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紧扣时代背景，顺势而生

G20产生在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之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失效，需要一个全新的、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稳定预期的危机应急机制。再者，各国之间经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E11国家（G20内除了发达国家及群体之外的11个新兴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焦点。以经济实力为依托，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成为应对和治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新兴国家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平台，能够给予其一定的发言权，从而更好地体现其利益诉求;同时，新兴国家也积极地为应对经济危机筹集全球公共产品出力。另一方面，传统大国特别是美国意识到，没有新兴国家等其他力量的注入，全球性的危机就难以得到遏制，有序的全球经济治理就难以实现。出于这个意义上的考虑，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客观现实面前不得不推动G20这样一个囊括了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内的新治理平台的诞生。

战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构成了治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借助这三大组织平台，世界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秩序，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确定了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权。相对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组织平台，G20的成员国结构更具代表性，在危机时期的影响力更大。G20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治理平台，囊括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群体，遵循协商一致的议事原则，最大程度地协调各国行动，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的新型国际经济协调关系的集中体现。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G20的潜在影响力：成员国人口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贸易占全球的80%。

危机应对成绩斐然，

改革承诺兑现伴有波折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协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截至2014年，G20成员国为世界贡献了80%的经济增长，新兴国家在贡献大部分增长额的同时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仅中国一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30%。而G20作为全球经济协调与治理的重要平台，集合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合力，打造了南北国家合作对话的重要局面，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的消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政府还将“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合作”写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回顾G20的九次峰会，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围绕以危机应对为重心的诸多议题，开展了多次对话，新兴国家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了诸多贡献，兑现了不少承诺。但同时也存在着欧美国家拒绝落实IMF和WB份额改革承诺的现象。总体来看，作为危机应急机制而产生的G20治理平台，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协调各国财政政策、增加经济治理融资、加强IMF等传统治理组织活力、协调南北国家对话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议题调整，危机过后华丽转身？

历史来看，G20在议题设定上随全球经济的最新形势而变，及时体现相应阶段各成员国最感利益攸关的事情。作为危机应对机制，该组织最初的宗旨被设定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筹集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共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危机过后，如何实现危机应急机制向常规机制的转型，是G20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没有了强烈的危机应对需要，欧美发达国家推进IMF、WB份额改革的动力不足，G20框架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变弱了。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继续维系两者同在G20之船的那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呢？

一个治理机制维持生命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握成员国的切实关切，讨论成员国认为最为利益攸关的议题。危机时期，成员国关心的是危机应急;危机过后，议题的调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如何在危机相关议题向常规化议题过渡的过程中避免G20进入“休眠”状态、维持其作为全球协作和治理核心平台的活力呢？在今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上，澳大利益作为主办方倡导G20以“经济增长、就业和抗风险”为核心主题，紧扣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中心关注。可见，应对转型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丰富治理机制关注的议题内容，超越单纯金融危机治理和应对的范畴，例如加入基础设施投资等、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全球环保合作等新议题。当然，这也会使G20面临与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功效重叠的现实问题，需要思考如何予以应对，以实现有效协作而非简单重叠。

2014年2月，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把全球经济五年内增长计划预定为2%，布里斯班峰会上又被明确为2.1%，这是历史上诸多峰会中首次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值，可见全球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也是危机后G20可以有所作为的突破点之一。还有哪些议题可以维持危机后各成员国对G20的向心力呢？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全球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发展与就业等基础利相关议题;全球反腐、网络安全治理等全球治理新热点。

机制成长，维系组织活力

G20转型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应对转型的需求，除了转变议题偏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性问题需要各成员国给予充分关注和谨慎对待。

扩员和效率。围绕G20是否要扩员，争议很多。部分意见认为G20维持现有成员的组织向心力和治理效率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更不要提扩员的事情。另有部分意见认为G20如果不扩员，就不能代表所有的新兴国家，缺乏成员的代表性，所以G20要成为开放的平台就必须扩员。实际上，开放性与有效性向来是相互矛盾的一对变量，很难说出孰轻孰重。单纯开放了多边机制，很容易导致会议上各执己见，治理效率下降。是否存在一种折中方案呢？有意见认为，谨慎地扩员、增强代表性而非单纯扩大成员国范围是比较理智的。一方面可以为G20治理机制获取更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简单粗放地扩大多边数目，避免给G20治理平台带来低效率的困扰。

机制化问题。一方面，制度化有一定的好处，能够使治理平台具有更明显的形象定位（或者说“标签”效应），借此能够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和方便实际政策落实。处在转型阶段的G20，可以从其他组织机制化程度高的优点中寻求经验参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提高机制化程度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实际上，在形成阶段，G20的优点就在于它定位在搭建低机制化的平台。G20呈现出一种多边合作的新形式，通过组织多边对话，进行政策协调，形成共识。以非正式性对话机制的形态存在，使G20具备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能够在成员国之间创造一种对话、协商、协调的轻松氛围。如果谋求机制化，就会涉及设立秘书处等问题，各成员国就可能围绕秘书处设在哪里、谁来主持工作、如何运作等相关问题争执不休，这反而可能破坏合作的气氛。只有在向心力足够强的时机下，强机制化才成为较优选择之一。如果为了机制化而机制化，反而会丧失政策灵活度，很可能是本末倒置。各治理平台选择不同的机制化程度，完全是随不同的情景而变的，没有惟一性的合理存在方式。

