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含义范文
时间：2023-12-28 17:57: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资经济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辅导对象】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辅导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地理 历史 政治 奥数
【上课时间】署寒假 双休日 平时 课外 随到随学
【辅导范围】年级衔接课程辅导、同步课程辅导;小升初、中高考考试方向分析辅导;暑假班、寒假班;小学各科基础知识漏洞梳理提高;初二、三物理(电学、力学基础夯实);初三化学、初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初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高中理科(数理化生薄弱板块针对性切入);高中英语(阅读理解，作文、语法等);高中语文(写作、阅读理解、基础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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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主体涉外,指房地产经营主体或财产权益主体具有涉外因素。不仅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属于涉外房地产,而且外国人或港、澳、台同胞承租国内房地产情况,也属于涉外房地产,因为房屋及土地的所有和使用直接关联着涉外权益。
(2)行为涉外,指房地产经营活动或经济活动的法律行为具有涉外因素。
(3)标的涉外,主要指我国在国外享有所有权及承租权的房地产以及所发生的经济活动。
一般来说,涉外房地产主要包括以下二个方面的内容:
1.外向型房地产外向型房地产是指建造商品房向境外人士销售。
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销商品房二是中资直接在海外投资开发并在当地经营销售房地产。
2.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充国内房地产投资的不足,从而以更快的步伐大力发展以住宅建设为主的房地产业。
篇3
关键词:规制;外资并购;经济安全
一、规制的概述
早期,规制被认为是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进行干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概念,管制是指通过一些反周期的预算或货币干预手段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规制是对市场主体进行的直接的管制,是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采取各种手段直接对企业市场行为进行的一定干预,只对特定企业、特定行为进行干预。在现代经济学中,其含义为政府运用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和行为进行影响、干预及规制等,即政府规制。史普博认为,政府规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就规制的目标来说,规制是政府(或规制机构)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直接的经济、社会控制或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即实现“公共利益”,而实证目标则是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
二、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并购是通过取得既有企业控制权,获得目标行业内现有生产能力而进入该行业的一种存量投资方式。外资并购就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的形式而取得企业控制权。我们在看到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外资并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警惕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外资在华并购作为一项市场行为,存在着市场机制中的一些缺陷,外资并购必须通过政府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跨国公司具有追求垄断地位、谋取垄断特权的天性,因此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是谋求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而垄断是谋求超额利润的最好方法,所以跨国公司并购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优势企业,往往容易造成市场力量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垄断的危险。理论上的政府规制的范围都是针对市场失灵而界定的,垄断的产生正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外资并购活动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对其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讲,对外资在华并购进行规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外资并购我国民族企业在许多行业形成垄断,严重制约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的垄断也有可能获取不宜对外披露的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但是政府不能依靠封闭市场来阻断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揭示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当公共利益受到危害时,政府就应该进行规制。外资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存在潜在的威胁,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危害,因此政府对外资并购的安全性规制必不可少。
三、对外资在华并购规制的思考
(一)建立合理的外资并购评估体系
对外资并购的合理规制,应该本着开放的心态,不应该对外资并购行为做出情绪化的判断。评估外资并购,应该考虑如下方面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是否会产生垄断或遏制本土竞争对手;是否会挤压原有品牌;是否会带来先进技术;外商是否具有改造和整合我国企业的综合能力。既欢迎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有正面作用的外资并购活动,同时防止对我国经济安全有危害的并购活动发生,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
(二)构筑比较完善的外资并购规制的法律体系
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令人担优,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外资并购法,而公司股权的转让、合并只在我国现行《公司法》及《证券法》有规定。但并没有针对外资和外国战略投资者收购国有资产的行为进行任何具体的规定。许多人认为反垄断法出台就可以有效地规制外资并购,但外资并购涉及的国家安全、对外贸易、产业政策等方面问题无法通过反垄断法来解决。因此,全面规制外资并购需要配套国家安全法、产业政策法、对外贸易法的完善。
(三)设立专门的外资并购规制机构负责外资并购的审查
对认定涉及国家安全的跨国并购,应设立专门的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借鉴美国经验,对外资并购,凡涉及产业政策、国家安全的,都应由并购主管机关、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司法部等各部委组成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批,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审查,以防微杜渐。
(四)完善外资并购的市场准入制度
应该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国内的“敏感产业”做出限制或禁止外资并购的规定,同时对外资并购实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对于那些限制或禁止外资并购的领域,法律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五)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产业开放与对外资并购的规制并不矛盾,开放程度的扩大要求规制水平的提高,合理有效的规制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开放。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的并购引进产业竞争机制,促进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产业管制,避免跨国公司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
参考文献:
1、何维达,宋胜洲.开放市场下的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2、张文魁.外资并购并未产生巨大威胁 真正威胁是限制内资[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10.
