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问题和对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问题和对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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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用一整套的法律机制来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一)以法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稳定的社会规范作为前提条件,而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之下,社会主体的行为才有准则,人与人之间才会减少冲突和摩擦,从而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而法律正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首先,必须注重立法的质量。其次,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第三,要协调好各类法律纠纷,不断建立和完善诉讼制度,将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都纳入法制的轨道。

(二)用法制来保障社会的公平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只有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才能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局面。应通过法律制度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社会分配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让收入过低的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那样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应更应注意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二、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法治对策

(一)制定新时期的法治补救措施

必须采取法治补救措施和其他各种社会补救措施,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要加强法律制度的修改工作。修改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的法律制度。二要在解决某一方面新的社会问题时,可以先制定一些单行性的法规。三要加强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工作。四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的沟通机制。

(二)建立完善市场诚信法则和信用机制

诚实信用不仅仅是市场主体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它更应该是一项交易法则。为使其充分发挥规范市场主体的作用,必须从制度的层面对待诚信问题,用法治维护市场诚信,建立市场诚信法则以解决我国市场交易中存在的诚信危机,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与社会信用缺失的密切关系势必要求将信用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制定有关法规、强化法律的规范作用、完善市场信用机制,这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三)加强经济执法环节的建设与保障

从近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法律实施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制定出来的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完全地变成各级执法人员的自觉行动准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乱纪等现象十分严重。要建设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就必须完善强化经济执法机制,而完善强化经济执法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一是通过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彻底改变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地位,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二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制度。将经济管理职能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从经济管理体制上杜绝、违法乱纪等行为。三是完善强化行政法制监督机制,严格监督和制裁经济执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四是在各种经济实体中建立健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

三、以新的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树立新的法律理念,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保障、实现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国家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要和谐

针对不同的普法对象,采取不同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对农民,要以提高其法律素质和维权能力为主,实行帮助教育机制;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以提高其执政能力和执法水平为主要内容,实行引导激励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提高诚信守法、依法经营的意识和能力为主要内容,实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要牢固树立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权利义务理念,调整好权利义务关系,要用全新的视角审视权利义务理念,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树立法治至上的理念

在现代文明建设中,法治追求的价值准则和目标之一就是社会的和谐。规范社会生活的规则很多,而法律规范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规则之一,法律规则是根据社会生活需要而制定的,它体现在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之中,正是这些规则保证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有序和稳定,只有人人遵守和服从这些规则,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因此,法治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追求,也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到观念上来说就是我们应在思想上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我国的法律,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其内容是反映了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而服务的,通过立法保障民众利益表达的权利,增强利益表达的实效。国家应该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规范利益表达方式,以增强民众利益表达的实效。例如,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等方式方法,使政策的制定者推出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提高民众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增强民众利益表达的实效。再次,在立法内容上应制定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标准;只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有序,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真正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三)充分发挥科学立法的宣传作用

科学的立法应该主动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自觉引导公众对于立法的合理期待,影响公众和社会对于法律的认识和信仰,使立法过程成为倡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的过程,成为公众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精神、接受法律观念、认可法律规范的过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既是一系列原则、制度的实施,也是一种生活、实践与认知的过程提升,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基于其社会关系实践及法律经验形成的对法律的观念、态度以至于对法律的信仰,对一个国家的法制运作和法制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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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依法行政，和谐社会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活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和谐社会是依法行政目标理想。

一、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只有奉行法治，人们在制度的指引下才能充分实现预期，获得利益，整个社会在规划的基础上才能规范运行，各种矛盾和纠纷只有在法治框架内才能得以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一）依法行政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当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就业困难，腐败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农民失地和城市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影响和阻碍了和谐社会的进程。只有在制度上正确反映，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社会公平，依法保障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职能，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发挥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确保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止和制裁，只有严格依法行政，认真抓好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收入分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突出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得到切实保护，才能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二）依法行政是建立诚信政府的首要环节。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是诚信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建设诚信社会，首先要从培植政府信用抓起，必须依靠依法行政取信于民。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要将诚信摆在突出位置。政府工作要有法必依，立言立行，“言必信，行必果”，树立起政府诚信形象，没有诚信的政府就没有诚信的社会。诚信是立国之本，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环节。要打造“诚信政府”，制定决策时要从群众利益角度出发，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理念和人民公仆意识，而不局限于部门和小集团的利益。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在执行有关政策时不受人情、关系等“外力”冲击和制约，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以提高办事效率来打造“诚信政府”，塑造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形象。

