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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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管理

供销职教集团是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服务“三农”和推动供销合作社发展为目标，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行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从业人员队伍能力建设为核心任务，以就业为导向，以校企合作、校际合作和工学结合为主要形式，以提高教学、培训、科研、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以诚信、契约为保证的具有联合性、互利性、非营利性的团体组织。集团的组建以自愿、合作、平等、共赢为准则，集团由成员单位组成，实行理事会制，凡自愿遵守供销职教集团章程，恪守集团宗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系统内职业院校、企业和行业组织经申请并经供销职教集团理事会批准后，均可成为供销职教集团成员。在理事会的统筹下，集团实行扁平化管理和有限垂直分权，下设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委员会、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产学研合作工作委员会等专门工作委员会，明确职能分工，并对成员院校、企业、行业协会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集团的有效管理和高效运行。

(二)招生

职教集团的成立为中高职教育，甚至是高职与应用本科教育的贯通提供了条件，供销系统职教集团首先应在职业院校招生方面有所作为。集团的联合办学点分布在全国各地，办学资源和条件发展不均衡，但通过集团内的统筹协调可以有效地解决生源和教育资源闲置问题，逐步形成从招生、专业培养方案设计、教学实施到就业一体化的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应用性本科教育的现代职教体系，最终形成各职业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局面。可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制订相关试行方案和招生计划，报教育部备案，在集团试点学校内实行中、高、应用本科联合招生，分段培养，为行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分别具有专科层次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和本科层次的高端技能人才。

(三)教学

教学过程即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供销系统职业教育集团应充分激励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指导、协调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集团应通过成立由职业院校教学部门和企业现场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校企合作共同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顶岗实习等工学结合项目的实施。

1．专业建设:集团要争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供销合作社的支持，加强职业院校、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之间的多元合作，有效推进职业院校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形成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特别是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供销合作社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专业培养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和涉农专业建设力度，加快供销合作社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支持供销社“新网工程”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各职业院校自身的专业特色和办学优势。

2．课程建设:集团内企业、行业协会组织清楚地了解行业中各岗位所需技能的要求，以及各类新技术的运用。因此，职业学校在制定专业课程教学方案时，行业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其中，将企业的标准和需求反映在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案中，提高职业教育的市场灵敏度，使职业教育灵活调整培养规格和教学方案，缩短职业教育与企业、市场的距离。

3．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双师”队伍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的难题之一。目前我们的师资培养大多停留于理论培训或者短期的、观摩式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集团内的行业企业则可以凭借自身资源参与师资培训的方案制定，安排教师下企业培训锻炼，而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企业人员可以应邀到职业院校兼职授课，帮助系统内的职业院校培养“双师”教师。

4．实训基地建设: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于实践教学条件是否能满足学生实验实习的需要，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实际情况是供销系统内绝大多数职业院校都面临办学经费短缺的问题，为此，有条件的院校和专业则可以通过与行业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工学交替”等方式实现校企共建实训基地，鼓励校办企业和引企入校，鼓励系统内行业企业在学校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技能工作室，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整合集团内的教学资源和实习实训资源，实现系统内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从而减少重复建设节省办学经费，实现办学效益的最优化。

5．学生顶岗实习: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要实现这一教学环节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主要问题在于职业院校难以找到愿意接收学生的企业和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造成学生、家长、社会对这一教学模式产生质疑。供销职教集团则可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对系统内职业院校和企业、行业组织实行一定的行政干预和裁决，明确集团内校企合作双方对于学生顶岗实习的职能分工，职业院校负责校内实训基地学生基本操作技能训练，企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优秀管理员或能工巧匠进行技能指导和企业文化宣讲等;企业承担相关专业学生对应的生产岗位的实习锻炼，学校派出教师参与实习管理并进行理论深化。

(四)就业

供销系统职业教育集团的构建可以实现系统内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有机结合。行业职教集团的特殊性体现在集团中的学校和企业有相同归属，即有一个共同的主管部门，集团要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覆盖地域广、产业链长、社有企业多、吸纳人才能力强的优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趋势，将行业内“订单式培养、定向培养、定岗培养”制度化，实现系统内学校学生一毕业即能进入供销合作社和社有企事业单位上岗工作的“无缝对接”，同时加大各级供销合作社和社有企事业单位执行行业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制定吸纳供销合作社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制。

(五)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

职教集团内开展校企合作固然为职业院校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前提必须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因此系统内职业院校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行业企业“物色满意的员工”，更应该切实提升学校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为企业解决难题和提供技术服务，如参与企业的学徒培养、职工培训、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科技攻关等，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改变“企业对院校的贡献大于院校对企业的贡献”的现状。系统内职业院校和企业还可以通过开展职业资格和培训考核鉴定，共享图书馆、学报学刊、文体场馆等资源，为行业和企业员工提供培训支持等方式提供社会服务。

二、构建供销系统职业教育集团的保障机制

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校企深度合作机制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合作各方的积极因素，实现互利共赢。而作为一种合作办学模式，要真正实现行业职教集团的高效运行，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一)外部沟通机制

需要集团积极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构建一个“内有所需，外有所迫”的制度环境，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和政策，加大对职教的扶持力度。

(二)内部协调机制

需要通过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来明确各方职责;通过行业发挥中介功能来规范办学和监督办学质量;增强集团内部凝聚力共同提升集团实力。

