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治的基本要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法治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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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3、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4、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5、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6、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7、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8、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9、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10、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11、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2、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13、认真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14、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xq。

15、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16、深入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推进克拉玛依市法治化进程。

17、中华人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民族团结的义务。

18、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19、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执政为民

20、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21、宣传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22、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

23、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24、增强全民宪法观念和宪法意识，保证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25、维护宪法权威，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26、依法行使民利，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27、弘扬民主法制精神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28、高举宪法旗帜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29、学习宪法、掌握宪法、运用宪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0、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3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2、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33、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3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35、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6、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7、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38、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39、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40、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41、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4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43、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44、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45、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46、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47、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8、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49、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50、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51、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5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53、美好家园离不开法治保障。

54、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55、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56、扎实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不断提高学法守法意识和维权能力。

57、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58、加强“法治六进”工作，大力推进“平安建设”。

59、深入宣传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60、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61、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62、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6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依法治市进程。

64、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65、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66、维护法律尊严，打击违法犯罪。

67、大力开展“法治六进”活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68、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69、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70、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7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72、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73、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74、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75、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76、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77、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78、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79、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xq。

80、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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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历史上对道德与法关系的认识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众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以法家和儒家为典型的代表。他们的认识和思想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众多学者认识的主流。

法家的思想强调法乃一切社会执行的标准，要求在社会的管理和实施中用法的硬性规定来约束和管理被管理者。其思想关键在于将法提到了―个无上的位置，是一切管理的根本。法家对于道德的作用可以讲是十分看轻的，他们始终认为由于人的愚昧和无知，只有靠强硬的手段和措施才能使其服从。

儒家的理论则与法家的思想有较大的区别。儒家十分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道德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和力量源泉，这与儒家的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德治国”。在儒家经典《论语·卫君》中有“礼兵不兴，则刑罚不中”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的思想是将道德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一位要素，而只是将法放在了辅助和次要的位置。

可以看出，法家和儒家在评论道德和法的关系时，都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没有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分析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法与道德之间的多元联系

国内法学界对法与道德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存在不足。他们分析的切入点仅仅是从阶级分析的框架中对法与道德的关系和区别进行讨论和分析，或者很不全面地笼统地进行研究和探讨，缺乏全面对法与道德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在目前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不能给与实质性的意见和更好的建议。事实表明，在法治社会中都存在着价值、规范等不同的形式，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能机械的看待问题，必须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把握。

（一）在秩序的层面上，法律秩序是整个秩序的主导，伦理秩序是基础

规范和道德两者紧密相连而又并不是相同的存在形态。在资本主义前期和近代社会的发展中，法与道德在发展时期没有分开，只是被动的来服从于权力，道德与法呈现了一体化色彩。人们在社会秩序上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服从，并没有真正的对法与道德进行严格的区别和划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使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相分割，社会由于没有良好的基础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没有真正深入了解、研究并处理好法与道德的关系。

由于现代社会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社会要以法律为管理和控制的基本准绳和标准，因此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法律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一种支柱性的地位。这同时也表明在整个社会中，法律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管理和规范的主要手段及方式，法律控制进一步加强，道德控制的功能逐渐减弱。这也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同时又不能忽视在社会的发展中，法律秩序的建立和实现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支持和补充。

很明显，现在的法治化内涵自身的特点更多的是一种被管理者的自律性和内在性的要求，这就要求更好的来发挥道德作用进行补充。因为道德本身是种高度自律的无规范，它能弥补法因为自身狭隘不能涉及的领域和方面，保证社会良性运转。同时，由于道德与市民内在的自律的要求相一致，所以能更好的进行调解和管理。可以这样讲，法只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显秩序”，而道德则是一种广延性的“隐秩序”。

（二）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应该服从道德评判和伦理道德价值指向

由于法律本身的发展过程决定了法的基本属性必须以伦理道德价值为基础。从社会的结构来看，社会一般的情况下应该分为两个根本部分：一个是经济方面，另一个是道德方面。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生存基础，道德则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精神生活的根基，两者的结合使社会能真正的做到文明、有序。在这两者中，道德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明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经济是一切发展和生存的基础，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其对社会的作用表现的更为活跃和直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于道德的适应范围相当广泛的缘故。可以这样讲，法律只有在适应和体现道德的取向和要求时才能为社会成员真正的认同，然后真正的起到规范、管理社会的作用。当代社会中，虽然法越来越与道德相分离，法的至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道德价值被削弱，其重要作用仍然不可忽视。道德仍然为整个社会的每个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观和准则。因此，法不能也不可能脱离道德的制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人权思想等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可以讲是以道德为起点和归宿的。如果我们忽视道德的作用，那么法如同一个没有茂密树叶的大树，将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法仍需要以道德作为基础，这是一个万古不变的事实。

从法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法与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时候，法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效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的制定目的来看，法的目标在于体现规范化，而这种规范化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理性规则秩序才能为社会的成员所接受和实行。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法律规则到现实社会的‘物化’过程，正是法律价值有效内化并成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的过程”。

同时我们还要否定和批判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认识。很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往往忽视或者否认法的内在的道德基础，仅仅认为法是一种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虽然跟道德具有外在的联系，但是法的内在因素里面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种片面的、狭隘的观点是错误的。现代社会中，国家归民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法由过去的特权的保护神转变成为所有社会成员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基础，那么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二战中的纳粹法西斯国家的局面。法不仅仅在于是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一种规则，而且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则。法只有在遵循道德基础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的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三）二元的社会结构使道德与法形成并立并互补的不同规则

目前的普遍的看法是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由于社会自身的不可调解性导致为了进行更好的调整而产生的。法与道德之间长期是高度结合，基本上在很多的时候是同化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而获得并列存在，法与道德的分离和相互独立才真正的步入其历史进程。