篇4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外资；经济增长；投资
正确引导外资流向，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已成为我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当务之急。所谓外资流向，包括产业流向和区域布局。目前，制造业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4%左右，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仍占很大比例，约90%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沿海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外资产业规模和结构统一，集聚和要素集约利用相统一，引资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引进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高科技人才相统一，引资领域拓展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相统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调整外资利用结构
外资流向和结构科学、合理化，关系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外资政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国家总体和地区情况相协调的宏观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与新型工业化、要素资源集约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及其引资的长期目标与整体效益，协调引资的产业结构，坚持量质并重方针引导外资的流向，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国在吸引外资中，应优先考虑那些产业关联度高，能通过对外投资发展带动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较长产业链的产业，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细化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鼓励、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引导外资流向应予调整的方向包括：
（1）吸引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交通、电力、通讯、能源、教育等基础设施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主要障碍。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的资金最多。引进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弥补国家投资将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及技术上的压力。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极具长远效益的投资，通过利益诱导，完全可以成为引进外资的新的增长点。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Transfer(转让)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含义是：政府同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利润。协议期满后，这项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2）优先引进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选择性地利用外资，就是要鼓励外商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目前欠发达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商投资过多地流向制造业；轻工业项目外商投资过多，目前已经有许多行业供过于求，如家电、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等。欠发达地区引资应立足欠发达地区开发高起点的要求，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加技术渗出，更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
2改变外资利用方式
利用外资中的直接投资、补偿贸易、海外基金、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商提供的出口信用、证券发行、租赁信贷等不同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欠发达地区应从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出发，顺应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向，采取灵活的态度去拓宽引资渠道，并使各种方式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涉及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一揽子转移，不仅使东道国增加货币资本，而且带来了包含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真实资本以及国际市场信息，而国际借款、国际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方式只是涉及资金的单向流入。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东道国的出口创汇压力较小；投资期限一般都较长，不会轻易撤资；外国直接投资者获得利润后可能在东道国进行利润再投资，资金流动比较稳定，不会增加我国金融风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结构也经历了对外借款为主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变。当前欠发达地区应继续坚持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政策。欠发达地区应积极争取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投放于农业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部分工业项目建设上，这些建设项目的建成，对于欠发达地区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地区政策倾斜，该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地区间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地区差别政策显示出严重不足，如地区之间过度竞争，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等，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外资政策成为必要。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引资政策就是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吸收外资中，对各区域内能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而使外资能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高效的发展。我国在吸收外资中应注意统筹规划，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产业倾斜是建立在各地比较优势之上的，发展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中欠发达地区可以同东部地区一样，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本地经济的优化发展，从而减少全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我国的国情现状看，我国中欠发达地区幅员辽阔，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好，科研能力雄厚，劳动力素质高，但能源、原材料缺乏，具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魏淑清.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商场现代化，2011，(11)：194-196.
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面板数据（panel）
一、对FDI研究的基本假设
从开始研究FDI至今，我国学者的大部分研究都借鉴了外国学者的模型和方法。综合来看，运用的模型主要有单方程计量模型、联立方程组模型，同时也有调查问卷、案例分析等。研究的内容包括基于行业、地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等层面的溢出效应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我国FDI存在着正的溢出效应；部分学者认为溢出效应不明显，同时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同时存在。
由于我国学者选取的大多数是我国工业部门的数据，并且没有一个共识的检验方法存在，所以每个研究者在模型选择上的不同，指标选择上的不同，会造成结论的差异性。笔者提出如下假设：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内资部门的产出有正的溢出效应；第二，这种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的溢出效应相对越明显。以下是具体的数据分析。
二、关于FDI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99～2003年，共计5年155个工业数据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在分组处理时，将31个省市划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划分如下――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海南、广东、广西，共12个省份；中部：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河北、湖南，共9个省份；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份。
（二）变量选择和处理
对所知用的主要名词、变量及其含义界定如下：