处理好与其他治理组织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可以相互补充。G20的成员国更具有代表性，除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也参与其中，是现行治理秩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G20是非正式性的协调平台，在G20平台上达成的协作意向只有借助其他成熟的国际经济组织才能更好地得以贯彻落实。然而，在协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在危机影响开始淡化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欧美拒绝兑现IMF、WB等传统经济组织中份额改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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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失衡；全球治理；贸易保护；博弈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明确警示到，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是未来至少十年内的两大核心风险。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尽快建立起跨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治理平台。

一、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经济失衡历史回顾。全球失衡远非一个经济新现象，有许多可供追溯的历史数据加以佐证。

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向我们提供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历史。文章借鉴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说法，将现代全球失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果。同时后科技时代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并为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股权和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从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持续到2005年。尽管全球又损失了0.40世界总产量，但并没有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相反，外国政府资本取代了私人净资本流入，对于美国资产的需求增多。第三阶段，从2005—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总产量从0.29%上涨至0.67%。与此同时还有石油生产国的巨额盈余。在美国国内，这一时期对应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阶段。

当前新一轮全球失衡适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稳定在417亿美元，约合世界GDP的-0.75%（见下页表1）。

2.全球治理发展动向。相较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发展缓慢。迄今为止能够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全球治理中心机构只有二十国集团，即便如此，该集团峰会的成效尚未通过实践经验的证实。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危机，客观上促使了二十国集团迅速上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及经济刺激方案，不仅维护了本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如今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有机可乘，这也是长期以来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由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经济博弈论是指将博弈论用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通过构建相应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达到谋求问题最优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进过程中，一些调整代价较大的逆差国国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反作用或架空国际性协调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1.博弈模型假设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体包括受世界各国委托实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简称者）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简称逐利者）。一般情况下，参与主体皆为理性经济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决策选择时不单考虑自身行为后果，同时兼顾对方对其行为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最终做出使其自身目标最优的决策。

（1）对于者，有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两种策略选择，假定者认真治理，逐利者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这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者进行治理的概率为p，治理的有效概率为r；（2）若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者治理不力未发现其贸易保护行为时被委托人（世界各国）查出，则者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3）对于逐利者，有不实行贸易保护（即配合进行经济调整）和实行贸易保护两种策略选择。逐利者进行贸易保护，其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若贸易保护实行成功未被发现，获得超额收益，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4）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并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 、m-y ；（5）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但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s、m ；（6）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不进行治理而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认真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0；（8）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不进行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0 。

其中：f：者认真治理的劳动成本；w：者认真治理时获得的报酬；y：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v：者治理不力时获得的收益；m：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委托人先发现而给者造成的损失。

以上参数设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设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与收益两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当给定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时，者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与其收益分别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当者进行治理和不进行治理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优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干预治理而由国家自主进行经济调整；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随机地选择进行治理或不进行干预治理。

（2）当给定者治理的概率为p时，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U3=p[r（m-y）+（1-r）m]+（1-p）m

U4=0

当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者进行治理的最优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时，逐利者随机地选择实行贸易保护或不实行贸易保护。

由此，我们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q=（v-w+f）/rs；p=m/ry

这个结论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的假设有关，如果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将投入更多资源以寻求更好的逃避治理办法，从而使贸易保护行为更难以被发现，该结论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励去贿赂治理机构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论也难以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极差博弈模型只考虑了部分经济因素，其他如实行贸易保护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内，因为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这是为简化模型的代价所致，也是该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规范化、合理化

上文对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论分析证明了全球治理进程推进缓慢与治理措施在一些国家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联系。因此理应考虑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适度转舵，以便强化未来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力度。

1.充分发挥G20协调全球治理的积极面。G20必须尽量发挥其全球治理协调的积极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当发现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实则复杂化了解决手段时，可以考虑减少软性约定以硬性规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复权衡协调石油输出国大量顺差问题、德国在欧元区内的外部贸易失衡等等。因为各国就全球治理问题分歧较多，能够实际达成的政策共识相当有限，在相互妥协仍旧未果的情况下政策协调基本成零状态。

2.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几乎都偏向于结构层面与长期层面，但世界各国更加倾向于国内目标，国际整体性目标往往顺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现有措施很难满足这些成员国的国别差异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应当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恰如其分地照顾到成员国希望在中短期内解决本国经济危机的迫切心态，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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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篇3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

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

篇4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26-07

一、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一词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个别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大量集中在其他国家。参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如何起到持续的建设性作用？现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

全球经济失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和难以修复性。发达国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普遍思路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扩大国家负债来获得资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其金融产品。汪进、尹兴中：《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高消费增长模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上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削减，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贬值趋势总体上依然难以逆转，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经济格局还将进一步延续下去。而失衡问题给相关经济体所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造成障碍。全球经济再平衡显得迫在眉睫，如布兰查德所说，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维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金融与发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则是指通过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协调、磋商与合作，从而解决全球经济中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问题（诸如贸易失衡、经济增长路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围内），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与均衡。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同国家在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观点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既定增长路径使得其无法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任务，原因包括：1）在美国语境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仅限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只不过是美国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美元汇率变动实现双向套利的借口；2）美国不可能也无法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3）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促进美元贬值的措施，其巨大惯性定势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只能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速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由长期形成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和分工体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部分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所主导的、依赖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制一时还难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认为失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是可延续的。

第一，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低端锁定并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的国别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动。2000～2011年，中国FDI利用额增长204.5%，印度增长779.4%，而美国和德国均为负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通过离岸外包转移到境外完成，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产业转移，可缓解本国资本要素约束，通过模仿创新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其产业被低端锁定，国内产业高级化步伐被减缓。