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法与道德分离为“国家法”和“社会法”。现代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中，众多的事务发生质变，过去所依靠的和道德的调整方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需要有一种具有强制的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和规范性的规则来调整和制约整个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一切活动和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法理社会”和现代民主政治。这样，必然使法律规范同道德规范发生剥离，并在形式上以政治国家为依托，成为公共意志的正式代表。

“国家法”与“社会法”是有机互补的，适应着现代社会的二元结构。社会管理中需要“国家法”借助公共意志，以全社会的利益来设定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对于特定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用此来协调、限制和保障社会利益整体全面有序的实现。可以看出，“国家法”是一种外生性、他律性的规范。同时法律是以国家的意志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社会规范。而作为“社会法”的道德，其产生和发展均来源于市民社会，同时它本身又是通过市民社会力量赖以维系的，因而是与“国家法”对应的内生性、自律性的规范和无规范，从而为市民社会秩序提供了基本的自律规则。由此可见，两者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法律的干预程度进一步的加强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是仅限于法治社会中平等权利的“福利性”的保护，而非全面的进行干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具有外生性、排他性、次级规范的“国家法”不能同时也不应该将社会所有的一切纳入管辖的范围，它的管辖的范围限于在公共利益中的各个特殊利益和权利的保护。相对的是，“社会法”包容性强，涵盖这个社会的所有领域，为他们提供价值和行为规则，弥补了“国家法”在调整范围及单纯刚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有限和不足。因此，“国家法”与“社会法”的有机互补，使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四）在国家治理方面，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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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明确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决定》明确提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等措施。

农场作为黑龙江垦区的一个基层单位，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场，增强农场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增强职工群众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农场法治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构建小康社会步伐。现就法治宣传教育在依法治场中的作用谈几点看法。

一、法治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场的重要保障

在依法治场过程中，普法是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必须加强和坚持普法教育，形成规模效应。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为农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

（一）抓普遍大多数，突出创新普法形式。有些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泊，也有普法不深入，群众不知法、不懂法，究其根本原因是重视程度不够，宣传方法陈旧落后。因此要重点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教育，加大培训学习力度，将普法工作纳入基层领导干部年终考核；以新视野，新角度去拓宽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深度和广度。如拍摄法治微电影、举办普法讲座、开展法治宣传周、宣传月、“12.4”全国宪法宣传日、举行法律咨询、法律竞赛、法治文艺演出等。

（二）抓热点难点问题，突出普法针对性。实践证明，就普法抓普法是很难取得成效的。普法必须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原则，有的放矢地宣传有关法律，促使热点难点问题的依法解决。如对上访群众宣讲《条例》，对违法治安管理的当事人宣讲《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抓普法阵地化建设，突出法治宣传持久性。在农场建立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立法治宣传一条街和法治宣传一面墙，建立“三微一台”（微博、微信、微电影、电视台）媒体宣传阵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并长期坚持。

二、重点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场的重中之中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对象是全体公民，只要是有接受能力的公民都要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但在开展这项教育的同时，要选准重点，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全面展开。

（一）领导干部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保障。通过发挥党委中心理论组学法的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干部的法治学习。

（二）公务员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依行政和依法履职能力。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激发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热情，提高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的水平。

（三）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培养法治意识。通过宣传教育保障了青少年健康成长，使青少年学生做到了学法懂法、知法守法。

（四）企事业管理人员法治宣传教育，提高诚信守法，依法管理的观念。通过普法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带动了企业职工群众的学法用法的热情，提高了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的意识。

（五）职工群众法治宣传教育，提高职工群众民主法治和依法维权意识。通过开展了送法下管理区、送法进工地、送法到田间等系列活动，有效维护职工群众和农民工的合法利益。

三、“结合式”法治宣传教育为依法治场营造了良好氛围

法治宣传教育靠单打独斗，“填鸭式”“单一化”的一味灌输是很难达到实效的。要想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就必须联合各部门，形成整体，改变以往的普法方式，使各部门普法依法治场工作相互融合，稳中求新，最终实现良好法治氛围的局面。

（一）法治宣传与人民调解工作相结合。做到“调解一起、教育一片”。使调解程序法制化，做好普法宣传和调解工作的有机融合；结合各村情况，因地制宜依法调解，以案示法，引导群众学法用法，增强主动性，从根本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二）法治宣传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相结合。利用农闲、大集日等时段开展“重民生 促发展 走基层”活动，宣传《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并挂出维稳工作宣传条幅，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使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有力推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三）法治宣传与法律服务工作相结合。做到“办案一件、警醒一片”，“援助一案，温暖一片”。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法律六进”实践活动，组织普法讲师团成员深入社区、进管理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为辖区普法对象的做好法制教育工作。

（四）法治宣传与维权相结合。通过法治宣传，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协调机制建设，不断拓展法律服务工作领域，共同做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把上访转化为下访，通过法律途径认真处理好群众的维权诉求。

四、“分类指导式”法治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场重要抓手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场在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必须创新工作方法，采取新的措施，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区分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一）领导带头。治场者必须首先受制于法。虽然依法治理的客体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各项事务，但依法治官吏是重点。参与管理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要做到“打铁先得自身硬”，要群众知法守法，干部首先要模范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二）突出重点。打开一个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局面，必须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典型，要注意挖掘、发现和培育。大力宣传学法用法标兵和积极履行义务、遵纪守法的正面典型，总结推广依法治场、治校、治区的先进典型。同时，对后进单位、反面典型，坚持教育引导为主，用先进带动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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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指导，行政民主，依法行政，问题分析，法治化对策

