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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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应用分析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及内容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

宏观调控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其是国家采取各类手段来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调节及控制，使得社会再生产能够协调发展的条件，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关键职能。

国家在采取宏观调控时，一般是通过政策、法律及计划等手段，来对经济发展状态进行干预与调节，从而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良好事态发展。在市场经济当中，商品及服务的供求关系，是受到价格等市场机制所影响的，经济增长时，会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停滞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对对社会资源及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严重损害。而宏观调控采取人为调节的方式，来对经济运作进行干涉，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可以适度增长，使产业结合能够合理调整，物价水平持续稳定，进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宏观调控的内容

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一是国家采取各类经济政策与措施，通过对经济及社会方案等政策的制定，来对产业布局进行规划与挑战，对总量平衡进行控制，对货币及财政政策加以制定，对积累及消费间的关系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供求平衡，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对市场经济制度做到完善。二是采取价格、税收等经济经济手段，来对国民收入实现分配与再分配，从而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进行调控。三是通过对各项经济计划的编制，使资源配置发挥出有效作用，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情况下的不足。

二、宏观调控在经济管理中的具体手段

（一）经济调控

经济调控是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之一，作为国家调控行为，其可以依据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经济管理实施把控，并可以将控制手段细化到工资、税收及信贷等各方面，并对货币有着直接的调控，是国家经济管理中出现经济问题的最直接调控手段。例如，市场上所流行的一种商品，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有一定问题出现时，国家便会采取经济调控的手段，来对该类商品实施价格调控。正如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收成不高，难以对人们要求进行满足，这时，便会产生供求关系不平衡现象，从而造成农作物价格上升，长期以外，给人们的消费能力带来调整，这时，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会采取经济调控，或是对物价进行调节，或是对人们工资进行调节，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行政调控

行政调控是宏观调控中的一项强制性手段，行政机关在经济管中，下达相关条例及规定时，低下的各层行政单位及部门，都需要无条件的对最高宏观调控命令加以执行。但是，行政调控手段在应用时，也会手段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此不能长时限的采用。比如，春节时期大面积强降雪的发生，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及货物流通造成严重阻碍，这时，一些商贩，为了获得巨大利润，便会将其囤积的日用商品及食物价格抬高。这时，国家便会采取行政调控的手段，来对物价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这种经济紊乱现象的出现。但是这种调控，只是针对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而解决的，其是一种强制性且效率较高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可持续操作，所受到的局限性也较为严重。

（三）法律调控

法律调控能够对公民及国家财产及经济进行合法的管理，其主要是通过经济司法及经济立法两个部门来进行执行，司法部门主要是对经济行为作出审理及检查，立法部门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来做到对相关法律及法规的制定，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主体能够处于合法及规范的法律框架当中，这样，一旦有企业或者个人对法律调控框架相违背时，便会受到法律对其的严格制裁。

三、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一）对通货膨胀率加以控制

粮食作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大支柱，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从而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打击，农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作为我国人口比例中的最大群体，农民不仅可以通过自身劳动来提升我国经济经济增长，其还能在经济地位提升之后，做到对我国经济内需的拉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再登新台阶。针对这一现状，国家便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做到对干预政策的强制性制定。例如，通过宏观调控，来对农民手中农作物价格进行抬高，对农作物种植所需物资价格进行降低，从而使得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得到提升，使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浪潮。通过该种方法，不仅使得农民得到实惠，才能够对我国内需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二）对国民就业问题加以控制

国家在对国民最低物质生活保障进行满足的前提下，还要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国民，都能够有事可做，拥有其自身的事业。国民只有有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对家庭及自身内部需求负担的承受，从而减轻国家实施的低保政策压力及负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环节国家相对压力的经济难度。因此，国有企业在面临倒闭及裁员情况时，国家必须要采取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或者是经济手段，来对国民利益进行保护，或是帮助下岗人员再就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企业及单位倒闭及裁员现象的存在，然而唯一使我国经济不受到人员流动或是无业可施而带来的经济困扰的方法，就只有国家对人员再就业进行相对的宏观调控措施实施保护策略。比如，对于下岗人员，国家可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方向，来对下岗人员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对其业务技能及素养进行提升，从而使得下岗人员能够跟得上国家经济发展的前进步伐，尽可能的避免国家因大批人员下岗而造成的经济困扰问题的出现。