第二，传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与其他经济体受出口阻力困扰并存。由于发达国家已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因而为满足本国基本消费需求，必须依赖货物进口。2011年G7国家中的五个均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其中货物贸易差额较大。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壁垒。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涌现。如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限制。这加剧了该国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产业长远发展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年为33.04%，2000年为32.32%，2008年为28.41%，不升反降。另外，发达国家一般采取严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国际要素市场，从而使本国劳务成本极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刘航、赵景峰：《服务产品国际价值的转形和国际转移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启示》，《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是客观必然的。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强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暂时结果，无法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趋势。

第三，传统全球金融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与其他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存。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增长和就业，往往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国的M0和M2分别增长了91.8%和84.9%，同期GDP仅增长52.5%，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超过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美国CPI仅为130.6，可见美国运用开放经济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在现有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拥有大量顺差，积攒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量居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尤其是中国，其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30%以上。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优势，向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举债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总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约30%由外国政府持有。

第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经济体实行双重标准与其他经济体缺乏话语权并存。世界治理体系是指维护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结构也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裁决，都是由发达国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完成。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会员国认购的股本决定。IMF重大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赞成票支持，而美国就占18%，也就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美国占有35%的股份，现在也还占17.37%。在贸易领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讨价还价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发言权。尽管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并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国、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组成了“20国协调组”；G20峰会已经替代了G8峰会部分功能；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额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G20峰会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模式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角色对比：中国与印度同样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模式有较大差异，印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吸取。

1.两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对比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获得了丰厚的比较优势利益，但优势产业过于集中，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FDI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总额占世界的8.13%，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93%，出口额占世界的10.4%。粗钢、水泥、化肥、棉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大、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美国和欧盟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可见，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深，中国已充分融入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领域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维持在70%以上。进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购进原料、销售货物构成的。2011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1.1%。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远。可见，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较低阶段。第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相对落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10.4%，而服务出口额仅占4.4%，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弱，长期为逆差。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成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与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第二产业地位不同，印度坚持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而印度则经历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服务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印度，但是顺差额与竞争力等指标依然较后者大幅落后。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545亿美元；而印度则为183亿美元。从相对比重来看，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8.7，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这一比例则为1∶2.8。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引进战略，从而成功的规避了“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相对高端的地位。与中国的FDI大多集中于机械设备制造和房地产行业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则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通讯行业等。不仅如此，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包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外包承接，显著地推动了印度软件研发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产业模式也被认为过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认识到制造业发展薄弱问题，尤其是制造业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业还未完全融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其工业增加值、FDI和出口贸易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资。于蕾：《中印对外开放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市场开放度较低。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大约40%的人口为文盲，且多数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劳动力优势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2.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顺差的国别、产业和要素来源分布过于集中，外贸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00～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由2%升至10%，外贸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1994～2008年顺差额从54亿增至2981.3亿美元。尽管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排名也维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积攒了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已形成了有效互动，而且雄厚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但是，连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顺差来源非常集中，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按国别来看，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2011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顺差分别为2023亿和1431亿美元。在欧盟各国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仅对该四国的顺差就占欧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业来看，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行业。这些行业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属于夕阳产业，但是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而且行业组织发展完善，内部工会力量较大。因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就成为必然。2010年以来，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且大多涉及纺织品、贱金属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等。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对外贸易结构更为合理，外贸规模增速也较为稳健，但是其市场开发程度依然不足，贸易政策较为保守，由此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尽管从总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国，但是其贸易主体和对象的结构更为合理，因而相比中国遭遇了更少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国的额度分别为9.9%、10.4%和9.5%。其合理的贸易结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印度的出口贸易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额中，出口导向所占的份额均不超过10%。相比之下，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第二，印度的外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终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8.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则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远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但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强。第三，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更为良性。2002年以来，印度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始终处于顺差，且连年扩大，至2011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已经达到183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务业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占比的降幅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幅远超中国。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标市场更为多元化，国别集中程度较中国更低。

尽管印度的贸易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但其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仍偏低，对货物出口的鼓励促进力度远不如中国。印度的最高关税水平维持在高位（约为20%），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分别约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虽然印度政府倡导出口导向战略，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其毕竟要比中国对外开放晚十几年，且开放进程中曾一度经历过保守开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吴航、刘航：《中印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需求，但投资渠道过于集中，从而扭曲了汇率，导致国际储备风险增加。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保持着超高双顺差，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ODI增长不断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亿美元的FDI流量，难免出现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制造业的比重小，仅占ODI存量的6.3%。在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中国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相对较为狭窄。虽然通过ODI，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管制性制度决定了投资范围窄、渠道集中。而且，对外间接投资的收益差距较大。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出1324亿美元，对外债券证券投资净流入366亿美元，可见中方投资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中长期债券，且境内非银行机构逐渐成为对外证券投资的主体，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越来越谨慎。再加上中国的经常项目也处于巨额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则不难解释。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对中国国内形成巨大通胀压力。而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债的形式存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1.2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近40%。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减持美债，但随后很容易显著反弹。而且，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这就相当于中国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部门挣得的外汇，长期地转借给美国用以支持美国居民继续购买中国低端制成品。

