件银奖作品涉及了这一先进的技术。被微软（Microsoft）收购的诺基亚（Nokia）从手机领域转战移动通信和其他高新技术。由诺基亚推出的OZO Virtual Reality Camera（虚拟现实摄像机）（图3）面向专业的VR技术人员。这款于去年7月在好莱坞的VR产品是诺基亚与VR设备公司Jaunt合作的成果。OZO摄像机由圆球形摄像机、数字盒、坞站、摄像机底座和电源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圆球形的摄像机配备有8只4K摄像头和8个麦克风。OZO虚拟现实摄像机拥有三维和360°全景模式录制实况视频的功能。诺基亚的这台摄像机对于艺术、科学、教育、体育、通讯等诸多方面都能发挥切实的效用。而且，所录制的视频可以在包括手持设备的多种平台上展示。
宏达（HTC）涉足VR硬件设计研发已久。获得IDEA设计奖金奖的HTC的V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虚拟现实头盔）在另两大巨头Sony和Oculus的VR头盔设备的竞争下，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地位，VR头盔的设计也得到了IDEA评委们的肯定。Vive是第一款能够让用户们以全身心投入虚拟世界的设备。头盔和配套的掌上控制器可以捕捉用户的每一个动作。而且这款设备的使用限制门槛很低，只需要一个普通大小的房间即可搞定。三星（Samsung）的Gear 360 VR摄像头（图4）获得了本次IDEA设计奖的银奖。与诺基亚的OZO不同，三星的这款摄像头面向非专业的大众。前、后镜头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覆盖180°进行视频捕捉。三星的这款设计允许用户将摄像头与其他VR设备连接，以捕捉、感知和反馈视频中的动态物体。这样，用户就能够自己录制VR视频内容。不得不说，VR技术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设计把当今科技的前沿向每个人拉近了一些。
健康能够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更有质量。当今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关注人们的健康与医疗。今年的IDEA设计奖金奖26件设计中就有约五分之一涉及了这一方面。Moyo Fetal Heart Rate Monitor（胎儿心跳监视器）由一家挪威的专业医疗设备厂商Laerdal设计生产。这款针对婴幼儿的心跳监视器设计初衷是为了降低胎儿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的死亡率。大约有两百万胎儿死于这一危险时期。然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世界银行估计，捐赠给不发达地区的先进医疗设备中有40%至70%不能被很好地使用。这都是由于当地并没有良好的条件在运作这些设备。Moyo胎儿心跳监视器只需要医护人员简单地操作几个按钮就能使用。而且设备小巧便携，甚至胎儿的家长在家中就能够监控胎儿的心跳。
由于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医疗系统效率低下等诸多原因，社会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2015年，医疗卫生支出为3万亿美元，在2020年将达到5万亿美元。由Priority Designs和Include Fitness两家公司一同设计开发的The Access Strength医疗健身设备能够通过增强人们的体质，缓解医疗健康体系中纳税者、提供者和患者这三方的压力。这款数码健身平台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设计。它的云计算平台可以将设备采集的健康数据提供给医生，帮助他们为老年人设定符合美国医保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医疗保健方案。
在婴幼儿和年长者的医护问题之外，设计师也关注其他常见的医疗健康问题，骨折伤者的救护就是其中之一。目前，针对人体不同地位的骨折，医护人员往往需要不同的设备和器材进行施救。有时候还会使用石膏绷带根据身体的部分特征进行定型。而台湾东海大学设计的BoneAid骨折医护设备（图5）可以自动适应身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臂部、腿部和踝部。这可以减少针对不同部位所需的各类骨折固定器材的投入，符合当前所提倡的通用设计的标准。
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们也关注到了医疗健康问题，他们的设计也夺得了IDEA设计奖的金奖。大连民族大学的学生设计了一款急救医疗系统（Emergency Medical System）。这些学生真正认识到在急救中，可靠的设备和治疗攸关患者生死。这款急救系统在设计时考虑解决医院床位和医疗设备的不足，以及伤者转运的不便，提供了一种可以在医护人员之间无缝对接以及集成一整套救护系统的解决方案。正是对于急救伤者的关爱，使这些大学生们得到了评委们的肯定。
设计师所面对的场景，更多的是人们日常的生活。通过设计提升日常生活的水准，能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意义。应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设计，让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是IDEA设计奖关于生活和家居类设计的特点。即使是一款简单的手动刮胡刀，也并没有拒绝科技的美意。One Blade刮胡刀正是这样的一件设计作品。虽然没有复杂精密的电动机构，这款简洁的刮胡刀仍然具有新材料所带来的优势。精密的几何计算，让刮胡刀的形态和重量分布适合拿握。One Blade所采用的军工级别的材料和高精度的生产方式，从未用于此前任何一款刮胡刀。方便、安全和舒适，这款手动刮胡刀的设计能够为男士带来一种新的体验。
结构与材料的创新，也能使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灯具焕然一新。由Box Clever工作室设计的Fade Task Light台灯简化的部件与结构（图6），以及高品质材料，不仅能够降低复杂生产工序的成本，也可以延长灯的使用寿命。灯臂的内部的铰链式结构，可以让台灯在120°的范围内调节角度。LED灯泡呈矩阵式排列，可以调节色温、色调，眼睛也不易疲劳。这对于当代用眼过度的城市上班族来说是一种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