（三）依法行政是社会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尊重自由、保障权利、契约社会，着力创造安定有序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以法治作为保障。要通过依法行政保障政治民主，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需要充分表达，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才能引导各种利益主体在以理性、合法方式达到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行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中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依法行政，可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司法保障建立利益救济机制，当社会的和谐关系受到威胁或遭到破坏，公民的合法权益被组织或他人侵害之时，司法机关作为正义的保护神应该挺身而出，预防和打击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只有严格依法行政，始终把控制人口、严格依法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相处，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误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一）依法行政观念的相对滞后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由于受封建专制旧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影响，行政者难以走出行政法即管理法，行政法是管理社会、管理公民的法，行政行为模式就是“命令――服务”的误区；规划意识淡薄，缺乏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崇尚法治的理念，工作主观随意性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权力膨胀，把个人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忽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甚至堕落腐败现象仍然存在，不适应建设法治政府所要求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二）依法行政实践的相对滞后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对建设法治的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影响和谐社会建设。行政执法受到利益驱动与利益挂钩，随意提高罚款标准、跨管辖范围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加重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负担；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时生搬硬套，导致不文明执法、执法扰民、滥用执法权越权执法，野蛮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一定程序上存在监督措施不力，受利益驱动严重，轻事前监督，重事后监督，该监督时不监督，有了利益乱监督现象，对行政执法不作为缺乏监督现象较为突出。

三、推进依法行政助推和谐社会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依法行政观念，助推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建设和谐社会要求行政者自觉坚持依法行政观念，在思想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在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必须从公民义务本位和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力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转变；二是在法治观念上，必须从依法治民、依法治事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转变；三是在责任意识上，必须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化政府责任转变。转变观念，要注重提高行政者法律素养。一是全面掌握法律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懂得授权在民，执法为民；二是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培养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做执法、守法和依法行政的模范；三是培育法律思维的能力，用法律思维来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想到运用法律思维，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二）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夯实和谐社会建设基础。加大制度建设力度，首先要注重把握制度建设的规律。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要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在法律制度上的平衡。其次要坚持制度建设的原则。一是坚持公平原则。制度建设必须是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着眼点；二是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权力与责任要紧密挂钩，权力与利益要彻底脱钩，权责要统一，用权受监督，违法有追究，侵权要赔偿，控权到位、监督有力；三是坚持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一致原则。

（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和谐社会建设体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促进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审批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一是落实“三化优先”原则。就是要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恪守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政策和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要改动的造成相对人受损害的，要依法予以补偿；三是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依法对违反规定，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相互“打架”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废止和修订；四是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并得到老百姓认同，并受其监督。

（四）规范行政执法，抓好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环节。构建和谐社会，行政执法应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文明、公正执法。一是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失职、越权和滥用权力，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要求，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处罚权、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执法与执法者利益要彻底脱钩，保障执法经费；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四是建立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清廉务实、作风过硬的行政执法队伍。五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机制、奖励和责任追究机制。

（五）强化权力监督，创新和谐社会建设监督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一是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和遵守决策程序，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按“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决策失误者责任；二是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三是加强审计、监督等部门监督。通过严格审计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依法处理。此外，行政机关还要重视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处，改进工作，以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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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法治建设对策思考

从当前农村的现状看，经过20多年大规模的普法教育和民主法治创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法制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村各项事务逐步纳入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初步形成了一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的制度及工作机制。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还偏低、农村依法治理的能力还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必须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

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促农。

（一）制定完善农村法律法规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制定了20多部调整农村各类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50多部行政法规以及相关的地方规章，使农业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法治建设尚未完全适应急剧变革带来的复杂局面，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和落实相关涉农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一，根据新农村法治建设要求进一步完善农业法律法规。通过农业立法，在内容和结构上对国家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做出全面而具体的制度安排。要完善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在农业投资方面的责任权限；要针对我国农业法中未对农业补贴做出任何规定的现状，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方面的法律规定，防止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为了强化法律监督明确责任，要增加农业法的“可诉性”。其二，完善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法律。新农村的公共建设涉及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利设施、公共治安、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非常匮乏，无法满足广大农村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国家除了经济上加大投入，还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逐步改变村镇发展缺乏规划，农民住宅布局散乱、建设无序，村容村貌和群众居住环境脏乱差等现象。其三，通过法律促进农村的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解决农村“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差”的问题，使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此外，要选择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同时，对已有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各种村规民约进行清理，对不符合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修订。