引 言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适时灵活地采取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方法，谋求行政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为谋求当事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具有非强制性、示范引导性、柔软灵活性、方法多样性、选择接受性等特征，它既不同于设立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又区别于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契约行为，它与这些行为共同构成行政机关的行为方式体系，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各有所长地调整社会生活，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角色的逐步演化，出现了关于行政管理理念发展和方法创新的巨大社会需求。由于行政指导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实务中日益显现出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因此，不仅日本首先于“二战”后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行政指导行为方式（故被讥称为“日本料理”），而且其他许多重要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德国）对行政指导的态度也陆续发生了由否定到暧昧到肯定到注重采用的变化过程。[[1]]可以说，行政指导作为对传统依法行政的一种必要补充和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活动方式，日益广泛地运用于许多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起着补充和替代、辅导和促进、协调和疏通、预防和抑制等积极作用，并成为当代行政科学特别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带来一些需要关注解决的负面问题。简言之，行政指导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逐渐出现并类型化的一种现代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实务问题甚多、理论基础不足、法治程度不高的重大行政现象。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导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渐自觉主动地采用了一些比较柔软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导措施并显现出特殊的功用性、可行性和实效性，例如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一些指导性计划，行政机关的某个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南，行政公务人员为到本地投资者提供的投资咨询意见等等。在这次举国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就因地（时、事）制宜地采取了许多行政指导措施，这些应急性的行政指导措施与行政指令措施配合运用，收到了特殊效果。[[2]]同时，行政指导行为的一些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也在我国行政实务中日渐显露出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争论。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许多人受强调集权集中、强制命令的传统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观念束缚较深，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行政实务界难以自觉地按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用行政指导，学术界也未注重对行政指导的研究，因而许多人对行政指导不大了解，有的人至今仍对行政指导持否定态度，这非常不利于在行政实务中积极地、正确地实施行政指导行为并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特别是在我国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实施行政指导是否具有合法性？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是什么关系？我国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及其原因何在？如何推动行政指导的法治化？这些十分重要而颇多争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需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助于深化认识，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来加快推动行政指导法治化进程，包括正在进行中的行政指导程序立法进程，为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立法和制度建构提供参考，从而有助于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行政指导理论与实践的稳健发展。

一、从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看行政指导的合法性

行政指导是现代市场经济与行政民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行政现象。由于一部分行政指导行为可在没有具体法律依据（指行政作用法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实施，或者虽有具体法律依据但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行政目的而作为强制性执法行为的弱行为前置程序（替代行为）加以实施，或者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而采取某些颇具争议的保障措施，因此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3]]特别是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行政指导的运用及其负面效应更加引人注目，人们有理由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寻求答案，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形势下行政指导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克服负面效应和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一）传统依法行政观及其与行政指导的冲突

依法行政是近代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一个准则。依法行政的初始含义，是指行政必须服从国会法律。这种原初的法治观是对封建时代的人治观（此处的“人”，实为封建君主、领主，由他们一手把持行政，实行专断统治）的一种革命性超越。依法行政原则由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其背景是：在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国会中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占优势，而政府往往是封建贵族势力的堡垒，资产阶级在主观上需要以国会制定的法律（实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去规制政府中保守的封建贵族势力及其影响；而当时社会发展缓慢，公共管理较为简单固定，政府职能主要是征税和维护公共安全秩序，被称为只需要三个官（税官、警官和军官）的国家，客观上有可能由国会提供公共行政所需的全部法律规范，因此当时要求政府机关和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均须有国会法律依据，不得随政府的意志来限制人民权利和增加人民义务。简言之，“无法律之处无行政”，政府只能囿于国会法律而消极行动，成为国会意志（也既资产阶级意志）的单纯执行者。对此，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概括地形容为：由法律“将行政限于无以复加的最小限度，在当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政体的基本原则。”[[4]]尽管各国历史背景和法律传统不同，确立和推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与做法千差万别，但这种传统的依法行政理念毕竟再次给古老的法律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大大推动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成为近现代行政和行政法的核心原则。[[5]]

西方国家传统的依法行政原理（日本等国家的行政法学界也称之为法治行政的原理）之首要原则是法律保留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有国会制定的法律依据，此即“全部保留说”的含义。[[6]]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实施没有国会法律具体依据的行政指导行为，则与法律保留原则发生明显冲突，也即与传统的依法行政观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因而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理。所以按照传统的依法行政理念，难以合理解释行政指导这一现代行政活动方式。

（二）行政方式的变化与依法行政理念的当展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势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人际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社会公共管理需求大大增加，政府职能急剧扩展，加之国会立法在及时性和专业知识方面受到局限已无法充分满足行政管理的客观需求，并且国会和政府已由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因此，传统的三权分立模式逐渐发展变形，传统的依法行政理念逐渐增加了新的内涵。这主要表现为在坚持行政法治主义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委任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运作方式产生和发展起来，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范围及数量显著增大，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科技和环保等日益增多的领域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控。[[7]]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传统的差别，人们对依法行政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逐渐演进、各有不同，特别是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的依法行政理念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进入20世纪后期，既重视形式上的法治要求又强调实质上的法治要求，这已基本形成共识；而且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张，依法行政之“法”不再限于国会立法，已逐渐扩大到行政立法、地方立法了。特别是在行政模式由传统的秩序行政、管理行政逐步走向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等现代行政的情况下，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软灵活的行政方式也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起来。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机关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采用行政指导行为方式来调动行政相对人自愿协同行政管理的积极性，以期弥补相关国会立法以及委任立法的空白之处和功效不佳、成本过高之处（即所谓“立法空域”和“立法软地”），发挥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特殊作用。

由上可见，行政指导是社会生活发展、治国方式变化和行政模式转换的产物，是对传统的“依法行政”以及进一步对“委任立法”的必要补充，可以在行政法治原则之下发挥积极作用。换言之，这是由于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更基础的层面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更多的实施积极行政（包括行政指导行为）的客观需求和条件，使得传统的依法行政范畴增添了内涵，促成了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因此，现在人们考量行政指导实践中的依法行政问题时，视野不应局限于“法律保留说”这样一个层面的争论之中。