(三)评价激励机制

需要建立职教集团办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价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效益目标、构建集团化办学内部管理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质量评估体系和考核机制;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系，拓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空间，优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资源配置。

三、结语

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共识，如何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充分发挥各系统各行业的资源优势还处于不断地摸索过程中。本文就供销系统组建教育集团进行了初浅的研究和分析，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以下三方面的共性问题可能是各行业和各系统在组建职教集团过程中难以一蹴而就的，仍有赖于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首先，加入职教集团是建立在自愿、合作、平等、共赢的基本准则上的，集团内实行的是成员理事会制，并非法人实体，实质上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如何确保集团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优势和集团的高效管理与运行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点。

其次，职教集团合作各方大多隶属于同一个行业主管部门，较一般自由组合的校企合作双方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但校企合作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如何保障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利益最大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调节行政干预与市场导向之间的关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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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报告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过去经常提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仅仅两个字的变化,折射出党领导经济发展的理念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从增长到发展:经济发展理念的升华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的。表现为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铺新摊子、轻原有企业技术改造的现象,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质量、低效益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以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多年来,我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提高经济质量,但是这种转变主要强调通过提高资源效率来增加经济总量,依然是追求数量扩张,并没有特别强调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更没有要求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党的十七大正是在总结我国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总要求,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字之差,内涵却远远不同。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主要表现在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上。而经济发展通常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时出现的一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比,其鲜明特征在于:经济发展的内容不仅涵盖了经济增长,还涵盖了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整个社会的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内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绝不等同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增加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的内含型转变。但无论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还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果都是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并不要求经济质量的改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要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得多,它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包括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从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注重“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注重“人本化”的发展上面来,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它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是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步历史性跨越。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发展这一关键环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因此,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进步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这一强力支撑,谈社会和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国有效持续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和抓好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物质基础,才能统筹兼顾和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各阶层群众和谐相处。虽然一个富裕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贫困肯定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做好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

(二)实现社会和谐,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持续压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压力。这些问题和矛盾从不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弱点,就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也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极不适应。因此,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实施经济发展政策时,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一最高原则,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和谐社会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实现社会和谐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影响着城市功能、环境质量、生活品质。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主线。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适用技术,加速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坚决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

(二)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经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是要突出“一个重点、两个关键”。一个重点,即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两个关键,即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要加快技术改造,提高现有产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能力,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的手段,引导和促进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落后产能。二是增强招商引资的选择性,从源头上推进节能减排。努力引进技术水平高、消耗低、污染少的先进加工制造业,积极承接农业和旅游、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三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循环性,着力拓展节能减排的新空间。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运用财税、金融、价格、投资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四是建立健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监督管理机制。完善企业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以及安全、质量、技术等市场准入标准,健全项目、规划和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能源、资源消耗审核制度,从建设、生产、流通和使用等各个环节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三)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充分发挥品牌集聚要素、整合资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重要作用,培育更多的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二是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加强重点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力争在特色优势产业中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三是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的综合整治技术,支持高效节能产品推广、重大节能建设项目和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以科技人员为主力军、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对科技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的评价要更加全面地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做到“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二是建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机制,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在资源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四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五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评指标体系,形成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绩考核体系,逐步建立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的制度和机制,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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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建设

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建设，是我国坚守的政策标准，其建设成绩与优势显而易见。随着市场经济信用的混乱和缺失，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得到有效调配。市场经济作为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的融合，而诚信的存在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诚实守信对市场经济的价值

首先，是现代市场构建的基础。信用既属于道德又属于经济，即在诚实不欺诈与守诺的前提下，转手偿还、利息支付之本，从而实现资产使用者、所有者的利益的转换，坚守诚实守信的基准点，实现市场经济道德水平建设。

其次，促进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市场经济属于高效率、高利益经济的载体，而产品生产往往仅追求高价值标准，促使人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积极、消极两种心理。总之市场经济不仅能够实现企业结构的改革，还可促进劳动率的有效调动，真正意义上实现产业利益最大化。

最后，实现世界经济接轨的目的。我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国内经济逐渐向全球经济的转变。在该背景的影响下，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实现我国长久立足的根本。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建设现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信用建设还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具体包括以下：第一，企业间“三角债”，不利于市场经济稳定运行，我国企业间呈现出的“三角债”状态，促使企业大量资金纳入应收账款，造成企业出现资金沉淀、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等，部分企业更是受到“三角债”的影响，促使企业出现严重债务负担。第二，银行与企业间存在较大信用危机，目前在生产型的企业运营中，负债已经超过70%，而流通型企业则是达到80%以上，负债特别表现为银行贷款方面。第三，虚拟市场信用相对较低，所谓虚拟资本主要是指：基于构建社会信用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缺少社会信用，股票和债券难以顺利发展，从而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行。但是因为我国信用建设存在滞后等问题，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投机则成为主导行为，从而对虚拟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三、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建设措施

1.加大信用教育力度

通常情况下，以征信为核心的经济国家拥有较高的民众信誉度，但是由于国家信用教育相对比较薄弱，我国应对信用教育进行重点加强，除了应保证信用教育具有专业化特点，对相关信用管理人才进行重点加强，还应对信用教育进行贯彻落实，对社会成员开展信用法规和政策等相关教育，使其真正意识到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另外，加强信用法规相关宣传工作，并将家庭、学校作为信用教育重点，确保社会成员可以拥有一定的信誉度，从而构建良好信用氛围，已达到诚信守约目的。

