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范文

时间:2023-12-28 17: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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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

篇1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兆量.中国民俗地理探幽[J].经济地理,1999,19(1):1-5.

[2]刘德荣.福建医学史略[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3]肖林榕,林端宜.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于秀萍,刘典恩.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12):14-16.

[5]陶功定.生态医学思想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J].山西中医,2004,20(3):36-40.

[6]纪文静.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柳州师专学报,2006,21(3):123-123.

篇2

关键词: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1C-0077-02

高校教师发展起源于19初期,到20 世纪70 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中逐步兴起。它是专门为教师个体发展而设计的一些发展项目,主要内容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完善,实现系统化和综合化。目前实施的高校教师发展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提高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教师发展项目,这类项目为教师提供一些授课帮助,例如,在课堂组织、学生评价、课堂讲演技巧以及作为导师的指导、建议和纪律管理等方面给教师提供咨询和学习服务;第二,提高高校教师作为学者和专职人员水平的项目,这类项目着重帮助高校教师通过基金申请、、学术兼职、行政管理等工作进行职业规划实现专业发展;第三,提高高校教师个人能力的项目,着重培养教师的人际交往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健康管理能力、建立信心能力以及对抗压力的能力,旨在提高教师的主观幸福指数。其实施形式也从最初的学术休假发展到设立高校教师发展的专门组织机构。从高校教师发展的推进过程看,高校教师发展的内涵以及实施方法随着时期、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在不断更新和变化。因此各类高校应该根据文化传统、学校使命、师生规模等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师发展活动。

一、施行高校教师发展的必要性和应具有的本土特色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阶段,国家、社会、人民对高校教学质量的需求提高。为了配合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国家、政府和高校投入很大力度开发新校区、扩充教师队伍、调整专业结构、建设课程和教材、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估,师资队伍质量这个软件的建设对于教学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教师发展在欧美国家的实施情况来看,高校教师发展,在促进高校教师自我发展、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保障教师活力以及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 我国教师发展项目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对“教师发展”这一起源于西方教育模式如何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环境,尚在探索和实验阶段。现阶段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到高校的三级行政管理机构, 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为了使高校教师发展发挥作用,我国的高校教师发展应具有本土特色,满足教师发展的需要。

(一)教师发展形式应多元化

目前我国教师发展的开展仍以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为主,针对教学能力的培训较少且多针对青年教师展开。培训工作的管理多是自上而下,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教师培训进行统一管理,优点在于能够集中优势资源,但并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教师实现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平衡,较难满足教师个性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可借鉴于民间办学机构的运作方式,发挥教学发展中心的服务作用,例如,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并深入分析教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统筹专业或者地域资源,开展工作协作、交流参观、交换访问等形式的相互学习工作,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推动教师发展更高效的实施。

(二)教师发展的服务对象应具有针对性

现有的高校教师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特别是针对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多以青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刚入职时往往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绝大多数缺乏教学实践经验,教学技能掌握不够,对师德建设缺乏自觉性,迫切需要集中培训,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能力。但是其他年龄和阶段的教师,仍然有发展的需求和愿望,例如,随着技术和学科的发展如何帮助职业中期和晚期的教师积极更新技术能力,如何帮助教师克服随着年龄增长产生的职业危机感,以及中年教师如何面对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等。

(三)教师发展评价体系需具有全面性

目前我国的质量评价体系过多强调了教师学术成果,表现出“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在建立教师评价体系时,要充分考虑教师发展的目标,避免单纯通过教师待遇与职称评定体系使教师为了自身利益而被动发展;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热情,帮助教师在工作中发现乐趣主动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

(四)教师发展人员的专业化

教师发展中心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需要具备优秀的演讲能力、组织沟通能力、熟悉学校文化、具有教育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能为教师的各方面发展提出建议,同时还需具有高校教师发展的研究能力,能够运作教学发展各个项目指导实践工作。目前我国在培养专业教师发展工作者方面还很薄弱,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培养专业的高校教师发展工作者队伍。

二、中医药高等院校实施高校教师发展的特性

中医药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有现代高等教育的一般特点,又有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正因为这种特殊性,中医药高等教育除了存在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还有行业自身的问题。因此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实施教师发展,既需要面对目前高等教育中的各种问题,也要重视针对中医药高校的特点,进行有中医药特色的教师发展。