印度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间接投资渠道，外汇储备的持有结构更加合理。但由于总体规模有限，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更多的影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印度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达到了2629亿美元。最初，其国际储备以黄金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的份额相对较小，后来黄金储备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而且印度国际储备的净增加全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贡献，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贡献为负。印度的FDI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占比仅为1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许承明：《中国与印度国际储备比较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尽管印度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是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国投资渠道更为多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对美元资产持续为净买入，而印度绝大多数年份为净卖出（除1998～2001年）。整体而言，印度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更多表现出短期操作和自主灵活的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微弱。当然这也是印度能够采取短期、灵活的对外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不过应看到，开放经济中的相对小国，既有好处也有弊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够藉由此规避外币贬值和外部政策对本国外汇储备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难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且由于印度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较中国更高，一旦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印度可选的对冲措施则非常有限，加剧了资本国际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4.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强，但被过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团所负面宣传，不利于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形成。经济多极化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中重要一极。中国企业已逐步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技巧，胜诉率有所升高。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参与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大幅增加，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发达国家中一些利益团体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并让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其实，中国的优势多是来源于其总量规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经济结构欠高级化、合理化。目前来看，中国仅以总量规模的优势难以胜任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过多责任，而且还容易引发“中国”等反对声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国际上承受的阻碍与压力比中国更小，可采用灵活的经济外交政策，但其明显存在对西方大国的经济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创始成员国，还通过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在20国协调组和90国集团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额从2.44%升为2.75%，投票权比例从2.34%升为2.63%，排名从第11位升为第8位。世界银行也已考虑给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权。然而，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并未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国民经济治理中的思维方式。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印度已经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发展惯性之中。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兴经济体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制度供给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有显著的粗放式和不协调特征，亟待通过改革创新来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这一优势已显示出逐渐弱化和消褪趋势。任保平、郭晗：《新增长红利时代我国大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这一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仍对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有路径依赖，在自发寻求新比较优势和增长点时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1.构建优势要素的新投入机制

转变外向型要素结构、构建要素的新投入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尽可能地使原有要素优势丧失进程得到延缓，熨平其导致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波动；二是寻找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建以技术、资本、创新及制度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体系。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给投资者对称化的信息服务，给劳动者便捷化的就业指导，给要素买卖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询公司的创业与合法经营；从宏观层面上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投资、劳动关系等的法律法规，规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及其导致的效率耗损。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应为本国企业提供国际市场需求、投资经营环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独立或合作开展国际市场调研。第三，打破产品买卖中的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现，尽快形成新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新兴产业的相关产品的国内统一市场。第四，宏观核算外向型企业的隐含成本，使其显性化，规制出口贸易中资源与环境的隐含流。第五，促进制造业在国内区域间的梯度转移，使其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2.构建目标市场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机制

发展中国家应区分不同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适合开展出口国家的出口规模，开拓其市场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待新的市场开发，应重点提高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份额，实现多元化的市场布局目标。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出口中应大力开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开展竞争。第二，大力开发拓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政府援助、技术合作或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市场权利与份额，从而使本国能分享到世界动态整体发展的红利，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在对比本国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时，除了需考虑本国与对象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还应注意到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结合本企业及贸易伙伴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来做出分工、贸易与投资决策。第四，适当运用产业调控政策来规范本国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市场秩序，注重同行业集中度低于本国的经济体开展贸易。

3.构建国际化经营的新增值空间

如果“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过度，则很容易造成东道国产品和市场集中度过高，随之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频发，贸易实际所得也难以得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想增强在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则须实现新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化经营增值模式，促进各类贸易方式协调均衡发展，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辩证认识FDI和加工贸易的母国（通常为发达国家）动机，培育有利于本国整体利益提高的新引资增长点，实现吸引外商投资充裕要素的高级化。第二，提高加工贸易在本国的增值幅度，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强中间品投入关联，从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应以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应以自主型企业为主，生产方式应以清洁化生产，贸易对象应以内外销并行。第三，协调各类贸易方式的自主发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税、研发补贴等产业政策，实施贸易环节便利化、贸易促进常规化、贸易平台高资本化的新战略。比如，应探索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使贸易服务环节（如贸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垄断的现状得到改善，强化对国际化经营中设计研发、国际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渠道引导、信息提供和政策倾斜。第四，加大对与贸易相关的ODI促进力度，完善驻外机构的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海外经营分销网络。

4.构建外向型经济收益的新分配机制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未优化调整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同时可能阻滞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收益分配应实现区域公平、城乡公平等。

第一，发展中大国必须使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中的短期行为得到合理规制，避免出现“有规模，无规模经济”的低效率垄断和贫困化增长。第二，推动外向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实现贸易收益差距的区域收敛，尤其注重实现对外开放的空间优势重组和产业圈层升级。第三，有效预防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惩治官员的定向设租或创租行为，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转化，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收益的劳资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集权制国家应尽量给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保证工业用地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中占有一定比例，监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5.构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篇5

全球气候危机的应对问题，发展到2016年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我们观察到，目前确立的国际规则和主要国家的国家实践等，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之奠基

最早在19世纪，就开始有科学家关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警告。但是，直到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才联合成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推动社会公众和各国决策者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筹划相应国际公约事宜。后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UNFCCC）就是该委员会磋商形成的文本①，被提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获得通过后形成的。该公约是全球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也开创了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规则框架。该公约正式宣告全人类将通过碳减排，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但在其内容中却并未规定国家的具体义务和实施机制，需要在后续谈判中继续完善。所以，《公约》规定，从其生效之日起，缔约国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效果和推动规则的继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等观念在国际社会普遍推广的难度，直到1997年的缔约方大会上，《公约》的首个附件《京都议定书》才获得通过②，开始扩展《公约》内容。《京都议定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温室气体减排规定成为了《公约》缔约国的法律义务，即建立了强制减排义务。该协定创立了“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碳排放配额交易机制”等一些具体执行措施。但是，缺乏具体操作的量化、细化的规定。例如，关于碳排放初始配额的计算、分配和定价等，都没有明确。