（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落脚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进一步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回应群众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实施法治惠民工程。一是依法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经济权益是农民安身立命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依法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是贯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为保护农民经济权益，我国先后制定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并加大了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监督检查力度，农民经济权益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依法保护农民经济权益，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各种侵害农民经济权益的行为，尤其是对滥征乱占耕地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要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进一步健全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二是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让农民享受到实行法治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参与法治实践才会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还权于民，让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农村扎下根。“以民为本，还权于民”是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有效载体，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力保证，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通过实施“还权于民”，切实提高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农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培育农民的权利本位意识，提高广大农村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依法解决农村存在的其他方面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和谐发展。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基础，而完善和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则是促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要把“四民主、两公开”作为村民自治的核心，切实融入到还权于民工程里。镇村干部要以村民的呼声作为农村工作的第一信号，把农民群众满意作为农村工作的第一目标，发挥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锋模范作用，变“官管民”为“民监官”，真正把村干部的评议权、监督权交给农民群众，促使民主监督制度更趋完善、真实。要以村务大事民决制度为突破口，解决农村热点、难点和涉农重大问题。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把农村的各项事务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不断提高农村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同时需要理顺村民自治与乡镇领导的关系，防止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化倾向。三是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走进城市，有的城市农民工占到城镇人口的1/3，农民工诉求不断在增加，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他们真正可以选择的权利救济渠道往往非常狭窄，以致经常发生农民工以各种极端方式、依靠私力救济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的现象。针对公力救济不够、法制不够健全的状况，应该改进公力救济的途径、机制和效率，畅通农民工利益矛盾的诉求渠道，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以强化对这个群体的非凡保护。劳动、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和工商等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建立约束治理机制，帮助外出务工农民处理劳务纠纷。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创新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健全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农民工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三）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新概念，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广大农村干部和村民的素质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基础。做好新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首先，要明确新农村普法教育的重点。针对建设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和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确定一个时期的普法重点内容。要针对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开展发展市场经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不断增强权利义务观念和民主治理意识。其次，要扩大普法宣传面。对一些经济落后的农村，以及农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区，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对涉农法律法规的认知度。第三，创新普法宣传手段。要针对农村群众急需的问题，采取贴近农村现实、适应农民需求，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普法形式。比如可利用各种场所、媒体和平台，采取戏曲、文艺、猜迷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文字化的法律转化为法律意识，使广大公民知法守法，树立法治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障合法的权益，在广大农村大力倡导干部群众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社会风尚。

同时，要根据农村发展和农民的需要，组织和指导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公证员和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农村干部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为村委会的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协助农村基层组织依法处理好本区域经济和社会事务，帮助农村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农民群众同各种坑农害农和践踏损害农民民利行为作斗争。

为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法律的阳光洒遍农村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各级政府还必须把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抓好落实，做到应援尽援，使之受到法律保护。

（四）提高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执法环节对目前农村地区法治环境的形成有较大影响，目前普法与执法实践脱节的问题在一些农村乡镇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有从执法这个环节入手，才能尽快提高乡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进而树立起农民对实行法治的信心。虽然经过了长期普法，屡次培训，但仍有一些乡村干部法治观念不强，有的对法治的理解常常偏于自上而下的“治”，更多地将“法”作为治理老百姓的手段，未能很好地维护农民应有的物质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在农民心中的权威地位。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乡镇、村干部的法律培训，并以此作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要通过多种渠道公开政务，提高透明度，从依法办事做起，建立起农民对乡镇干部的信赖，逐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采取有力的手段教育和警醒少数乡村干部，畅通监督渠道，从他们的一言一行开始来逐步改善乡村的法治环境。要强化多方位的执法监督，加大对乡镇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进一步规范乡镇一级的行政行为，纠正一些执法中的偏差，以改善干群关系、提高政府威信、取信于民。

（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保障。

要围绕村务管理、计划生育、集资提留、廉政建设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等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重点和专项治理。对农村别是乡村干部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要加大打击查处力度，对政府工作人员中出现的害农、坑农事件，要厉行法治，决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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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执行威慑机制 法律完善 权威 方法措施

法院判决难以有效顺利执行是困扰我国司法顺利开展的长期问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0年的5年间，判决后应执行案件分别为2128700件、2068458件、2241535件、2407340件、2418174件，同期实际执行并顺利结案件数为2149625件、2115437件、2225419件、2446027件、2598242件。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建设过程中，“执行难”依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执行难”是一个老问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法制观念的淡薄，造成了从司法、执法到守法都存在诸多问题，长此以往法律权威将受到巨大破坏，国家司法体系建设也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健全执行威慑机制不仅仅是要保护债权人利益，更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体系的完整和威严，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下基础。本文接下来将从威慑机制建设的必要性、现状、不足以及构建措施几个方面进行探究，以为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对策。

一、强制执行威慑机制的必要性及背景

（一）判决执行效果差，权利人权利难以维护

判决执行在我国司法领域一直一个难题，执法机关的无效率，加上被执行人的责任逃避，导致权利人的权利很难得到实现，虽然能够赢得诉讼的胜利，却未必能够获得真实的赔偿。导致权利人权利的维护成为一句空话，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到2010年这5年间发生的民事判决执行率为分别为68.70%、68.71%、69.98%、66.01%、72.50%，未执行率或者执行不到位的比例超过30%。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数据，这就意味着有超过30%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是一张判决，在现实中得不到任何补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执行难”长期存在，法律威严受到挑战

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人治社会的阴影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当前虽然法治建设提了又提，却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努力，更需要法治理念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由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导致了我国人民在解决问题上缺乏对法律的信任和畏惧，一方面表现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以法律诉讼作为最后手段，轻易不通过法律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对法律判决结果拒不执行。以所谓的“理”来违背“法”的规定，长此以往，法律的权威性在社会中也就难以确立。

（三）“执行难”普遍存在，法治建设难以实现

前面提到，“执行难”在我国已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执行难”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长期的等级礼制观念导致老百姓对“理”“情”“德”等道德层面的认同度要远远高于对法的认同，这在封建社会对维系社会关系有着一定的时代作用，但在民主社会中，却无法与时代需求相适应，也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现代话需求。相反这种观念的顽固却会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普遍的“执行难”正是民众不守法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建设人人守法的法治社会的愿望便难以实现了。

