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家庭的教育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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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的教育特点

篇1

【关键词】土瑶；家庭结构；特点

土瑶是贺州独具特色的瑶族支系，人口大约7000多人，集中分布在贺州市沙田镇、鹅塘镇，因其独特的语言、风俗、服饰和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曾有一些学者深入土瑶，对其历史、教育、语言、宗教、社会经济、婚姻等进行相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土瑶神秘的面纱，为人们了解土瑶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人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对土瑶家庭结构的研究，国内学者较少涉及。家庭结构是由住户家庭成员形成的关系网络，人们可以通过家庭结构，了解家庭成员数量、性别、辈份、姻亲等关系，家庭成员、组成方式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家庭功能的发挥。土瑶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少、家庭户数不多的族群，其家庭结构如何？家庭结构具有哪些特点？与其他族群有什么区别？为了了解土瑶家庭结构状况，笔者专门深入沙田镇金竹村进行调查，并根据户籍资料对该村家庭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土瑶家庭结构的特征。

一、关于家庭结构概念

在介绍土瑶家庭结构的基本情况之前，有必要厘清家庭结构的概念，以便更好地认识土瑶家庭结构。关于家庭结构概念，先生在1986年有过论述，认为家庭结构是指“一个家庭里包括哪些成员和他们之间的关系”[1]，他将家庭结构分成四种类型：1.不完整核心家庭；2.核心家庭；3.核心之外的家庭；4.联合家庭。本文对土瑶家庭结构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在户籍资料登记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即“家庭户”为基准，采用了王跃生在《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一文中对家庭结构的分类标准，并结合核心家庭概念，把家庭结构分为几个类型：1.单人家庭；2.夫妇核心家庭；3.标准核心家庭；4.缺损标准家庭；5.二代直系家庭；6.三代家庭；7.其他类型家庭。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家庭结构的分类，现将家庭结构做具体地分析：1.单人家庭：即一人一户，独立成户，无其他家庭成员与其成为一户；2.夫妇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即“户主+配偶”，夫妇核心家庭几乎是无小孩或者是小孩已经独立成户；3.标准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妻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即“户主+配偶+子女”； 4.缺损核心家庭：指夫妻一方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即“户主和子女”，在这一类型家庭里，户主另一半或是丧偶或是离异；5.二代直系家庭：指的是一对夫妻与已婚子女一起组成的家庭，儿子、女儿结婚后与父母一起组成的家庭，已婚子女尚未有小孩，这类家庭的组成方式是“户主+配偶+儿子（女儿）+儿媳（女婿）”或“父母+户主+配偶”；6.三代家庭：指三代人组成的家庭，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三代同堂”，从户主关系的角度来说，有几种组成模式：“户主+配偶+子女+子女配偶+孙子孙女” 或“父母+户主+配偶+子女”或“祖父母+父母+户主+配偶”等；7.其他类型：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全部归于这一类，这一形式的家庭模式主要由户主与其他关系密切的成员组成的家庭，这种类型主要有：“户主+配偶+兄弟姐妹+子女”或“户主+姐妹+父母”等。

二、土瑶家庭结构基本情况

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的构成以及相互影响的关系，家庭结构变动，既影响到家庭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影响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甚至影响到土瑶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分析土瑶家庭结构有助于深入了解土瑶家庭功能，有利于构建和谐幸福家庭。

笔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资料，结合土瑶家庭户主之外的成员如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进行一个详尽地分析，抽查了J组145户家庭作为典型，分析沙田镇J组土瑶家庭类型。

表1：J组家庭类型比例构成表

家庭类型户数比例

单人家庭 7户 4.8%

夫妇核心家庭 5户 3.4%

标准核心家庭 49户 33.80%

缺损核心家庭 21户 14.5%

三代家庭 40户 27.6%

二代直系家庭 1户 0.6%

其他家庭 12户 8.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标准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占的比例比较大，是土瑶最普遍的家庭类型，分别占33.78%和27.58%；缺损核心家庭也是土瑶家庭的重要形式，占14.48%。这三类家庭类型占总数的75.75%，是土瑶最基本的家庭类型。

根据以上数据以及调查结果，逐一分析土瑶家庭结构类型：

1、单人家庭

数据显示，单人家庭类型在145户中仅有7户，占的比例不大。通过户籍资料看到，单人家庭年龄结构较为均衡，19岁的有1人，25岁为1人，32岁之间的为1人，40-50岁之间为3人，50-60岁的1人。全部是男性。40岁以上的单人家庭其结构在未来基本上不变动，原因在于这些上了一定岁数的中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其结婚或者再婚的可能性不大，今后其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将难以实现。而40岁以下的单人家庭有很大可能结婚生子，其家庭结构亦有可能往标准核心家庭发展。

2、夫妇核心家庭

在J组145户家庭里，夫妇核心家庭仅为5户，占3.48%，其形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夫妻双方无小孩，二是子女成年结婚后独立出去，不与父母同住。以下是夫妇核心家庭的年龄结构、户数和生育情况：

表2：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年龄、户数及生育情况表

年龄户数生育是否

20-30岁 1 无

30-40岁 0 无

40-50岁 1 无

50-60岁 0 无

60-70岁 2 1户有小孩1户无生育

70-75 1 有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夫妇核心家庭中，有1户户主年纪较轻尚未育有小孩，这一对夫妇有小孩后可以往标准核心家庭发展，有3户上了年纪的夫妇，未生育过，有2户是因为子女成家后户口独立出去。可见，在土瑶，未生育的夫妇核心家庭人数并不多，而没有生育的夫妇主要在于自身生理原因，而不是观念的原因。

3、标准核心家庭

标准核心家庭在土瑶家庭里占的比重比较大，J组145户家庭里有49户属于标准核心家庭，占33.78%。成家生育后选择独立生活是土瑶成年男女的首选，“夫妻+小孩”是土瑶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在标准核心家庭里，我们可以通过户主的年龄、户数进行分析：

表3：标准核心家庭户主年龄分组情况表

户主年龄户数比例

25岁以下 0 0.0%

25-35岁 14户 28.6%

36-45岁 16户 32.7%

46-55岁 13户 26.5%

55-65岁 3户 6.1%

65以上 3户 6.1%

从户主年龄分组情况表可以看出：标准核心家庭年龄结构比较合理，25岁以下核心家庭比例为零，不存在早育情况，大部分都是在25岁以后生育；25-55岁核心家庭占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处于孩子的抚养期；到了55岁以后，孩子长大成人，通过结婚生子会成立新的家庭，因此这年龄段的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减少。此外，这49户核心家庭户籍资料显示，生了一孩的家庭仅为9户，而且这9户当中6人年龄在31岁以下，这显然是刚刚结婚只有一孩，他们有很大可能生育第二胎的。拥有二孩的家庭有13户，拥有三孩的家庭有16户，拥有4孩的家庭有5户，生育了5孩以上的家庭有6户，户主的年龄几乎都在50岁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了解到，如今大部分土瑶家庭都有2到3个的小孩，与父辈四个小孩以上的比较，说明土瑶人生育观念也发现了改变。

4、缺损核心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占21户，占14.5%，这个比重也较大，在21户家庭中，男性在家庭的缺失仅为3户，女性在家庭的缺失为18户，这仅仅是户籍上做的统计。后来经过调查发现：40岁以上的缺损家庭基本上是因为丧偶或离异，40岁以下的主要是妻子并没有入户主的户籍，因此在户籍上并没有显示。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在J组里有6户是夫妻的户籍不在一个户口上的，说明了即使是在土瑶，也出现“人户分离”的现象，这一现象也说明：在户籍上属于缺损核心家庭，但实际是标准核心家庭或者是三代家庭类型。

5、二代直系家庭

在J组145户家庭里，仅有1户是直系家庭的，这说明了土瑶家庭跟别的地方一样，子女结婚之后一般会独立生活，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很少，如果子女结婚生育后与父母一起居住就转化为三代家庭，而夫妻结婚生育小孩后独立生活自然就转化为标准核心家庭。因此，二代直系家庭仅仅是一个过渡性家庭类型，维持的时间较短，占的比例也不大。

6、三代家庭类型

三代家庭在土瑶家庭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在J组145户家庭里有40户，占27.58%，与标准核心家庭一起成为土瑶家庭的主要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土瑶老人需要子女的照顾和赡养，与子女以及孙子孙女组成一个大家庭，在生活上会有更好地照应。另一方面，子女在外出时需要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能帮照顾孙子孙女或者操持家务。以上这两种因素导致了三代家庭类型成为了土瑶家庭的主要模式。

7、其他家庭类型

通过户籍资料统计，其他家庭类型的模式无外乎就是两种：一是四代同堂，二是户主与兄弟姐妹及其自己的子女以及侄女在一起居住。这样的家庭模式土瑶家庭占的比例不大，仅为8.3%。

三、土瑶家庭结构的特点

根据对土瑶家庭结构的分析，总结出土瑶家庭结构的特点：

1、单人家庭少，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类型为主流

在土瑶家庭中，单人家庭较少，占的比例不大。而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类型占主导地位，占的比例为79.31%，成为土瑶家庭结构的最重要的家庭模式。

2、家庭抚养功能和赡养功能是家庭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标准核心家庭里面，所有家庭都在承担着抚养小孩的责任。因此，子女尚未结婚，土瑶人一般不会让其独立成户，这也是土瑶单人家庭少的原因。在三代、四代家庭里，几乎所有的土瑶家庭都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也正是为了照顾老人，才形成了三代家庭。实际上，在其他类型的家庭里，户主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居住在一起，主要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兄弟姐妹尚未成家，需要照顾。

3、晚婚晚育的现象较为普遍

从标准核心家庭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大部分有过生育的土瑶男子，其年龄都在25岁以上。这似乎跟人们对少数民族的婚姻年龄所期待的不一样。实际上，土瑶本身经济条件落后，土地少而贫瘠，大部分男子离家出外打工，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婚姻观念有所改变，自然早婚早育现象也就减少了。

其实，土瑶家庭结构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神秘，随着土瑶与外界交流、互动机会和平台的增多，他们的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等也与其他地方趋于相似。关注这一族群的家庭结构，目的在于帮助完善其家庭功能，更好促进土瑶家庭以及社区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1986（23）.

[2]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2006.

篇2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其抗风险能力十分重要。本文结合“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典型复合家庭在各个生命周期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符合家庭风险周期的保险产品特征。

【关键词】

家庭生命周期；家庭风险分析；保险要素

1 研究背景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承担着基本的社会职能并且在家庭存续的各个阶段面临着来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的多重风险。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应该加大力量关注家庭的稳定，保险产品的设计也应该从分析家庭在各个阶段的风险入手，利用保险产品的特性保障家庭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安全，利用贴心的保险服务，合理的发挥保险行业在构建稳定社会的独特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幸福与家庭的幸福息息相关。我国保险行业发展时间短，居民的保险意识不强。利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我国家庭在各个阶段面临的风险，对增强各个家庭成员风险意识，共同抵御家庭风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我国的家庭结构由于文化传统、生育政策、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必然呈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也面临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风险。根据我国家庭的特点，分析特有的高风险因素，并提出合理的家庭存续各阶段规避、减轻风险损失的措施和建议，辅助普通家庭安然度过风险高发期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结合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慈善家 Rowntree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我国典型家庭在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并提出利用保险产品规避风险的策略，为相关研究人员和感兴趣的阅读者提供参考。

本文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应用。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典型家庭生命周期内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第四部分研究了我国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利用保险产品规避家庭风险的策略。最后是本文的总结和未来研究工作的展望。

2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简介

20世纪初由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慈善家 Rowntree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有关家庭教育、家庭消费、婚姻及消费者行为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与个人一样，也具有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标志，家庭成员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划分家庭生命周期的标准因人而异，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标准。一般地说，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因素，通常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状况、职业状况、是否有子女以及子女的数量和年龄等。Rowntree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儿童期、成年工作早期、父母期、子女长大后工作期、老年期。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单身阶段，新婚阶段，“满巢”阶段一、二，“空巢”阶段和丧偶独居阶段。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研究了家庭消费的波动、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的关系、家庭生命周期与贫困的关系等。研究表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因不同的家庭消费需要而持有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保险消费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等的消费数量和不同的消费形式。根据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面临不同风险的需要，开发适宜的保险产品。调整保险产品结构，增加保险产品供给，已经成为中国保险供给方面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保险消费者关注自身保险状况，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制定风险规避策略的重要参考项目。