2.真正意识到信用建设长期性与紧迫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属于内在需求，市场经济无法与信用经济等同，市场经济具有良好信用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需要在社会机制的保障下得以形成。与此同时，信用建设主要是受到社会信用限制，信用活动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关。在信用建设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信用建设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严格按照信用建设相关规律，以信用建设为基础，对信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我国的信用体系进行合理优化。

3.完善信用制度

信用法律制度作为信用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特别是失信行为的惩治，属于心态系统建设的重要前提。针对失信者应对给予适当的惩罚，为社会发展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对信用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可以利用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的严惩，能明显制约人们的行为。因此，我国应加大信用制度的完善工作，避免法律制度出现严重滞后现象，确保企业和个人具有较高的信用，为我国信用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4.政府应明确自身责任

在社会主义信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应高度认识到自身职责的重要性，通过对自身职责的定位，实现市场经济建设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讲，市场经济建设，核心特征为政企分离，即政府部门主要作为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存在，而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至市场经济建设工作。针对此信用管理属于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而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社会化、市场化信用服务理念的营造；市场行政化与垄断化思想的扭转，属于时展的前提，更是国家针对市场经济信用管理的目的，以此实现专业化与社会化市场经济建设。

四、结束语

总结上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建设工程相对比较复杂，属于一项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多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完成信用建设工作，从而对社会信用机构进行有效完善，为我国社会实现和谐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阮松孙.如何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思想政治工作[J].企业导报，2016（10）：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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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点学科和科研基地为龙头，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以工科类为主，现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0个省级重点学科，形成了先进制造技术、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电子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土木力学及建筑、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生物机电工程、人文经济与管理工程等7大学科群，作为一所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学校的优势在应用研究。近年来，学校召开了科技产业工作会议，修订和完善了科技工作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举，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技工作方针，推动了科研特色和定位的形成。学校以国家、地方、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学校优势学科为基础，重点围绕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汽车技术与装备、微电子设计与测试、农产品生物化工、太阳能光伏技术、信息化管理与智能决策、安全关键技术检测与控制、新型材料与制备、现代测试及制造质量工程、光电技术特种显示、土木建筑与资源环境11个领域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持续产生了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对行业和企业有带动作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彰显了学校工科优势和特色。学校还重点建设了光伏工程研究中心、光电技术研究院、摩擦学研究所、汽车工程研究院等若干专职科研机构，努力打造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可持续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任务和工程项目的科技创新基地。在科学规划和制定学科、科研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学校积极引导个人融入团队，组织联合攻关、开展战略预研、增强技术储备、孵化科技成果，通过重大项目预研、专利成果转化和项目孵化等专项计划的实施，增强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的竞争力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十五”期间，在安徽省科技攻关工业类项目中，合肥工业大学承担的项目约占1／3，参与企业承担项目约占1／3。

学校充分发挥工科门类齐全、应用性强、多学科交叉的优势，积极倡导自主创新，重点走以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为主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之路，提升科技产出能力。注重科研成果的培育和集成，保持获奖成果和授权发明专利总数不断增长，提高获奖数量和级别。学校自主研制的“汽车变速器及车桥柔性装配线”填补了国内空白、替代了进口，目前已在江汽、奇瑞、华菱等16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应用。学校的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多年来在与德国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基础上。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重点进行了光伏系统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产品研发，在太阳能电池阵列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配套装置及其生产工艺等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以服务安徽“861”行动计划为核心，构建科技创新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不断研究在直接服务安徽经济建设方面具备的优势、潜力和对接点及切入点，把支持安徽实施“861”行动计划作为学校融入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平台。学校不断加强创新平台建设，为创新平台的工作条件和运行经费提供基本保障，做到场地、人员、责任三落实，先后获准组建了34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并以此为依托，结合安徽省“861”行动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建设“重点产业基地”、构筑“六大基础工程”紧密对接，以此来服务安徽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如：为了更好地服务安徽加工制造业，学校建设了安徽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安徽省汽车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汽车NVH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高等学校现代测试与制造质量工程重点实验室、工业自动化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过程优化与智能决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6个创新平台，与安徽的支柱产业，与汽车、制造业紧密对接。在这些平台上，学校研发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热加工、检测与控制、汽车设计与制造等一批科研成果已在企业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强化科技创新的政策导向，建立促进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

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整合创新资源，集成创新力量，优化要素配置、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完整的科技创新链，促进安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近年来，学校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的政策导向，如对教师的绩效考核、成果评价、职称岗位的聘任以及目标管理都以科技创新导向为核心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从2004年开始，强调教师应具有“出国进修、国内访问、到大中型企业挂职”的三种经历。为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学校要求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时间到企业进行工程实践，直接为企业服务，而且通过这种服务使学校和企业的对接更加紧密，使科技成果的转化更有着力点。学校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成才环境，通过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人才专项基金、创新群体资助计划的支持，加大对青年教师、科研领军人物的培养与支持力度，使青年教师普遍具有承担各类科研项目的能力，同时，学校持续资助了16个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团队，不断培育创新人才，催生创新成果。