（三）对国民收入加以控制

国家除了要保证国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还需要对国民从事工作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控。对于收入来说，其是每一个公民通过自身努力及劳动情况下所获得的对应回报，通常这一回报都是通过薪酬待遇来进行体现出来的。然而，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只有国家根据当前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物价购买状况来进行衡量。若是物价比较高，国民收入偏低，便会造成国民没有能力去消费与购买，也就是说，国民没有能力去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资金去通过货币的交换而获得生活必备的物品。若是国家一直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下，其直接结果便是国家无法做到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只有只有物价和国民收入成正比时，才能使收支达到平衡，社会得以稳定，才能让国民在稳定生活中带动内需，使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四）对企业生存及成长率加以控制

企业是能够为国家来负担所有国民生存的港湾之一，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只有对企业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得企业的生存及成长率得到提升，做到对人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在对其进行调控时，采取经济、法律及行政调控这三种方法，都能够对国家经济管理采取有效及有力的保护。

总结：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每个公民持续努力与奋斗的结果，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的结果。公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只有国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其运行状况及质量得到大为改善，在使我国经济管理能够得到稳定运行及发展的前提下，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卢锋. “十一五”时期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多样化[J]. 中国财政.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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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权路径是理清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

在构建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如何界定非常关键，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在2013的改革决定中，已经对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义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宏观调控主要是保障市场稳定，市场规划则是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两者都是为了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控制，让市场经济有序的发展。因此，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是经济法的主要关注点，改革决定强调了政府要在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在经济领域中，政府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就是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的作用进行经济治理，这也是国家经济职能的体现。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相对的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权和规划控制权就是政府主要的经济职权。我国宪法中对经济职权有重要规定，是经济职权成为经济法重要组成。对于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的理解，不能错误的将宏观调控认为是政治干预，因为宏观调控对于市场调控的作用是必要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经济总量的持平，协调重大经济结构，减缓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影响，预防和规避系统风险，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说法更加符合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也能够体现调控具有的宏观性，从本质上讲与行政干预完全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经济法中应当对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进行行政干预的行为进行相关的规定，确保政府经济职权的正确行使。[3]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国家应当在构建宏观调控体系方面，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将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配合产业整合和价格政策实现全面的市场调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于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必须要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经济法和宏观调控应当恰好对应起来，消除对经济理论的误解，更好的实现宏观调控。

二、提升能力的路径是提升经济法主体力量

前面我们讨论了立法路径和分权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国家的治理能力的体现，还与经济法的主体力量有关。各类经济法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有助于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全面优化。经济法主体力量一方面体现在国家的协调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协调治理能力就包括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规划能力，而竞争能力则包括管理的参与能力和对抗能力等。提升调制能力的关键，在于明细调制职能和调制职权，落实职能确保解决调制体制的问题。调制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规法令行使职权，一方面体现政府治理的公开和公平，另一方面也突出法制决定和科学建设的目的。对此国家不仅强调了要加快科学建设和守法诚实的工作原则，同时还要推进治理工作的责任化和法制化，坚持履行法定责任，杜绝越权无权处理。总而言之，调制主体的调制能力会对国家具体的额治理措施产生影响，提升国家的治国能力就必须增强经济调制主体能力，同时增强竞争能力。提升治国能力，不能脱离经济法实际，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制基础和管理体系是前提，也正因如此，经济法对于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经过上述分析，完善经济法立法，明确政府职能和职权，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作者：李爱玲 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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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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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7月12日—7月28日

调查地点：中国信合营业部

调查内容：会计对公业务及储蓄、信用卡、贷款业务等

调查目的：认识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调查意义：锻炼适应社会的能力，理解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

一 银行实习调查内容

大学校园就像一个小社会，入学已经两年了，我们已经渐渐地适应了这个小社会的生活，然而作为大学生，接触社会，适应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暑假作为一个很好的接触社会的契机自然不可浪费。于是继“三下乡”社会实践结束后，我于7月12日至7月28日在中国信合营业部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习。此次实习的目的主要是在于一步了解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宗旨，其次就是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丰富自己的社会经验。

经过在信合调查实习，我从客观上对自己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有了感性的认识，使自己更加充分地理解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我这次实习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会计业务（对公业务）和储蓄业务，其他一般了解的有信用卡业务，贷款业务。从这些业务上，我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二 了解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家经济机构核心的金融，无疑应当起到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控制局部经济过热，重在调整结构。