3 我国典型家庭在生命周期内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分析

而我国家庭由于传统文化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多存在多代同堂，作为核心家庭的男女双方，既有子女，又有高堂。其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风险存在不同阶段家庭风险重叠出现的情况。如下表1，按照Rowntree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我们依据我国典型同堂家庭结构，分析典型家庭在生命周期不同的阶段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特点。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家庭生命周期中，风险因素呈现多重风险交织交替出现的复杂局面，如果按照Rowntree的生命周期划分，我国典型家庭在儿童期、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相对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I等阶段进行更替，在各个阶段主流的风险因素并不相同，需要防范与规避的风险因素呈现波动的局面。如在第3阶段，传统上，我们称之为上有老，下有小的艰苦阶段面临的交叉风险最大，也是最需要特别关怀的阶段。无论是在保险产品的设计，还是在家庭成员的个人保险意识方面都应该高度重视交叉风险期的风险识别和规避，才能安全度过这个特别时期，使家庭成员获得一个圆满、幸福的人生。

另外，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家庭成员是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的集体。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父母的老去固然会带来养老和医疗的风险，子女的成长也会起到分担家庭风险的重要作用。在表1第四个阶段，由于家庭年轻成员的成熟，家庭也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我国生育政策，使新生家庭成员稳定性不足以补偿老龄家庭成员老去风险的增加，保险产品的设计应该结合我国家庭特点进行贴心设计。

按照表1，我们按照我国典型家庭在儿童期、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相对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I的周期分类并分析总结各个阶段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儿童期：处于儿童期的家庭主要会面临儿童夭折（意外身故或残疾）、医疗致贫、父母早亡失去依靠、遭遇拐卖等社会犯罪的风险。儿童期的家庭保障主要来自父母的支持，主动风险防范较为困难，除非继承较大规模的遗产并有事宜安排，否则应该以父母保障为主，来给与家庭中儿童成员的足够保障。

稳定期：处于稳定期的家庭，子女已经成年，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能主动规避风险；父母也正值劳动能力的高峰期。此时，家庭整体面临的风险较小。且一般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度过。这个时期家庭主要风险来自家庭成员的意外伤害和意外的重大疾病，重大责任险和财产保险。

交叉风险期I：“上有老，下有小”使处于这个时期的家庭倍感压力。作为核心家庭成员的中年男女是最需要保障的人群，面临现实和潜在的多重风险。子女未成年，带来了儿童期的若干风险，比如意外与疾病的夭折与致残风险；父母已经老去，重大疾病风险与日剧增；核心家庭成员男女还会有潜在的养老、健康状况下滑、意外风险和子女教育与置业的要求。失业导致的财务风险也不同忽视。创业失败也可能带给家庭不确定的打击。中年家庭还会面临精神压力下的心灵危机。在当前激烈竞争的经济环境下，多种风险在家庭的交叉风险期I得以体现。

相对稳定期：如果在交叉风险期I做好保险规划，风险可以在多年的保险积累下得到分散与规避。此时子女成年，儿童期风险已经灭失；老年父母还存在大病风险；家庭核心成员有意外风险。但总体来说家庭风险稳定，在精心的保险规划下呈现可以控制的局面。

交叉风险期II：随着核心家庭成员男女的老去，子女婚嫁并为人父母。中国式家庭风险再次进入交叉风险期。核心家庭成员劳动能力逐渐丧失，有可能在意外事件和重大疾病的打击下导致家庭的贫困。中国家庭的生育政策使新生家庭的稳定力量难以抵消核心家庭成员男女的能力衰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风险规避也是家庭和社会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

中国大家庭互助的文化、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式家庭的特殊的复合风险。这与欧美等国的家庭文化和规模有一定的差异。使家庭风险的分析也变得复杂。根据家庭面临复合风险，适当的开发和选取不同实际的保险产品是保险业和中国家庭共同的利益点。其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应该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4 我国典型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风险规避策略研究

根据本文对我国典型复合家庭在各个阶段面临风险的分析，我们勾画了不同时期家庭适用的保险组合的主要特征如表2：

如表2所示在家庭各个阶段应该设计和选取能应对家庭面临的主要风险的保险产品，在家庭预算和实际资产负债的分析基础上，保证一定的保险产品投入，能取得保险收益和投入的最佳比例，实现家庭福利的最大化。

中国保险市场上存在的“一张保单卖全国”现象。国内外的研究和调查成果证明，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差异，对其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及保险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家庭存在明显的结构风险与周期风险特征。因此，保险公司应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在对中国潜在家庭保险需求进行市场调研和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家庭、不同生命周期需要的保险产品。

5 总结和未来研究工作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Rowntree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典型复合家庭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的分析，提出我国典型复合家庭面临的风险在儿童期、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相对稳定期、交叉风险期II若干的阶段进行交替，并指出各个阶段的主要风险点。针对各个实际的风险点，我们总结了适用于各个时期的保险产品的设计与选取的原则。本文研究认为家庭在保险产品的选取数量上也会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财务状况有密切关系，结合家庭生命周期，定量的最佳的保险投入经验比例在未来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徐静徐永德：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6期

[2]贾军慧，保险人生各阶段的生命屏障，《发展》2002年第10期

[3]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年第10期

篇3

关键词：家庭类型；体育锻炼；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70-05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基础上的亲密合作、共同生活的小型群体。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1］。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改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结构（三代、四代同堂模式），使得家庭结构更加小型化，类型更加多样化。为了研究当今城市不同家庭类型的体育锻炼行为特征，本文以“泛长三角”区域部分城市家庭结构为视角，对尤为凸显的7种结构类型――即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未育家庭、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参与体育锻炼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一定层面的分析。力求进一步地为城市家庭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之理论与实践依据。

所谓家庭体育，是指“一人或多人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为主要目的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2］。目前，关于家庭体育的界定在学术界有着多种解释。本文借用的概念，尽管属于学术界常用的概念，但从理论上看，此概念对于家庭体育活动的场所和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性别没有明确的界定，因而，本文探讨的家庭体育，则以户型――“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活动为视域。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泛长三角”区域5座城市合肥、芜湖、铜陵、湖州、镇江的1200户家庭为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家庭的调查过程中，因客观上受到家庭类型难以细化或对应的限制，故而，针对采集到的有效问卷，并以此为依据梳理出7种结构类型的家庭为研究对象（表1）。

1.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在问卷效度检验中，采用专家评定的方法，即诚请9位教授（安师大社会学院和体育学院组成)对调查问卷内容效度进行评价，有效率为96%。同时，在问卷信度检验方面，采用重复测试法，即在一定范围内（合肥、芜湖）100户家庭进行前后两次问卷调查，时间相隔为1个月，并将两次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信度系数为r=0.87，P

根据研究目的需要，本文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泛长三角”区域5座城市发放问卷1200户家庭，回收问卷1185份，回收率为98.8%，有效问卷1153份，有效率为97.3%（见表1）。在数理统计中，首先利用Excel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化、标准化处理得到相关数据，而后应用Mat lab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频次及时间特征

所谓不同家庭类型，即为核心家庭（一对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一对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亲家庭（单身父亲或母亲养育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单身家庭（人们到了结婚的年龄不结婚或离婚后不再婚而是个人独自生活的家庭）；空巢家庭（子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出去，只剩下老年一代人独自生活的家庭）；未育家庭（刚结婚不久或目前还没有打算要孩子的年轻夫妇家庭）；隔代家庭（父母亲长期不在身边或父母双亡，只有祖孙两代人组成的家庭）［3］。在对这七种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和时间的调查中发现（见表2、3）：

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倒马鞍型，即中间大，两头小，其中选择每周2次者分别占被调查群体的58.3%、43.6%；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选择每周1次者最多，分别占被调查群体的49.0%、44.5%；空巢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直线上升，其中选择每周3次以上最高，占调查群体的51.7%；未育家庭和单身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波浪状。在锻炼的时间上，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1-2小时者最多，分别占被调查群体的45.0%和47.4%，单身家庭、未育家庭和主干家庭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2-3小时者最多，分别占被调查群体的45.1%、44.6%和40.3%。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1小时之内最多，分别占被调查群体的36.5%和55.6%。

从频次和时间来看“核心家庭”多数为每周2次，每次1-2小时的锻炼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家庭结构特点有关。即核心家庭主要是由一对夫妇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夫妇自身工作繁忙、子女学习任务较重，使得他们锻炼时间不能过频和过久。“主干家庭”多数为每周2次、每次2-3小时，这一锻炼状况，客观的看应与其家庭人口较多、关系复杂有关，一对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组织一次家庭体育锻炼实属不易，因而较为珍惜每次锻炼机会，并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由于这两类家庭成员多为年轻人，家庭负担轻，有充足的休闲时间，因而多数家庭在锻炼时间上能够投入较长的时间，这点在锻炼频次上也体现了出来。“空巢家庭”多为年老的夫妇组成，因有着充足的休闲时间，所以每周锻炼3次以上者最多，但是由于身体机能原因，看得出每次在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上有所控制，多数为1-2小时。“单亲家庭”，因其父亲或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未成年子女――自身工作和家务以及子女读书等繁忙的生活状态，致其多数家庭每周锻炼的频次仅为1次、每次锻炼的时间也仅在1小时之内，但由于未成年子女童心好玩，在大人陪同锻炼中仍有38.5%的家庭每周锻炼2次，每次并有34.6%的家庭长达或接近3小时，说明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调动或改善该家庭体育锻炼的数量和质量。而“隔代家庭”因其祖辈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衰退，又要照顾孙辈，家庭负担较重，故而，这类家庭多数在每周锻炼频次和时间的安排上最为紧张，每次锻炼时间也最短。

总体来看，不同家庭类型每次参与体育锻炼时间最长的是单身家庭、未育家庭和主干家庭，其次是核心、空巢家庭，最短的是单亲和隔代家庭。而每周发生的频次则有着不同的特点，即每周锻炼频次最多的是空巢家庭，其次是单身、核心、主干和单亲家庭，最少的是隔代家庭。若从“体育锻炼频次是衡量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经常性的重要指标”而言，7类家庭中有6类未达到每周3次。这可能在“经常性”指标的检测中反映出不足或欠缺的问题，但从锻炼科学本身讨论，任何涉及到人体活动的检测指标，很难说一周几次或每次多少时间，就具有科学性或它本身具有严谨的科学依据。因而，笔者认为，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频次与时间之“长与短、多或少”，均是一次具有亲情意义的家庭体育活动。

2.2 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的人际环境、空间环境选择特征

调查显示（表4）：不同家庭类型在选择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主干家庭在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方面选择“家人或亲属同去”最高，占调查群体的48.8%，说明主干家庭借助体育锻炼来培养和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继而得到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共处目的。同时，他们对锻炼场所之空间环境的选择上，前三位依次是公园广场、居住小区和免费公共场所。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此类空间环境不仅锻炼的人气高而且很少有经济消费，这既是大众体育活动的常态环境，也是家庭体育活动的理想之处。核心家庭和未育家庭在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方面选择“家人或亲属同去”最高，分别占调查群体的56.6%、50.5%，这在一定意义上足以表明，作为现代社会这两类主体型家庭结构“小型化”，普遍有着借助体育锻炼与家人沟通的认同方式和社会心理。同时，他们在锻炼空间环境的选择上，核心家庭排序首位的是“单位”，而选择单位作为锻炼场所者多数则又指向学校，这可能基于学校不仅有着较好的人文环境，而且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适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身体锻炼；未育家庭排序首位的是“收费体育场所”，这一状况，现实地讲与他们年轻、观念开放、消费超前、生活程序简单，经济尽管积蓄不足但负担较轻等特征有关。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在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方面选择“家人或亲属同去”最高，分别占调查群体的47.1%、55.6%，这两类作为社会殊家庭――前者说明他们在体育锻炼过程别注重于培养那种单亲的亲情；后者因孙辈和祖辈相依相亲，祖辈们利用体育锻炼的形式来维系祖孙之间亲情就成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对锻炼空间环境的选择上，这两类特殊家庭――首选居住小区，这表明他们大多数有着“时间、经济条件和家庭负担”较重或不足等问题，使得他们选择居住小区这种便捷、经济实惠的锻炼场所进行体育活动。空巢家庭在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方面选择“社区（或单位）组织”最高，占调查群体的45.8%。说明空巢家庭的社交圈较为狭窄，多数家庭力求通过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来结交朋友、增大社交圈。然而，他们在体育锻炼场所空间环境的选择上，却首推公园广场，这一方面可能反映着“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场所空间条件不足，熟人熟套年复一年，缺乏新意；另一方面他们年老事少，休闲时间充足，不仅有着人际交往的迫切心理，而且期待着能够认识更多的同辈群体，交流锻炼心得，自然首选公园广场便在情理之中。单身家庭在体育锻炼的人际交往对象方面选择“体育俱乐部”最高，达46.0%，这表明单身家庭是高消费型家庭，是体育消费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也表明单身家庭的社交圈较窄，力求借助体育俱乐部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同时，研究发现“单身家庭”在锻炼的空间环境上与“未育家庭”的选择十分相近――即首选环境优雅、档次较高的“收费体育场所”。正如前面所言，这与他们年龄、观念、经济条件等有着较高的关联性。