1、相关名词含义界定。（1）工业：使用的数据均为统计年鉴上的工业企业数据，根据统计年鉴的解释，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2）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本文中是指“三资”企业，即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总称。在数据中运用的是统计年鉴中“三资”工业企业的各种指标。（3）技术溢出：是指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拥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包括国际技术溢出、国内技术溢出、行业间技术溢出、行业内技术溢出等几种形式。
2、相关变量选取与界定。（1）内资（Kn）/外资（Kf）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Kf选取年鉴中各地区三资企业的“资产总计”来衡量。Kn=K-Kf，其中：K表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2）内资（Yn）/外资（Yf）工业部门的总产值。Yf选取年鉴中各地区三资企业的“总产值”来衡量。Yn=Y-Yf，其中：Y表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3）内资（Ln）/外资（Lf）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由于对于劳动量的统计，只有2004年及以后的年鉴才直接列明此项，所以在本文中，对于劳动力的数量的统计，我们根据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原理，利用工业增加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计算得出：Lf=外资部门工业增加值/外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Ln=总就业人数-外资部门就业人数。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运用生产指数把数据处理为以1999年为基期的数据。
（三）模型的选择
与大部分现有研究的分类方法一样，本文也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内资和外资两个部门，由于本文的数据所限，针对地区层面上研究，只能将一个地区整体的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在模型设定上，本文借鉴了严兵（2006）的研究方法，以内资部门的产出（Yn）作为因变量，把内外资部门的资本存量（Kn/Kf）以及内资部门的劳动力数量（Ln）作为自变量。
假设全部产业的投入产出过程服从下面的生产函数：
为了减小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Kn、Kf、Ln作自然对数变换。
其中：α表示内资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
β表示外资企业资本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
γ表示内资企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
μ表示误差项，我们假设μ～N（0，δ2）。
（四）数据分析
在面板数据中，常常要面临在常截距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中进行选择。我们用的斜方差检验。用文中数据的F检验值与临界值进行比对，如果在5%显著水平下小于临界值则接受零假设，反之则拒绝零假设。进一步，我们进行Hausman检验，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之间进行选择。因为EViews3.1没有直接给出检验的命令，所以利用程序进行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如表1所示。
按照这一结果，比对Hausman检验的临界值，零假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H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1、基于国家层面上的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在1999年到2004年期间，我国31个省市工业部门的产出相关影响因素在总体上表现是一致的，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不明显；我们通过实际回归发现在常截距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中，选择常截距模型进行整体回归的效果更好，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到，各项检验指标都通过了检验，但DW值相对比较低，对于面板数据来说，可能在数据中存在着自相关现象。检验结果的系数表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符合我们的假说和预期。总体上看，外资工业部门的资产增加1%，可以带动内资工业部门的产出增加0.1017个百分点。对于内资部门的产出来说，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内资部门的资本，内资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为0.7857；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为0.2859。对比来说，外资本部门的溢出效应比较小。
2、基于地域层面上的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东、西、中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们考虑在技术溢出效应时，会不会因为地区的原因有所不同，按照中国经济年鉴的分组方式，我们分成三组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报告如表2所示。对于回归结果，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基本所有的系数都通过了10%下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东、中、西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符合我们的第二点假说。
3、计量结果的解释。对于东部地区，技术溢出的效应非常明显，外资工业部门的资产每增加1%，可以带动内资工业部门的产出增加0.292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看到，内资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负效应，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反。要对这一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就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作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第一批发展起来的珠三角，以及后来的长三角，甚至目前已知再讨论中的环渤海“大北京”经济圈，都属于我国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接受外商投资的地区。外资的进入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GDP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引进现代技术、观念、服务的载体，使我国内资企业在生产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创新研发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有着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因为外商投资企业都是大都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所以我们预计可能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一个“挤出”效应，这还需要下一步的实证分析。对于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外资部门资本的对内资部门的边际产出弹性是0.0752。与此同时，对西部地区来说，内资部门劳动力和资金的边际产出效果非常明显。我们考虑到可能是由于政策、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多重因素，外商投资相对来说较少；同时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竞争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比较弱，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的水平比较弱，所以溢出效果不明显。对于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明显小于东部地区，外资部门资本的对内资部门的边际产出弹性是0.1209。但是我们看到，对中部地区来说，内资部门劳动力和资金的边际产出效果非常明显。对比东中部地区，我们发现，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增强，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外资对于中部地区的作用也在逐步的加强。
三、结论
研究表明，从国家整体层面上进行分析存在比较比较明显的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分组检验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溢出效应才会比较明显。这个结果说明，我国东、中、西的经济阶梯状情况，就是典型的效率优先的结果。效率优先，引发了经济的不平衡，地区经济间发展趋异，是一种“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招商引资的增强，正溢出效应的存在，又会演变成一种“发展趋同”马太效应。
参考文献：
1、姚立民.独资与合资方式的技术溢出效果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10).
2、严兵.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评论,2006(1).
3、包群,赖明勇.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2(6).
4、何春燕,钟惠中.FDI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及其提升策略[J].商业研究,2005(17).
5、周雁,齐中英.基于不同特征FDI的溢出效应比较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2).
篇6
论文摘要：该文对国民待遇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论述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的运用，最后提出完善中国国民待遇制度的若干思路。