长期以来，存贷利差一直是我国银行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而众多银行均简单依靠存贷利差获取利润，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追逐热门行业，垒大户等现象的发生。这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也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银行的发展有赖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回好，但经济的健康运行并不是依靠银行无原则地放贷就可以完成的。这不仅需要银行通过对宏观调控经济整体形势的研究审慎确定信贷方向，同时也必须对我国目前这种简单的依赖存贷利差，特别是依赖对公业务获取利润的盈利模式加以改变。这种对银行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利润来源，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企业，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淡化对公业务，使某些企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信贷资金，提高企业的资金运用水平，防止企业盲目扩张，增强企业的自我积累意识；对政府，可以降低经济调控的难度，避免因为银行与企业 高度依存关系，而造成的在宏观调控政策实验中投鼠忌器现象的发生。

当然，银行调整盈利模式并不是鼓励银行放弃对企业的支持，而是要求银行在强化对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将信贷资金真正送到规范运作，效益良好的企业手中。金融的稳定性，才是企业对经济最大的也是最少持续的支持。

三 收获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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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年以来央行制定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

(一)2002年8月，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建住房[20021217号)

因国家采取一系列鼓励住房消费政策，房地产投资持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居民住房消费得到有效启动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对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局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幅过大、土地供应过量、商品房结构不尽合理、价格增长过快。为了加强金融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防范房地产引发的金融风险，《若干意见》规定，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的项目，商业银行不得发放任何形式贷款。对个人贷款，央行要求要完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要健全个人住房贷款担保制度，以提高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度，保障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回收。要求完善住房保险政策，合理确定保险费率，明确保险赔付责任，减轻借款人负担。要认真贯彻《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2号)，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个人购房的作用。

(二)中国人民银行关子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

该《通知》从8个方面规定了央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手段：(1)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引导规范贷款投向；(2)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3)规范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用途；(4)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5)强化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管理；(6)充分发挥利率杠杆对个人住房贷款需求的调节作用；(7)加强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业务的管理：(8)切实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对违法违规行为要责令商业银行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2004年、2005年央行上调贷款利率

2004年央行上调贷款基准利律，结束了1996～2002年我国8次降息历程。此前8次降息，刺激了消费者的购房需求，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秩序混乱，上市圈钱现象严重，司法救济不力，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证券投资热情锐减；投资国债安全，但发行量有限，不能满足中小投资者的需求。于是，大量的“热钱”就投放到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泡沫。为遏制越来越严重的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央行于2004年10月、2005年3月上调住房贷款利率。其中，2004年10月，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5年(含)以下的由4．77％调整到4．95％；5年以上的由5．04％调整到5．31％。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含)以下由3．6％上升到3．78％；5年以上的，由4．05％上升到4．23％。2005年3月的利率调整不同于2004年的调整：将现行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下限利率水平为相应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以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为例，其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同时，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具体调整的城市或地区，可由商业银行法人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各地房地产价格涨幅自行确定。

(四)2005年3月中旬，央行提高商业房贷逾期罚息利率

央行规定，将各商业银行执行的逾期还房贷的罚息水平定为“在借款合同标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此举无疑将提高少数恶意房贷欠款者所缴纳的罚息数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炒房者的欠款心理。

(五)2005年4月，央行与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税务总局、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央行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督促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调整和改善房地产贷款结构。

二、央行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存在的问题

央行主要通过利率上调、控制信贷发放、强化信贷资金管理等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发挥了一定的调控作用。但上述措施大多以“若干意见”和“通知”的形式表现出来，效力层次较低；而且没有规定商业银行违背这些“若干意见”和“通知”时的具体法律责任，导致其权威性、严肃性和刚性不够。各商业银行，在自身利益的博弈下，在执行这些“若干意见”和“通知”时采取变通措施，导致央行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2005年3月央行将现行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以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为例，其基准利率是6．12％，其利串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即5．51％。那么，在2005年3月17日之前签订的5年以上的贷款合同，是适用6．12％还是适用5．51％，央行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各商业银行具体做法不同，有的适用6．12％，有的根据贷款人的具体信用情况或购买的房地产项目确定。甚至在有些地方，商业银行之间达成协议，统一适用6．12％。这些做法有以下几点不妥：①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这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商业银行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但增加了普通购房人的负担。②对利率上调之前签订的贷款合同，若适用基准利率，违背《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除非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法》第4l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各银行提供的贷款合同是格式合同，当事人对利率上调前的借款合同是否适用下限利率有不同解释时，应当作出有利于借款人的解释，即适用下限利率。③央行对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协议没有作出禁止规定，这不利于保护广大借款人的利益。