二、强制执行威慑机制构建的基本原理

（一）强制执行威慑机制的基本概念

根据不同角度，在国内主流观点里关于强制执行威慑机制主要有三种定义，分别是信用体系约束威慑、违约成本威慑以及社会评价威慑这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强制执行威慑机制，但其中的本质却是相同的，只是在威慑的角度上存在不同。因此以一言蔽之，强制执行威慑机制就是指，国家机关以及被授予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事业单位，对不自觉不主动履行判决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行政权力的威慑，限制其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其违法成本，从而迫使被执行人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觉履行义务的一种措施。

（二）强制执行威慑机制的核心内容

该机制的构建的目的在于使用一定的手段给被执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迫使其主动履行判决义务，因此，威慑机制的核心在于威慑。首先，威慑力就是各部门综合作用的结果，让被执行人切实感受到、认识到拒不执行判决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所产生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要远远高于从拒不执行中获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被执行人主动执行的动力。其次这种威慑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针对任何有拒不执行倾向的被执行人都能产生作用，这是威慑力可以产生效果的一个前提。

（三）强制执行威慑机制的作用对象

一个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有效的解决有一方面的具体为题，如果该机制的建立不具有针对性，或者在现实中不能较好的适用，甚至产生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那这个机制就是失败的。威慑机制建立的原因在于社会之中普遍并长期存在拒不执行判决的情况，但拒不执行也是要分情况而定的，首先根据本执行人实际经济状况可以分为能执行和执行不能。可以说该机制的建立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在客观上能执行，但主观上有逃避倾向的被判决人；对于在客观实际上就存在执行困难的则应当区别对待。否则适用范围武断扩大化，只会削弱机制的威慑力。

三、强制执行威慑机制执行现状及不足

通过针对当前我国强制执行威慑机制运作的过程，以及发挥作用的情况的观察结果表明，我国强制执行威慑机制在现实适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对严重影响了该机制效果的发挥，使得约束被执行人主动执行判决的目的难以实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法院执行情况，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执法的效率的提高，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执行对象扩大化，对“不愿执行”和“执行不能”未做出区分对待；缺乏有效信息共享，难以掌握被执行人真实情况；威慑机制执行措施不完善，实际效果难以发挥；执行主体单一，未形成全方位的部门联动；惩罚力度较低，威慑效果不理想。

四、强制执行威慑机制构建的措施探讨

（一）区分执行对象，根据实情区别化对待

威慑机制执行中可能会存在误伤无履行能力的债务人，为了避免威慑机制执行中出现误伤情况，必须要建立高效的区分机制，增强其对有履行能力的相应执行人的效力。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作用对象。强制执行威慑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执行人的生存权，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给予被执行人司法救济的权利，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避免威慑机制过度，以至于损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均衡处理威慑力度和保障权利之间的关系，既要加大威慑力度，又要保证被执行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当二者存在冲突时，要通过不同的执行对象寻找平衡点。再次，在实际案件执行中灵活对待。不同的案件有其特殊性，这就使得执行工作面临种类复杂、数量繁多等难点，为了更便于区分作用对象，可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以便明确区分哪些是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哪些是不具备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

（二）增加执行措施，健全执行措施体系

要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当前我国相关的诉讼法中关于民事威慑机制的创设还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实际执行中会遇到障碍。这就要求各地法院加快步伐，将一些实践经验纳入到法律体系中。比如可以在执行措施中增加限制高消费或这挂牌督办等制度，增强执行的可操作性。而在使用限制高消费等制度时需要注意，此制度只适用于被执行人不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的，对罚款等金钱债务拒不缴纳的执行人才可以采用。

（三）实行联动执法，扩大执行主体

当前，强制威慑机制执行中通常都是法律在唱“独角戏”，使得实际执行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法院在执行中可以通过有关单位协助，但是缺乏实践。因此，必须要将政府机关等纳入执行主体，这样一来，在法院通知书以后，执行主体就自动转化为通知书所涉及到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权力的相关事业单位等，当然，执行内容不变，只是增加了执行主体，增强了执行效力，推动执行的快速落实。也可以建立由党委牵头，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增强执行威慑机制的效力，比如可以由公安机关出面限制被执行人处境、限制其进行财产的转移和过户等，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面限制被执行人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等。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威慑范围，能够增强执行的威慑力。

（四）建立信息共享，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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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暴力；成因；对策

2016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的学生被同学用厕所垃圾筐扣头。事发后，孩子出现失眠、易怒、恐惧上学等症状，经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家长随后向学校及海淀区教委反映，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统计，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对2013-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这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及审判工作的一些突出特点。首先，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主要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侵财犯罪、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其次，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高中生及职高身份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我了解了发生在河北省肃宁县的几个校园暴力案件的情况：2002年的一名初中的学生与辍学的学生斗殴，将辍学的学生用刀扎死。2015年高中的两个班的学生因琐事发生纠葛进而引起群殴，造成一名学生脸部被划伤，构成轻伤害。因此，校园暴力让人触目惊心，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校园暴力的形成原因