一、国民待遇的基础理论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含义和特征
国民待遇原则是有关外国人民商事法律中最古老的待遇原则，是国家属地优越权所派生出来确定外国人地位的一种待遇准则，是指东道国应给予外国公民以本国公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地位。
当代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有以下几个特征:①国民待遇的实行一般按照互惠原则。②国民待遇的授予有特定的范围。③国民待遇制度的使用呈全球化趋势。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当代国际投资领域的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①外国投资者。②关于投资的资产，即外国资本。③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即在东道国的投资行为。
二、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的运用
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WTO的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
（一）“超国民待遇”
为吸引外资，中国从80年代起，对某些国际投资甚至采取了“超国民待遇”的态度，这在一定时期的确大大改善了中国资本不足的现状，为中国的长期经济高速发展贡献了力量。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
1.在企业税收方面：虽然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税率上“内外合一”，但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减免较多，而且享有利润再投资退税、亏损弥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所以其实际税负比内资还是低得多。
2.外汇管理与调剂渠道方面：外资企业也享有一定的优惠。按当前的外汇管理法规，外资企业可以全额持有所创外汇而不必卖给中国银行，并且还可以直接向外资银行借贷外汇；在外汇调剂渠道方面，外资企业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调剂中心自由选择进行买卖外汇。
3.经营管理方面：我国外资法赋予外资企业在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质、进出口等各方面享有生产经营自。在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内资企业很难充分享有这些优惠。此外，外资企业在土地使用、基础设施使用、用工费用等方面也享有优惠待遇。
（二）“次国民待遇”
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即通常所说的“次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
1.在出口业绩和销售要求上：尽管目前我国外资法经过修改，基本上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方面的强制性具体要求，但仍有一些出口引诱方面的规定。
2.在企业设立条件与要求方面：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条件的限制性条件要比比境内企业规定的条件要多。
3.在服务收费方面：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所购买的物料或为其提供的公共设施，其收费一般应与内资企业相同，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常常有悖于此。上述“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双重违反。
三、完善中国国民待遇制度的若干思路
（一）调整并理顺内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统一内资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
首先有利于国内不同投资主体享有平等的待遇标准和公平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在公平的法律及政策环境中参与国际国内竞争，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其次是有利于给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提供统一的参照和具体的标准，为制定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平台；另外还有利于落实和贯彻我国入世所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二）建立统一适用的外资待遇标准，取消对外资的非国民待遇
外资待遇是我国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应成为我国外资立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建立统一适用的外资国民待遇标准，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在统一适用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下，外资能公平、有序地进人，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进入的非法投机倾向，更有利于贯彻外资进入的透明度原则，另一方面是取消外资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这种待遇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统一税收立法，实行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做法就可以使内外资企业税负公平，使内外资企业可以在同一的平台上公平地竞争，这在国内资企业普遍竞争力较弱的情况下更有突出的意义。
（三）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其政策中与WTO和双边投资协定及国家外资法律法规不一致的外资待遇规定
国民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WTO的正式成员，中国应当受到WTO所有规则的约束，并受制于我国在贸易、服务和投资等市场准人及其待遇上所作的让步和承诺。这些规则和义务不仅适用于中国中央政府，而且对省市级地方政府也同样适用，因此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政策中与WTO及双边投资协定不一致的规定既是我国入世的承诺，也是更好地利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举措和法律安排。同时还应清理和调整地方性法规及其政策中与我国外资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的外资待遇规定，使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及政策安排能够协调一致，相互补充。
四、结束语
整体而言,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原则,国民待遇还主要是条约规范,而非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简言之,每个条约的规定应仅适用于相关的缔约国。但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国民待遇的推行是有强大动力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努力顺应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和本国的经济实力,渐进地实现外资国民待遇；同时高度重视国际立法的效力和影响,一方面警惕发达国家对条约解释权的滥用,另一方面灵活利用条约的例外条款维护本国经济。
参考文献：
[1]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J].国际经济法论丛，1998,(5).
[2]叶兴平.北关自由贾易协定的投资规则及其对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的影响[J].国际经济法论丛,2002,(10).
[3]丁伟.论世界贸易协定体制下我国外资法面临的严峻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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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品课；主题式学案；连贯性；原创性；生活性
中图分类号：G631；G6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20-0057-01
一、前言
学案简单地说就是学习的方案，是根据课程标准或教材以及学习资源、学生实际编制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训练和发展学生学习能力的校本课程。学案教学的关键是设计编制科学适用的学案。学案要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学什么、如何学。学案立足于自学，着重于“拿来”，强调的是“会学”。既然是让学生自学，那对学案的编写要求就更为严格，对学生的把握要更为准确，这样，才能编制出真正适合学生学习的学案。下面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内容为例，研究如何编制能让初三学生乐于接受的学案，让学生愉快地进行学习。
二、主题式学案编写的原则和特点
（1）主题案例的连贯性。以“丁丁求职记”的主题式案例为例，它由5个简短的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设计了相应的问题。问题的设计分成识记、理解和运用，紧扣学习目标和重难点，设计的问题把本课的知识点逐步分解，一步步引人入胜。整个学案由学习目标、学习重难点、学习过程三部分组成，学习过程又分为课堂研讨、易错点整理和课堂巩固，整个过程围绕丁丁求职发生的故事组成。故事1：丁丁大学毕业后想找份工作，于是来到了上海，去宝钢应聘，但因为专业不对口，所以没被录用。问题：上海宝钢是什么性质的经济？请在书上找出它的含义、分布领域和作用。故事2：丁丁从上海回到了老家农村，看到了镇上的服装厂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服装厂只招收女工，丁丁又一次失败了。问题：镇上的服装厂是什么性质的经济？请在书上找出它的含义和作用。故事3：丁丁通过两次应聘，发现公有制经济还是很重要的，请问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故事4：丁丁看到电视报道苏州的外资企业很多，就想去外资企业碰碰运气，于是来到了苏州的外资企业，但他因为没有工作经历，求职又失败。问题：外资企业属于什么性质的经济，它包括哪些成分，地位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故事5：受了挫折的丁丁不气馁，看到新闻上宣传“国家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决定自己创业。几年后，丁丁通过努力，成了私营企业的老板。他看到国务院出台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细则后深受鼓舞，就想大展身手，把企业做大做强。问题：你怎样评价丁丁的想法？5个故事有连贯性，分别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地位和作用一一展开，让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本课的基础知识。