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首先应顺应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卫生服务事业发展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教师发展规划。为满足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需要,通过促进英语教师与专业教师的合作,使青年教师发挥其掌握先进理念和语言学习快的优势,使老教师发挥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鼓励教师通过互助合作开设国际化课程。对有临床教学任务的教师,通过教师发展的施行,研究并帮助教师解决医、教、研多重任务的平衡,使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应体现中医药特色。中医药高等学校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将来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专业型人才,同时传播中医药灿烂文化,因此,要求教师对中医药理论及其深厚内涵有深入的认识。中医药院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多关注自身领域的研究,对中医药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素养及人文精神的培育缺乏主动性。在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中,不仅要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还要陶冶教师的情操,培养有深厚东方文化属性的中医药教学队伍。

中医药的继承具有厚积而薄发的特点,为实现学生的发展,需要教师各方面能力有更深厚的功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过教师发展提升高校师资队伍质量需要有积累的时间和过程。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需要深入研究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在实现方法上除了借鉴欧美国家的先进理念,还可以使用我国现代教育早期的听课制度、优秀教师的经验介绍、老教师一对一的传、帮、带等的形式,促进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中医药高校教师发展仍然在探索和不断改革,虽然其道路可能充满坎坷和挫折,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不断的完善和调整,中医药高等教育在不久的未来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基金项目: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C04-1008)。天津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2013JYA010)。

参考文献:

[1]王春玲,高益民.美国高校教师发展的兴起及组织化[J].比较教育研究,2006,(9).

[2]徐延宇,李政云.美国高校教师发展: 概念、变迁与理论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20).

[3]董玲,彭代银,乔延江.国外高校教师发展现状及其启示[J].中医教育,2013,(32).

[4]周刚,李明.我国高校教师发展的时间、问题及对策[J].人力资源管理,2012,(1).

篇3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中医药国际化;跨文化研究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医学不仅只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2],如此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必然补充[3]。《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巨大应用价值[4],目前在国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的还不多见,西方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但总体还十分有限。本文将对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简介,分析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原因,并讨论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作用。

1人类学概述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起源具有浓厚的博物学以及殖民主义色彩。17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制定针对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对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人类学这一学科逐渐形成。进入20世纪,各国人类学多元化发展。诞生于西方殖民强权的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5];在南欧与中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通过博物馆等大众教育方式,再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义观点[6];前苏联及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则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7]。今天人类学中的不同分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8]。“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是当前人类学家最关注的议题,由此,医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支。医学人类学同时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指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态、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2人类学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2.1人类学与中医药学方法相通

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具有整体观和跨学科的特质,并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现象和中医药理论本质的研究,将产生巨大的价值。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性研究。这一方法将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参与性,同时强调在特定的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又是一种知识工具,它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经验。在纳入现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师徒的经验传递,如跟师生活、采药制备、临证抄方、侍诊于前,强调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业师的日常经验是医者主要的知识来源,而医药知识在这些日常实践中也被生产出来。医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条件者也会将一己、一家之经验心得付梓成书,可谓文章千古,兼济天下,使后来的知识分子亦能按图索骥,自学成才,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医家日常经验的再现,因此具有整体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医家的经验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地方性。这些医家病案汇集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医书中的一大部分,它们从人类学角度亦可以视为一种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代的中国,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是获得和生产中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因此,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这为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鉴于“话语生产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医药国际化所面临的首要障碍,若能在中西医科学对话之外,从文化角度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就能够帮助中医药以更加通用的语言阐释其理论本质,增强中医药跨文化能力。

2.2人类学是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桥梁

我们在对海外中医教育进行调研时发现,目前海外认同度最高且最系统的中医教育正是从医学人类学课程发展而来,它的设计和建设被视为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实证明,中医药作为医学人类学内容切入主流医学教育是对中医药长久发展的最佳方案。1990年,受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马达赫索教授邀请,时为访问学者的中医专家朱勉生教授在达芬奇医学院开设中医课;3年后,增开导引学分课;7年后,法国第一个医学高校的中医文凭教育办成。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初的教研室已经发展为中医系,而中医专业也成为目前达芬奇医学院十几个专业中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专业[11]。这一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医学或药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药剂师、研究管理人员和五年级以上具有处方权的医学本科生开设,并且始终围绕“文化内核”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经络学、导引功、中医汉语、中国哲学、天文学、中国文字文化、中西医比较等,还设置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和中医实习的环节。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理解和运用中医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学员们认为,他们对中医的学习使其临床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医的多种技术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11]。今天达芬奇医学院中医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学和临床,辐射到更加广泛的层面。这一项目的毕业生分散在法国各大医院、卫生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专业的医学学会、医生联合会等,他们从高层次操作,正在从不同角度积极推进中医药学同西医药学的交流合作[12]。这一实例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医学,中医学要在海外生存、发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必然涉及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渗透、吸纳、融合,因此,这是一项跨文化综合性的工程。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教育来说,目前不少西医学院的针灸或中医教学单纯从技术层面着手,而丢弃了中医药的文化根基,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中医药而依附于主流医学的操作,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而作为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医学人类学无疑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2.3人类学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