大力实施产学研工程，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长期以来，合肥工业大学坚持以服务安徽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把为安徽经济发展做贡献作为义不容辞的使命。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和攻关，着力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以务实求合作，努力实现学校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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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和谐；和谐社会；政府治理；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82-04

一、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六届六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经济和谐从经济体制上看，要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各类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成为创造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和谐的主要目标，即创造可交易市场，包括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使人们将各自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土地、信息、管理与经营能力等得以充分发挥，既实现个人的利益目标，也使各类资源得以有效利用。从发展目标上看，要将持续和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目标。效率使社会富裕，平等使社会安定。在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极为突出的情况下，促进平等已经成为这一特定阶段的重要目标。从经济主体关系上看，现代经济更注重利益矛盾的协调。改革到现今程度，即到了各类矛盾交织时期，必须注意社会矛盾的解决、阶层冲突的缓解，注意经济利益之间的比较，促进帕累托改善的实现。从机制上看，要建立以经济机制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政府与经济主体要实现激励相容。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激励创新活动，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激励守法和守信行为，发挥制度对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稳定作用；保障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利，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实现社会公益。从行政手段上看，要充分发挥公共行政与公共财政的调控职能。通过政府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税收制度、财政政策、福利保障，既使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心理基本平衡，也使富裕阶层继续得到激励，整个社会保持发展动力，以及人们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经济和谐的核心内容是促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经济机制，着重从制度和体制方面为社会提供内在稳定机制。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支撑，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社会”有多方面的标志，其中经济和谐是最重要的内容，比如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比如收入分配公平，比如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比如人们因经济联系而建立的诚信关系，都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2． 市场机制为“和谐社会”提供途径。经济和谐定位为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通过市场化策略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和谐的激励相容机制，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

3． 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效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包括公共财政手段和激励相容措施，有利于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平及利益冲突问题。

二、特定时期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的矛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不均衡是一种常态。中国当前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加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利益关系更难协调。

（一）经济持续增长与就业形势严峻和投资增长乏力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7年的稳定增长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惊奇的9.6％。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都是政府宏观政策的主要内容，两者在大多数时是一致的。由于资本和劳动构成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这一矛盾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侵蚀经济增长的成果。

中国就业压力巨大，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国情是主要方面，另外就是经济结构不均衡的原因。比如能够大量吸纳社会就业的社会服务业不发达；与大中型企业相比，由于政策、信贷、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使微型中小企业不够发达，而这些企业是吸收就业人口的主力；县域经济内原有国营工业和商业企业大量倒闭，区域经济缺乏有效支撑，就业人口的门路和机会有限。再有就是，农村就业问题极其严峻，农村还有约2亿农民属“隐性失业”。与经济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投资正常增长的机制尚未成熟，投资体制尚未改革到位，民间投资增长一直乏力。

（二）经济效益提高与内需不振和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矛盾

即使在中国经济运行质量提高这样乐观的情况下，也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比如内需不足问题，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0年为73%，2001年急剧下降到48%，2003年又下降到40%，2004年甚至降至37%。内需不足的原因并非纯经济性的问题，其中也蕴含着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到位弱化了民众的预期，这造成一方面是大量的产品剩余和积压，另一方面是高额的储蓄。比如各次产业不协调问题，有许多产业存在严重的瓶颈制约，最为突出的是能源约束。众多企业倒闭也说明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经济运行良好状态与持久的股市低迷的矛盾难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制约也未消除。

（三）改革中普遍得利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

调整利益关系从来是改革问题的核心。此前的各项改革，各相关利益主体均是受益者，但利益关系从未有现今这样复杂。当前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方面，恰恰是市场化改革最滞后的领域，其中国有机构垄断了大量社会资源，使资源占用者凭借其垄断地位掠夺利益，形成了利益集团凭借公权侵占私权的现象。2005年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就缘起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有权威研究显示，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并且如果考虑城乡差距的因素，收入差距程度更高。

（四）公共财政正常运行与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矛盾

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财政收入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进行宏观调控、支撑改革的地位日益突出。问题在于以公共财政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公共物品提供却问题不断，突出的仍是医疗、教育、住房、基础设施等方面。据报道，当前中国城镇有44.8％的人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农村的这一比例为79.1％。医疗关乎群众的生存权利，住房是中国人的物质生活重心所在，教育和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需要，这三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进一步印证了公共物品提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五）综合国力强大与相对脆弱的社会体制的矛盾

中国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居于世界第6位，仅次于美、英、俄、法、德5国，位列日本之前。但在国力日渐强大的同时，仍然存在大量影响社会健康运行的问题。比如主要江河水灾、“非典”疫情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突发自然灾害、涉及民族情绪的国际冲突等全国性问题，以及城镇居民动迁、农民土地转让、饮用水源污染、安全生产事故、泛滥和艾滋病扩散等区域性问题，这些都会程度不同地带来信心危机、市场抢购、利益冲突、社会动荡。据统计，1993~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加到近7万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加到300多万人，其中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性事件约占3/4。在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机制从未觉得如此脆弱。