（三）关于行政指导合法性的“法”的一般构成

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还可通过对“法”、“法律依据”等概念的具体分析，来进一步加以认识。

依法行政的核心词是“法”，对它的外延作何理解，关系到能否科学、民主、合法、高效地“依法行政”。按照传统的依法行政观，这个“法”只是也只能是国会制定的法律；但随着社会生活与公共管理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演进，人们对依法行政这一概念的认识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主要表现在实行依法行政原则较早的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由简单呆板到宽泛灵活的发展变化，也即由形式法治主义到实质法治主义的发展变化，它包括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司法控制等多种监督制约机制在内，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传统和现代的控制方法在内。具体而言，就是对作为行政活动依据的“法”的理解逐步扩展，于是在一些国家，行政所合之法还包括习惯、判例、解释、法理、政策、道德等，在某些有限制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符合习惯、判例等不成文法规则也可被认为合法，此类情况在各种法律传统的国家广泛存在。日本著名法学家千叶正士教授也曾指出，不能将法律仅仅理解为制定法，而应将法律视为三层结构的一个整体。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法律是法律原理、官方法、非官方法这样三层结构组成的（这三要素可简单理解为由自然法、制定法和习惯法引申而来），它们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现行法律的整体结构，适合于并调整着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中各民族的全部法律生活。[[8]]可见，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机关在没有行政作用法（一类制定法）的具体规定时亦可实施的行为方式，乃是对传统依法行政的必要补充，其合法性已蕴含于现代依法行政理念之中。

（四）行政指导的法理背景分析

行政指导自“二战”以来首先在日本，20世纪后期陆续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发展，发挥出特殊的功效，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国家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行政方式和政府职能、职责，这决非偶然现象，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战后各国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的发展对公共行政管理提出了积极灵活高效的广泛需求等原因外，还可从西方法学理论包括行政法学理论的演进过程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其原因。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略加讨论：

1.社会学法学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以后，国家大量和广泛地干预社会，“法社会化”成为时代潮流并深刻有力地影响着社会发展。从社会生活出发并面向现实社会关系来探讨法律制度的社会作用和实效，以评价和改善法律制度的所谓社会学法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法理学之一。社会学法学把法与社会联系起来考察，着重对法的社会内容、社会作用和目的、效果等进行分析，这有利于认识和理解法的本质。例如：赫克就认为，法起源于利益的对立、矛盾和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对利益的平衡，这就从法的目的和内容上触及到了法的本质；而庞德则进一步系统研究了利益分类、利益主体、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法律进行利益平衡时的价值等一系列利益问题，还分析了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诸因素对于法及其运作的作用和影响，这大大有助于人们更多更深地理解法的本质和概念。[[9]]西欧的社会法学于20世纪初传入美国后，得到了极大发展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当代美国的两大法学派，即现实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实用主义法学派，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庞德（Roscoe Pound）。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思想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并综合英国分析法学和德国历史法学的主要观点而形成的庞杂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法的社会效果说”、“法律社会工程说”、“社会利益说”，以及“本能和经验法源说”、“司法立法说”、“预防刑法说”、“新万民法说”等等。[[10]]纵观庞德的主要著述观点，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利益说”，即认为法律应在协调、调节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1]]结合前述行政指导的特征和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的内容，不难看出：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学法学正是其推行行政指导的主要理论注释和依据。由于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的体系比较完整，逻辑比较严密，集西方社会学法学思想之大成，加之“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向世界各国扩张和渗透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因素，所以战后社会学法学对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对日、德等大陆法传统国家的行政法治产生的影响是广泛深刻的，这也从理论支持的角度大大促进了行政指导在当下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和展开。

2.综合法学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于西方的综合法学（亦称统一法学），是西方三大主流法学派在相互论战、批判又相互妥协、融合中发展的产物，它以开放性、多向性、多维性、动态性的姿态积极影响着当代西方法学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当代西方法学和法治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综合法学认为：法律犹如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而传统的主流法学只是分别从法学形式、价值或事实等单一因素来理解法，这是很不全面、很不适当的；鉴于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若干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以及若干价值判断都影响着和决定着立法、执法和司法，故应对法作全面、综合的认识和理解。综合法学强调，应当把“被统治者的同意”（即公民积极参与行政活动的过程）以及所有在民主进程中所包含的东西，纳入实在法的本质之中来加以把握和实践，这种认识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法治发展的。综合法学还认为，在任何切实可行的法律体系中，为了保证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为模式，都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权力和群体信念的结合；过分强调权力因素而轻视法律中的道德和社会成分，是十分错误的。[[12]]由于综合法学的稳健发展和广泛影响，其上述观点对于行政指导这种比较柔软有效的非权力强制性行政方式的出现和普遍采用，可以说起到了某种理论铺垫作用。

3.现代行政法注重平衡之理念的影响。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由于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日益广泛深入人心，民主参与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同时，行政机关积极行使行政权力，加强行政干预，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更快发展，故行政权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因而以控权为宗旨的近代行政法受到了严重挑战，更加注重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现代行政法便应时出现和发展，并在行政法律制度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反映这一行政法治进程的行政法学理论观点主要有“平衡论”。[[13]] 按“平衡论”的观点，传统行政法是一种“命令－服从”模式，行政两造之间（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之间）是“命令－服从”关系；但行政权的强制作用并不总是万能的，它会由于相对一方有形或无形的抵制而大大降低其功效；行政机关也并不总是需要运用行政权来强制实现行政目的，还可运用一些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手段来使相对一方主动参与实现行政目的，或自觉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行政两造之间增加了“积极建议－自主选择”关系，在此过程中实现行政两造之间的权力与权利之平衡，而行政指导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行政指导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变化过程中受到平衡理念深刻影响，应时而生和不断发展的。[[14]]各国的实践证明，柔软灵活的行政指导手段在近几十年得到广泛采用，并逐渐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念的产物，同时它对于改善政府形象、保护公民权益和平衡两造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行政法理论的创立提供了例证，创造了条件。