三、完善央行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的法律对策

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有限干预。即国家宏观调控应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志在《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更好地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投机经济，只要不过分脱离价值规律，无须一棍子打死市场经济中的投机行为。房地产作为市场经济中组成部分，应允许一定的投机行为存在，但应用系统化的制度调控该行为，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完善中央银行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

(一)央行在制定宏观调控措施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强化违反其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违反规定的商业银行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包括限制其民事行为能力，这样可以增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措施的刚性，更有效地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2005年4月6日上海商业银行禁止转按揭，这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了《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商业银行禁止转按揭，限制了房地产的正常交易，央行对该行为应予以查处。银行之间签订利率协议，在日本很可能被认定为违反《禁止垄断法》，从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央行在制定宏观调控措施时，可以借鉴日本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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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灼见，深入教材

所谓“进得去”：第一，对教材的把握要有广度和深度。即教师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模块教材主线，中观上明确模块内各单元结构与教材主线的内在联系，微观上把握核心考点的联系。第二，对教材的把握要有高度和鲜活度。即克服教材的静态性，不但要能够准确抓住教材的主干知识（每本书、每单元、每课到每框都有这个问题），而且善于挖掘教材知识背后之思想高度与“活化”程度。

所谓“出得来”：用好教材，把教材作为“善事”的利器；通过自身对教材的理解能对学生实施教育和影响。“进得去”与“出得来”恰是矛盾双方。只有进之愈“深”，才能出之愈“浅”。例如：在对《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课中处理“资源优化配置” 的知识点怎么样的“市场，宏观调控，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时，分别用“无形的手、有形的手、手拉手向前走”这三个词来“转换”。这三个转换，非常贴切地处理了教材中的三段话，即：“市场――无形的手、宏观调控――有形的手、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法――手拉手向前走”。看起来是三个很平淡的“转换”，如果没有对核心教学材料如哲学原著等认真钻研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真知灼见。

拨开云雾，理解教材知识

如何“进得去” 要真正做到“进得去”，简单朴素地说，教师要合理地“教教材”，把握好“三度”。一是高度。教师对教材的研读要尽量深刻一些，正所谓情通上玄，如膏绵绵，坚持用人文视野审视社会。尤其对知识背后的教育价值应有深入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还有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的等。例如：“市场配置资源”的复习专题中的“优点”，在知识上我们可以提炼成“合理配置资源”和“有效配置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握是什么，更应深刻认识到“市场优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深刻地理解。二是广度。在钻研教材时，教师要尽量想得多一些，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单元，从宏观上系统把握一般是按课、框为基点来展开整本单元的复习，但如果在复习中能把握关键词“资源配置、市场、宏观调控、市场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条主线，对本单元的主干知识的把握更全面。三是深度。教师对教材的解读不能“浅尝辄止”，要有一定的深度。既要落实“线”和“面”，又要夯实“点”，打通教材模块的知识通道。如下表。

如何“出得来” 怎么“走出来”呢？这就要解决“用教材教”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需要引导学生强化三环节。一是记忆环节。记忆是政治教学的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学生记忆：在解题时，要求学生运用平时记住的书目和知识结构，针对具体材料运用检索的方式一一对点寻找和组织结论；考试中，通过试题设计强调对知识循环记忆。即对当下正学习的知识和曾经学过的知识双线滚动记忆，强调但要求不一样，当下知识全面、详实记忆，曾经学习的知识选择重点、主干记忆。二是辨别环节。要求学生注意某个知识中容易出现的易混易错点。比如，宏观调控中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区别，比较重要的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区别以及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三是训练环节。掌握知识最关键的一环是学以致用。教师要采取多种方式，创设丰富情景，精选试题，在训练中让教材知识得以落实。

灵活自如，演绎课堂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进得去”与“出得来”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任何割裂二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新教材以生活逻辑为起点，于是呈现出“知识碎片化“倾向，教师只有对教材进行再创造，让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帮助学生准确提取。