（一）教育因素

教育的功利性非常明显，一切围绕高考，一切为了高考，以升学率、成绩为重。过分重视学习成绩，忽略综合素质的培养，成绩不好的同学容易心灰意冷，产生矛盾后会通过暴力宣泄。有的成绩不好的学生与成绩好的学生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形成敌对，致使成绩不好的学生产生报复心里。

（二）家庭因素

父母的管教方式不当或教育方法有失偏颇，放开二胎前大多数为独生子女，父母过分的溺爱，不容子女受到任何委屈，殊不知，孩子受些委屈有利于成长，经历是孩子最可贵的财富。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如果有人欺负你就还手，不能吃亏，甚至有的家长对殴打同学的子女予以奖励，孩子被打后家长或亲属直接介入，对别的孩子实施暴力。

（三）社因素

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经常出现以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青少年于不知不觉中模仿暴力行为。尤其近年来正处于人治和法治的交替时期，很多事情完全依靠法治不能迅速解决，有的会借助黑恶势力解决问题。某县李某曾靠打架斗殴、盗窃国家石油起家的社会人员起家，后来当选为村干部，并以此为平台结交了很多党政干部，成为该地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该县一中学的学生组织同学拉帮结派，欺负其他同学，性质非常恶略，老师教育他要学习正能量，他说非常佩服李某，要走李某的道路。学生也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不可避免的接触社会，由于其是非观念不强，如果其接触到了社会的反面事务就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造成校园暴力。

二、解决校园暴力的对策

（一）加强普法，校园普法制度化

我们的普法已经经过了六轮，现在已经吹响了七五普法的号角。普法办经常组织律师及法律人员进校园普法，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但是这些普法没有形成制度化，常常是律师等普法人员讲课后效果明显，但过一段时间后，学生都忘了，又恢复了常态。今后的普法要经常化、制度化，由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分包学校，每月到学校普法一次，为学生讲讲典型案例，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

（二）加强立法，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戒力度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为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只有实施杀人、放火、重伤等八种犯罪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法》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或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罚，对于初犯免予治安拘留处罚。这样造成校园暴力事件只能由学校处理，而根据学校管理的相关规定，学校和老师不能惩罚学生，只能说服教育，不能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其他国家对于14周岁以下人员的惩戒都有相应的条令等，而我国对于14岁以下人员的惩戒是空白，应当加强立法，应包括早期预警、及时上报、事中处理以及事后心理干预等全方位内容。此外，《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规定的工读教育等制度，我们教育部门和司法机关要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用足用好我国已有的制度资源。

（三）加强法制教育，设立法治标兵

法治的教育还得主要靠学校，通过老师言传身教予以影响，因此，应当对老师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使老师懂得基本法律知识，尤其是关于校园暴力的有关法律知识。老师懂得后再将给学生，在评比学习标兵、劳动标兵、纪律标兵的同时，评比法治标兵，树立好的遵纪守法的榜样，以先进带动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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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需依赖于健全的法治社会环境，法律有推动促进市场机制形成的重要条件。据统计，全球大概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也有小部分推行市场积极体制的国家没有获得成功，并且各个市场积极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发展程度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与具体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治环境有极大地关系，缺乏一个稳健的法律体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建立论文完善的法治环境，拥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制，并且把市场经济发展都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完善措施

完善法治体制：市场经济活动的进行需要以法律为依托，并且以法律威准绳，只有完善的法律才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必须继续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针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而言，关键是要明确项目建设各方的责任与义务，并确保各方的权力与享有的利益和承担的责保持一致，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

1）加强法制教育我国正在积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环境。建设法治国家，需要要让全民与执法者懂法，此后才可以守法。法制教育对于全民守法的自觉性，执法部门秉公执法的自觉性和执法水平、执法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只有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治水平提高了，才能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才可以促进行政执法部门更加公正公平有效的执法，同时也可以从立法的宗旨、公共道德或其它角度妥善解决守法和执法问题。

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法治社会不仅仅需要全民懂法，守法，同时也要健全对执法部门的监督机制，作为法治社会的管理者，只有加强对执法者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才可以促使执法者公正执法，保证法制建设落实到位，更促进政府工作的廉洁高效。

3）推行项目代建制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工程项目的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的一种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制度。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代建制的推行提供了温床，在实现水利工程的时候，可以选择各方面条件比较合适的项目管理单位进行项目管理，这样不仅减少管理费的开支，同时也更快更好的实现了建设目标和发展要求。同时在实行代建制的过程中，水利工程项目法人通过招投标与选中的项目代建单位签订合同，合同中将严格约定双方的责任、权力和利益，政府实行代建制将会以利益吸引、责任约束的方式促使项目代建单位实现项目控制目标，同时也降低了各方的责任和社会经济风险。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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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云南省蒙自县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92-03