（2）主题案例的原创性。教师在设计编制案例时，要注重原创，并要以由简到繁，层层递进作为原则。上面案例故事5的问题设计是中考题型中的辨析题，也是一个难点，在主题式学案的设计中，教师可以先把解题的方法用PPT展示出来，让学生熟悉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教会学生解题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教授了解题方法后，再引导学生一步步分析解题，理顺思路。另外，在本课的课堂巩固环节，教师也要精心选择和编写习题，题目的难度要由易到难，层层递进。同时，在设计问题时，教师要坚持原创的原则，仿照去年的中考题型，仍然用丁丁求职的材料编一道习题：丁丁在创业过程中，始终向他的偶像马云学习……下面是马云的一些事迹和语录，从他身上能得到什么启示？马云的事迹启示：高考3次，第3次才考上大学，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好奇是他的爱好，认为遵守诺言对事业非常有帮助，认为他成功的背后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这个题目的设计包括了前面学习过的知识点，这样设计不仅让学生学习了本课的知识点，还可以和前面学过的知识相联系，做到温故而知新，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
（3）主题案例的生活性。“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强调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阐明了生活与教育是互相融通的，缺乏教育的生活是盲目的、迷失的、低层次的生活。缺乏生活的教育，是无根的、脆弱的、干涸的教育。所以，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是本质的、必然的。在教育生活中，重要的是要有回归生活世界的意识与人文关怀，使学生的生活变得丰富，让学生的生命得到自然展现。只有恰当运用“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来关照教育，加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教育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完全释放。所以，教师在编写案例时，运用了丁丁求职发生的一系列小故事，这样的事例让学生感觉就是来自身边，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将来的求职给予了一定的启发。马云的事例再一次让学生受到启发，让学生在答题的同时，意识到创新、合作和诚信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也尽量培养自己这些良好的品质，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结束语
总之，思品课运用主题式学案，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教师编制学案时要多思考，注重主题案例的连贯性、原创性和生活性。思品课教师要不断努力、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提高的素养，给学生一个轻松愉快的课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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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的含义
在介绍产业政策之前有必要了解产业的概念，“产业”一词首先由重农学派提出，提出之时主要指农业，而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产业一词主要指工业。政治经济学将产业定义为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行业，而随着服务业与其他非生产行业的发展，产业一词的内涵不断扩大。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产业的内涵是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提供同一产品或劳务的企业群体，行业，部门。产业的外延是企业群体，行业，部门。[1]（p14）“产业政策”一词的使用是日本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刺激本国工业发展，对经济予以引导和干预从而快速发展等一系列政策经验的总结而提出的。对于产业政策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理论认识。有学者认为，政府一切有关产业的规定与政策均可以称为产业政策，即产业政策是由国家和政府制定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目的的一切有关产业的规范的总和；有学者基于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调节存在其固有的缺陷，而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来保证经济正常运转，政府干预市场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即为产业政策；同样有学者基于赶超理论认为，后发工业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手段集中扶持和发展本国的某些产业，从而使其在短时间内具有市场竞争力，政府扶持发展的政策可称为产业政策。杨治教授提出，产业政策市调控经济结构调节资源配置结构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2]（p5—8）。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产业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产业政策实质由国家政府颁布实施的一切与产业有关的规范综合，而狭义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对资源配置及和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和影响的各种手段总和，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产业政策法的含与特征
产业政策法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产业政策法事调整国家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它既包括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社会经济目的，保护，扶植，调整产业发展而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的法制化等实体性的法律规范，又包括规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遵循的程序性法律规范总和。而狭义上的产业政策法就是实体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法，本文所研究的产业政策法是指狭义上的即实体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法。
产业政策法的实质是产业政策的法制化，属于经济法中宏观调控法的范畴，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但是由于产业政策法调整范围，与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因此产业政策法具有其自身特性。
1、动态开放性。产业政策法的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静态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由于产业政策法多数源于产业政策的法制化，因此产业政策法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密切相关。产业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达到一定能够社会目标而对经济进行主动干预的手段，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时期为了完成不同的经济目的而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具有灵活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法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从实践来看，各国的产业政策大多数以10年或5年为一个周期，并对产业政策进行周期性的变动和调整，相应的产业政策法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动调整。从法律的表现形式上即表现为产业政策法大部分会冠以临时措施法之名，如日本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2、综合性。首先产业政策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与方式之一，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法综合性的必然；其次产业政策法的调整方式具有综合性。这包括（1）直接的权力性管制，如对某些行业的许可，对企业行为的限制与禁止等。（2）间接地非权力性的诱导，包括运用财政，税收，价格等手段扶植或限制产业的发展。（3）直接参与，包括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扶植产业发展或者对某些衰退产业进行强制退出。最后产业政策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构成，相辅相成，这也是产业政策法综合性的体现。
3、协调性。产业政策法的协调性是有产业政策法的开放性和综合性所决定的。产业政策法不仅要协调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关系还要在产业内部协调产业组织，促进产业技术发展调整产业区域布局。同时产业政策发还要协调财政税收，计划，贸易，外资政策等各种法律手段的运用与互动实施。
（三）产业政策法的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法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包括经济学依据和经济法学依据。
产业政策法的经济学依据包括后“发优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后发优势理论认为由于日本的产业后进行，在市场与技术上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如果完全依靠市场，不可能使日本赶超发达国家，但日本作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先进的科技手段，其成本远低于科技开发成本，加之日本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旦国家可以扶植和保护，日本完全可以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与欧美国家一争高下。[3]（p13—14）