（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得到保护、资源利用充分、能源补给充足、社会环境优化、治安状况好转、政治民主发展、社会秩序安定、公平得到维护、保障程度上升、道德水准提高等，成为广义的发展目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突出表现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难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基本公平，就不会实现效率目标。中国的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也出现了矛盾，2005年贸易额已居世界第3位，但进口与出口不均衡，出口多而进口少；在大量的出口中，以低端产品为主，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低，形成了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为外国“打工”的局面；跨国公司凭借其知识产权和资本优势，抽取财富程度加深，1990~2004年，外资汇出利润高达2 506亿美元，同时有大量外商投资企业亏损，可见大量企业在中国大赚利润的同时，一些企业低作利润以规避税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每个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都伴随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虽然经济结构不均衡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问题，但不均衡如果发展到严重程度，便会造成严重后果。并且由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社会机制承受能力相对脆弱，使得经济不和谐问题相形之下更为严峻，亟须采取激励相容的策略予以缓解。

三、市场化政府理念与公共行政激励相容原则

激励理论对公共行政具有借鉴意义。企业管理激励强调的是领导者要善于发现个体努力实现组织目标以满足个体需要的动机。公共行政中的激励是一种引导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经济机制。政府实行激励型公共行政方式，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达到政府机构自身的公共行政目标，实现政府行政与私人行为的激励相容的和谐状态，改变政府管制造成的政府与公众的对立局面，建立起政府与私人机构之间引导与协作的新型公共行政模式。

“新公共管理”已经成为西方近些年来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导思想，主张借鉴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新公共管理重新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了定位，政府不再强调自身的官僚机构特性，提供公共服务时以“顾客导向”取代传统的“政府导向”，讲求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公共行政更强调以效益为核心，重视财政支出的产出和效果。更重视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物品，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重视激励公务人员，强调对人力资源进行富有成效的管理。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治理的改革探索也日益丰富。各国地方政府都注重压缩规模、减少层次、市场策略与减少干预。地方政府主要定位于经济职能和本地区竞争优势的塑造、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对地区性公共物品提供，地方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

借鉴企业管理等理论及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针对当前公共物品提供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象同步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激励相容和有限市场化措施鼓励私人机构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公共支出政策，可以实现政府对市场和私人机构的激励，鼓励私人参与提供公共物品，或者通过灵活方式实现地方政府与私人机构联合提供公共物品，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和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激励相容成为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准则，私人机构的行为相容于政府行为之中。

四、以经济和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公共行政的激励相容主要存在于税收、公共支出和公共行政三个领域。通过公共行政的激励相容措施，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和谐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机制。

（一）征税行为中的激励相容――税收激励论

政府在征税行为中，通过税收激励措施，有利于形成税收矫正市场失灵以及提高纳税意愿的双重效果。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采取激励相容措施，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设立激励型税制，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税收激励是指国家在征税时用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进而矫正市场失灵和提高纳税人纳税意愿的激励性措施。

税收激励的主要方向和领域，在于鼓励投资创业、推动科技进步、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及吸收外资、发展国有经济及民族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以及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愿等方面。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在于税收减免、彼高此低的优惠税率、税前扣除、税收抵免、加速折旧、优惠退税、延期纳税等。

（二）组织和与私人联合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相容――公共支出激励论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构成公共支出的主要内容，公共财政激励是指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实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促进机制。政府更多地按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存在灵活多样的配合策略。（1）政府与市场可以联合提供公共物品。这包括政府和私人企业分别提供不同数量的公共物品；政府与私人企业处于互补地位，共同提供公共物品；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组织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2）通过特定政策由国有企业提供、集团性单位提供公共物品，而这些公共物品提供出来以后，以收取使用费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公众。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坚持的就是这个方向，但在操作中其公益性却大打折扣了。（3）政府可以对公益性单位实施激励相容以促进公共物品的市场提供。比如卫生防疫宣传、身心健康咨询、就业信息传递、妇幼保健知识、少年儿童知识培训等，可由大量的公益机构部分提供。（4）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激励私人机构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部分或全部供给。比如可由住宅开发商提供居民小区内及小区周边的公共绿地、健身和简易娱乐设施、甬路及小区内道路等。政府还可以采取合同购买或政府采购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创新公共物品提供方式，比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

（三）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平的激励相容――公共行政激励论

公共行政行为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目标的实现。公共行政激励是指政府非经济性的行政行为的有效实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促进机制。公共行政的激励相容体现在制度的充分供给、产权的有效界定、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公共行政对于效率和公平的促进、政府管制的尽力减少等方面。

社会公平这一目标只有政府有条件实施，因此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其总体策略，是采取公共行政以及税收、公共支出等各方面的激励措施，在实施效率与公平并重且取得初步效果后，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四）政府公共行政的重塑――政府改革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多地借鉴企业管理原理，对公共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重塑。建立公共行政的激励相容机制和实行市场化策略，要从制度、体制、机制三方面着手。（1）重塑政府职能定位和行政理念。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准市场等激励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政府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要注重对私人机构的激励效应，以使私人机构的行为相容于政府政策之中。因此，应将激励相容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2）重塑政府机构，建立结构化的政府规模及功能模式。世界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之争，这被称为“制高点”。政府机构的规模及设置并非要整齐划一，不同层级的政府规模并非简单地要“大”还是要“小”，而是根据各层级政府行政行为的特征灵活确定。要调整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由只注重精简向优化功能转变。要减少政府管制，精简机构规模；压缩管理层级，实现扁平化管理；扩大管理半径，划小行政区划；调整部门结构，整合职能交叉；健全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制，保障安全需要。（3）重塑政府机构的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对政府公务人员的激励机制，实施综合激励，这包括物质利益、职务晋升、职业荣誉、社会保障、违纪惩处等方面。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J・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M］.万鹏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法】让-雅克・拉丰，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模型［M］.陈志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美】特里・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四版）［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5］刘伟.应当以怎样的历史价值取向认识和推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6-04-17，2006-04-18.