二、结合我国法制现实看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一）依法行政原则在我国的一般理解和表现

在我国宏观社会背景特别是行政法制发展背景下动态地考察依法行政的原则和实践，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行政指导的合法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行政法学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比较明确地采用依法行政的提法。在引介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有关理论中，日本的依法行政理念特别是“三要素说”对我国的影响较大。[[15]]一些学者提出：在我国，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原则在行政法中的体现；行政机关要依法办事，自觉遵行“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由行政机关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决定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此后有学者更系统地提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其内涵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依据法律、职权与职责统一等等。[[17]]这些阐述，都着重强调了行政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尽管有的解释对司法审查的作用强调得不够）。总的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对依法行政这个概念的理解也逐步演进。

但也应看到，无论人们主观上想把行政法律规范体系设计得如何周全，实际上都不可能穷尽行政事项并对之全部作出细密的规定，难免存在行政的法律空域（此即“立法文件永远落后于社会生活”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而且从起源上看中外是先有行政后有法律）。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上述矛盾，在逐步健全中的我国行政法制也有表现。特别是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入WTO，处于社会转型和快速成长期之际，各种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迭出不穷，许多社会关系都需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来及时有效地加以调整；而无论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现实对行政法律依据的客观要求，人民政府的角色要求又决定了它不能以“此事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为由而对某些现实的社会管理需求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因此，（1）在已有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此法律规定实施行政指导，这当然不构成合法性冲突；（2）如有关于行政决定、行政规划、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为了更及时、有效和经济地达成行政目的，可在依此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之前，作为弱行为前置程序（起一种替代作用）而实施行政指导，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3）如无上述行政作用法的具体规定，行政机关还可在不违背一般法律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出于正当目的且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指导，笔者认为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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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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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

1、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按照《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第五个五年规划》的要求，扎实全面地开展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一是加强领导，强化目标管理，努力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从根本上规范和促进各部门、各单位的民主法治建设。二是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增强普法教育实效。广泛与新闻媒体协作，形成多层次、多手段、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态势，构筑法制宣传教育社会平台，开拓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宣传教育新途径和新领域。三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法律六进”活动。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培养树立先进典型，总结交流推广经验，务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四是按照县委、政府的相关要求,适时认真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统一参加县级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培训。通过开展“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2、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始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原则，深入开展民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好“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不断拓宽安置途径，预防和控制“两劳”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组织，对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民工提供及时、便利的法律服务，并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减、免、缓收费，扩大救济制度的惠及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整体素质，是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实现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树立“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的思想，不断强化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开展活动，树立全体干警终生学习的理念，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提高三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在提高政治素质方面，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相关文件精神作为理论学习的中心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的精神实质。二是加强队伍的业务培训。每年都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人民调解等各类业务的培训。同时，组织全体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认真学习《公务员法》、《公证法》、《律师法》、《法律服务工作者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综合业务素质。三是提高理论素质。严格每周二、五的行政学习制度。此外，特别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及职业道德建设。教育职工自觉遵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办关系案、人情案;不出关系证、人情证，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的来讲，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这几年来通过我们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一些好的思路，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形成了强烈共识：一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力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不断增强司法行政的活力和动力;二是必须树立科学发展的新理念，紧紧抓住规范化司法所建设的机遇，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资源和环境的统一协调;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更多地关注民生、促进和谐、保持稳定，始终不渝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四是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作用，维护党的核心地位;五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对此，必须很好的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看到我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局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

1、开拓创新意识不强

近年来，随着我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各种成绩和荣誉的取得，思想解放的程度却相对趋缓，满足现有的工作状况和既得的成绩荣誉，争先进位的意识弱化，存有小成即安，小绩即满的思想。特别是面对司法行政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虽然我们从制度和机制上进行了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看，创新成果还不够显著，有时习惯于就事论事解决个性问题，从制度、机制上着眼，通过完善制度、机制解决共性问题意识不强，对如何发挥制度、机制建设在引导司法行政又好又快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到位，特别是在如何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干警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大胆改革创新。

2、基层队伍建设、机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干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抓得不够得力，导致个别人没有完全做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做为评判自己工作优劣的标尺，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还没有根深蒂固，服务工作不是十分到位，质量不是很高。

3、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策划和组织大型法制宣传活动不够多。在协调和调动社会宣传力量开展法制宣传方面做得不够，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还比较薄弱，宣传的广度、深度和社会影响力还不够高。

4、班子抓落实不够

工作过于强调忙，只求完成任务，没有完全做到深入细致,工作方法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统筹兼顾。在业务工作方面，认为各科室、基层所比较懂得各自的情况，只要任务分配好，各自的工作就能干好，而实际上各单位的情况有差距。另一方面，认为每一项工作都有专门的人员去抓，自己多督促几次就可以了。在工作安排上，强调每项工作都要有新的提高、新的发展。但在具体落实上，没有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

5、班子成员之间、班子与职工之间协调沟通不够

由于强调抓各项业务工作落实较多，加之深入基层社调研不够，这样就与同事交心谈的机会较少，就不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意愿与想法，不能从他们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深刻剖析这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除了区域发展差异大、原有基础比较薄弱、许多业务比较新、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等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我们在主观上还存在许多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旧观念、旧思维：