“结构转换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必须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转换以保持领先地位，而在结构转换过程中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利益分配，并且政府产业政策应当引导产业结构主动转换，同时在转换过程中注意非经济利益的保护[4]。
产业政策法的经济法学基础是社会利益本位下公私法的融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正式在社会利益下公私法的融合。在社会本位理念下虽然各部门法律修正了自己的原则，但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本质。[1]（p49）
而只有经济法将社会本位理念作为自己的基本理念并加以运用，社会本为历年的代表正式经济法。经济关系是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统一。在社会本位法经济关系应有经济法调整而非由民法与行政法分别调整。[1]（p49）
二、产业政策法的立法模式于中国产业政策法的选择
当今世界，产业政策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政府主导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二为市场主导的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5]（p37）
政府主导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重视产业结构的法律调整，多见于一些后发国家，以日本为代表。它往往在法律中规定，国家应实行倾斜性的投入和扶持。国家通过法律政策手段，集中必要的资源和资金，促进本国主导产业的超常发展。争取以最小的成本为代价在最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市场主导的竞争型产业立法模式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产业组织，涉及到调整竞争关系与防止垄断的形式。这种立法模式多见于先行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先行国家极少对经济进行过度的直接干预，政府干预以影响经济活动总量为目标，基本不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没有制定全国性的统一产业政策，仅在某些产业部门以补救性的政策为主，以达到这些产业自我调整的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多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倾斜型的产业政策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对于我国在建国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是政府主导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由于政府主导性过强往往容易忽视市场规律也容易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我国是明显的后发国家，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竞争力不强如果完全采用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我国产业很难同发达国家竞争。
综合以上所述，我国的产业政策立法应当选择综合政府主导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与市场主导的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两者的协调选择型产业政策立法。在产业政策立法过程中，综合运用国家和市场两只手调节，针对不同的产业特点选择适用不同的产业政策立法模式。针对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等应以政府主导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为主，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为辅，以增强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形成规模优势；对于已经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则选择市场主导的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为主，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为辅以减少政府对产业的直接干预，通过诱导辅助手段协调产业内部自我发展。
三、产业政策法的实施手段
产业政策法的综合性表现之一在于其调整方式具有综合性，笔者认为产业政策法的三中调整方式可以由以下五种手段实施
（一）金融手段
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其目的在于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在实践中各国均采取政策性的金融措施成为产业金融。而作为产业政策法中实施的金融手段主要包括：1、建立产业金融机构如政策性银行。对特殊行业或地区提供优惠贷款是政策性银行的基本职能和业务之一，一般不属于政策性补贴。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为提高产业竞争力提供资金，扶植产业发展。2、信贷手段，存款准备金，再贴现手段等金融手段。通过信贷手段可以控制资金流向，从而是产业政策得以贯彻与实施差别利率允许对同一产业内部不同行业贷款利率有一定区间浮动，从而使贷款资金流向利率低的行业；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而影响银行贷款利率从而影响货币供给量，最终影响产业资金投入。
（二）财政手段
通过运用财政政策的结构性伸缩，可以对优势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植，促使衰退产业退出，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财政手段主要包括税收，财政补贴，发行国债等措施。税收原本以满足公共需求为目的，然而近年来把税收用作经济政策手段的趋势增强。[6]（p31）
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税收的分配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调整资源配置推进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在各税种中，所得税与流转税常用来进行税收调节。相比于所得税，调节流转税会影响价格机制从而对市场影响过大，因此一般采用调整所得税的方式调节税收。通常产业政策中的税收调整主要包括：准许扣除税前成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等手段；而产业政策法中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停产补贴，财政贴息，外资补贴等补贴方式。
（三）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是指该行为或状态以法律规定已构成垄断但由于具有合法原因而不具有违法性。从产业政策的实施角度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主要包括：1、特定行业，如自然垄断行业，这类行业本身投资成本高，若实行自由竞争则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的浪费，比如铁路，自来水，邮电行业；2、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合理化。为了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理化各国大多规定属于同一行业企业可以在生产产品的标准，型号，销售渠道上订立协议，采取共同行为以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3、其他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还包括不景气结构对策，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等。
（四）外资政策
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规制外资的利用时很多国家所接受和认同的政策。基于国家经济安全规制外资利用的实质是利用外资促进产业发展与保护产业安全的协调问题，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一般来讲对外资利用的规制主要在限制外资利用的形式和外资准入两个方面。
（五）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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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强势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现象是生产能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空前转移，而这种转移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制造外包实现的。就前者而言，全球产业资本流动的主导方向是从欧美到东亚持续的外资流动实际上重塑了全球产业、贸易、经济乃至财富的版图。仿佛一个巨大的“磁极”，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接纳了巨量的资本、技术和生产能力，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没有外资，同样的进步可能也会发生，但其过程将漫长得多。