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人类学能够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1)为行政部门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调整卫生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2)卫生研究单纯依赖于调研数据是不现实的,参与观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同时结合比较案例研究最适合提供卫生研究所需的各种信息;3)为所服务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观念和做法,这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极为重要[13]。20世纪40年代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务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双边发展项目,以促进美洲国家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该机构雇请人类学家对跨国卫生项目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以解决在传统社区中引入预防医学所遇到的障碍。在IIAA的影响下,到了50年代,美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会战略性纳入文化因素,人类学研究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跨文化的健康服务国际卫生项目进行支持性研究[14]。近年来中医药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中医药的国际化已经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向主动“走出去”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医药能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维护人类健康,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务[15]。中医药要走进异文化,需借助人类学,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

3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应用

3.1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了解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医药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中医药国际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外民众不能充分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16]。而海外逐渐兴起的关于中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人类学中医研究)则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20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冯珠娣(JudithFarquhar)、陈南茜(NancyChen)、许小丽(Elis-abethHsu)、蒋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晓月(SonyaPrizker)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中医药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医也逐步走出国门,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吴(EmilyWu)、琳达巴恩斯(LindaBarnes)等对此也有观察和探索。这些人类学家有的到正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有的走入民间跟随“老中医”、有的就职于国外开设中医门诊的综合医院、有的研究脉诊[17]、有的研究气功[18]、有的探索中医药的翻译[19]、有的记录中医药的创新[20]、有的研究中医门诊中的文化现象[21]、有的研究中医药在海外社会中的涵化[22],这些成果鲜为国内学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写的《一张没有织工的网》(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来仍是最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中医读物。由此可见,海外人类学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鉴于此,应鼓励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具体而言,可由相关机构设立研究基金,鼓励海外人类学家开展中医药研究,通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及其文化价值的了解。

3.2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

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医药话语与主流医学(主要是生物医学)话语的可通约性不强,为此应鼓励中西人类学家合作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正如赫拉西奥费伯乐加(HoracioFabrega)所说,生物医学被视为一种正式且科学的知识,存在于国家法律关于疾患的陈述之中,作为一种衡量病态的尺度[23]。生物医学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种尺度,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是科学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认识,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医学不能被视为衡量其他医学体系的尺度。然而目前中医药国际话语的生产主要以生物医学为尺度进行,即目前中医药研究的绝大部分都由生物医学所主导,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医学”,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不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医药也将面临着消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鉴于生物医学的话语具有很强通用性,应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在东西方两种医疗文化之间搭建桥梁,更多地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若干中外学者正在联合开展这样的工作[25]。这些人类学作品将中医药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时也呈现了具体的中医药技术,中医药的国际话语在人类学中医研究中会自然生成和丰富,因而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3.3提高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

中医药在主动“走出去”时,将面临来自法律、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医药传播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效率不高,投入产出比较低,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较弱,为此应聘请人类学家参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设计。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涉及到理念设计、市场需求、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质量控制、医学伦理、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而有关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卫生研究还远不能满足中医药国际化的需求。而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学研究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制度研究、卫生研究以及当地的文化研究。而关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人类学研究,也能够同时增强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帮助中医药走向惠及全球的公共医学。

篇4

中医药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药学是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和科学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它以古代中国哲学元气论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的、连续的、运动的角度分析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即已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可以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中医药学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医学体系。它所以存在到今天,就在于它有存在的价值,有其合理性。西学东渐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医药学“不科学”,是封建残余,要予以取缔和改造。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以及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出现返璞归真、回归自然、重新重视传统医学的潮流。所以说中医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质疑的。中医的辨证施治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望闻问切,针灸骨科等等,都是有科学道理和根据的,是经过我们的祖先千百次用身体试验、临床试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得来的药性药理、诊断经验。

在一场热闹的“中西医之争”之后,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医药,这也是对于我国传统中医药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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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庆余堂;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现代化