如果只“进”而不能“出”，就无法充分用教材知识来演绎课堂；如果没“进”而“出”，知识的生成就会如断线的风筝。教学之道，有“进得去”有“出得来”，“进”是基础，“出”为飞跃。灵动的课堂在于钻研与生成之间把握着“进”与“出”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王建华，杨维磊，刘玉超.以革新教学方法为手段提高课堂教学质量[J].群文天地，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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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教师而言，进行有效备课是整个教学的起点，也是搞好有效教学的前提。而传统备课始终坚持以教师、教材和传授为中心，侧重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教师备课的精力主要放在对教材内容的研究上，忽视对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的了解，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态情感等了解甚少；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都由教师的主观意志来决定，不考虑学生实际特征和需要。所以，传统备课是一种静态的过程。如何促使一般性的传统备课向有效备课转化呢?我通过进行高中政治课的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初步探索，得到如下几方面的体会：

一、备教材把握知识结构――有效备课的前提

教材分析是教师备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对于教材，教师要敢于突破教师用书上的条条框框，打破陈旧的观点，敢于融入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根据课程内容结合学生实际对教材加以科学的、灵活的、有效的处理，合理地选择教学材料和教学资源(包括网络资源和学生资源)。要分析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进一步挖掘教材所隐含的意义，引发学生的思考和研究。例如在讲授经济生活“加强宏观调控”时，就可以结合教材中的“情境导人”、“名词点击”、“专家点评”和“相关链接”等素材，总结出教材主要讲授了宏观调控的含义、目标、重要性以及手段，而且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设计的。根据考纲，宏观调控的目标、重要性以及手段是要求重点掌握的，应深入细致的讲解。

二、备目标把握教学方向――有效备课的保证

制定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设计的关键一步，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所要达到要求和标准，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新课程有新课标，新课标要求教师备课的有效目标必须把握三维目标，即结果性目标(知识与技能)、程序性目标(过程与方法)、体验性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师的备课应注重三维目标的互动整合，体现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自“有效教学”的理念进入课堂后，教学是否有效不再以“教师有没有教完内容，教得认真不认真”为指标，而是更注重学生学到了什么，学生的思维是否得到了发展。教师要明确一节课知识与能力的获得经过哪些步骤、程序和阶段；懂得在学习的前、中、后选取何种具体做法，整个学习过程实现最优化。确定目标时目标话语要精确、明白、清楚、简洁，不能含糊、嗦。要防止模式化或程式化，一定要从教学内容实际出发，绝不可机械求全，也不可遗漏目标，更不可随意放弃目标。如在讲授经济生活中“加强宏观调控”时，我确定了如下目标：第一，知识目标：了解国家宏观调控的含义，把握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性，学会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第二，能力目标；通过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分析理解的能力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第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具体事例的剖析，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能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三、备学生掌握教学对象――有效备课的关键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也是高效教学追求的目标。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学生，掌握和分析学生的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只有充分了解学生，才能做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设计；只有很好的备好学生，才能更好的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有效课堂教学活动。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基础、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等情况组织教学，要打破传统教学“一刀切”教学观的束缚，要了解学生的基础水平和能力。教师在备课时要千方百计设计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在教学中要给学生打开一扇窗户，向他们展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求知世界，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我探究，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不同见解要充分尊重，对有创意的解答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赞赏，鼓励学生质疑求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学生自己想要学习的效果。我所在地区中考时政治只是考查科目，学生根本不重视，好多政治的基础理论学生都不懂，因此我在讲“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时，为了使其不认为宏观调控离他很远，我采用了学生身边熟悉的例子，如银行存贷款利息的上调、猪肉价格和房价的大幅上涨，这时国家采取的措施就是“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