总体来看，7种家庭类型在体育锻炼的空间环境选择上，除了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选择档次较高的收费场所外，其他5种家庭类型则以居住小区、公园广场等此类公共场所，作为他们进行体育锻炼首选的空间环境。这种特征既符合大众体育锻炼属性的开放性、经济性，也符合家庭体育活动就近、便利实惠的实际需求。另外，在人际环境的选择上，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除了单身家庭选择“体育俱乐部”和空巢家庭选择“社区组织”之外，其余5种家庭均选择“家人或亲属同去”，这既反映了家庭体育以“血缘、族人”为结伴，也说明了亲情和睦的纽带，需要时常寻找其共同活动的机会，而体育锻炼则不失为一项促进家庭稳定、增进亲属感情的纽带之一。

2.3 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特征

就家庭体育锻炼项目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项目不仅反映该家庭的结构特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着家庭成员体育锻炼的兴趣特色。调查显示（表5）：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喜欢的前三项体育锻炼项目（比率较高）依次是：羽毛球、乒乓球和跑步。从项目特征来看，前两项需要有伴，而跑步对成年人亦无须寻伴可独自练习，然而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小孩系为重心，自然他们在体育锻炼中难以分离、互为“陪伴”，何况体育锻炼在娱乐意义上本身就需要“有伴”。那么，这类需“陪伴”练习的项目，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在家庭体育的活动中尤为普遍，特别是“跑步”小孩本身也可独自进行，但常态中少儿独自练习者甚少――也就是说，在没有大人陪伴鼓励下小孩常常会无意坚持。因而核心家庭、单亲家庭、隔代家庭选择该类项目，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缘其具有“简单、方便和经济实惠”，而是更大程度的符合着自身家庭结构的特征。空巢家庭喜欢的前三项体育锻炼项目依次是：走路、武术和体育舞蹈（交谊舞为主）。就这类项目而言，走路是最简单的形式，而武术即使是简单的太极或推手等乃至交谊舞则是要讲基础的，尤其是交谊舞此类异性互动中的身体活动，在多数城市老年人中有着更为擅长的功底和兴趣――他们可以夫妻融入某种氛围中练习，也可以相背于对方各寻舞伴练习，已是常见的一种锻炼现象。因而空巢家庭选择该类项目，在一定意义上，并非主要因其符合自身年龄、生理特性（需运动节奏缓慢、强度小），而是兴趣基础之使然。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喜欢的前三项体育锻炼项目依次是健身操、体育舞蹈和网球。这种选择，一方面，从体育生活的社会化来看，这三项（当然还有许多）在城市中形成“营利性质”的消费场所较多，这与他们前面“空间环境”选择“收费体育场所”十分吻合。另一方面，从这类项目特性来看，需要有一定空间条件及体能和技法，就发展历史和本身活动的群体而言，这类项目在我国城市流行的时间尚不足15年（营利性质的），属于时尚运动且大都是青年人。而在大多数由青年人构成的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他们本身又是社会职业群体的生力军，因而，与其说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因其年轻、消费观念、追逐时尚的特性而喜欢这三项，不如说因其工作压力和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使他们选择了这类符合自身“表现性角色”［4］的锻炼项目，一方面为工作之余或周末找到一处释放能量、分散压力和不良情绪之所，再则也成为他们“瘦身”、“交友”发展感情或促进夫妻关系的有形消费场所。主干家庭选择的前三项体育锻炼项目依次是：其它、羽毛球和乒乓球。从项目的文化属性看，前者（在问卷中标注为“爬山、郊游、踢毽子、跳绳、健身球、扇舞、扭秧歌等”），属于民俗体育文化――即“民间传统和风俗习惯”中生成，并随着人们对健康、运动和保健兴趣的提升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这类群众基础相对具有传统性，现实中这种传统性更多建立在中老年群体身上；后两项，属于现代体育文化，其锻炼的氛围在中青年群体中十分普遍。由此可知，主干家庭在选择体育锻炼项目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该家庭成员结构“一对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传统与现代式的家庭”有着较高的关联性。

总体来看，上述七类家庭结构选择“羽毛球和乒乓球”作为锻炼项目者较多，表明这类“小球项目”因技术要求、运动强度、体力投入可因人而异，练习者组合男女不限、可老可少，心理体验常伴随着击打中的“好球”而乐此不疲，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证明着这类小球项目缘何――在城市居民体育锻炼中广有人群的逻辑起点。由此，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对小球类项目注入较高的兴趣倾向，无疑与其项目特征、项目的社会化基础有着较深的吻合度。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不同家庭类型在体育锻炼频次上有所差别。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倒的马鞍型，中间大，两头小，其中选择每周2次最高；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下降趋势，其中选择每周1次最高；空巢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直线上升，其中选择每周3次以上最高；未育家庭和单身家庭参与体育锻炼频次呈波浪状。同时，他们在每次参与体育锻炼时间上也有所不同，即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每次锻炼时间集中在1-2小时；单身家庭、未育家庭和主干家庭每次锻炼时间在2-3小时；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每次锻炼时间在1小时之内。值得肯定的是，不同家庭类型参与体育锻炼频次与时间之多或少，均是一次具有亲情意义的家庭体育活动。

4.1.2 不同家庭类型在选择体育锻炼的空间和人际环境方面差异性小于相同性。即单身和未育两种家庭则倾向于收费型体育场所；核心、主干、单亲、空巢和隔代5种家庭选择锻炼场所倾向于经济实惠，以公园广场、自家小区和免费公共场所为主。这种特征符合家庭体育活动就近、便利实惠的实际需求。在人际环境的选择中空巢家庭参与的方式主要是 “社区组织”，而单身家庭则以“体育俱乐部”为主；核心家庭、未育家庭、隔代家庭、主干家庭和单亲家庭参与体育锻炼的人际方式主要是“家人或亲属同去”。这一特征在反映家庭体育以“血缘、族人”为结伴的同时，也说明了家庭体育活动是一项促进家庭稳定、增进亲情的纽带之一。

4.1.3 不同家庭类型在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上存在着明显区别。尽管区别十分明显，但“羽毛球、乒乓球以及跑步”是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选择度较高的锻炼项目，这与项目特征“陪练中男女不限、可老可少”，强度、体力等要求适中有着较高的关联性。空巢家庭选择度较高的是“跑步、武术、舞蹈（大众交谊舞）”，就武术与舞蹈而言，可能与空巢家庭老人兴趣基础有着更为擅长的功底有涉，因而并非主要因其符合自身年龄、生理特性，而是兴趣基础使然。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选择度较高的是“健身操、体育舞蹈和网球”。这种表现性项目的选择，一方面是与自身年轻、消费观念、追逐时尚的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生活负担较轻，需要交友、发展感情有着积极的关系。主干家庭选择度较高的是“其它、羽毛球和乒乓球“。从项目的文化属性看，“其它”属于民俗体育文化，后两项，属于现代体育文化，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该家庭成员结构“一对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传统与现代式的家庭”有着较高的关联性。

4.2 建议

4.2.1 提高家庭体育锻炼方式的认识水平。从城市的结构主体和消费主体――家庭来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以何种体育生活形式的出现，体现的都不只是一种参与方式，因为家庭体育内容的选择与社会提供的服务形式，以及社会不断演进的消费观念、人们不断分化的消费指向，无不多层次、多角度地制约和影响着家庭体育生活。因而，作为“城市人”的每一个家庭，在迎接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不仅需要认识到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是营造或提高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一项有益活动，而且还需认识到在体育锻炼的空间里，尽管有众多项目可供其选择，但在实际的选择过程中是有限的――应树立集个性化和兴趣化为一体的观念来参与体育锻炼。

4.2.2 强化家庭体育锻炼的“便利性”。家庭参与体育锻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小孩接触社会的面、以及对体育明星崇拜的偶像力量――会在突发奇想中向家人提出更高的欲求，这在给家庭体育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为不同家庭类型中的监护人制造着不同难度的参与内容及方式。而城市为体育消费确也提供了各色体育俱乐部、健身中心和会所，且还有更多空间的健身广场及小而便利的社区健身环境［5］。因而，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成员，尽管在选择锻炼项目、时间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在面对“便利性”的态度上，如同人们的生活消费行为一样――趋于相同――而这种“便利性”的选择应是所有类型家庭体育锻炼的第一要素。

4.2.3 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体育的扶持力度。现代城市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日常消费”，消费者的基本单元是个体和家庭，其行为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完成。家庭体育作为特定的消费主体和其中对应的消费环境条件有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改变或优化着不同类型家庭体育的消费特征。因而，建议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创设更多公益性体育锻炼设施条件的同时，应在社会各系统中增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机构（名正言顺的正当职业），并对其“放养”于市场化（注册中的）各色体育健身中心及场所，给予企业待遇样式的相应补贴――以此来优化城市体育生活环境，惠利于家庭体育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方青,孔文.社会学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07.

［2］张永保,田雨普.“家庭体育”新释义［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6):12.

［3］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6.

篇4

【摘要】：CSI住宅作为一种新型的住宅类型，具有其他住宅形式没有的优点，其自身的独特建造模式使户型的可变成为可能，这样就可以使户型就有强大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同家庭以及同一家庭在不同阶段的户型要求。

【关键词】：CSI住宅；适应性

Abstract: The CSI housing as a new type of dwelling, it have advantages that other residential forms don’t have, its unique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size can make the apartment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to meet the different families, and the same famil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units.Key words: CSI housing; adaptive

中图分类号：F2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

CSI住宅是根据日本SI住宅模式演化而来的中国支撑体住宅, “C” 是英文China的缩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发展模式；“S”是支撑体系统（Support System）的缩写，是住宅中的结构体部分，是不可变的；“I”是填充体系统（Infill System）的缩写，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可变的部分。

1.CSI住宅系统的可变及意义

CSI住宅是一种住宅的应变系统，是以住户的居住行为为主体，能够充分调动居住空间和住宅物质界面与居住行为的关系，通过一个整体的应变系统效应来提高住宅的适应度和生存能力。CSI住宅的适应性有个方面：它是以居住的方便、舒适、和谐为前提的，这是不能变的核心原则；CSI住宅的应变系统与社会系统相协调，住宅应变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与之相协调；住户对应变系统的理解和操作决定应变的方式。可变性和灵活性是应变系统的设计出发点，住户只要有一定的理解力和操作能力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应变系统，这是应变系统成立的重要标准。

随着中国社会整体小康水平的实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住宅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有住宅单一、呆板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形成了住宅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各种矛盾。现在的集合住宅模式还是以前那种为解决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需求量的问题而出现的住宅模式，它本身不具有动态性、适应性、可变性，不能够解决现今居民存在的各类问题，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矛盾。CSI住宅的可变性能够较好的解决这部分矛盾，实现住宅与个体家庭需求之间的完美结合。

2.CSI住宅户型的纵向适应性

纵向适应性是指CSI住宅能够满足同一个家庭在不同阶段的各种需求。现在的家庭结构构成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但是其他非核心化的空巢家庭、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等也成为我国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一个正常家庭的结构演变史这样的:从最先两个人组成家庭开始，到有小孩的核心家庭，再到复合家庭，空巢家庭，父母与祖父母同居家庭，最后还原为最开始的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对户型的各个功能房间的要求不同，原有户型不能够满足下一阶段的需求，就要对户型进行改造。下面就各个过程中的家庭对住宅户型的要求以及CSI住宅对此的适应性作出一些分析。