1、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领会不够到位。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局领导班子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领会还不够到位。一是理论学习不够主动、深入、系统。在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方面，还不够深刻、全面，还没有真正做到入心入脑，形成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做到跳出过去看未来，跳出攸县看攸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县司法行政工作。二是对“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运用不够。领导班子在统筹内部资源与协调外部社会力量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特别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解决实际问题，在主观努力方面还做得不够。三是对“以人为本”核心地位的理解不够彻底。没有真正地全面理解“只有不断地提高惠民的成果和水平，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

2、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精神学习不够到位。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确保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公正司法，是法治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法治创建工作，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推进依法治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须突出教育引导，夯实司法为民思想基础，引导广大司法干警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障人权、服务大局的理念。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精神学习还不够到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力度还不够，还存在一定的空挡和盲区，尤其是农村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工作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3、对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不够到位。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够到位。虽然落实了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安排了相关政治理论学习，但是没有更好的联系实际，没有经常性地开展班子成员与一般干警的交心谈心活动，没有切实全面把握干部们的思想波动。二是工作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干警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在建设和实现新形势下的机关勤政、廉政、高效目标方面还有极大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4、对司法行政基本保障的争取不够到位。一是在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基层理顺关系，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司法所建设方面做的还不够。二是在统筹分配资源，以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职能作用方面，我们的安排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合理化。

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思路和措施

在学习调研、分析检查阶段，县司法局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通过学习讨论、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和措施。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加强和改进司法行政工作，不断提升法律服务、法制宣传、法制保障的能力和水平，为创造我县科学发展良好法治环境当好参谋、做好助手、搞好服务。

1、加强司法行政改革，努力争先进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目前我局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抓实、抓细、抓小入手，全力推进我局各项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建章立制，进一步加强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模式及措施。量化考核，指标约束，奖惩激发，切实强化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多方联动，密切合作，努力使有限司法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2、转变工作作风，优化行业服务。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实现服务理念追求真诚，服务内容追求规范，服务形象追求品牌，服务品质追求一流;二是抓好窗口优质服务规范化工作，加强对律师公证人员的教育管理，使人民群众真正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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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提升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168-2

法律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国家要实现法制化建设的目标要通过社会各阶层对法律的尊重、了解、接收及认可。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而大学生中的学生干部是大学生中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的法律素养将引领整个社会青年群体的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对法律的信赖程度。因此，对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起到对其他学生的模范带头作用，还将有利于促进他们自身的全面发展，增强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在校园内形成良好的法律风气，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的整体法律素养。

一、培养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在大学的日常学生工作中，法律的落实及落实的程度，都离不开对学生干部的综合素养的培养。而学生干部的综合素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律素养。提高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培养，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使得学生干部学习法律知识，具备高尚的法律信仰，把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行为准则，并通过这一行为准则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带领其他同学认真领会法律的精髓，从而成为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加强学生干部的法律素养，使其明白法治不仅仅意味着具有良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它还内在的包含着崭新的法治思想、精神和法治理念。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和良性发展规律的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要求依法确定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和相互合法交易的市场自由。但是，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以市场主体的法律素质的提升为前提条件。作为未来经济建设骨干力量的大学生，他们的法律素养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因此，提升学生干部的法律素养，使学生干部知法、懂法、守法，掌握法律知识，自觉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养成依法办事的思维习惯，对于促进社会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积极价值。

提高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培养，是学生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与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新的历史形势，面对新的发展起点，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了全面发展教育，重视素质教育的培养。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受单一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导致学生的综合能力不高，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除考试内容以外的知识了解不多，知识面窄，缺乏创新意识与能力，适应社会能力差，这样的情况已很难满足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解决的出路是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传统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高校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律素养是这一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面提高学生干部的法律素养对于高校的素质教育有很大的示范、引导效果。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是一个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与法律素养的人。那么，合格的学生干部理应首先是合格的公民。通过法律素质的教育与学习，使学生干部在学习以及以后的工作中，有一个普遍而明确的行为规范，这是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在当代社会，法律已经逐渐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帮助学生干部形成相应的法律素养，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二、现今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现状

（一）法律观出现偏差，脑海里少根“法律”弦

一部分学生低估了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把权力看的很重，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不是很高。有调查显示，只有10%的学生干部认真读过宪法，有近70%的学生干部对民法只是略知一二，对于刑法的了解度更是少之又少。这种认识水平将会导致学生干部在遇到自身权利被侵害以及同学权利被侵害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三是部分学生干部把法律看成是一种神圣而远离自己的东西，认为它纯粹是一种强制手段、统治工具，只要不去杀人放火，一般与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学生干部法律观念的偏差将会影响其自身法律素养的提高。

（二）学生干部法律知识学识层级较低，法律素养较低

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具备法律素养的首要条件。了解、认知法律知识的多少与法律素养成正比例关系。现今，我国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知识水平偏低，法律知识薄弱。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系统的学习过法律知识以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不具备一定的法律学识，达不到一定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认知处于模糊阶段。例如2006年2月23日，清华大学机电系专业学生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内的狗熊，造成多只狗熊受伤。这一事件充分的证明了学生法律知识储备不够，严重缺乏法律素养。

（三）部分学生干部法律信仰缺失，难以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最高标准就是法律信仰。这种信仰包含了对平等、正义、人权等法的价值的恪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目前的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普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这与传统的法律意识及社会、学校对学生法律宣传不到位有很直接的关系。

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升学生干部法律素养

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学生自身的努力等共同因素去完成、实现。针对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的提升，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找到一条适合独立学院学生干部法律素养提升的有效途径。

加强对学生干部的法治教育

设立试点，让部分独立学院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分开进行教学，特别是要将“法律基础”作为每位大学生专业必修的课程来认真对待，以此为契机建立“法律基础”的学分与学生的本科学位挂钩制度。

提高“法律基础”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领导成员组成评审专家组，定期对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评估。受到学生好评的优秀讲师，学校对其进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教师的奖惩机制，不但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而更重要的是，严格的教育管理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相关法律知识，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大有帮助。