胡庆余堂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表征,是中药文化的瑰宝。“江南药王”胡雪岩于1874年创办的胡庆余堂坐落于杭州城吴山脚下南宋御街,时至今日已有138年历史,是中华医药宝库中迄今为止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遗址。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药博物馆,堪称我国中药文化的活化石。“胡庆余堂中药文化”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不断地现代化整合和改良,胡庆余堂已形成包含药材的种植、饮片的加工极、成药的生产、药品的零售以及医疗门诊,甚至特色中医药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极具现代化特色的产业链。胡庆余堂是中国传统中药文化的优秀传承者,是中药现代化发展改良的典范,生动地彰显着我国源远流长的中药文化的活力与魅力。

一、胡庆余堂是中药文化的传承

(1)中药及其制剂的标本保存与展出。中药及中药制剂是中药文化的起源,其保存与展出是对药物资源的保护,对中药文化的巩固与传播,是中药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的中药陈列厅里展出了1000多种药物标本,除植物、动物和矿物药以外,还有近百种珍贵的化石标本。有限的药物资源,加之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很多传统中药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或者濒临灭绝。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对濒危野生药材,比如犀牛、虎骨、豹骨等国家一级保护药材的展出一方面有警示作用,揭示了我国野生中药资源现状,提醒人们如果不合理开发采用、加强保护,这些药物也将消失;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通过人工养殖或寻求其他药物替代的方式来解决稀有珍贵药物日益枯竭的问题。(2)制剂工具的保存与展出。制剂工具是中药文化的载体。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中陈列了各种制药器具,如切药刀、研杵、杵桶、匾子、洗帚;盛药工具,如春花瓷瓶、锡壶、铜壶等。其中作为镇馆之宝的金铲银锅,据记载是由133克黄金1835克白银铸成,用来制造名药“紫雪丹”,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制药设备。(3)中药古方与古籍的收集与研制。中药古方与古籍是中药文化的精髓。胡庆余堂创立之初主要传承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聘来名老中医,研究、收集、整理确实有效的中药古方、验方,并成功研制一批包括胡氏避疽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著名的高效中药制剂。后人将收集的处方汇集成册,编订了《胡庆余堂雪泥丸散全集》,共收集有400种中药处方,至今仍有百余种用于生产。

二、胡庆余堂是中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革新

(1)旅游产业特色鲜明。依托杭州旅游城市及依西子湖而居的地理优势,胡庆余堂发展了一条成功的旅游特色产业。以中药业有关的人文景观为主,加上中药药膳、保健茶沙龙、医疗馆、针灸馆等系列组合,开发出具有中药特色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营造了浓厚的中药文化氛围,不仅借新兴的旅游业创收,无形中还广泛地宣扬了传统中药文化,尤其是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有利于建立全球性的中药文化,增加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改革创新的重要亮点。(2)规范化的中药种植加工及标准化的制剂生产。胡庆余堂在创办时就确立了“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要求,强调药材至“真”,制作要“精益求精”。以此为代表的中药文化渐渐升华为规范化的中药种植加工及标准化的制剂生产。胡庆余堂自从1997年开始涉足中药种植和饮片加工,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内的丽水、昌化等地设立种植基地,投入科技力量,大力发展规范化种植以及制药技术现代化、标准化与国际化,通过建立GAP种植基地有效解决原料来源不稳定造成产品质量波动的问题。(3)中药与中医结合。“是仁乃术”与“兼济天下”的“仁”文化使胡庆余堂不断探索更加确之有效的中医辨证用药法,催生了中药与中医的一体化。胡庆余堂将名医馆与“望闻问切”的诊断合一化,创建了中医特色的医疗门诊,聘请大量的中医专家为患者问诊,诊断后对症对人开具药方,再到药房抓药,极大地方便了慕名而来寻医问药的人。

以胡庆余堂为代表,对中药文化的历史传承,是对中药文化深厚底蕴的一脉相承,使得中药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中医用药倍受青睐;对中药文化的发展革新,是在优秀传统中药文化的基础之上,使中医用药越来越科学,从而使中药从种植、加工、生产、调配、制剂、销售到使用等各方面规范化,完善中药的质量标准体系,提高中药及其制剂的质量可控性与稳定性,从而推动中医用药稳步向“安全、有效、合理、疗效确切”的方向前进,由国内现代化向国际化进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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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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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9]PeltonenI.,MekusickVA.Dissectinghumandiseaseinthepostgenornicera.Science2001,29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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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人生在世免不了生老病死,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生活中不断与疾病抗争,从畏惧迷信逐渐实践,不断认识逐步走向理性,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古时候没有文字,人们便师承口授,随着时代变迁有文字之后,这些宝贵经验便得以记录,这便形成了最早的医书。这些医书不断流传丰富,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代代相传。通过总结对比,不难发现这些医书记录的药物中,最多的便是草类,所记载药物的书籍便被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时,本草就已经流行,但是由于保存技术有限,这些被称之为“本草”的书籍都已亡佚,无从查考。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最早的本草著作就是《神农本草经》,这便是中药发展的起源。