家庭形成：从最初夫妇二人开始组建一个家庭，仅仅需要考虑的是夫妇二人的生活需要，对功能的需求相对简单；

核心家庭：伴随着孩子的出生，需要增设儿童房，对住宅的功能需求有了变化；

复合家庭：由于现在社会工作压力大，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所以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由祖父母来照顾，这又对住宅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空巢家庭：当子女外出上学或工作后，又恢复成了最初的夫妇二人家庭结构，对住宅功能的需求也趋向简单；

父母与祖父母同居家庭：当自己的祖父母年纪大了，失去自理能力后，就会出现父母与祖父母两代同居的家庭结构，不仅对住宅功能有了新的要求，而且要求对必要的家庭空间做无障碍设计，以方便老人的使用。

因此，一个家庭的家庭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对住宅的功能需求也是变化的，只有住宅满足了家庭的动态需求，才能是住户得到最大的舒适度和满足感。但是传统集合住宅却不具备满足家庭动态需求的条件，从而造成了住宅需求量的增加。CSI住宅的可变性使得住宅能够根据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户型的调整，这是可变性区别于传统集合住宅的最大特点。

3. CSI住宅的横向适应性

横向适应性是指CSI住宅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特殊性要求。由于人们的职业、受教育的程度、个人的年龄、社会交往范围、性格、兴趣爱好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其家庭生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住宅户型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要求。总结起来，我们可以把家庭生活方式的不同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工作学习型；生活交往型；生活休养型。下面以一个90户型为例来分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对住宅户型的不同选择。住宅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特殊性要求。由于人们的职业、受教育的程度、个人的年龄、社会交往范围、性格、兴趣爱好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其家庭生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住宅户型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要求。总结起来，我们可以把家庭生活方式的不同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工作学习型；生活交往型；生活休养型。下面以一个90户型为例来分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对住宅户型的不同选择。

⑴工作学习型。这类家庭除了必要的家庭生活、休息外，大部分时间是工作、学习，家庭成员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比如：医生、律师、金融、自由撰稿人等，他们希望户内有个安静的、不受干扰的获取更多知识的工作空间。

家庭结构：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或夫妇，工作能力强，有良好的审美观点和，自我意识，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较大，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居住模式：对于这类家庭，“家”是工作环境的延伸，住宅作为“家庭”的功能被大大削减，他们的生活重心偏向于工作和学习，反映在住宅需求上就是要有安静的、大面积的书房，对厨房的要求不是很高。

居住需求：这类家庭对住宅舒适度、室内装修、配套服务等的要求都比较高，对于未生育家庭会弱化起居、厨房等功能，强化主要的卧室、书房的需求。

典型平面：住宅套型的功能空间数量要求不多，满足基本的起居、厨卫等功能要求，强化卧室与书房，符合工作学习型家庭生活模式。

⑵生活交往型。这类家庭属于比较成熟的家庭类型，家庭成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际交往，除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休息外，会有较多的团聚、会客、打牌等娱乐交往活动，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较大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个空间能够满足户主的使用要求，还要尽量避免对卧室的干扰。

家庭结构：多为夫妇或是夫妇二人外加一个子女，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家庭观念比较强。

居住模式：这类家庭与工作学习型家庭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会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聚合等来打发时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聚餐、交往等，因此对厨房、客厅面积的要求比较大；如果有子女，一般对子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会对子女房间有一定的要求。

居住需求：这类家庭对于注重舒适度、室内装修等没有太高的要求，注重的是厅的混合使用功能；卧室作为睡眠、储物功能外，不赋予其休闲功能。

典型平面：住宅套型的功能空间要求比较完备，卧室、厨房等功能单元满足基本使用要求即可，重视公共空间的使用。

⑶生活休养型。这类家庭规模较小，家庭成员具有较为轻松的工作或是已经离退休人员，他们注重的是生活的享受和自我兴趣的满足，一般以家务劳动、起居、娱乐、休养为主，多数时间在家中度过，下棋、养花、养鸟等打发时间，对精神方面的需求比较多。

存入我的阅览室

家庭结构：多为夫妇两人，因为社会活动的减少以及行动力的退化，其家庭功能更加紧凑、适用，一般会预留儿女用房。

居住模式：这类家庭的成员多属于离退休人员，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所以他们要善于从简单的生活中发掘生活的乐趣，并且积极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来消磨时间和排解寂寞，这就要求有可以作业、活动的阳台等空间用以养花、养鸟等。

居住需求：这类家庭注重的是生活的舒适性，重视亲戚关系和家人团聚的良好气氛，主要的活动空间要重视景观性。

典型平面：注重套型的各功能单元之间要注重流线的紧凑，在满足两居室的情况下，做到主要使用房间的阳光通透性和景观性。

4.CSI住宅的推广

CSI住宅的实现得益于其独特的建筑施工技术，包括架空地板层，管线的自由排布，实现同层排水的管道层等等。

CSI住宅优良的性能优势也为其发展提高了可能。由于CSI住宅的耐久性、更新性、可变性等特点，使其能够根据住户需要改变室内空间布置，这相当于用一套住宅价钱买了几套住房的使用价值，并且室内轻质隔墙的工业化生产使它的室内空间改造非常容易。性能优势也是CSI住宅得以推广并被接受的重要原因。

目前CSI住宅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济南市。济南作为首批国家认定试点城市，济南市住宅产业发展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推进住宅建设的工业化进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推动CSI住宅的发展，市政府着力从制度和政策上对相关企业提供优惠措施，并积极建设CSI住宅产业化基地，为CSI住宅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现在已经有几个开盘项目在积极运作CSI住宅，并取得了不错了效果，但是它被市场和住户的认可还有一段时间，但我们相信，它必定会成为未来城市住宅的发展主流。

参考文献：

[1](日)松村秀一,田边新一21世纪型住宅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7]陈泳金．核心家庭住宅空间设计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2

[10]冯昱．中小套型住宅平面适应性研究．浙江大学．2008.6

[6]刘子勤．典型中国住宅平面模式研究．湖南大学．2005.10

[3] 黄南翼“SI”住宅的研究[J]建筑创作2004(01)

[15] 王全良住宅建设的革命――CSI住宅住宅产业2009（07）

[17] 王爽济南将推出首批CSI住宅中国建设报2009（11）001版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存入我的阅览室

家庭结构：多为夫妇两人，因为社会活动的减少以及行动力的退化，其家庭功能更加紧凑、适用，一般会预留儿女用房。

居住需求：这类家庭注重的是生活的舒适性，重视亲戚关系和家人团聚的良好气氛，主要的活动空间要重视景观性。

典型平面：注重套型的各功能单元之间要注重流线的紧凑，在满足两居室的情况下，做到主要使用房间的阳光通透性和景观性。

4.CSI住宅的推广

CSI住宅的实现得益于其独特的建筑施工技术，包括架空地板层，管线的自由排布，实现同层排水的管道层等等。

参考文献：

[1](日)松村秀一,田边新一21世纪型住宅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7]陈泳金．核心家庭住宅空间设计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2

[10]冯昱．中小套型住宅平面适应性研究．浙江大学．2008.6

[6]刘子勤．典型中国住宅平面模式研究．湖南大学．2005.10

[3] 黄南翼“SI”住宅的研究[J]建筑创作2004(01)

[15] 王全良住宅建设的革命――CSI住宅住宅产业2009（07）

[17] 王爽济南将推出首批CSI住宅中国建设报2009（11）001版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篇5

中国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是说孟母特别重视周围环境对孟子的直接影响。起初，孟子家住一片墓地旁，常常看到埋死人，于是就学做埋死人的游戏。搬到集市旁边后，孟子每天看到的是小商小贩的经商活动，于是又学做买卖的游戏。最后搬到一个学宫旁边，孟子每天看到的是文质彬彬的学生，于是也学着做一些文明的游戏。有人专门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研究，他把一对双胞胎的女孩子，从小分开，一个留在大城市的家庭里，一个被送往边远的森林里随亲戚生活。两个孩子的遗传素质大体相同，由于生活的家庭环境不同，这两个孩子个性发展完全不同。留在城市的孩子喜欢读书，智力发展较好较快，也比较文静；而在森林附近的亲戚家长大的孩子，则不想读书，身体很好，会爬树，也很灵巧，性格很开朗。这都是家庭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设法为子女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家庭社会环境

家庭社会环境，是指由家庭居住区域所形成的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区域，其社会成员的成分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生活习惯、社会风气也就不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地的社会生活习惯、社会风气，总是要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去的，从而影响家庭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进一步影响到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比如，农村的家庭和城市的家庭相比，周围的社会生活习惯、社会风气就有所不同。

家庭居住城区，对子女的交友也有影响。某一地区知识分子家庭集中，那么孩子们的朋友中知识分子子女多；住在工矿区，则孩子们的朋友中工人子女多。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相互之间接触，交往多，相互影响作用是很大的，有时超过了家长、教师等成年人的影响。这是因为同龄的孩子，心理水平接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语言。尤其是青少年，他们一般都特别重友情，讲义气，相互之间非常理解、信赖。有时父母、教师讲的话，不见得都相信，而朋友之间都是相互信任，常常是无话不谈，因此，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也很大。作为家长，应该重视和发挥家庭社会环境以孩子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作用。

家庭学习环境

要为孩子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物质环境。这里的物质环境通常是指安静明亮的学习场所。有条件的家庭可设置孩子专用的书房，高矮合适的桌椅，用于补充光线的台灯，专放各类书籍的书橱或书架等。试想如果孩子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今天在床上学习，明天椅子上凑合，怎么能把学习搞好呢？值得提醒家长的是物质环境的创设应视家庭经济条件而定。因为好的物质环境只不过为孩子学习提供了有利因素，并不与学习成绩成正比。条件优越的家庭，要防止孩子“养尊处优”，家长要积极引导他们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勤奋学习。

有了必要的家庭物质环境，还要注意它的整齐清洁和文化气息。一般说来，整洁有条理的环境会给人以美感，它不仅使孩子感觉心情愉悦，同时还有利于他们从小养成文明的举止与良好的习惯。相反，污浊杂乱的环境，不仅会使孩子心情烦躁、抑郁，而且也容易养成松懈、懒惰的不良习惯。因此，家长应充分注意室内环境的整洁。家庭环境除了整洁以外，还要反映出文化气息，如在墙上贴些革命伟人、英雄人物或科学家、学者的画像，显然是有利于孩子的文化熏陶和修养的。

家庭生活环境

家庭是子女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构成家庭生活环境的因素：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方式。

在我国现阶段，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和主干大多数。

核心家庭，即父母双全，有一个或两个以上孩子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的特点是人口数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家庭的内聚力比较大。有矛盾也好处理；父母接触子女的机会多，直接交往多，对子女施行教育也比较顺利，一般不受外界的干扰；子女和父母关系密切，根本利益一致，利害攸关，能做到全力以赴，肯下功夫，肯进行智力投资，有教育的自觉性和迫切感。

主干是由祖父母、父母和子女三代人构成的家庭。家庭成员的层次较多，人口数量多，在这种家庭里，祖父母可以协助父母照顾、管理、教育第三代，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充分的教育，生活上的照顾和日常的管理也比较周到。老年人对孩子生活的照料更有经验，老年人一般也比较耐心、细心，能较细致地体察孩子的心情，教育工作也会做得更深入细致。家庭中的老人，需要儿女照顾，孩子也容易从父母身上学到关心、照顾老人的好品质。年老的祖父母，教育思想中的传统意识可能多一些；做父母的年轻一些，容易接受新的教育思想，旧意识少一些。做祖父母的对于隔辈人更疼爱，容易娇惯溺爱，而做父母的一般理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思想容易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教育态度、管理方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很可能出现差别或矛盾，这样往往不利于孩子进行教育。另外，在有些三代人一起生活的主干家庭里，有的婆媳关系、父子关系不协调，有矛盾，经常闹意见，甚至争吵不休，那对孩子的成长就更为不利。因此，要克服这些家庭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家庭教育中的优势和作用。