独立学院设立学生干部法律知识学习研讨班，通过讲座、专题授课、模拟法庭等形式对学生干部集中进行法律素养的培训，以此带动整个学校法律风气的提高。

四、加强学生干部的自身法律修养

大学辅导员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和指导，做到法律宣传、教育、管理、服务有机结合的模式，帮助学生干部树立法律意识，强化学生干部的自身法律修养。组织学生干部开展各种相关的法律活动，例如，收看法律宣传片，进行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加强学生干部法律知识培养的互动与交流。使得学生干部养成知法、懂法的良好习惯。在活动中，使得学生干部对法律知识产生兴趣。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干部既实现了自我完善，又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养。

五、培育学生干部的现代法律观念

就独立学院学生干部这一群体而言，要培养他们具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法律观念，以影响、带动全体学生信仰法律、接受法律、运用法律，为实现法治开辟道路。然而，在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许多独立学院学生干部尚未完全形成“法律至上”的健康精神品格。因此，只有不断强化学生干部的法律权威观念，才能使其对法律的感性认同内化为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他们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尊重法律、积极维护法律。

参考文献：

[1]李润青.高校校园的法治环境与法制建设[J].南方论刊，2010，（1）.

[2]梁正瀚.法律信仰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之维[J].法制与社会，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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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新时代

立法、法治，是法律管理层面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在高等教育学生管理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及监督，也脱不开这两点。《宪法》规定，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各级行政机关、政府部门具有立法和进行法律法规建设的责任及义务，而具体到各个执行机构，如高等教育机构，其责任主要就是法治或依法管理。高等教育执行机构或其管理者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正义，促进其和谐发展。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学生管理的法制化一直以来都是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全面提出依法治校的基本要求以来，21世纪初期，教育部就对依法治校给出了明确定义，即严格遵循教育法律的导向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做到将学生的人格和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努力营造以法治精神为背景的良好育人条件，不断提高教育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提高高校依法处理和解决各种学生、学校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1］。这一意见将依法治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两年后，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横空出世，将学生在校期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高校学生正确享受、履行权利和义务从此有了官方的权威的法律依据；早在2012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变革面对新的机遇，教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别指出，师生为主、法制为器，是创造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育人环境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带来的是社会的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剧变，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自由化，公民开始对权利和法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更高的要求。高校学生经历了中小学时期的长期高压，许多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处在“放飞自我”的极端状态，但是另一方面，这批相对素质较高的学生对待新鲜事物和思想的接受能力和速度又是其他群体无法企及的。随着依法治教进程的推进，我们时常能够在各类媒体上看到高校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权责争议案件，这表明高校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渐增强，逐步开始用权利本位思想武装自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墨守成规的传统学生管理模式必然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寻找高校及学生之间新的定位，寻找新的、适应社会和教育教学发展的新的学生管理手段，也变成了各大高校、各级教育管理者们争相研究、热烈探讨的时代课题。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意义

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手段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夫子的时代，“人治”的色彩也是从封建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在这种近乎专权的管理体制下，教育者往往习惯于自己的主体地位，往往强调对于学生的绝对领导和绝对权威，往往不能容忍反对及质疑的声音。大学生的权责意识、法制观念也随之不断更新和强化，这种传统的、老旧的、不平等的教育、管理方式慢慢不被学生所接受，反对、抗争的声音不绝于耳。因此，高校学管工作的法制化改革刻不容缓。（一）有助于保障高等教育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始终在追赶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旨在打造层次结构合理、学科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了集科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于一体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体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985”工程后，“十二五”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国家战略，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利于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2］。长期以来，政策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保障力量，法规的保障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及利用，高等教育事业也不例外。诚然，没有政策，高等教育就没有肥沃的土壤、难以发展，但法规的作用是政策无法取代的，没有法律法规保障的发展，后劲不足、发展不畅。只有以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为主，政策保障为辅，双管齐下，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有助于提高高校依法治校的管理水平。社会各界对于“依法而治”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在落实上也有各自独特的方式方法，对于教育领域而言，依法治校是重要举措。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人的管理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学生管理是学校工作的第一要务，依法治校就是要求依法管理学生。我国高等教育由于广泛存在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划分不明确、工作效率不积极等问题，管理效能不足、收益不高。学生管理法制化，可以有效杜绝上述不良现象的产生，促进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良性发展，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社会法制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土壤，而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思想对于行为具有先导作用，法制意识即是遵守法律的理论先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当代大学生既是主力军，也是一支生力军，所以高校对于大学生的培养远不能拘泥于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有责任和义务提高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两者有机结合才是他日大学生们在社会立足的根本。实现高校学管法制化，当代大学生可以深入社会法制化发展的内部，使他们对法制的感受更加理性化，有助于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四）有助于平衡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学生是教育的客体，大学生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年纪更长、获取资讯更便捷，反而会出现将心智不成熟误作个性独特、将过于自我为中心误作思想前卫等情况。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常常需要将学生作为主体看待［3］。也就是说，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需要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目的、以学生为导向。需要注重于保护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将关怀和关心学生作为学生工作的主旋律。成立学生自治组织，鼓励学生对于一些简单常规的事务进行自治自理，同时亦不可过度，对于涉及原则性的，或确属学生不具备自治能力的事务，应明确并由学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格管理，并建立健全的沟通、反馈机制［4］。即高校学生管理应权责明确、张弛有度、有节有界，既不可一味放权，做“甩手掌柜”，亦不可限制过当，以免打压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具体实践