日本汉方药说起来与中药应属于同根同源。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文化政治都互相影响。据史书记载,汉方药在秦汉时期传入日本。中国医学在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医学界掀起了研究仲景医学的浪潮。学术上形成了古方派,成为汉方医学之主流,并与后世方派在学术上产生论争,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日本的汉方药也由此诞生。

二、发展

中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历史。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药一直站在优势性地位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药渐渐不受人们重视。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中国的社会性质却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的社会性质。社会动荡、战乱、经济衰退,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在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大量涌入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加之民国政府废止中医的政策,严重的阻碍了中药的发展,中药的发展困难重重,但是通过学术医药工作者的努力中药仍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药专著有260余种。代表性的有蒋玉柏的《中国药物学集成》,秦伯未的《药物学讲》等等。

日本汉方药的发展也十分曲折。清代,中国医生仍不断到日本行医或传授医学,汉方药逐渐发展成一个明朗的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受西方影响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从根本上排斥汉方医学,汉方药几乎灭绝。进入上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老龄化趋势,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面对如此状况束手无策,西药副作用大价格高,因此汉方医药又逐渐兴起。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汉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三、现状

据统计,中国药品消费群众主要是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后,农村将变成潜在市场。中药包括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中成药。据《2013-2017年中国中药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统计,我国有80%以上的城市居民自行购买过中成药。国内市场的需求成为中药发展的巨大动力,中药在中国又流行了起来。

根据日本社会调查研究所的统计资料,1996年至1999年期间,一般用汉方制剂的生产厂家数在逐年增加,种类也增加了600余种。汉方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老年疾病及慢性病治疗,目前使用汉方药的医师已占72%,而其中又有70%的医师用药时间达10年之久,这说明汉方药在日本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四、展望

去年十月,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肯定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水平。根据我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报告指出,未来十多年,将加速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大幅提高中医诊断与治疗水平,使更多人、更多国家接受和享用中医技术。同时,中国还将逐步实现中药现代化,逐步完善并广泛应用中药标准体系,提高中药创新能力。在国家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国家中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传统药物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经历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工业的根本转变,传统药物也逐渐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与中国相比日本汉方药在产品药剂类型、包装精细度和质量控制以及采用西方制药法等方面均优于中国的中成药。因此汉方药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强大竞争力,也将成为中国中成药的最大竞争对手,对中国传统中药的市场是个巨大的冲击。2007年,第58届日本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在广岛召开。关于记者对于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提问,日本汉方医学者安井广迪医生在大会演讲中,针对日本汉方界今后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议,他指出,日本医学着乃至世界医学者应该面对“中医学已经成为世界标准”的现实,同时也应该强调日本汉方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优势。250年来日本汉方界确实积累了运用《伤寒论》方、《金匮要略》方的超乎寻常的丰富经验。仲景方的临床效果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是有很好治疗效果的方剂群,其具有广泛的适应症和极大的临床意义。同时他还高度评价了汉方颗粒固定剂型的开发,是日本汉方界取得的一项硕大成果,以此扩大了汉方的临床研究和应用。他认为,作为日本的汉方医家,应该把日本的宝贵经验升华到理论水平的高度,从而使中医学的世界标准更加充实与完善,日本的汉方医学拥有乐观的前景。

中日两国作为友好邻邦,在各个领域都有着良好的往来,在医学方面一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两国在中药和汉方药之间,应该互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两国医疗事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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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工程 知识库 知识获取 知识发现

分类号:TP182

引用格式:于彤.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36-343[引用日期]. http:///p/1/56/.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3]。因此,知识获取、知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4]、语义网[5-6]和数据挖掘[7]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专家合作,于1979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家系统DD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8]。此后,全国兴起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9],知识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的重视。近30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0]。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1-2]。旨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1-2]。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学习效率,促M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的知识体系[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医思S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方法[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网等。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16]。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专家系y。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水平[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9] 估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300个,并遍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一交叉学科[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KDD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被用于研究方剂配伍规律[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解释中医证候的本质[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新药研发[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作为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本挖掘(text mining)、语义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1990年代出现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13]。本体在复杂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这一大型中医药领域本体[23] 。TCMLS对中医药领域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40余家机构,近300人进行协同工作[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等一系列大型知识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26]。但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27]相比,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系统[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类、孤立点分析、时序/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Weka、Rapidminer等较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KDD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KDD方法引入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律[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以及中药新药研发[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21];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20]。这些工作表明,面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KDD技术进行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9]。