和谐温暖的家庭，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相处和睦，充满友爱，这样不仅为孩子学习提供了一个安宁的环境，使孩子学习情绪稳定，而且当孩子学习遇到困难时，能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增强孩子克服困难的信心，从而达到学习目标。相反，如果家庭关系紧张产生危机乃至情感破裂，如父母离异等，会使孩子产生恐慌不安的情绪和自卑、孤独等不良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其学习。调查证明：父母情感不和或离异的孩子有90%以上成绩较差。因此，家长应努力为孩子学习创设和睦友爱的家庭环境。

篇6

[关键词] “问题家庭”；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

家庭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组成细胞。

是人们社会化进程中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们生存、活动和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环境。家庭又是青少年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教育环境，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第一重要场所。

如果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健康、正常，就会对整个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就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有关专家将不健康家庭称为 “问题家庭 ”。它是指在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方式、居家生活环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整个家庭系统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亚系统出现“阻抗”的家庭。通常，家庭的结构特点、系统状况、稳固性，特别是核心家庭成员中父母的思想意识、文化修养、言行举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疏状况、父母的威信、参与孩子教育的能力、自觉性及其教育方式、家庭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一个或多个问题，都会对子女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问题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多， “问题家庭”使青少年产生负性情绪、心理障碍和问题行为的现象日益凸显。

一

、“问题家庭”类型及特点分析(一 ) 残缺型家庭残缺型家庭主要是指内部结构不完整的家庭，即家庭出现夫妻双亡或一方亡故、分居、单亲、在押等情况，使青少年得不到一般家庭孩子应该得到的亲情、监护及教育，没有或者早早地缺失亲情的滋养，甚至根本没有经济上的资助，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很难得到保障，严重地阻碍了青少年良好人格的形成，诱发了青少年身心不健康状况的产生。

残缺型家庭中的孩子和完整型家庭中的孩子相比，更容易形成偏离常态的人格：表现过分依赖、强迫、戏剧化、分裂等特征；挫折耐受力大多较差；认知偏离正常轨迹，有紊乱不定的心理特点和与人难以相处的人际关系。所以人格出现问题的几率较大。其中的单亲家长中有一部分，尤其是父亲性情粗暴，对子女要么疏于管教，要么严加看管。这样的教育方式一般子女不服教育，情绪相当抵触；还有的家长为了弥补亏欠子女的关爱，在金钱方面对子女“慷慨大方”，易使子女养成好逸恶劳、挥金如土的不良习惯。

(二)濒危型家庭

濒危型家庭中的父母经常处于 “阻抗”状态，一旦有“火星”，立刻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家庭环境嘈杂不堪、气氛难耐。狰狞之词，野蛮之举，严重地污损了孩子无辜幼小的心灵。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其情绪压抑、焦虑，整日神经高度紧张，生怕稍微不慎引发“超级地震”。

一

般情况下，濒危型家庭从危机初露端倪到正式 “土崩瓦解”，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 “厮杀”，其间，父母大多因为考虑自身的境况，会忽视对子女的关注、疼爱和监管。

殊不知，此时的孩子尤其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和完整家庭的呵护。现实的缺失与需要的矛盾，使子女的感情遭受沉重打击。恐惧与怨恨交织，烦恼、郁闷、焦虑重重包裹着“濒危家庭”的孩子，导致这些孩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表现出猜疑、仇视和偏颇的看法，难以改变的病态观念及暴躁、极端的行为等。

(三)暴力型家庭

暴力型家庭，是指对家庭成员用肉体虐待或者精神摧残等手段进行侵犯，致使该家庭成员在身心方面受到某种程度伤害的家庭。家庭的弱者往往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是 “问题家庭 ” 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家庭暴力对家庭的弱者之一青少年的负性影响越来越突出。

家庭暴力不仅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人身权、健康权、人格权，成为导致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同时更影响着社会的稳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暴力型家庭在对待问题的处理上，习惯采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青少年耳濡目染，会造成不良影响，他们觉得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拳头来解决，造成他们心理上的扭曲，性格上鲁莽凶暴、易于冲动，行为上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当遇到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暴力的思维来解决，就容易导致暴力型犯罪的发生，且多属于主动或者被动攻击性行为。

(四) “留守儿童 ”家庭

本文所指的 “留守儿童”家庭是指农民工父母外出务工，被迫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监护、托管、教育子女的家庭。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社会现象，“留守孩子族群”越来越普遍，其教育与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对占 “问题家庭”中21．3％的 “留守儿童”家庭共139个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的调查情况显示：父母常年打工的60人，占总数的 43％；父母常年在家的 37人，占总数的27％；白天外出做工，晚上回家的 42人，占总数的30％。从调查及访谈中获悉：这些青少年家长双双外出打工的比例最大，他们打破了共同监护子女，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常规。家长们认为钱赚多了能够更好地培养孩子上好学校、接受好的教育。诚然，子女吃、穿、住、用的问题解决了，但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由于缺失了父母的监管、关爱及正常的家庭教育，他们就像无头的苍蝇，无舵手的航船，四处飘荡，易产生信任感、安全感等方面的缺失。

(五)教养方式欠缺型家庭

指对子女教养的方式不当或者欠缺的家庭，有的对子女娇生惯养，放任不管；有的采取简单粗暴，动辄拳脚相加等方式养育孩子的家庭。

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和具体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的身心特质发展正相关，教育的后果对青少年未来生活的价值及取向等都至关重要，但一些家庭确实存在着教养方式不当的缺陷。在调查的 “问题学生”的家庭中，要么对子女亲情过剩，娇生惯养，随心所欲，养成了他们娇横、霸道、执拗、懒惰等不良习性；要么坚信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当子女有点缺点或犯些小错误时，就要拳脚相加、打骂体罚，极易使青少年养成叛逆心理；要么对子女期望值过高，一旦达不到要求，往往采用高压的、粗暴的管教方式，孩子的压力过大，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逃学、打架等。

(六)缺陷型家庭

缺陷型家庭指的是核心家庭中的夫妻生理、心理或者教养能力不足或欠缺的家庭，有的是夫妻中一个或双方身体残障、智力低下或者是精神病患者，根本无条件或者能力给予子女应有的监护；有的夫妻素质极其低下，要么自身道德败坏，吃喝赌，要么生活作风有问题或参与社会违规活动。生活在这两种家庭的青少年，在家庭中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可能因为生活在这样家庭的缘故受到凌辱、歧视等，心理承受力不强。另外一种是家长的知识和教育滞后，无法跟孩子更好地沟通和交流，甚至没有·108 ·能力进行监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现代化、大众化，乘隙而人的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给青春萌动、追求新奇但又缺乏鉴别力、自制力的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不少家长由于缺乏网络信息化知识等，而不能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

(七)不良家居环境型家庭

主要指家庭居住在出租屋、工棚或者其他临时场所等，周边是脏乱差的环境，近邻大多是学历、道德素质、文明程度等较低成员的家庭。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的发育期、转折期，通常被称为第二次 “断奶期”，这个时期，青少年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判断力，经常出于好奇的心理，倾向于跟随和模仿。在受到不良习惯和行为的浸染下，缺乏相应的抵抗和判断，往往成为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并极有可能成为其中的成员。

不良家居环境型的家庭中的夫妻，拥有的工作技术落后或者没有一技之长等造成的生存压力，加上较低的文化素质和不劳而获的心理状态使居住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使得共同居住的子女和临近的青少年受其不良影响的浸润，更容易误入歧途。

二、“问题家庭”导致青少年心理、行为负性影响分析(一) 心理困扰日益严重1．退缩与孤僻生活在 “问题家庭 ”的青少年，极怕外界知道，不敢或逃避与朋友、同学接触。由于青少年思想意识尚不成熟，更不能客观、辩证地看待家庭出现的这种现象，总会把自己的家庭当成另类，忌谈、忌问，内心深处萌生自卑感，变得孤僻、寡欢，极易造成自我封闭，个性乖张，情绪低落等负性心理。

2．恐惧与敌对

父母喋喋不休地的争吵，有时加上身体上互相伤害；或 “白炽化” 阶段随即转为 “冷战”等成为每天必定要上演的一幕幕。这种 “家庭战争”，带给青少年的是身心的极大伤害甚至是摧残，这种不安定因素使青少年产生不安定、孤独感，日积月累发展成为焦虑、恐惧、敌对情绪，甚至导致过激言行、负性情绪与违规行为。

3．抑郁与焦虑

“问题家庭” 的青少年，生活在一种不安定的家庭环境中，性格内向的较多，几乎整日郁郁寡欢，表现出抑郁、焦虑、惊恐等痛苦的负性情绪。这大多是因为父母构建的不和谐家庭氛围或者父母的某些缺陷给子女带来的不良情绪体验所致，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 “问题家庭 ”的青少年痛苦程度较完整、普通家庭的青少年高得多，且男生尤甚。

4．挫折感与厌学

“问题家庭” 的青少年普遍挫折感与厌学行为均较为强烈，表现为个性偏执、戏剧化、自恋；学习动力缺乏、厌学、考试恐惧等紊乱不定的心理、行为特征。

2008年 5月在对郑州市六十九中初二 ·五班发放了问卷—— “你目前最憎恶与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是 “父母吵架” “父母闹情绪” “爸妈冷战” “爸妈离婚‘最想逃跑” “不愿上学了”等占全班人数的 24．7％，其中的绝大多数是 “问题家庭” 的学生。家庭结构的不健全、内部系统阻抗、疏离、纠缠等状况中的任何一种存在都会给子女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5．逆反心理

“问题家庭” 的青少年在家里由于得不到父母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极易产生对父母和老师的逆反心理，甚至觉得父母、老师和自己过不去，从开始的叛逆情绪逐渐转变为偏激的逆反倾向。有的青少年因家庭亲情比如关爱、温暖等的缺失，便会自怨自艾、郁郁寡欢。他们一旦心里空虚得不到慰藉，心理发育出现畸形，对任何事情的处理都采取消极态度：撒谎、逃学、早恋、沉迷网络、打架斗殴、吸毒、偷窃等，这些都是变相的逆反心理的外在表现。

6．极端心理

“问题家庭 ” 中的父母大多因忙于繁重的工作，或者生活、工作压力过大，对子女疏于有效的监管与教育。尤其是子女离开学校后的时间里，时常无法或者很少陪伴、照料、监督子女的学习、生活。由于缺失家庭的关爱、温暖，一旦学校、社会的支持系统不健全，青少年就会产生对家庭、社会的不满情绪，深感现实世界的紧张、冷漠、无助，容易流露出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甚至导致越轨等极端行为发生。

(二)学习状况日益堪忧

1．学业成绩随情绪变化“问题家庭 ”青少年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的环境、氛围的变化和父母关系的好坏正相关，他们的情绪也出现相应的波动；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导致他们学习的意志力不强，偶遇挫折便心灰意冷，因此，学习成绩极不稳定，时好时坏，且特别容易偏科。

2．逃学、厌学现象普遍

“问题家庭”青少年学生一般情绪较为低落，注意力不够集中，上课听讲时或者课下学习时总爱有小动作或者磨磨蹭蹭，疲劳感自然较强，对学习不可能产生兴趣，而是讨厌情绪较浓。 “问题家庭 ”青少年学生在校学习成绩不理想或犯错误时，家长不能或很少给予及时的关心、爱护，而学校教师一旦疏于管理，他们就会由偶尔到经常逃学，沉溺于网吧、游戏厅等场所，龟缩起来。

3．中途辍学现象凸显

在逃学过程中， “问题家庭”青少年极易受到社会上不法分子的蛊惑、引诱，让他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一时的安慰和满足，最后却往往误入歧途，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有的父母自身作奸犯科或者素质不高，甚至主动教导孩子一些不良行为，唆使他们到社会中流浪、鬼混。致使一些青少年没有受完良好的教育中途辍学，过早 “浪迹江湖”。

(三 )犯罪行为日益突出

一般情况下， “问题家庭”青少年的父母大多成长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样的家长对其子女的期望值绝大多数很高，但他们缺失了解孩子成长的规律和科学教子的方法，往往拼命挣钱以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却忽视或者对孩子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无可奈何，孩子健全人格、优良品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几乎空白，致使家庭教育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身体及心理上的重要特点之一表现在竭力想摆脱童年时期的依赖关系上。所以，他们需要的内容与程度均发生了变化。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 (例如年龄的、性别的、狭隘的、习惯的以及其他种种观念)的影响，一旦这些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尊重，享受不到应有的温暖时，他们就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走上犯罪的道路，给自身和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问题家庭 ”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日益严重，呈现出低龄化、低文化层次和结伙化等特点。青少年一旦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引导，很有可能学业失败，与社会上自认为“同病相怜” 的人结伙，做 “随心所欲的事情”，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四) 自杀、他杀现象与日俱增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他杀数量逐渐增多，且明显呈现低龄化趋势，青少年自杀、他杀的事件媒介不断报道。