四、备课形式的多样性――有效备课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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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9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应该是一种择优选用的原则，应该帮助消费者和产业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术、生产渠道、发展模式或者是调高效益的方法。我们的国家由于名族众多，地域广阔，可用于发展的艺术和文化底蕴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和心里下，其经济行为和协调关系也不一样，因此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会对艺术与文化认知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有三种模式（图1）。一种是以个人或者是团队合作形式的自由经济模式，通俗地来说自由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治与国家行政规范的指导下，对社会人文与艺术传统因素的个体经营模式，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产业集聚区，此种模式尤为明显。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类似的手工艺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种行会经济体制，自由经济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调节市场经济的转变作用，同时实现各民族歌地域之间历史、艺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起到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杠杆行为作用，并对社会储蓄与保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企业的集体职能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可以理解为集体协调市场经济的行为，艺术与文化可以使个体的发挥，也可以使以集体为载体的创造性经济活动。现在各种以高校为载体的产业园、高科技软件应用；以艺术文化娱乐中心为载体的影视、动漫、展示；已消费为主体的各种民族旅游、映像互动等等。这种集体协调可以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可以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而由此形成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与艺术历史文化的演绎，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政府经济宏观计划的协调、艺术与文化产业金融系统、企业模式、劳资关系都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三种是国家政府职能模式，国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场体制中起指导性调控行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规制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备的职能部门来控制投资和艺术产业的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无论是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宣传传统与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实性，且具有长久发展的潜力。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特征艺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性意识形态产业，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指导，从当今世界关于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来看，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创意英国”全球推广计划，在税收、出口计划、财政支出所给与的发展战略计划，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民消费意识的增长。其次艺术与文化的行为特征需要受到规范的约束和保护，艺术和文化从意识层面上来说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更是政府职能机构对于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学之父霍金斯就曾经提出，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传承的载体，这种载体是一种价值，体现在知识的民族性、文化的差异性、对社会的贡献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备的法律和宏观的政策去促进它，只有这样，我们的创造活动才有价值。第三，个体与团队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创造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创造性思维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在绘画、设计、电影与时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们的将来都会给予深刻的影响，而艺术与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创意产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只有激发出这种行为才能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第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需要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通过市场的运作与开发，才能够在市场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桥梁，这些产业经营的主体利用资源和环境，提高全民整体素质，这不仅是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对社会整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近50年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做的能比中国更出色，如果让我们穿越到从前，以一个历史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的复兴，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宏观调控下渐进式的市场导向，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之道，经验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局部性的市场导向与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随之推广。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期，艺术与文化的创意与发展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微观先行”的思路，现今中国的高储蓄额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到社会消费能力以及社会主动投资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经济也可能会出现高储低开的局面，只有通过刺激消费与改变投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以江苏省为例，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前兵，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每年的增长率超过25%，高于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据统计2011年，江苏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0.7个百分点（表1）。从诸多数据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重点已经从开放投资转向了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理性控制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投资一度出现过热的现象，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统制模式走向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国家宏观控制供需比的单一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期的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需求和消费比率，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遗留下的高储率以及银行投资贷款项目过热的问题，会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在现有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不能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但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经济转型期的文创产业在当前进出口投资疲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作为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影响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是从社会经济内外平衡的研究来看，现在的经济体制构架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态。就国内而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内部吸收成分，即消费投资额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很低，国内的经济增长都是政府企业在投资涉外进出口项目或者是基础设施中体现出的价值逆差；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把其纳入国家经济宏观协调的范畴中加以深化，以美国为例，其创意产业早已成为国家最大的出口产业，好莱坞影视、迪斯尼主题公园、第五大道等等。据统计，2011年，仅美国的知识产权产业就约占国家生产总值的5.24%左右。在美国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成为其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在是资本积累初期的意识形态了，多元化、金融性、创造性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对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不仅对社会繁荣稳定、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点、促进社会就业率，都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有所不同，现有的快速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于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短期的经济增长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所不能带来的，它需要资源配置循环利用，需要先发展后规范进而边发展边规范，并逐步转向先调控后发展的过程，利用艺术和文化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增长转向，同时依靠新技术改善结构的优化整合，影响体制改革，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能体现当前社会对于知识价值体现的一种新形式，兼顾传承与中国的没学道德，同时体现地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增长特色。在这里可以运用经济学GNP的模型修订指标来衡量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资本的折旧，Dn表示资源配置的折旧，A表示折旧资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宏观调控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进人文发展指数（HDI），通过艺术与设计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思维能力，而艺术与文化不仅可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向。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构架模型