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有的KDD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6,30]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孤岛”问题。2001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信息空间[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并重新,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30-31]。TCMLS作为一个包含10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100余万个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31]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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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ngineer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Yu T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篇9

1民间医药搜集的方法与途径

1.1文献收集

文献收集是收集古代流失于民间的医药书籍或地方志中与民间医药相关的内容和民间医药专著、民间医药科技论文和会议论文中的内容等。利用文献收集研究方法,整理收录于文献中的民间特色疗法与方药。包括民间特色疗法的临床疗效报道,民间常用草药的名称、起源、变迁、流传、分布和用药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生态、社会记载内容。为抢救民问中医药传统资源.许多民间医药的研究和工作者均做了大量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如甘肃省宕昌县中医医院杨明胜医师用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挖掘、整理研究民间中医中药资源.出版发行了大型中医药史书《宕昌羌藏中医民间医方录》,记载了清未至今中医药人员225人,收集整理羌藏民间土单方1000余首.经验方100余首,并对宕昌羌藏医族传承演变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笔者查阅1979.2009年的CNKI文献.以“民间医药”作为检索词,“摘要”作为检索项迸行检索,仅有227篇文章涉及民间医药的研究.目前对于民间医药研究报道的科技文章与论文相对较少。可见,科技和会议论文收集并不是民间医药挖掘整理的主要途径。

1.2田野调查收集

田野调查是指深人实地考察、直接采集民间医药资料的方法。也是民间医药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之一。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专职或兼职从事民间医药活动的人员大约有50多万人,其中包括乡村医生、街道个体开业医生、散在城乡的民间医药医生.以及部分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医务人员等,这些民间医生许多身怀绝技和特效方药。但这些民间医药大多仍在小范围内口授心传,缺少记录、整理。田野调查法在民间医药研究中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搜集记录各种民间医药及其适宜技术。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运用勘测、询问、交谈、考察等多种方法对民间医生进行实地考察,包括对当地有名的民间医生访谈、参观、群体访问调查及口传习俗的内容等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归纳总结成为工作日志。对于民间医药的田野调查,许多民间医药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多已自发开展。田野调查法收集民间医药资料的优势在于为民间医药研究可提供第一手的感性资料.不足之处在于收集的方药和疗法仅在当地使用.而且有的仅为121述相传,缺乏确切的临床验证资料。且疗效的确切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1.3献方献技收集

1958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收集民间秘方验方的采风运动。鼓励民间医生献方献技。采风运动采集的秘方验方数量多至千万项。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理中医药无偿捐献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对受理范围、受理部门、受理程序、处理原则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对民间中医药的捐献及收集整理等工作进行了规范,并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长期有效的献方献技的邮政信箱、电话和网站。办法实施以来,通过无偿捐献,受理了民间特色诊疗技术和方药200多项。献方献技收集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到了大量的民间验方和适宜技术,但这些验方的疗效确切性亦有待进一步验证。

1.4民间医药数据库

民间单方、验方和诊疗技术浩瀚,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分门别类。取其精华,民间医药数据库的建立是基础。采用数据库构建技术及检索技术.将收集和整理的民间方药和疗法资料录入。包括民间方药、技法的源流,地区分布和应用情况,药物的品种质量、加工方法、用法用量、已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效用属性、临床经验功用主治、不良反应以及开发应用前景等一体化的信息,建立开放式民间方药、疗法的综合信息数据库.实现民间方药和疗法信息的检索、查询、应用、开发和多数据库信息共享的自动、自助作业。目前我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民间医药发掘整理及评价方法研究”课题组已通过调查研究初步建立了民间医药有关的3个数据库,即民间药材数据库、民间方药数据库和民间疗法数据库。通过这些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为民间方、技的定性研究、医疗价值评价、医疗作用分析比较研究等提供了基础资料,有利于对民间方、技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或知识发现研究。