青少年自杀、他杀事件日趋频繁的出现，反映了许多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深层次的纠结与矛盾。这些极端的现象及行为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学制体制、教育资源的选择、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培养人才体系及目标等各方面均是严峻的考验，一系列频繁发生的自杀、他杀事件最能够暴露出当前 “问题家庭”教育的弊端及缺失。

目前， “问题家庭 ”仍在不断增多。家庭结构的改变、家庭成员的远离、教养方式的不当以及不良居住环境等的影响使青少年的心理、学习、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受到了冲击、制约。如何通过社会 (由其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学校 (开展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心理咨询与辅导 )、家庭 (主干、核心家庭成员的参与 )以及青少年(自身主观能动的充分利用)人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体系，系统、高效地解决 “问题家庭”青少年出现的负性心理、越轨行为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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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收公平；实际税负能力

一、个税法改革的原因

（一）个人征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财政收入来源中，个人所得税占据了一定比重。它主要是起着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分配公平的作用。但是，现行的以个人为征收对象的征收模式，使得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大打折扣。比方说有张三和李四两个家庭，张三家仅张某一个人工作，他每月收入4800元左右，她的妻子没有工作，长期待业在家。张某有两个孩子，儿子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女儿在人大附中读高中。张某的父母亲为农村户口，没有养老保险，需要张某赡养，且老父亲还患有高血压。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张某一个人身上，全部的收入仅有张某每月的4800元工资薪金所得。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张某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39元；而李四家夫妻双方刚大学毕业，均在事业单位工作，每人月收入3500元，一共月工资薪金收入7000元。李四利用工作之余做一些英文翻译工作，每月能有800元劳务收入；李四的妻子爱好写作，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两篇文章，每个月也能有大约700元的稿酬所得。李四双方父母均为北京城市户口，有退休养老金，目前尚无生育孩子的打算。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李四家每月收入8500元，平均每人4250元，不用缴纳任何个人所得税。但是张三家共收入4800元，平均每人每月收入800元，却需缴纳39元的个人所得税，这足可以显示现有的个人征收方式的不公平，不能有效实现税收公平和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目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在论述选择经济政策的原则时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在全体公民之间相对公平地分配社会的总收入和所创造的财富。”这种模式化的费用扣除标准与纳税人所得收入应当负担的支出没有必然联系，与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赡养老人的支出等没有关系。这种扣除方式虽然简单，方便计算，但在公平性上值得商榷。可见，中国的个税征收方式需要改革。

（二）家庭征收的优点

首先，家庭征收更能体现税收公平。通常，衡量是否税收公平，主要依据两项原则，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负担能力原则是指根据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来决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和税负。纳税能力强者多纳税，纳税能力弱者就少纳税。反应纳税人纳税能力的标准主要有收入、支出、财富三种。这三种标准，是收入在不同环节和不同状态的动态表现，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衡量纳税能力的不仅是收入，还包括支出和财富。所以，以负担能力原则衡量税收公平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我国新颁布的《婚姻法》，婚后财产增值的部分具有夫妻共有性，如果按夫妻个人财产分别征税，则不能体现财产共有性的特点。在中国养老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老人的赡养，子女的教育都构成现实的家庭负担。每个工作的人都不是单独存在在这个社会中。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这些综合因素。家庭征收模式能够体现把家庭的支出负担考虑在内，更加科学。

其次，家庭征收有助于缩小家庭贫富差距，有助于社会和谐。基尼系数是反应国家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从收入分配公平的角度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因此个税法对个人收入调节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这种选择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可以最大限度得实现税负公平。除此之外，还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对有在校学生、支付贷款购房、购买保险、灾区捐赠等项目的家庭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免税收或者把这些因素纳入基本扣除项目，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实现促进教育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居住需要以及鼓励公益事业发展等政策目标。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为个人，计税方式主要从收入角度来设计的，不能对特殊情况采用因素扣除，也就难以实现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分配，促进公平的目标。家庭征收方式能缩小家庭的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得到真正的关切，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家庭征收的困境分析

（一）界定“家庭”的范围困难

中国目前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人口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薪金收入，农村基本处在靠天吃饭的阶段，收入主要来源为务农收入。伴随而来的是养老制度的差异。城镇居民一般有基本的社会养老金；而农村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使这样，也难以保障老年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纳税主体由个人转换为家庭，则必须要合理界定家庭的范围。我国与西方的核心家庭结构不完全一样，通常西方的核心家庭成员数为三到四人，包括夫妻双方及孩子，一般很少有几代同堂的情况。但中国的情况却有很大差异，中国养老体系尚未覆盖全部人口，且保障水平较低，“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的核心家庭出现三代同堂，甚至是四代同堂的状况。在界定“家庭”范围时面临的困境是究竟以婚姻关系作为家庭的基本单位，还是以实际居住或者抚养的人员为家庭基本单位。以婚姻关系为家庭的基本单位，对于有农村无收入老人需要抚养的家庭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个税家庭征收的现实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以实际居住或者抚养的人员为家庭基本单位，容易造成一些城镇的年轻人为了减轻税负将老年人或者是农村的其他亲属接到城镇生活，可能会加剧城镇人口的拥挤，老年人的实际生活质量也得不到提高。由于我国现在对于以家庭为单位征个税中“家庭”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可能因界限模糊而造成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从而影响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的预期效果。

首套房贷及利息支出部分的税前扣除。这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致使房价畸高。对于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高房价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尤其在北京等大城市，衣食住行是生活必需，住房贷款的利息应当准许在税前扣除。

医疗保障个人承担部分可以有基本税前扣除额。一个家庭中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需要支付较大医疗费用，其个人承担部分数额较大的，可以每月有基本的扣除项。取得财产收入支付的费用应当扣除。对于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的扣除主要是为了将纳税人取得收入所消耗的必要费用和支出扣除掉，如财产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费用，可采取据实列支的办法进行扣除。此外，一个家庭中抚养的孩子和老人的数量也可以规定不同的扣除额。比如，夫妻双方工作的，一个孩子每月可以有500元的扣除标准，如果是双胞胎则增加至1200元的扣除标准，孩子上幼儿园后还应当有每月200元的教育投资扣除标准。具体的扣除数额应当详细调查，合理确定，力争能体现家庭的实际税收负担能力。

（四）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

增强我国税收征管能力，减少税收稽查的成本，防止税源的流失，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建立个人收入监控机制。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税务号码制度来监控个人收入。纳税公民须到政府机关领取纳税身份号码，通过银行账户的全国联网，税务机关可以通过此号码，查询个人的收入、支出信息。我国也可以对个人经济收入实施有效监控，使个人乃至整个家庭的一切收入、支出都直接在此账号下进行。各个地方税务机关实施联网，在实行银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个人收入的透明度，银行与税务机关实现信息共享，使有多方收入来源的公民的各项收入均处于税务机关的有效监控之下。至于有关人士认为的成本过高，技术难度过大等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美国一百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制度，二十一世纪的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无法克服技术。我国火车票购买实名制和网络实名制等话题在前几年也被广为谈论，成本过高也是推行困难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税务机关联网和推行税务号码在前期的投资会比较大，但是这是一劳永逸的工作，一旦建立起来，效果显著。税收稽查人员的减少，国家税源的保障都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比我国已经建立的火车票购买实名制，也可以看到目前购买火车票的方便快捷。推行税务号码制度能够保证税务机关对多元化、隐蔽化的收入进行监控，在严格制度的监控下，促进公民依法自觉纳税，减少透漏税款的行为。同时，这也间接利于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摸底调查工作的开展。

四、家庭征收实践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除了以上解决家庭征收困境的建议以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也应当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征收措施。

（一）先逐步试点，后全国推行

个税从个人征收转变为家庭征收应当是一个逐步推行，逐步完善的过程。许多制度和程序的建立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纳税人申报家庭状况也应当给予充足的时间。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先在全国选择部分地区试点，待时机成熟时再推广至全国。对于家庭构成，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家庭人数构成作为法定构成。对于费用扣除标准则可参照各省市统计局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笔者认为可以分类选择典型城市，如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中等城市青岛，小城市嘉兴等分别试点。依据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调整费用扣除标准及数额，增加不同的家庭成分，及时合理的推广至全国。民众在城市试点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个税家庭征收的人文关怀，也可以有合理的心理预期，有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二）依据城市特点，设立不同标准

在收入水平相同的状况下，在不同城市采用同一免征额和同一费用扣除标准，对纳税人是存在横向的不公平。由于地区物价水平不同，消费支出也不同，如果执行相同的免征额标准，则发达地区的中低工薪收入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明显是不公平的。在普通城市，一个月八千元的收入已经属于较高收入者了，在北京一个月八千的收入可能过得捉襟见肘。北京的房价比全国普通城市要高出几倍之多；即使是租房，每月的租房成本也占到工薪阶层近三分之一的工资收入。北京的医疗、教育以及养老费用也是普通城市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可以依据收入和消费水平，把全国的城市划为不同等级，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级城市；南京、杭州、厦门等是第二级城市；青岛、宁波、温州等是第三线城市；嘉兴、衡水等是第四等级城市等第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城市采用不同的法定费用扣除标准和不同起征点。这样既可以兼顾不同的城市的不同特点，也可以兼顾不同家庭的不同状况，实现个税真正反应负担税收的实际能力。

（三）实行费用扣除浮动制度，允许特殊支出申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资以及物价水平是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不断提高。费用扣除的标准可以指数化，与工资和物价水平挂钩，实现动态化。这样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采用指标体系，合理计算税负能力，以免税收政策迟延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给民众生活造成不良影响，也可以保持税收政策的稳定，给民众合理预期。

同时，也应当允许纳税人申报特殊家庭支出的费用扣除，以平衡家庭的实际税收支付能力。首先，可以体现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应当允许家庭纳税人申报扣除一定比例的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数额，并设立最高扣除限额，比如纳税家庭捐赠贫困山区失学儿童，捐款予以重灾区。其次，可以体现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导向。应当允许纳税家庭申报扣除遭受自然灾害后发生的损失，比如纳税家庭遭受台风肆虐、洪水袭击以及地灾害等。家庭中如果有成员突发严重疾病，如白血病、心脏手术等，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也应当允许申报税前扣除。操作费用扣除时要与相关政策相结合，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政策，才能体现各个家庭状况不同的原则，实现税收公平。在实践中，也应当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合作，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医疗、教育、房贷等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纳税家庭通过特殊申报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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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系统；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3-0001-04

亲子互动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交往活动。对亲子互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往研究显示，影响亲子互动的因素不仅包括父母的特征。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人格特征和受教育水平等，而且包括儿童的特征，如儿童的气质、性别等。随着家庭系统研究的兴起，研究者日益关注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笔者拟详细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这一研究领域，推动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的深化。

一、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

家庭系统是指由具有亲属关系(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的成员组成的系统。各个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超越各分散部分总和的整体。在家庭系统中，各个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位置，彼此之间虽然关系不同但是相互依赖，其中一个成员的行为变化会相应地引起其他成员的行为变化。因此，家庭系统研究者强调从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人手，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研究家庭中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个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以便解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家庭中各个成员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机制等。

家庭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分系统，是儿童社会性形成的初始环境，是儿童获得早期生活经验、形成最初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习惯的主要场所。无论是何种结构的家庭(如大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等)，都会发挥和维持家庭系统应有的功能，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教育成就有关的主要因素在家庭环境之内，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几乎两倍于社会与学校两项因素的总和。”

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满足学前儿童个体生理、情感、社会性发展的需求。家庭成员之间会自动调整互动模式，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拥有家庭系统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帮助学前儿童处理因发展或成熟所产生的改变，如入园适应等，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三是帮助学前儿童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起积极的关系，从而建立起安全型的亲子依恋关系。使儿童在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四是创设有利于学前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类问题。五是发展家庭自身特有的互动风格或处事策略。在减缓家庭内外部压力(如家庭日常开销、父母工作负担、祖父母老龄化等)的同时，为良好的亲子互动创造条件。