要实现高校学管工作的法制化，方法得当、举措得力是教育管理者工作的重点。可依靠教育部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文件精神作为理论依据，结合学管工作实际，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5］。（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是一切法制化进程的基本前提，高校学管工作的法制化离不开成熟的教育法规基础，这些法律法规既是教育管理工作实施的标尺，也是教育管理工作前进的基石。每所高等学校都设置有其学生管理条例、考试管理条例、后勤管理条例、违纪处罚条例等，这些常规制度规范了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和学生的行为，它们从属于各级高等教育法规，既体现了法律法规约束功能的共性，又有其涉及对象、实施领域的个性。只有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相互配合、相互完善、相得益彰，法制才是完善的、成体系的，法规的实施才有明确而具体的标准。诚然，在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无论是《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还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教育相关部门出台的行政管理规定，都为高校学管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施依据，但依然不能够完美地覆盖到有关教育教学的各方各面，如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权责界限、学生与高校的纠纷处理方式都属于没有涉及的灰色地带，更有甚者，某些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本身便违背了有关法律法规，这显然会阻碍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和正确性，影响各类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规定的有效实施，对于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不利甚至有害的。因此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必须还要考虑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规章制度，以便更有效地执行。（二）完善高校法制化管理的方式和方法。要实现高校管理的法制化，就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具象化的法制化管理、反馈和调节机制。如，许多大学的学生管理规章和规定中都特别地增加了学生处理的申诉机制，当大学生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可以有具体、明确的方法、途径向学校表达自己的异议和诉求，这就是高校法制化管理的具体体现，学生、学校的权责都有明确的依据去执行，通过合理途径对于涉权问题进行申诉和处理后，学生如果对处理结果存在异议，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诉，亦可要求社会第三方介入，如求助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甚至人民法院等，这些做法对于合理地处理学校及学生之间的权责纠纷和矛盾冲突，体现法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维护了学生合法的权益，另一方面也间接为高校免除了后顾之忧。再者，高校学生对于学校来说不可避免地属于弱势群体，对于这一客观因素，高校亦有义务为学生提供法律帮助及法律服务，进一步增强其法律手段、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三）强化教育各界的法制观念和意识。法制的建设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义务，与社会各界都息息相关。许多人认为相较于法律，政策与生活联系更紧密，我们应该按政策办事，因而漠视法律；有的认为法律只是制裁犯罪分子的手段，与他人无关；还有的认为高校是专心学习的地方，法制建设与高校关系不大等等。高等教育学生管理法制化，必须改变以上的错误观点，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法制教育。教育各界都对法制有了足够的认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才能有肥沃的土壤［6］。学生相对于学校来说属于弱势群体，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弱者心态会阻碍学生合理诉求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学生对于法制的认知也不足以支撑其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学校拥有学生个体所远不能及的资源、权限和社会影响力等，如果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极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权限和社会影响力，操纵事态的发展、逃避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现象对于学生与学校间的权责纠纷的处理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教育所涉各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都需要强化法制意识，学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法制观、正确地使用法治手段、积极地对待法律赋予其的权利和义务，而学生则要摒弃弱者心理，用法律武装自己，既要敢于维权，又要善于维权、合理维权、依法维权。（四）重视高校法制教育与网络结合。近年来，受网络技术井喷式发展的影响，以微博、抖音等平台为代表的自媒体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们深刻影响着当代学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高校学生心智不成熟、阅历不丰富、判断不客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非常容易丧失理性，片面、偏激地了解问题、发表言论，甚至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此外，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各行各业“内卷”严重，一些无良媒体为了赚眼球、博出位，丧失了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操守，输出的观点夹带私货、故意引导舆论，而大学生往往容易被利用。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高校甚至社会的“定时炸弹”。不可否认，网络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挑战，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必须顺应时势，将网络空间，尤其是网络自媒体领域的法制教育重视起来。此外，高校也应积极探索将网络自媒体的资源和特色运用到学生管理的实践中，意识到信息化管理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积极作用和意义［7］。打造多元化、现代化、网络化的学生管理模式。尝试建设校方官方自媒体平台并设立专门的责任机构，发挥喉舌作用，宣传、展示学校的政策方针、校园文化、科研成果、新闻动态等。同时，可以通过自媒体充实学生的意见反馈、维权投诉、沟通建议渠道，打造更完备的学校学生联系枢纽［8］。

参考文献

［1］王雪，武丽丽．高校建立学生党员理论学习长效机制的着力点［J］．甘肃农业，2006（9）：179-180．

［2］余智慧，陈鹏．“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挑战与政策供给［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16）：41-47．

［3］王永新．科学发展观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创新［J］．学理论，2009（12）：9-11．

［4］王秀彦，袁文，苏林琴．当前大学生自治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北京教育（高教），2010（Z1）：80-81，117．

［5］赵鹏．加强民办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对策研究［J］．教育界，2016（7）：21．

［6］朱艳民，马浩辉，任怀敏．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的若干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5（10）：137．

［7］李超毅．自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1（13）：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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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启示

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既有一定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借鉴的就是在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旗号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交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元。如何管理好一个现代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获取管理对象的准确、完整的信息。不了解管理对象，一切管理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定是无效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管理“熟人社会”与管理“陌生人社会”不同。管理“陌生人社会”首先要让“陌生人”现形，首先要掌握“陌生人”的确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篇10

[关键词]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设区的市）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的结合，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国家范围内（包括当下中国）的区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之，当下中国的国家法治发展，就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乃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国家法治发展趋势和走向，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相协调而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它所展示的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在特定地域中展开的具体生动的法治场景。所以，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主要是指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能否成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在这方面，学界的认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大体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共识，即：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尽管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法治发展与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反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里，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这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也是个别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时又是同一的。”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个别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个别）三个环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则。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于人文科学。”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㈤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这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整体，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异之处。”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而这仅仅是和某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的。面对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a）历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或（b）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普通现象的意义。”社会科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而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或者显现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韦伯在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无二的终极目的。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19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有效性并不是历史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而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价值所应有的。”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诚然，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因此，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在我们看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和县域三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国家的国家法治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