1.5民间医药陈列馆/博物馆

民间医药资料原始传承的特点则为缺乏记录,口耳相授的资料较多,因此,为了更好的保存,进而有效的实现对于民间医药的挖掘整理,我国部分地区、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包括地方政府均着手建立民间医药陈列馆。陈列馆对收集到的民间方药。应结合来源地区的物种分布情况,采集原植物,进行品种鉴定,制成标本、图谱等保存。对民间技法中独特的医疗器具进行收藏,并拍摄民间疗法的治疗过程,保存为影像资料。我国民间中医药博物馆早在1996年重庆建有重庆民间医药博物馆,近年来北京御生堂博物馆在北京崛起,该馆藏品数量较多,又曾于2008年7月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英国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周”活动,影响日渐扩大田。民间医药博物馆成为民间医药文物抢救和民间医药古籍藏品征集整理的重要场所。有效的保存民间医药资源.为民间医药挖掘整理和研究活动提供了支撑。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集的资料数量少,品种较单一,加之民间医药博物馆多为民间医药爱好者的自发收集行为.因此,博物馆运行经费紧张。且缺乏专业的民间医药工作人才,导致民间医药博物馆仅为初级的陈列和参观作用。缺乏系统的挖掘。

1.6民间医药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

充分发挥民间医药科研学术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发挥民间力量已成为搜集民间医药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民族民间医药研究所成立以来.已研制出治疗眩晕症的药物“八仙宁”、“八仙丹”:治疗乳腺小叶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妇科良药。阿莫诺期”、“妇乐康”等一批疗效显著的药物。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通过对散落在民间的壮医学长期的挖掘整理。先后收集了10000多个壮族民间医药验方、秘方及一些医药价值较高的医药手抄本和古籍文物,编辑出版了《中国壮医学》、《壮族医学史》、《广西壮药新资源》、《观目诊病》等论著,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壮医诊疗技法.从而为形成独立的壮医体系奠定了基础。于1997年成立的南宁广博民间医药效方开发研究所。研究成功的苦丁降火茶被誉为居家旅途的方便饮品。民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近年亦呈现逐步开展的态势。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多次有关民间医药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民间医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5年.陕西省首届民间中医药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交流有关学术论文60余篇。2006年7月。中国中医药学会民间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整理分会成立,有效地促进了中医药民间特色疗法的挖掘整理、发展创新。

1.7网络收集

随着医药科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资源的普及,网络也成为许多民间医生展示其特色方药和医疗技术的平台,同时,网络也成为民间医生交流经验和民间方药收集整理的有效来源与方法之一。目前能在网上找到的民间医药网站已有不少,诸如中国民间中医药网、民间医药网、民间传统传承医药网、济南华佗民间中医药研究所网、刘氏医圈网、黄家医圈网等。

2民间医药的挖掘整理措施

民间医药的搜集、整理、挖掘、开发和推广应用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国的民间医药开发目前正在朝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一方面。优良民间中医方药和技能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有的甚至濒临失传的边缘;另一方面,一些虚假民间医药确在扰乱医疗市场。如何有效的挖掘整理成为民间医药工作者面临的挑战。综合目前我国民间医药挖掘、整理工作开展的现状。对于民间医药挖掘整理提出以下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于民间中医药的保护和开发。

2.1加强民间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民间医药的传授特点及民间医生生存的需要决定了民间医药的保守性,部分特色医术与验方轻易不会外传。致使这些民间医药技术时时有失传之虞.这将对我国的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方法,更好的保护民间医生的权益,进而促进民间医药知识的挖掘。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主要有:中药品种行政保护。中药发明专利保护.中药商标保护,中药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保护。中药的外包装设计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国家科技秘密保护和著作权保护。我国目前的中药专利保护主要是照搬西药的专利管理办法,由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对散于民间的秘方、验方等很难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必须建立起适合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传承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措施或行政法律方案,加强民间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维护民间医药工作者的既得利益,只有在民间医药工作者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对民间医药的深入挖掘。对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在逐步开展针对民族医药地区和民间医药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工作。初步选取贵州省作为试点省,结合贵州省正在制定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工作,选择1—2个苗医苗药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试点,探索民族和民间秘方转变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法和路径。促进出台民间秘方转变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促进民间医药知识的有效挖掘整理。

2.2进一步加强民间医药科研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民间医药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将进一步完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强化基地对民间中医药科技成果的孵化功能作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也在进一步支持民间中医中药发展.充分发掘我国丰富的民间资源。但“十一五”期间对于民间中医药的研究仅处于收集和整理阶段。如何从民间中医药中挖掘出优质的医药资源则更为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将民间中医药的研究纳入“十二五”国家发展规划中.在国家各项研究课题中。成立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专项.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并整合国内中医药研究与开发的著名科研机构,建立完善的民间中医药人才资源、医疗和技术资源数据库。

篇10

看过中医的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治疗某个病症时,医生反复开出过多种不同成分的中药材,但是吃过一段时间后,病情却并不见有所好转;或者在看同一种病的时候,在不同的医生那里,也会开出内容迥异的两种药方。这样的情况,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中医师开药似乎全凭经验,如果吃好了,万事大吉。如果疗效不明显,则可以将问题推给中药起效慢。

但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还固守着旧观念。是否也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呢?