二、家庭子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

在家庭系统研究中，亲子互动的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一是儿童的行为特征既受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又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产生影响；二是亲子互动既受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又会影响父母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亲子互动既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回应的循环交互过程。同时也是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系统影响儿童发展的方式，而且还是维持家庭系统平衡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家庭系统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学前儿童亲子互动与夫妻系统

夫妻关系不同的家庭，亲子互动的方式也不同。研究发现，婚姻冲突频率高的家庭，其亲子依恋类型倾向于不安全依恋。亲子关系也趋向紧张。

一般来说，在夫妻系统完整的家庭，母子互动的情况较好；在夫妻系统不完整的家庭(单亲家庭)，母子互动的情况则大多令人担忧。研究发现。在单亲家庭里，恢复单身的父亲或母亲可能会在婚姻状况改变后的较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压力。导致其与子女互动的方式发生变化。如果子女还处于婴儿期，则会干扰其形成安全型的亲子依恋。在离婚第一年，单亲家庭的家庭系统承受着内外部巨大的压力，单亲父母常常情感淡薄，子女则表现出依赖、不服从、攻击性、抱怨等特征，使得亲子互动的状况变糟。这一状况在单亲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互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关继亲家庭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继父母的出现，家庭中原有的夫妻系统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对亲子互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如果继亲家庭婚姻质量较高，则继母与继子间的亲子互动也较好。

2.学前儿童亲子互动与祖辈系统

以往有关祖孙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祖孙接触频率与祖孙关系质量等方面，很少会探讨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这一问题直到近年来才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当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由于家庭成员少，父母往往忙于工作，因此在学前儿童的教养方面难免需要祖辈父母的参与，这就强化了袒辈系统在家庭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发现，祖辈父母与孙辈子女的关系是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祖孙关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亲子互动的质量。

亲子系统与祖辈系统、父辈亲子系统等其他家庭子系统适当交互作用，有利于解决亲子互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处于中间代的父母有能力支持或阻止祖辈介入亲子互动系统，因此祖辈与父辈之间的关系会极大地影响到祖孙关系以及祖辈参与亲子互动的程度。当父母与祖辈父母关系不良时。父母会阻碍祖辈父母与孙辈子女的接触，从而减少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

三、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的启示

家庭系统研究关注家庭内各个子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包含家庭本身在内的大环境系统对家庭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亲子互动研究视角，家庭系统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值得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者借鉴。

1.拓展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研究方向

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多被视为父母教养子女并且影响、塑造学前儿童行为的单一过程。随着家庭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了解亲子互动的机制及其对学前儿童发展的影响。

对亲子系统内部而言，父母和子女的行为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双方共同决定着亲子互动的规则。在亲子系统之外，家庭系统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对亲子互动产生影响。已有研究显示，夫妻系统、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显著。家庭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如旁系亲属或兄弟姐妹组成的子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将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家庭之外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家庭所在的社区等因素对亲子互动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2.开展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早期干预

运用家庭系统理论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进行

干预多见于系统家庭治疗。系统家庭治疗始于上世纪50年代。儿童精神病学家阿克曼在干预过程中开始尝试在与儿童面谈的同时也与其他家庭成员会面。并且把治疗的重点从研究儿童以往的经历转移到研究当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上。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干预亲子互动，重点不再局限于亲子互动的双方。而是关注亲子互动所处的整个家庭系统。例如，如果儿童出现行为问题，那干预的焦点不应局限在儿童的偏差行为上，而是应当从家庭整体系统的运作、家庭系统动态平衡的过程、家庭规则的变化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等方面来寻求解决之道。干预目标是理解和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干预方法包括干预性的谈话、正向暗示等。其中干预性的谈话是干预的最佳方式。干预性的谈话是指治疗师基于某种假设或出于某种意图向亲子双方提出问题。亲子双方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感受到压力，发现亲子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产生改变现状的愿望。并自发地采取相应行动。这一干预方式值得借鉴。

3.开展有效的亲子教育

亲子教育是指对“亲”(父母)和“子”(子女)同时进行教育。家庭系统研究日益重视亲子教育的作用。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受到父母及学前儿童双方的直接影响。如果只单独针对父母或儿童进行干预。那么在提高学前儿童亲子互动质量上只能是事倍功半，很难在家庭系统的大范围内有效促进学前儿童的发展。然而。传统的家长学校往往只针对父母开展教育，即和父母探讨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回应孩子的要求。事实上，亲子互动中的另一方――“子”的地位不容忽视。在亲子互动中，儿童不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同时也是独立自主的行动者，对亲子互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子”的教育应成为亲子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学前儿童可以在亲子教育中学习如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需要，如何与父母沟通等。亲子教育可以采用亲子平行小组的方法，教育者把家长和儿童各编入一个小组，同时介入家长和儿童各自的系统，不仅教育家长。而且影响儿童，以实现亲子关系的和谐，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篇9

关键词:家庭;家庭成员;家庭生活;家庭体育;最临近的群体归属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6-0009-04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Family Sports”

ZHANG Yongbao1,TIAN Yupu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West Anhui University,Li u’an 237012,Anhui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 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Jiangsu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theory of sociology,athle tics and logics,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family sport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meaning of fami ly,the paper combin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modern family and family life a 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some definitions of f amily sports. The connotations of family sports here are defined as an educatio nal course and cultural activity taken by one or more family members. They arra nge or voluntarily participate in the exercises. The basic approach is physical exercises. And the goals are acquiring sport techniques,meet the demand of ho bbies,enrich the family life,recreation,fitness and facilitating family harmo ny. Then,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to the definitions

Key words: family; family members; family life; family sports; the close st group belonging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构成整个社会的“细胞”,同时,家庭也是个人在其中生活最长久的单位。因此,家庭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不仅涉及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富强[1]。家庭体育是社会和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家庭体育已成为社会体育的基本单位,是开展全民健身的新领域,是贯彻和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系列工程的新生点 [2]。家庭体育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目前, 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体育的内涵、家庭体育的多方位功能、家庭体育开展的现状、影响家庭体育的因素和发展对策等诸多方面[3]。统计分析发现,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家庭体育内涵的界定存在“定义不一”和“要义不准”之处,即众多专家学者对家庭体育内涵理解的意见不统一,且存在有悖社会学家庭理论和不符合家庭生活实际等现象。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学术思想的统一和人们对家庭体育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也不利于学术界对家庭体育的深入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甚至会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及职能部门相应的组织和管理,进而制约了家庭体育良性发展和全民健身进一步推进。本文运用社会学、体育学和逻辑学相关理论,并联系家庭和社会的发展现状,试图对家庭体育内涵给予新的界定。

1 家庭的内涵与外延

迄今为止,社会学中有关家庭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释义大同小异[1]。家庭是 “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一种最典型的初级社会群体”[4]。传统的家庭是指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以、母爱、父爱等特殊情感关系为纽带,以持续的共同居住和共同经济生活为特征的社会群体[1]。所谓社会群体 ,简单地说,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一群人的合成体。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直接、明确和持久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的身份、意识以及有一定的群体边界等基本特征,且在规模上可分为小群体和大群体[4]。当然,这种规模上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就整个社会而言,家庭属于小群体,机关单位和学校属于较大的群体,而社区、城市就是更大的群体了。就一个人而言, 可以归属于不同规模的社会群体,即既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也是一个社区或单位的成员,也是一个城市的市民,等等。

社会学中通常以家庭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结构特点为划分标准,将传统的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类型。核心家庭根据家庭成员的完整性可分为完整核心家庭、夫妇家庭、残缺家庭和空巢家庭,主干家庭根据家庭成员的完整性可分为完整主干家庭、配偶主干家庭、单亲主干家庭和断代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主要是指有父母和几个已婚子女以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1,4]。另外,由于近几十年来两性关系和家庭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 家庭形态出现了异化并派生出了一些变异家庭,如单亲家庭、单身家庭、非婚同居家庭和同性恋家庭等。单亲家庭指由父亲或母亲一方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最为常见的残缺核心家庭,单身家庭是指丧偶(或离异)且又无子女或子女已婚公立门户以及终身未婚而独身生活的单身户,非婚同居家庭和同性恋家庭在国内外也较为常见[1]。总体看来,就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核心家庭是主流,主干家庭也较为常见,联合家庭现今极为少见,单亲家庭和单身家庭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

2 家庭体育定义的岐见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体育研究进入我国体育界部分专家学者的视野,对家庭体育内涵的界定也有多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观点一: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活动对象,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为主要活动场所 ,根据居室环境条件与成员的需要与爱好,利用属于自己时间选择健身内容和方法,达到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以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展[2,5]。该定义没有限定参与人数,但指出活动场所以“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为主且“根据居室环境条件”。

观点二: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体育需求,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体育活动,不介意其体育活动的地点是否在家庭内[6]。该定义明确了活动可“直接或间接”参与,也“不介意是否在家庭内”开展,但将参与人数限定在“两人或两人以上”。

观点三:家庭体育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是家庭教育的组成部分,社区体育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成员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家庭体育不仅是对每个家庭成员个人的身体健康、思想道德、意志品质的培养有着直接的作用,也与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家庭体育的任务是,强身健体,防治疾病,陶冶情操,和睦家庭,丰富和调节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延年益寿等[7]。该释义主要是对家庭体育的属性、作用和任务等进行了阐述,没有给予逻辑学意义的内涵界定,但明确了家庭体育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是家庭教育的组成部分,是社区体育的基本单位。

观点四: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体,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成员为单位,根据成员的需要与爱好进行体育活动,以达到增进身心健康,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展[ 3]。该观点主要是将观点一和观点二相集合进行表述,并依然将参与人数限定在“两人或两人以上”。

观点五:家庭体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以家庭成员活动为基本形态的活动,是家庭成员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按照一定的体育要求所进行的以增进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为目的的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形式的总和。它包括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体育教育,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环境中的体育活动[8,9]。该观点没有限定参与人数和活动地点,但明确了家庭体育是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活动,也指出了家庭体育包括家庭体育教育和家庭体育活动,并强调了家庭体育教育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里”实施,家庭体育活动是“在家庭生活环境中”进行。

综观众多观点,专家学者的共识之处是,参与者的身份必须是家庭成员,活动目的比较认同满足爱好需求、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家庭生活和促进家庭和睦。“定义不一”点集中体现在:有认为“可个别或全家”参与,有认为应“两人或两人以上”参与;有“不介意活动地点是否在家庭内”,有指出在“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或“在家里”及“在家庭生活环境中”;有强调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有将家庭体育教育纳入其中,有将“临近的属概念”表述为“体育活动”,但也有对这些问题未能提及或明确的。而“要义不准”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活动地点家庭环境说。将家庭体育活动地点限定在“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或 “在家里”及“在家庭生活环境中”,存在将家庭这一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狭义地理解为“家里”和“家庭居室”等家庭生活的具体环境之倾向。让人把举家或部分成员外出参与体育活动,甚至是远足进行体育旅游,以及家长送孩子在社会培训机构接受体育教育等理解为不属于家庭体育,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笔者比较赞同家庭体育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这一观点,只要活动属于家庭生活安排,不管何地,均应归是家庭体育范畴。

2) 活动形式多人参与说。将家庭体育的参与人数限定在“两人或两人以上”,一是把单身家庭成员进行的体育活动排斥在家庭体育之外,有悖社会学中现代的家庭观点;二是多成员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在家庭生活中进行体育活动也不能纳入家庭体育范畴,不合乎常理和家庭生活实际。研究认为,即使是一个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体育活动,只要属于他的家庭生活安排,就应该属于家庭体育范畴。

3) 体育教育家庭实施说。家庭体育中存在家庭体育教育这是不容置疑的,部分观点中未能提及实属缺憾。但家庭体育教育是否一定要由“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里”实施呢? 笔者认为,判定对孩子进行体育教育的过程是否属于家庭体育教育范畴,其核心是看该过程是否属于家庭主观行为。家长利用寒暑假或周末等空闲时间将孩子送往社会培训机构接受体育教育,让孩子获得一定的体育知识、技能并得到强身健身和丰富生活等目的。虽说不是由 “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里”实施,但这个过程是家庭主观行为,也是家庭体育教育一种重要途径,应属于家庭体育教育范畴。