篇6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和谐社会

1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篇7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 。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 ，（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 ，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 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 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 ，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 。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 ，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 。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 。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 。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 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 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 。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 《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 《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 《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 《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 《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成本；社会健康成本

引言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的增长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但就目前来看，经济的过快增长加重了环境污染，并且给社会健康带来了威胁，从而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展开研究，以便寻求途径更好的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关系的理论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

一直以来，经济的发展都将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而想要解决环境问题，还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正确处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只有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才能够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只有确保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才能够使人类得以在地球上长期生存。就目前来看，地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地区。而与此同时，想要开展环保工作，也需要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所以，只有确保经济能够得到发展，才能够确保环保工作的开展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但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明显速度较快。从1990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数倍，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以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为代价。近年来，中国一直以高投资、高排放和高能耗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以至于居民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展环保工作，以确保社会有序发展。以空气污染为例，2012年，中国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5个城市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而空气污染的出现不仅将导致经济损失的产生，还将使环境成本得到增加。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经济的增长将导致环境遭受破坏，并且将引起社会健康成本的增加。从经济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突发式的，以至于环境与中国社会发展平衡遭到了破坏。而在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情况下，社会的各种亚健康群体也在不断地增加，从而导致社会的健康发展受到了阻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也增加了几十倍，远远超出了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健康事业和医疗事业出现了较大的成本积累，并且也导致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得到了增加。从2013年开始，“雾霾”就常常在各大城市出现，而我国肺癌的死亡率也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环境污染也给其他国家的国民带来了健康危害。面对生存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环境治理问题，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降低社会健康成本。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管理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

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不仅仅是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还包含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分析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可以发现，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都将导致人类遭受损失，并且需要人类付出一些价值开展保护活动。从资源消耗角度来看，一些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比如西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被消耗后将会导致国家承担较多的损失。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68845亿元，比去年增长7.7%，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增长数分别为7.7%、7.7%、7.5%和7.8%，而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0%、7.8%和8.3%。但从环比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了3.7%。而从包含省会城市、长三角区域、直辖市等重点区域城市在内的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来看，仅有4.1%的城市能够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从全国470个城市的降水监测结果来看，29.8%的城市属于酸雨城市。从废水排放总量上来看，2013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达695.4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043.9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达32.8亿吨。2013年，仅环保投入高达9516亿元，其中用于废水治理的费用为124.9亿元，用于工业污染治理的费用为867亿元，用于废气治理等费用为640.9亿元，用于固体废物处理的费用达14亿元，其余费用则用于进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而相较于2012年，我国的环保投入提高了15%左右。

（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健康成本

所谓的社会健康，其实就是人类对外界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个体应付生活需要和自然环境的能力。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使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并且也使社会保障设施得到了完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会给居民健康产生威胁的环境污染。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也将不断加大，从而导致其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导致由物质条件改变带来的福利被逐步消减，继而使社会健康水平出现下降的情况。2013年，在台风、洪涝、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我国共有38818.7万人遭受了灾害，死亡人数达2284人，受灾面积11426.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808.4亿元。分析东、中、西部的31个省份可以发现，2012年安徽、河南、吉林、黑龙江这四个省份的社会健康成本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3.1%、116%、11.0%和10.5%，而其他省份的社会健康成本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因此由此可知，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健康成本也将有所增加。

三、协调经济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对经济增长进行正确评估

为使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还要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具体来讲，就是需要认识到经济的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性，以便认识到单纯依靠能源消耗促进经济增长并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使该种情况得到改善，还要使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转变。而进行低碳经济的发展，则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所以能够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此外，还应从国民生存状况角度对经济增长展开评估，以便通过提升民族整体文化水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二）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为减少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机，还要对工业化发展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所以，为了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还要重视环保工作的开展。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政府还应该加大环境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并且实现环境保护执法和管理工作的协调，从而使环保工作得到真正落实。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对环境发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便在有需要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继而使经济的发展更好的为民众提供服务，并且更好的回馈社会。

（三）实现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们不得不认识到不可再生能源的日渐减少问题。所以在进行能源资源利用时，还要尽量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为此，国家还要加快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提升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与此同时，加快科技创新也能够减少工业生产的污染排放，所以也能够使环境得到保护。此外，有关部门需要加快研究生物型能源，并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在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社会发展对环境的伤害。

（四）构建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体系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社会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为确保社会健康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国家还要增加社会健康投入，并且有针对性的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在社会医疗上，国家就需要增加社会医疗保健投入，并且推动健康事业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标，政府还要构建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体系，以便使健康服务产业在该体系的管理下得到快速发展[6]。而及早采取措施进行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也能够避免社会健康问题的爆发，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发展。

四、结论

总之，在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污染。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直接导致了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增加，从而不利于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因此，政府还应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有所认识，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祁毓，卢洪友，杜亦X.环境健康经济学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4，03：124-137