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民间纠纷有所变化。作为化解民间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制度,由于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变革,难以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加强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定纷止争作用;另一方面,应当探讨民间纠纷的成因及预防对策,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 蒙自县民间纠纷概况

蒙自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州东部,是红河州州府驻地。下辖11个乡(镇),86个村民委员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3%,彝族、苗族、回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84%,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5.6%,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蒙自县已建立157个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其中,村(居)调委会101个。总体而言,蒙夏县的人民调解组织已经形成了三级调解网络,基本上满足了基层预防和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需要。自2005至今,全县每年调处民间纠纷2000起左右。2009年,全县共处理1550件民间纠纷,其中,婚姻家庭纠纷438起,邻里纠纷429起,房屋宅基地纠纷152起,合同纠纷47起,赔偿纠纷120起,土地承包纠纷120起,征地拆迁5起,另外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处理临界纠纷2198起。调解成功率为97%。①蒙自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现状

近五年内,蒙自县民间纠纷的98%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之间的纠纷,其中,婚姻家庭纠纷占30%左右,邻里纠纷占35%左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转型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的现状。

(一)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逐年增多且纠纷性质日趋复杂化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土地的大量被征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日益紧缺,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纠纷有上升趋势,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家庭之间、家族之间、邻村之间、民族之间的利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由城市建设规划引起征地补偿纠纷;村民之间因通行、采光、房檐滴水等问题的产生冲突不断发生,并且日益复杂化;农村地区,因进城务工而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引发土地纠纷数量逐年增加;部分村民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互换土地耕种引起纠纷,起因由简单的用水等发展到土地收益、土地征用等方面,纠纷越来越复杂。

(二)婚姻家庭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婚姻家庭纠纷具体表现为赡养纠纷日益增多(赡养纠纷上升趋势较明显,②每年占蒙自县已调处纠纷的15%左右);家庭内土地使用权纠纷大量出现,外嫁女土地使用权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制度问题,由于风俗习惯的影响,此问题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内部纠纷的主要成因;婚姻关系变化引起的家庭内部纠纷有所增加。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缺乏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冲突是引起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因素。③市场经济体制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有些走上脱贫致富道路,有些却沦为贫困群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他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强化,为维护既得利益或谋求更大利益,村民之间就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决策机制滞后,未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而导致纠纷不断产生。

(二)缺乏道德教育和约束机制

随着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理念和城市文明对农民原有的道德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多元价值取向给农村社会带来观念更新、思想活跃的同时,也常常导致农民思想混乱、是非模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明显落后于城市,部分地区虽有道德教育但流于形式,并且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从而形成了道德“真空地带”,导致村民失去价值判断的参照标准。加之利己主义盛行,广大村民的道德导向由道义导向逐渐向利益导向转变,农村道德水平整体下降成为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正因为道德水平下降,夫妻不和、老无所养、邻里不睦的情况才逐渐增多,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主要纠纷。

(三)村民自治组织、村级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我国90%以上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村级人民调解员主要由村干部担任。后税费时代,村民自治组织职权弱化,活动经费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广大村干部未认真履行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职能。相反,出现了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推诿拖办,对村民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或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得罪宗族、家族,对工作敷衍了事;或者“官本位”思想严重,以权谋利,与民争利,在发放粮食直补款、土地承包、宅基地的使用问题上有私心;或者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工作关系不协调,致使村民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产生。同时,身兼人民调解工作的村干部,也因调解工作经费无保障,对调解工作缺乏热情,放任纠纷苗头扩大或者激化,造成调解工作未落实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村民文化程度偏低,法治观念淡薄

笔者调查的个案中,有争夺水资源引起两村村民的争议,后演变为;有村民因民事争议而使纠纷性质转化,如村民甲(彝族)与村民乙(苗族)签订土地出租的口头协议,因租期发生争议而双方大打出手致人重伤,纠纷性质由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该地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广大村民法治观念淡薄。因此,日常生产生活中,有村民为一己之利,不惜越界行为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如何维权,引发大量纠纷成为普遍现象。

(五)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导致民间纠纷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约束该民族的行为规范。如彝族由儿子赡养父母、④“挂红线”、⑤“开除村籍”⑥等习俗,在蒙自县广大农村地区起到规范作用。随着村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有人逐渐认识到部分风俗习惯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冲突,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因是否适用该风俗习惯而产生纠纷。笔者调查过这样一个个案,蒙自县某村六兄弟姐妹发生赡养纠纷,父母是70多岁的彝族老人,四个儿子因是否适用习俗发生争议,相互推诿赡养父母的责任,两个已出嫁女儿愿意赡养父母(不分任何娘家家产),但迫于传统习俗的压力而不敢明确表态。后经村调解小组努力,根据习俗达成四个儿子赡养父母、父母去世后由四人继承遗产的调解协议。因风俗习惯引发的纠纷,若处理不当会导致矛盾激化。此类纠纷约占蒙自县每年调处纠纷的10%左右。