（二）《巴黎协议》的重要意义

《巴黎协议》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③，由到会的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的一份新协定。其是联合国《公约》继《京都议定书》之后达成的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定，是在《京都议定书》之后打开气候治理僵局的一次重要突破。2016年4月22日是《巴黎协定》开放签署的首日，即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5个国家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该协定。这次签署，创造了国际协定在开放签署首日缔约国家数量最多的新纪录。《巴黎协定》能够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得到如此众多国家的支持，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地真正拉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序幕。《巴黎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在《公约》规则的基础上，细化了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指标和行动安排，旨在加强对《公约》减排目标和宗旨的实施能力。《巴黎协议》得到近200个出席国家的一致支持，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就打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历史责任、资金安排、减排约束等观念中的众多分歧，成功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进展，已经达成了共识。不论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对于国际法治进程的影响方面，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国际评论普遍认为，《巴黎协议》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起点”和“历史转折点”［1］，即将开启新一轮的强制减排义务规则和新措施、新合作。中国全程积极参与了《巴黎协议》的谈判，并为解决其中的重大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诺在今年9月完成参加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2］。《巴黎协议》不仅代表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也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带来新机［3］。可以说，《巴黎协议》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应有影响之努力的具象体现。

（三）中美联合声明的特殊价值

2016年3月31日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称，中美两国将于2016年4月22日作为第一批国家签署《巴黎协定》，呼吁其他缔约国踊跃签署《巴黎协定》，还承诺联合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声明中的表态，以及承诺在未来采取的投资、合作等重要举措，成效的确显著，许多《公约》缔约国开始考虑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2016年7月5日讲到，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在今年内批准《巴黎协议》，预见《巴黎协议》很可能将在2017年即达到生效条件，比原设想预计提前了三年［4］。而且，中美两国联合表态的这种示范作用，成功消弭了气候谈判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重要阻碍，即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在强制减排规则方面的核心利益冲突和气候治理基本原则等方面存在的强大分歧。这一重要障碍的成功解决，是最终导致《巴黎协定》高票通过和创纪录签署的重要原因。打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局面，开创了真正“全球”参与的全球气候应对规则与合作行动。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及其实际效果问题方面，由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面宣称将签署《巴黎协定》，并就南北国家间的气候治理合作，主动承诺和作出示范。极大地打消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顾虑，对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强制减排义务履行和国际合作的实施效果产生积极作用。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打破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僵局，顶住压力继续推动气候控制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全球推广。而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经济类型和发展阶段差异，在2020年后，允许各国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包容性，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依据各自的国情，出钱出力，在气候控制方面最大限度地，以争取最广泛的全球共识。中国和美国在气候联合声明中的表态，表明中美两国已经众望所归，扛起南北合作气候治理的大旗，引领了全球气候适应型经济的希望。

（四）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建立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当前全球治理中走得最远的领域。其对于国际法治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当然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低碳转型既是“第二次的经济全球化”［5］40，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升级版和必然阶段。《巴黎协定》的通过，验证着全球经济“迅速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需要［6］这一经济制度自身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人类生产方式进入新阶段，低碳经济转型被认为是“下一次工业革命”［7］。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众多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均出现本质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消费产品方式等均产生深刻变革。而绿色贸易壁垒、航空碳税、碳交易市场等现象的出现［8］，正是低碳经济模式全球化的必然产物［9］。低碳技术和产品的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碳交易市场的全球化也正在快速发展［5］200，均表明全球强制减排制度的真正建立和运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与之前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和市场方式变革一样，对弱势的产业和经济体均会带来巨大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必然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承受更多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对迎接这些挑战，充满了勇气与责任感。中国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低碳未来充满信心。首先是将生态经济转型写入国家战略，并持续性地坚持在科技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改革等多种方面切实贯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气候适应型转型，在国内逐步建立和运行碳排放交易市场［10］。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4月，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443个CDM项目，其中，806个已经在联合国清洁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占全球总量的3745％。中国低碳转型虽然起步比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晚，但是，目前国内已经获得签发的减排量占全球的4835％，减排量和项目数已经居世界第一位［11］。这表明中国成功利用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后来居上，挤入全球碳排放的博弈圈。其次，是中国结合本国的升级国情和核心利益，一直致力于开创气候经济转型中的“南南合作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中国，公开承诺捐献200亿元人民币成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经济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6］。而且，依托“一带一路”“亚洲投资发展银行”等机构和平台，结合未来中国的重要战略引领发展中国家集团低碳转型方式和积极创造未来低碳经济模式中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其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发展红利，在合作中一起转型，迎接低碳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未来。中国真诚贡献自己的智力与财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建立和良好运行。只有国际社会主体广泛的参与和减排制度的真正运行，才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的真正建立。若以此为标准，当前正是全球气候治理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和分水岭。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的核心内容，都正在随之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只停留在法律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还要落实到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政策措施和每个人的生活、消费行为等的变革中。

二、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

不管国家行为体主观上是否愿意，气候经济的变革实质上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着。全球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生活方式、贸易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都正在经历一个“强制性”的统一过程。感受到这一强劲的变革“潮流”，观察和思考这些持续变革对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治的影响，开始变得日益重要。