毫无疑问，外资是塑造“中国奇迹”的核心力量之一，并将持续地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然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全球外资流动的总量、结构和方向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中国外资流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变化和特征对中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的主导流向呈现弱化趋势。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弱势全球化”时代的开始：这一方面表现在贸易增长的相对缓慢，更主要地则表现在投资复苏的疲软态势。虽然全球直接投资自2010年开始恢复增长，但复苏的强度明显弱于贸易和产出：2011年全球贸易和GDP总量相对于危机前的峰值分别增长了13%和14%，而全球外资仍然低于危机前峰值约23%。全球外资复苏的疲态表明，对世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私人投资仍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的确，跨国公司仍倾向于持有过量现金，而非积极投资；相应地，世界范围内公司现金资产累积达到了空前规模。例如，仅苹果一家公司的现金资产即超过1000亿美元，大于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量。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来自发达国家需求的疲软，也导致了来自发达国家投资的减少。以国际直接投资为途径的生产能力转移大幅度放缓，这其中既有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短期因素，也有一些具有制度性和长期性的结构性因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经济复苏和投资盈利前景不明朗所导致的跨国公司在资本支出方面的审慎态度；对后者而言，则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政府和公众对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大规模外移负面效应的认识，以及通过相关政策措施力图留住跨国公司投资，促进本土就业的努力。
其次，外资流动向东亚（尤其是中国）高度集中的倾向减弱，并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国际投资主要动机包括：其一，降低成本，提高绩效；其二，从事本土生产或劳务提供，寻求市场；其三，获取品牌和技术等专有资产；其四，获取自然资源。很明显，过去20年生产能力从西方国家向东亚的空前转移与前两者相关，而更主要地是受降低成本、提高绩效的投资目标所推动。中国有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供应，有相对高素质、守纪律的劳工大军，有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也有土地供给、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独特的制度环境。这些因素的结合，使中国在跨国公司生产选址中大幅胜出，成为国际投资的“热土”。
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经济中劳动力过剩的格局，并持续释放“人口红利”，配合了跨国公司的产能转移和本国产能的内生增长，支撑了高速的工业化。然而，中国总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比重由于老龄化的影响将出现下降；而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也是有极限的，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加之相当多地区在工业用地供应方面的限制日益明显，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对一般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地区在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迅速提升。很明显，在全球外资流动总量受限的格局下，发展中区域间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将增强，而相对成本变化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外资的主导因素。
再次，对中国而言，国际竞争对外资的分流效应日益明显，外资流入总量增长趋缓乃至停滞。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对寻求市场型的外资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的竞争力下降。因此出现了跨国公司一面加大在中国的门店投资，一面将工厂转出中国的情况。
从具体流向上看，近几年来外资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西进”和向东南业国家“南逃”并存的趋势。前者仍占一定优势，表现在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大幅增长；但后者动能则有所增强，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增量投资的选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存量投资的迁址方面。的确，跨国公司在生产项目的选址上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其他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或者干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的头号生产基地，但现在已经让位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南逃”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回流”，亦即跨国公司将自身生产基地迁回母国，广义上也包括将原先交由新兴经济体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迁回母国。与“南逃”相较，“回流”现象仅是初露端倪，并且大多是在制造外包方面，因此尚不足以为忧。然而，有分析显示：由于多方面因素（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和港口闲置吞吐量的利用等）的推动，中美两国间制造成本的差异将缩小。具体程度和速度见仁见智，但大方向则几乎没有争议。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回流”现象有可能渐成气候。如果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墨西哥，乃至若干欧盟新成员国（如捷克和匈牙利等）考虑在内的话，更广泛意义上的外资“回流”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外资流动和自身外资流入新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无疑，稳定外资总量仍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跨国公司投资活动进行引导，优化外资在区位、行业和价值链各阶段上的布局，促进跨国公司本土化，以提高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总体贡献。
就投资区位而言，鉴于中国外资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和中国经济的东西部差距，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引导外资“西进”、防止其“南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有关具体政策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以富士康为例，该公司的确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东南欧和拉美进行投资，但其生产能力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的主导方向还是指向内地省份，如河南、山西、四川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成本上升和用工困难情况的持续可能使其“出走”步伐大大加快，而东南亚将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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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资的评价立场――政治意识形态
评价外资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评价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三种基本观点：激进观点、自由市场观点和实用民族主义观点。
持激进观点者沿袭了政治经济理论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思想，他们注意到多国企业控制核心技术使得欠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并在投资、就业和技术上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工具手段。激进观点在世界范围已经基本失去市场。然而，每当东道国在国内问题上利益矛盾冲突难以调和的时候，往往凸显激进论者的呼声，在很多情境下这种论调实际上围绕着某些特定部门的利益。
自由市场观点则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的传统，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生产应当分布于最具专业化效率的区位。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进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但是，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国家对于国际投资活动采取纯粹的自由放任态度。例如美英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以“威胁国家安全”和“减少竞争”等名义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干预。现实中，多数国家对于外资采取了既非激进也非自由市场的所谓“实用民族主义”政策立场。
实用民族主义观点认为利用外资有利（利益）有弊（成本）。比如，外国直接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带来资本、技术、技能并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有时候外资制造企业进口大量的元器件可能会给东道国国际收支造成负面影响。为此，实用立场的政策试图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让成本最小。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只有当利大于弊时才被允许和接受。理解这一直观简单的评价标准必须注意强调评价利弊的层次，即国家层次。应在此层次比较全部的利益与成本，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的对比考察。许多国家通过给予跨国公司税收减免等优惠作为成本追逐外资以期获得经济利益的实践正是实用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