[2]曹彩虹，韩立岩.雾霾带来的社会健康成本估算[J].统计研究，2015，07：19-23

[3]李名良.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测算与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09：5-7

[4]祁毓，卢洪友.“环境贫困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环境拐点[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71-78

[5]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J].管理世界，2015，09：32-51

[6]李凯杰.环境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12：77-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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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计划会议下达的《**市**年主要经济工作目标安排意见》(草案)的要求，**年我区共安排九项经济考核目标。

1、国内生产总值：全市工作目标增长13%，重点单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5%。由市计委分解下达。市计委下达我区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8%，我们综合考虑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对**年宏观经济走势预测，以及上年度投资效果的兑现等因素，按增长20%编制下达**年国内生产总值计划。参考绝对值为52.8亿元。该项指标由区计委承担目标责任。区工商局、招商办、科委、滨江集团、华旭集团、狗不理集团、建工集团、经贸委和建委承担分解目标责任。会后请区工商局、招商办、科委、经贸委将该项指标进行再分解，并将分解意见通报区计委和区统计局。

服务业增长速度指标待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快报结束后，由市发展服务业办公室下达。我区将根据具体情况研究落实方案。因此，不在本次会议上下达。

2、固定资产投资：全市工作目标972亿元，增长20%，力争达到1000亿元。由市计委分解下达。市计委下达我区的**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1.5亿元。增长速度为2.2%.该项指标由区计委承担目标责任。

3、外贸出口总值：全市工作目标129亿元，增长14%。由市外经贸委分解下达。下达我区的外贸出口总值为300万美元。该项指标由区招商办承担。

4、直接利用外资：全市外资协议额工作目标28亿美元，增长40%；全市实际利用额工作目标14亿元，增长40%。由市外经贸委分解下达。其中，下达我区的利用外资协议额8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500万美元。该项指标由区招商办承担。

5、吸引外地在津投资：全市吸引外地在津投资协议额工作目标108亿元，增长13%，全市吸引外地在津投资到位额工作目标69亿元，增长13%。由市经协办分解下达。其中，下达我区的吸引外地在津投资协议额61773万元；吸引外地在津投资到位额30800万元。该项指标由区招商办承担。

6、住宅建设：全市工作目标640万平方米，由市建委分解下达。下达我区的住宅竣工面积20万平方米，拆迁面积20万平方米，该项指标由区建委承担。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市工作目标1073亿元，增长14%。由市商委分解下达。下达我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为72.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37%；该项指标由区计委与区经贸委承担目标责任。区工商局、招商办、科委、滨江集团、华旭集团、狗不理集团承担分解目标责任。会后请区工商局、科委、经贸委将该项指标进行再分解，并将分解意见通报区计委和区统计局。

8、增加就业：全市增加就业岗位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由市劳动局分解下达。下达我区的增加就业岗位6500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该项指标由区劳动局承担。

9、居民收入：全市工作目标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下设分指标，(1)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增长13%，其中再分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劳动报酬总额增长率，分别增长13%。由市劳动局分解下达，市人事局视情况分解。(2)离退休人员退休金增长12%，由市劳动局及人事局组织落实。(3)其他收入增长17.5%，由市个私办、房管局、民政局、经委协同市统计局落实。

居民收入是今年新增加的考核目标，目前该项指标的分解意见还没有下达，暂按市计划执行，待目标下达后再行研究落实方案。

二、国内生产总值目标的分解说明

计划编制的原则：

以**年各部门相关指标完成情况为基础，以《**市**年主要经济工作目标安排意见》和**区第八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目标为基本依据，以上年度招商引资的实际情况、新经济增长点建设情况和各部门**年实际增长速度为参考。同时，考虑**年改革的具体任务，力求使经济发展计划对全区总体发展和改革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目标主要考核可比价增长速度，但考虑可比价增长速度难以分解，因此，多年来均采用参考绝对值作为计划指标。今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参考绝对值是52.8亿元，比**年净增长8.8亿元

计划编制的要点：

1、非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2%

根据区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经过五年努力，非公有制经济要占全区经济总量的90%，根据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之占到全区经济总量70%的发展目标；**年安排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计划总量37.96亿元，占全区经济总量的71.89%，为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总量达到70%(36.96亿元)创造条件。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5.2%。

2、充分考虑新经济增长点因素

**年、**年我区有多项大中型商业设施相继建成并开业。同时，**年新注册私营企业1000多户，新增加民营科技企业270多家。因此，对工商局和科委分别将增长速度相应调高到26.60%和32.35%。

滨江金耀明天开业，考虑其全年投入运营，将对滨江集团整体增长速度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兼顾集团内部中小企业退出因素的情况下，将滨江集团的增长速度提高到33.09%。

其他新经济增长点分别纳入各部门的指标考核，或抵顶国有、集体企业退出的减量因素。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月度经济分析中重点反映新经济增长点的运行情况。

建议待大连万达建成后，纳入外地驻津企业统计。

3、充分考虑国有、集体企业的改革因素

**年区属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到**年底，全区要将所有区属中、小企业改制工作进行完毕。为给国企改革腾出空间，今年在银冠饮食公司计划渠道纳入区经贸委情况下，对区经贸委编制负增长计划。计划增速为-12.09%。