（一）全面和深入地促进国际社会“组织化”

国际社会的这种较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统一化”或者说“组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长期深度发展的累积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气候危机面前，人类社会各类行为体更紧密地“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12］。毕竟，在客观规律面前，当前人类社会科技和人力想要快速挽回之前几个世纪“工业化快速发展”累积的负面后果显得非常无力。只有整个地球村“统一行动”，才能看到希望。整个国际社会“统一化”和“组织化”的应对措施，成为必须。1经济的组织化。全球气候治理的建立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社会统一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各方面努力的总和。气候治理全球化最初的切入点或者说表现，是在经济领域，以欧盟、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纷纷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引领了全球性的经济进化过程。这些发达经济体不约而同的选择，表现出国际社会组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作用。从国内经济运行来看，气候适应型经济表现为更多的国家干预，如对气候和生态服务的预设性定价、强制性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等［13］，也凸显了气候经济更强的组织性。因为气候是公共产品，其定价、交易等制度，必须体现更多的国家干预特征，而且生态以及环境服务的经济价值，在原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中，几乎体现为零价值。因此，在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中，生态以及环境服务经济价值的重新确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剧变过程，需要以国家公信力和强制力为基础，才可能成功建立起各国气候经济的发展条件。从国际经济运行来看，气候经济的全球化与WTO时代的国际制度相比，表现为更高程度的经济组织化特征。WTO时代中，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生产组织与交易、管理等都是分隔开的，WTO规则允许国家以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国内和国际市场加以区分；而全球气候治理时代中，碳排放的计算是完全打破国界的和全球统一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率竞争都是全球性的，而碳排放配额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也都是全球性的。可以说，碳排放已经成为了全球通行的特殊“碳货币”。正是这种本质性的变化，导致了气候适应型经济具有更强的组织化特性和全球化趋势。2国际社会各类主体的组织化。最近数十年来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和国际合作，一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国际社会各类主体关于组织化行动的观念和习惯；另一方面，因为组织化的行动方式能够极大地提高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国也一直有意识地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中的组织化。国际社会各类主体组织化现象加强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中不断践行了组织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类主体的观念和制度逐步统一，也更多要求组织化程度的加强。总之，实践的积累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本质，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不断发展。国际社会中各类主体的组织化，有利于提高人类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的合作能力和统一行动力。在国际社会主体组织化的过程中，联合国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全球气候治理也已经成为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有利于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协调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合作［14］。此外，全球众多的民众和公司等等，均可以参考NGO的组织化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各项活动和运营机制［15］。这是其他的全球治理领域中所未见的。总之，国际社会各类主体都正在以更高的组织化方式，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中来，“合众之力”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二）国际法治的组织化

原本，基于国际社会法律规则形成的特殊方式，国际法治的组织化程度相对于国内法治来说自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主要体现为内容的碎片化和软法化。但是，国际法治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似乎已经发生了缓慢变化［16］。第一，气候治理中规则的统一程度不断得到加强。联合国《公约》中明确阐述，只有国际社会的各类主体一致努力，才能达成公约控制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目的。因此，公约中设置的义务天然的带有统一性，并通过《公约》以法律的方式“强制”在缔约国国内推行这一切。这样的做法，极大提高了气候治理规则在全球国家中的统一化程度，即基于气候问题的全球性特质，导致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内进入了全球治理的状态。这对当代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二，《公约》创设了非常具体的、具有强制性的条约义务，这在条约实践中实属罕见。气候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各阶段中不同国家类别的减排义务，而且表现出更多的强制义务和清晰的处罚责任，即条约的强制力极大得到加强。这种情况在此前的条约实践中确实罕见。此前具有类似设定的条约极少，且一般集中在针对严重的国际犯罪等少数领域和问题。正是由于《公约》这种强制性的义务，美国退出了公约谈判，并在签署后又以此为理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如前所述，《巴黎协定》极大地细化和继续执行了这种强制力，但仍然得到了20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表明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已经成为了强制性的国际法规则新领域。第三，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组织化程度与WTO规则相比，更加突出。WTO规则中规定，WTO组织对各缔约国的国内法有审查和作出报告的权利，争端解决机构也有权对缔约国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进行裁定和协调，以保证WTO规则的执行，其强制力一直备受瞩目；而全球气候治理规则试图建立的机制中，其组织化程度更高。组织将有权对缔约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国内立法等进行审查和评价其减排功效。总之，虽然国际法规则碎片化发展和软法的特点不能完全改变，但是气候问题确实已经迈开了脚步。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中开始呈现出统一性、系统性、强制力的特点。

（三）重新形成国际竞争机制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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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二是致力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充分释放全球化红利。一方面应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有序推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合理引导优势产业转移，鼓励国内居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分享全球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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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去增长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机制失灵，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

1.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拖累。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日本、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2007年的2.2%、2.1%和2.7%下降到2008年的1.1%、-0.7%和0.7%，2009年又分别下降为-2.5%、-5.4%和-4.0%。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3.6%下降到2008的1.9%，2009年则降为-2.2%。危机至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从2010 到2015 年的6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53%、1.6%、2.32%、2.32%、2.4%、2.4%，日本为3.9%、-0.5%、 1.8%、1.6%、 0.2%、0.4%；欧元区为1.7%、1.6%、-0.7%、 -0.5%、0.8%、1.5%。

2.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长期以来，贸易和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呈现低迷状况，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能不足。