4) 看活动目的的表述。首先,家庭体育中教育活动目的还应包含获得体育知识技能 ,众释义中均未涉及;其次,从个人的生活需求和体育功能考虑,“休闲娱乐”应是家庭体育动机之一,文献中也未能提及;再次,开展家庭体育活动的确具有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但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界定为家庭生活中开展体育活动的目的,显得有点“夸大其辞”;再有,对家庭体育目的文字表述应尽可能简洁,“强身健体、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等仅用“强身健体”一词表达即可。

5) 再看临近的属概念。家庭体育属于社会体育的一种形式,属于体育范畴。用类似 “体育活动”之词来表示家庭体育的临近属概念,存在“循环定义”之嫌疑。研究认为,家庭体育的“临近的属概念”应与“体育”的“临近的属概念”相一致。当前,对体育临近属概念较为统一或新的表述有,“体育是一种社会活动”[10]、“广义的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狭义的体育是教育过程”[7]、“体育是社会实践活动”[11]、 “体育是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5]和“体育是教育活动或其他文化活动”[12]等。为了避免“社会活动”或“社会文化活动”所带来的理解偏差,笔者认为,用“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作为家庭体育的临近属概念更为贴切。

3 “家庭体育”内涵新界定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采用逻辑学中较为常见的“属+种差”定义方法,将家庭体育定义的种差限定为“一人或多人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为主要目的”,将家庭体育的临近属概念确定为“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 。分析认为,这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与社会学、体育学和逻辑学等观点相吻合,同时也较能符合家庭生活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实际情况以及家庭体育的发展趋势。

1) 把参与人数限定为“一人或多人”。首先,将“单身户”在家庭生活中从事的体育活动也纳入其中,与社会学意义上家庭的外延保持一致。其次,也把多人口家庭中一人、多人甚至是全部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体育活动包括在家庭体育范围之内,与不同家庭成员的家庭生活安排可能不同以及家庭生活中安排的一些活动也不一定是全体成员都参加这一实际情况相吻合。

2) 将活动性质界定为“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这是区分家庭体育与其他形式社会体育之间不同之处的关键所在。

首先,看“家庭生活中安排的”。它要求参与者从事的体育活动是其家庭生活的具体安排,即是家庭生活中安排的体育活动。那么,对于个人而言,什么样的活动才应属于家庭生活中安排的呢?研究认为,这要看这个人在从事该项活动过程中的群体归属是不是自己的家庭。如果是,那么这项活动则属于家庭生活中安排的。通常情况下,个体在不同的场合下, 会因其群体归属而有不同的身份属性。如一个成年人,下班回到家里,是一个家庭成员,而上班在单位里,是单位的一个职员;一个孩子,放学回到家中,是家庭子女,而上学来到学校,是学校的一名学生。当然,成年人也好,孩子也罢,即使是回到家庭,也不能改变自己是一个单位职员和一个学校学生的身份。因此,这里所说的个体在活动过程中的“群体归属 ”是指最临近的群体归属,即在该活动过程中最能代表个体身份的社会群体。同时,个体在不同的场合下参与的活动,会因其不同场合下的群体归属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成年人在单位工作时,最能代表自己身份的社会群体是单位,因此,以单位职员的名义参与体育活动就属于职工(或单位)体育,而回到家里时,最能够代表自己身份的社会群体就是自己的家庭,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参加的体育活动则属于家庭体育。同样,孩子在学校上学时,最能代表他身份的社会群体就是学校,所以,他在学校接受体育教育就属于学校体育;而放学或寒暑假回到家中时,最能代表他身份的社会群体也就是自己的家庭,此时在家庭或周边环境进行有关体育活动以及被家长送往社会培训机构接受体育教育就属于家庭体育。值得阐明的是,成人或孩子下班或放学回家后,包括各种节假日,也有可能在空闲时间中到自己单位或学校的体育活动场所从事体育活动,这应有别于他们在单位或学校参加的有组织性的单位体育或学校体育。因为,既然已是下班或放学甚至是放假回到家中,家庭就是他们“最临近的群体归属 ”,虽说是在自己的单位或学校中进行体育活动,但并非单位或学校组织开展的,而是家庭生活中的一次体育活动安排,这与其他非单位人员或学校学生来这里参加体育活动没有性质区别。因此,这种性质的体育活动属于家庭体育范畴。

其次,看“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家庭体育是家庭生活中开展的体育活动,这不难理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很多社会群体在组织文化活动时也将家庭这一初级社会群体给吸收进去,要求以家庭为单位形式自愿报名参与,如“全家总动员”和“宝贝2+1”等电视节目活动。就体育活动而言,在构建全民健身体系和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新形势下,一些学校甚至是机关单位和社区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常设立一些要求以 “家庭名义”自愿报名参与的比赛项目,如很多小学举办运动会时设立的要求父母和孩子即 “一家三口”自愿报名参与的“亲子项目”。就学校而言,运动会设立“亲子项目”及整个活动的比赛过程,无疑属于学校体育范畴,但对于参与这个项目比赛的“一家三口”而言, 则是自愿以家庭名义报名参加的。从自愿报名到参加比赛,这“一家三口”中每个人都代表自己的家庭,即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家庭是这“一家三口”最临近的群体归属。对于“一家三口”参与这次比赛而言,它体现的是这个家庭的体育参与意识,反映的是这个家庭的运动能力和水平,展现的是这个家庭的精神面貌,应该归属于这个家庭的一次体育生活安排。研究认为,这不仅属于家庭体育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体育已渗入学校体育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体育中,并逐步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互动发展的趋势。这是时下家庭体育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发展家庭体育的一种新途径,更是推进“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一体化”[13]发展和构建全民健身体系的一种新思路。

第三,没有对家庭体育的活动地点加以限制,这主要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家庭体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一个家庭的单个、部分或全体成员在安排家庭体育活动或体育教育时,可能在家里或户外以及周边环境,可能进入离家较远的某一公共性或经营性体育活动场所或培训机构,也可能举家外出进行体育旅游,还可能是举家参加有组织性的体育活动。不论是在家里的、户外的、社会上的和出远门的,还是参加学校、机关单位和其他部门组织的,只要属于这个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体育活动,均属于家庭体育范畴,打破了“活动地点家庭环境说”的局限性。

第四,将参与家庭体育的目的表述为“以获得体育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既包括了家庭生活中安排的体育教育动机,也较全面地包含了家庭生活中安排或自愿参与的其他形式的体育文化活动目的,同时文字上也力求简洁并尽可能地避免“夸大其辞”。

第五,从“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这个家庭体育的临近属概念看,家庭体育包括家庭体育文化活动和家庭体育教育。不论在“临近的属概念”上,还是在“广义和狭义之说上”, 均与体育概念保持一致。另外,就“安排”和“参与”而言,既可以是参加打篮球、跑步等体育运动,也可以是观看体育比赛、体育新闻等一些与体育关系密切的其他文化活动。从体育的社会分层意义上说,这是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分层,前者是直接参与,后者是间接参与 [14]。

综上所述,家庭体育是“一人或多人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为主要目的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从活动内容看,包括家庭体育文化活动和家庭体育教育;从活动性质看,可以是家庭生活中安排的,还可以是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其他社会群体组织的;从参与人数看,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或全体家庭成员;从参与形式看,可分为直接参与体育运动和接受体育教育,也可以是间接参与其他形式的体育文化活动;从活动目的看,主要是满足获得知识技能、体育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等方面的家庭生活需求;从活动范围看,已突破家庭生活环境而融入社会,与学校体育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体育互动发展,并将逐步形成学校体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一体化发展趋势。

在社会体育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家庭体育的地位和作用日显突出。首先,《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升了人们的体育观念, 改善了社区的体育环境,为体育进入家庭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单位体育”局限,使家庭体育快速兴起成为必然;同时,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社会和家庭对独生子女健康的特别关心,家庭体育教育倍受重视;另外,5天工作日制和各种节假日的增多,家庭及个人获得的较多支配时间,为开展家庭体育活动创造了更多的便利; 再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不良生活习惯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更多的健康忧患,人们对健康、科学和文明的体育生活方式,特别是家庭体育生活方式的追求欲望日益增强;再有,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家庭体育活动对维系和巩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稳定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家庭体育教育还是发现和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摇篮。总之,家庭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基本形式,是学校体育的基础,是终身体育的起宿点, 是竞技体育人才的发祥地,是实现我国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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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争取今年有浙江、天津、重庆等10个左右省份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明年实现一半以上的省份基本无拖欠，后年实现全国基本无拖欠的目标。” 针对农民工欠薪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这一目标。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这无疑是福音。

然而，我们不仅要关心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问题，更要关心他们的家庭离散化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民持续大规模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农民的外出流动极大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伴随农民的流动，也衍生出了大量的留守群体，如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有研究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出，全国留守儿童为5861万人，该研究还指出留守儿童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增长迅速。另据国家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2％。

我认为，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看，留守群体问题其实就是家庭离散化问题。这些沉重的数字表明，农村家庭的离散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难以在城市进行的家庭“再生产”

刘易斯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技术的简单、非商品化、非盈利性以及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等原因导致从事农业的比较效益低；而现代工业部门因为生产资料的可再生性、科技技术的发展等特点使得从事工业的比较效益高。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间的差距，尤其是收入上的差距导致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偏向城市的发展策略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呈不断拉大趋势，这种差距明显地以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体现出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社会福利上，还表现在发展机会上。因为工业、商业基本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如果农民要谋求发展，就必须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虽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对农民流动的巨大拉力，然而，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进入城市打工经商并不能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较低位置。农民工在城市中是社会的底层，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农民工不仅收入低，而且工作不稳定。之所以收入低，一是因为他们不仅要与组织化的资本进行博弈，相对于强势的资本而言，松散的农民工群体是弱势的，不仅如此，农民工还要遇到来自群体内部的竞争；二是因为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基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这些加工制造业基本都是代工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底端，这使得这些企业自身也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可能给农民工开出他们所希望的高工资；三是农民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是城市底端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低，相应地工资也低；四是受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影响，劳动的“低成本”意味着低工资、低福利的制度，而这种有利于资本的制度，制造出农民工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农民工的职业不稳定和收入低使得他们难以在城市进行家庭的“再生产”，因而不得不把老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

从“三农”问题的视角看，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农村“留守群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状。

被制度挡在城市的门槛之外

我国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社会结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户籍制度，其他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农民工虽然从事非农职业，但身份是农民。农民身份使得农民工在失业时，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的子女也不能像城市居民的子女那样在城市接受教育。

在东莞做调查的时候，一位来自闽西的马先生跟我说他有两个家。当时我很惊讶，他解释说：“一个是由父母和儿子组成的留守家庭，一个是自己夫妻构成的流动的家。”对于两个家的形成，他认为是制度限制的结果。他说：“会造成这种局面还是因为小孩的读书、教育问题。如果把小孩带到这里来读书，回老家参加考试是绝对没有优势的。”

质性资料分析表明，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既使得城市成为绝对的诱惑，吸引无数渴望谋求生存寻求发展的农民成为它的劳动力，同时又制度性地排斥农民举家进入城市。制度的距离转换成空间的距离。

家庭离散：理性的无奈选择

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外出流动的决定不是由独立个体单独做出的，而是由相关人群组成的更大单位，通常是家庭或家族做出的。在家庭中,人们集体行动不仅是为了最大化预期收入，而且是为了最小化风险……不像个体，家庭可以通过对家庭资源（如家庭劳动力）分配的多元化来控制对家庭经济状况的风险，一些家庭成员留在当地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其他成员可以到其他劳动力市场工作……

事实上，理性的农民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一种家庭策略。农民外出的直接驱动力是货币支出压力，而深层原因则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我调查访问的时候，不断地听农民工们提起，“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表明农民是家庭本位的。

在厦门，一位曾经外出多年的严先生向我谈及自己外出打工的目的，他说，是为孩子未来的发展打好物质基础，“为了孩子，小孩不会读书，我和老婆现在挣钱好让儿子以后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其他事情都有本钱。”

一位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而儿女留守在家的张女士说：“在家里每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不合算。如果不出去打工，挣不到小孩读书的钱。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其他东西。”

农民外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他们因此更有能力从物质上供应子女上学，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家庭成员不可能举家外出，面对家庭成员空间上的分离，他们显得很无奈。一位独自在厦门打工的男士谈及夫妻分居问题时说：“生活所逼没办法，最主要是家庭经济方面，如果经济允许谁也不会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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