四、预防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产生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预防纠纷的产生,归根结底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发展又以人才为基础。因此,首先,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从基础教育抓起,有计划、有步骤、认真扎实地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该地区人民文化水平,继而提升其综合素质。其次,中央政府应当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力度,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再次,完善地方利益协调机制。地方政府要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政策调节利益关系的功能,不断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如完善农村开发建设中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土地承包管理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道德水平下降是少数民族地区纠纷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重视农村道德建设,不断提升村民道德素质。首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对村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解决村民思想上的困惑;将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让村民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学习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规范村民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其次,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较低,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该地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使广播、电视、新闻等传媒对农村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影响力和渗透力;⑦再次,基层党员干部要重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在广大村民中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引导村民重视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大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村民法治观念

法治社会,人人都应具有法治观念。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法治观念淡薄是引发矛盾纠纷增多和加大解决难度的重要原因。预防该地区纠纷的产生,必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首先,明确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习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村民知法、用法、守法能力,提高自我约束能力,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其次,法治宣传应注重实效,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法治宣传活动,真正让村民学到知识。如公开调解部分典型纠纷(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给村民上一堂很好的法治宣传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进行法律咨询,并鼓励村民多收看收听法治节目。最后,法治宣传的内容应当突出实用性,即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关系,如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合伙企业法、诉讼法等。⑧

(四)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增强工作成效

增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的成效,是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人民调解优势、预防纠纷发生的重要对策。第一,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遍布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贴近群众,能及时发现纠纷。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对人民调解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着力“抓小”、“抓早”、“抓苗头”,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二,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使调解工作规范化、合法化,便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增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成效。第三,完善治安联防、司法、行政等职能部门共同排查矛盾纠纷协调机制,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比如,婚姻家庭等一般纠纷,由人民调解组织排查处理,涉及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土地征用等重大、复杂纠纷,由司法所受理后,根据纠纷性质分流到相关职能部门调处,由各职能部门将处理意见反馈到司法所,再告知当事人,使矛盾纠纷处于规范的流程中,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第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调解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给予制度性保证,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成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的和谐。

[注释]

①上述数据来自蒙自县司法局2009年统计数据。蒙自县土管部门于1982年颁发给农民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证,在2007年开始换发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证时,村民之间发生权属争议,针对此类纠纷的特殊性,蒙自县采取县司法局牵头,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故此类纠纷单列。2007～2009年,共处理3748起民间纠纷。

②在蒙自县乃至红河州内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内部纠纷主要采用家族内部解决、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人调解。近几年,人们观念发生转变,逐渐接受人民调解。此处说的明显是指人民调解组织处理赡养纠纷的数量上升较快。

③刘中起:《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④该习俗的主要内容是:父母年老时由儿子尽赡养义务,女儿不赡养父母,父母去世后,父母的遗产只能由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就由家族内同辈兄弟姐妹的儿子“过继”,再赡养继父母。

⑤在蒙自县的广大农村,婚前都有送彩礼的习俗,此习俗称为“挂红线”。

⑥“开除村籍”,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一度也曾是汉族地区乡村队严重违反乡规民约者施以的严厉处罚。

篇8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 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城乡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利，扎实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道德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形成学法律、讲道德、树新风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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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中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对证人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却相对滞后，在举报人、证人进行举报、作证的前后过程中，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救济方式。证人在作证后遭到蓄意打击报复的恶劣现象，已严重妨碍了中国司法公正和人权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建全证人保护制度，强化证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切实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与利益，对保证司法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一、证人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

证人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在中国，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运行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加快，举报人和证人的安全问题被提到一定层面，对其保护也已有若干法律明文，如《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

法律本身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和谐社会是有法治保障的民主法治社会。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就中国证人、举报人保护的运行实践而言，其情况令人堪忧。2006年，在浙江宁波做小生意的肖敬明为一起凶案作证，办案民警承诺为他保密。可事后因为法院在案件审理时需要实名举报材料，最终导致其身份泄露遭到报复，全家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还有原安徽省某地级市一区委书记张某，在收到他人擅自截留并转交给他的一封举报其违法乱纪行为的举报信之后，动用手中职权罗织莫须有罪名，陷害报复举报人，导致举报人在狱中非正常死亡。证人遭受蓄意报复的恶性事件一再上演，对证人和举报人的保护不力所导致的后果，已经威胁到了法治的公平正义，危害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构建法治化的社会。健全和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而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深刻根基，其中司法公正尤为重要和关键，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权利能否实现，更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正义信念实现的保障。无论从保护证人的切身利益，还是从维护社会正义与和谐上来讲，寻找的有效的对策与出路，设法走出证人保护的困境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中国证人保护不力的原因分析

1.证人保护范围狭隘，立法不明确。就证人保护的范围而言，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保护仅限于证人本人，这与《刑事诉讼法》明确“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相脱节，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漏洞，造成证人保护的对象模棱两可[2]。还应该强调的是，“安全”一词的范围是广泛的，应当包括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名誉安全等。但是证人保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停留在人身安全这一层面上，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钻法律的漏洞，侵害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财产、大肆毁损证人的人格名誉等，这些行为实质上都威胁到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虽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至于如何保障?有谁来负责保障?用什么办法保障?如何启动保护程序?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此外，《刑法》第254条虽然规定了报复陷害罪，但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鲜有操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刑法》仅规定了刑种和刑期，但对何为报复陷害未作明确解释。