3.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曾经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阁，代之以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如：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从别国撤回企业以挽救本国经济，对来自别国的投资活动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以本国内部法律规定限制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等。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

4.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区域安排纷纷出笼。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不动摇，美国在现有国际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拼凑和构建新的多边协议，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其目标是通过这两个协定建立起一整套协作机制，引领世界贸易、投资规则制订。这两个协议的参与国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继续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话语权。这种既想为国际社会定规矩，又刻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霸道做法违背时代潮流，使本来就极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2009年起，美联储连续启动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制止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除了货币政策，欧元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福利支出，以求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策略，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发达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如：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推高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导致债务风险扩大，挑起货币战争等。在发展中国家，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政策的影响，股市下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波动剧烈。可以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使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标本兼治新药方

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国际社会对G20杭州峰会表达出高度期待。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全球化逆转态势的科学判断，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新理念，全面表达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中国观点。中国给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伟大战略抉择。

一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新的动力还未形成，培育新动力和实现动力转换是当务之急。这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各方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

二要解决一体化发展问题。开放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开放发展就是要克服世界经济发展规则和发展路径的排他性、碎片化和封闭性弊端，构建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三要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高度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世界各国要高度警惕和防止保护主义抬头，积极开展创新和产能合作，努力实现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和规划，大力推动政策协调和联动，提高全球经济共赢。

四要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包容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包容就是要努力破除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先进带后进，富国帮穷国，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

“创新、开放、联动、包容”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无疑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有力手段。

三、中国方案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全面贯彻和落实“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新理念，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其一，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打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中国倡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积极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种把创新置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首要位置的观点，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有助于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要结合本国实际，统筹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为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一主张无疑是科学务实的，对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释放活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此次G20峰会把贸易和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提出了重振贸易和投资的重大政策构想和合作机制，首次决定启动贸易部长定期举行会议的机制，并提供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为二十国集团更好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了实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在中方引领下，峰会达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提出，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旨在倡导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贯彻“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理念，就是要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就是要构建系统完备、惠及所有国家的国际规则，不搞排他性、封闭性和碎片化安排，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力求使所有国家共商规划、联动发展、共享成果；就是要规划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愿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展。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全球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要实现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增长活力，就必须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新准则，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呼吁各国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要，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中国的倡议反映了经济最不发达国家要求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的诉求。

其六，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努力开拓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新途径。“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区域和全球合作的潮流，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呼应和热情参与。通过“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广泛合作，既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又增进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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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篇9

外贸顺差1月骤减 人民币升值压力或暂缓

海关总署14日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1月贸易顺差64.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3.5%。这也是继去年12月大幅收缩98.20亿美元之后再度急剧收缩。业内分析认为，1月外贸顺差骤降超五成，将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人民币升值以及贸易平衡的国际压力。随着春节因素的逐渐消退，贸易顺差将在2月开始回升，但总体收窄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中国进出口在1月均大大超过此前市场预期。据海关统计，2011年1月份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50.1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其中出口1507.3亿美元，同比增长37.7%；进口1442.8亿美元，同比增长51%。海关分析认为，由于受春节长假的影响，节前集中进出口的现象比较突出，继而推动今年1月份我国外贸的快速增长。

由于进口表现远好于出口，进出口相抵，中国1月份的贸易顺差报64.5亿美元，仅为去年12月值131亿美元的一半左右。澳新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原料采购集中在年初，此外，还有季节性等多种因素。

《创业家》杂志

扩吧 新三板

没有财务指标限制，不需要经过太多审核；不会因为“小”就拒绝你，不会因你没有背景就难为你；只要相信自己有未来，你就可以登上新三板。新三板扩容是《创业家》2011年最大的期待。

这个冬天，中国的科技界和金融圈流传着一则消息：新三板将在2011年从中关村试点逐步扩容至各大国家级高新区，中国的纳斯达克将在2011年正式起航，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创业者最需要的融资市场之一。

2010年年末，证监会高层就新三板扩容密集表态，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表示，证监会正在积极推动扩大中关村园区企业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工作，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其他国家级高新园区的企业，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发展路径。

随后的12月1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证监会将扎实有序地推进场外市场建设，抓紧制定扩大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具体方案，研究探索挂牌备案制度、投资者准入制度、交易制度等创新措施，稳步构建投资监管下的统一性场外市场。

实际上，早在2010年年初，证监会已确定推进新三板扩容是2010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此前业内普遍传言将在2010年9月份公布新三板扩容蓝图。现在市场人士相信2011年两会前后将成为重要节点。

《环球财经》

双管齐下治通胀

无疑，通胀预期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胀本质上是社会总需求问题，是货币问题，是货币运行机理问题。当前控制通胀预期需要从金融手段入手，存量和增量手段双管齐下，方能标本兼治，并促进治理和防范通胀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控制通胀预期需要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目前来看，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当前控制通胀预期的中心工作。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必然着重于金融手段，这类金融手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控制增量和减少存量的两类。

客观上说，这五年货币供应量的供给，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一方面，限于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滞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包括应对金融危机，只能依赖于银行贷款的支撑，而银行贷款派生的漏出效应又必然导致货币存量大于实体经济总量，超量货币供给被动产生。另一方面，外贸顺差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各种隐性的外汇流入，使得外汇占款被动大量投放，一举成为主要的货币投放渠道。

但是毕竟货币供给量过多、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已基本形成，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并首先从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量入手。