（一）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因地域而异，人文风情也不经一样；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国家在对待文创产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要有不同类型与之适应。大体上来说，一类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或者是激励政策模式，在鼓励和帮助的机制下，扩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各种规费和地方性税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资金流动。另一类是有计划财政支出政策，提高税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励模式促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和消费水平，提升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对于那些需求过度，供需比不平衡，财政支出过高的要采取稳定有效的措施，一切从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路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二）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特别需要对社会资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应该按文创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收支水平，计划协调好资源的社会供需比，既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利用率，同时也要对资源的分配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率做好预判。国家宏观调控文创产业的手段一般由税收来调节社会、地区间的极差水平，同时通过转移支付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比，还有最为关键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作为调节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权与国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经济体模式，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系统中法律规范的约束和保护，因此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宏观调控还应该有另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创意的产业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强调经济增长实际上不能忽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时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宏观经济体制调控中加以体现，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市场消费水品，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质培养，例如美国国家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中心等艺术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有87%以上，免费对外开放以及参观的几乎占95%以上，城市基础文化建设的比重占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47%。依据经济最优投资模式主要受国家就业率增长的驱动原理，目前的中国实际处于经济投资过度，未来就业率水平下降的经济过渡期，我们在文化基础建设投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有“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维护和适度的竞争机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规模经济。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政策的引导，而有利的经济增长点；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都能让中国的经济摆脱过渡依赖对外贸易的被动局面，减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但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性边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从经济学宏观控制的角度来量化分析，给出了关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图2）。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模式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构成了一个外循环的过程，如果单从国家GDP即国名生产总值上来看是不能体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会艺术文化教育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等诸多相关因素的，但是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文创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起到深刻影响作用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内需不足，特别是社会储蓄率过高而物质消费水平偏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基础设施和制造投资比重太大，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艺术等公共服务投资严重失衡。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向着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机遇和挑战，依据地域文化以及科学发展的优势，不断完善自身产业模式，从长远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宏观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

四、结论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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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房地产市场 宏观调控　理性思考

自2003年以来，国家为了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2005年国八条的出台，把调控上升到政治高度。2006年国六条出台，加大了调控力度。2007年调控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廉租房的建设步伐和力度(国务院“24号文件”)、严格土地“招拍挂”制度(国土资源部“39号令”)和提高第二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央行和银监会的“359号文件”)等。然而房价是边调控边涨价，2008年一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0.9％，4月份上涨10.1％。处于调控之中的房价如此疯狂的表现，不免使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颇多质疑。那么，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形势和现状?

一、当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认识上的几大误区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是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在总量和结构上进行的调节。调控的关键首先在于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1、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就是降低房价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的行业达到50多个。因此，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目的是让房价过快增长的幅度降下来，维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而并非让房价下降。房价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博弈过程，并不是某一因素就能决定的。对市场的分析首先来自于是否有稳定增长的宏观预期。过去连续数年中国超过10％的GDP增长和连续四年超过11％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房价稳定增长的基础。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全面逆转的变化，那么就不是房价涨不涨的问题，而是就业、GDP与工资收入涨不涨的问题了。那么也就不仅是房价的拐点，而是整体经济的拐点。

2、居者有其屋就是家家都买得起住房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有关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讨论。希望政府设法降低房价，让大家都“买”得起住房。这种想法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有一个相对贫困阶层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人口当中，必定有一部分低收入家庭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一部分人不能拥有住房的必然性。

3、高房价等于房地产泡沫

房价持续高涨，房地产泡沫论成为时下流行语。笔者认为，判断房地产是否出现泡沫，关键是看是否存在真实需求，首先，从潜在需求看，我国现有城镇居民约5.2亿人，到实现“全面小康”的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城镇居民将增长到8.2亿至8.7亿人。在此期间约有3～3.5亿左右的新增人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原有城市人口同样存在改善住房条件的需要。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7平方米，到2020年可能达到35平方米，有巨大的潜在需求量。其次，从有效需求看，如果有20％的城镇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且每户只想增加20平方米，那么中国20％的城镇家庭是2700万户，需求总量是5.4亿平方米，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另外还有农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每年几百万对结婚生子需要住房的人群，因城市房屋拆迁产生的大量被动需求等。在这些真实需求支撑的前提下，不能判断房地产已经是“泡沫经济”。

二、房价涨幅过快的原因分析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归根到底是调控房价的过快上涨，只有认识到房价上涨的原因，才能理解调控政策的目的。