“从中医的起源不难看出,中医理论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孕育而生的。中医讲究阴阳五行、讲究气。但是从科学的层面上看,这些哲学层面的东西并不具象。”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皋永利认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属自然科学。鉴于此,中医想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就应该摆脱哲学的笼统。比如传统中医认为,“人身分阴阳,脏腑分阴阳”,而这阴阳究竟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所以中医要想作为具体的科学,必须摒弃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发展出一套精确的表述。用“意象”去解读医学,只是古代医学受时代所限的权宜之策。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中医理论也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从“意象”走向“具象”。

而从另一方面,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田金洲看来,中医理论的发展与其说是滞后,不如说是超前。某种角度来看,中医理论的超前性,将时代背景远远抛在了身后,所以反而显得中医理论不合时宜,不如西方。

田金洲说,比如中医讲究“一人一方”的治疗方法,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药方。而这种方法用西医来解读,就是“个体化治疗方案”。这种方法也是目前西医比较推崇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病因都不相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但不论是“一人一方”还是“个体化医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医生的技术和医德要十分过硬。这样制定出的治疗方案才能手到病除。但是目前中医师的素质千差万别,有些经验不足、治疗能力不高的医生也敢自称名医。他们开出的方子,虽然也可以算作是个体化治疗方案,但是功效就很难保证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个体化治疗方案反而会显得作用不强,有时还会贻误治疗。

“中药无毒副作用”不科学

中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是一种秉性温良的治疗手段,不但药性温和副作用小,还是一种能彻底消除病灶的方法。这与西医给人的治标不治本的观念完全不同。但实际上,中医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温和无害、治病除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教授周平安认为,所谓“中药无毒副作用”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体质不相对应、用药量过大、疗程过长,近10年来有关服用中药导致中毒及严重毒副作用的事件屡见不鲜。

这些事件,有的是因为觉得中药无副作用而长期服用某种中药引起的。比如,龙胆泻肝丸具有清泻肝胆湿热的作用,临床效果非常显著。许多患者,特别是女性,常常由于肝火旺,或肝胆湿热,或肝胃不和,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耳聋、目赤、胁痛、心烦、急躁、失眠等症状,就医时被告知宜服用龙胆泻肝丸。结果一服便起效,症状很快就能消除。很多患者根据自身体验把龙胆泻肝丸当作家庭常备药,上述症状一出现,便服用龙胆泻肝丸,于是就形成了长期地、间断性地、小剂量地服用龙胆泻肝丸的情况。有的患者断断续续服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小量累积的结果,最终导致马兜铃酸中毒性肾损害,发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

是药三分毒。目前,预防非典常用的两类中药——清热解毒方药和扶正补益方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清热解毒药有清热、泻火、解毒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药性味苦寒,特别是老年人和体质虚寒者用药后会造成胃寒、腹泻、神疲、乏力,反而使人体抗病机能下降。而扶正补益药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之分。一般人气血阴阳是平衡的,一补反而打乱了平衡。尤其是青壮年体质好,乱用补药容易上火,造成口干咽燥,尿黄便秘。所以,中成药跟西药都是靠化学成分作用于机体来治病的,只不过大部分药性相对比较缓和而已,绝非没有副作用。

“同时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说法也并不确切。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一套治疗方法,不存在谁治本,谁治标的关系。比如,如果是病菌引起的疾病,西医采用的抗菌药物就能将它治好,这就是找到了疾病的根源,肯定是一种治本的疗法。”田金洲说。

中医药走出国门遇到尴尬

目前在世界上,中医药在很多国家遇到了尴尬的境地:中药不被允许进入主流的医疗市场,只能够以食品、保健品出售。在去年4月,中国的中药企业就撞在了欧盟的“注册门”上。因为欧盟在2004年出台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要求所有国家的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 2011年 4月 30日前完成注册,否则就得在欧盟禁售。

有观点认为,中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之所以遇到了众多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中医的理论滞后了。

此前接受采访的针灸专家告诉记者,中国的传统医学,体系复杂,又往往与文化交织在一起。虽然往往被人们统称为“中医”,但实际上,有很多差别迥异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