控制增量只能是降低新增货币的通胀势能、缓解通胀预期，但对于已经发行在外的货币却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的较快发展将多余的货币消化掉，因而其治理通胀的政策效力是被动的、也是时滞较长的。治理通胀的高效手段是要减少货币存量，起到主动的、即时的政策效应。

《中国企业家》

黄金乱世 急剧膨胀黄金投资市场业已显现

短短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首饰出口国，一个急剧膨胀的黄金投资市场业已出现。而监管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不知道(黄金)熊市什么样。”这是一个事实。中国大多数黄金从业者与熊市无关。从1970年代末开始，金价一路下滑至1999年的256美元/盎司的历史低点，这20年的黄金大熊市，中国的黄金是统购统销、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从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以来，黄金的市场化改革，恰恰与这一轮大牛市合拍。

参与者无论资质良莠都赚到了钱。“我从没听说这里哪家公司倒掉了。”在深圳水贝，世界最大的黄金加工基地，一家黄金首饰加工企业的老板指着道路两旁密集的首饰制造企业说。短短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首饰制造和出口国，传统产业链上的金矿公司、冶炼公司、首饰加工公司等等，都已今非昔比。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楼市调控、股市温吞的大背景下，黄金大热实属情理之中。黄金投资已经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黄金所具备的货币属性、金融投资属性，正在颠覆以往人们对黄金的认识。它不再只是商品，是硬通货，还是金融产品。

《上海证券报》

国务院高调规划稀土行业5年发展图景

国务院总理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要求，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稀土行业发展设定具体时限，一直备受关注的稀土行业中长期发展方向终于高规格定调。稀土行业显然迎来整顿和升级大年，相关龙头企业将集中受益。

本报还获悉，有关方面正在筹备设立新的稀土统筹机构。该机构将以“稀土办公室”的名义设置在工信部下，按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各部委意见，成为今后稀土行业政策制定和的主要执行单位。这意味着，之前我国稀土行业由多部委分散管理的情况将得到彻底转变。

业内表示，在政策的指导和驱动下，“稀土行业大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国际融资》

全球经济正进入新的不确定阶段

在2010中关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应邀做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而这一新变化的表现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开始放慢，而且这个放慢的趋势非常明显。他预测说：在未来若干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也将面临外部需求很弱、刺激政策逐渐淡化，以及全球流动性宽松等诸多挑战。从全球的格局来说，虽然全球新兴产业的前景并不明确，但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来说，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以他独到的国际金融专家的视角指出：“最近全球经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他观察发现，这个情况正在导致全球的经济增长开始放慢。从全球工业生产的增长态势看，在经历了2008年末全球经济危机急剧下跌以后，工业增长于2009年开始急剧反弹，但是，从今年8月份开始，全球工业增长的速度却开始放慢，而且这个放慢的趋势非常明显。

篇10

全球制造业举步维艰，是对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所做的调整，也是对大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作出的本能回应，同时反映出高额债务等危机对制造业市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制造业已陷入一蹶不振的衰退泥潭。作为世界制造业主要引擎的美、英、德，去年12月份PMI的终值分别为53.9、52.5、51.2，依然在荣枯分界线以上，且制造业规模已接近或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特别是美国，自从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口号以来，成效显著。

从深层次原因来分析，全球制造业此番回暖缓慢，还是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缺少新技术产品点燃市场激情。在全球经济呈现通缩的趋势下，消费者捂紧钱袋，如果没有特别的产品吸引消费者眼球、引逗消费者购买欲望，制造业市场不温不火的势头还得持续下去。

发达国家曾一度依赖资本市场提振经济，把传统制造业丢到一旁，沉醉于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致使大量制造技术流失到新兴市场，待到梦醒时分，才发觉本国实体经济有空心化之虞，于是决心重振制造业。

制造业的生命线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制造业就是建造在沙滩之上的空中楼阁。在我国，昔日“世界工厂”的风光不再，在劳动力成本提升和技术创新乏力的双重夹击之下，制造业正面临下行压力。2014年12月31日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为49.6，跌破荣枯线。

重振制造业，就得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技术创新进步，以新颖独特的制造技术占领市场。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再次引领时代潮流。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加大投资新兴技术，诸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新一代机器人等，以帮助美国制造商加快产品研发速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并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此次重振制造业也不甘落后，提出五大战略，即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步伐、加大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帮助企业增加对人才投资、抢占低碳经济发展先机。而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以智能产品、智能工厂为核心，推动将软件、传感器和通信系统集成于信息物理系统，建立一种高度灵活的、个性化、数字化生产模式。

发达国家这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对提振本国制造业有着显著的作用。首先，以3D打印、机器人等新技术装备为抓手，促进生产工艺的改进，用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发达国家年深日久的成本劣势。奥巴马将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寄托在了3D打印技术身上，他认为3D打印这种高新技术必将对制造业产生空前变革，或许能取代目前大规模密集型制造业现状，完成制造业重归美国本土。在机器人方面，2013年3月20日，美国《机器人技术路线图：从互联网到机器人》。该路线图强调了机器人技术在美国制造业和卫生保健领域的重要作用，同时描绘了机器人技术在创造新市场、新就业岗位和改善人们生活方面的潜力。

其次，以数字化、智能化武装的工厂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数字化工厂能缩短生产周期，节约开发费用，进行精准生产，得益于它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工艺设计、产品仿真、虚拟试生产等多个环节的数字化，在免除投资制作样品程序的情况下，也可以模拟未来产品，并预见生产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这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研发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