二、对外资的经济评价方法――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认为，利用外资的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资源转移效应。东道国可以利用外国投资获得在国内无法获得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同国内资源相结合希望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两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二，就业效应。外国投资能产生直接的就业增长和跨国公司雇员因收入及其支出增加所引致的进一步就业增长的双重效应。第三，国际收支效应。由于政府一般对贸易顺差有所偏爱，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生产替代东道国的进口和利用跨国公司从事出口两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
利用外资的成本代价涉及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有两种可能，其一，跨国公司依赖在其他市场的利润补贴东道国市场，即通过掠夺性定价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将本土企业挤出市场取得东道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其二是幼稚产业论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上的应用，认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无法发展。通常后一观点往往作为无效率的本土企业游说政府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竞争的借口。第二，国际收支上的不利效应。这种不利的影响是通过遣返投资收入和进口元器件造成的。第三，国家与经济独立上的考虑。许多人担心由于东道国政府无权控制外国企业，一旦外国投资过多便会丧失经济上的独立。
根据以上的评价方法，可以回溯性地从宏观层面大致分析一国利用外资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然而，脱离微观层面对于外资产生作用的机制的理解不可能科学评价利用外资的“度”和“量”。相应地，对进一步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及何谓“适度”利用外资等等问题的回答也将是空洞无力的。为此，有必要就通过利用外资的资源转移效果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机制做出交代。
三、外资作用的实现机制――利用外资作为手段同资源转移效果的关系
（一）招商引资的经济学
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作为利用外资的最主要目标可以说基本上是通过资源转移效果实现的。出于简单通俗的考虑，我们将经济发展理解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将产业升级理解为高附加值产业在产出中的贡献比例增加。就这两点需要作出以下说明：第一，二者涉及的时间跨度不同。经济增长是短期内可以实现并能够进行评价的短期效果。而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涉及固定资本的投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它是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才能够实现并得以观测，进而进行评价的长期效果。第二，经济增长是以绝对指标衡量的（当然也可以评价国家之间相对的增长速度），而产业结构升级不应是单单在绝对的实物和技术意义上评价的，更重要的是“升级”能够在国际竞争情境下聚焦相对地位才有战略意义。第三，与这两点相关的，二者在评价标准的可观测性与可操作性有所不同。外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出口、利税等指标相对容易地进行观测。而绝对的、技术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在短期内（如评价经济增长的周期内）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进行辨识，更重要的是竞争意义上的升级更难观测和评价。
所以，评价外资的作用时，考察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官员任职期限作为被考察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而显得更为可行。而且，增长中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也使（委托关系中的）人（各级政府）更愿意在容易令委托人（所谓的公众）满意的维度被评价。加之技术上可操作性的缘故，评价指标集中于出口、利税等易于观测的指标。另外，根据经济学理论预测，在委托――情境下，多任务工作（multi-tasking）中难以观测和证实的工作将被投入低于最优水平的努力，同时投入可观测任务的努力高于最优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作为社会公众的人，其最优的努力分配对于委托人来讲并不是最优的。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判断，政府推动的招商引资在结构上只会是偏离最优的。
（二）招商引资的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各级政府不但可以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一样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鼓励吸引外商投资，还可以调动其掌控的其他资源（即使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招商引资的活动。进入官员政绩评价体系的指标，如外资对于出口、利税的贡献乃至合同外资金额等，都暗示着这些官员的利益。此外，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可能在促进引资或协助外资企业收购本地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占有额外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同委托人的社会成本与社会受益不相一致。
各级官员在任期内很可能会由于其私人成本小于私人收益（甚至不承担任何成本）过分热衷于招商引资活动，注重数量，并倾向于鼓励甚至参与引进技术设备。虽然短期内可能在绝对指标上表现为经济增长实绩，至少体现为外资数量本身，但是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则会发现引进的技术设备往往不具提升竞争优势的意义，甚至发现进口的是陈旧落后的设备垃圾。地方官员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上的努力远远低于最优水平，导致所谓的“优质”外资进入少于社会最优水平。
（三）利用外资的管理学
我国“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的指导方针指出，要通过利用外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而非简单、单纯的技术进步。追求技术进步的本质在于战略上的意义，即竞争优势的含义，绝对不仅仅是单纯实物上的技术发展。评价“以市场换技术”等外资政策思路是否正确，不能简单地纵向比较生产技术和产品性能的改观，而是应当考察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善。然而，真正要实现竞争意义上的进步，仅仅依靠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和人才是不够的。通俗地讲，外商将其技术管理和人才同中国本土的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生产，外方控制其拥有的要素并占有其收益。因此，只要外方的技术与管理不产生外溢效应，外国投资相当于独立循环。即便个别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能够实现升级换代，但这并不能实现产业层次的整体升级，因为其他的企业和整个行业不能从外资带来的技术的外部性中受益。而且，即便假设技术可以作为可编码的公共资源完全无成本地扩散，进而实现技术维度上的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丝毫不能保证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即不必然会实现竞争意义上的升级。原因在于，可以转移和扩散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本身的供给不是缺乏弹性的，因而不是稀缺的，进而不能够产生李嘉图意义上的租金。所以，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所谓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即便产生竞争优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生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企业具有默示性质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能力，只能在企业内部发展而实现。
针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初衷并尊重知识转移和发展的客观机制，政府可以在影响企业业绩质量的外部因素上寻找发挥自身作用的位置。政府政策可以影响的外部环境包括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企业获得金融资本的决定因素，以及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等制度框架。也就是说，要通过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政府政策应当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政府希望通过直接推动高新技术的引进来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设想被证明缺乏理论上的支持，但政府政策在影响企业创新与吸收能力的外部环境上却大有可为。这需要的不是仅仅是引导外资结构和倾斜鼓励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参与。
从以上的意义讲，所谓的“适度”（地利用外资）是宏观层面意义的，而通常所讲的“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上的引资质量问题，最终是利用外资的效果问题。要想通过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政府政策应当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四、政策扭曲对于外资作用的扭曲
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框架下，本文第二部分有关利用外资利弊的陈述需要做出修正。在政府可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直接介入并对非国有企业的运作进行干预的当今中国，不恰当的政府作用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改变预期外资本应该产生的正面效果，反而起到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