2.事前防范缺失，保护实践滞后。中国关于证人保护，《刑事诉讼法》与《刑法》都有相关设计。可问题在于:这些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证人的一种事后短期保护，或是对证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的一种慰藉性保护，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亡羊补牢”往往为时已晚。

实施证人保护的时间与证人可能受到威胁迫害的周期不一致，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规定了对证人诉讼中的保障，忽视了诉讼后的保护;注意到了事后的保障，却遗漏了事先的防范，这恰恰给证人保护造成被动的局面。由于预防性措施的缺失，“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上要显然明显滞后于相关法律规定，这在无形中增大了证人在作证前后受到迫害的风险程度，以及对证人实施保护的难度，给蓄意打击报复证人和举报人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3.信息保密不到位，证人作证意愿不强。保护滞后，导致中国目前在鼓励举报和证人出庭作证方面面临很大困难，造成许多案件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审状况。中国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证人出庭的义务，但是未明确规定证人出庭的具体程序，对证人拒不出庭也没有规定相应的强制性措施[3]，因此长期以来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形同虚设。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不足10%，而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出庭率更低。

三、完善中国证人保护的对策与设想

1.改进信息保密措施，设立专门机构明确保护职责。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言:“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中国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为防止给国家和个人造成损失，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在开庭时公开质证。那么推而言之，在审理需要证人证言的案件时，为避免证人暴露身份而受到迫害，可严格保密证人的信息资料，尽可能不公开其姓名，将证人遭受迫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4]。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时，更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改变、模糊证人面容、声音，通过“隐蔽作证”的特殊作证方式来提供证言，接受质证。

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为避免加重司法机关的职责和财政负担，以及可能出现的因衔接不顺造成保护不力而相互推诿的局面，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可明确证人保护责任[5]。对于因作证而可能受到打击报复的证人实行专职保护，除了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还要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一并列入保护范围。

2.增强保护力度，强化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救济。现代法治社会中，救济也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通过外力解决的资格。对受到打击报复的证人进行权利救济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民事执行法中，早已有民事执行救济的先例，即民事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采取保护和救济措施请求的法律制度[6]。那么，假使能建立类似的制度或形式，来保障给予证人必要的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证证人有寻求并获得需要援助的资格，无疑能增强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有助于走出证人保护不力的困境。

法治的实质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与和谐社会强调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是一致的，都是体现对社会发展、对人的尊严的终极关怀。只有通过对人的权利的确认，保障人们可以充分行使各项合法权利，才能建立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证人是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挺身而出，证人有权要求在其因作证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时诉诸法律，得到救济和保护。国家可以通过给特定案件的关键证人投保的形式，增强保护力度，来保证证人因受打击报复而获得救济的充分可能。

3.完善法律保障和经济补偿，鼓励证人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执行规定》，对于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行为，以及对诉讼参加人、证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从证人保护的周密性出发，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增设一条，即对于蓄意泄露举报人和证人身份而致使其受到打击报复的行为，应予以严厉查处。

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证人出于经济方面考虑的原因。对于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有必要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证据规定》第54条第3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合理支出”由谁来确认，支出费用包括哪些费用，立法上未做明确规定，这就给证人经济损失的补偿制造了难题。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那再好的法律制度也略显苍白;另一方面，物质保障必须有明确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

4.平衡证人权利和义务，保障证人人权。国家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权利义务的实现，来体现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权利和义务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功能上应当是互补的[7]。权利的实现会受到义务的制约，而义务的履行也会受到权利的限制。

中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却忽视对证人权利的保护，存在权利和义务的单一化倾向。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权利之保障除在第102条中提到关于妨碍民事诉讼进行的强制措施外，其他的权利保护难觅踪影。《证据规定》在第54条中简单规定了证人的费用补偿和承担原则，但仅仅如此并不能全面保障证人的权利，消除证人作证的其他顾虑。不仅应该强调证人有作证和如实作证的义务，更应保障证人有获得安全和要求保密的权利。

四、结语

公民自愿依法出庭作证并受到保护，并不仅仅是一个打击违法犯罪的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的法律尊严和司法审判秩序的公正，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和谐进程。证人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是其固有的权利，折射出的是一个正义彰显的社会，一个从暴力走向和平与法制的社会，一个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只有将有关证人保护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证人的安全和利益才不会受到侵害，才能促使越来越多的证人愿意和敢于出庭作证，在国家法律强有力的保护下，以正义之名与违法犯罪和腐败滥权做斗争，同时彰显出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宋随军，姜波，等.刑事诉讼证据实证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吴丹红.证人保护制度探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3).

[3]陈静波.民事诉讼新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4]杨书明.试论建立证人保护机制的必要性与基本思路[J].政法学刊，1998，(3).

[5]匡青松.“攻守结合”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设计与制度安排[J].求索，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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