华旭集团、狗不理集团和建工集团等考虑改革因素，均按低于全区平均增速安排。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的分解说明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总量为72.83亿元，比**年增长18.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参照国内生产总值目标的分解原则和依据进行分解，不再重复说明。

**年承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的单位有：工商局、招商办、科委、滨江集团、华旭集团、狗不理集团和经贸委。

鉴于建工集团、建筑与房地产企业（区开发公司）所属商业三产企业已经关闭，故不再下达零售额计划。

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零售业已经对外开放，因此，今年将外资企业纳入零售额计划。

四、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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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型社会；战略；路径；探讨

中图分类号：G721 文献标识码：A

一、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素

学习型社会是以社会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学习型组织为基础，以形成终身学习文化为基本特征，保障和满足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开放、创新、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本质是以学习求社会及成员科学发展的过程。认真学习并认清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素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前提条件。

（一）终身学习新文化的形成

终身学习文化成为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创建学习型社会过程中的目标追求。终身学习的新学习文化不仅包括终身学习物质文化的建造、终身学习制度文化的建立，而且还包含着终身学习精神文化的培育等。它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理念；二是以学习者为本；三是以能力发展和创新为重点；四是强调组织学习的发展；五是多种学习形态并存并都受到重视；六是各种文化相互连结和融合；七是网络学习成为重要学习方式。终身学习文化影响着广大社会成员，有力推动着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各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的创建

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学习型社会实质就是由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细胞组织构成的，没有类型众多的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也就没有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就分类学角度而言，学习型组织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学习型家庭、学习型企事业（单位）、学习型团体、学习型城乡社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学习型政党。社会各单位组织重视履行学习和教育职能，各单位组织能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提供各具特色的教育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教育和创建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的活动。

（三）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服务体系的形成

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是营造学习型社会的基础工程。只有建构了终身教育体系，才能保障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学习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学习型社会构建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纵横整合、内外协调、整体优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同时形成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学习服务系统。因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也是学习型社会形成的基础。建设主要是社会学习平台和社会学习资源的建设。前者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公共学习平台，即网上学习平台的建设，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媒体的建设；后者主要是指非正规学习的文字、图形、影像等形式的学习资源建设。

（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成为社会第一要务

“学习型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社会基本实现知识化、信息化，知识产业和知识劳动者的比重，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学习型社会，知识的创新指数、知识传播指数高于以往其它任何社会，网络和信息技术成为个体学习的关键因素。

（五）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在学习型社会，社会的精神文化得到了培育、塑造与发展，社会凝聚和提升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并形成了与时俱进而富有特色的社会文化风格。社会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多元文化得以较好融合。多种文化相互连接相互融合，包括教育领域与劳动领域融合，学习文化与工作文化紧密结合，学习文化与社区文化沟通融合，学习文化与社会文化密切连接。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最终会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

二、广西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本战略

（一）“置入式战略”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推进广西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综合性建设的母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现代化建设子系统。学习型社会则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向度，也是广西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作为子系统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必须置于现代化总体建设的战略之中，综合考虑其他现代化建设子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取决于知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背景、总动力、总条件，就教育论教育、就学习论学习，而应置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学习型社会，包括：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迅速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准；强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力度；加大社会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步伐等等。

（二）“以城带乡”战略

要从广西基本情况出发，建立健全以城市带动乡村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长效机制。当前广西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而学习型社会建设可走“以城带乡”的道路。建立健全“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的基本举措有：加强对“以城带乡”工作的领导；统筹规划城乡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建立各种“以城带乡”的协作组织；以合作项目落实并深化“以城带乡”；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辐射等。总之，“以城带乡”战略要求城市应充分发挥辐射、示范和服务。

（三）“区域统筹”战略

建立健全桂东南、桂西北地区统筹兼顾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这种区域不平衡性，从根本上决定着广西建设学习型社会必须贯彻区域分异原则；与此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区域统筹兼顾的长效机制。统筹规划东、南、西、北部地区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建立“以东南带西北”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内在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内部各种协作组织和平台；加大对西北部地区的投入扶持力度；积极探索民族地区学习型社会建设等。

三、探索广西特色学习型社会建设新路子

（一）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

第一，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使学校从单纯传授知识转向为学习者终身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第二，改革教育教学制度，扩大学习者对多种教育机会的选择。要切实改变各类学校特别是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相互间缺乏沟通和衔接的状况，可以构建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成才的“立交桥”。要逐步实行弹性学制，建立能够满足学习者多种需要、开放和灵活的学校教育体系和制度。第三，增强学校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灵活性，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在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大力发展继续教育

完善继续教育政策，改革继续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建立和加强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改革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以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切实加强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定期更新制度，并把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成果作为其职业资格证书更新以及岗位聘任、职务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建立继续学习成果认证、评估和转换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知识、能力与技能并重，学历资格与职业、技能资格相互沟通的国家资格体系。

（三）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提供高质量教育和学习支持服务

要紧紧抓住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深化教学改革。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区城乡的开放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和优质教育资源库，促进广播电视大学加快向开放大学的战略转型。加强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努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不受时空限制、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支持服务，以高起点、跨越式的方式构建广西终身教育体系。

（四）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创建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要制定发展规划和落实科学的评价标准，从具体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入手，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当前，抓紧推进社区城市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先进案例，就能带动广西其他城乡的终身学习，为形成学习型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