1、世界性的货币贬值是造成房价普涨的重要原因

近四年来，在国际市场上，石油、铝、铜、铁矿石、煤炭、橡胶等大宗商品同时开始上涨，而且涨幅惊人。特是石油价格一路攀升，由2004年度平均29美元1桶上升到2008年140美元1桶，且还有上涨趋势。铁矿石进口价格在2005年上涨70％的基础上，2006年又上涨了19％，2007年上涨了9.5％，而2008年2月，宝钢集团同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把铁矿石价格上调65％至71％；在东京工业品交易所，天然橡胶的期货价格3年涨幅达到157％；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铝的期货价格4年涨幅达140％，而铜的涨幅更是超过380％。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原来一直是200多美元一盎司，2006年涨到600多美元一盎司，到了2008年一度超过1000美元一盎司。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我国的商品价格受国际影响很大。住房作为不动产，与黄金等贵金属联系更为紧密，其价格肯定要上涨。

2、地价过快的增长推动房价的上涨

在住宅开发成本构成中，地价是最重要的因素。从2002年7月开始，政府强化了土地的计划管理，全国商品房用地实行“招、拍、挂”。到了2004，紧缩“地根”成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点措施之一，导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自2005年起，土地出让面积呈下降态势，2006年，全国购置土地面积为368平方公里，同比减少3.7％。在土地供应减少的同时，全国房地产需求却在持续增长。2006年，主要城市总体综合地价增幅(5.18％)已超过全国房价增幅(4.35％)，2007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平均上涨12.8％，是同期房价涨幅(6.7％)的近一倍。尤其是2007年二、三季度，全国主要城市房价增幅加大。开发商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保持乐观态度，因此，拿地热情持续高涨，甚至不惧报出天价竞拍。这说明，地价在房价成本构成中的比重整体上在提高。从拿地到销售，少则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所以，地价推高房价的作用力还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3、住房建设成本的上升也是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

建材价格，特别是钢材、铝材、水泥等价格大幅度上升，投入住房的劳动力价格也逐年上升。增加了住房建设成本。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业也和其他行业一一样，加速升级换代。新建材、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不断运用，生态、绿色、智能、舒适等理念的引进，建筑密度的降低，绿地面积的增加，公共活动场所的设计，住宅建设全面采用节能措施，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建筑质量标准的提高，也使住房

建设生产费用上升。为了抑制房地产投资的上涨速度，国家出台了不少增加房地产税负的政策。税收本不属于生产费用，但我国实行生产型税收政策，同样把它计算在生产费用中。这些费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住房的销售价格。

4、需求旺盛是住宅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住房消费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由过去单纯“为解决生存空间”向“住的宽敞舒适”转变。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07年为27平方米，比1998年增加8.3平方米。因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全国城镇每年需要新增住宅面积超过了5亿平方米。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新增人口以及流动人口住房需求也日益旺盛。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00万人，就需要新增住房面积5亿平方米以上。随着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房屋拆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全国每年拆迁量占房地产竣工量的20％左右，从而形成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买套房子做投资”不仅使富裕阶层有追加投资的热情，也使得许多普通市民加入了置业投资的行列，更是推动了房价的走高。从这些因素看，城镇住房明显供不应求，导致房价快速上涨。

三、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物价普涨的情况下，要求我国的房价不涨甚至希望下跌，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有个别城市房价下跌不能认为全国房价已现“拐点”。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市场供需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依然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因此，调控只有抓住关键，遵循市场规律，才能取得实效。

1、增加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

从2004年开始，国家一，直在收紧地根，节约用地，这是正确的。但这也减少了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从而加剧了住房建设用地的矛盾，导致开发商不惜天价拿地。因此，各城市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增加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增加有效土地供给，确保地价平稳，降低房价上涨预期。

2、适度增加住房投资

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趋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收缩银根，严格了房贷市场管理。许多开发商出现资金链告急，有关上地市场趋冷的新闻频现各大媒体。笔者认为，这是最大的市场风险。这两种情况都是在减少住房市场的供应，给原本供不应求的住房市场雪上加霜。对于有真实需求的购房者来说，无论房价走势如何终究是要买的，一旦观望期一过或楼市出现回暖迹象，被抑制的购房需求将会不同程度的爆发，短期内有可能诱发房价的飙升。因此，适度增加住房投资，才能加大住房供应力度，稳定住房价格。

3、把住房保障制度落实到位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对解决当前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解决办法。只要各地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供应，就能够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同时起到有效缓解楼市供需矛盾、减轻需求压力、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